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喔，还在笑。你说你是王母娘娘吗？喔，小王母娘娘，教会你的妈，失却的是那份天真，但决不是失却希望。要永远地微笑！”
姨太太的悲哀
——许安梅的故事
一
昨天，我女儿对我说：“妈，我的婚姻……完了。”
现在，她唯有眼巴巴地看着它完。她躺在心理咨询医生的检查床上，没完没了地哭泣。
她只是一个劲地高叫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她不知道，她应该再努力试一试，假如不这样，她会永远失却机会的。
我可太知道了，因为我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正所谓，打落了牙齿，连血带牙往肚里咽。
虽然对我女儿，我完全采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教育她，但可能因为她是我生的，而且，她又恰巧是个女孩子，因此，她身上，还是显示出那种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
我们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接着一级。
我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如何观察和聆听这个世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当你不想看什么，你可以闭上眼睛。可如果你不喜欢听什么，那你能怎么办呢？至今，我还听见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那次，在宁波的舅舅家，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妈。对我来说，她像是个陌生人。
可我就觉得她是我的母亲，因为我能感觉到她那份痛苦。
当时我舅妈就警告着我：“你根本就睬都别睬那个女人，她把自己那张脸皮都扔入大海去了，她哪还有一点心肝？只有一副奥皮囊！”
事实上，我的妈，完全不像他们所形容的那般不堪。我很想轻轻触摸一下她的脸庞，她瞧着跟我挺像。
只见她穿着古怪的外国衣服，在我舅母恶言呵斥她时，她并不回嘴。我舅舅，因为她叫了他一声哥哥，便给了她一个耳光，她也不做声，只是把头更低地垂着。
外婆去世时，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多年前，就是外婆把她从家里赶出去的。外婆的丧事一完，她便听从舅舅，马上又回到天津去了。去那里，当她的四姨太去，完全违背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常道。
为什么她不把我带去呢？可我不能问。我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多听少问。
就在她离家的前夜，她将我抱在怀里，把我的头捂在她胸前，好像要保护我躲避一个无形的灾难似的。她让我就这样偎在她怀里，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安梅，你看见我们养在水池的那只乌龟吗？”
我点点头。我常常在池边用小木棍敲着水，引着那藏在石头底下的乌龟游出来。
“我像你这般大时，那乌龟已在那里了。”我母亲说，“那时，我常爱坐在水池边，看着它浮出水面，伸出尖尖的小嘴吸气，那是一只非常非常老的乌龟了。”
“这只乌龟是通人性的。”我母亲又接着说，“有一天，那时我不过也就你这样的年龄，外婆就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因此不可以再四处乱窜乱跑，也不能掏蟋蟀挖鸟蛋，遇到不称心的事不能嚎哭，我必须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否则，就要把我剃光头送到尼姑庵去做尼姑。
“外婆就这么冲着我说了一通后走了。我快快地来到小池塘边，终于哭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这只乌龟浮上来了，只见它嘟起尖尖的嘴巴，把我滴落在水面的泪珠一颗颗吞下去，三颗、四颗、五颗……然后它慢吞吞地爬出小水池，爬上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开口讲话了。
“那乌龟说：‘我吞了你的泪水，所以我也知道你在受苦，但我得警告你，如果你经常这样哭，那你的一生，将会有许多痛苦和忧伤！’
“然后这只乌龟把嘴一张，吐出一、二、三……一共七只珍珠般大小的蛋，然后蛋壳又毕剥一声一只只裂开，从里面钻出七只小鸟。它们一出壳就开始啁啾着曼声歌唱，无忧无虑地。那雪白的肚皮和动听的歌声，我猜出它们是喜鹊，那种专门给人们捎来喜讯的喜鹊。当我伸手想逮住其中一只时，它们都扑打着翅膀一只只扬翅飞走了，在空中留下一长串快乐的叫声。
“‘现在你看！’那乌龟说着，又笃悠悠地回到水池内，‘哭有什么用呢？你的眼泪并不能洗尽你的悲伤，反而喂养了别人的欢乐，所以，你必需学会吞下自己的眼泪！’”
但在我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后，我看见她自己正在流泪，这惹得我也哭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像两只养在水底的乌龟，隔着汪汪的水面，有如用涟涟的泪眼，来看待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大声的怒骂——不是喜鹊的啁啾——吵醒，我立即扑到窗棂边。
外面院子里，只见母亲跪在那儿，双手绝望地在碎石砌成的小道上抓扒着，在她面前直挺挺地站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他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你想带走你女儿？你想毁掉她吗？”他气得连连跺脚道，“你早就该去死啦！”
母亲只是匍匐在地上，一言不发。她的脊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就像水池里那只乌龟圆溜溜的背部。她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也紧抿着嘴，将那咸苦的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
