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生活中，挨了当头一棒，你毫无办法，只能被击倒。直到你自己能爬起来前，别指望有谁会来解救你。无论是你丈夫，你母亲，还是上帝。因此，为避免再次被击倒，该怎么办呢？
三
我母亲信仰上帝已有好多年了。上帝在她，似一只神圣的水龙头。只消龙头一扭，上帝的恩典就哗哗流出来了。她说，就是因为“信仰”，才会令那么多事涌到我们家门内。当时我想，她或许指的是“命运”。因为，她老发不准由①这个音。
①fate，命运；faith，信仰。——译者注
但后来我发现，那确实是“命运”而不是“信仰”。所谓信仰，是一种紧紧主宰着你的幻想。我发现，但凡众多的“自我”，总是持有希望。只要有了希望，人什么都可以接受，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以为，这种助长“希望”的神秘力量，我们可以称其为上帝，或者别的什么。
我一直记住那让我对此颖悟的一天。也是这一天，我妈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
从此她认定，一切未经核实过的，她都不再予以信赖。
那天，我们全家到城南一个靠近魔鬼坡的海滩去度假。我爸从《落日》杂志里读到，这是捕鲈鱼的最好区域，虽然我爸并不是个渔夫而是个助理药剂师。在中国，他是个医生。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妈，也相信她有同样的能力，来加工一切父亲奋力抓到手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把他们双双带到美国，使他们有能力在美国抚养七个孩子，而且以极低的价格，在日落区买下一幢房子。这一切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好运永不会过去，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反正我家屋脊在冒紫气，连祖宗都为我们高兴。
我们一行九人，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四个弟弟和我，按年龄顺序，由大至小地，排成一字纵队，感觉良好地沿着海滩踱步。那年我十四岁，正好嵌在队列中间。我们一列九个，九双光溜溜的脚板，九双拎着鞋子的手，再加上九个一律往海面眺望的黑发飘飘的头，使我们这个队列，显得相当奇特，令人注目。
风猛抽着我的裤管，沙砾刮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发现我们站在一片洼地上，它就像个巨大的裂成两半的碗，一半在岸上，还有一半，倾覆在海里。我正想寻一块避风的地方。只见妈向右拐去，我们也就跟过去，发现那边的沙滩比较安静，也干净一点。沿着海湾，筑起一道弧形的围墙，以保护海滩不被海浪和海风损害。沿墙投向海面的阴影下，是一片礁石，由岸边笔直延伸出去，接连成长长的一片。那边的浪花显得特别汹涌，堆叠出朵朵白花。表面看上去，礁石平整光滑，好似可以让人在上面踱步走出海面。海湾的那边，围墙是锯齿形的，几乎全被海水浸没，墙面嶙峋凹凸，当大股的海浪猛扑冲撞过去，滚滚的白沫，便哗哗地从堤坝的裂缝处倾喷而下，就像股股白色的喷泉。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小海湾其实十分令人恐惧，阴森森湿漉漉冷飕飕的。风沙扑面，几乎不能睁眼看清脚下，如是磕磕绊绊地走着，老实说，根本就像瞎子一样，顾不上看风景。瞧，一个中国家庭竭力想模仿准美国生活方式，去海滩度假而受的这份洋罪！
妈拿出条子旧被单，费劲地用九双鞋子把它四边压住。这时，爸已装好他的竹鱼竿，那鱼竿还是他自己动手做的。我们则挤坐在被单上，一个劲往食品篮里掏三明治。
爸向我们卖弄了一番他制作的鱼竿，然后满足地起身，拎着鞋子，攀到礁石上，找到一块最佳的垂钓处，自得其乐去了。我的两个姐姐：简妮丝和露，也一骨碌蹦起来，拍拍屁股上沾着的黄沙，尖叫着奔向大海。我刚想起身尾随他们，妈即刻点点头指指我那四个弟弟：“当心看顾好他们。”就这么一句话，我就像被一只沉重的铁锚拖住了，再也走不开。我只好快快地坐下，悲哀地哼了一句：“为什么非是我呢？是呀，为什么必得我来看顾他们？”
妈的回答言简意赅：“当然得你。”
当然得我，因为他们是我弟弟。我的姐姐曾经看顾过我。
我的四个弟弟：马修、马克、卢克和平，前边三个分别为十二岁、十岁和九岁，自己很会嬉闹玩耍了。只见他们把卢克埋在沙堆里，又在他身上筑起一道沙堡垒。
但平只有四岁，那是最容易闯祸和最难看管的年龄。他和三个哥哥玩不成一块，因为他们嫌他碍手碍脚。
因此平只能拉长着脸，无精打采地往海滩边走去，无聊地拾起沙滩上被海水冲上来的烂布片和碎石片，再竭力把它们扔回大海。我牢牢地盯着他，不住在叮嘱着：“平，不要太近海边，别把衣服弄湿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那口气腔调，活像我妈，连同那种不时涌出的毫无根据的担心。这种担心，或者说不放心，就像小海湾边的围墙样围困着我，另一方面，又令我感到自己已经够周密仔细了，至少在围墙内，一切是安全的。
妈很迷信，一切行事都对照一本老皇历本。这本历书上，每页都注着，某日某时，对某年某日某时出生的孩子，是凶是吉，何日该忌讳什么，注意什么。我不识中国字，因此只能翻这些图画。
在每一幅图上，出现的是同一个小男孩。他或是攀在一棵行将折断的枝于上，或是伫立在即将倾倒的门扉边，或是被叼在一只恶狗的血盆大口之中……而每张图画中，总会出现个男人，他穿着件蜥蜴花纹样的衣服，前额上鼓出两个圆圆的触角。
其中一张图画着，这男人正好站在一顶拱形桥上，笑眯眯地看着一个小男孩从桥上跌落下去，一对小脚掌还在半空中划动挣扎。
想想看，只消其中一个灾难降临，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虽然上面注明，某个特定时辰只对某时辰出生的孩子有威胁，但母亲不会将阴历推算成西历，因此，她总觉得每天都有灾祸的隐患存在。所以，她事事显得分外谨慎小心，坚信她能抵挡一切灾祸的侵袭。
太阳已经渐渐移到海湾围墙的那一头。我们各得其所：妈在忙着拂掉飞到被单上的沙砾，父亲还在专心他的垂钓。海滩远处，不住跳跃着几个小小的人影，那是姐姐们，她们的黑头发和黄短裤，在沙滩上十分醒目。几个弟弟们则还在玩着他们不厌的游戏。小弟弟平，不知从哪拾到一只空汽水瓶，便用它在围墙脚下湿漉漉的沙堆上掘着沙土玩。我则坐在围墙阴影外日光投射得到的地方，小心地看顾着他。
平开始用灌满黄沙的汽水瓶猛击石墙面。我便叫住他：“得了，别砸了，留神砸出个洞，将你一跤跌到中国去。”他疑惑地看了看我，似在担心会不会一跤跌到中国去。我不禁哈哈笑了起来。他开始起身向海边走去。当他试探性地向礁石上跨出一步时，我制止了他：“平！”
“我去爸那里。”他狡辩着。
“靠着墙走，别大近着海，别光顾看鱼。”我冲着他叮嘱着。看着他慢慢地在礁石堆上一步一步地走着，背部贴着那毛糙凹凸的围墙。直到今天，我还是那般清晰地看见，他小心地挨着墙，摸索着在崎岖的礁石丛中移着步，那一幕，仿佛已永远被我凝固在那块礁石上了。
我看见他背靠墙面站定，没任何危险的征兆。他在叫着爸爸。爸爸回头答应着他。我很高兴爸能代我看管他一阵。平开始向爸爸那边走去。爸的鱼竿咬线了，他奋力地扯着鱼竿。
卢克和马克那边一阵喧闹，他们又在吵了。马克往卢克脸上扔了一把沙，卢克则愤怒地把他压在自己身下，又打又踢。妈要我去管管他们。我刚把卢克从马克身上拉开，就瞥见平已独自走到礁石的边缘，当时，只有我看见。
只见他跨了一步，两步，三步……小小的身子挪动得很快，好像海里有什么吸引着他让他快步走去。哎呀，他要摔下去了。那念头不及闪过，已看见他一对在凌空乱划的小脚掌，只一会工夫，连水纹都没激起几圈，便悄然无声地不见了踪影。
我呆呆地眺望着那里，双脚一软，颓然跌跪在沙地上。一边我的意识还在提醒我：快跳进海里把他拉出来，或者大声向父亲呼救。可我的腿能跑得那般快吗？我能让时光再倒流几分钟，以至可以阻止平去找父亲吗？
随后我的姐姐们回来了。“平呢？”她们问道。大家愣了愣，马上四处叫唤着：“平，平！”纷纷向海边奔去。我像木头人样挪不动步子，只是呆呆地看着姐姐们在围墙四处焦虑地呼唤着，弟弟们则探出身子小心地察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木片后面，有没有平的身影。最后，绝望了的爸妈，妄图用自己双手来劈开波浪……
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一切都是徒然，我至今依然记得，落日和搜寻船，构成了一个如何奇特又不协调的画面。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落日：它投下的一注耀眼的橘红色火焰，在海面上融化开来，像扇面一样铺展着，一直扩大到无垠，令海水看上去暖融融的。天时晚了，海面上，搜寻船亮起的黄色光环，在黝黑的水面上射出刺眼的寒光，犹如给大海罩上个闪光的大网，闪闪眨眨，变幻无穷。
在这样的时刻还要欣赏海景，似十分不通情理。但此时此刻，各人都做出一种不合情理的举止：爸在专心推算水的温度，以推测出平落水的精确时间。姐姐们对着海滩悬崖上的灌木丛大声呼叫着：“平，平！”好像他会腾空攀上这悬崖绝壁似的。弟弟们此时已乖乖地坐进汽车看滑稽画报了。当搜寻船终于关上强聚光灯时，妈一头跃入海里。她从来没有游过泳，但她对自己“能干”的自信，使她相信，一定能把平找到。
