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打她一进门，我就留心看着她的反应——离婚后，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寓。
那时，一度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将居室收拾得井井有条。直到今天，我的家又充满了生活和爱的气息，因此，又重复现出一片凌乱：过道上乱丢着苏珊娜的玩具；起居室里，养着一条四须淡水鱼，那是里奇的宠物；咖啡桌上，两只用过的脏酒杯还来不及洗；还有一架内脏被掏空了的电话机，那是苏珊娜和里奇有一天为着要研究声音是从哪发出而拆下来的。
“去后边看看，”我说着，继续把她往里边引，直到后间卧室。我的床都没有铺好，梳妆台的抽斗半开半合着，露出男人的短袜和吊带。妈的脚，不是踏到了运动鞋，就是踢着了苏珊娜的玩具，或者是里奇的便鞋……
妈的脸铁青，痛苦地扭歪着。
现在，她不得不正视这么个现实：我和里奇已经同居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她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她一定要说一点什么的。
我从壁橱里取出一件貂皮大衣，那是里奇送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收到的礼物中最最奢华的。
我披上皮大衣自我欣赏着，一边讪讪地说：“可是，这件礼物多少显得有点傻乎乎的，旧金山，无需貂皮大衣。但这似乎也是一种时髦，送妻子或女友皮大衣。”
妈一声不出，探头往壁橱里瞟了一眼，那里里奇的领带和西装，和我的衣服挂在一起。她伸手摸了摸貂皮大衣，说：
“这算不上是上好的。那是用碎皮拼起来的。再说，毛头也太短了一点。”
我觉得深深地受了伤害。“你怎么可以这样来批评一件礼物！”我抗议道，“他这是表示一种心意。”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她说。
经她这么一批评，那件皮大衣似一下子黯然了，失却了原先的光彩和华贵，看上去蔫塌塌、旧兮兮的，俗不可耐。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你要我说什么？”
“喏，这一切。”我扬手划了个大孤，指着里奇留下的一切痕迹。
妈环顾一下卧室四周，再看看客厅，最后说：“你有你的事业，终日忙忙碌碌，你将家里弄得这样一塌糊涂，我还能说什么呢？”
妈就是这样厉害，她永远知道如何击中要害。摊上这么个母亲，想象得出，我有多痛苦。她对我所作的每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都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中。
二
十岁那年，虽说尚且年幼无知，倒也十分确切知道，自己在棋艺上有一种天赋，我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棋盘上制胜我的敌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而且也养成我的好胜和逞强。
妈就喜欢将我本人，也作为奖品一样向众人炫耀卖弄。她常常还要插进来大谈特谈我的棋艺，好像是要以我的参谋长而自居。
“是我提醒女儿，将马抄到对方后边去的。这不，她不是赢了！”她会这样大咧咧地对人家如此吹嘘着。当然，这话她说是说过的，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上一百遍，与我的得胜也毫不相干。
她还会对上我们家的那些朋友大言不惭地说：“这下棋，就是讲窍门，只要窍门把住了，哪怕你闭着眼睛走，也会赢的。”
我就讨厌她这种卖弄和瞎吹牛。一次，就在斯德克顿大街上，我当场就与她吵起来，当着一大簇路人的面，我对她大嚷大叫，我说她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还非要充内行？她应该沉默，少开口。不料这一来，倒生效了。
当晚，直到第二天，她都不睬我，好像根本家里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知道她在使激将法，我才不上她的圈套呢。因此我也不理她，等着她先来开口。
就这样，我们互不答理地过了几天。那天，我坐在自己房内，呆呆望着床头那个绘着六十四个方格的大棋盘出神。突地我生出一个主意了：我决定不再下棋了。
当然，这只是个计策，并不真的我就此放弃下棋了。于是晚上，我不再似往常那样躲在房里钻研棋艺，却大摇大摆地去起居室，挤在哥哥们中间看起电视了，而且还故意将指关节扳得咯咯响，存心惹得哥哥们大声抱怨着：
“妈，你看薇弗莱呀，你快叫她别捣乱，让她出去。”
然而妈却只作没听见。
我虽说不怎么着急，却意识到，我必得再有个更激烈的举动，让妈不得不首先向我开口。我暗暗决定，再牺牲一次下周的大比赛。这一来，妈总得开口了。因为这次棋赛的发起人是教会的慈善团体，如果我表示拒绝参加这次比赛，那召集方面一定会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必会连哄带逼地要我去参加。
不料，她那边还是毫无动静。比赛时间到来了，又过去了，她依旧按兵不动，连问都不问我一下：“为什么你不下棋了？”可我却关在房里哭了一个晚上。因为我得知，这次比赛的优胜者，竟是那个我接着两次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的男孩子。
我终于领尝到，姜还是老的辣，我拗不过我妈。但现在，我对这套“斗智”游戏也厌倦了，因此，我决定假装让她赢算了，就我先开口吧，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我打算再准备下棋。”我向她表示，想象着她会笑逐颜开，还会询问我要她做些什么吃的。
