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就儒说佛法的会通之点给大家有所开示。
印光法师说："儒说佛法，二者本就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则用因果来解释，那就深奥得多了。行善便有福，行恶便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请，是说跟来的几位居士想请几部讲经义的书。印光法师说，这里书很多，大家可以自选几种带回去。
临别时，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恭敬之至。等到大家走了出来，他又郑重而轻捷地拉上了印光法师的两扇房门。
听了印光法师开示时的语气、声调，看了他的动作神态，叶圣陶等几位来客觉得，比较起来，弘一法师好像青原上的一枝小树，毫无愧怍地欣欣向荣着，但他没有凌驾其他卉木而上之的那种气势与魄力。
事后，叶圣陶记叙了这天会见弘一、印光法师的经过，为中国现代散文史贡献了一篇名作：《两法师》。所以说，就因了叶先生的这一名篇，弘一和印光两法师，才更加广泛地为现代中国人所熟知。
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等候着天津之行的时机。丰正与弘一的另一位学生裘梦痕选编一册《中文名歌五十曲》，原就准备选人几首法师在俗时创作的歌曲。现在老师恰好在这里，不但可以请他指点如何选编的原则，也能把他的具体曲目确定下来。经过几次商谈，以下述两个方面作为选编的标准：。对于曲要求其旋律的正大与美丽；对于歌要求其诗歌与音乐的融合。"具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的弘一法师，他在俗时所作的歌曲，被选人了十三首。
法师在丰家等候期间，有几件与"缘"有关的事，很富意味。
从去年开始，丰子恺在楼上的房间中，摆上了释迦牟尼像，并设置了供桌。一天晚上，丰与老师长谈。交谈中，丰请老师为自己的房舍取一堂号。法师让他在小方纸片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成词语的字，分别团成纸球后撒在佛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定夺。丰子恺连抓两次，都是个"缘"字，于是定其堂号为"缘缘堂"。不知道是丰子恺有缘，还是弘一法师有缘，反正从这天晚上开始，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和作家的丰子恺，有了"缘缘堂"这个堂号，从而也有了以堂号命名、声闻中外、独具一格的"缘缘堂随笔"。这是与弘一法师有关的一"缘"。
还有一"缘"。也是在一天晚上，丰子恺上楼与法师闲谈。法师脸上流溢着喜悦之色，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指着作者的名字对丰说："写这书的谢颂羔居士，你认识他吗?"丰子恺见他拿的是作者赠送的《理想中人》。这书原是放在书架下层的，只因小孩子喜欢玩火车的游戏，前两天被拿出来铺在床上，当作铁路。后来火车开毕了，这书没有放回原处，放到了书架中层的外面，最容易拿着的地方。现在被法师抽着了。丰子恺回答说："谢颂羔君是我的朋友，一位基督教徒......"
"他这书很好!是本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法师又问。
"他在北四川路路底的广学会中当编辑。我是常常同他见面的。"丰子恺说。
提到广学会，法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说："广学会创办很早。我年轻时住上海的时候，广学会就已经成立了，会员当中有许多热心而真挚的宗教徒。有个外国传教士叫李提摩太，在中国很有名。他曾经关心过佛法，翻译了一本《大乘起信论》。"从广学会的历史归结到谢颂羔的著作《理想中人》，法师又再次赞扬了这本书。并说："我住在这里，一向不看你这书架上的书，今天偶然在最近便的地方随手抽着了这一册。读了很感激，还以为你书架上大概有不少这类书。但检点了一下，别的都是关于绘画、音乐方面的日文书。因此说，能抽到谢颂羔居士的这册书，确是很奇妙的'缘'呢!"
法师这样说，丰子恺便想用人工来造成法师与谢颂羔相见的"缘"，乘机说："几时我邀请谢君来这里谈谈，先生以为如何?"
法师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的。"话是这样说，脸上却表现出盼望的神色。
过了几天，法师写了一幅横额，"慈良清直"四个字，让丰子恺送给谢颂羔，表示请他来谈谈的意思。
谢颂羔见了横额，又听丰子恺说了事情原委，感激地说："下星期日，我去府上拜访法师。"
约定的这天，丰子恺家的邻居陶载良备了素斋，请法师午餐，丰子恺和谢颂羔被邀作陪。席间，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相对而坐，愉快地谈笑着。丰子恺见此光景，浮想联翩，由造成这次法师与谢颂羔相见的"缘"，瞑想到人世间种种"缘"的奇妙，......。后来，丰把法师和谢颂羔相见的前后经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联想写成文字记载下来。于是，又有了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篇充满了佛意的名作：《缘》。
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住了一个多月，终于没有兑现"天津一行"的计划。
在法师准备返回永嘉的前几天，丰子恺对他说："先生，有一件事想请您成全，不知道能不能办到?"
法师温缓地说："什么事?但说无妨!"
丰子恺说："您可能已经感觉到，近年来我也有了佛化的意思。前年的'五卅'惨案，去年的'三一八'屠杀，今年的'四一二'政变，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接连发生，人性变得越来越凶残了。我以一介书生，虽有愤慨，却无力执戈弄枪地去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以手中的一支笔，做些净化社会的事。但便是这样，也需要一种精神支柱。这些日子，我从先生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佛的灵光的照耀，感受到了您的慈晖的薰染，对佛法佛理，对佛所宣示的境界，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与向往。您能为我证授皈依吗?"
"你要皈依?"乍听之下，法师有些意外，但他立即想起了这些天来在丰家的所见所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端端正正地安置在供桌上，佛像旁边的两炷香，轻烟袅袅，幽香扑鼻。原来，子恺家中有这些摆设，有这种氛围，并非仅仅因为我住在这里的缘故，他自己也有了这种向往。想到这里，法师欣然一笑，说："子恺，你要皈依，很好。这是彻悟人生的必由之路。看来，你的因缘开始成熟了。"
法师决定为丰子恺证授皈依，并为他取了个"婴行"的法名。为丰取这么个法名，在法师来说，也是有意要与自己当年在虎跑寺断食后，按老子"能婴儿乎"一语改名为"婴"的含义联结起来，表示人间又有一人开始新生。
1927年10月21日(丁卯年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二十九周岁这天，在他家一楼客堂中摆上了供桌、佛像和果品。一个庄严的仪式即将举行。
香烛点燃了，弘一法师站到释迦牟尼像跟前，随即，丰子恺在他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手中各拿一册《地藏菩萨本愿经》。法师先唱了一段佛曲："炉香乍燕，法界蒙熏......"尔后，丰子恺随着法师唱念"三皈依"：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接着，丰子恺又按法师指示的顺序，忏悔自己的业障，发"四弘誓愿"：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纵身口意自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
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意。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化，一切无碍。丰子恺念完"四弘誓愿"、"三皈依"，恭敬如仪，向释迦牟
尼像礼佛三拜，然后又转向他的皈依师弘一法师深深地拜伏一次。
弘一法师缓缓地展开头天晚上写好的《说皈依文》，面向丰子恺庄重地念道：
"今有信士丰子恺，于丁卯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午，发菩提心，尽形寿，皈依三宝，永志不渝。忻诸佛菩萨慈悯纳受......。"
念完皈依文，法师又对丰子恺说：
"从今天起，你是一个正式的佛门弟子了。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明日种种犹如今日生，你要持道修心，戒妄去邪，以一颗悲悯之心去包容世间的罪恶......
"佛门弟子需要奉行一定的戒律。戒律繁多，主要是五戒，五戒中又以三戒最重要。对在家居士来说，与其不能同时实行多戒，不如从一戒一律做起，切实而有效......"
丰子恺听了法师的一番训诫，点头称是，心悦诚服，表示决不有污佛门灵光，不辜负恩师的再度培育，慈悲加被。
此时此刻，法师悲欣交集，感慨万千：丰子恺过去是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如今又成了自己的佛道弟子，这两重特殊关系，两重深缘厚谊，非唯今生今世，即在未来际中，恐也难得呢!