救生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从水里拖上来，她的头发、衣服被海水浸泡得沉甸甸的，不住往下滴着水。但她的自信，并不因此受损一丝一毫。只见她凝然不动地伫立着，高贵深沉，犹如一条刚上岸的人鱼女皇。警察终于遣走了搜寻船，把我们全家塞进汽车送回家。
我等着一顿痛打。我知道，这全是我的过错，我没有把平看顾好，而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头栽下去。可当我们全家坐定在没有开灯的起居室里时，我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忏悔。
“我太大意了，一心只顾着钓鱼。”先是爸说。
“我们不应去散步。”简妮丝哭丧着脸说。
“你为什么非要把沙丢在我脸上？”卢克责怪着马克，“为什么非要惹我打架？”
妈只是表情木然地对我说：“我跟你说过别让他们打架，跟你说过要好生看顾着他。”
即使我觉得有点释然，也只是瞬间即逝，因为妈接下去说：“所以听着，我们一定要找到他，明天一大早就去。”大家都没反应，但我明白，作为惩罚，必得是我，与母亲一起再度回到海滩，去寻找平的尸体。
我无法预料，妈将有哪些具体措施，以寻到平的尸体。反正第二天醒过来，天还是一片漆黑，她早已准备停当了。厨房桌上置着一只热水瓶，一只茶杯，一本白色人造革面的《圣经》和汽车钥匙。
“爸爸准备好了吗？”我问。
“爸不去。”她说。
“那谁开车？”
她捡起钥匙就走，我跟着她上了车。至今我还是纳闷，她如何在一个晚上学会驾车的。她根本不看地图，便平稳地驱车拐上高速公路，在一切该打信号时都正确地表示出了，然后上了海岸公路，一个漂亮的大转弯后，我们来到老地方。
我们匆匆沿着泥径小路，来到礁石堆前，平坠下海的地方。妈手里拿着那本白皮面《圣经》，像钉住似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头向后仰着，双眼穿过滔滔的水面，投向广袤的铅色天空，呼唤着上帝。除了开头一句“亲爱的上帝”和末了“阿门”外，她中间讲的全是中国话。
“我相信你的恩典，赐福……你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你会回答我们对你的信仰与爱戴……”
“……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向你献出我们的敬仰。我们去你的圣堂崇拜你，我们向你奉献出金钱，唱你的歌……我们有辜负你亏欠你之处，请你宽恕我们。你只是把平藏起来，以此来教诲我们。我们现在已领悟了你的教诲，请你把平还给我们吧……”
沉寂的四周，就是妈絮絮的祈求声，悲切阴森，令我毛骨惊然。“原谅我们对平的疏忽吧，喏，站在这儿的，是我女儿，你教诲她吧，……”她接下来的这几句话，不禁令我失声痛哭。
她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竟令她在一片朦胧中三次看见平，在白花花的浪尖上向她挥手。“哪？呵，在那里！”她犹如一个尽责的哨兵，直挺挺地伫立着，目光力图穿透那片海与天之间张挂着的触摸不着的白纱。但每次平一出现，即隐去，我们只看见黑魆魆地浮游着的海草丛。
妈并不泄气，她回到沙滩上，拎起热水瓶和茶杯，来到大海边上。事后，当她恢复过来后，曾跟我说过，从前在中国时，人们都用这方法来祭海，以平息龙王的怒气。而这通常是很有效的。
此刻，妈把茶倒入杯中，加了白糖，再抹下手上一只蓝宝石戒，那是外婆留给她的遗物。如今外婆已故去多年了。这方戒指，母亲不只一次得意地对我说过，不知吸引过多少女人的羡慕和注意。现在，她把这枚戒指也献给龙王，希望龙王会放出平。她把戒指扔入海里。
即使龙王拿到了戒指，也没见他领情。整整一个小时，大团大团发绿的海水上面，只有水草，别无他物。妈双手抱拳举到胸前，“看，他在那边。”妈的嘴唇痉挛着，声音十分古怪。真的，在空旷的海滩的另一端，平的孤单疲惫的身影：鞋子拎在手里，步履疲乏地向我们走来。我和妈霎时喜出望外。但不及我眨一下发疼的眼皮，就发现，那人影点着一支烟，而且，个子也比平大多了。事实上，这只是个陌生的路人。
“走吧，妈！”我轻声说。
“他就在那里。”妈的双脚像两根大理石的石柱，牢牢地插定在沙滩上。几乎不是凭着意识，而是单凭着肌肉的力量，一只手举着指定对面那片锯齿形的黑色剪影，海湾那边的围墙，固执地说。“我看见他了。他就在山洞里，坐在漫浸着水的石阶上，又饿又冷。但他已老成多了，学会了忍耐。”
说着，她举步“嚓嚓”地往公路上停着的汽车走去。她的步子迈得利落迅速，好像脚下不是软塌塌的沙滩，而是坚实的柏油路似的。我只得踉踉跄跄地跟着她。
只见妈三步两步就攀上通往公路的陡直小径，然后，连气都不喘，就从车上拉下一只大轮胎，再在上面缚上爸的钓鱼线，然后又回到海边，把轮胎扔进大海。
“去，到平那里去，把他接回来。”她几近狂暴地对着哗哗作响的大海命令着，我从没有在她声音中听出过如此的决心，或者说“能干”。
顺着她的思想，轮胎被风和浪卷带着，朝对面海湾漂浮出去，那边的海浪更强劲，很快，钓竿线被绷得紧紧的，妈死死拉住鱼线的一头，任凭轮胎在灰白的浪峰中颠簸，鱼线深深嵌入她的手指。突然，鱼线扯断了！轮胎被卷成涡螺形的波浪挟着，时隐时现。
我们攀上礁石去眺望，看到轮胎已抵达小海湾的那一端，猛的一个巨浪，把它打没了，不久，却又浮现出来，没有丝毫损伤，然后，又是一个挟着喧闹的泡沫的巨浪。就这样，反复多次，那黑黑的一点，灵巧轻捷地在波涛中跳跃着，似在忠实地执行着它的职能：要历经万险，把平从洞壁里拉出来。虽然每次从翻腾的白色浪尖上出现的轮胎，都空空然，没有平的踪影，但它每次的隐没，似都带着一份希望。
然后如此反复了十几次后，当它再次浮现，已被波涛掀得成为碎片，被浪刮得遍海都是。
几乎在此同时，妈放弃了希望。我至今永远记住她当时的神情：那是一种彻底的绝望和恐惧，为着失却平，竟愚蠢到妄图用信仰去改变命运！这令我十分恼怒——一种无以名状的恼怒——就因为我们的一切失败和徒劳！
四
如今，我再不期待找到平了。正如现在，我也不再期待，能找到一条挽救我婚姻的出路。尽管妈一再对我说：“再努力一下。”
“这是哪门的理论？”我说，“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便没有理由再去维持这样的婚姻了。”
“但是你必须试一试，”她说，“这里谈不上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切都是命里定的。但不管怎么，你必须再试一试。”
“那末，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妈说：“这你自己决定，你知道什么是你最需要做的。如果这还要听人家的，那你干脆就别做了。”说毕，她便走开，把我一个人扔在厨房里。
我又一次想到平，当时，我是怎样目睹他正处在危险之中，后来，灾难又是如何发生的。然后，我又想及自己的婚姻。我是如何已看到了危机的信号，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危机最后还是发生了。我想，所谓的命运，它的一半其实就是出自我们的期望，一半，又是出自我们的疏忽。而且似乎唯有当你失却你所爱的，你才会真正接受信仰。你必定会更珍惜你所失却的，你必定会领悟覆水难收的哲理。
我母亲，其实仍旧十分留心这本压在桌脚下的《圣经》。我知道，她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我记得，在把它压在桌脚之前，她在上面写了点什么。
我抬起桌子，把《圣经》捡了出来，翻到《新约》前一页，有一篇叫《灭亡》，在那一页上，她用铅笔淡淡地写上两个字：许平。
可怜天下慈母心
——吴精美的故事
一
妈相信，在美国，任何梦想都能成为事实。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开家餐馆，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以期得到很高的退休待遇。你可以不用付一个子儿的现金，就可以买到一幢房子。你有可能发财，也有可能出人头地，反正，到处是机会。
在我九岁时，妈就对我说：“你也能成为天才。你会样样事都应付得很出色的。
琳达姨算什么？她那女儿，只不过心眼多一点而已。”
妈将一切未遂的心愿、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她是在1949年来到美国的。在中国，她丧失了一切：双亲，家园，她的前夫和一对孪生女儿。但她对过去的一切，从不用悲恸的目光去回顾，眼前，她有太多的打算，以便将生活安排得更好。
二
至于我将成为哪方面的天才，妈并不急于立时拍板定案。起初，她认为我完全可以成为个中国的秀兰·邓波儿。我们不放过电视里的秀兰·邓波儿的旧片子，每每这时，妈便会抬起我的手臂往屏幕频频挥动：“你——看，”这用的是汉语。而我，也确实看见秀兰摆出轻盈的舞姿，或演唱一支水手歌，有时，则将嘴唇撅成个圆圆的“０”字，说一声“哦，我的上帝”。
当屏幕上的秀兰双目满噙着晶莹的泪珠时，妈又说了：“你看，你早就会哭了。
哭不需要什么天才！”
立时，妈有了培养目标了。她把我带去我们附近一家美容培训班开办的理发店，把我交到一个学员手里。这个学生，甚至连剪刀都拿不像，经她一番折腾，我的头发，成了一堆稀浓不均的鬈曲的乱草堆。妈伤心地说：
“你看着，像个中国黑人了。”
美容培训班的指导老师不得不亲自出马，再操起剪刀来修理我头上那湿漉漉的一团。“彼得·潘的式样，近日是非常时行的。”那位指导老师向妈吹嘘着。
我的头发，已剪成个男孩子样，前面留着浓密的、直至眉毛的刘海。我挺喜欢这次理发，它令我确信，我将前途无量。
