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
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
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
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
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
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
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
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
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
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
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
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
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
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
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
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
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
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
“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
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
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
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
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
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
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
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
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
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
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
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
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
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
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
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
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
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
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
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
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
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
（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
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
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
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
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
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
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
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
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
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
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
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 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
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
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
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
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
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
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
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
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
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
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
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
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
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
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
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
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
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
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
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
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
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
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
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
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
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
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
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
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
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
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
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
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
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
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
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
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
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
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
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
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
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
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
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
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
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
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
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
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
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
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
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
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
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
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
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
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
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
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
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
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
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
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
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
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
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
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
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
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
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
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
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
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
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
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
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1 5 5|5 31 2-|1·1 5 3|2 1 5-|6·6 5 5|15 12 3 23|6·6 5-|31
22 1-|（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
——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
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
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
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
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
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
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
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
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
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
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
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
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
“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
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
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
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
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
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
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
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
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
“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
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
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
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
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
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
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
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
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
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
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
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
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
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
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
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
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
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
卸下来。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
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
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
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
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x名红
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
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
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
“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
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
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
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
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
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
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
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
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
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
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
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
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
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
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
——”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
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
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
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
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
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
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
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
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
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
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
“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
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
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
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
《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
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
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
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
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
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
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
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
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
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
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
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
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
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
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
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
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
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
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
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
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
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
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
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
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
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
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
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
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
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
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
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
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
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
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
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
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
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
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
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
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
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
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
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
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
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
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
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
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
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
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
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
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
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
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
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
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
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
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
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