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社长，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个政策是以海归学者所做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制定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信口胡说？”
我暗暗对自己说，务必再坚持一下。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以什么为根据主张合并的。那种废除合理竞争、培养垄断企业才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上都找不到。垄断企业一开始运转可能还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无数的问题；而在健康的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他们的前途将不可估量。如果你们现在非要无理合并，能不能解决眼前问题还是未知数，今后要想进入国际市场更是毫无希望。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晚了。”
“我们没时间听你在这儿讲课！要么同意合并，要么，请便。”
此时已是深夜。我意识到，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转机。房间内的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既然我们别无选择，那就请按政府的决定盖章吧。”
我拿出郑会长的印章，放在桌上。我不能用我的手来盖这个章。
一位下属军官走上前，拿起了印章，就在落章前的一瞬间，那位高级军官一脚踹开桌子，站了起来。
“不要盖！”
他识破了我的意图。如果由他们盖章，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他们承担。他气急败坏地看着我，又转头冲那位下属大发其火：
“你怎么搞的！”
那天半夜，我从“国保委”出来，回到了公司。整个公司大楼，只有郑会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8
郑会长盯着我的脸，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
“盖了吗？”
“没盖，章在这儿。”
“啊？怎么回事？”
“我明天再详细向您汇报吧。”
郑会长又看着我的脸。
“唉，你的眼睛出血了。”
“不会吧，我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啊。”
“是出血了，去照照镜子吧。”
在会长室入口的镜子前一照，果然我的眼睛里有红色的液体。沾在手帕上是乌紫色的。这就是所谓的“血泪”吧！以前还以为只是文学性的修辞，没想到从自己的眼睛里流下了血泪。
我的正面对抗使“国保委”的汽车产业合并计划无法顺利进行，进而促成了将问题移交工商部处理的契机，合并问题也随之成为公开的争论。在工商部主持的会议上，郑周永会长更是强烈阐述了产业合并的弊端。最终，汽车产业没有走向合并之路。
假如那时真的草草合并，韩国现在的汽车产业水平或许就和印度无异了。当时被合并的电力设备产业，结果后患无穷。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1
抢滩伊拉克
1978年，现代集团经过周密筹划，成功登陆伊拉克建筑市场。
当时，伊拉克的建筑业正处于萌芽阶段，市场前景具有极大吸引力。现代集团的全甲元副社长带领的伊拉克订单组参与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的污水处理设施第一阶段工程的国际招标会，并以最低报价成为最后的赢家。在欧洲竞争者林立的局面下，韩国企业只有打价格牌才有可能脱颖而出。这是打入伊拉克市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虽然“现代”通过艰苦努力凿开了通往伊拉克市场的第一道门，但接下来的道路却是荆棘丛生。由于当时韩国和伊拉克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技术人员和技工的出入境及人身安全保障问题成了工程建设的一大障碍。为了保住这好不容易挖到的“第一桶金”，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适用于伊拉克这一特殊市场的商业新路。
作为承接公司的代表，我也必须绕道科威特才得以进入伊拉克。我们在巴格达停留了许多天，利用一切线索多方活动，希望能与伊拉克政府取得联系。
一天，一位当地人对我说：“你去试试看，能不能见到巴格达市长瓦拉布。没准他愿意见你呢。”
面见瓦拉布谈何容易。几次面谈申请都石沉大海。我恳切地拜托市政府的翻译员：“请转告市长，让我见他一面吧。请不要把我看做韩国的企业代表，就说是一个从东方来的、喜欢年轻革命者的人，急切渴望能见他一面。”
伊拉克在工程订单运作方面是个极为特殊的国家。公开或暗地里的贿赂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要想见到清廉的国家高官，诉诸“性情”或许还是一条有希望的途径。
终于，瓦拉布同意接见我们，但只有10分钟时间。市长办公室整洁而简朴，瓦拉布本人虽不是军人，却穿着标准军服、配着手枪。
“市长先生，听说您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实在令人敬仰。在我看来，身为大丈夫，即使为国捐躯也是一大幸事，您说呢？”
“是啊。”
瓦拉布接过话来，“我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每天的工作堆积如山，实在觉得时间不够。”
“我也是从来没睡过五个小时以上。在这一点上我和您还有些相似之处。”
“哦？你一个商人，每天也只睡三四个小时？”
瓦拉布表示出了兴趣。原定的10分钟飞快地过去了。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2
“我的祖国很穷，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为了富国强民、促进经济发展，我觉得睡觉实在是件奢侈的事情。我虽然在企业工作，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企业是国家命脉所在。为企业奋战，其实也就是为国家奋战。我个人从小就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我意识到摆脱贫穷不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使命。我们在走出落后的道路上积攒了很多经验，也希望能用这些经验在为贵国发展出一份力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目前，我们已经争取到了贵国的一项建筑工程，但是苦于种种限制，工程进展一再延误。和欧洲企业相比，我们更崇尚正直与勤奋。希望我们能像朋友一样友好相处，齐心协力从贫穷中站起来。像你们这样清廉的公职人员，我在中东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非常希望能和你们这样的朋友合作。”