确实刚开始，我跟妈一样兴奋，或许要更兴奋。我憧憬着自己种种各不相同的天才形象，犹如一位已在天幕侧摆好优美姿势的芭蕾舞演员，只等着音乐的腾起，即踮起足尖翩然起舞。我就像降生在马槽里的圣婴，是从南瓜马车上下来的灰姑娘……
反正我觉得，我立时会变得十分完美：父母会称赞我，我再不会挨骂，我会应有尽有，不用为着没有能得到某样心想的东西而赌气不快。
然而看来，天才本身对我，颇有点不耐烦了：“你再不成才，我就走了，再也不来光顾你了，”它警告着，“这一来，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每天晚饭后，我和妈就坐在厨房桌边，她每天给我作一些智力测试，这些测试题目，是她从《信不信由你》、《好管家》、《读者文摘》等杂志里收罗来的。在家里洗澡间里，我们有一大堆这样的旧杂志，那是妈从她做清洁工的那些住户家里要来的。每周，她为好几户住户做清洁工。因此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旧杂志，她从中搜寻着各种有关天才孩子的智力培养和他们成才的过程。
开始这种测试的当晚，她就给我讲了一个三岁神童的故事，他能诸熟地背出各州的首府，甚至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名字。另一位教师证明，这小男孩能正确无误地拼出外国城市的名字。
“芬兰的首都是哪？”于是，母亲当场对我开始测试了。
天呀，我只知道加州的首府！因为我们在唐人街上住的街名，就叫萨克拉曼多。
“乃洛比！”我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奇特的外国字。
测试的题目越来越复杂了：心算乘法，在一叠扑克牌里抽出红心皇后，做倒立动作，预测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气温。
还有一次，妈让我读三分钟《圣经》，然后说出我所读过的内容。“现在，耶和华非有丰富的财富和荣誉……妈，我只记得这一句。”
再次看到妈失望的眼神之后，我内心对成才的激动和向往，也消遁了。我开始憎恨这样的测试，每一次都是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失望而告终。那晚上床之前，我站在浴室的洗脸盆镜子前，看到一张普普通通，毫无出众之处的哭丧着的脸——我哭了。我尖叫着，跺脚，就像一只发怒的小兽，拼命去抓镜中那个丑女孩的脸。
随后，忽然我似乎这才发现了真正的天才的自己，镜中的女孩，闪眨着聪明强硬的目光看着我，一个新的念头从我心里升起：我就是我，我不愿让她来任意改变我。我向自己起誓，我要永远保持原来的我。
所以后来，每当妈再要我做什么测试时，我便做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将手肘撑在桌上，头懒懒地倚在上面，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事实上，我也实在无法专心。当妈又开始她的测试课时，我便开始专心倾听迷雾茫茫的海湾处的浪涛声，那沉闷的声响，颇似一条在气喘吁吁奔跑的母牛。几次下来，妈放弃了对我的测试。
两三个月安然无事地过去了，其间，再没提一个有关“天才”的字眼了。一天，妈在看电视，那是艾德·索利凡的专题节目，一个小女孩正在表演钢琴独奏。这是台很旧的电视机，发出的声音时响时轻，有时甚至还会停顿。每每它哑巴的时候，妈就要起身去调整它，待她还没走到电视机前，电视机又讲话了，于是就像故意要作弄她一番似的，反正她一离沙发，电视就出声了，她一坐下，艾德就变哑巴。最后，妈索性守在电视机边，将手按在键盘上。
电视里的琴声似令她着迷了，只见演奏者既有力，又柔和地敲着琴键，突地，一阵密切铿锵的琶音倾泻而下，犹如决堤的洪水，翻江倒海地奔腾起来，只见她手腕一抬，那激动急骤的旋律顿时烟消云散了，那含有诗意、温存的音符，从她手指尖下飘逸出来。
“你——看！”我妈说着，急促地把我叫到电视机前。
我马上领会了，妈为什么这样深深地被琴声迷住。原来，那个正在向观众行屈膝礼的演奏者，不过只八九岁的光景。而且同样是一个留着彼得·潘发式的中国女孩子。她穿着蓬松的白色短裙，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康乃馨。在她优雅地行礼时，既有秀兰·邓波儿的活泼，又持典型的中国式的谦和。
我们家反正没有钢琴，也没有钱买钢琴，所以，当妈一再将这个小钢琴家作话题时，我竟失却了警惕，大咧咧地说起大话了。
“弹倒弹得不错，就是怎么她自己不跟着唱。”我妈对我批评着那个女孩子。
“你要求太高了，”我一不小心说溜了嘴！“她弹得蛮不错了。虽然说不上最好，但至少，她已很下过一番苦功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果然，妈抓住我小辫子了。“所以呀，”她说，“可你，连一点苦功都不肯下。”她有点愠怒地拉长着脸，又回到沙发上去。
电视里的那个中国女孩子，也重番坐下再弹了一曲《安尼托拉的舞蹈》，是由格林卡作曲的。我之所以印象这么深，是因为后来，我花了很大功夫去学习弹奏它。
三天后，妈给我制定了一张钢琴课和练琴的课程表。原来，她已跟我们公寓里一楼的一位退休钢琴教师商量妥，妈免费为他做清洁工，作为互惠，他则免费为我教授钢琴，而且每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将他的琴供我练习。
当妈把她的计划告诉我时，我即感头皮发麻，有一种被送进炼狱的感觉。
“我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嘛！我本来就不是神童，我永远也成不了天才！我不会弹钢琴，学也学不会。哪怕你给我一百万元，我也永远上不了电视！”我哭着嚷着，跺着脚。
妈当即给了我一个巴掌。“谁要你做什么天才，”她厉声叱责着我，“只要你尽力就行了。还不都是为了要你好！难道是我要你做什么天才的？你成了天才，我有什么好处！哼，我这样操心，到底是为的什么呀！”
“没有良心！”我听见她用汉语狠狠地嘟哝了一句，“要是她的天分有她脾气这般大就好了，她早就可以出人头地了！”
那个钟先生，我私下称他为老钟，是个很古怪的老头。他似已很老很老了，头顶秃得光光的，戴着副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在层层叠叠的圈圈里，一双眼睛整日像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常常会悠然地对着一支看不见的乐队，指挥着听不见的音乐。但我想，他一定没我想象的那般老朽，因为他还有个妈妈。而且，他还没有结婚吧。
那钟老太，可真让我够受了。她身上带有一股怪味，那种……尿骚味。她的手指看着就像是烂桃子的感觉。一次我在冰箱后边摸到过一只这样的烂桃子，当我捡起它时，那层皮，就滑漉漉地脱落了下来。
我很快就明白了，老钟为什么只好退休。原来他是个聋子。“像贝多芬一样，”他常常喜欢扯大嗓门说话，“我们俩都是只用心来倾听！”他如此自诩着，说毕，依旧陶醉在对无人无声乐队的指挥中，如痴如醉地挥动着他的手臂。
我们的课程是这样进行的。他先打开琴谱，指着各种不同的标记，向我解释着它们各自代表的意义：“这是高音谱号！低音谱号！没有升号和降号的，就是C调。
喏，跟着我。”
随后他弹了几个C调音阶，一组简单的和弦，然后似受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所激动，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按了更多的和弦，仿佛是感情的迸发和泛滥，他弹出了令人神魂震荡、形销骨立的颤音，接着又加进了低音，整个气氛，颇有一种豪迈的，雷霆万钧的浑厚气概。
我就跟着他，先是简单的音阶和和弦，接着，就有点胡闹了，只是些杂乱的噪声，那声音，活像一只猫在垃圾洞顶上窜蹦不停。老钟却大声叫好：“好！非常好，但要学会掌握弹奏的速度。”
他这一说，倒让我发现了，他的目力也不行了，来不及对照谱子来核准我有无按出正确的音符。他的目光要比我弹奏的速度慢半拍。他在教我弹奏琶音时，便在我手腕处放上几个硬币，以此训练我的手腕保持平衡。在弹奏和弦时，则要求我的手握成个空圆弧状，有如手心里握着一只苹果。然后，他又示范给我看，如何令每一个手指，都像一个独立的小兵似的，服从大脑的指挥。
在他教会我这一整套技巧时，我也学会了如何偷懒，并掩盖自己的失误。如果我按错了一个琴键，我从来不去纠正，只是坦然地接着往下弹。而老钟，则自顾往下指挥着他自己的无声的音乐。
或许，我确实没有好好地下过功夫，否则，我想我极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或许我真的会成为一个少年钢琴家。就我这样学钢琴，也很快地掌握了基本的要领和技巧。可我实在太执拗，那么顽固地拒绝与众不同，所以我只学会弹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和最最不和谐的赞美诗。
我就这样我行我素地学了一年。一天礼拜结束后，听到妈和琳达姨正在互相用一种炫耀的口气吹嘘着各自的女儿。
“哎，薇弗莱捧回来的奖品实在太多了，”琳达姨以一种似是抱怨，实在是夸耀的口吻说，“她自己整天只顾着下棋，我可忙坏了。每天，就光擦拭她捧回的那些奖品，就够我忙的了。”
薇弗莱与我同年。我俩从小一起玩耍，就像姐妹一样，我们也吵架，也争夺过彩色蜡笔和洋娃娃。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太友好。我认为她太傲慢了。薇弗莱的名气很大，有“唐人街最小的棋圣”之称。
