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
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
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
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
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
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恺
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
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
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讲给一
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
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
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
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
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
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
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
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
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
“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
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
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
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
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
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
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
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
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
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
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
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
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
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
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
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
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
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
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
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
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
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
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
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
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
引为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