"天涯五友"中的三友：袁希濂、张小楼、许幻园，得知法师在江湾丰子恺家小住，便相约前来看望。四位友人，在过去写影过"天涯五友"的照相馆，重摄了一影。法师为《天涯四友写影》作题记，语多感慨。"题记"中说：
余来沪上，明年岁在庚子，共宝山蔡小香、袁希濂、江阴张小楼、云间许幻园诸子，结为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尔来二十有八年矣。重游申渎，小居江湾缘缘堂。蔡子时已殂化，惟袁、张、许子犹数过谈，乐说往事。乃复相偕写影于宝记像室。......
这可以说是弘一法师此来沪上遇到的，又一"缘"了。
人生在倏忽无常中变幻着，流逝着。"天涯五友"中的蔡小香早已去世，许幻园也在这次江湾聚会不久命归道山。关于他们两人，都可以不谈了。弘一则是"五友"中最早参透上述那层底蕴的人，在佛门中已经静修了将近十年。为了往生西方乐土，他还需要更加艰苦卓绝地去胜造善绩功德。袁希濂亦在今年(1927)卸去官职，皈依印光法师，并从持松师父学密。这次见了弘一法师，其道念越发坚固了。一次下雨天，有个和尚乞讨车资，跪倒在袁希濂面前，袁见状，不顾弄脏了新买的皮大衣，也如法炮制跪了下来。路人觉得好奇：一个上等人，怎么和乞讨和尚对跪了?其实，这正表现了袁希濂对佛法的虔诚，因为按照佛门规矩，只有和尚接受居士的跪拜，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的。现在和尚先跪下了，他岂能站着应对?袁还有出奇的一招。佛教仪规中放焰火一节，需有多位僧人参预，并伴之以铙钹喧阗。袁却能独自一人徒手为之。时沪上首屈一指的富翁欧爱司哈同患病，屡经药治不见起色。这个犹太人不信基督上帝，偏爱佛陀佛理。其妻罗迦陵更是一名虔诚的佛门弟子，见哈同病势很重，便托人请来袁希濂放焰口，救济饿鬼，驱邪镇宅。袁居然一人做完了这套把戏。哈同事先并不知道，听了袁的念念有词之声，以为是哪里在开音乐会，声音怪好听的。"五友"中另一友人张小楼呢?在江湾聚会不久，也皈依了佛法，专修密宗，精进不懈。张虚于后嗣，仅有一个女儿。自从女儿嫁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他有半子之依，倒也可以说是老怀称善。不料爱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女儿成了寡妇，张小楼在抑郁中死于上海。他所笃信的佛教，也没能保佑其命运顺遂畅达。至此，"天涯五友"终于风流云散，各归虚空了。这是后话。
去年这个时候，弘一法师去庐山，在上海候等江西来信期间，重游故居有城南奇缘；今年，又遇上"缘缘堂"的"缘"、会见谢颂羔的"缘"、丰子恺皈依的"缘"，以及"天涯四友"重摄一影的"缘"，一"缘"连着一"缘"，可谓缘分不浅!然而，他却未能获得天津之行的"缘"。亲属们正翘首南望盼其北归，但他终于在上海滞留一阵之后回了永嘉，使兄长子侄们空等了一场。不知道这又何缘之悭?
在世俗观念中，因缘"一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概念理解的，并无"因"和"缘"的分别，有时还将其简化成为"缘"一词。而在词源学上，。因缘"是个佛教术语。按其本义说，这一概念，包含着"因"和"缘"两层含义。"因"指产生某种结果的直接原因，"缘"则指其间接原因。比如一朵盛开的花，花种为使其盛开的。因"，土壤、阳光、雨露、肥料等等，则是使其盛开的"缘"。通俗地说，"因"为内部条件(或称内因)，"缘"为外部条件(或称外因)。从人和外界关系上说，也可以将"因缘"概念理解为主观条件("因")和客观条件("缘")的结合。在自然界，"因"和"缘"是不能分割，也不分主次的；没有花种，或者没有土壤、阳光、雨露、肥料等等，都不能出现鲜花盛开的景观。但在社会现象中，"因"和"缘"却有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别。某件事情能否办成，固然不能没有"缘"的因素，但"因"的作用往往更其重要。弘一法师不能成行前往天津探亲，缺乏路途安全和他所期望的家庭环境(他希望家属们不再提起还俗的事)等这些"缘"，确是原因之一种，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观条件准备不足。他的不能回家探亲，表面上的原因是无"缘"，内里却是他自身无"因"或少。因"吧!
按照佛理，弘一法师如能不避安危，(实际上，并非像某些年谱、传记所说，当时津浦线上那样不安全。李桐冈信中就说"交通无阻"。)回家探亲，以抚慰家人久盼之心，不真好是体现其大慈大悲的心肠么?但法师最后还是改变了北行探亲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其二哥桐冈的复信，和侄儿李圣章以及戚友李石曾曾到杭州劝其还俗(此事未果之后，叔侄间不再有信)，等等情形来看，法师对回家一事，是存有种种顾虑的。
弘一不得不考虑：如果一旦回家，将怎样面对年轻时被他抛却的亡妻之灵?又怎样面对从小失去父爱，由伯父借债帮助结婚的长子和还未成家的次子呢?亲属们或许已经谅解了他抛妻别子出家为僧的选择，但他自己一旦面对家中的种种现实情景，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吗?况且，先前已有侄儿等劝其还俗之举，一旦回家后，他们又旧话重提呢?......他之最后取消北上探亲计划，更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他不敢面对和有意逃避可以预料到的种种家庭现实情景；或者说，他是恐催一旦面对种种家庭现实情景时，很可能会动摇了他的佛心道念。
从其为一些居士撰写的传记等文字看，弘一法师在对待五伦问题上，仍有儒家思想的痕迹。这次在上海参礼印光法师时，他又听了印师关于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点上儒佛会通一致的开示。就是说，弘一及其奉行的佛法，并非真的主张一入佛门六亲不认。但弘一在对待自己的家庭问题上，不能不说又有些无情无义的意味。这只能作如下的解释：不必回避，他在不少方面，有负于自己的亲属，而又缺乏勇气去面对自己造成的现实局面；因为一旦面对那种局面，尴尬之状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很可能会摇撼了他苦苦守持的佛心道念。因此，在涉及到与其亲属关系的敏感问题时，他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出家与亲情对立了起来。从这个角度上考察，不能不说，及至二十年代后期，在弘一的佛心道念中，是存有某些做作成分的。取消天津之行，表面上看，好像是他佛心深厚道念坚固的表现，内里却正是其尚未深厚坚固的结果。真正佛心深厚道念坚固的佛门中人，并不、也无须刻意回避家庭亲情等种种世俗之事吧!在这个问题上，为法师曲加回护，恐怕也没有必要吧!
