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美]谭恩美 著
给我的母亲
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
有一次您问过我
我将留下怎样的记忆
喏，就是这本书，还有这以外的很多很多……
千里鹅毛
这位老太太至今记得，多年前，她在上海，曾傻乎乎地出了个大价钱，在菜市上买下一只“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天花乱坠的家禽，曾是像丑小鸭般拼命伸着脖子，企图能成为一只真正的天鹅。而后来，它果真变得那么优雅、动人，简直舍不得宰了吃。
后来，这个女人带着天鹅离乡背井，过江越海，直奔美国。在滔滔的海面上，她和它，都伸直着脖子往美国的所在观望着。“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在驶往美国的旅途中，她轻声对那只天鹅隅隐私语着。
然而她的脚一踩上这块新的土地，移民局便强令她与天鹅分手了。她无奈地向着它挥扬着双臂，然而天鹅留给她的，只是一根羽毛。随后，她又对着必须填写的一大堆表格。她已经完全忘记了，为什么她要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还有，她在自己背后，舍弃的又是什么。
现在这个女人已垂垂老矣。她有了三个女儿。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只会说英语，咽下的可口可乐要多于悲伤。好久以来，这个老妇一直想把这根天鹅羽毛留给女儿，并跟她说：“这根羽毛似很普通，然而所谓千里鹅毛一片心呀！”如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她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把这个故事告诉她的女儿。
喜福会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殁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1949年我出世前两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
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等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者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十分实惠中肯，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喜福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
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
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
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
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摹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
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着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着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
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榆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
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
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
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智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
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急不可待地跑到北方去嫁人，急得连自己陪嫁的那十副银筷子都不带。这是丢脸，败坏祖坟的风水。弟弟则指责舅母，说是她把母亲给唬走的。舅母即刻破口大骂，说什么我妈跟了个叫吴青的人走了，那男人早已有了老婆，还有两个姨太太，并且已有了一大堆孬种。
弟弟回嘴说她咂巴得就像只掉了脑袋到处乱窜的母鸡，她气得“呸”一下唾在弟弟的脸上，抓起他的头发就往门上撞。
“我让你嘴凶，让你嘴凶！你这个贱鬼！”舅母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谁都看不起你妈，她粪土都不如。这个连祖宗都不认的女人，这个贱女人，连鬼都看不起她。”
舅母那番责骂，令我总算领悟了外婆为什么要给我讲那些故事，那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才有了这样的必修课。“当你把脸丢了，安梅，”外婆常这么对我说，“就好比你把项链给掉进井里了，唯一能挽回它的办法就是，跟着跳进去。”