琳达姨得意地抱怨了一番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妈说：“你真福气，你可没这种烦心事。”
“谁说呀，”妈妈高高地耸起了双肩，以一种得意的无奈说，“我可比你还要烦心呢。我们的精美，满耳只有音乐，叫她洗盆子，你叫哑了嗓子她也听不见。有啥办法，她天生这样一副对音乐失魂落魄的模样！”
就是这时，我萌生出个报复的念头，以制止她这种令人可笑的攀比。
几星期后，老钟和我妈试图要我在一次联谊会上登一次台，这次联谊会将在教堂大厅里举行。那阵，父母已储足钱为我买了架旧钢琴，那是一架黑色的乌立兹牌，连带一张有疤痕的琴凳。它也是我们起居室的摆设。
在那次联谊会上，我将演奏舒曼的《请愿的孩童》。这是一首忧郁的弹奏技巧简单的曲子，但听起来还是像很有点难度的。我得把它背出来，然后在重复部分连弹两次，以令它听起来可以显得长一点。可我在弹的时候，经常偷工减料，跳过好几节。我从不仔细听一听自己弹出的那些音符，弹琴时，我总有点心不在焉。
我最愿意练习的，要算那个屈膝礼，我已可以把它行得十分漂亮了。
爸妈兴致勃勃地将喜福会的朋友全部请来为我捧场，连薇弗莱和她两个哥哥也来了。表演者以年龄为序，由小至大上台表演。有朗诵诗歌的，跳芭蕾舞的，还有，在儿童小提琴上奏出鸭叫一样的声音。每一个表演的结束，都得到热烈的掌声。
待轮到我上阵时，我很兴奋。那纯粹是一种孩子气的自信，我还不懂得害怕和紧张。记得当时，我心里一个劲这样想：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我往观众席瞥了一眼，看到妈那张茫然的脸，爸在打呵欠，琳达姨的有如刻上去的微笑，薇弗莱的拉长的脸。我穿着一条缀着层层花边的白短裙，在彼得·潘式的头发上，扎着一只粉色的大蝴蝶结。当我在钢琴边坐下时，我想象着，艾德·索利凡正把我介绍给电视机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而台下的听众，都激动得连连跺脚。
我的手触到了琴键。多好呀，我看上去那么可爱！对于我手下按出的音阶将是怎样，我却毫不担心。因此，当我按错了第一个音阶时，我自己都有点吃惊，我以为我会弹得十分出色。不对了，又是一个错的，怎么搞的？我头顶开始冒凉气了，然后慢慢弥散开来。但我不能停下不弹呀。我的手指似着了魔，有点自说自话，尽管我一心想将它们重新调整一番，好比将火车重新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可手指就是不听指挥。反正从头到尾，就是这么杂乱刺耳的一堆！
待我终于从凳子上站起身时，我发现自己两腿直打哆嗦，大概是太紧张了。四周一片默然，唯有老钟笑着大声叫好。在人群中，我看到妈一张铁青的脸。观众们稀稀拉拉地拍了几下手。回到自己座位上，我整个脸抽搐了，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这时，一个小男孩轻声对他妈说：“她弹得糟透了！”他母亲忙轻声阻止他：“嘘！可她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一下子我觉得，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坐在观众席上。我只觉得千万双眼睛在后边盯着我，热辣辣的。我甚至感觉到那直挺挺地硬支撑着看节目的父母，他们那份难堪和丢脸。
其实我们可以趁幕间休息时溜走，但出于虚荣和自尊，爸妈硬是坐到节目全部结束。
表演结束后，喜福会的许家、龚家和圣克莱尔家的人都来到父母跟前：
“不错呀，多有本事的小朋友！”琳达姨只是含糊地敷衍着，显出一抹刻上去般的微笑。
“当然。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人家的好。”父亲苦笑着说。
薇弗莱则看着我，再耸耸肩，干脆地说：“你不行呀，还不及我呢！”要不是我有自知之明，确实觉得自己表演得实在不怎样，我准会上去扯她辫子的。
但最令我惊然的，是妈。她满脸的冷漠和晦败，那就是说，她已灰心丧气了。
我也觉得灰心丧气了。现在大家都这么团团地围着我们，似车祸中看热闹的人一样，一心要看看那倒霉的压在车轮底下的家伙，到底压成个什么样子！直到我们乘上公共汽车回家时，妈一路上还是一言不发。我心想妈只须一踏进家门，就会冲着我大大发作一场。然而当爸打开家门时，妈便径自走进卧室，还是没有一声叱责，一声埋怨。我很失望。否则，我正好可以借机大哭一场，以宣泄郁积的那份窝囊气。
我原以为，这次的惨败，从此可以让我从钢琴边解脱出来，我不用再练琴了。
岂料两天后，当妈从厨房里出来，见我已在笃悠悠地看电视时，便又催我去练琴：
“四点啦。”她如往常一样提醒我。我一震，好像她这是在叫我再去经历一番那场联谊会上的出丑似的。我牢牢地把住椅子背。
“关掉电视！”五分钟后，她从厨房里伸出头警告我。
我不吭声。但我打定主意，我再也不听她摆布了。我不是她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我以前一味由她摆布着，结果呢？她这样做太笨了！
她噎噎地从厨房走出来，站在起居室门口的过道上。“四点啦！”她再一次重复了一遍，音量提高了几度。
“我再也不弹琴了，”我平静地说，“为什么我非要弹琴呢？我又没这天分。”
她移步到电视机前站住，气得胸部一起一伏，像台抽水机似的。
“不。”我觉得更坚决了，觉得终于敢表示自己真正的意愿。
“不！”我尖声叫着。
妈拎着我双臂，啪一声关了电视，把我悬空拎到钢琴前，她的力气大得吓人，我拼命踢着脚下的地毯，挣扎着、呜咽着、痛苦地望着她。她的胸部起伏得更剧烈了，咧着嘴，失却理智般地痴笑着，仿佛我的嚎哭令她很高兴。
“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我呜咽着说，“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的女儿。”
“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她用中国话高声说，“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
“那末，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我哭着，当这些话从我嘴里吐出来时，我只觉得，癞蛤蟆、蜥蜴和蝎子这种令人作恶的东西，也从我胸里吐了出来。这样也好，令我看到了自己那可怕的一面。
“可是，要改变既成的事实，你来不及了！”妈激怒地喊着。
我感觉到，她的怒火已升至极限了，我要看着它爆炸。我一下子想到了她的失散在中国的那对双胞胎。关于她们，我们谈话中，从来不提及的。这次，我却大声地对着她嚷嚷着：“那么，我希望我没有出世，希望我已经死了，就跟桂林的那对双胞胎一样！”
好像我念了什么咒似的，顿时，她呆住了，她放开了手，一言不发地，蹒跚着回到自己房里，就像秋天一片落叶，又薄又脆弱，没有一点生命的活力。
三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使母亲对我失望。多年来，我让她失望了好多次。为着我的执拗，我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我的分数达不到A级，我当不上班长，我进不了斯坦福大学，我后来的辍学……
跟妈相反，我从不相信，我能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我只可能是我自己。
以后的那么些年，我们再也不谈及那场倒霉的联谊会上的灾难，及后来在钢琴前我那番可怕的抗争。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再也不提及，就像对一件已作了结论的谋反案一样。因此，我也老找不到话题问她，为什么，她会对我怀这么大的希望。
还有，我也从未问过她，那令我最最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她终于又放弃了那份希望？
自那次为了练琴争执后，她就此再也不叫我练琴了。再也没有钢琴课。琴盖上了锁，紧紧地合闭着，唉，我的灾难，她的梦想！
几年前，她又做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她将这架钢琴送给了我。多年来，我碰都没碰过那架钢琴。现在，她却把它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我想，这是一种原谅的表示，那长年压着我的负疚感，终于释然。
“噢，你真把它送给我了？”我讪讪地说，“你和爸舍得吗？”
“不，这本来就是你的钢琴，”她毫不含糊地说，“从来就是你的。只有你会弹琴。”
“哦，我怕我大概已不会弹了，”我说，“那么多年了！”
“你会很快又记起来的，”妈说，非常肯定地，“你在这方面很有天分，其实如果你肯下点功夫，本来你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
“不，不可能。”
“你就是不肯试一下。”妈继续说着，既不生气，也不懊丧，那口气，似只是在讲述一件永远无法得到核准的事实。“拿去吧！”她说。
但是，起先我并没马上把琴拉走。它依旧静静地置在妈妈家起居室里，那个回窗框前。打这以后每次看到它，总使我有一种自豪感，好像它是我曾经赢得的一个荣誉的奖品。
上星期，我请了个调音师到我父母公寓去，那纯粹是出于一种感情寄托。数月前，妈去世了。爸交给我一些她的遗物，我每去一次，便带回去一点。我把首饰放在一只缎锦荷包里，还有，她自己编织的毛衣：有黄的、粉红的、橘黄的——恰恰都是我最不喜欢的颜色。我一一把它们置放在防蛀的箱子里。我还发现几件旧的绸旗袍，那种边上镶滚条两边开高叉的。我把它们挨到脸颊上轻轻摩挲着，心中有一阵温暖的触动，然后用软纸把它们小心包起来带回家去。