弘一这次在沪上期间，曾将宋代佛眼禅师偈句："聋人也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书赠夏丐尊。这与其说是对夏的劝勉，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自我写照。在他，有如聋人的吹奏胡笳之曲，只管自己去诵经念佛，外界(包括其俗家)的种种烦恼事，自可"不闻"不问了。
第十五章编绘《护生画集》
佛门有一修炼之法，叫做"诛茆坐宴"。"坐宴"即坐禅。在山中选一僻静的空地，诛锄草茅，安一绳床，结跏正坐。顶脊端直，不动不摇，以坐自誓，九十日为一期。
1928年春，弘一法师由永嘉庆福寺移铴东南之大罗山(一名泉山)伏虎庵。五月起，在该山诛茆坐宴。
这年秋末冬初，法师再次到沪，为的是编定和书写《护生画集》题词。
有关编绘《护生画集》的事，起因还在一年以前。
随侍印光法师的青年佛教学者李圆净居士，对弘一法师早就倾慕有加，便在那次(1927年10月初)新闸太平寺匆匆一见后不几天，一个温风拂面的清晨，前往江湾立达学园参拜法师。此后第二天，丰子恺拿了两幅戒杀漫画，往访李圆净征求意见。李一见那两幅漫画，欣喜地对丰说："子恺兄能画这类作品，在当今之世，实为发扬护生其理的无上利器。真该继续绘画一批，以结集济世。"悲天悯人的丰子恺，接受了李圆净的恳请。同时想到，两年后(1929)法师年届五十，如果绘制一批戒杀护生画结集出版，正可作为恩师五十寿辰的纪念。
丰回到家里，向法师谈了李圆净的设想。法师觉得，这确是个很好的题目，表示全力支持。并让丰约来李圆净，一起商定了大体规划：一幅图画配上一篇说明文字：丰子恺绘制图画，法师撰写说明，印刷、出版、发行等，则由李圆净负责，争取在法师五十寿辰时与读者见面。
初步定下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法师便回了常住地一一永嘉庆福寺。此后半年多时间中，或是先由丰子恺将绘就的画幅寄给法师，请他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并撰写说明文字；或是先由法师写出文字，由丰子恺绘制相应的画面。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法师多次致信丰子恺、李圆净。在信中，他不仅对整个画集的编绘思想反复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对字之大小、所占地位如何与画面相称相谐，以至用哪种纸张、如何装订、如何发行等等具体细节，也都条分缕析、毫不苟简地予以指点。以为唯其如此，才可能引起阅者的美感，收到预期的效果。法师的信，既显示了老一辈艺术家和虔诚佛教徒的严谨作风，也表现了对晚辈的热忱提携。而他的那些意见，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书籍的编辑出版，也不无参考价值。例如，他在信中说：
......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1928年旧历九月初四致丰子恺信所附短跋)
......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愍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若 纸上充满残酷之气，而标题更用"开棺"、"悬梁"、"示众"等粗暴之文字，则令阅者起厌恶不快之感，似有未可。更就感动人心而论，则优美之作品，似较残酷之作品感人较深。因残酷之作品，仅能令人受一时猛烈之刺激。若优美之作品，则能耐人寻味，如食橄榄然。......(1928年旧历八月廿一日致李圆净、丰子恺信)
朽人之意，以为此书须多注重于未信佛法之新学家一方面，推广赠送。故表纸与装订，须极新颖警目。俾阅者一见表纸，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陈旧式之劝善图画。......(1928年旧历八月十四日致丰子恺信)
丰子恺、李圆净寄送的画幅，多数系伤生杀生之作。为了突出正面宣传护生的主题，法师将这些作品，颠来倒去地排列了多次。他在信中说：
因此书，名日《护生画集》。而集中所收者，大多数为杀生伤生之画，皆属反面之作品，颇有未妥。今依朽人排定之次序，其第一页《夫妇》，为正面之作品。以下十九张(惟《农夫与乳母》一幅，不在此类)皆是反面之作品，悉为杀生伤生之画。由微而至显，复由显而至微。以后之三张，即是《平等》及新增加之《忏悔》、《平和之歌》，乃是由反面而归于正面之作品。以《平和之歌》一张作为结束，可谓圆满护生之愿矣。(1928年旧历八月廿一日致李圆净、丰子恺信)可见法师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和对宣传效果的重视。只是由于当时丰子恺所作画幅的限制，在后来正式出版的《护生画集》第一集中，警诫杀生之作，还是多了一些，未能完全体现弘一法师从正面宣传护生济世的宏愿。
《护生画集》的编绘，前后是有变化的。按照初拟的计划，原先只收二十四幅图画和说明文字，也并无编绘续集的打算。读者对象，只限"国内之人"。到1928年9月间，已编出了初稿，国学大师马一浮的序言，也已经写就寄来。这时，李圆净建议，画集出版后可赠送日本有关各界。法师觉得，此议很好，但须"大加整顿"，"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辑不可"，如此，"非再需半年以上之力，不能编纂完美"。(1928年旧历八月廿二日信)丰子恺、李圆净在考虑法师的这些意见时，连带想到了画集原为庆祝法师五十寿辰而作，便进一步建议，将规模扩大到五十幅，既可与弘师五十寿辰有机配合，赠送外国友人也可显得更庄重像样些。法师对丰子恺、李圆净的设想，自是欢喜赞叹，积极合作。他又补写了十几则说明文字。并于1928年旧历十一月初，冒着风雪严寒亲往沪上，指导一切，书写题诗。
画集于1929年2月，法师五十寿辰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但这时仍无编绘续集(即后来的第二集)的打算。直到1939年，避寇广西宜山的丰子恺，为了越年庆贺法师六十寿辰，才有续绘画集的设想。并想到：既然第一集以五十幅画庆贺弘师五十寿辰，那么续集就得以六十幅庆祝其六十寿辰。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了时在泉州的法师的赞许与合作。他为续集写了几则题偈，书写了全部文字。由此也引出了他更大的规划与期待。他致信丰子恺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转自丰子恺《护生画集自序》)又说："朽人若在世，可云祝寿纪念。若去世，可云冥寿纪念(此名随俗称之，甚未典雅)。或另立其他名目。总之，能再续出四编，共为六编，流通世间，其功德利益至为普遍广大也。"(1939年旧历十月致丰子恺信)时值寇势凶恶，丰子恺处于逃难流亡生死未卜之际，受法师这宏大的嘱咐，惶恐异常，担心辜负了恩师的重托，所以复信这样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出版后两年--l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但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不管世道如何多变，个人遭际何等坎坷，丰子恺始终牢记着对恩师的承诺。按正常进程，第六集应于l980年出版。丰子恺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身心俱损，自知不久于人世，但在那种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的荆天棘地之中，他终于在1975年9月逝世之前，秘密地完成了百幅图画的绘制和说明文字的写作，并请书法家朱幼兰一一书写。
丰子恺于阴霾满天、颠沛沟壑之际，为报师恩，为践宿约，以其刚毅之意志，真挚之感情，画出护生画精品百幅，以待机缘。l978年，弘一法师的弟子、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粉碎"四人帮"之后首次回乡赴沪。他为丰子恺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展阅遗稿，百感交集，什袭珍藏，亲携去乡返星，以筹出版。《护生画集》第六集于1979年弘一冥寿百岁之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并再版了一至五集。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部完整的、全面实现了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等遗愿的六集《护生画集》。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印制了精美的套封六册《护生画集》。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整地出版这部巨著。叙述过整套《护生画集》的编绘出版过程，再来续说与弘一法师直接有关的该画集一二两集的事。
为这两集《护生画集》，法师除书写了全部文字(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书法精品之一)，还分别以"贤瓶道人"和。即仁"为名，撰作题诗三十三首(第一集)、题偈四首(第二集)，共三十七首。
在谈及这些作品时，法师对丰子恺说："朽人已十数年未尝作诗。至于白话诗，向不能作，今勉强为之。初作时，稍觉吃力。以后即妙思泉涌，信手挥写，即可成就。其中颇有可观之作，是诚佛菩萨慈力冥加，匪可思议者矣。但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俟此册画集写毕，即不再作文作诗及书写等。唯偶写佛菩萨名号及书签，以结善缘耳。"此画集中，题诗并书写，实为今生最后之纪念。而得与仁者之画及李居士之戒杀白话文合册刊行①，亦可谓殊胜之因缘矣。"
①指《护生画集》初集中，附录的李圆净作《护生痛言》一文。
他又嘱咐说："但朽人作此白话诗事，乞勿与他人谈及。"(1928年旧历八月信)这是因为，按照佛教观念，绘画、音乐、诗词之类，都是人 间俗事，非佛门中人所为。法师之隐去真名，署以"贤瓶道人"和"即仁"，也是这个缘故吧。
这些题诗、题偈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法界众生与人同体为主题，普劝世人长养慈心，放生戒杀。如：《今日与明朝》、《亲与子》、《儿戏》、《沉溺》、《倘使羊识字》、《乞命》、《喜庆的代价》、《囚徒之歌》、《诱杀》、《倒悬》、《尸林》、《蚕的刑具》等。这些文字，依据画面所提供的形象，描写出鸡鸭猪羊鱼鸟等动物，被捕杀饕餮时恐怖狼藉之情状，以期触动唤起人的怜悯爱护之心。这是一种反面的提醒和警告。从佛教观念来看，一切众生和作为众生之一的人，是同体的，没有区别的。以此，丰子恺的那些画面和法师的说明文字，与其说是在戒杀生物，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戒杀人类。
第二类：借助动物间相亲相爱、生离死别之情，唤起人类的护生意识。如《生的扶持》、《母之羽》、《诀别之音》、《生离欤?死别欤?》等。《生的扶持》：画面是两只螃蟹，背驮着另一只受伤少足的同伴。是将它扶持到洞穴中去休养吧。题诗则说：。一蟹失足，二蟹持扶。物知慈悲，人何不知?"《母之羽》的画面是四只小鸡，围绕着一堆羽毛，恋母之态令人凄心。题诗说的是："雏儿依残羽，殷殷恋慈母。母亡儿不知，犹复相环守。念此亲爱情，能勿凄心否?"法师还在文末注明了这一构思来源于《感应类钞》。该钞说："眉州鲜于氏，因合药碾一蝙蝠为末。及和剂时，有数小蝙蝠，围聚其上，面目未开，盖识母亲而来也。一家为之洒泪。"诗中所作感叹："物知慈悲，人何不知?"这是在启告世人：不只要爱护生物，人更应相爱。
