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别强调过“党内共同语言”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
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语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认为真理在握，更
加理直气壮。
本来“工宣队”对我整天捧着《资本论》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极不满意，质问我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却要读‘资本’论”。这张大字报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赶上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们把我抓进学校，隔离审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关
押在四中音乐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来，那里一直关押着“牛鬼蛇神”，后
来都是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我被关进去时，廖锡瑞老师还关在那儿。和我前后关
押的还有黄其煦和史康成，还有其他人，名字都记不住了。
那时廖老师似乎刚满四十，在我们眼里已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了。他是我们班语
文老师，总能带来某些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比如“莱塞”（激光）。让我记忆犹
新。我们亲热地称呼他廖先生。在关押期间，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每天他总是低
着头被几个学生带去劳动，却没有机会打声招呼。改革开放后，廖老师连续三年
带出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来在北京办了所高考复读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前
几年，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为他庆贺了八十大寿。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时还不太熟，只记得他有一次用暗语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
黄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为鼓捣无线电发报机，被派出所以“特嫌”之名送
到学校，他和我同年级，时不时能聊上几句。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组织
了几次我的批斗会，除了针对那张关于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以及我的日记片断，
再就是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纲。幸好阴错阳差，批斗我的人
尚不知《哲学批判》的存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写在《哲学批判》之后，手稿早已遗失。我能
记起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农业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化必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
题，这在我的《哲学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关于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问题。我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农业之间缺少社会化
的联系，从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社会主义要想从
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包括农业和工农业关系在内的生产社会
化。农业社会化主要是因地制宜基础上的分工，而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由之路。在
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资金进行管理，从而在资源分配上发
挥核心作用。我后来报考研究生时选择货币银行学专业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今
天，从一名职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研究结论倒不如说
是猜测更恰当，它来自于我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既缺少严密的经济理论基础也缺
少经验材料的支撑。
批斗我的人认为提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没说过。
为了自我辩护，我只能说，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触
犯了林彪的“顶峰论”。
对“工宣队”的种种作法，我认为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的基本原则，故决定上告。
被关押近一个月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厕所紧挨着院墙，由于院墙很高，
几个看押的学生放松了警惕。我经常练单杠，一个引体向上就轻而易举翻了过去。
我一路狂跑，找同学借了点儿钱，冲向永定门火车站，搭火车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乡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学已在学校安
排下去东北、内蒙、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山西、陕西的农村，剩下的少数人
自找门路。有两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东北的莫里达瓦，一个就是河北的
白洋淀。这两地不仅收入高，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
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同学，于一九六八年陆陆续续
到白洋淀安家落户。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诵。这里后来还出了一批诗人，像多多、
芒克、根子。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学文革报》的一员，我是在卖报时认
识她的。由于顶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几个女附中同学来到
白洋淀插队。我曾在这儿住过几天，和当地老乡的关系不错，也算是“下马看
花”。逃脱后，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诵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岛上，那是个仅有几百户的渔村。在这儿插队的还有的
三个女附中同学，后来她弟弟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来了。一度招来不少北京的
地下诗人和画家，留下足迹。
话说回来。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
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学家，既没钱又没换洗衣服，只好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
告诉了我父亲。他是过来人，知道逃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我送回学校。不过
没多久“工宣队”就把我放了，估计是申诉信起了作用。“工宣队”队长找我谈
话时说，四中再有两个像我这样的，他们就得卷铺盖滚蛋。这里的“得”是老北
京话，发“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这次虽把我放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没过一年，“工宣队”找了个碴儿，把我
直接送进了公安局。
五、《哲学批判》与牢狱之灾
我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初二就看过我大姐上中专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读本。我也喜欢文学，尤其偏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等带
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后期，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作，
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贝克莱，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
篇章；当然还有马克思（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罗汉诺夫。为吃
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用很长时间钻研《资本论》。
通过阅读，我对哲学有了独立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有抄书的习惯，
把我喜欢或认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并每天写日记，整理一天的
思想。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
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
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
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
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而我却是按哲学
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
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
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
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
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
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
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
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
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
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
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动规律（或者说人的
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
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
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
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
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知识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
成。这刚好是我预定的时间——我准备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陶洛诵。用一本哲
学著作作生日礼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与她分享，尤其她正处在对人生
对社会无限困惑与迷惘的阶段。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阶梯式，我在扉页写下：
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
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们似乎对“历史哲学”部分更
感兴趣，恐怕因为包括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史，从劳
动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阶级，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无
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
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
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这正是陶洛诵的理想。她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一直被批斗，她对没完
没了的阶级斗争感到厌恶。我想告诉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是某些人曲解马克思
主义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
这部分是受逻辑与灵感支配，涉及现实的思想完全脱离现实，不仅提出发展商品
经济纯属异想天开，在结尾处展现的未来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整个人类劳动将
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
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板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
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板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
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
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
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告了公安局。
由于没有经验，那几位女同学又把蜡板扔进插队所在地附近的井里。对此我一无
所知。
一九七零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诵在我姐姐家刚吃完饭，突然一帮我们学
校的人闯进来，把我带走。到四中不久，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起来，
塞进轿车。
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点多。搜身登记随身物品后，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木
栅栏监房，那小门弯腰才能进去。犯人分两排躺在木地板上，头冲墙，脚对脚。
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虎笼式牢房。犯人们被惊醒了，纷纷坐起来，
为我腾出地方，我终于靠墙坐下。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
实的警察，提审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
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
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陶洛诵的声音，她在院里大声向队长提出什么要求，显然是
告诉我，她也在这里。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本来并没打算抓她，而她坚持“不
论到哪儿”都要和我在一起，结果作为同案犯也被关进来。
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乎都是所谓政治犯，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没有这个
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两类：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约十多个同号，包括
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医学院大学生，女六中语文老师，其他几位也都因思
想或言论而获罪，只有一个所谓“老炮”（即长期关押的老犯人），是国民党军
政人员，解放后被捕入狱，“文革”中趁乱从劳改农场跑出来，再次被捕后暂时
羁押在这里。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
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
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铐，下有脚镣。我昂
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共产
党。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
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
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再往后的故事，超出本书限定的时间范围，为了给读者个交代，还是简单说几句。
在西城分局关押了三年，仅提审三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十八岁中学生能写
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
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
的“罪名”）。一九七二年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
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内部
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剥夺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
试资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
《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
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
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手稿还给我，而《关
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陶洛诵早我半年出狱，重返白洋淀插队，在小渔村做民办教师。我出狱后做临时
工，空余时间重操旧业——阅读与思考，只不过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哲学转向经
济学。促使我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
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
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
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暴风雨的记忆》 回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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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
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
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
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
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
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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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
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
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
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
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
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
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
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
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
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
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
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
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
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
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
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
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
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
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
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
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
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
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
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
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
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
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
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
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
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
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
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
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
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
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
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
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
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
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
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
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
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
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
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
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
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
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
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
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
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
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
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
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
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
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
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
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
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
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
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
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
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
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
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
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
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
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
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
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
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
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
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
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
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
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
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
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
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
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
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
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
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
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
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
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
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
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
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
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
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
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
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
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
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
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
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
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
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
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
“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
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
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
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
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
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
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
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
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
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
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
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
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
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
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
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
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
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
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
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
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
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
“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
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
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
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
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
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
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
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
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
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
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
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
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
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
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
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
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
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
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
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
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
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
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