然而，她只是皱着眉盯着我眼睛看了半天，然后尖着嗓子说：“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你以为这很简单是吗？今天高兴下棋就下棋，明天不高兴了，就不下，再过一天兴致来了，又下了……你对每件事都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天都要变上好几遍。”
“我说了，我这就要下棋了。”我喃喃地说。
“不行啦！”她猛地一叫，我头皮也随之一炸。“没那么容易啦！”
我愣住了，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我回到自己房里，默默对着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方格发呆，计算不出自己下一步棋子究竟该如何走，直到那黑白格子在我视野中重叠混淆起来了，而我也相信，事情终会好起来的。
天助我也！那晚我突然发起高烧了，妈整日坐在我床边照料着我，喋喋不休地责备我不该不穿外套就上学去，还喂我她自己滤过的鸡粥……真高兴，妈又跟往常一样了。
可待我热度退了，我发现，妈真的完完全全变了。在我练习棋艺时，她再不跟着我兜圈子了，她也不再擦拭我的奖品，也不留心报上有无我的名字，更不再剪报加以保存……我与她之间，似生出一堵无形的大墙，每天，我都在悄悄伸手摸索着这堵墙，忖思着它有多高，有多宽……
就在接下来的另一次比赛中，尽管我已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可还是输了。更令我难堪的是，妈对此还是一言不发，而且好像还带着一股沾沾自喜的神情，似这一切，都是她一手策划的成绩。
我恨死自己了。当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又开始对棋艺冥思苦想，奇怪的是，那个六十四个方格棋盘对我，一下子陌生了，它们曾有过的对我的默契、感应，那份操纵全局的自信和感觉，荡然无存，好像我失却了那根指挥它的魔棍。一下子，面对棋盘，我觉得是那般的无把握，那般的生分疏远，且人人都看出了我这致命之处！
以后我虽然还是继续下棋，再没那种十二分的自信和极度的良好感觉了。我认真思索掂量每一步棋路，战战兢兢地拼着命坐在棋盘前。每胜了一局，我便觉得侥幸和安慰，可每输了一次，便觉得有一种无际的恐怖把我淹没了；我已不再是个神童了，我的天才已离开了我，我正在逐渐变成那种十分平庸普通的人。
直到后来，我连两次败在同一个男孩手里——可几年前，我常轻而易举地击败过他，这时，我完全停止下棋了，当时也没有谁对此持异议，那年我正好十四岁。
三
当晚，我被妈就那件貂皮大衣挖苦了一通后，便打电话给玛琳诉苦，玛琳当即在电话里说：“我真不明白，你可以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可你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
“我好几次是要开口的，话都涌到喉咙口了，可给她那么几句轻飘飘的，刀子样割人的话一搅动，我……”
“那你就干脆叫她闭嘴！”玛琳说，“叫她不要再管你的闲事，让她闭嘴！”
“你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我苦笑着，“叫我母亲闻嘴？！”
“当然叫她闭嘴！”
“唉，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
不过，令我更害怕的是，我不知妈将会如何对待我的里奇。她将会如何数落他，评价他，让他难堪……最初她会保持缄默的，然后，会就一件小事讲开了，一句又一句，阴阴地，颠来倒去地数着它的种种不是，不时，过一阵，又拿出来温习一遍，再从头数落一次，直到他的长相、个性、灵魂都给描绘得面目全非为止。即使我对她的伎俩是早就领教过了，可我还是害怕，害怕一些看不见的真理，会随着她的话语飞入我的眼睛，改变我自己的视觉，将里奇从我心目中的出类拔革形象，变得平庸俗气，令人不快。
在我的第一次婚姻中，陈马文，我丈夫，在我与他私奔时，我才十八岁，他也不过十九岁。在我与他恋爱时，他几近是完美无缺的。他毕业于罗厄尔，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然后进入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并得到奖学金。他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腱一样的肌肉，在胸前还有一百四十六根象征阳刚之气的黑毛。他可以逗得人人大笑，自己则笑得最响最长，他的笑声极有魅力，色迷迷的。
他一周七天，天天都过得快活热闹。那时只需他一句“星期三下午”，就足以让我神魂颠倒。
就这时，妈警告我了：我看这个家伙的脑袋瓜里，已钻出懒虫了。他如此热衷高尔夫和网球，只是为了逃避该尽的家庭责职。他可以趁这工夫，在穿短裙的女孩子大腿上瞄来瞄去，他摆阔地扔出十块钱给陌生人做小费，然而对家庭，他的荷包却显得特别小气。他宁可花上一整个下午摆弄自己那辆红色的赛车，却不愿开车陪妻子去兜风。
平心而论，对陈马文，我从未恨过，直到现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更糟糕，说明我对他的感情，根本已冷漠到无所谓了，连失望和蔑视都产生不了。还未分手时，在夜深人静苏珊娜入睡时，我便觉得透心的孤独。由此我会怀疑，或许是我妈破坏了我的婚姻？
谢谢上帝，妈的破坏，尚未伤害我的女儿苏珊娜。虽然当时我差点做人工流产。
那时当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真的恨死了。我立时把陈马文揪到浴室里，狠狠地对他发作了一通。当即我们准备把胎儿打掉。岂料阴差阳错，我们找到一家反对人们流产打胎，希望给孩子以生的权力的一家诊疗所。他们当场给我们放了一场电影，就像洗脑子样来劝说我们。电影里，我看见即使只是七个星期的胎儿，也已经长着小小的手指。它们的半透明的手指居然还会蠕动。旁白说：它们是在攀附着生命的门框，它们要到人世上来——谢谢他们的电影，我才保下了苏珊娜！苏珊娜真正是十分可爱，特别当她弯曲起手指捏成一个拳头，塞进嘴巴恸哭时，那纤巧的手指，总让我想起那胎儿的纤纤手指。