瓦拉布松开腰带上的配枪，让我坐在离他稍近的地方。接下来，我向他汇报了现代建设的工程业绩和中标细节，他听得非常投入。过了一会儿，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说还想再聊一会儿，不要让别人进来。
最终，原定的10分钟一直延长到2个小时。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对事业的热情、对中东和亚洲的历史以及个人经历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问他，下个月我来巴格达时能否再见到他，他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国内，与瓦拉布会面的兴奋感尚未散去，现实的困难已扑面而来。赴伊工作人员的签证需要10天到1个月，而且还不能办理团体签证，必须逐个审批，程序极为繁琐。这使我们的工程项目陷入了危机。
我只好重返巴格达，申请与瓦拉布市长面谈。他答应在当天中午12点约见我。
在巴格达市内的一家高级俱乐部里，我和瓦拉布一边用餐，一边聊着他感兴趣的与韩国经济开发模式有关的话题。突然，他对我说：
“我们伊拉克和朝鲜走得很近，你在这里活动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这句话恰好启开了我的正题。我顺势道出了苦衷：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施工人员进不来。我作为社长，从科威特入境伊拉克就得花4天时间，我们的一个普通工人甚至要花1个月的时间，这必然会影响到工程的进度。我们急切地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如果能团体签证就好了。普通工作人员团体入境也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惯例。”
“好，你把相关文件提交上来。”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第二天，我便接到了瓦拉布的电话。
“我们外务部答应向你们公司的工人提供特殊方便。”
在瓦拉布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顺利获得了赴伊团体签证。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3
一个月后，我第三次进入伊拉克，和瓦拉布约好了在一家高级餐厅见面。那天，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伊拉克住宅建设部部长，另一位是商工部部长，都是伊拉克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两位都是我兄长一样的朋友。你要想在这个国家工作，他们的支持是很必要的。”
瓦拉布的善解人意令我心存感激。
两位部长对我颇有好感，很快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住宅建设部部长是我们工程的最高负责人，商工部部长也对现代集团表示出兴趣，他尤其关心发电站方面的施工能力。后来，两位部长先走一步，剩下瓦拉布和我两人，我借机提到设立领事馆的可能性，瓦拉布脸色微变，我连忙收住了话题。
又过了一个月，我第四次来到巴格达。商工部部长送来了宴会请柬。当晚的客人也包括瓦拉布市长、住宅建设部部长以及他们的另一位朋友——矿业部部长。
瓦拉布笑着帮我引荐：
“这位是矿业部部长。听说你们公司有建造发电站的经验，目前我们国家百废待兴，需要筹建很多发电站，这是矿业部的管辖范围。”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二天，我便收到了矿业部部长的邀请。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和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伙伴。现在，我们想和你们合作。今后我们会给你们提供更多机会，希望你们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堂堂正正地竞争，并争取获得胜利。”
不久，现代建设获得了投资高达7.2亿美元的伊拉克“阿姆莎伊”火力发电站的建设工程。在此前的竞标过程中，我们和日本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说实话，对于如此大规模的火力发电站工程，现代建设当时的能力是稍有欠缺的。伊拉克方面也了解这一点，但指点说：“你们可以从日本那边购买器材，工程设计也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这样你们就可以顺利完成工程建设。”
伊拉克之所以将国家大型项目交给我们建设，最重要的考虑自然是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心；但我和他们的友谊也有一份功劳。
住宅建设部也和我们签订了8.2亿美元的住宅园区工程合同。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4
伏特加的滋味
1988年3月，我晋升为现代建设的会长，那一年我46岁。
早在80年代初，现代集团就开始致力于多元化经营。1982年5月，李春林和金永柱分别成为现代重工业和现代发动机的会长。此后，由职业经理人负责集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交给郑会长的兄弟及其第二代负责经营。在我升任会长的前一年，现代汽车的郑世永会长当选为集团会长，郑周永会长作为名誉会长表面上退出了一线，但实际的领导人依然是他。
我在这个职业经理人和郑氏第二代相互交替的时期当上了会长，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我感觉到，该是我离开“现代”的时候了。我不想在“现代”坐享元老级待遇，也不会坐等下一个目标的出现。
我作为企业家在“现代”的最后一个作品，是开拓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伯利亚距离我们国家很近。我们可以与隔着太平洋的美国成为友邦，却因为意识形态问题，与近在咫尺的两个大国对峙近半个世纪，想来实在可惜。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北方”。但在当时，韩国与苏联不仅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连正式的交流窗口都是封闭的。正在我们摸索接近莫斯科的道路时，日本岩井商社的负责人出现了。
岩井商社是我们在伊拉克建设“阿姆莎伊”发电站时的合作伙伴，并且因为那次合作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信任。