这么一来，我能想象到我那大逆不道的母亲究竟怎么个模样：没有头脑，没有闺秀风度，吃相难看，筷子像雨点样伸向甜点心。她很高兴摆脱了外婆，还有她那脸孔铁板一块的挂在墙上的丈夫和两个犟头倔脑的小家伙的羁绊和束缚。我觉得非常地不幸，摊上这么个母亲，她竟甩开了我们。每当我避开墙上父亲的窥视，躲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时，这种念头，便会潜上我心头。
那天妈妈突然出现时，我正好坐在楼梯顶上，我立刻知道，这是妈妈！虽然记忆中，我对她一点也没印象了。当时，她站在过道里，因此她的脸庞是一团阴影。
她的个子比我舅母要高得多，几乎与我舅舅一样高。她整个仪态举止也很让我觉得新奇，有点像我们学校教会里的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
舅母瞟了她一眼后，就再也不答理她，既不招呼她入座，也不给她泡茶，一个多年的老妈子实在看不过去，只好快快地退了下去。我努力让自己沉住气，然而心里却像兜着个蟋蟀，七上八下的。妈妈一定听到了我心跳声，只见她抬头张望了一下，瞬间，我的灵魂似乎出了窍，它脱离了我的躯壳躲在一侧，清清楚楚地在窥视自己那目瞪口呆的模样。
只听见舅母在外婆房里一个劲地嚷嚷：“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竭力阻止我母亲挨近外婆的病榻，但母亲毫不理会她，径自走进房里。
“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妈凑着外婆耳边轻声说，“你的女儿回来了。”外婆的眼睛睁了睁，但她的意识，已飘离得很远很远，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此时我外婆的神智正常的话，我想她也许会把我妈赶出去的。
我盯着母亲打量，这是自她离开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很漂亮，鹅蛋形的脸庞白皙细嫩，既不像舅母那样扁圆也不属外婆那样瘦削。她有着一个颀长嫩白的脖子，优雅起伏的线条，令我联想起天鹅的颈脖。她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从房间这头飘到那头，轻盈啊娜。她不住地把毛巾绞湿后，轻轻覆盖在外婆肿胀的脸庞上。望着外婆那半闭的、呆呆地凝然不动的双目，母亲不禁深深叹了口气。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她，只觉得她的嗓音是那样熟悉。我有点恍惚了：我依稀记得在哪儿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它仿佛来自一个被遗忘的梦境。
待我后来回到自己房里，意外地发现，妈妈在里面，笔挺地伫立在那里。记得外婆叮嘱过我，干万不能理睬我妈，我便一声不吭地默默站在一边。妈却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沙发跟前，然后坐下，一切显得那样自然，好像我们天天都这样相处在一起似的。
妈给我解散了发辫，然后用一把长柄梳帮我轻轻地梳理着。
“安梅，你乖吗？”她问着我，会心地笑着。
我一片茫然。但我的内心却在打哆嗦：我觉得自己成了那个肚里怀着个大冬瓜的女孩子了。
“安梅，你不认识我了？”她有点嗔怒地说。我又想到那个不听长辈话的孩子，我可不希望像她那样脑袋开花、脑浆从耳朵里掉出来。
她停止梳理我的头发，我觉得，她那细长光滑的手指，在我的下巴颏上抚摸着，寻觅着，她终于找到了，那是我颈脖上的一个伤疤。当她轻轻抚摸着我那伤疤时，我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了，似乎她把“过去”，轻轻揉进我的皮肤，渗进我的记忆。
她垂下手，哭了，双手紧紧缠住她自己的脖子，哀哀地哭得很伤心。这一切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幻梦一样的往事。
那年我四岁，恰好高出餐桌一个头，下巴正好齐着桌面，我站在这一头能看见桌面那头，弟弟正坐在外婆怀里，紫涨着脸大声号哭着。这时，我听到一阵“扑噜扑噜”的声音，那是一只滚烫的火锅端上桌了，只听饭桌上一片“请、请”的声音。
突然，饭桌上霎时静下来，只见舅舅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嚓”一下射向门口，那里，站着个高个的女人。我是饭桌上唯一出声的。
“妈！”我叫了起来，从座位上下来，但舅妈立刻给了我一个耳刮子，将我按回座上。这时，饭桌上大家纷纷站起身，大声指责着什么，母亲则带着哭声大声呼唤着：“安梅，安梅！”这时，外婆尖着嗓子压过众人的声音嚷着：
“你这只妖精，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寡，却去做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还想带走你的女儿。跟着你，她也会变得像你一样丢人现眼的，会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
妈妈仍旧大声呼唤着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听见她的呼唤：“安梅，安梅！”隔着桌子，我能清清楚楚看见她的脸孔，在我与她之间，是一只插着烟囱的、火热滚烫的火锅，深色的汤水笃笃地翻腾着。忽地，只听得周围一声惊叫，那锅汤水泼翻在我颈脖上。
那种痛楚是无法形容的，这不是一个孩子所能忍受的。这种痛苦作为一种记号，已永远烙在我的皮肤上了。我连哭都无法哭，因为我已烫得皮开肉绽，连透气都感到痛。
我也无法说话，疼痛令我涕泪滂沦，眼前一切都让泪水给迷蒙了。但在外婆和舅妈的嚷嚷中，我还能听出妈妈的哭喊，渐渐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晚，外婆来到我床边：“安梅，听着！”那声音还是那样充满责难，就与往常训斥我不该在南道上乱窜一样的严厉。“安梅，我们已替你准备好寿衣寿鞋了，都是白布缝制的。”
