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
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
中国人，问她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
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
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
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
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相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
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那是对手，不甘
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
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
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
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
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
讲的中文无瑕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
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
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
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
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
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
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
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
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
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
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
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
与中国士兵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
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
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
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
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
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
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十四 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
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北宫后与罗克分手，
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
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明奇妙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枝、
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大快朵颐，同行的王
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
食呗，” 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
而是一具具尸体。“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
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
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
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
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
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
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的学
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
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
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发现附近文研所无
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
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
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
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
玲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
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
看上就随便拿。”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
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原来我手握折叠水
果刀，削过罗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
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州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
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
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
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角，我们站起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说：“重要的是所有武
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 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
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
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
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
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
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
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
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
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
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
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
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
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砺子。途径沈
阳时，竟奇迹般与长春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渺无音信，如果他真
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十五 插队之际
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
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
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
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
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
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
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
顶眺望，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
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
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清矍安谧，黑色髯须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
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到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
答让我吃了一惊：“佛象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
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
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
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
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窗口的姑娘满
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
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
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
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
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
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十六 尾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际由此扩大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
“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政治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
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
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白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
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
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
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斯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
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
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
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
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
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
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
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
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
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QSJS-
1967
注
册
会
员
. 发
短
消
息
. 加
为
好
友
我的阅读与思考
·赵京兴·
赵京兴，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初因文字入狱，关了三
年。一九七三年先做临时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自一九
八零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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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
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
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
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我回答说没有。队长
提醒我“馒头”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
头一天上午正赶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由“劳
动号”分送到牢房。为落实毛主席把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指示，“队长”宣布，
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汤菜外，馒头代替了窝头。每到这一刻，
总会引起一阵莫名的激动，本不准随便说话，馒头一到手，大家话就特别多。
. 当
前
离
线
大家正欣赏那白白嫩嫩的馒头，我和另一个 “政治犯”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馒
头掰开前里面是否有颜色。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陈伯达，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
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认为，馒头掰开前里面是无所谓颜色的，颜色是光与物质
作用后留给我们的视觉印象，而馒头掰开前见不到光，虽说具备反射全波段可见
光的属性。我罪加一等：宣扬唯心主义，这回和马赫挂上了钩。
一、为什么读书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六岁，在北京四中读初三。在我看来，“文革”似乎有
一种必然性。“要末在沉默中爆发，要末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
改为“沉闷”，就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我用鲁
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时代
的疾风骤雨，甚至已听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滚滚雷声。在同一篇日记中，我用高尔
基《海燕》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头来看那段历史，
正是学校教育的危机触发了一个少年学子的内心矛盾，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终
于走上一条不归路。
按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四中一大特点就是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父辈包括部
长、将军，教授、工程师，甚至国家领导人。要说绝大多数很低调，很平民化，
但不经意的一举一动却透出生活的富裕与优越——他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
