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
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
作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
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
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
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
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
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
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
《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
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
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
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
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
穴来风。
八 《中学文革报》的终结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
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
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
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
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
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
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
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
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那一
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
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
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结。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日、二月
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
二零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
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
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
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
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
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
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
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
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
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
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
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
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
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
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
同各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九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
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
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
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连”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
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
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链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
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
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
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贴汉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
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
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
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
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
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
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
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
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
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
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
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
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
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
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
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
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面我就起
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
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
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
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
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
“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
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
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
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
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
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
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
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
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
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
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十 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
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
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宏亮，
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
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
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
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造成的灾难，直到今
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
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
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
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
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
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
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
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
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
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
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
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
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
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
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
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
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
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
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
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
过的问题，比如“你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
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
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
能看到的。”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
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
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
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缀
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弘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
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
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
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
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十一 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
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
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
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
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
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
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
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六八年一月被捕。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
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
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
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
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
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
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
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
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
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
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
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份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份子，你还包庇他，
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把掏出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
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
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他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
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
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
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在另
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在六八年他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但拒绝签字。据内部消息，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
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
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份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
争取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
席”，对《出身论》却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文革报》成
员结伙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
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
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热衷于恶
作剧，比如在我家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
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
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试图让我证实罗克
是其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当局的企图。罗克、
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
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
来信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
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
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
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
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十二 峨嵋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
（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嵋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有
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
头时曾在此隐避，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
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
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得广。在报
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
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
子逗耍一番，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又价钱又降下不少。名不虚传，果然有
白象在池中，混沌不解其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
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
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象峨嵋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
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
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
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
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
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
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
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
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
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
心悦目，散发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嵋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
汇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
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
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
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
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嵋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
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
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
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
一行。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
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
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
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
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
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
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
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十三 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
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
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嵋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按照计划，我们买
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
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
何作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
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
走，陷入暇想，对人们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
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
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
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
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
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
们俩。我看出毛子对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
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
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史第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
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
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回我们车厢门口，在我出示车票后，列车
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
列车起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
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报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
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
和屈辱之中，想起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
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
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
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
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
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
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眩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
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
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
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
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
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
把脚抬到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
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
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至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
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
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作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
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
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
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萤光的
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疱，
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
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
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
身上的蚊疱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
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
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
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
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
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
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
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
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
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
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升炊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
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
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农妇问到我
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
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拉越远，我知道
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
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
页是托尔斯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
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
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
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