我听着，觉得刀割一样的难受。
“安梅，”这下，她的语气温柔一点了，“你的寿衣很普通，并不漂亮，因为你还只是个孩子，即便你的寿数短了点了，你还是亏欠了你的家，因此，你的丧事也将是很简单的。我们会很快把你忘掉的。”
外婆又说了些类似的话，令我受的伤痛，更甚于我颈脖上的创口。
“即使你那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一旦你好不了啦，她也会忘掉你的。”
外婆这一着做得十分漂亮，我忙忙地从阴司地府里挣扎着回头，为的，要找我的妈妈。
每晚每晚我都在哭，哭得眼睛和颈脖火辣辣地生疼，外婆则坐在床边，不断将凉水泼在我的颈脖上，泼呀泼呀，直到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平缓，而且，我开始能入睡了。次日早上，外婆用她留得尖尖的长指甲，像小镊子样、轻轻揭去伤口上的痴片。
整整两年，我的颈脖上，显着一道苍白浮亮的疤痕。而我对母亲的记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生活中的一道伤口，就这样愈合了，收口了。谁也看不见它底下埋着什么样的痛苦，谁也不知道那痛苦的起因来自哪里。伤疤，是痛苦的终止。
然而，眼前这个站在外婆床边的母亲，与我梦中的妈妈，却是这样的截然不同。
但是，我开始逐渐爱上跟前这个妈妈了。倒并不是因为她来这里恳求我的原谅，事实上，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无需向我解释，为什么我濒于死亡时，她不来看望我，那是外婆阻拦着她，这一点我理解。她也无需告诉我，她嫁给了吴青，由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转到另一个不快乐的境地，这点，我也明了。
我究竟是怎样逐渐爱上我母亲的？我想，是她让我发现了真正的自我，那裹在一副皮囊下的真正的我。
夜深了，我被叫进外婆的房间。舅妈说，外婆快走了，我必须尽尽孝心。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站在外婆脚跟前，在舅舅和舅母之间。我轻轻地抽泣着。
房间那头，妈妈独处一边，默默地伤心着。她正在照料一锅汤药，炉子上，汤药沸滚着，散发着一股草药味。猛地，只见她挽起衣袖，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刀，搁在自己的手臂上，我不敢睁眼看她。
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了一片肉，眼泪从她脸上淌下，血，也“答啦”、“答啦”地往地板上滴。
妈妈把从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就像古代的巫婆样，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的孝心。妈妈设法撬开外婆已经紧闭了的嘴唇，把汤药给喂了进去。但是当晚，外婆还是走了。
虽然当年我尚幼小，但我能想象妈妈的这种切肤之痛，及这痛苦意味着的价值。
一个女儿，就是这样地孝顺着她的母亲。这种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中，为此而承受的痛苦显得那般微不足道。你必得忘记那种痛苦。因为有时，这是唯一的途径，能让你意识到“发肤受之父母”的全部含义。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这样做，如此代代推及，直到万物之初。
红蜡烛
　　——龚琳达的故事
一
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这在你，是会不以为然的。因为对你，许诺算不了什么。女儿应诺来吃饭，但如果她头疼，或者因为车塞，也或许电视正在播放一部她不愿错过的影片，这时在她，应诺，就不存在了。
那天你没能来，因为不愿错过那部影片，于是我也顺便看了看那影片。影片中那个美国兵，答应将来回来与那女孩子结婚的。当时她感动得哭了，他则一个劲地说：“我起誓，我起誓！亲爱的。我的诺言就是金子呀！”然后，他把她推倒在床上。但是，他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金子，就像你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只有十四K。
对中国人说来，十四K金算不得真金。摸摸我的镯子，它们肯定是廿四K的，足赤的纯金。
现在再跟你讲这些，似已太迟了，已来不及再改变你，但我还是要跟你唠叨几句。因为我着实为你的孩子担心。我一直害怕着有一天，你的女儿会对我说：“外婆，谢谢你的金手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但是后来，她会把自己讲过的忘个精光，她会忘记，她曾有过一个外婆。
二
后来，那个美国兵回家乡，向另一个女孩子求婚。那个女孩凤眼低回，满脸羞怯，因为她以前还未想到过呢。最后，她垂下双目，她明白，自己钟情他了。她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分离了。
但我的婚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村里的媒人上门来提亲时，我还只有两岁。
从来没人跟我提过这，但我却能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烈日烤得路面坚实干裂，尘埃滚滚。连知了都热得一个劲地疲叫。我们在果园里树阴下坐着，佣人们和哥哥们，正在忙活着摘梨子。我被抱在妈妈汗津津的怀里。这时，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奇怪，讲话时就像嘴里含着一口水似的。