我还是为里奇担心。我明白，自己是那般脆弱，我生怕自己心目中的里奇的形象，会被妈那番信口开河的议论和夹枪带棒的言语冲毁。因为里奇深爱着我和苏珊娜。他的爱是那么的坦诚和毫不含糊。他对我并无他求，只需我存在，就足够了。
他对我说过，因为有了我，他自身变得更完美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这样的自白，令他作出的种种表示爱情的小把戏，也显得隽味无穷。
比如在上班时，他的职责，是把我所需的资料用钉书机钉好传给我。通常，资料前总别着一张写着FYI①的便条。可他则在FYI底部注上他自己的含义——Forever You and I②。公司不知道我俩的关系，因此他得以经常玩这种爱情小游戏，他这样，令我十分感动和幸福。
①For Your Information，你的资料。——译者注
②你我永不分离。——译者注
性，真是最最捉摸不透，最最变化多端的了。我想，他属于那种温存型的男子。
确实，在这方面，他真的是温和却又笨拙。他常要絮絮问我：“这样好吗？我没伤你吧？……”他对我的动作那样温存，那样注意与我配合默契，我想，他是在潜心维护我的自尊。可他一点也不抑制自己，只是小心翼翼地唤起我的激情，那样的体贴细致，就像在发掘一件小小的珍宝。我完完全全向他袒露了自己，赤裸裸的，我这不仅是指我的肉体，也指我个性中最最隐蔽的、不可告人的私处——我完完全全向他袒露了自己。他坚持、唯有在这个时刻，才是人的真正本性的袒露。他容不得我对自己有所遮盖掩饰，每逢他对此有所觉察时，就会强把我的双手从眼睛上拉下，然后眼睛对着我的眼睛，喃喃地向我诉着不尽的情话。
我从没想到，世上会有这样真挚的爱情，我对此是很珍视很看重的，我真怕，妈会把它玷污了。我不愿意。
动足了脑筋后，终于生出一个妙计。我为里奇设计了个计策，以让他把我妈争取过来。说穿了，就是让我妈给里奇烧一桌好菜，而里奇，肯定会赞不绝口的，这样，一切就好办了。这方面，亏得了素云姨帮了我大忙。素姨是妈的多年老朋友了，她们形影不离，来往频繁——我这意思就是，她们暗自一直在不断攀比和自夸，我，则供给了素云姨一个自夸的机会。
那个周日从北部海滩回来，我就向里奇建议，去素云姨和坎宁叔家坐坐。素云姨家与我妈那里，相隔没几条马路。那已是傍晚时分了，正是素云姨要准备晚餐的时候。
“留下吃饭，留下！”她竭力挽留着我们。
“我们只是走过进来坐坐而已……”我还客套着。
“都为你们准备好了。看，四菜一汤，你们如果不留下来，吃不了，可浪费了！”
当然不能浪费。三天后，素云姨收到了我们的一封感谢信，我写道：“里奇说，这是他尝到过的、最好的中国菜！”
一天，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请我吃饭，为了补偿爸爸的被延误的生日。哥哥文森特将把他女朋友丽莎带去，因此，我也可以带个朋友去。
我就猜着她会有这一举，因为，烧菜是她最拿手的一招，是她的全部才能、力量、智慧的凝聚点和总表现。她一定要竭力证明，她要比素云姨行得多。因此，赴宴前，我反复叮咛里奇，就像教三岁小孩似的：“饭后你一定要对她说，她烧的菜，是你尝过的最好的中国菜，要远远好过素云姨的手艺。千万千万！”
那晚，我一直在厨房里陪着妈烧菜，一边等着瞅准机会，把我们准备在明年七月结婚的计划告诉她，大约还有七个月的光景吧。妈则一边忙活着，一边不忘记数落着素云姨：“她只会看着菜谱烧菜。我的菜谱，就都在我的手指间。”
我希望她会谈谈里奇。当里奇按响门铃时，她强挤出几分笑容把他迎进来，一边一双眼睛将他从头到脚睃了一通，一定在暗自核实着素云姨事先对她讲过的对里奇的评价。我等着听她的评价。
里奇非但不是中国人，而且还要比我小好几岁，更麻烦的是，他长着一头鬈曲的红头发，鼻子上还布满了橘红色的斑斑点点。他个头偏矮，结实敦厚，穿着深色的公司制服，看上去彬彬有礼却不起眼，很容易让人忽视，就像葬礼上的死者的远房侄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在同一公司共事，可在第一年里，我竟一点也没注意他。但妈却注意他的每一处。
我终于鼓起勇气，在厨房里轻声问她：“妈，你对里奇印象怎样？”
她只顾热锅快炒她的茄子。伴着阵阵剧烈的油爆声，传来她冷冷的话语：“他脸上的斑斑点点可真热闹。”
瞬时，我只觉得芒刺在背。“那是雀斑，妈。雀斑代表福气呢，这你知道的……”我太激动了，声音也响了起来。
“是吗？”妈天真地问。
“是的。雀斑越多，福气越好，大家都这么说的。”
她想了想，笑呵呵地用汉语说：“怕有点道理。记得吗？你小时候出过一次水痘，斑斑点点地出了一身，瞧，你福气不是就来了？在家里足足躺了十天，多福气！”
同样的，就像在厨房里我解救不了里奇一样，在餐桌上，我也解救不了他。
他特地买了瓶法国酒。他一点不了解，我父母根本不欣赏此类酒，我父母家甚至都没有酒杯。然后他又犯了个大错，就是竟连饮了满满两大杯冰镇酒。
我递给里奇一把叉，他却坚持要用象牙筷，并且将它操成八字形，就像鸵鸟的两只又蠢又笨的八字脚。一次，当他笨拙地夹起一块浓油涮酱的茄子往嘴里送时，这块汁水浓浓的可口之物，竟滑落到他两腿的岔开处。
他还拒绝吃绿叶蔬菜。他不以为，在中国餐桌上，拒绝第二筷，是十分失礼的。
最糟糕的是，他竟批评了我妈的菜，他不明白，这向来是中国式的谦虚。比如，妈端上了她拿手的清蒸排骨和腌菜，这从来是她的精心之作。尝了一小口后，她便故意抱怨着：
“哎呀，这菜不够咸，淡而无味。”她不满地摇摇头，“简直无法入口。”
这从来是我们家的惯例：先吃上一口，然后称赞一番妈的手艺，但这次未及我们开始，里奇便说道：“它所需要的，就是加点酱油。”然后便顺手从调味盆里拣出酱油瓶，于是，在妈的恐怖的注视下，一注黑色液体倒进了排骨。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妈能发现一点里奇的善良和随和，他的幽默和可爱的孩子气。