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陶大哭。母亲不敢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
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
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一下于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着各个佣人：某人聪明、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
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颗大黑痣。只见他身穿一件西式外套，里面一件毛背心紧紧地绷着身子，裤子倒很肥大。只见他费劲地蹬下地来，傲慢地往屋里走去，睬也不睬那些迎候着他的人。人们纷纷为他开门，也有帮他提着包，夹着他的长大衣的，浩浩荡荡地尾随着他。那个年轻姑娘则脸露得意的笑容挨着他，并不时频频回首打量着身后的随从，好像他们的那些殷勤和尊敬，都是献给她的。她刚走进去，我就听见一个佣人在议论着她：“三姨太太年轻了，她除了个奶妈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佣人。”
我偶尔一抬头，只见母亲正站在窗台上观望，一切她都看见了，吴青又娶了第五房姨太太。妈倒一点也不妒忌这个女孩子，她没必要这样。母亲并不爱吴青，在中国，一个姑娘往往不是为爱情，而是为地位而结婚的。但我母亲在吴家的地位，我后来知道，是最低的。
自从吴青带着五姨太回来后，母亲终日足不出门，埋头刺绣。有时下午就带我坐车出城，为的是寻觅某一种颜色的丝线，或者她根本讲不清它的颜色，有如她也无法讲清她自己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因此尽管一切看来平静如故，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假象。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感觉得出？现在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我好像天生有一种能预测灾难的特异功能，十五年后，同样的功能，使我能听见日本人扔在远方的炸弹，从而知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祸开始了。
吴青回来后没几天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轻轻摇醒。
“安梅，乖孩子，”她疲惫地说，“去杨妈房里睡吧。”
我睡眼惺松地揉揉眼睛，看见房里晃进一个黑影，那是吴青，我哭了。
“别哭，没有什么，快去杨妈房里、”妈轻声说着，把我抱在冷冰冰的地上，那座木头钟又开始唱了，吴青嘟嘟哝哝地抱怨着这寒冷的天气。我给带到杨妈房里。
次日早上，我看见五姨太绷着脸，就和我一样。早餐桌上，当着众人面，她的怒气爆发了，只见她粗暴地大声训斥女佣动作太慢，吴青则像父亲般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她便抽抽搭搭地哭了。不过后来到了中午时分，五姨太又咯咯笑了，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当天下午，我和母亲又乘上人力车，去买绣花线，第一次，母亲向我倾吐了她郁结的不快：“你看见了，我过得多窝囊！”她哭着说，“看我在家里多没地位，他带回来的那个新姨太，是个下等女人，黑黑的，又不懂规矩！他只是花了几块钱把她从乡下，一个砖瓦匠家里买来的。晚上当她还不能满足他时，他便到我这里来，我从他身上闻到那个贱货的土气。
“现在你看见了，我这个四姨太就是不如五姨太，安梅，你得牢记住这一点。
我曾是个明媒正娶的太太，一个读书人的太太。你的母亲并不生来就是个四姨太的。”
那“四”字，恶狠狠地从她牙缝里进出来，那字听起来，就和“死”的发音一样，我只觉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令我记起，外婆曾说过，“四”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如果你以一种怒冲冲的声调说出这个字，听起来就颇像那个晦气的字。
寒露到了，天气更冷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带着她们的孩子和佣人，回到天津来了。吴青同意让他的新汽车去火车站接他们，当然，一辆汽车哪装得下这大队人马？所以汽车后面走着一长串的人力车，就像一串蟋蟀跟着一只肥大的甲虫。
母亲站在我身后迎接着她们。一个穿着一身普通西服的女人，带着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年纪与我不相上下。
“这是三太太和她的三位女儿。”母亲介绍着。
那三个女孩子比我还要怕羞，只是低着头依偎着她们母亲。可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们，她们跟自己母亲一样朴素，一律长着大牙齿，厚嘴唇，两道粗眉毛，就像两条大毛虫。三太太热情地与我们寒暄着，还同意让我帮她提一只包裹。
“还有，这是二太太，”我明显地感到母亲搭在我肩头的双手变僵了。“可她会要你称她大妈。”她轻声对我说。
我看见一个穿着件黑毛皮长大衣的女人，非常时髦，她怀里抱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两岁左右。
“他就是小弟，你最小的弟弟。”母亲对我说。只见那小男孩子戴着一顶与他母亲的皮大衣一样的小皮帽，一边用手指玩弄着她垂在胸前的珍珠串。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尽管二姨太很漂亮，似乎也很健康，但她已有相当岁数了，起码四十五岁开外了。