第三类：这是一组正面宣传护生的文字。如《仁兽》一作，法师在文尾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儿时读《毛诗'麟趾章》，注云：'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余讽其文，深为感叹。四十年来，未尝忘怀。今撰护生诗歌，引述其义；后之览者，幸共知所警惕焉。"《老鸭造像》一诗曰："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日生。老鸭札札，延鸡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文末有这样的说明："戊辰十一月，余乘番舶，见有老鸭囚于樊，将斋送他乡，以饷病者，谓食其肉，可起沉疴。余悯鸭老，而将受戮，乃乞舶主，为之哀请，以三金赎老鸭。归属子恺图其形，补入画集，聊志遗念。"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法师到沪编定《护生画集》的某些情景，也表明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大慈大悲的护生者。《农夫与乳母》一诗，从牛对人的恩德--供人牛奶、为人耕作，昭示人们不能忘了它的养育之恩而将其屠杀。由此还赞扬了西方人道主义学者"不啖老牛肉，淡泊乐蔬食"的美风。它如《生机》、《雀巢可俯而窥》、《冬日的同乐》、《中秋同乐会》和《凤在列树》等篇，描述和赞颂了重视护生之后出现的，人与自然界一片和谐共乐的动人境界。
《护生画集》一、二集，相距十年。第二集与第一集相较，负责绘画的丰子恺，其作风渐近自然，而书写题诗的弘一法师，亦人书俱老。至于内容旨趣，前后更有大的不同。始终关注《护生画集》的夏丐尊，在第二集序言中说："初集取境，多有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者。续集则一无凄惨罪过之场面。所表现者，皆万物自得之趣与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诗趣盎然，几使阅者不信此乃劝善之书。盖初集多着眼于斥妄即戒杀，续集多着眼于显正即护生。戒杀与护生，乃一善行之两面。戒杀是方便，护生始为究竟也。"夏丐尊的观察与评论是正确的，但"初集多著眼于斥妄即戒杀"，对法师来说，实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他当时只能在现有的画幅中进行挑选与排列。
尽管他向丰子恺、李圆净，反复申述过有关的宗旨；两位居士或许是由于时间上的限制，或许是由于对法师拟定的宗旨领会不透，因此最后提供的画幅，还是斥妄之作多于正面宣传的护生之作。
几个插曲。--
一次，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他坐藤椅子。他把椅子轻轻地摇动了几下，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起先，丰不敢问法师为何摇动椅子，后来见他每次都如此，便启问个中原由。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条之间，也许有些小虫子伏着。猛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的，所以先摇动几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先行走避。"
在丰子恺家编定和书写《护生画集》的时候，法师为印制佛教经典，曾向坊间购请过一批仿宋活字。由于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他又发愿自写铜模字，以制成大小活字。回永嘉后，他便依据字典部首，聚精会神地逐一书写。每天写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曲直稍不当意，必重新写过。这期间，他数次去函沪上，将书写进程和体会报告夏丐尊，意思是让夏在上海早作如何镌刻的准备。但一个月后，他又中止了书写。夏丐尊询问何以不再续写，他回信说，除了技术和健康("余近来眼有病")等原因，主要是："......其中有种种之字，为出家人书写甚不合时宜者。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书写。"(1929年旧历四月十二日信)刀部之字多杀伤气氛，尸部之字多污秽龌龊，女部之字则犯比丘戒律，弘一法师不得不停止了书写字模一事。其悲悯侧隐、洁净爱美之心和恪守戒律之严，于此亦可见一斑。
先前提到，法师在杭州虎跑寺，曾为病死的小黄犬诵经超度并写有日记。后驻铴厦门鼓浪屿日光岩，见到一只小猫被狗咬死，他又痛彻心肺，发心为亡猫诵念《往生咒》十部。
一年冬天，法师掩关闽南蓬壹普济寺，见有老鼠饥寒交迫，动了恻隐之心，将有意剩下的饭食定时放置墙隅，施行所谓"爱鼠常留饭"的办法。久而久之，老鼠每于中午十一时闹钟一响，必出来向法师求食。老鼠也实行过时不食的戒律了!法师还命寺役搜集破布废棉，为老鼠结窠。这又有如《华严经》所云："我于一切众生，当如慈母"了。
弘一法师不仅反复宏扬戒杀护生的意义，更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作出榜样。
《护生画集》第一集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佛学书局等多家佛教出版机构相继翻印，更扩大了它的流通范围。据一位《护生画集》的研究者统计①，第一集的版本有十五种之多，每一版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些数字相加，其流布之广可以想见。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物中是很少有的。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
①参见陈星《<护生画集>出版前言》，《护生画集》，海天出版社l993年3月版。
l933年8月初版、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数也有一千五百册。
李叔同。关于二人绝交的原因，曹聚仁写过一篇题为《朋友与我》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学生》复刊了，...... 但社会上对《护生画集》的看法，并非一致。例如，曹聚仁就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并由此导致丰子恺与他的纠葛和最终绝交。
丰子恺和曹聚仁，都是浙一师的学生，先后师从 我就把旅途所见......一一记了下来。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曹聚仁所说"骂"他的文章，是指丰子恺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抗战爆发后，曹曾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逃难途中的丰子恺一家，请他们吃过一顿饭。所以丰的文章用了这么一个题目。丰写这篇文章，是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们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由此，他针对性地发表了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一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一毪,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1950年出版《护生画集》第三集，丰子恺又在二千多字的自序中，用一千多字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可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和维护护生画的不遗余力。
但丰子恺为护生画一事而和曹聚仁绝交，实在是误会所致，是由于两人的信仰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丰以佛教眼光，自然会十分看重护生画的作用与意义；从其奉行的护生观念上看，他也确实没有把护生与抗战杀敌加以对立，相反，他是想把二者统一起来，把护生作为抗战的一种补充。但平心而论，丰子恺及其老师弘一法师等人的护生观念，在平时是可以理解、也容易理解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比如遭受外敌入侵、需要民众起来抗战杀敌的时候，笼统地提倡护生，却就不易为人所理解，甚至会引起误解了。你向敌人去要求护生，敌人能接受吗?能由于你在提倡护生而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你向正在遭受侵略的孩子们去提倡"爱护蚂蚁"，免得他们"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这是不是又弄混了对象、时间和地点呢?曹聚仁虽然并不信佛(至少在彼时彼地是那样)，但未必就不赞同护生吧。丰以为曹说他们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只是听别人传言而已。曹在彼时彼地有"'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的想法，也不能说是错的。彼时彼地，在曹聚仁，恐怕是觉得护生的作用与意义再大再重要，也不能替代抗战杀敌本身吧!或者是觉得，在彼时彼地，笼统地倡导戒杀护生有副作用的缘故吧!以此来看，丰子恺由于误解而与曹聚仁绝交，是很令人遗憾的。在丰、曹两位学生争论和最终绝交的过程中，人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老师弘一法师的任何反应，但可以猜测到的是：他恐怕是倾向于丰子恺一边的吧！
佛门的有些主张与行为，俗人是难以理解与接受的。但从现代人应有环保意识这个角度上说，除了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以及庭中杂草等一类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状态的动植物，无须戒杀保护，佛门倡导的戒杀护生论，确有可取之处。戒杀护生必与吃素相连。但即是素食主义者，为健康计，也难免与杀生行为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这就有了矛盾，形成一种悖论。如何自圆其说?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是提倡素食的。当一位朋友向他咨询："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该怎么办?"萧翁回答说："那么，你须杀得快当，不要使动物多受其痛。"这话引起了英国素食主义者的不满，攻击萧的失言。其实，萧的主张和态度，倒是更为理性一些，显得通脱灵活而可行。他是从人本位立论的。唯有以是否有益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为准则，戒杀护生才有积极的意义。一一但愿这不是多余的题外话。
及至十一月下旬，《护生画集》已经编好，弘一法师准备返回永嘉城下寮。这时，听说友人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多年不见，就想去看看他。
一天下午，法师在客栈中找到了尤惜阴。只见尤和另一位居士谢国梁，正在收拾行李。法师问道："两位居士准备去哪里呢?"