只是里奇对这一切，却是浑然不觉。那晚回家后，他还甜嗲嗲地凑上来：“嗯！我与你父母挺合得来的。一切都很好。”完了，便开始像只卷毛狗似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心等着得到爱抚。
我套上睡袍，暗示今晚我没那份情绪。我又想到刚才里奇是如何紧紧抓着我爸妈的手摇晃不已，一边在他们肩头拍拍就如他平时对待客户似的，口里还要没大没小地说：“再见，琳达，龚丁，我们会再来看你们的。”竟然对我父母分别叫琳达和龚丁，但除了少数老亲，从来很少有人对他们直呼其名。那场景令我回想起来，依旧心惊肉跳。
“呃，你妈说什么了？”里奇问。他这是指我们的婚事。早几天我曾跟里奇说过，我要先跟妈提这事，再让妈转告我爸。
“我没有捞到机会跟她说这事。”我说。那是真话。真的没有合适的机会。反正妈一会议论着里奇不会打算着过日子，饮那么贵的酒，一会又说他脸色不好，显得太苍白了，还说苏珊娜看着很悲凄。
里奇却笑了。“那要花多少时间？只消一句，爸爸妈妈，我要结婚了，不就行了！”
“你不懂。你不了解我妈。”
四
那晚，我躺在床上，久久未能入眠。里奇把一切都搅浑了，糟糕的是，里奇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个所以然，可怜的里奇！我永远只能是妈手中的一只棋子。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迟，两侧太阳穴还在作疼。里奇早已起身，淋浴过后在看报纸了。“早，宝贝！”他向我打了招呼，一边把玉米花嚼得咯嘣咯嘣的。我匆匆穿扮好，径自驾车去妈家。
玛琳说得对，我真的必须与妈开诚布公，她不要再对我使手段了，这令我痛苦极了。一路上我越想越生气，待我刹好车上楼时，简直有点兴师问罪的架势了。
是爸开的门，看到我，他颇感意外。“妈呢？”调整好呼吸，我力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爸指指后面起居室。
妈躺在沙发上，睡得很熟，头枕着白色的绣花垫巾，嘴唇不再是严厉地抿得紧紧的，她的入睡的脸面，显得十分安宁，似连皱纹都隐去了，看着就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孱弱、天真无邪。她一只手臂软软地耷拉在沙发边，所有平时我觉得的那股威严和强悍，一下子都消遁了。现在的妈，显得那样孱弱、单薄、无助。
一阵突发的恐怖淹没了我，她看上去似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她死了！我曾一再祈求，她别进入我的生活之中，希望她就在我的生活以外生活，现在她默从了，扔下她的躯体走了。
“妈！”我尖声叫了起来，哀衷地哭了。
她慢慢睁开双眼，眼皮一抖，她一切力量又都回来了。“什么事？呵，妹妹来了。”
我一下子哽住了。“妹妹”是我童年时的小名，已有好久，妈没叫我小名了。
妈从沙发上坐起来，那一脸皱纹又回来了，只是现在瞧着已不再是那样强硬的粗线条，而多了几分忧柔善感的韵味。“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仅仅就这么一会儿，我对她的那股兴师问罪之劲，早已消失，而为她显示出的那另一面：孱弱、天真，我为这些我颇陌生的品格而惊异、迷惑，这种太快的感情转换，令我就像突然给拔去电插头的灯，一下子麻木黯然，脑中只是一片空白。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故意以一种无所谓的声调说：“我不过只是要与你说一声……里奇和我，要结婚了。”
说毕，我认命地闭上双目，等着她的铺天盖地的辱骂、反对、数落……
“我早知道了。”她只是很平静地说，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我还要再跟她说一声。
“你已经知道了？”
“当然。即使你不跟我说，我也知道了。”她依旧很平静地说。
哎呀，这可更糟了。原来她早知道了，就在她奚落我的貂皮大衣，数落着他的嗜酒和讥诮他的雀斑时，她已知道我们要结婚了。她不喜欢他，看不中他。“我知道你看不中他，”我以颤抖的声音说，“我知道你恨他，认为他不够好。可我……”
“恨他？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恨你的未婚夫？”
“你从来就提都不要提他。那次，我一提及他和苏珊娜俩玩得很开心，你……你就立时把话岔到别处去了……开始谈什么爸爸要做个外科造影手术……后来你又……”
“可你认为什么更重要？是爸的手术还是里奇和苏珊娜的游戏？”
这次，我可不愿再让妈溜过去。“后来，你又讥消他脸上的麻子。”
她看看我，有点弄糊涂了。“真的，我这样了？”
“是的，是的。你总是要刺痛我，要让我不痛快，你这是在使小心眼……”
“哎呀，你为什么要把我想得这样坏！”她骤然一下，显得衰老且痛苦不堪。
“你真认为你妈是这样的坏？你以为我在使什么心机？那恰恰只是你这样想的。哎，把我想得这样的坏！”她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又紧紧抿着双唇，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唉，她是那么强，又那么软弱！我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
我觉得很疲倦。我又败了一局，却不知道，这一局的对手，究竟是谁。“我要回去了，”最后我说，“我觉得不太舒服。”
“你病了？”她轻声说着，按按我额头。
“没有。”我起身说，“我脑子里乱极了。”
“那末，听我说，”她缓缓地开口，“你的一半，得之你父亲，他们是广东的龚家。龚家都是好人，正直，诚实。虽然有时脾气不大好，而且气量太小。这你从你爸身上，就能看出了。要不是我常在边上提醒他，他脾气还要大。”