我长大了后才明白，这是北京口音。
那两个女人端详了我一番。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淡淡地化过妆，显得很温和。
然而另一个女人脸庞粗糙得就像开裂的树皮，她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长着树皮样脸庞的女人，是村里的媒婆。而另一位女人，就是洪太太，是那个男孩，我将受媒的之言必得嫁的那个男孩的母亲。中国人所谓的女孩子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甜点心那样遭人馋呢。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她说着，捏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拍着逗我，我却把她的手推开。洪太太则在一边操着浓浓的卷舌音低声咕哝了一句，认为我的脾气兴许比较倔，然而媒婆却笑着说：“哪里，哪里！看小姑娘长得多壮实，将来可就能派大用处啦，待您年老事高了，她会把你侍候得周周到到的。”
洪太太只是沉着脸，俯首凑着我左右端详着，似在掂估着，一旦联上这份姻亲，将是福是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那副神情，一对骨碌碌的睁得滚圆的眼睛，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细细察看过我一番后，她终于咧嘴笑了，一颗亮灿灿的大金牙，炫得我眼睛生疼，看她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就像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似的。
就这样，我与洪太太的儿子订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比当时的我，还要小一岁，只是一个襁褓里的小毛头。他名叫天余，那个“天”字，足以说明他有多么尊贵重要，“余”，就是剩余的意思。因为他出世时，正是他父亲病危，家里人害怕他会死，而天余，将保存他父亲尚未散尽的精魂。岂料他父亲的病后来好了。他祖母担心那些阴府小鬼不甘心，会在天余身上索命偿抵，因此对他倍加爱护，成天含在嘴里怕化掉，托在手里怕吹掉，反正对他百依百顺，他完全给宠坏了。
即使后来我知道我将嫁给这么个糟糕的男人做妻子，可我却不敢违抗，只能认命。现在我才了解，当时乡下的守旧老式的家庭，就是这样的。我们家的生活节奏，总要比其他人慢几个节拍，恪守迂腐愚蠢的旧俗。在当时有些城市，男人家已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妻子，当然最后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允许。可这种新思潮与我们家无缘。
因此对其他城市的种种新时代气息根本也无从嗅到，就是听到的那点片言只语，也被指责为伤风败俗之谈。街坊们都在流传着这一类故事，讲的是那些儿子们，是如何受老婆的挑唆，不顾年迈的双亲苦苦哀求，将他们赶出大门。因此，太原的母亲们，宁可遵循自己挑儿媳的旧俗，挑个能管好自个丈夫，又孝顺公婆，能持续夫家香火的媳妇。
因为我已经许配给洪家做媳妇了，所以家里似已将我看待成别姓人。每每当我把饭碗捧得太凑近自个时，妈妈就会说：“看呀，洪家的媳妇这种吃相！”
我妈妈不爱我。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她对我已不存任何期望。
其实，我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只是有时，如果我觉得身上太热，或者哪儿不舒畅甚至病了，我就会显得无精打采，哭丧着脸，每每这时，就会引出我母亲一大堆的数落。“瞧你那副丑样，要是洪家变卦了，我们全家的脸，可就没处搁了。”于是，我嘴一歪，就哭了，这样，我就更丑了。
“我们不怕，”母亲自管往下说，“我们已经订好婚了，这是赖不了的。”这时，我就哭得更响了。
直到八九岁上，我才见到自己的未婚夫。那时我的世界，就是太原市郊外的村里一个院落，我就住在那里。我们家住的是个普通的两层的小楼，再加上两间后房，那是厨房和下房。我们家那个院落，位于一个小山坡上，那座小山坡，我们称它为“三重天”，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由汾河水冲击下的沙土积淀而成的小土墩。在我家院子东墙外，就是那条蜿蜒而过的汾河。父亲说，它专喜欢吞食小孩子，有一次，它吞没了整个太原城！这条河流，在夏天时是黄浊浊的，到了冬天，在河面狭窄水流湍急的地方，是一片蓝绿，其他地方，则结着白晃晃的冰层，弥散着逼人的寒意。
我至今还记得，过年前，家里在河里捕到好多好多活鱼。捕鱼只需敲开冰层就成，因它们正在冰层下安眠，所以极容易捕捞，一条条都是活蹦乱跳的，即使将它们开膛剖腹扔进油锅，那尾巴还在甩个不停呢。
我第一次见到未婚夫时，他正在嚎陶大哭，那是给爆仗吓着了。他咧着嘴呜呜大声哭号着，尽管他已不再是个婴儿了。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某家的满月酒席上，他坐在他祖母的膝头上，我想，他那样的个子，会把祖母那把老骨头给压碎的，他应该早已过了坐膝头的年龄。而且他挑食得厉害，几乎什么都不爱吃，只见他皱着鼻子把头扭来扭去的，就像人家把什么臭腌菜硬塞给他似的。