钢琴调校好，那音色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圆润清丽，这实在是一架上乘的钢琴。
琴凳里，我的练习记录本和手写的音阶还在。一本封皮已脱落的旧琴谱，被小心地用黄缎带扎捆着。
我将琴谱翻到舒曼的那曲《请愿的孩童》，就是那次联谊会上让我丢丑的。它似比我记忆中更有难度。我摸索着琴键弹了几小节，很惊讶自己竟这么快就记起了乐谱，应付自如。
似是第一次，我刚刚发现这首曲子的右边，是一曲《臻美》，它的旋律更活泼轻快，但风格和《请愿的孩童》很相近，这首曲子里，美好的意境得到更广阔无垠的展现，充满慰藉与信心，流畅谐美，很容易弹上手。《请愿的孩童》比它要短一点，但节奏要缓慢一点。《臻美》要长一点，节奏轻快一点。在我分别将这两首曲子弹了多次后，忽然悟出，这两首曲子，其实是出于同一主题的两个变奏。
美国的注释
当母亲看见女儿的新房子里床对面置着一架嵌镜子的大橱时，便叫了起来：“你怎么能将镜子对着床置放？这样，会冲掉你新婚的喜气，都会冲掉的。”
“呕，它放在这里最合适，其他地方放着，都不好看。”女儿说，很有点厌烦。
对于妈这一套老生常谈，她已听够了，受够了！
母亲皱皱眉，从她那只用过两次的崭新的提包里，摸出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那是上星期她特地从派力斯俱乐部买来的，那是她贺女儿乔迁之喜的礼物。“亏得我还有这个，让我来帮你设计挂哪。”说着，她把它往床头上方，两边枕头正中一比划：“就挂在这里。”母亲敲敲墙说，“用这面镜子来反照那面镜子就解掉了，运气保留了，还加上一点桃花运。”
“什么叫桃花运呢？”母亲狡黠地笑了笑，指指镜子，“喏，看，我说得不对吗？喏，我已从镜子中看到我的小外孙了，明年春天，他可以抱在我手上啦。”
女儿探头也往镜里看了看，只看见自己一副茫然的脸庞。
丈夫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直到今天我还相信，妈持有那种先知先觉的功能。对此，妈总以一句中国成语来解释：“唇亡齿寒”，假如嘴唇不复存在，牙齿当然就会觉得冷了。我想，那意思就是：一件事物的发生，常常会导致另一件事的到来，世上万物，彼此依附，互相牵连。
但是她的先知先觉，倒从来不是有关地震的预感，或对股票行情升落的预测。
她所能预感的，只是一切对我们家庭有威胁的预兆。而且她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她为不能阻止它们的最后发生而伤心。
小时候还住在旧金山时，她看了看我们那建在一个太陡的小坡上的公寓，当即预言：她怀着的胎儿，会坠落而死去，结果真的如此。
当我们家对面的银行边，新开设了一家出售浴室设备的商店时，妈便预言，那家银行的钱可要遭殃了。果然不出一个月，银行里一个职员因挪用公款而被抓走了。
去年父亲刚去世时，妈便说她早就有预感了，因为一盆爸送给她的常春藤枯萎了，虽然她天天没断过浇水。她说，这盆常春藤的根，已经烂掉了，因此浇水也无济于事。后来，医院里送来的化验报告上也说明，尽管七十四岁的父亲最后是摔于心脏病，但他体内百分之九十的动脉，已经全部淤塞了。爸并不像母亲那样是中国人，他是美籍英格兰人。每天早上，他会吞下五片熏肉和三只淌蛋黄的荷包蛋。
当妈准备到树林道我们新居来做客时，我便又一次记起了她那非凡的特异功能，我很是忐忑不安，不知她会在我这里看到些什么。
哈罗德和我，很幸运能找到这里安家。那是在靠近九号公路尽头的一个三岔道上，这里之所以没有设任何标记，是因为标记一设上去，就让附近住户给除掉，他们不希望那些推销员、城市视察员来干扰这里。往常从这里到旧金山我妈那里，只需开四十分钟的车就可以到了。但这次把妈接出来，我们却花了足足一个小时。直到车穿过拥挤的车流，费力地拐过两个拐角时，妈伸手轻轻地拍拍哈罗德的肩头，疲惫地嘘了一声：“呵，这一路上够你折腾了。”
哈罗德笑着减慢了车速，但我还是发现，他那紧握驾驶盘的双手十分紧张。我暗自高兴，很有点幸灾乐祸之感。在拥挤的车潮中，他很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不是被后面已排成车龙的喇叭所催逼，就是差点撞上前边一位老太太的别克。
对自己竟然还袖手旁观，冷眼看着哈罗德的种种困窘，我也实在觉得太不像话。
但我又无法自持。早上，出来接妈以前，我俩刚吵过一架。他那样锱铢必较，挥着手对我大声嚷道：“当然该是由你来付灭虫剂的钱。因为米勒格是你养的猫，那跳蚤当然也是你惹出来的，这笔账就该划在你份上，明明白白的嘛！”
我们的朋友中，没人会相信，我们会为了跳蚤而争个喋喋不休。而且他们再也不会想到，我们之间，还有比这更奥妙的。
现在，妈要和我们一起住一个星期，因为她在旧金山的住宅，正在调换全部电线。所以，我们必得做出没事人似的。
整整一路上，妈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发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修了这么个谷仓样的亭子，还有那么个四边布满苔藓的池子。而且，在另外两亩空地上，种满红杉树和有毒的陈树。其实她根本不是发问，只是在一遍一遍地表示：“哎呀，真会花钱，作孽呀！”当我们领她参观房子内部时，她更是不停嘴地发问，迫得哈罗德只好一个劲地解释：“你看，这细木嵌花地板的做工，那可全是手工脱色的。喏，这大理石花纹的墙纸，也是手工贴上去，用海绵这么一点点揩拭的。因此，花这么些钱还是值得的。”
她点头表示同意：“原来，脱色和用海绵揩拭，是那样花费呀！”
就这么在我们房里兜了一圈，她已找出了一大堆的不是：那斜条花纹的地板，令她觉得自己也在一个劲往一头溜滑。而我们给她安排的客房，那简直就完完全全像个马棚，两头都是斜顶天花板。她甚至看得见躲在屋角里的蜘蛛，窜到半空的跳蚤。呸！呸！呸！就像热油不断溅出锅外，尽管妈知道，我们花费了大宗钱财来装修这幢房子，但在她眼中，这依然只是个马棚不像马棚，谷仓不像谷仓的棚棚！
这让我很恼怒，为什么她光看见我们的缺陷和不足呢？但当我再环顾四下时，又觉得她所批评的，实在也有其道理。这令我确信，在我与哈罗德间，她也一定预感到什么了。因为我至今还记得，早在我八岁时，她所跟我说过的一些话。
妈曾瞟了一眼我的布满米粒的碗底后，随即预言，我将嫁给一个坏男人。
“哎呀，丽娜，”好多年前，一次晚饭后，她这么对我说，“你将来的丈夫，将是个麻子。你碗底留剩几颗饭粒，他脸上就有几颗麻子！”
妈一边收起我的饭碗，一边又接下去说：“我就知道有这么个麻子，又粗鲁又讨厌！”
我立时想起一个讨厌的邻家男孩，他脸上就是布满麻子，而且真的就与米粒一般大小。他约十二岁左右，叫阿诺德。
每次我放学回家走过他家门口，他就往我腿上弹弹弓，有一次，还故意用自行车来压我的洋娃娃，把她的小小的腿都压碎了。我才不要这个凶狠的男孩子来做我丈夫。因此，我从妈手里夺回那饭碗，几筷子就把碗底的饭粒划进嘴了。然后扭过头对妈得意地一笑，相信我再也不会嫁给阿诺德了。我将要嫁给一个，脸庞像我手中瓷碗一样光洁的丈夫。
但妈对着我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可昨天、，你也吃剩下饭粒了。”对啦，我想起还有前天，再前天……我的八岁的心，几乎无法承受，要接受这么个既定事实：我将来的丈夫，就是那个可恶的阿诺德。在我想象中，阿诺德脸上的麻子在不断扩大，最后，他整个脸庞，就变得像月球表面的陨石坑一样，坑坑洼洼的。
这段孩提时的一幕，原应回忆起来很美好很有趣的，但事实上，每每忆起这一幕，我总有一种深沉的负疚感。我对阿诺德的憎恶发展到后来，终于导致他的死亡。
当然，这或许仅仅是出于巧合，但我深知，当初，我确实有咒他死亡的意图。因为，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避免那个可怕的麻子丈夫。
在妈跟我提及麻子丈夫的那个礼拜里，我在主日学校看了一部颇令人心惊肉跳的电影。只记得老师把灯光扭熄了，然后，对着我们这满场的，吃得雪白精壮、营养过剩的华裔美国孩子说：“看了这部电影，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将收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为什么，我们要为上帝工作！”
她说：“我要你们自己算一下，每个星期，你们吞下多少薄饼，糖果，枣子……然后再跟电影里看到的比一比，再想想，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要祝愿的。看！在非洲、印度，饥饿把人折磨成怎样了……”
接着，放映机“咋咋”转起来了，银幕上显出了奔赴非洲和印度的教会人士的身影。这些品格崇高的志愿者们，自愿为这些麻风病人服务，日夜陪伴着他们。那些四肢溃烂的病人看着好可怕，脸上布满疮疤，淌着黄水。要是妈也看了这部电影，准又有话说了：“喏，那些总喜欢剩饭菜的孩子，将来就等着和这些面目可憎的男男女女结婚吧。”
电影结束后，我忽然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唯有这个办法，才能逃脱嫁给阿诺德的厄运。于是，我开始在饭碗里剩下更多的饭粒，后来，不仅米饭，我还吃剩大量的奶油玉米花，白脱三明治。一次，甚至当我咬下一口糖块，看到里面凹凸不平的黑糊糊的糖馅时，我也将它扔了。
我考虑过，阿诺德不一定会患上麻风，而且也迁到非洲，最后死在那里。但是，心里却也隐隐地希望他会这样……