我正在纳闷，妈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妈又接下去说：“你还有一半，自然是来自我了，太原孙家。”她抄起一只旧信封，写了个中国字，而忘记我根本不识中文。
“我们这个家族可是强大又聪明的，以善战而闻名。你知道孙逸仙吗？哈！”
我点点头。
“他也是孙家的。但他们这个家族，早就迁至南边了，因此与我们的孙姓，不属同宗。我的家一直在太原，甚至在孙文以前，就在了。”
我摇摇头，虽然我对这次谈话内容一窍不通，然而令我安慰的是，这似乎是我们母女俩多年未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他与成吉思汗作过战。哎，他发明一种盔甲，刀枪不入。令蒙古兵的箭射上去，就像射到石头上一样，连成吉思汗都大为钦佩！”
“是吗？那成吉思汗一定也发明一种无孔不入的箭了，”我不露声色地插话，“否则，他最后怎么征服中国的？”
妈只当作没听见。“所以，你看，太原孙家真是十分了不起的。因此你大脑构成的材料，也是太原货呢。”
“不过我想而今，太原的种种优点，已发展到玩具市场和电子市场上了。”我说。
“这话怎么说？”
“你没发现？这每一件玩具上面都刻着，台湾制造！”
“呵，不，”她高声叫道，“我不是台湾人。”
那好容易建立起来的默契，又破裂了。
“我是中国太原人。”她说。
“哦，我一直以为你这是在说台湾①。”
①台湾与太原的发音在英语上很接近。——译者注
“根本发音完全不同，而且地方也完全不同。”她怒气冲冲地说，“只要你是中国人，那你一辈子也放不开中国这两个字。”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无言的僵局。顷刻，她眼睛一亮，又开口说：“听好，太原还有一个称谓，就是‘并’，太原城的人都这样称自己的城市。你发起这个音很容易的。”
她又工工整整地写下这个字，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妈又用英语接下去说：“这好比你把纽约称为大苹果，把旧金山称作弗里斯可一样的道理。”
我笑了。“没有人这样称旧金山的。有人这样称它，只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发好这个音。”
“现在懂了吗？”妈得意洋洋地说。
我笑了。
说实在，我还是没有懂。不只是她说的那一套，而是对发生过的一切。
我一直在苦苦抗争的，究竟是什么？好久好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想躲到一道更安全的屏障后边，我要躲避的，就是妈的闲言碎语，妈对我的不足之处的寻觅和挑剔……曾几何时，那个我所躲避的，时时搅得我心烦意乱的，竟成了一个坏脾气的老妇人。多年来，她只是以她的绒线披肩为盾，编结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
五
里奇和我，已经决定把婚期推延一阵。因妈说过，七月份不是去中国度蜜月的好季节。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和我爸刚从北京、太原观光回来。
“那边的夏天太热，你只会长出更多的斑点，然后，你的脸会晒得通红通红！”她对里奇说。里奇则高兴地哈哈大笑，一边朝我妈伸出大拇指，一边回头对我说：“你看你妈多会讲话，多体贴人。现在我可明白了，你那套甜甜的善解人意的小伎俩，是从哪来的了。”
“你们得在十月份去。那是最好的时光，气候不冷也不热。我也想再回去看看。”她颇带权威性地说了一通后，又忙忙加了一句：“当然，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的。”
我进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里奇则说着笑话：“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可真太妙了，你可以为我们翻译菜单，使我们不会稀里糊涂地吞下蛇肉和狗肉。”我几乎要狠狠踹他几脚。
“不，不，我没这个意思要跟你们去。”妈一再表示，“真的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她其实喜欢和我们一起结伴去。我讨厌她跟着去。这一去，整整三个礼拜就得听她抱怨一日三餐的肮脏，半冷不热的汤——得了，那三个星期的蜜月会给她搅掉的。
但从另一方面想想，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飞向东方，倒也挺有点意思的。
离婚的苦恼
——许露丝的故事
我一直对妈，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她说的什么我都相信，即使我一点都不理解她讲的意思。记得小时候，一次她跟我说，天要下雨了，因为那些亡灵一直在我们窗外游荡，“呜——呜”地叫着要想进来。她说门到半夜，锁会自己脱落，所以我们非得检查两遍。她还说什么，鬼在镜子里是映不出的，但鬼却能从镜子里看见我，哪怕我不在房里。
她讲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肯定，由不得我不相信。
她说如果我听她的话，那长大后也会像她这样，凡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如果我不听话，那就会耳朵太软，太容易听别人支配了。
三十年以后，妈还是试图要我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在特德提出离婚的一个月以后，我与妈，在教堂里遇见了。那是在玛丽的葬礼上，玛丽是个九十二岁的不可思议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是中国浸礼会每一个孩子的教母。
“你怎么越来越瘦了，”当我在妈身边坐下时，妈心疼地对我说，“你该多吃一点。”
“我身体很好，”我作了个表示身体很壮实的微笑，“或许，那是因为我的衣服绷得太紧的缘故，所以看着显得瘦了。”