她笑盈盈地对我点点头，华贵的皮大衣随着她款款的步子闪烁着，她仔细打量我一番后，只见她的纤纤细手优美地一扬，便摘下脖子上那串珍珠套在我颈上。
呵，这样的珍宝，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到。它完全是西式的，长长的一串，每粒珠子的大小都一样，颗颗饱满晶莹，用一只银子搭扣把两端连在一起。
母亲立即推辞着：“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这样的礼物太贵重，太贵重了！她会把它们弄碎的，甚至会把它们弄丢的。”
二姨太只是淡然一笑，说：“这样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该要打扮打扮她啦！”
我立时发现，母亲的脸显得不大高兴。她不喜欢二姨太。我得注意点，不要让母亲觉得二姨太已把我争取过去，可我内心深处，还是按捺不住对二姨太持一份特别的好感。
“谢谢大妈妈！”我对二姨太说，脸上还是绽出快乐的笑容。
下午与母亲一起在房里吃茶点时，母亲对我说：“留点神，安梅，这个二姨太景会一手遮云，翻手作雨了。她这是在收买你呢！”我知道她生气了。
我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任凭母亲的话由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把项链给我。”突然，她对我说。
我看着她，没有动弹。
“你不信我的话，就把项链给我，我不会让她以这么贱的价钱来收买你的。”
我还是一动不动，她便站起身劈手抢走那条项链。不及我阻拦，她便把项链扔在地上用皮鞋脚猛踩，霎时，这串几乎已收买了我身心的珍珠项链中的一颗，给踩得粉碎，变成一撮玻璃屑。
然后她仍让我把这串项链戴上，她要我连着戴一个礼拜，以不时提醒自己，怎么几乎良莠不分，把假当真，差点把自己都出卖了。然后，她打开自己的首饰盒：“现在，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珠宝吧！”
她拿出一只沉甸甸的蓝宝戒指放在我掌心，宝石中央，闪烁着一道星状的寒光。
不久，大太太也从北京回来了，在北京她与两个未婚女儿一起住在吴青的另一幢公馆里。大太太一到，二太太就没声气了。大太太是这里的领头、准则和法律。
但大太太实在对二姨太没什么太大的威胁。她又老又衰，缠着小脚，穿着过时的衣饰，布满皱纹的脸面倒是十分朴素实在。现在想起来，她其实也并不太老，不过就吴青这点年岁，约五十来岁吧。
刚刚遇见大太太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瞎子。她似根本没看见我，也看不见吴青，看不见我母亲。她眼中只有她的两个女儿，两个尚未出阁的老姑娘，她们至少有甘五岁了。此外，她就只看见两条狗。
“大太太的眼睛怎么搞的？怎么有时视力很好，有时却像瞎子似的。”一天我问妈妈。
“大太太说，她只看得见佛光，看得见菩萨的显灵，她对多数人世的罪孽，则是视而不见。”杨妈说。杨妈还告诉我，大太太之所以对人世持如此眼开眼闭之态，是因为她的不幸的婚姻。她与吴青拜过天地，因此，他们属明媒正娶、父母之命而结合的。但婚后一年，她生了个女儿两腿有长短。这个不幸使大太太热衷烧香拜佛，布施捐赠，祈求菩萨开恩，让女儿的双脚恢复正常。菩萨动了恻隐之心，又赐给她一个千金，这个千金的两腿完全正常，但是呀，在脸庞上却有个巴掌大般的****。
这一来，大太太更是热衷吃素念佛。吴青为她特地在千佛岭和泡泉竹林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因此一年两次，只寒暑两季，她才回天津丈夫处，忍受种种世俗的罪孽来折磨她的视力。即使回到家里，她也是只呆在自己卧室内，像一尊菩萨般盘坐着，抽鸦片，自言自语，连吃饭也不下楼。她常常戒斋，或者只吃些素斋。吴青每周只去她房里一次，通常在午饭前去，然后在那儿喝杯茶，与她闲聊寒暄几句。晚上，他从来不去打搅她。
这个白日幽灵般的老女人，按理不至会令我母亲不安的，事实上，她只是把一切深埋在自己心里。但我母亲则认为她在这个家里已受尽煎熬，除非她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幢房子或许不该设在天津，而应该在天津的偏东一点，在北戴河！那是个迷人的海滨地，处处是漂亮的别墅，住着有钱人的遗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银白的雪花寂然无声地飘散着，稠密地飘积在我们房子四周。母亲穿着件翠绿的毛皮镶边的绸袍，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将搬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它没有这里大，小小的，却很精致，但那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只有杨妈和几个熟悉的佣人，吴青已经答应我了。”
我们都厌烦了严寒冰雪，冷风飕飕的冬日，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敢轻易去屋外。杨妈警告我，那样冷的大风，会把我身上割出千百道口子的。常常听到佣人们谈论着：某商店的后门口，又被一个冻死的乞丐堵住了。这样的冬天，常有乞丐倒毙在街头。他们肮脏的身子，覆上一片晶莹的白雪，每颗晶霜都在熠熠闪光。
因此我们天天呆在屋里，想出各种办法来打发这漫长的严冬。母亲终日翻阅外国时装杂志，将看中的样式剪下来，然后下楼去与裁缝合计。
我不喜欢和三姨太的女儿玩，她们大规范大拘谨就像她们的母亲。她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呆呆地站在窗前望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仅此而已。杨妈则陪着我在火炉上烤栗子，谈天说笑。她有时还会以一种做作的腔调，学着二姨太吊嗓子。二姨太喜欢唱京戏，每次家里请客，她总少不了要伊伊呀呀唱上几句，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
“二十年前，她曾是山东一个红歌女，一个很受宠的女人，尤其对那些常去泡茶馆的已婚男人。尽管她并不漂亮，却很聪明妖艳，她的小曲唱得很动人，还配上各种撩拨人心的动作，把那些男听客听得痴醉酥软。吴青娶她，并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一种夺魁的虚荣。而她跟从他，也是因为他的财富和那不中用的大太太。