因此你看，我对自己的未婚夫，是生不出那种你在电视上见到的卿卿我我之情的。在我，这个男孩子更像我的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表兄弟。我已学会了尊敬洪家的人，尤其是洪太太。每逢我妈把我推到洪太太跟前说：“喏，陪你妈说说话。”这时我就会好纳闷，不知她指的“妈”，是哪个妈。因此，我就会先回首看看自己的妈，“失陪了，妈。”然后再招呼洪太太，给她端上点心。“请用，妈！”我记得一次，我端上的是烧卖，还有一次，是那种我爱吃的小圆子。我妈对洪太太说，这些糯米小圆子，是我特地为她做的，其实一切都是厨师代办的，我只是在它们给盛在碗里时，摸了摸那热气腾腾的碗边。
十二岁那年，我的生活突然变了个样。那年汾河闸水灾，洪水吞没了整个平原，毁了我家的麦地，连我家的房子都无法住了，当我们下楼时，屋里的地板和家具，都被覆盖在混沌沌的泥浆中。院子里，满是给连根冲倒的树干，倒坍的墙垣和淹死的家畜。在一片劫难面前，我们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没有什么保险公司会赔你一百万美元，反正是遭了灾，就只能咬牙认命。除了离乡背井南迁外，再没生路了。当时我舅舅，在无锡市——靠近上海西边的一个小城市，开着一爿面粉厂，我们家决定去投奔他。但这个“我们家”里，再也不包括我了。父亲认为，我已十二岁了，可以离开娘家过门了。
因为到处是一片泥泞和坑洼，根本雇不到车，所以，父亲不得不撇下一切沉甸甸的家具和被褥细软之类，以此作为我的嫁妆。我们家是很讲实际的。我父亲说，我的嫁妆已十分丰厚了。但他还是阻止不了母亲给我的“私房”——一条红宝石嵌镶的项链。当她将此扣到我颈脖上时，动作显得过分地粗重，所以我想，她此时是很悲伤的。“要听洪家的话，不要给我们家丢脸。”她说，“高高兴兴地去吧，实在，你也算很幸运了。”
三
洪家的房子，也在汾河边上，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高，所以当我家受淹时，他家的房子竟然完好无缺。我这是第一次意识到，他家的门第，要比我家的高，他们现在看不起我们。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洪太太和天余，整天要鼻孔朝天对着我了。
我来到洪家那砖木砌成的拱门前，穿过一个硕大的庭院，便看见有几进低矮的房子，那是储藏室和下房，而主楼，位于最后。
我凝神注视着这幢房子，那将是我以后直到离开人世的家了。这里住着好几代人，房子并不太老，也不醒目，但我能想象它是与这个家族同步成长的。房子有四进，每一进住着一代成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孩子。房子的布局很混乱，无论是地板、房子的间隔还是耳房及装修，都反映出太多的意图。第一进是由鹅卵石混着稻草泥砌的，二进和三进，则是砖砌的，还设有露天的通道，颇有皇宫宝塔的那种气势，房顶是红砖砌的，烘托出一种庄重气势。两根大圆柱支起一个巍峨的门框，柱子漆成朱红色，与窗棂木框一样的朱红色。屋檐雕着龙头，那或许是洪太太的主意。
屋内各房陈设不一，最讲究的要算是底层的客厅，那是洪家接待客人的地方。
厅内放置着各色红漆家具，铺着花团锦簇的绣着洪姓的靠垫和台毯，还有琳琅满目的古玩及摆设，显示出洪家的财力和门第威望。至于其他几间房间，则陈设要简单得多，而且也不舒适，二十几口人挤住在一个屋顶下，大家庭里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地充满了喋喋不休的争执和抱怨。每一代新成员的诞生，令这座楼房越发显得空间拥挤，大房间不得不间隔成两间，甚至更多的小房间。
洪家并没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我，底层客厅并没按惯例张灯结彩，天余也不出来迎候我。相反，洪太太马上把我唤进厨房去，通常，那只是佣人聚集的地方。于是，我马上懂得了我在洪家的地位了。
第一天，我便穿上最好的棉袄，站在一张小矮桌前开始帮着切菜。我的手差点抓不住刀把，因为我记挂着自己的家人。但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地了。不管怎样，我一定不给娘家人丢脸，不让洪太太在这里挑出丝毫的不是。
一个女佣正在桌子那头剖鱼，并不时偷偷从眼角边打量着我。我不愿让她看见我在掉眼泪，我怕她会把这告诉洪太太。于是，我故意笑嘻嘻地说：“我运气真好，在这里我会过上好日子的。”为了表示我真的很快乐，不免要做出一番手舞足蹈的快乐样子，我忘了手中还握着一把切菜刀。那把刀就在她界尖前挥舞，她气得大吼一声：“什么样子？——”那潜台词就是蠢货。我立时清醒了。因为就在刚才假装快乐的时候，我几乎有点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会很快乐的。
在晚饭桌上，我看见天余了，他个头要比我矮一截，然而举止却十分霸道，就像个大军阀似的。我这时才知道，我摊上个怎么样的好丈夫了，反正，他千方百计地要逼我掉眼泪。一会儿说汤已凉了，并且故意泼翻了它，一会又故意支使我做这做那，反正我一坐上饭桌，就指使我添饭或侍候他什么，不让我吃上一顿安宁饭。
而且，还抱怨我老在他跟前板着脸，成天不见笑容。
就这样过了几年，洪太太让佣人们教我绣枕套做针线。“一个称职的妻子，双手应该经常是不得闲的。’每每她要差使我做一件新活计时，她就经常以这个作开场白。但我想她自个的手倒是终日闲着的，她的专长只是命令和挑剔。
“教会她怎样淘米，她丈夫吃不了那种砂子饭。”她曾如此对厨房里的佣人命令道。
还有一次，她又让另一个佣人教我刷便桶：“叫她用鼻子伸进去闻一闻，看看有没有刷干净？”就这样，我努力学着做个贤惠的妻子。我烧得一手好菜，根本不用尝味，就能判断肉馅的咸淡。我的针线活，也是无懈可击，我绣出来的花，就像是画上去似的，连洪太太也无法挑剔。
渐渐地，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不再认为我在受苦，真的，一点也不。再也没有比看见众人狼吞虎咽地吞下我烧的菜肴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我常常能得到洪太太的点头赞赏，每天替她梳完头后，她甚至还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表示满意，这一切都使我觉得高兴。天余不再抱怨我的烹饪，甚至也不再计较我没有笑意，这一切都让我高兴，就像现在电视里那些做清洁剂广告的小姐，当她们去掉一个衣服上的污迹时，便很快活地一笑。
