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暴风雨的记忆》
编者按语
·北岛·
编者按：
这里收入的文章选自《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一
书，是曹一凡、维一和我共同编辑的，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繁体字
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这是北京四中“老三届”（即六六届至六八届
初高中）学生关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文字的结集。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只有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这场暴
风雨不仅中断了学业，并把他们全都卷了进去。在一所中学的小小舞台上，展开
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可以说这是我们编的“七十年代”专辑的延伸，一直上溯到六十年代。我相信，
通过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不同视角的追忆与叙述，会进一步丰富那一特殊时期的历
史质感，使任何相关结论都显得为时过早或过于草率。
北岛
二零一一年元月十三日
于香港
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
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
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
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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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
报了。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
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
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
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座落
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
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
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
失修，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
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
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
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
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涡。
一 “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
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
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什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
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
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
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
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
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
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
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
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
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
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
片房地产的“变天帐”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
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
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
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
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
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结果是
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
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
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
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
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
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
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 《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
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
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
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六六年春天，语
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
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
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
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
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
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
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
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
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
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
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
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
“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
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三 血雨腥风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
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
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
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
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
扶下台去。
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
是疱；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
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研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
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
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
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
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
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
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
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
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
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
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
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
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
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
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
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四 荒谬的“对联”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
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
“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
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
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
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
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
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
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
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 , 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
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
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
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
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
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
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
“你xxx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
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象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
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
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
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象什么话？”他
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后，一位高干出身的
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
“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那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
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
出身反动，我就是xxx。你不承认我是xxx，那你就是xxx。” 讲到那最后三个
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
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
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
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
抗衡。
五 “大串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
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
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
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
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作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
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
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
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
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
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
下打量着我说，“看你满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
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
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
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
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
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
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纪录，在八
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
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
游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
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
彩的“收租院”。
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稷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
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
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
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座椅椅背从空中穿行，
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
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
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
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
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
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
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
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
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
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候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 “馕” 的面饼。我把面饼转
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
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
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
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
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
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
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手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
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
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
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格西”彼此问候，模仿
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
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
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
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
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纯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上涌。县城
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调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
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来到延安。一路上，
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碣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
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
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
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连”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大串连”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 “党卫军” 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
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 周恩来、江青等
出席。 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
（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
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
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
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
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
凛然，文风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
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长弟，身材硕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
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
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
形势下赢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
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
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
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
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
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
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
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兰格的
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
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份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
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
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
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
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
敲定了。
再到一二零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
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
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
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
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
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
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零一厂交稿。
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
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发行。
七 《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
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
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
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
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
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闫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
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
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
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
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
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
我们沧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
（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
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
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
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
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
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
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
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
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
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
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
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
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
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
《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
《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
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
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
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
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
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
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
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
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
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
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
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
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
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
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
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
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
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
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
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
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
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
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