“从一开始起，二姨太就知道如何操纵他的钱财。她知道他怕鬼，而且也知道以自杀要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有一次当他拒绝给她钱时，她便假装吞生鸦片自杀，吴青没办法，只好给她一大笔钱。
“她就这样自杀了好多次，便占有了这幢房子最好的一间卧室，也有了自己独用的包车，甚至为她自己的父母，也争得了一幢房子。
“但有一件事任凭她如何折腾也没用，那就是孩子。她知道吴青渴望着生个儿子，以延续吴家的香火。因此聪明的她，抢在吴青开口前就对他说：‘我早已替你物色好二个合适的太太了，她一定会给你生个儿子的。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这话倒是真的，只是三姨太相当难看，甚至没缠过脚。
“三姨太自然从此对二姨太百依百顺，两位姨太太相处和谐。三姨太为吴青生了三个女儿。但吴青却要个儿子，并以此为借口又在外边寻花问柳。于是，二姨太又替吴青找了第四个姨太太，那就是你母亲。”
“二太太使了什么法，才使我妈嫁给吴青呢？”我怯怯地问。
“小姑娘家，别问那些事！”杨妈沉下脸说。但很快，她自己说开了：“你妈呀，实在对这个家太好了。五年前，你父亲才去世一年，她和我去杭州六和塔。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有名的学者，而且笃信该塔祀奉的六个美德。因此你母亲对着这座古塔起誓，保证恪守妇道，贞洁娴静，忍耐和不贪钱财。就在我们游西湖时，我们遇见了一对夫妇，那就是吴青和二姨太。
“吴青立时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那时你妈真是漂亮，特别她的皮肤，光洁白皙，即使她因为守寡而不能浓妆艳服，但她那种天生丽质的美貌，还是光彩四照。然而在中国，寡妇是低人一等的，她不能再嫁。
“但二姨太很快就设了个骗局。她先设法与你母亲接近，然后请她去灵隐寺吃素斋，饭后，又约你母亲一起打麻将，直至深夜。这时，她就殷勤地劝你母亲就在她房里过夜。半夜你母亲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吴青。
“第二天清早，你母亲就潸然含泪离去，二姨太却四下对人诉说，一个寡妇如何勾引了她的丈夫吴青。一个寡妇，她还能怎么申辩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吴青做四姨太，为他传宗接代。你母亲回到宁波老家，对着她哥哥叩了三个头道别，结果她哥哥踢她，她母亲唾骂她，并且将她永远赶出家门。就这样，你母亲当了四姨太。三年后，她生了个儿子，被二姨太收养去了。我也就跟着你妈过这边来了。”
自从听了杨妈这番话后，我懂了许多事。
我总算看透了二姨太的本性了。
她经常假装热心，陪五姨太去她贫穷的山村老家“摆威风”，然后一转身，又对吴青绘声绘色地描摹五姨太娘家人的贫困和粗俗，嘲笑吴青怎么会被这样一个穷姑娘所迷惑。
她对大太太关怀备至，为她提供大量的鸦片，并躬身为她装烟烧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太太烟瘾越来越大，而且身子日益衰弱。
二姨太把我母亲的儿子抱在怀里，当着我母亲的脸亲吻着他，说：“好儿子，有我这个妈，你这一世将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将来你长大了，我就把这个家全部交给你，靠你养老了。”
而母亲所盼望的那幢房子，终于因为二姨太的又一次自杀，而成为泡影。二姨太以吞鸦片来威胁吴青收回那个许诺。
我真为母亲难受，我希望她大声指责吴青、指责二姨太，也应该指责杨妈——她不应把实情告诉我。母亲总应该起来说些什么……但她没有，她甚至没权力这样做！
旧历的小年夜，天还没亮，杨妈就带着哭声把我推醒。“快，快起来！”
我睡意矇眬地跟着她来到母亲房里，只见房内灯火通明，她躺在床上手脚抽搐，舌头麻木。吴青、杨妈、二姨太、三姨太、五姨太和医生围在她床边。
“醒醒吧，妈妈。”我哭了。
“她吞吃了过量的鸦片，”杨妈哭着说，“医生说，已没有办法了。”
四周死一样地静寂，唯有那架大木钟，里面窜出那个拉小提琴的姑娘，奏出一串重复的令我厌倦的声响。
母亲继续在作着痛苦的抽搐，我想这时，我该说些令她肉体和灵魂都能安宁的话语，但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木头样呆呆地站着。我又忆起母亲讲过的乌龟的故事。她叮嘱过我，哭是最没有用的，我试着吞下自己咸涩的眼泪，一滴一滴的，但我的眼泪太多，涕泪滂沦的我，终于哭倒在地。
迷糊中，我觉得自己也变成水池里的一只小乌龟，成千只喜鹊在啄饮池里的水，那些水，全是我的眼泪。
过后杨妈告诉我，我母亲是听信了二姨太的教唆，吞生鸦片作假自杀，结果弄假成真了。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她才不会上这个坏女人当。我知道，母亲是真的不想活下去了。她是故意选定小年夜自杀的。死对她，变成一种武器。她把毒药拌在元宵里吞下去了。记得她在吃元宵时，还感慨地说过：“唉，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一长串吃不尽的痛苦
元宵把毒药黏在她身子里，她无法得救。在小年夜当晚，他们把她停放在过道的一块木板上，她装裹得十分豪华，比生前还要奢丽体面，戴着纯金和琉璃白玉缀成的头冠，鞋尖两端各缀着两颗硕大的珍珠。
在最后与她诀别时，我扑上去大哭。她的双眼慢慢睁开了，我一点也不惧怕。
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我用手将她眼睛轻轻合拢，心里暗暗对她说：“我会坚强起来的。”
按习俗，人死后的第三天，灵魂将回来讨还宿怨，母亲殁于小年夜，她的灵魂，将在大年初一来上门讨债。因此那天，吴青很有点神色不安，他戴了重孝，应诺将小弟和我，视为正出，也应诺将母亲作为明媒正娶的夫人看待。
我也豁出去了。反正那天，我给二姨太看了被妈踩碎的那串假珍珠项链。她的头发，就是那天开始变白的。
也是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大声反抗。
三
做人，要振作。