转眼，过了三年，我就要满十六岁了。洪太太对我说，明年春天，她想抱孙子了，也不理会我根本就不想成亲。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虽然我结实得像高头大马，但我能逃到哪呢？如今的中国，遍地都是日本兵。
四
“这些不请自来的日本人，”天余的祖母抱怨着，“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洪太太精心安排了我们的婚礼，但规模还是属简朴的。
她向全村的乡亲和各地的至爱亲朋发出帖子，那时我们没有R．S．U．P．（回条——译者注），收到请帖而不来，则是不礼貌的。洪太太相信，战争改变不了人们对礼节的重视。因此，厨师们开始着手准备丰富的菜肴，我娘家带来的那些旧家具，早已擦拭一新作为我的嫁妆而置在前厅。洪太太还托人以我父母的口气，在红缎子上写了两句吉祥的贺词挂上。我被安排暂住在一邻居屋里，等着洪家的花轿在良辰吉日把我接过去。
可我们的运气真是坏极了，尽管媒婆选了八月十五这个好日子，但就在八月十五的前一个星期，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打入陕西，那里离我们很近，弄得人心惶惶。到了八月十五日早上，天却浙浙沥沥下起雨来，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那隆隆的雷声和咆哮的闪电，使人们误以为是日本人的炸弹，大家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来喝喜酒的人寥寥无几。
洪太太为了使婚礼不至显得太冷清，拖迟了几个小时，直到发现实在来不了更多的宾客，才开始举行婚礼。她无法违抗战争。
我坐在邻家房里窗边等着。想到为了多年前父母的一个契约，我不得不牺牲自己。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为了别人的快乐我就得献上自己？窗外，我看见那浑浊如泥的汾河，缓慢又平静地淌着。我哭了，我想奋身跳下去，反正它已经毁了我娘家的幸福和一切。当一个人自觉生命之路已走到尽头时，常常会冒出许多奇怪的念头。
天，又下雨了，雨点不大，只听到楼下人们在大声催我，我的思绪则越发离奇，自己都无法解释。
我独自守在窗前，沉思遐想，不禁扪心自问，什么是人的本色？就像汾河的水，在夏天是黄浊的，到了冬天，则是蓝绿的，但它还是汾河。可我，能像汾河那样变幻不定，却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我依旧坐在窗边，只见窗帘被风挟持着，狂暴地掀着，鼓荡着。窗外，雨更大了，浇得路人嚷嚷着四下逃窜。我笑了。我感到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风的力量。诚然，我无法看见风，但我能看见它带动河水缓缓地朝同一方向淌去，灌溉滋养大地，就像给田野披上一张银光闪闪的大网。它可以令人们任意咒骂，也可以使人欢欣鼓舞。
我对镜揩了揩眼睛，意想不到地发现，镜中的自己，竟焕发出一个全新的姿态。
我穿着一条漂亮的红裙子，但我的价值远不是因为这条红裙子；我健康、纯洁，在我内心深处，保留着对生活的颖悟，那只为我独自所有，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能掳走它。我觉得，自己就像那空灵而持有力度的清风。
我仰头对镜傲然地一笑，便用那条大红绣花绸巾将自己的脸蒙盖上，同时，也将刚刚冒出的种种思想蒙盖上。然而蒙在红绸巾下，我依旧十分明白，我究竟是谁。
当下，我对自己许诺：我会经常将双亲的期望记在心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
红绸巾蒙着的我，摸索着由人领至礼堂上，只有在偶尔往前倾首时，我才能隐约透过头巾盖边缘瞥见一些人影，贺客少得可怜，洪家和几个老亲，脸露温色，很为此恼怒和尴尬。吹鼓手们奋力吹起唢响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的，只有很少的乡邻冒死而不愿放弃这顿免费的宴席，当下，连佣人和小孩子都被拉来凑数了。
我只顾跟着引导我的那个人向前走着。就像盲人那样，在我的命运之路上摸索而行，但我不再为之难过，因为我自己心里对此已是大彻大悟了。
一位体面的官员主持了婚礼，他唠唠叨叨地讲一大堆，引经据典，从儒家之道讲到有史以来的烈女贞妇。随后，媒婆宣读了我们双方的生辰八字，说明我们的八字相配，是天生地造的一对。我略略前倾着身子，窥见媒婆从一包红绸巾里取出根红蜡烛。
蜡烛两端都能点燃，分别用金字刻着天余和我的名字，媒人点燃了蜡烛两头后，宣布道：“拜堂！”然后，天余一把揭开我的头盖，得意地对着他的家人和宾客笑着，对我却是正眼也不扫一下。他让我记起孩提时见过的一只雄性小孔雀，一心要在庭院里展开自己那毫无光彩的短尾巴。
媒人把点燃的蜡烛插在一只镀金的烛台上，把它交给身边的一个佣人。佣人小心翼翼地接过烛台，她的职责就是要小心守着这烛台，确保整个婚宴过程中，烛端两头都不中途熄灭。次日清早，媒人要来察看的，如果蜡烛两端依然燃着没有熄灭，那是个好兆头，象征这场姻缘将会白头偕老。
这象征婚姻的蜡烛，较之天主教里不得离婚的允诺更富有权威，它意味着我岂但不能离婚，即使天余死了，我也不能再婚。这根红蜡烛似就此永远用它的烛油，将我黏在丈夫身上，黏在洪家，永无解脱之日。
可想而知，次日早上，媒人察看了烛台后，便宣布她撮合了一对金玉良缘，但我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新婚之夜，我彻夜未眠，为自己的婚姻默默流泪。
五