尤惜阴说："弟子等到暹罗(按：今泰国)教化去，明天就动身。"
法师听了觉得很喜欢，便说："好得很!明天我同你们一起去!"
和尤惜阴作伴的谢国梁，浙江台州人，号仁斋，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袁希濂为前后同学，回国后服官东三省。传说有一天，谢在路上遇到一位僧人，对他说："我与你前生是道友，现在特来渡你出世呢。"谢听了惊骇不已。从此开始吃素，追随弘一学佛，后正式出家，法名寂云禅师。
弘一和两位居士没说多少话，赶紧回到丰家，把该办的事办完，也作些上路的准备。
第二天上午，天还没亮，弘一由丰子恺陪着赶到十六铺码头，动身到暹罗国去。
这年--l928年十一月底，弘一法师在厦门候轮期间，由于身体不适，加上陈嘉庚之弟陈敬贤和当地佛教界人士的挽留，取消了前去暹罗的打算。在厦门等地滞留了四五个月，到第二年春天回到永嘉庆福寺。当年秋凉初起之际，他再次渡海前往闽南，到第三年--1930年春天，仍返回第二常住。弘一这两次在闽南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久，却成了他最后十年定居该地的契机和因缘。为了行文的方便，关于法师头两次去闽南的情形，本书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集中叙述。现在，接着描叙他在浙东的习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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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 收藏此书 查看收藏 上一页返回目录 下一页 引子第一章至第五章第六章至第十章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至第二十七章 第/7页 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
第十六章 山房空悠悠
弘一法师将永嘉庆福寺作为第二常住，前后达十二年之久，但后四五年，这里仅仅成了他不断变换去处的一个短期落脚点。他主要的游方地，是在杭州湾以南的绍兴、上虞、慈溪，以及和舟山隔海相望的镇海、宁波等处。有山就有庙，有庙就有佛。在位处天台、四明、会稽三山余脉的浙东一地，同样丛林密布、香烟飘拂，千百年来，为众多高僧大德和善男信女所神往。
浙东一地，还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
这里，在天台、四明、会稽三山怀抱中，有以东汉孝女命名的曹娥江，从南往北一路流淌。当其快要汇入杭州湾之前，突然在百官镇地方转向了西北。这个百官镇，即为古县治上虞的所在地。这里，曾矗立过为孝女歌功颂德的、著名的《曹娥碑》。而东晋时期，上虞县西南四五十里处的东山一带，则为一代名士、风流宰相谢安出仕前的隐居地。谢在二十岁左右，曾多次借故推辞朝廷征召。其中有一次，扬州刺史庾冰看中了他，三番五次派人前来，请他出任掾属。庾冰正在执政，又是皇亲国戚，谢安无法推脱，只得赴任，但也只是敷衍了一个多月，又找个借口辞职卸任，归卧东山。谢安虽和当时的风流名士一样，以清谈不仕、逍遥山林为标榜，在骨子里，这个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却是儒道相兼、内儒而外道的，他之迟迟不肯出山，只是时机不到而已。--一则，他年轻的时候，有谢尚、谢奕、谢万等人在统治阶层中代表着谢氏家族的利益；二则，当时谢氏家属尚属"新出门户"，还不足以和声势恒赫的桓氏(温)一族相抗衡。及至谢尚、谢奕相继去世，谢万又因兵败废为庶人，谢安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高卧东山，不步朝廷，将危及自身及其整个谢氏家族的前途。于是，他告别盘桓了二十余年的东山，在不惑之年重新出仕了。而且，以其一流的才质气度，很快登上了宰相高位。谢安辞官回山和再度出仕的过程，人们将其浓缩成了"东山再起"这一千古名典。围绕谢安隐遁养望的东山居所，曾经有过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堂和蔷薇洞等名胜古迹。当年李白游过东山，写下不少名句，如："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风?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表示了对谢安的向慕与怀念。
谢氏家族的又一代表人物、谢安的侄子谢玄，因病退职，在离乃叔居所不远的东山另一所在，建造起始宁别墅，可惜只住一年就去世了。他的孙子谢灵运，则在始宁别墅中住了三年，怡山悦水，吟诗作赋，悠哉游哉。谢灵运虽有意做官，终因不理政务放荡不羁弃市广州，却又开了中国山水诗创作的先河，成为谢氏家族中真正千古不朽的人物。
谢安、谢灵运等在东山隐居期间，与之往来的，有一批东晋和南朝的清谈名士，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孙绰、许询、支遁、王弘之、孔淳、昙隆等等，其中支遁和昙隆二人，还是当时的高僧大德。他们在谢家园林别墅中，不只谈玄论道，品评人物，还论佛辨宗，争说空有。而谢灵运，就是一位集儒、道、释于一身的人。他曾到过庐山，为名僧慧远的白莲社开凿了东西两个流池，并要求人社，慧远因他思想复杂没有接纳。但谢灵运酷好释家之言，并精研佛经，却是事实。他参预过一场佛法的论辩。名僧竺道生，在《涅粱经》还未全部译成汉文之前，就提出了即为罪孽深重和冥顽不化之人，亦能成佛，以及人们可以"顿悟"佛法、立地成佛的主张。竺道生的这些主张，当时被以法勖等为代表的一批僧人视为异端邪说，并将其革出教门。后来全本《涅粱经》译出，恰与竺道生的观点一致，于是道生和尚又被认为见识卓越、孤明先发的高僧。可谓彼一时此一时矣!在竺道生孤立无援之时，谢灵运却极力支持了他的观点，并写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辨宗论》。此亦可见谢氏对佛法佛理的卓异见解。谢因仕途不畅退隐东山，和昙隆等僧人谈说佛法，更成了一个日常的节目。与曾祖辈的谢安在此养望时期比较起来，谢灵运隐居其间的东山周边地区，佛教气息更加浓重了。
"东山"，这个原本非常具体的地名山名，成了后世隐遁者高卧栖息之地的代名词。弘一法师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把他行脚游方所至的上虞、绍兴、慈溪等地，笼统地称之为"东山"，并非随意出之。
还有，浙东天台、四明、会稽三山怀抱中的剡溪，在有唐一代，是一条吸引过众文人骚客的名流名河。据唐诗研究者们统计，为追慕魏晋遗风和汉代及先秦文化余绪，乃至史前传统，有唐一代游过剡溪的诗人多达二百七十余人。其中李白、杜甫，一个四人浙江，三入越中，二上天台；一个二十岁深入台、越一地，游览达四年之久。它如"苏李"、"沈宋"、"鲍谢"、"元白"、"三俊"、"三绝"、"三罗"、"三色"、"四友"、"四名士"，以及"十哲"等等一代名流大家，都曾到剡溪游弋唱酬，啸傲山林，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对唐诗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此，曾有学者提出了剡溪为"唐诗之路"的命题。至于古称会稽郡、今为绍兴市的浙东这方迷人的土地，以其山水风光之旖旎，历史文化之悠远，向为南中国风景点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三山三江(富春江、浦阳江、曹娥江)的佳山丽水，层出不穷的重峦叠嶂，激流飞瀑，奇洞幽穴，明湖秀屿，直使历代名士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而治所山阴，则是一座千古名城。禹陵、禹庙，告诉人们会稽一地开发历史之久远，及其称名之由来。越王台、越王寨、越王墓，记载着春秋时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打败吴王夫差的踪迹。一座人称西施山的低平小丘，令人想起那位绝代佳人的种种传说。城南会稽山麓与平原毗连处一座山峦，又使人记起王献之的形容："在山阴道上行走，山水之美，令人应接不暇。"兰渚山下的兰亭和《<兰亭序>碑》，虽系后世模仿之物，却也仿佛透露了当年王右军与友人修禊(喜游)的盛况......