女儿，你不需要什么精神咨询医生。这样的医生不是要你振作起来，反而让你过得更糊涂。实际上，这种医生就是靠你们这班人的眼泪喂肥的。
我的母亲，她吃尽了苦头，丢尽了脸。她想千方百计地隐藏着这一切，而最后，这一切又汇成压倒她的更大的痛苦。那就是从前的中国。她们没有选择，不能反抗，也无处逃避，一切都认为是命定的。不过现在她们不一样了，这是最近的中国杂志上说的，她们翻身了。
那种靠人们眼泪来喂饱的家伙，再也不敢坐享其成。中国的人民起来赶走他们。
你的精神治疗医生，听了我这番话后，会说些什么呢？
男人不是牢靠的支架
——映映·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女儿把我安顿在她新房子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这是客房！”丽娜以标准的美国式自傲说。
我笑了笑。按中国的思维，客房应该是最好的卧室，她应该把自己的那间卧室作客房才对！但我没吭声。她的智力，就像一只无底的深潭，石头扔下去，连扑通一声都听不见。
尽管我爱我的女儿，一度她与我共有一个身子，共有一个思维，但她出生了，就像一条鱼一样从我身上滑出去了。从此，我只能站在岸边看着她滑翔。我必须把我的故事告诉她，这是唯一的一个钻进她身子，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曳的办法。
她这间封闭狭窄的房间，活像一只棺材。我原该提醒她，这里无论如何不能作婴儿室。后来一想，她才不会听我的呢。而且她早就有言在先：不要孩子。她和丈夫终日忙于应付画那些永远有人会建造、也永远有人会进去的玩意，根本无暇考虑什么生孩子。有一个我者发不好音的词，讲的就是他们这号人，那个字怎么说来着？叫“拿酸”，对，“拿酸”！
一次女儿偶然听我讲了这个词，当场哈哈大笑。要她还是个小孩子，我一定会为她如此没有礼貌而给她个耳光，可现在，不行了。如今，我得靠她和她丈夫资助我以应付日常开支。因此有时，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钱时，总感到很烫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画出那么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房子有什么用？里面放的尽是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玩意。我的女儿很有钱，可她家里的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只为了好看，有的甚至连好看都谈不上。瞧我床边这只茶几，一根细脚伶什的黑支架，支着一张沉甸甸的白色大理石台面。明眼人一看就该明白，这张桌子头重脚轻，上面根本不可能再置放什么东西。而这张茶几上，颤巍巍地放着一只只够插一朵花的蜘蛛脚一样细的花瓶。只需稍稍摇动一下茶几，花瓶就会倾倒。真是险乎乎的。
在这幢房子里，我看见许多险象，而我女儿却对此浑然不觉。我对某些预兆，是很敏感的。
二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无锡，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时，我是很厉害的。中国人的厉害，就是泼野而固执。我终日满脸笑容，对一切都感觉良好，好得听不进任何其他的话语。小小的我，长得很漂亮，我有着小巧的脚，这令我很自负。我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迅跑，蹦跳，不知磨破了多少双昂贵的外国小牛皮皮鞋。
我还常爱散开自己的发辫，每逢这时，我母亲便会摇摇头责备我：“啊呀，映映，你就像湖里的落水鬼一样！”
落水鬼，是指那些投河自尽的女鬼，她们或为失身或为冤屈而投水，传说中，她们就是这样披头散发的。我听了只是一味痴笑。妈很宠我，我长得与她很像，所以她叫我映映，清晰的映象的意思。
我们家是无锡的首富之一。我们家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间，都置放着沉重讲究的桌橱，上面装饰着玉香炉或玉制香烟罐，它们作为房间的点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可在我，这些玉制香烟罐，不过是一般盛香烟的器皿。有次我和哥哥，就拿了其中一只五罐，把香烟一倒，就去大街上用它来舀阴沟里的脏水，希望能从中舀到什么宝贝，把自己也弄得和市井上的孩子一样脏兮兮的。
我们的家十分豪华，丝地毯、古董、象牙雕刻等等，应有尽有。可现在当我回忆起我们老家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还是那让我用来舀阴沟水的玉烟罐，我不知道握在我手里的是一件珍宝。
关于我的老宅，还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
那年我十六岁，逢我最小的姑母出嫁，家里宾客满堂，热闹非凡。座上有一位新宾客，是新郎的朋友，他比我的大哥还要大一点，按辈分，我叫他叔叔。他酒有点喝多了，脸膛通红。“映映，”他嘶哑着嗓子对我说，“你吃饱了吗？”
猛一下受到众人的注意，我有点不好意思，讪讪地向他笑了一笑，心想他大约会拿出些什么特别的好吃的甜食给我。岂料，他却捧出只西瓜往桌上一放。
“破瓜！”说着，他操起一把刀按在西瓜上。只听“扑”一下，那熟透了的瓜一剖为二，他刚咧嘴狂笑起来，并露出一颗金灿灿的牙齿。满桌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不明白他们笑的什么。
真的，尽管我任性，但我却还纯真，我一点也不明白开瓜这一动作，到底隐喻着什么。直到六个月后我嫁给这个男人的当晚，他喝得醉醺醺地逼上来说“破瓜啰，破瓜啰”，我才明白“破瓜”的含义。
那是个十恶不赦的坏男人，直至今天，我一想到他就要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嫁给这个男人？这一切，全是因着小姑母的婚礼而引起的。
婚宴次日清早，大多数来赴宴的宾客都告辞了，因此到了晚上，我和我的同父姊妹们，都觉得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下来。我们围桌坐着，边喝茶嗑瓜子边聊天。