层和等级。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这在他们厂
已算高工资了，他们以此感到自豪），要供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吃饭穿衣，特别
是按时缴学杂费书本费，还是紧巴巴的。他们不是政治口号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工
人阶级，公私合营前靠小裁缝铺糊口谋生，合作化后进了工厂，成分只是“独立
劳动者”而已。与许多同学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识的自卑外，也让我深感困惑。
还有一件更让我痛苦的事。当时在学校，对人生观教育抓得非常紧，不仅老师课
上课下讲，还让我们读了大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一类的书——不仅是完
美无瑕、高尚的一生，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让我感到绝望
的是，按此人生标准，这辈子看来都无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灵拷问者，
又是被拷问者。内心折磨得支离破碎，为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惧。
无人可请教，更不敢问老师。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课上，我问政治老师
“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老师一脸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这个人常有古怪念头
的话，我很可能会被打入反动学生的行列——居然敢质疑这样普通的政治常识。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读文学、读哲学。我在初二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可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思想无出路的苦闷与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的反差，让我备受煎熬。“文革”终于
爆发了，它首先宣称砸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让我获得某种解放感——至少可以
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同学中流传，
他鼓励青年人看点“封资修”，要“钻进去再爬出来”，这对我鼓舞很大。虽说
在我从未在阅读上设限，但有了“尚方宝剑”，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尔斯泰《复
活》摆在晚自习课桌上，没人敢说三道四。
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
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
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我在他们的书中读到别人读不到的
东西。即使艰深晦涩如黑格尔、康德，写的其实都是个人的思想历程。有一次赵
振开（北岛）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我
确实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 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
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
二、《出身论》与遇罗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联”已接近尾声，我和几位同学组成长征队，开始了
一个多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翻越太行山，穿过山西，进入陕北沟壑
纵横的黄土高原，最后到达延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解开了我
脑袋里的种种谜团。在我看来，认识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则除了现象，你
不可能发现背后的意义。所谓“眼睛”，指的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能力。事实本身
不会说话，认识既来自客观也来自主观的认识能力。这是我在那一时期形成的重
要思想，后来我在《哲学批判》中做了系统阐述。
一九六七年年初，我们从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学文革报》上，我读到《出
身论》，当即写了大字报，署名“牛虻”，支持《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
主办这份报纸的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背后就那么几号人。头
头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刘力前、刘新等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
队，支持《中学文革报》。
有人通知我说，“老红卫兵”要在北兵马司胡同举办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
我和刘力前等人前去应战。据说那是叶子龙的住宅，被没收后成了“老红卫兵”
总部。会议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作为主辩方，我们坐在长桌
的尽头，辩论对手围坐在桌子四周，后面站满人群。当时我并不知道遇罗克也在
场，他在窗外观看。
在辩论会上我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了。作为主辩手，我临场发挥不错——思维
敏捷，引经据典，外加一摞马列毛经典著作在桌上压阵。我方显然占压倒优势。
这引起遇罗克的注意，他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误写成“赵
金星”，正好我校有个高一的同学叫这名字，信先到他那儿，辗转了一个多月，
才落到我手中。
遇罗克在信中以鲁迅为例，讲述了伟人的悲剧命运——往往被后人利用，失去他
们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对当时极左派对马列思想歪曲滥用的不满。结尾处，
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叙。
就在不久前，由于某些同学家长得知遇罗克的家庭背景出面干涉，“红旗”战斗
队集体退出《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对此，我深不以为然，还是如约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墙与院墙的夹道中搭建的小屋里，除了床，还有写字用的小桌，墙上有
两层木板的简易书架，放着哲学、历史、文艺理论书籍，其中有黑格尔的《历史
哲学》。我正在找这本书，他借给了我。没想到这书和它的主人命途多舛——书
从我家被抄走，遇罗克和我锒铛入狱，他不幸蒙难，书再也没回到主人身边，恐
怕早已成了纸浆。
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阅读范围广。在我们交谈中几乎未
涉及《出身论》一文，我相信《出身论》只是他思想中极小的部分。与其说是交
谈，不如说是辩论。他当时是工人，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
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词犀利，咄咄逼人，激发了我辩论的热情。
我们享受着思想交锋与词语撞击的快感。
我还参加过由遇罗克发起的一次郊游，参加者多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车去爬香
山。他那年二十五六岁，似乎还没有女朋友。他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兴致勃
勃，爬山时总是走在众人前头。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狱中得悉他的死讯。同号们都认为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
在批斗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与《出身论》和遇罗克的关系。而我们这些支持过
《出身论》的中学同学都逃过这一劫。据说与戚本禹有关，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讲话中表示，对涉案《出身论》的中学生概不追究。我当时
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
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
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
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出身论》对特权势力造成建国来从未有
过的冲击。其实，出身只不过是特权势力把持特权的一张牌，据我所知，至今很
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出身论》。相反，人们往往把悲剧解释成闹剧。遇罗克
几次临刑前宣称有重大问题交待揭发，以期延缓刑期等待转机。不少人解释为遇
罗克惯有的机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闹剧。在我看来，他一定怀有真诚的信念，相
信自己的行为与“文革”发起者的动机是一致的——矛头指向特权势力。正如恩
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
个房间。可以说，一代人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特权势力，否则改革开放
不会那么顺利，但真正对中国特权势力造成冲击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
在引入市场机制后，金钱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击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权势
力。但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探索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悲剧
的根源。
三、北京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当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北京图书馆对外
开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秽图书如《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作品外，
一律敞开阅览。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置信。
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来到北海
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大门外排队。为了确保每天都能进去（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
位号），并继续借到头天没读完的书，唯一的办法就是早去。最难熬的是冬天，
在严寒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是一种考验。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对面，那里日
夜有人站岗放哨。警卫战士对与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
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历哲书籍，还结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读书的喜悦。
而北京图书馆最后关闭像开放那样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后来保持来往
的只有林大中、林大庆兄弟俩。林大中长我几岁，那时是北京摩托车厂技术员，
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艺批评，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庆小我几岁，
借阅的主要是乐谱和俄罗斯文学，他长得如我想象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
后来进电影学院，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关于中国阶级划分问题的讨论。
当时都自带干粮，图书馆提供白开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厅或楼梯拐角处，
边吃边聊。一天，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聊起马蒂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他
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官民两个阶级。那时我倾向于用
社会力量来描述中国不同的社会集团，认为用阶级这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
社会结构。即使用阶级概念，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仅仅分为官民两大
阶级似乎过于简单化。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多年。后来我的研
究结果证明，对于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它离真理的门槛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图书馆关闭了，我的读书生活并未中断。我常常泡在旧书店；
或在废品收购站，从别人手里买下当废纸处理的旧书；或与同学互通有无，他们
几乎个个都是书痴。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字，我特别翻阅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国
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大事记(1909-2009)》，发现对
“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开放一事要么一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猜想，这些
书的编著者实在无法解释，在一个“焚书坑儒”的年代，为什么北京图书馆还会
对外开放？
四、大字报与隔离审查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九年初，我总共写过三张大字报。第一张是我和同班同
学刘力前一起写的一份声明，缘由很简单。刘力前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的普通干
部，我父亲是“独立劳动者”，都不算红五类，也非黑五类，我们认为剥夺我们
参加“大串联”的权利违背毛泽东思想，按当时的逻辑就是“造反有理”。我们
俩说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开那间代表权力的办公室，取出公章，一连盖了好
几张外出证明信。这势必招来红卫兵组织的质问和围攻。为说明我们行动的合理
性，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动。随着
读书兴趣日益浓厚，我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越来越小，或者说读书就是我最热爱
的实践。
第二张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论》的大字报。第三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
去上山下乡”，时间应在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不久，即一九六八
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为了申明我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
张大字报的题目也过于胆大妄为了：不仅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敢公然与学校
工宣队叫板。由于熟读毛主席著作，用起来得心应手，我首先从概念上阐述毛主
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含义，然后引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有三种
形式，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即便
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
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我爱抠字眼，注重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对“文
革”中流传的毛主席指示，我认为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