喜筵散了后，客人们便将我们拥进三楼新房内，他们大声嬉笑着，起哄着，往被褥里掏红蛋，躲藏在床底下嬉闹。那些与天余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们，则把我和天余强按在床边并肩坐下，强令我们接吻和做各种亲热动作。外边走道上，冷不了猛地响起一下爆竹声，他们说，那是为我制造一个钻入丈夫怀里的最佳机会。
好容易客人散了，我们仍并肩默坐着好一阵，外边，依旧隐约传来客人们的说笑声。直到四下终于安静下来了，天余便开口道：“这是我的床，你睡到沙发上去。”说着，他把枕头被褥都扔过来。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了。待到他入睡后，我便悄悄起身，跟着脚尖下了楼，伫立在黑魆魆的院子里。
空气中闻到一股雨水的气息，马上又要下雨了！我赤裸着双脚在院子里踱步，足尖还能感受到潮湿的青砖地上残留着的白天的暖气。我眼泪扑籁籁滚下来，信步踱出院子。在下房的一个窗棂里，我看见那个被吩咐照看烛台的女佣，正睡眼惺忪地守着那个点燃的烛台，我倚着一棵树身悄悄坐下，默默地在一边注视着这个自己的“命运”。
我一定睡着了。一声沉闷的雷声把我惊醒，我看见那女佣神色惊惶地从屋里窜出来，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她也给雷打醒了，可能她弄混了，以为是日本人在扔炸弹啦。我不禁笑出声来。这时，天已渐渐放亮了，雷声滚滚不息，那个女佣已奔出屋子逃到院于里，她跑得那么快，脚跟后踢起阵阵砂砾。她能逃到哪去呢？我只觉得好笑。这时，我看见屋内的烛台上，火苗在风中猛烈摇曳着。
我任凭自己双腿带着我穿过院子，木然走进那闪着烛光的房间。但我的心灵，却在虔诚地祈祷着，求菩萨保佑我，让蜡烛熄掉，熄掉！火苗只是不停地摇曳着，跳跃着，时隐时明，眼看着它们渐渐俯伏下去了，忽而，却又重番明亮起来。强烈的突如其来的祈求哽在我喉头，我抑制着，抑制着，最终，它们爆发了，“扑”一下，代表我丈夫的那端烛光被吹灭了。
顿时，我吓懵了，我想立时会出现一把刀，将我咽喉割断。我伯此时会天崩地裂，将我攫去，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我回过神来后，便飞快地逃回自己房里。
次日大早，媒人得意地当着天余、我及公婆的面宣布：“百年好合！”然后，在她指点下，烧剩的烛油，给小心地倒在红布上，这时，我窥见那女佣脸上，显着一抹紧张的神色。
六
我开始学着去爱天余，但这不如想象中那般容易。最初，我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会爬到我身上做他该做的事，因此每天晚上回到卧室，我就会紧张得头皮发麻。但在新婚的整整一个月中，他连碰都没碰我一下，反正他睡他的床，我睡我的沙发。
在公婆跟前，我是个驯服的媳妇，正如他们致力所培养的那样。我令厨子每天早上宰杀一只童子鸡，熬成不加水的原汁鸡汤，然后我亲手把它倒入碗中，这就是天余每日的早餐。而每晚，我又得动手煮一锅特别的营养汤——叫八珍汤，它不但鲜味可口，而且营养成分极高的，这一着很得我婆婆的欢心。
但我还是不能让婆婆满意。那天早上，我陪着婆婆绣花，一边回忆起小时候，我养着的一只叫大凤的青蛙。忽然，婆婆显得不痛快，没等我明白过来，她就起身劈脸给我一个巴掌。
“你这个恶媳妇，”她唾骂着我，“假如你再不与我儿子同床，我是不会再养你的。”这一下我可明白了，丈夫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了。霎时我也火冒三丈，但立刻记起当年我答应过自己父母，我会做一个贤妻良母的，便硬把这口气吞下了。
当晚，我坐在天余的床沿边，等着他来碰我，但他没有。我得到了解脱。第二天，我躺在他身边等着，他还是没有碰我。又过了一天，干脆我脱光了躺在他身边。
这下我可明白天余身上那东西的能耐了。只见他惊惶地转过身去。他对我没欲求，他那种惊惶失措的惧怕，令我明白他对任何女人都没有欲求，他根本还没成人。
我不再惧怕他了，我甚至对他生出一种奇怪的感情，这不是妻子对丈夫的爱，而是姊姊对弟弟的怜惜和爱护。我重番穿上睡衣，在他边上侧身躺下，替他轻轻搔背。
我知道从此我无需害伯和天余同榻共眠。他决不会碰我一下的；而我，则拥有一张舒适的眠床。
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腹部还是一片平坦，婆婆又一次大动肝火：“我儿子说，他撤下的种子足够繁衍子孙万代了，但怎么你还不见动静？毛病一定出在你身上。”从那以后，她就把我圈禁在床上不准起身，以保证她儿子的种子不致流失。
看，天下就有这等趣事，整日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告诉你，这种日子，比囚犯都不如，婆婆想抱孙子，有点想疯了。
她让佣人把一切有刀刃的器具都收走，她认为剪刀和菜刀会令她断于绝孙的。
她禁止我做针线活，说那样会分散我的精力而不易怀上孩子。一日四次，一个漂亮的小丫头给端来难以入口的汤药。
我真羡慕这个小丫头，能自由地行走进出。我的目光随着她走出我房间，我幻想，我也像她一样信步踱出庭院，与外面的皮匠闲聊，与女佣人谈天，与男当差打情骂俏。
如是一天又一天，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两个月，身上依旧毫无动静。婆婆把媒婆叫了来，媒婆细细地核算了我的生辰八字后，又向婆婆询问了我的五行，最后她一拍膝头说：“这下可清楚了，唯有五行缺一的女人才会生孩子。而你的媳妇则是五行缺金，这本是一种极好的征兆。但在她结婚时，你给了她金手镯等金器，这一来，她五行俱全了，太平衡了，那怎么会怀孩子呢？”
对我婆婆，这当然是个令她高兴的结论。因为她有满好的借口收回她的金首饰了，这对我来说也不坏，因为取走了金首饰后，我觉得一阵释然，也是一种解脱。
或许他们讲得对，缺金对我是个好征兆。我开始打主意，如何能逃出这个婚姻的牢笼而又不辱没我娘家的名声。
其实这很简单，只需洪家给我一张体书，一切就解决了。