我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妹妹们，是父亲的姨太太们生的，而我，是正室所出。我们也谈到男孩子们。我的那些妹妹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无太高的企望，包括对自己的婚姻。
当她们问及我的择偶标准时，我只是傲然地回答道：“我一个也看不上。”
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那些男孩子没有注意我，我是很知道如何吸引异性注意的，并赢得了他们赞美的。只是因为我一直自视过高，以至没有任何一个男孩子，我以为是可我心的。
人的思想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先天的，由父母甚至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还有一种来源于别人的灌输。不知为什么，当我在嗑着瓜子时，我又想到前晚，那个大叫“破瓜”的男人。正在此时，窗外一阵大风，把桌上一朵插花的花茎吹断了。突然我有一种预兆，我将嫁给这个男人了。当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冒时，我觉得的不是兴奋，而是意外，我很惊奇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预兆的。
当晚的饭桌上，我就听见父亲与姑母姑夫在谈论这个男人。后来好几次，我在姑夫家的院子里，发现他在对面他家的院子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每逢此时，我便也抬眼与他对斗，不甘示弱。
我女儿并不知道，多年前，我曾经结过一次婚，早在她出世的二十年前。
她当然也不知道，那时，我有多漂亮，远比今日的她要漂亮，不像她那样，长着一双乡下人一样的横阔竖大的大脚‘和得自他父亲的大鼻子。直至今日，我的皮肤依旧细腻光滑，体态纤巧，犹如姑娘。只是在我微笑时，嘴角已刻上深深的皱纹。
而我的纤小的双足，以前得到多少人的赞美，现在，它们却是肿胀的，脚跟开裂，胼着老茧。而我的一度明亮闪烁的十六岁的眼睛，如今已是布满黄斑，呆滞晦暗。
但我的目力几乎仍能洞察一切。只要我想知道，我仍可以透过女儿的饭碗壁，看见她还留剩几颗米粒。
就在我婚后的某个下午，在风光旖旎的太湖上，我记得似乎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爱上他了。他用手轻轻托起我的下巴，抚摩着我的面颊，说：“映映，你有一对老虎一样的眼睛，在白天，它们养精蓄锐，一到晚上，便成了火眼金睛。”
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哪怕他是在做诗，这样的诗句也太蹩脚了。我只觉得心里，某种希望已摇摇欲坠。当你已将自己的身体与某人连结在一起，而你的心，却无法与他沟通时，你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多多少少，已开始爱上他了。
我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为了他打扮自己，不断更换自己的发式，在床第间展示自己的魅力，希望能生个儿子。
就是在游太湖的那个晚上，他种下了这个孩子。我的预兆又灵验了，我知道那是一个男孩子，我能在自己子宫里看见他：他长着与我丈夫一样的大而分得开开的一对眼睛，细长的手指，丰满的耳垂和宽阔的额头。
或许因为我一直过得太快乐了，于是，我逐渐不断尝到痛苦，可哪怕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我的眉毛上端，也总跳动着一种怯然和不安，渐渐地，这种不安开始下移，一直潜到我心里，而且，开始变成现实。
我丈夫为着生意上的一些事务，开始去北方旅游，那是在我们结婚以后不久，可是直到我的肚子隆起时，我们的旅途还没结束。
北边的风是寒冷的，它吸入骨髓，血液都会为之凝冻，这股呼啸而过的朔风，把我丈夫也从我的床上挟持走了：我从小姑母那里得知，他姘上了一个戏于。
这样熬了一阵，当我逐渐已由对他失望变得憎恨他时，我的小姑母又告诉我，他还有好多姘妇：舞女，美国太太，妓女，甚至他的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表妹，她神秘地去了香港不久，我的丈夫也一下不见影踪了。
这一切我都应该跟我女儿丽娜说一说：我曾是那样漂亮且富有，任何男人都梦想着能得到我，可我却遭到自己丈夫的冷落和遗弃。那年我只有十八岁，可青春却已离开了我。一度，我真想投水自尽，做个披头散发的冤鬼。我也该告诉丽娜，正因为我恨死了这个男人，所以我杀死了子宫里的孩子。
堕胎在中国，算不上犯罪，可当时在我，总有点手软，但想到那是那可恶的坏蛋留在我体内的孽种，我就咬咬牙要将它去掉。当护士们从我体内取出这团已没有生命力的血块时，她们问我如何处置它，我塞给她们一张旧报纸，让她们像鱼贩子一样，把那血块往报纸里一裹，然后往太湖里一扔就得了。
现在，在我的女儿丽娜眼中，我完全是一个小老太婆了，那只是因为，她用肉体的眼睛来看我。如果她学会用心灵的眼睛来看我的话，她将会看见一个雌老虎般的女人，那她就得小心点了。
三
我出生的那个虎年，可真是个坏年头。反正那年挺晦气，农村里瘟病蔓延，城里人心惶惶，那年出世的婴儿都养不大……
这个瘟神足足在边上逗留了四年，可我，却奇迹般地在它的阴影下活了下来，那是在好多年以后，我已长大成人时，妈才告诉我的。
自从丈夫背叛我之后，我开始变得心灰意懒，成天披头散发就像落水鬼一样。
我干脆把衣服覆盖在镜子上，连镜子都不愿照了。终于，我离开了夫家，回到自己娘家去了。
后来，我住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堂叔家里，在那里无所事事地过了十年。
他们全家待我很好，因我是作为堂叔的干女儿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家的房子已是很旧了，挤着三房人家，但我并不是为贪恋享福而去的，我去那里，寻到一份我追寻已久的安宁和古朴之风。在那里，来往的亲戚，都是一些土头土脑的农人，我们就在油腻昏暗的厨房里进餐，稍不留神，苍蝇就会黑压压的、赤豆般一片地停在你的饭碗上。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十年，不再是一个姑娘而成了个遭遗弃的妇人。我开始向往城里的生活。那里的人，就像乡下的苍蝇一样，黑呼呼地一簇一簇，到处都是，那里，男女的交往随便且无人理会。