弘一法师在浙东绍兴、上虞、慈溪、宁波等地往返来回、徜徉流连，恐怕也为以上简略谈及的，这带地方独特历史背景的映衬和文化--佛教氛围的遗韵余绪所吸引吧。
1928年四月十九日，弘一从永嘉庆福寺给丰子恺发出信。其中有这样的话：
......城垣拆毁过半，又复中止(因有人反对)。故寓楼之前，尚未有喧扰之虞。惟将来如何，未可预料耳。晌承仁者及夏居士为谋建筑庵舍，似非所急(因太费事吃力)。朽意且俟他年缘缘堂建成，当依附而居。今后如无大变化可不移居，若有变化拟暂寄居他处，以待胜缘成就，诸希仁等酌之。......
从中可以看出，法师已经感觉到永嘉非久留之地。他虽然因了"太费事吃力"的缘故，暂时还没有答应夏丐尊、刘质平、丰子恺等友生为其建筑庵舍的设想，但也在考虑着今后的栖止和供养问题。丰子恺有意在老家德清石门湾，建造一所名副其实的"缘缘堂"，但当时丰在上海工作，即使"缘缘堂"在德清建成，法师去那里"依附而居"，双方多有不便吧。再说，当时社会上传说"政府有毁寺之议"，也并非仅仅是流言，而是事出有因，且有迹象。去年在杭州，要不是法师挺身而出"护持三宝"，那班新贵少年的灭佛驱僧之说，未必不会实行。还有，明年--1929年，法师年届五秩，岁龄越来越大，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再到处行脚游方居无定所，恐也不胜其累了。这种种情由，促使法师不得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准备将来："未雨绸缪，早建新居，贮蓄道粮，他年寺制或有重大变化，亦可毫无忧虑，仍能安居度日。"(1929年致夏丐尊信)因此，这次在丰子恺家编定《护生画集》期间，当刘质平、夏丐尊、丰子恺等再度提及建筑庵舍一事，他就首肯了友生们的深情厚意。
列名倡议为弘一法师筑居者共七人：刘质平、经亨颐、周承德、夏丐尊、穆藕初、朱稣典、丰子恺，除了穆藕初，其他六人都是法师浙一师的同事或学生。不久，他们发布了一个《筑居募款启》。启文中说：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第，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缁素叹仰。同人等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俗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财，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循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净修之所，并供养其终身。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众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
从大的地理位置上说，白马湖隐没于四明山和会稽山余脉的东山之中。往西隔着一条曹娥江，五六十里外的那个所在，恰是谢安、谢灵运祖孙栖迟养望谈玄论佛处。弘一法师这位现代隐士和高僧，当其首肯夏丐尊、刘质平、丰子恺等友生，在白马湖边建造庵舍时，也就有意无意间，与一千六百多年前东山上的"居士"们，声息相通了起来。
法师赞成在白马湖边建造山房，除了其山光水色，温润气候，适宜于他休养身体，静心晋道，还因为当时经亨颐、夏丐尊在这里有家。经先生不时前来居住，夏家也有眷属和佣仆留下看守，春晖中学又有他们不少同事，这都便于照料法师的日常生活。
经过半年多筹建，山房于1929年夏初落成。三间平房，高高地挂在一座小山的东麓，缘数十级石阶方能上达。虽说是一般庵舍，倒也有些寺庙的意思。其中两间前面有走廊，比较敞亮。后，法师将其命名为"晚晴山房"。
这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弘一法师五十寿辰。四月间，他由厦门返回永嘉，当即致信夏丐尊，说是"今夏，或迟至秋中"，"决定来白马湖正式严格闭关"。八月底，他前来收拾新居。所谓山房，还只是个外壳，里面没有厨灶、厕所等设备，需要动工构造：炊事用具及油盐米豆等物，也该一一采买添置。好在有惟净法师陪伴，这些劳作之事，可以委托他去办理。但这需要资金。法师便向夏丐尊等山房发起人提出，有必要设立一个基金会，"以后每月领取之食用费，作为此会布施之义而领受之"。(1929年旧历八月廿九日信)看来，他是要在白马湖"正式严格闭关"了。
但仅仅过了一天和随后的七八天中，法师又接连三次致信夏丐尊和丰子恺。信中除了详细说及准备迎请杭州虎跑寺弘祥法师来白马湖居住的因由，还反复解释了自己的下一步安排。关于迎请弘祥法师一事，信中说：
......前者仁等来函，曾云山房若住三人，其经费亦可足用云云。朽人因思，现在即迎请弘祥师来此同住。以后朽人每年在外恒勾留数月，则山房之中居住者有时三人，有时二人，其经费当可十分足用也。仁等于旧历九月月望以后(即阳历十月十七八日以后)来白马湖时，拟请由上海绕道杭州，代朽人迎请弘祥师，偕同由绍兴来白马湖。弘祥师之行李，乞仁等代为照料。至用感谢。迎请弘祥师时，其应注意者，如下数则：
(一)仁等往杭州时，宜乘上午火车至闸口，即至闸口虎跑寺，访弘祥师。仁等即可居住虎跑寺一宿。次晨，偕同过江，往绍兴。所以欲仁等正午到杭州者，因可令弘祥师于下午收拾行李，俾次晨即可动身。
(二)仁等晤弘祥师时，乞云：。今代表弘一师迎请弘祥师往他处闭关用功。其地甚为幽静，诸事无虑，护法之人甚多；但不是寺院，亦不能供养多人。仅能请弘祥师一人，往彼处居住。倘有他位法师欲偕往者，一概谢绝。即请弘祥师收拾行李。所有物件，皆可带去。明晨，即一同动身云云。"
(三)弘祥师倘问，其地在何处?仁等可答云：。现在无须问，明日到时便知。"其余凡有所问，皆不必明答。朽人之意，不欲向他僧众传扬此事。因恐他僧众倘来白马湖访问者，招待对付之事甚为困难，故不欲发表住处之地址也。
(四)并乞仁等告知弘祥师云："此次动身他往，不必告知弘伞师。"恐弘伞师挽留，反多周折也。
(五)朽人自昔以来，凡信佛法、出家、拜师傅等，皆弘祥师为之指导一切。受恩甚深，无以为报。今由仁等发起建此山房，故欲迎养，聊报恩德于万一也。弘祥师所有钱财无多。其由闸口至白马湖总总费用，皆乞仁等惠施，感同身受。
"迎养"弘祥师，以"聊报恩德于万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迎请的方式，给人以故弄玄虚之感。特别是绕开弘伞师一节，从两人过往的关系上说，似有不近情理处。
关于下一步的安排，法师在信中说：
......朽人于今春，已与苏居士①约定，于秋晚冬初之时，往福建一行。故拟于阴历九月底，即往上海，或小住数日，或即乘船而行。
(以上，1929年10月3日致夏丐尊、丰子恺信)
......(秋后往闽闭关之事，是为宿愿，未能中止。他年仍可来居山房，终以此处为久居之地也。)以上之意，如仁者与发起诸居士及施资诸居士晤面之时，乞为代达。因恐他人以新居初成，即往他方或致疑讶者。故乞仁者善为之解释，俾令大众同生欢喜之心也。......