阿诺德是在五年后死去的。那时我十三岁了，长得精瘦，厌食，倒不是因为阿诺德的缘故，我早已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之所以节食，只是出于一般十三岁的女孩子的普遍心理。经常在走出家门的转角处我就把妈给我准备好的午饭袋扔进垃圾筒了。那天早上，我在早餐桌边，等着妈给我准备我的午饭袋，正在一边用熏肉蘸着蛋黄往嘴里送，一边看报的爸，突然叫了起来：
“哎呀，”他手里仍旧不住地把熏肉往蛋黄里蘸，他读着：“……阿诺德·雷斯门，”他抬眼说，“就是我们在奥克兰一个邻家的男孩子，死于麻疹并发症。真可惜，他刚刚在加州的海华德大学学习，他计划做个足疾大夫。
“医生们施尽医术，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们说，这样的病例，一般只见于十岁到十二岁时得了麻疹的未成年患者。患者母亲说，阿诺德在十二岁时，曾得过麻疹。”爸又接着往下读，“这个十七岁的男孩发病时，就陷入昏迷……”
“丽娜，你认识这个男孩子吧？”爸问我，我只是站着不出声。
“真不像话，”妈双眼盯着我，“不像话！”
我想，她大概把我的心思看穿了，她一定清楚，就是我致使阿诺德死的。我吓得浑身打颤。
那晚，我从冰箱里偷了半加仑的草毒冰激凌，躲在自己房里，一匙一匙硬往嘴里塞。几小时后，我坐在卧室外的防火梯上，把它们全部吐个精光。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往肚里吞咽食物时，我感觉是那样恐惧，而呕吐过后，反而十分舒服。
确实是我令阿诺德致死的。我一直以为，这决不是什么异想天开或神经过敏之说。或许，他确实曾命定要做我的丈夫的，否则，在这么个纷繁混沌的世界上，怎可能会有这么凑巧的事？为什么阿诺德偏偏要挑上我，来挨他的弹弓丸呢？为什么在同一年里，他患了麻疹，而又在这同一年里，我开始有意识地憎恨他？当妈一说及我要嫁个麻于丈夫，我就会首先想到阿诺德！然后，我会恨他恨得那么深。恨，是不是痛苦的爱的必然结局？
我最后强迫自己排斥这些可笑的推测，可我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臆断：我得到了报应，我没有嫁给阿诺德，但我却嫁给了哈罗德！
哈罗德和我，在同一个建筑公司做事。那家公司叫利伏脱尼联合公司，只是哈罗德·利伏脱尼是合股老板，而我，只是普通雇员。我们是几年前相识的，那时，他还没有筹办利伏脱尼公司。那时我廿八岁，是计划助理。他三十四，当时，我俩都在亨德凯莱·戴维斯部门，任餐馆设计。
我们开始经常共进工作午餐，谈论我们各自的设想和心得，而且通常是平分付账。虽然通常，我只点一丁点色拉，因为我向来习惯节食。直到我们开始正式约会外出晚餐时，我们还是平分付账。
就这样，我们一直将平分付账的形式保持下来。如果说有时略有变动的话，就是我坚持付全部：吃饭、饮料及小费，而真的，我很高兴这样。
经过六个月的外出晚餐，五个月的饭后调情，一个星期的羞羞答答又笨拙的爱情表白之后，哈罗德对我说：“丽娜，你真是个非凡的女人。”说这话时，我们正躺在床上，躺在我为他买的紫色床单上，他原先那条床单太旧了，太不浪漫了。
他用鼻子擦擦我的头颈，轻声说：“我想，我还没碰到另一个女人像你这样，与我如此协调……”当他一说到“另一个女人”时，我噎了一下，就像打冷呃的那种感觉。我即时从这引申出几打，甚至几百打的倾慕他、渴慕为他买早餐、做晚饭的，愿意闻到他身上的气息的女人。
他自顾轻咬着我颈脖，颤声地说：“……像你这般温柔，甜甜的，可人意的……”
那些轻怜蜜爱的话语将我灌得痴迷迷的，这一次的爱情，令我完全栽进去了。
我当时就很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像哈罗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也会认为我是出众的。反正，那时的我，很有点神魂颠倒，情思绵绵。
不过如今，我却再也不觉得哈罗德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现在，我对他很生气。
尽管我相信他确实是十分出类拔革的，否则，我是不会爱上他的，而且最后答应嫁给他。我至今还记得，当他向我求婚时，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幸运，因而我也十分担心，所有这一切原本不该让我消受的福气，有一天会从我身边偷偷溜走。当我一想到我将搬去与他一起生活时，内心深处更是升起一层担忧：他会不喜欢我的体味？我对音乐和电视，有自己的品位和癖好，他会认同吗？……我真害怕，有朝一日，他会戴上一副全新的镜片来上下仔细打量我，最后说：“天哪，你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的女孩子。你到底是不是？”
那种担心，那种不踏实感和惧怕，从未离开过我，我真害伯有一天，会被他看作一个女骗子拎出来。不过最近，我的朋友露丝，因为婚姻破裂，正在接受心理治疗，跟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有这种担心，是很普遍的。
露丝这样说：“最初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是在这种充满中国式的谦虚的环境中长大的。换句话说，生为中国人，很自然地就容易接受道家的种种观念。但我的心理治疗医生却不同意，他说我不应该责备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己的民族。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有关一个小小探险家的故事，他来到荒岛上，先满足了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后来不满足了，又要寻觅更好的生存条件……人总是这样，东西一到自己手，就已经开始贬值了，希望的总要比得到的更好。”
与露丝谈话以后，我觉得心里踏实了一点。平心而论，哈罗德和我，还是可谓旗鼓相当的。细观他各方面，算不得标准美男子。当然，他的皮肤细腻白皙，顾长结实的躯体，真的是十分迷人。而我，也实在不是什么倾国倾城之貌，但许多我的女朋友，都说我很有一种异国情调的气质，很醒目。她们还妒忌我的高耸结实的胸部，而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优美的形体。此外，我的一个客户，说我蕴藏着一股撩人的活力，生动迷人。
因此我想，我完全配得上哈罗德。我漂亮，有见解。而且，我很早就凭直觉感到，哈罗德具有足够的条件去开办他自己的公司。
早在我们还在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共事时，我就向哈罗德建议：“哈罗德，你已为这家公司挣了好多钱了，你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如果你现在开办自己的公司，你会从这里带走起码一半以上的客户。”
“带走一半？那太妙了！”他呵呵笑着。
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起码一半呢！你是那样的出色。你对餐馆设计和发展，有你独特的见解。你我都知道，这是经营餐馆业的必备条件。”
“努力争取。”他把嘴一抿，用了这样四个字，恰恰是我最讨厌的。从前我在银行里做事时，行方就老用这四个字来激励雇员参加各种业务竞赛。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哈罗德说：“哈罗德，我也要和你一起‘努力争取’。我的意思是……你或许需要一笔钱投资……”
他听都不愿听有关钱的事，不论是出于情分，或者借贷、投资、甚至合股。他说他大珍视我们间的感情，以至不愿用金钱玷污它。他向我解释道：“我一丁点也不需要你的援助，真的，我想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各自在金钱上的独立，我们互相的爱，即会得到最大的保障。”
不，我从心里发出抗议。我想大声对他说：“不要这样。实在我并不满意我们目前这种对钱财上的‘井水不犯河水’，分得一清二楚的做法。我真的很想为我们的爱情奉献一部分，让我觉得，我也在奉献，也在操心，也在奔波……”但这些话都给哽在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我只是怔怔地看着他，真想问问，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曾经如此深深地伤害了他，竟令他今天以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方法，来接受爱情。不过接下来，我终于听他说了我期待了好久的话。
“其实，你只要搬过来与我一起住，就可以大大助我一臂之力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就此有了一笔收入……我这是指，你付我的五百元房租……”
“那太好了！”我立时说，深知他在提这个问题时，是多么的窘迫和万不得已。