我穿上时新的套裙，烫起了头发，把自己重新包装了一番。我对多年闲散在家的生活已厌倦了，于是，我决定做个职业妇女，我当上了售货员。
我重又变得漂亮迷人了，这本身是上苍赋予我的礼物。我的穿着，甚至比商店里出售的更昂贵更讲究。我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分工作，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克利福德·圣克莱尔，这个大个头白皮肤的美国男人，是来我们店里买削价衣服时与我相识的。
“圣克莱尔先生。”他用英语自我介绍。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会嫁给他的。
“这样的名字，挺像圣人的：圣彼得、圣约翰……”他接着用蹩脚的汉语说。
当时我对他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无所谓，但是我却十分清晰地明白在我和他之间，总会有点什么。
圣克莱尔以他独特的方式追求了我四年。虽然我不是老板，可他总是客气地招呼我，与我握手时，久久握住我的手不放，以至在他的汗湿的手掌里，我的手也被握得湿津津的。他仪表端庄，干净整洁，直至我们结婚后，他还保持着这种良好的仪态。只是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外国人特有的臊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他很殷勤，太殷勤了。他经常送我一些小玩意儿：银质打火机，车玻璃制的胸针等等。他送我这些小玩意时的神情，活像一个百万富翁把什么稀罕之物送给一个乡下姑娘似的。
我倒不是存心搭架子，只是我从小家境富裕，好东西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别人甚至都无法想象。但我还是每次都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表示恰到其分的感谢，不冷漠他，也不鼓励他。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的，所以，我便把这些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小心地包上后存放在一只盒子里。
女儿丽娜一直以为，是她爸爸，把我从那贫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既对又错。
丽娜不知道，她父亲像狗等在肉店前一样，足足耐心地等了我四年，最后我是怎么答应他的求婚的？那是直到1946年的事。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我丈夫死了。在我未打开信以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了。果然，他是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在他玩厌了又企图把她扔开时，她用一把利刃刺死了他。
我想我早忘记他了，但一旦得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苦：这个好色鬼，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连佣人都要，现在好吧，活该呀！痛苦过后，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
立时我决定了，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圣把我带到美国来，这里的居室，比我在中国住的更小。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我还生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
这一切，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我也漠然了，无所谓了。我再也不是一只生龙活虎的雌老虎了，早在我答应嫁给圣克莱尔时，我已只是一个没有人气的活鬼了。
我能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当时，我爱你爸爸吗？确实，这个男人每晚暖着我的双脚，称赞我烧菜的手艺，当我给他生了个小虎女，当我重番拿出我小心保存好的那些他送我的小玩意时，他竟感动得哭了。
我怎能不爱他？但是，那再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爱，那只是一种幽灵般的爱。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那种触不到摸不到，虚无飘渺的影子……
不过现在，我很爱圣，我们互相深爱着。我对他倾诉了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去。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不甘心把这一切带入坟墓。
这就是我要做的。多年的磨难和痛苦，令我对一切预兆更加敏感和灵验。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她会与我今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
我听见，楼下女儿在与她丈夫讲话，那纯属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谈，他们只是貌合神离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早在花瓶砸碎以前，我就知道茶几会掀倒，花瓶会打碎，女儿会上楼来查询……
美国人？中国人？
——龚琳达的故事
一