(1929年重阳朝致夏丐尊信)
法师在信中还有这样的话：
......山房建筑，于美观上甚能注意，闻多出于石禅②之计划也。......余对于山房建筑落成，深为庆慰。甚感仁等护法之厚意也。(同上) 原先，弘一法师"决定来自马湖正式严格闭关"，并将弘祥师迎来一起居住供养；
①苏居士，即佛教学者苏慧纯(?--1978)，福建泉州人。早年经商南洋。返国后，深信佛教。1929年春，陪同弘一法师由厦门返回永嘉。抗战期间，在沪开办大法轮书局，出版《觉有情》杂志，对佛教文化事业颇多贡献。
②石禅，系经亨颐别号。
从上述信中的内容看，他对山房的建筑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刚到白马湖，他又变更计划，说是住不了一个月，就得去闽南闭关。
先前与苏慧纯有约，"未能中止"，是一种说法，但并非促使其变更计划的真正原因。原因是什么呢?法师的学生李鸿梁，在其五十寿辰的前一天，就到了白马湖，送上祝寿的礼物多面千手观音菩萨像。李仔细地看过刚建成的晚晴山房。他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或因时间关系，建筑很草率。在法师的词色间，亦可以推知其不惬意，且因募捐事，更非其所愿，所以他后来很少在此居住。"
1929年10月22日(己巳年九月二十日)，弘一法师五十寿辰(公历计算则在翌年)。这天，夏丐尊、刘质平、李鸿梁等友生们，聚集在经亨颐先生的"长松山房"吃面，为法师祝寿。法师在友情的包围中，向大家一一分送了寿辰纪念品、新出版的《护生画集》。接着又书写一联："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赠予夏丐尊，既述己志，又勉老友。席间，绍兴徐仲荪居士谈到，他准备买些鱼虾放生白马湖。法师觉得，这也是个极好的祝寿题目，便请刘质平协助促成此事。
第三天五更时分，法师偕老友夏丐尊、门生刘质平、居士徐仲荪、徐全茂等多人，从白马湖边驿亭站出发，步行前往百官镇，买回十多斤鱼虾。
九时许，秋阳初照，薄纱般的雾气，在白马湖上轻拂飘荡。法师先行走到湖边，用小木盆舀了一盆清凉洁净的湖水，又从湖边树行中折下一枚杨枝，然后，开始庄严而愉悦地施行名为"杨枝净水"的放生仪轨。他用杨枝蘸着净水，为鱼虾们一一灌顶洗礼，使其消除业障，增长善根。
做完放生仪规，法师等一行人跨上小船，轻舟漾波，将鱼虾一一放人湖中。鱼虾们一入湖水，自由自在地摇曳着身躯，向四周游去。岸上簇立观望的人群，兴高采烈，拍手称快。面对此情此景，法师流出了欣悦的泪水。在他眼前，浮现出马一浮大士在《护生画集》序中描述的那般境界：
......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情与无情，犹共一体。况同类之生乎!夫依正果报，悉由心作，其犹埏埴为器，和采在人。故品物流形，莫非生也。爱恶相攻，莫非惑也。蠕动飞沉，莫非己也。山川草木，莫非身也。......水草之念空，斯人羊之报泯，然后鹊巢可顿，而窥鸥鸟可狎，而至兵无所容其刃，兕①无所投其角，何复有递相吞瞰之患乎!......
有关这次放生的情形，法师应刘质平之请，后有散文《白马湖放生记》一作，并别书一纸，赠刘子作为纪念。
过完五十寿辰十来天，法师恳请惟净师留守白马湖照料山房，自己则转道上海二下南闽了。
在上海候轮期间，法师应夏丐尊的要求，为其编辑的《李息翁临古法书》写了一篇序言。他一方面想到，"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对夏丐尊选辑其过去的临写碑帖，内心有所不安；另一方面又觉得，"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还是同意了夏丐尊的这一善举。从其四五月间与夏丐尊、刘质平、丰子恺等人的通
①"兕"，音。寺"，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将此字误植为。兕"。
信来看，这段时间中，法师由于环境所迫，身心疲惫，
情绪不佳，常流露出"早日生西"的念头。旧历四月廿八日，从永嘉致信夏丐尊说：
......今年正月(旧历，以下同)，在承天寺居住之时， 寺中驻兵五百余人。距余居室数丈之处，练习放枪并学吹喇叭，及其他体操唱歌等。有种种之声音，惊恐扰乱，昼夜不宁。而余则竭力忍耐。至三月中旬，乃动身归来。轮舟之中，又与兵士二百余人同乘(由彼等封船)。种种逼迫(轮船甚小)，种种污秽，殆非言语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昼夜，乃至福州。余虽强自支持，但脑神经已受重伤。故至温州，身心已疲劳万分。遂即致疾，至今犹未十分痊愈。
庆福寺中，在余归来之前数日，亦驻有兵士，至今未退。楼窗前二丈之外，亦驻有多数之兵。虽亦有放枪喧哗等事，但较在福建时则胜多多矣。所谓"秋荼之甘，或云如荠"也。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生平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拳。佛说含葶为八师①，洵精确之定论也。余自经种种摧折，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以后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恺、质平等。其他如厦门、杭州等处，皆致函诀别，尽此形寿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后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恺询问余之踪迹者，乞以"虽存如殁"四字答之，并告以万勿访问及通信等。
......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并向马居士致诀别之意。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在这种身心状态中，法师于五月间来到白马湖晚晴山房。五月十四日，夏丐尊四十五岁生辰。夏专程从上海赶来，邀请法师、经亨颐到他的小梅花屋共餐蔬食。经本是教育家，1925年辞去春晖中学校长从政，不久即遇上1957年国共分裂，他为国家的前途悲观愁苦。在夏丐尊的寿宴上，借酒浇愁，诉说往事，有无限的沉痛。当经回忆到昔日三人同在钱塘的种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日不可复得时，法师潸然泪下，感伤不已。经以画祝贺夏的生辰，自题云："清风长寿淡泊神"。法师则在画上作一题记，中写《仁王般若经》苦空二偈以贻之：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宁波白衣寺寺主安心头陀，得知弘一法师移铴白马湖，前来恳请，约其往甬。法师以刚来山房，需要修整静养婉拒。头陀声泪俱下恳求不已，法师再难推脱，只好一起上路。
夏丐尊过完生日后亦来宁波，住在一家旅馆里。这时，浙一师老同事钱均夫，正"于役甬江"。钱往旅馆看望夏丐尊，夏对他说："你不是时常想念着弘一法师吗?正好，他现在正驻铴白衣寺，明天早晨我们一起去看他。" 钱均夫，名家治，皈依谛闲法师①后法名显念，系大科学家钱学森之父。据钱学敏在《日月璧合·风雨同
①。佛说八苦"，即：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爱别离苦；六，怨憎会苦：七，求不得苦；八，五阴盛苦。
舟一一记钱学森夫妇》一文②中说，钱均夫是吴越钱武肃王(893年)的后代。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早年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历史、地理，回国后，相继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时在北京的教育部。由于他的思想比较进步，文笔超凡逸俗，尤喜古典文学、诗书、字画，因而颇得鲁迅的赏识，彼此视为知己。在鲁迅的日记中，可见到他俩友好交往的多次记载。
钱均夫和弘一法师的关系，据钱在以"显念居士"之名发表的《悼弘一法师》中说："余之初识师也，距今三十四五前，在东瀛留学，有时邂逅于集会场所，然尚未及订交也。民元师应聘来杭，任浙江一师教职，时余亦在一师任课，彼此上下教室相值，或遇开教务会议时相与研讨，始知师之沉默寡言，和蔼可亲。而其立品之高超，学识之渊博，又为余所铭刻于心而未尝或忘者。"