我煞费心机动了好几天脑子，一边细细对周围的人察言观色。主意打定后，我挑定了三月初三，那天是清明，是纪念祖先的日于。这天，人人都要去扫墓祭祖的。
大家带着锄头铁铲去祖坟前除草加土，拿出糕团橘子来祭供亡灵，这一切倒显得更像是野餐的快乐节日，而不像悼念亲人的沉痛日子。但对于那些迫切企求着早日抱孙子的，清明日的意义，还是十分重大的。
那天清早，我以一种突发的哭号惊醒了身边的天余和整幢房子的人。如此恸哭了好久，婆婆才进来察问：“她又在犯什么病了？”起先，她只是在自己房里命令着：“叫她别吵嚷。”但我依旧大哭不止，她便冲进来高声叱责我。我用手捂着眼睛，身子不住地扭动着，像似在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我一定做得很像，因为我看见我婆婆吓得后退了几步。
“怎么了，孩子，哪儿不舒服呀？”她问道。
“呵！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喘息着，哭得更厉害了。“我做了梦，”我说，“我梦见我的祖宗对我说：他们要亲眼目睹一番我的婚礼。因此，天余和我当着祖宗的面，又重新举行了一次婚礼；我看见媒婆点亮了蜡烛，将它交给一个佣人，我看见：先人们都非常高兴。……”
婆婆听得不耐烦了，我便又哭了起来：“但后来，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先人们发怒了，说这门婚姻晦气十足。他们说代表天余的那端蜡烛熄灭了，这意味着，天余将要死了。”
天余听了，脸色惨白。我婆婆则只是皱了皱眉，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傻丫头，怎么做这样一个梦！”便责令众人散去。
“妈，”我用嘶哑的嗓音叫住她，“别走，我害怕。祖宗说了，如果不听他的警告，他将要惩罚我们，无尽无止地折腾我们。”
“简直在胡说八道！”婆婆嚷嚷着，转身欲走，天余紧绷着脸也忙跟在他妈后屁股。我暗自得意：他们上当了，鱼上钩了！
“他们料到你不会相信我所说的，”我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知道我不愿离开这里，因为这里太舒服了。所以祖宗们说，他们已在我们身上得到应验。”
“你胡说些什么呀，”婆婆深深叹了口气，终于忍不住又拖了一句：“什么应验？”
“那是一个脸颊上生有一颗黑痣的长胡子男人对我说的。”
“呵，那是天余的祖父！”婆婆一声惊叫，我点点头。我见过天余祖父的照片。
“他讲了三个应验。第一，他已在天余背上画了个黑痣，将来这个黑痣会渐渐扩大最后会要了天余的命。”
婆婆立即掀起天余的贴身小衫，“啊呀！”她失声叫了起来，天余背上，正有一颗指甲盖般大小的黑痣。那是在过去五个月中，与她姐弟般同榻共眠时我发现的。
“然后，他又碰了下我的嘴巴，说我的牙齿逐日脱落，直到我们结束那场婚姻。”我嘴里刚巧有个缺牙，那是四年前因牙蛀而脱落的。
“最后，他说有一个女佣命里有贵子，说这个姑娘有皇族的血统，却阴差阳错地沦入贫寒之家，他说她才是天余命定的妻子，她会为他传宗接代延续洪氏的香火。”
这以后，她们召来那个我们结婚时负责照应大红烛的女佣，经过盘问，那女佣将烛台熄灭的事如实招出。
然后，他们根据我的描述，终于找到那个我梦中所说的漂亮丫头。我常常看见她在窗外与一个男当差调情，每当那个俊俏的男当差一出现，她就眉开眼笑。渐渐地，我看得出她腹部隆起来了，而她的神情则显得惊惶不安。
所以你能想象，当洪家人找到她，并要她承认自己原是皇室之女的真相时，她是多么的喜出望外。后来我听说，她对于能成为洪家的媳妇这一事实，只觉得幸运又知足，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不知是哪里修来的福分。她对洪家十分感激，立志当好洪家的贤妻良母。
七
故事讲到这里，该完了。反正大家都皆大欢喜。洪太太终于抱上孙子，我得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并允许可以带走我的衣物及一笔足够去美国的路费，洪家要求我永远不向人提起这场与他们的婚姻关系。
看，我就是这样为着兑现立下的诺言，几乎赔上自己的一生。瞧我身上佩带的金器，这两只手镯是生下你哥时你父亲送我的。后来，我又生下你。从此每隔几年，当我积了些钱，我就去买上一点金器。它们全是二十四K的，货真价实的纯金，有如我估量自身的价值一样。
可我永世忘不了那年的清明，我终于解除了套在身上的枷锁。我也永远忘不了那天，我终于醒悟了，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并任凭着这个“我”的思想来带领自己。就是那一天，我覆着新嫁娘的头巾，独坐在窗边，答应自己永不忘记自己。
要是再能当一次那个女孩该多好！一把掀掉蒙着的头巾，意想不到地发现一个光彩四溢的自己！
月亮娘娘
——映映·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多年来，我一直牢牢管住自己的嘴巴，如此，从不会让一丁点我个人的想法和见解从中泄漏出来，所谓打死不开口，仙人难下手嘛。因为多年的寡言，而今，连我女儿，都难得听到我开口。她惯于待在她喜爱的游泳池边，只听她的索尼随声听，听无线电话，听她的大个头丈夫的诘问：为什么他们只有炭而没有引火油。
这些年来，我一直将真正的自己严严实实地罩住，竭力将自己蹬缩成一个小小的黑影，所以，谁也抓不住我。我悄然无声地度日，以至女儿对我也竟是视而不见。
她见到的是自己的购物单，支票的超兑，桌上没有放稳妥的烟灰缸。
我真想对她说：我们彼此失散了，她和我。我们互相间见不到，听不到，互不了解。
我的自我失落，似已有好久好久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用泪水洗脸，也渐渐洗去了我的痛苦，犹如雨水洗刷石头。于是，一切都淡化了，消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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