“多吃点。”她竭力对我说，并扬扬手中一本线装书，上面用毛笔写着《张玛丽中国菜烹任法》。这书是在教堂大门口，为难民基金会筹款而出售的，每本只售伍元钱。
火风琴声息止了，牧师清了清喉咙，开始讲道了。他属野路子牧师，还是个小伙子，姓温，从前常和我哥卢克一起偷过垒球卡片，后来亏得还是这位中国玛丽，温便进了神学院，而卢克则因为盗卖汽车音响而进了州政府监狱。
温正在上面沉痛地说：“……此时此刻，她的嗓音依旧在我耳边回荡，她说：上帝令我走上正道的，因此假如我让地狱之火烧尽，那将是一种耻辱……”
妈则在下面轻声嘟哝了一句：“可她早已经火化成灰烬了。”一边朝着圣坛上，嵌在镜框里的中国玛丽的照片点点头。我忙将手指按在嘴唇上“嘘”一声，就像图书馆管理员通常做的那样，可她并不理会，依旧唠唠叨叨的。
“喏，看见了吗，那一束花就是我们买的。”她指指一大束黄菊花和红玫瑰。
“要叁拾肆元呢。那是假的，一直可以放下去。你那份我已先帮你垫出了，詹尼斯和马修已把钱还我了。你有钱吗？”
“有，特德开给我一张支票。”
这时，温牧师要求大家低头祷告，妈总算在这最后时刻安静下来了，一边用面巾纸擦着鼻子，这时，温牧师正在动情地说：“呵，我看见她了，以她的娴熟的中国烹饪与和蔼的为人，吸引着众多的天使。”
然后全体起立，唱赞美诗第三百三十五首。那是中国玛丽最心爱的：“你能成为一个天使，每天在大地上……”
但我妈却没有跟着唱，她只是盯着我问：“为什么他要送你一张支票？”我自顾唱着赞美诗：“阳光四射，此生充满快慰……”
妈便自己回答了自己，极冷酷地：“他和别人在合伙捣鬼骗你吧？”
欺骗？捣鬼？特德？她所选择的字眼，让我发笑，还有，她的思维方式。向来沉静、文静，已开始谢顶的特德，即使在他情欲亢奋之时，也决不会气急败坏，不顾体面。
“不，决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议论特德。”
“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籁籁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
“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
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
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
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
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而他们一天，不知要洗上几次澡，起码要两三回，哗啦哗啦的，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
“上个礼拜，”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她一律把黑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要毒死他们的猫。”
“哪只猫？”我确实见过，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对着我妈张牙舞爪。
“这只死猫，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臭死了！”妈不住地怨声载道。
一天，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因此我怀疑她说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
“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
“它走了，不见了！”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
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寻找最新鲜的螃蟹。
“千万不能拣进死蟹，”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
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其中一只蟹在挣扎时，挣断了一只脚。
“放回去，”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吃缺脚蟹，在新年是不吉利的。”
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妈的广东话，与她的国语一样的糟。反正，两个拉呱了半天，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一起给塞进了我们袋里。
“没关系，”妈自圆其说，“这只缺脚蟹是作为外快给我们的。”
我八岁那年，我妈请生日饭那天，也吃过一次蟹，其中一只蟹，与我建立了感情，它会顺着我的铅笔指点一路爬过来，可未及我给这个新宠物起名，妈已把它扔入锅放在水里煮了。我恐惧地盯着温度逐渐升高的大锅，清晰地听见它们在里面的挣扎声，我看见一只鲜红的蟹脚从锅盖里伸出来，我尖叫了一声。我但愿它们，没有足够的智商可以区分烫水洗澡和慢慢烫死之间的区分。
为了庆贺中国新年，妈特地请了她的老朋友琳达姨和龚田夫妇，不用询问，妈就知道，龚家那帮孩子准也会跟着来。他们的孩子们，我是指三十八岁的儿子文森特，他还住在自个父母家里，还有他们的女儿薇弗莱，她与我年纪相仿。文森特打电话来询问，他能否把女朋友丽莎勒姆带来。薇弗莱则说，要把她的未婚夫里奇也带来。里奇与她在一家公司做税款代理人。她还问及我爸妈那里有无录像机，因为她还要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四岁的苏珊娜也带来。万一苏珊娜坐不住了，就可以放《木偶奇遇记》给她看。同时，妈提醒我，应该把我的钢琴教师钟先生也请来：他还住在老地方。