我高兴得不能自制。虽说我现在的工作室一个月的月租才四百三十五元。但哈罗德的住处确实是相当不错的。那是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面对着大海湾，五百元的房钱应当说还是很合理的，不论与谁共租，都得这个价。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哈罗德和我都辞去了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的工作，他投资了利伏脱尼公司，而我，就在他投资的这家公司里任设计公关。不过，他未能赢得亨德凯莱·戴维斯的一半客户。事实上，亨德凯莱·戴维斯公司早已警告他了，只要他争夺去他们的一个客户，他们便要去法庭控告他。夜深人静时，我便安慰他鼓励他，给他出主意。我对他说：只要他做出一个标新立异的，有他自己独特风格的餐馆设计主题，不要说亨德凯莱·戴维斯没有任何理由控告他，他还可以在众多公司商号中脱颖而出，打出自己的牌子。
“而今，人们已看厌了那种带钢扣的栋术门栅的店铺大门，还有那千篇一律的意大利薄饼的店铺。老实说，我们这个城市已挤满了各种餐馆，哪怕用警车去撞，也撞不完那么多餐馆。但是，那些只不过是一大堆设计雷同、主题陈旧的复制品。
你要搞一个自己的橱窗。在这里，每次都要推出一套全新的、出其不意的设想。你可以设法吸收一些香港投资者，他们是最愿意将美元用以投资美国式的独创。”
他给了我一个敬慕的微笑：“我就爱你这份天真。”而我敬慕的，就是他那样看我的目光。
我继续嘟嘟味浓地，向他倾诉着我的爱意，那丝丝爱意，已全融成对他事业的一份关切，一份生死与共的关切。“你……可以就吃这个字眼，大做所谓主题食物的文章。比如……设计一个家庭炉灶，全是居家品位；女侍们围着方格布围裙，就像家里的妈妈样，伏在你桌上，教诲着你不能在盆里剩食物…··、
“……你也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特色餐馆：专门经营文学小说里的食品，如劳伦斯、山德士暗杀小说里的三明治；诺拉·埃弗朗的《妒忌》中的点心，种种其他读者熟知而又从未亲口品尝过的吃食。食品的名称要取得奇特，幽默诙谐，或者吉祥讨口彩，反正要有勉力……”
事实上，哈罗德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将这一切经过一番筛选整理，将其略加变化地体现出来，可我从中还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原始设想和基本格调。
现在，利伏脱尼公司，已雇有十二个正式雇员，他们都搞主题餐馆设计，即我最初向哈罗德建议的“主题食物”。哈罗德是把关人，总体规划的制订人，通常与新客户的合约签定，在他这儿是最后一环，由他拍板定音。而我，则是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设计员。因为，正如哈罗德说的，以免其他雇员说他任人唯亲，以避嫌疑嘛——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我们在他投资利伏脱尼公司的第二年就结婚了。其实即使做了老板太太，我想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由于我的出色的工作而得到提升。
事实上，我干得确实十分出色。虽说我在这方面并未受过什么正式训练，我在大学里主修亚美文化时，我只选修了一门剧院设计，并担任了学校里的《蝴蝶夫人》演出的舞台设计。
在利伏脱尼公司，我接受了一次餐馆主题设计。有家叫“捕鱼者笔记”的餐馆，我为其设计一只黄色青漆木质船，搂花的模板上，刻出“征服号”几个字眼。每张餐桌上置着一根小型钓鱼竿，菜单就悬在钓竿上，而餐巾上，印着尺度的标记及尺寸的变换。这个设计得到众人的很高嘉奖。后来，我又接受了一家命名为“图雷谢克”的阿拉泊餐馆的设计，我想，这里应该有点阿拉伯集市的效果，因此，我设计了在一圆石上，置上一条迎面扑上的眼镜蛇的标本。
应该说，我很喜欢我的这个职业，只是我付出了这样的精力，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报酬。我做得那样努力，可哈罗德对人人都按劳付酬，唯独我不是，这令我很是不快。
事实上，我和他为利伏脱尼公司付出的努力是相等的，但哈罗德的工资，却是我的七倍。他对此应该十分清楚，因为每个月我的工资，都是经他签字后转入我名下的支票。
近来，有关这些烦恼，总蔡绕在我心头。起先，我自己还没有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只是觉得心里不大自在。直到最近一星期前，自己才突然明白过来了，究竟是为什么烦躁和不安。这工夫，我在收拾早餐桌，而哈罗德正把车开出车房，我们要准备上班去了。只见厨房桌上，摊着今天的报纸，上面搁着哈罗德的眼镜，他的那把专用的断柄的咖啡杯，就搁在报纸边。不知为什么，这些细微的生活小景，居家气息，搅得我万箭钻心。这种只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弥散着哈罗德的气息的感觉，让我又看到第一次与他做爱时的自己。那时的我，听到，看到和感到的，就只有哈罗德。他是那样肆意不羁地、完完全全地俘虏了我，我任凭他恣意地，放纵地在我身上寻觅欢快，却一点不计较，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可直到今天，我得到些什么呢？
我带着这种灼热的滚烫的回忆坐上车，那股突来的激情竟一时平息不下来。
“哈罗德，我爱你！”我禁不住热烈地抚摸一下他的手。而他只是专心地注视着反光镜，一边倒着车，一边顺口敷衍着：“我也爱你。呃，你锁上门了吗？”还是这句话，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他给我的，太不够了。
哈罗德在外边，把汽车钥匙甩得锵锵响：“我开车下去买点牛排之类，还要些什么吗？”
“我们的米吃完了，”我说着，小心地瞟了一眼背朝我，正在专心观望窗外的灌木棚的母亲，再向哈罗德使了个眼色，表示妈妈要吃米饭。然后，只听见哈罗德发动了汽车，嘎嘎地碾过砂砾小路。
家里就我们母女俩。我开始浇花，妈却踮起脚尖，仔细察看一份贴在冰箱门上的账目单。
账目单两边分别写着“丽娜”和“哈罗德”，然后罗列着各自的账目：
丽娜 哈罗德
鸡、蔬菜 面包、甘蓝、 汽车房工业 25.35元
洗发香波、啤酒 19.63元 浴至用料 5.41元
玛丽亚（清洁费十小账） 汽车用料 6.57元
65元 灯火装置 87.26元
杂货（视发票） 马路砂砾 9.99元
55.15元 汽油 22.00元
牵牛花、罐头、泥土 汽车烟雾检查 35.00元
14.11元 电影和晚餐 65.00元
照相扩影 13.81元 冰激凌 4.50元
从这星期的账目看，哈罗德比我多付了一百多元的账，所以，我还欠他伍拾元。
“这写的是什么呀！”妈用中国话问道。
“哦，也没什么，只是我们需合付的一些账目。”我尽量将一切说得轻描淡写。
但妈只是疑惑地看了看我，皱皱眉，什么也没说，又扭头去细看那份账单，这次可更仔细了，只见她用手指逐个核对忖度着。
我觉得很是窘迫。从这张账单上，妈已十分明白了。令我颇觉侥幸的是，她幸亏只看见我们的一半，还有一半：那无数次的商洽，一次一次的辩解和纠正那些不属“共享”的概念：如睫毛油和剃须水，头发喷雾剂或剃须刀，假发垫或香港脚粉……我们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商洽，才最后确定它们不属共享的范畴。
在市礼拜堂举行婚礼，他坚持付了婚礼费，我则请了朋友罗伯特来为我们照了相，作为抵消他的支出。婚礼后，我们在自己公寓里开了次聚会，每个应邀的朋友都带来了香摈，因而也不存在谁付这笔聚会费。当我们决定购置现在这幢房子时，我们达成协议，决定我只需付抵押数的某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根据我的收入与他的收入差额两制定的。因此根据我所出的这个百分比，我可对这幢房子拥有一个相当百分比的所有权。由于哈罗德付的金额较大，因此他拥有该房的支配权，决定装修的风格：与众不同，典雅，又可多功能使用。一旦他制定了这个原则，那就一锤定音，改变不过来了。至于度假的费用，我们选择了平摊付费。其他的比如生日礼或圣诞礼、还有结婚纪念日礼物，都由哈罗德付。
还有些界线混淆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概念模糊的，那就争论不清了。比如我的避孕丸，或者如果我们宴请的客人，他们确实是他的客户，可同时又是我大学里的老朋友。再有，我出面订阅的食品烹饪杂志，但他自己也常找出来翻阅解闷的。
还有，那只猫米勒格，也常成为我们争执不休的题目。米勒格不属我们的猫，只是我的猫，那是去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什么！这一项，你们是不能平摊付账的！”妈神色骇然地大声问我。我一惊，以为她已窥探到了，有关米勒格的种种奥妙。但后来我发现，她的手指，正停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一栏里。我想，妈一定还记得，当初我怎样将一盒冰激凌全吞下去，结果坐在安全梯上全部呕光的事。从那以后，我一见冰激凌就害怕了，碰也不碰一下。但后来我又一次震惊了：哈罗德竟然毫无党察，他按例每周五晚上买回的冰激凌，我一丁点都不碰。
“为什么要这样！”