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点害怕：“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人混成一体，不让我回美国，那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别担心。在中国，你根本无需开口，他们就看得出你属‘外面来的’了。”
“什么？”女儿不信。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
“我说，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化妆、不戴首饰，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
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因为言下之意，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在她脸上，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十年前，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但现在，她却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教她讲中国话，可她就是听不进。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谢谢”，“关灯睡觉”，“火车”和“吃饭”。可在中国，靠这些“关灯睡觉”的中国话，怎么行呢？她怎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事实上，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
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
该轮到我说了。瞧这两张脸，那么相像！这么说，连同快乐、悲忧、好运和过失，都会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
三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过了年我将是十岁了，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的话。
“你很有福气，”她说着捏捏我耳垂，“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一样。耳垂子边薄的，生来就是穷命。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但你必须不放过任何机会。”
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长不短，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
寿命太长也不好，变成一种负担了。”
至于鼻子，你外婆说：“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钱财，鼻子挺直，也是个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运气总不好。”
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我们的额头也很像，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因此你比我更聪明。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这说明你在年轻时，生活上会有些坎坷……眼睛也很好，是诚实热情的，你会成为个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当时我还很小，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因此，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举止。
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我的第一个婆家把我撵出来了，然后又是一场战争，接着过了一个大洋，把我带到新的国度。妈再也不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而我的眼睛，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一个急刹车，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
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在美国，你万万不能对人说，你要永远留在美国。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你必得向他们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
“那……如果他们问我，我想学哪一门专业，我该怎么说？”
“宗教，你一定得说，你要学习宗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美国人对宗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这方面，无所谓对与不对。你只要对他们说：‘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
‘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
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
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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