所以这样的人数再加上爸妈和我，一共十一个人。可妈当时，只算了十个人的份。因为她认为苏珊娜根本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把她算进去，至少就蟹而论，没有她的份。可妈却没考虑到，薇弗莱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她做这些，内行得很。因为她早从她妈那里，学到了这套拣蟹的本事。于是，以此类推，她的母亲，自然也给丈夫，她儿子及儿子的女友，还有她自己，拣了好的螃蟹。轮到我妈，盘里还剩下四只蟹，妈把四只中看着最饱满的一只，夹给了老钟。因为他快九十岁了，完全该受到这样的尊敬。然后，她将第二好的，送到我父亲盘里。现在，盘里只剩下两只螃蟹，其中一只就是那第十一只断脚蟹。
妈端起那盛蟹的盘送到我跟前：“拿吧，已经凉了。”
我不太喜欢吃蟹。自从八岁那年，看见活生生的蟹给煮成鲜红色后，我便对蟹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但我不能拒绝妈送上来的食物，因为这通常是中国母亲表现爱的一种方式。她们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干和螃蟹……
我想，我应该取那只断脚蟹。然而妈却大声阻止着我。“不……不，你拣那一只。我一点都吃不下了。”
桌上每个人的盆里都很热闹：敲蟹壳，剥蟹肉，唯有妈面前的盘子，显得冷清清的。餐桌上唯有我注意到，妈先撬开蟹壳，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然后端着盘子进厨房去，待她再走出来时，蟹已经不见了。
大家吃得开心，话题也来了。
“素云，”琳达姨用一只蟹脚指指我妈身上的大红毛衣：“你为什么要挑这颜色？你不能穿这颜色，这显得太年轻了。”
妈却把这触霉头的话当补药吃。“我在开普莱尔买的，十九块钱，比自己编结的还合算。”
琳达姨点点头，似以这价钱，那颜色还可以忍受。随后，她又用蟹脚指指自己未来的女婿里奇，说：“哎唷，他就是不会吃中国东西。”
“蟹又不属中国的食物。”薇弗莱马上反唇相讥着，乖乖，那腔调还和甘五年前一样，她也以同样的腔调对我说：“你又不是像我这样的神童。”
琳达姨恼怒地扫了女儿一眼：“你凭什么说那不是中国菜？”接着，她又转向里奇，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为什么你将最好的部分剩下来不吃？”
里奇只是乐呵呵地笑着，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我发现，他皮肤的颜色，与他盘里的蟹很接近。在他嘻嘻傻笑时，琳达姨用筷子为他挑出橘色的蟹黄：“喏，这东西最好吃啦。”
薇弗莱与里奇互相扮了个鬼脸，文森特则对丽莎轻声说：“真笨！”然后吃吃地笑了。
龚田叔叔吸吸鼻子，开始准备讲笑话了，看得出，他暗自不知已练习了几次。
“我跟女儿说，嗨，为什么会穷呢？嫁给有钱人吧。”①说着，他自己咯咯地笑得最响。然后他用肘部撞撞坐在边上的丽莎。“嗨，听懂了吗？她要与这个小伙子里奇结婚了。是我跟她说的，嫁个有钱人吧！”
①里奇在英语中为rich，解释为“富有”。——译者注
“你的头发样子很好。”薇弗莱隔着桌子，对我说。
“谢谢。我的理发师大卫，通常做得很令我满意。”
“你意思是，你还在胡华街那家理发店做头发？”薇弗莱大惊小怪地扬起眉头，“你不害怕？”
我给她讲得惶恐之极，但嘴上却说：“为什么要害怕？他不错呀！”
“我意思是……他生活很放荡。他可能有艾滋病，可却为你理发……可能我太神经过敏了，可总让人不放心……”
顿时，我只觉得头发上布满了细菌。
“你该让我的理发师给你试试看，”薇弗莱又接着说，“劳雷先生，他的手艺可是没话说了，当然，他的收费，会让你不习惯的。”
我觉得受了侮辱。她总喜欢这样暗中伤人，从来就是这样。由于她是税务代理人，有时我只是简单向她打听一个有关税款的疑问，她就会弯弯绕绕搬出一大堆话。
“我真不愿在我的办公室外再谈这些税收问题了。这问题，必得在办公室正儿八经地商洽才是。如果我就这么着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随便与你敷衍一番，而你却把它当一回事去遵循，这是不好的。因你并没提供我你完整的材料……”言下之意，好像我存心要省掉她的这笔咨询费似的。
那次蟹宴上，她如此当众奚落我的头发，以显示她自己的高贵讲究，可真把我给气疯了。不行，我也要给她点颜色看看。恰巧我作为广告撰稿人，为她供职的那个公司写了一份广告书，但现在已三十多天了，他们却还未付给我报酬，我就以此还击她。
我扮出一副讥讽的微笑说：“我倒是付得起你那个劳雷先生的理发费的，不过，只要贵公司不拖延该付给我的支票。”我很高兴地看见，薇弗莱这下给我噎住了，涨得满脸通红。
我继续痛快地一泻而快：“真不要脸。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却不能准时付给人家酬金。薇弗莱，你怎么竟会乐意在那样小家子气的公司供职？”
她的脸一下子阴了，一言不发。
“得了得了，姑娘们，别争了！”父亲在一边打着圆场，在他眼中，我们还是两个在抢夺三轮自行车和彩色蜡笔的小女孩。
“好吧，不谈这些了。”薇弗莱冷静地说。
但我可不愿就此罢休，“那我们说好了，以后在电话里，你也不能用这种腔调和我说话。”
薇弗莱扭头看看里奇，他则只是耸耸肩。她随后叹了口气，说：
“好吧，琼，跟你说实话吧。怎么说呢？反正，你写的那份资料，我们公司可能不接受了。”
“不可能。你当时说，它很有价值。”
薇弗莱又叹了口气。“这我是说过。只是我不想大让你泄气。我一直在努力令公司能接受它，但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第二回合的互相攻击。