妈的嗓音中带着抑制下去的呻吟。好像这张账目单刺痛了她。我想着如何向她解释这一切，一下子就冒出哈罗德和我互相间常用的那句话：“……唯如此，我们才能排除一切错觉，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相互间的真正的平等尊重，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但是，这些话对妈来说，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只好这样对妈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是早在我们结婚前就开始遵循着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哈罗德回来了；从车上提下买来的木炭，我则卸下食品等杂货，然后开始腌泡牛肉，煮饭，安排晚餐桌。妈则坐在花岗石铺面的厨房桌边，嚼着咖啡，一边不住地用藏在袖子里的软纸，揩拭着杯子底。
晚餐时，哈罗德不时制造着谈话气氛，一边谈论着有关房子的装修计划：屋顶安上天窗，扩大平台，铺上种植郁金香的花坛，将有毒的砾树砍掉，再辟一个侧厅，然后修建一个日本式的浴室，反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晚饭后，他便收拾了餐桌，一边把脏盆子都堆在洗碗机内。
“要吃甜食吗？”他问着，一边去开启冰箱。
“我已经饱了。”我说。
“丽娜可是不吃冰激凌的。”妈接着说。
“好像有那么回事。她总是节食。”
“不，不是节食。她从来不吃冰激凌，她不爱吃。”
哈罗德笑了，迷惑地看看我，希望我能向他解释一下我妈的意思。
“妈说得对，”我只是冷冷地说，“我几乎一直讨厌冰激凌！”
哈罗德显得更迷茫了，好像我说的也是他不懂的中国话似的。
“我想……你这是因为要减肥吧？”
“难道你没看见，她现在已经瘦成这副样子，”我妈在一边叫了起来，“她已经瘦得像个鬼了，再减肥，连人都要没有了。”
“是的，上帝。她可真伟大，真有毅力。”哈罗德这才松了口气似的，还以为我的妈存心给他找个台阶下。
晚上，我把干净毛巾送到客房里，妈正坐在床沿上沉思。这间小客房，哈罗德向来不怎么上心，因此陈设极简单，一对覆着白床罩的床，裸露着的没有地毯的地板，斜顶的墙面上光溜溜的，一点装饰都没有。
房里唯一的摆设，是床边一个很古怪的茶几，由细脚伶仃的黑漆木质支架支着一块不对称的大理石板。妈刚把手提包往上面一搁，那茶几上的一只圆筒形黑花瓶，便开始摇晃了，连带花瓶里的阿利斯花，也一阵颤曳。
“当心，这张茶几不大稳。”我说。这张设计造型实在不怎样的小茶几，还是哈罗德学生时代的杰作。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它如此引以为做，这只茶几线条笨拙，没有一点哈罗德所讲究的“流畅”和“动感”。
“这有什么用？”妈用手轻轻摇摇那张茶几，“上面什么都搁不上，‘唇亡齿寒’。”
我给妈道了晚安，下了楼，哈罗德正在开窗让空气流通一下，这是他每晚必做的。
“我觉得冷。”我说。
“什么？”
“请把窗关上行吗？”
他看看我，无奈地一笑，关上窗，然后盘着双脚在地板上坐下，随便找了一本杂志翻阅着。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让这种无意识的、无益的烦乱，搅得闷闷不乐。
这不管哈罗德的事，他什么也没错，哈罗德就是哈罗德，就是这个样。
在我决定这一行动之前，我明白，我正在掀起一场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最后该怎么收场，远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无论如何不能了。我腾一下起身走到冰箱前，在哈罗德名下的冰激凌上，打了个“X”。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不该把冰激凌的账上在这里。”
他耸耸肩，贼忒嘻嘻地说：“我爱吃。”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斤斤计较！”我对着他大吼着。
哈罗德放下杂志，咧咧嘴，有点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呀？到底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讨厌斤斤计较，什么该平摊，什么不该平摊，什么得自己一个人付，什么又要加起来，再减过去，再一分为二……我讨厌，讨厌！”
“可当初是你，要这只猫的。”
“你说什么？”
“好，算啦。假如你以为我对灭虫剂的建议不公平，那我俩平摊这份账好啦。”
“那不是主要的。”
“那请劳驾告诉我，什么是主要的？”
我开始哭了，我知道，哈罗德最恨我哭，这经常令他不自在，恼怒。他认为这是在要挟他，可我实在忍不住我的眼泪。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实在不知道，与他争执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要求哈罗德资助点钱给我？还是要求付得再少一点，比一半再少一点？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停止这种平摊付账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清算一下各自脑子里的货色？这一来，会不会让哈罗德赌气，干脆故意坚持付大部分账，反而令我更难堪了？或许当初，我们根本不该结婚？或许哈罗德根本是个坏蛋，而或许，是我使他变成这样的？
这种攒动纷纭的思绪，纠缠得我无法摆脱。看来，它们中没一个是成立得了，而且毫无意义。我自己一个也解答不了，我完全失望了。
待我觉得可以控制住自己时，便呜咽着，迸出几句：“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婚姻基础，到底应该是什么………根本不是这种账单，不是谁该付给谁多少，谁又该找回他多少……”
“胡说！”哈罗德话一出口，即将身于往后一倚，这工夫，他似真的在思考，然后，他以一种受伤的嗓音接着说：“嗯，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基础，要远比这些账单要多得多……但如果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你还要些什么呢？在你改变主意以前？”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相对无言，似乎连空气都沉重得凝滞住了。我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峦，隐约在一片夏日的云雾中，接着，我听见头顶上有玻璃碎裂的声音，紧接着，一张椅子跌倒了。
哈罗德刚欲起身，我拦住了他：“让我去。”
楼上门敞开着，房里黑魆魆的，没有点灯。我不禁喊了一声：“妈！”
我立时发现，大理石茶几倒塌了，那只圆筒形黑花瓶给跌为两爿，花瓣散了一地。
然后我才看见窗台边的妈，那投在夜幕下的身影，寂孤又清晰。她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脸庞依旧隐在幽寂的夜色中，因此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它掉下来了。”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毫无歉意。
“没有关系，”我说，并俯身将碎片拾起，“我知道早晚要打碎的。”
“那你怎么不想个办法制止它？”妈问。
而这，竟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本图书由m 为您整理制作
更多txt好书 敬请登录m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跟你说过吗？苏珊娜和里奇俩，可玩得真开心呢。他呀，就……”
“对了，”妈立时插嘴道，“我还没跟你说呢，就是你爸，医生们说，可能要先做个造影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他们说不必了，那只是因为肠道秘结的缘故。”看吧，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甘拜下风。
我付了账，一张十元票面和三张一元的，妈一抬手，将那一元的三张钞票嗖一下持下，然后摸出十三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将它们放在盘里，随后干干脆脆地说：“没有小账！”完了，便回头对我得意地一笑。但趁着她去洗手间的当儿，我还是悄悄地塞给那个服务员一张伍元钞票，他会意地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臭死了，臭死了！”妈皱着鼻子出来了，一边轻轻推推我，塞给我一包面巾纸，“要吗？”她从不用外边的手巾纸。
“我们分手以前，去我那边转一转吧，很快的，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
妈已有好几个月没上我家了。还在我上一次结婚时，她常常随便来访而不事先给个电话或打个招呼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向她提议，如果她什么时候想上我家，至少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从那以后她再不上我家了，除非我向她作正式的邀请。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