从这些记载来看，钱均夫和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即已相识，但仅仅是在集会场所打打招呼而已。《鲁迅日记》中最早记述到钱均夫的日期是l914年1月22日，
①谛闲(18581932)，近代名僧。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人称谛公。浙江黄岩人。早年开过药铺，也切脉问诊。20岁时，因妻儿母亲相继病故，遂出家为僧。29岁在上海龙华寺由方丈端融授记传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后至浙江慈溪芦山圣果寺专修天台教义。l910年被公推为南京佛教师范学校校长兼总监。l912年住持宁波观宗寺，创观宗研究社。l915年任北京大乘讲习会主讲，中外听众日达数万。著名佛教学者叶恭绰、蒋维乔等，均为其弟子。主要著作有《谛闲大师遗集》十册、《谛闲大师语录》四册。
②1992年4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就证明，钱在这年初已去北京教育部任职。
钱与李叔同在浙一师共事只一年多时间，且无多少交往，但他对李的学识、人品是很钦佩的。钱皈依佛法作了居士，拉近了与李的距离，常常想念起这位出家为僧的友人来。现在法师既在宁波，钱均夫便与夏丐尊相约，第二天一早前往白衣寺来看望他了。
法师一见钱均夫便说："听说你已皈依三宝，走人光明之路，很好很好。今在甬埠，有两事必须做到：一件是谛闲老法师适在观宗寺讲经，应抽暇至少须往参听一座，以查《鲁迅日记》，1914至1918年间，共七处记到与钱均夫的交往，内容为饭局招饮、逛书肆、代买碑帖、赠送《新青年》杂志等。
结善缘；另一件是，应到天宁寺参谒由滇省来游之虚云①老法师。此老法师入定可到二十一日之久，为目前海内所不易遇见者。"
弘一在宁波期间，安心头陀以他和虚云法师二老聚会，胜缘难遇，在白衣寺设斋供养表示欢迎，并专摄一影作为纪念。在宁波呆了不多几天，弘一又回到白马湖晚晴山房。
①虚云(?一1959)，现代僧人，俗姓萧，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晚年自号虚云。祖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官宦之家。l9岁潜入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代传人。僧迹遍历江、浙、川、藏、山西、云南等地。为报父母恩德，曾用三年时间，三步一拜，从浙江普陀山拜到山西五台山，其虔诚与忠孝之德行，为世人称赞。1948年接纳美籍詹宁女士为禅徒，开中美佛教文化交流之风气。解放后曾任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晚年兴复江西云居真如寺，并圆寂于此。著有《虚云和尚法汇》等。
南闽、永嘉，弘一有不得安居之苦。在自马湖，他面对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去年迎请弘祥师的计划没有实现，曾在这里照料山房的惟净法师，也早已行脚他方。五月间，弘一致信丰子恺说：
......余本拟在白马湖过夏，因是问近来兵士忽至，昨日曾到山房扰乱。又闻夏宅即拟移至上海，今后一人居此，诸事困难，现已决定往金仙寺亦幻法师处或他处，二三日内即拟动身也。......所有前托带来各件，皆拟从缓。这样，他在晚晴山房前后住了不到一个月，圈点完天津新刊本《行事钞》，与刘质平商榷了《清凉歌集》，移铴附近法界寺去挂单了。
法界寺位于上虞县横塘镇广丰村杨家溪畔。唐天宝二年(743)建造。初名利济院，宋大中祥符年问改名法界寺。也称得上是一座古刹老庙了。因其临近白马湖，俗称湖顶院。弘一由晚晴山房移此挂单，从其写给夏丐尊等人的信来看，他的感觉是适意的，有在这里长期居住闭关静修的意思。他对夏丐尊多次说过这类话：
......居此已数日，至为安适。气候与普陀相似。蚊蝇等甚稀，用功最为相宜。居此山中，与闭关无以异也。以后出家在家诸师友，有询问余之踪迹者，乞告以云游他方，谢客用功，未能通信及晤谈，云云。......
弘一在法界寺，应刘质平的请求，花了两三月时间，将先前摘录的《华严经三百偈句联语》，书写成册，准备影印流通。刘来这里给法师送过衣服食品，为他磨墨抻纸。刘遇幼儿殇逝，心情悲憾。法师安慰他说：
"数月前曾听你说过，依星命者的说法，今年暑假期内令堂或有意外变故。如今母存而子殇，这或许是因为你的孝恩感动了神明，致有此报呢!幼儿夭折，确实令人伤痛。不过，若是母亲去世，那就不可再得，而幼子夭折，还可再生佳儿。希望你能作退一步想，自行节哀不生忧戚；而正应该因了母亲的康健，更生庆慰之心。希望你自今以后，放开胸怀，广结善德，上祝萱堂延年益寿，下愿再生佳儿，继续家业。如此，方能于事有济。如果一味悲戚，则就诸事难成了。"
对恩师的这番异常理性化的独特慰语，刘质平唯有心领称是，再说悲痛之类的话就会多余了。
弘一是喜欢清静的。初来法界寺，觉得这里很适合闭关用功精进修持。但它毕竟是个荒野小庙，只有两三个和尚和一个佣工在维持着山门，缺乏伴侣，香火稀少。在弘一的感觉上，又显得过于冷落和凄凉了。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于是，当秋叶飘落、冷风渐紧的时候，他在写完《清凉歌集》中的五首歌词：《清凉》、《山色》、《花香》、《世梦》和《观心》之后，便东移慈溪金仙寺挂单了。
白马湖边的晚晴山房，这座凝结着一批友生深情厚谊和慈悲心肠的庵舍，自建成以来，弘一法师仅有三四次短暂地住宿过，或在那里存放些书籍杂物。不久，随着法师定居南闽，夏家移居上海，接着又遇到战争的破坏，空悠的山房终于倾圮在乱石杂草之中。在今后的岁月中，不知道它能否避免曹娥江西边谢氏别墅的那般前景呢?......
第十七章 白湖风月
宁波市西北，慈溪县地界有座小镇，名叫鸣鹤场，镇西有座辉煌大庙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简称白湖)，背靠嵯峨的峙山。寺庙的前半部坐落平地，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据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梁大同年间(53卜545)，初名精进庵。唐乾元年间，改名福林寺。宋治平二年(1065)赐额金仙寺。历元、明、清诸代，时兴时衰。其兴盛时，吸引各方游僧上千人。现代名僧太虚、芝峰、常惺、印顺、竺摩、会觉诸师，都曾驻铴于此。
慈溪和浙东其他县份一样，也是丛林众多、香火缭绕之地。金仙寺往东，走完鸣鹤场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就有一座小庙，土名石湫头。石湫头往南，翻过五座山头，又有一座规模比金仙寺更为宏大壮观的庙宇五磊寺。
鸣鹤场一地，是爱国华侨吴锦堂(1855--1926)的故乡。吴本是普通农家的孩子，长大后流落上海，受雇于一家日本餐馆，后东渡扶桑，发达致富。成为富商巨贾，吴不忘故国，倾其资产建设桑梓。他投资兴建的锦堂师范，以其规模之大、造就人材之多，名闻省内外。吴因此而与弘一法师在俗之友聂云台①和陈嘉庚，并称本世纪中国的"办学三贤"。吴锦堂于家乡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贡献。金仙寺门前的白湖，即由他筑岸建堤。一条
堤岸，从东到西，长达数里，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的民房，也由他出钱重建。层层别墅式的房舍，依山傍水，梵音相绕，在旧中国堪称世外桃源。
1930年十月的某天，薄暮时分，金仙寺住持亦幻法师②，正在寺前小憩。一会儿，从镇西来了个僧人。只见他身背一卷不大的行李，手提一只小藤筐，步履匆匆地沿着白湖堤岸走来。没等这位僧人走近寺门，亦幻法师已经兴高采烈地迎了上去。他一边从来僧手里接过藤筐，一边说："弘公，您老怎么没预先打个招呼定下日期，好让小僧前去码头接您哪?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独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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