“可这只是一份草样，”我说，“所谓草样，通常总是比较粗糙的，我还要做修改呢。”
“不过，琼……”
“我可以再修改一次，免费为你们再誉清一次。”
可薇弗莱只当做没有听见。“我跟他们说说看，让他们至少付给你一笔退稿费，因为你多少为此花费了精力和时间。”
“你只需告诉我，他们觉得哪一段不满意，我可以再做修改，我可以一行一行地读给你听，然后逐行修改。”
“琼——我不能，”薇弗莱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这很难。我可以肯定，你做得很出色，但我们是家大商号，我们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说着，她举手指指自己胸口，好像她本人就可以代表她的公司似的。
随即，她莞尔一笑道：“我的意思是，琼，”她开始以一种标准电话接线员的腔调说，“为今天，明天的税收需要……我们得树立三个‘要’和三个‘特长’……要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和形象……”
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糟糕的是，我听见妈对薇弗莱说：“哎，作风、形象，这是教也教不会的，这是天生的。比如说，琼，她就没你那样能干，这完全是天生的。”
真要命，我又一次被薇弗莱比过去了，而且，那话竟是出自我妈的口。我只得强扮出一张不自然的笑脸，站起来佯装着收拾桌子。这时，我才发现，妈用的那些盆子，有些边上已有缺口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妈不用那套五年前我给她买的新盆子。
桌上一片狼藉，堆满蟹壳蟹脚，薇弗莱和里奇点燃了烟，将一只蟹壳拿过来作烟灰缸。
“薇弗莱，”琳达姨讲话了，“你让琼再试试看，她这只是草作，自然有些不够。”
妈在一边吃橘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种事就是花时间嘛。”琳达姨继续说道。
“多放点形容词，”龚四叔叔在一边劝着我，“多放点形容词，准没错。”
我把盆子端入水池里，笑了出来。
唉，我就是那个样了，我是一个小小的撰稿员，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事，为每一个客户撰写广告词：“我们这里出售刚出炉的，烫得咝咝响的肉……”“它有三个‘好’三个‘妙’……反正有三个理由值得去买它的肉。除此之外，还有T—1多路复用变频器，绞肉器……等等。”
我扭开水龙头开始洗盆子，同时，也不再生薇弗莱的气了。我觉得这样没意思极了，大愚蠢了。
我端起妈的那只盆子，那断脚蟹还搁在那里。客人散了，妈也走进厨房。
“挺好的一顿饭，谢谢。”我说。
“不太好。”她说着，用牙签剔着牙齿。
“你那只蟹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吃？”
“那是只死蟹，”她说，“连叫化子也不吃死蟹。”
“你怎知道这是死蟹？”
“在下锅以前我就知道了，它的脚，有气无力地垂着，嘴巴张着，像个死人似的。”
“既然知道它已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下锅？”
“我想……它大概刚死吧，可能还可以吃。”
“要是客人挑上这只蟹，那怎么办？”
妈笑了：“只有你才会拣这只蟹，我早就料到了，人人都想拣好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妈，你为什么不用那套我给你买的新盆子？如果你不喜欢它们，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可以去换别的你喜欢的颜色。”
“我当然很喜欢它们，”她说，“我太喜欢了，舍不得用。一直不用，也就不用了。”
然后，好像忽然记起了什么，她从颈脖上取下那根项链塞在我手里。
“不，妈，”我说，“我不能要。”
“拿下拿下。”她用上海话说，“我一直想把这留给你，看，我就这么贴身戴的，因此，你也要贴身戴着，这是你的护身符。”
我打量一下这垂着个绿色玉坠的项链。“你把这送给我，只是因为今晚的事？”
“什么事？”
“薇弗莱说的那番话。”
“哼。你去听她的？你为什么要如此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喏，她就像这种蟹，”妈说着，捡出一只蟹壳，“横行惯了。你自管走你自己的路。”
我戴上项链，只觉得颈部一片沁凉。
“这块玉不属上好的，”她说，“它的颜色还太浅，但多戴戴，就会深起来的。”
自从我妈去世后，爸就吃不上好饭菜了。
因此我只要上他那里，就顺便也为他煮点好吃的。今天，我准备为他烧一碗麻辣豆腐。妈常说，吃烫的食物，可以帮助恢复元气和精神。爸挺喜欢吃麻辣豆腐。
忽地听到我头顶上的水管又在哗哗响，而水池上水龙头的水，突然变细了。楼上的房客又在洗澡了。我记得妈曾抱怨过这。的确麻烦。
猛地，窗台上又掠过一个黑影，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那只猫，又翘起尾巴摆好了架势。
“走开，走开！”我挥手赶它，但它只是对我龇牙咧嘴，然后大声咆哮。
西天王母娘娘
“喔，坏东西，小坏蛋！”这个女人，逗着她的小孙女。“是菩萨教你这样笑的吧？”孩子咯咯地笑得更欢，这女人，只觉得内心注入一股暖流。
“我哪怕再活一百年，也永远弄不懂，是谁教会你笑的。我也有过这样无邪天真的时代，也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发笑。”
“可后来，为了学会保护自己，我便失却了那份天真。然后，我又教会我女儿，也这样做了，喏，就是你妈。要想保护自己，唯有抛掉那一份天真。”
“小坏蛋！我这样做不对吗？”
小孩子只是咯咯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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