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
母女情深
——《喜福会》译后感
很凑巧，刚刚译完《喜福会》，就看了场美国的奥斯卡获奖片《母女情深》，霎时，中国式的母女情与纯美国式的母女情，在我心里形成一个清晰的对照。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笔下展现的，是我们广大中国读者所笃知和熟悉的，中国式的传统母女情：女儿们的孝顺，服从，忍耐，守礼，哪怕受到母亲的唾弃，但在母亲临终前，还是赶来送终，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甚至不惜割下自己手臂上的内给母亲作药……而中国式的母爱，更是铺天盖地，震撼人心的伟大，是一种彻底、全部、忘我的牺牲，这在我们每个中国读者，是深有体会的。中国的母爱：从孩子生下来起，直到他（她）成家，为他们张罗婚礼、婚房，买电器，生下孩子又帮助带领，有的一家三口，做爸妈的都三四十岁了，却还要上一代母亲的退休金来养。
当然上面是笔者根据当今社会风情顺势为谭女士补充的。可不管怎么，中国式的母爱，我以为是世上罕见的一种牺牲，她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这样，是因为她们的母亲，母亲的母亲，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
可谭女士笔下的那些美国女儿们：虽然她们也是黑头发黄皮肤，其中有一位已经有一半的白人血液，但她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是由“可口可乐和意大利薄饼喂大的”。她们不懂，或者只能讲不能读中文，也不了解中国，把“太原”错听成“台湾”，她们确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这些美国女儿也笃爱着自己的母亲，却不能忍受她们中国母亲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母爱。正如其中一位美国女儿所说的“中国母亲表示她们的爱，往往不在乎关。：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的困惑，他们的不安，却更关心他们的吃，不断塞给孩子们春卷、八宝饭——却很少问他们在想些什么……”确实，她们的中国妈妈只知道塞吃食，一心一意望女成凤而丝毫不尊重女儿们个人的意愿，那种专横又慈爱的干涉，令美国女儿们哭笑不得，有时确实也使她们恼怒不已。于是从小，她们就不得不苦苦地为自己的一丁点独立和权力而与中国母亲们抗争着。从抗议做个神童宁可做个普通孩子，直到结婚或离婚这样的大事，都不愿母亲来干涉。美国社会教会她们美国的生活准则，她们习惯成自然地按照美国的准则生活，这些美国准则，恰恰又是她们的中国母亲嗤之以鼻的“游戏规则”。比如按照美国准则，女儿坚持即使母亲来造访，也得先给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母亲则认为母女间何须如此认真？母亲认为女儿的成功就是自己的骄傲，而女儿则认为她是她，母亲是母亲，母亲不应以女儿的成就而四处夸耀。女儿送给母亲一套盆子不见母亲使用，便认定母亲一定不喜欢这套盆子，其实母亲是因为太喜欢这套盆子而不舍得用。女儿碰到婚姻危机，宁可找心理咨询医生而不找自己母亲诉说，母亲则认为心理医生只会令人越弄越糊涂，这种事天经地义应该向母亲诉说……诸如种种貌似生活小事，造成母女间某些障碍，然而又动摇不了母女间的天然深情，如是恩恩怨怨，相爱又相斗，水不会停止，直到其中一个离开人世，另一个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样执著地爱着自己的母亲！
书中的四个中国母亲，都是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来到旧金山的，她们每个人都将自身的一部分，水永远远地遗留在中国大陆了！然而，她们不得不入乡随俗，凑合着美国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她们信奉上帝，也畏惧海龙王，在一次仿效美国生活方式的海边野餐中，他们中的一个家庭丢失了一个儿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她们只觉得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母亲们为着给小家庭争一席安宁之地，几乎天天与某种说不出的惊恐在抗争，担心着某种殃祸成为事实，避免着种种暗礁旋涡，犹如古代受凌退之罪的犯人，一刀一刀地承受着痛苦，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才得到解脱。
母亲们最不放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女儿身上，寄托着她们种种未遂的心愿，她们希望生在异国的女儿，能成为一只华贵的天鹅。然而事实却令中国母亲们失望：这些女儿们是“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傻瓜”，母亲们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从而发出“我与女儿隔着一条沟，我永远只能站在岸的这边观望她”的悲叹。为了与女儿沟通，母亲们苦口婆。：地给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女儿们的反应只是不停地嚼着口香糖，然后吹出一个比脸颊还大的泡泡！
美国女儿也有她们难言的隐痛：她们自认是美国人，但母亲却用中国人的准则去要求她们，而社会又将她们排在“少数民族”之列、正宗的美国人之外，这种偏见，甚至影响了她们的婚姻。更令她们苦恼的是，那流在她们体内的中国血液。她们有着天生的中国式的谦虚、温顺，这使她们对自己的真正美国丈夫、纯美国式的家庭生活方式束手无措，迷惑不已，从而导致了婚姻上的危机甚至完全的失败！这种潜伏在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唯有在她们踏上中国国土时，才突然地沸腾澎湃。小说结尾，吴精美终于与她失散四十年的同母姐姐在上海机场相遇，不论美国女儿还是中国大陆女儿，双方都共有一个伟大的中华母亲！这一笔隽永自然，令人回味无穷。
全书分为母亲篇与女儿篇，作为中国读者，我自然更偏爱女儿篇，以借此了解华裔美人的心态和观念；至于母亲篇，作者毕竟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环境不熟悉，令中国读者不免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然而就全书而言，母亲篇和女儿篇则呼应吻合，既可独立成章，又可连成一体。
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尽量保留原作的诙谐和美国式的幽默，在翻译过程中，直译与编译相结合，特别各标题为译者所加，不是按照原文直译的。
合译者严映该老师为四九届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全书译作过程得到她大力支持和指导，谨此表示感谢！
程乃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