我以一种随意的口气对他说：
“现在在中东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如果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有合适机会的话……”
“你对苏联感兴趣吗？”
“也没什么具体的想法，但是，我们虽然闯荡过零上40度的沙漠，但还没试过在零下40度的冻土地带工作呢。”
岩井商社的负责人很快作出了反应：
“我们在莫斯科有分公司。日本企业中和苏联接触最活跃的就是我们了。”
我顺着他的话说：
“我想访问一次苏联，你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个恐怕不太容易。如果苏联方面提出邀请就好办了……我们公司和苏联打了很长时间交道，我尽量想想办法吧。”
当然，岩井商社的负责人之所以如此热情地提供帮助，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和现代建设携手开拓苏联市场将大有裨益。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5
不过，即使有岩井商社从中斡旋，通往莫斯科的大门依然没有轻易打开。一直到1988年秋天，才终于出现了曙光。从岩井商社那边传来消息：苏联工商会的一位负责人决定在赴日途中到韩国见见我。
那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苏联工商会负责人对“现代”很感兴趣，对与韩国的合作也持积极态度。不久，他传来消息说：“邀你访苏一事已有眉目，请递交一份拟来苏名单。”
一直到此时，郑会长对我开拓北方市场的计划还一无所知。在我向他提起此事后，他最初表现得颇为冷淡；但在一次详谈之后，他的态度有了转变。
我从做生意的角度向郑会长阐述了开拓北方市场的意义所在：
“苏联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我们却是资源最贫乏的国家。到下个世纪，我们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我们可以通过陆路，把那里的资源运过来。至于朝鲜是否愿意提供方便的问题，我想也不必过于担心。朝鲜也急需资源。为了发展，他们不能不给我们开路。另外，站在会长您个人的立场上考虑，这也是大有可为的一件事。开拓北方市场必然会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能以此为自己的一生事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是很好吗？”
郑会长终于动心了。
“是吗？那就去看看吧。我喜欢看雪。去那里观赏一下雪景也不错啊。”
国家安全企划部对我们的访苏活动颇为敏感。在接受了相关培训、作出“绝不脱离经济领域”的承诺后，政府才允许了我们的北上之行。
1989年1月10日上午8点，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了苏联政府工商会代表。谈判随即开始。首先由我们提出方案，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建立韩国企业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制度，作为第一个项目，“现代”希望能参与开发西伯利亚。
第一次见面就提出成立韩苏经济合作委员会，这确实有些不同寻常。苏联方面感到有些突然。他们强调说，现在对外宣布与韩国企业的经济合作为时尚早。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中间休息时，我向未出席这次会谈的郑会长汇报了情况。郑会长听了有些灰心：
“我们回去吧。如果谈不成，你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去了。或者，你留下来负责继续协商，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国内很多企业都希望有个好结果呢。”
我知道，郑会长在内心里还是想极力促成这次协商的。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6
但是在谈判桌上，当我表明“谈不成就回去”的态度时，苏联方面的反应是“想回就回”。第一次协商就这样失败了。
虽然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我还是和苏联工商会的首席副会长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聊了很久。要想和苏联人打交道，最好能喝伏特加，这一点千真万确。如果哪个外国人很会喝伏特加，苏联人就会把他看做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借着淳厚的伏特加，感受到了彼此的内心。
到深夜，我又提到了协商问题。
“如果您很难作决定的话，何不让我们郑会长和你们的工商会会长见个面呢？你说会长不在莫斯科，我想，未必如此吧？”
接着，我又强调了这些协商的意义：
“我们郑会长是韩国经济界的元老级人物，担任过10年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现在还是名誉会长。我本人担任韩国工商会副会长也有13年了。所以，如果和我们达成合作意向，将对韩国企业与苏联的经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两国没有建交，通过工商会这样的民间窗口也是有可能促成经济合作的。”
我还列举了韩国企业进军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成功例子，强调我们会对苏联经济开发提供很大帮助。
“我们是以纯粹的民间组织的身份来这里协商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请把我的话转告给你们的政府最高层，他们会明白我们的诚意的。”
“明白了。明天再协商一次吧。”
第二天上午，协商继续。到下午，苏联工商会方面传来了好消息：
“我们愿意签署协议。举行签字仪式吧。”
1989年1月11日，韩国和苏联交往历史上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诞生了。
虽然没有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协议，但是，近50年的冰封终于被我们凿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已足以让我们欣慰。
从那以后，到1991年，我们对苏联进行了多次访问。在这短短两年间，“现代”在苏联的所有项目计划都是靠我们的两条腿跑出来的。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纳霍德卡到雅库特，哪里有投资潜力，哪里就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成果也十分可观，先后促成了列宁格勒铝提炼厂、沿海州林山合资公司、石油化学制品合资公司、奥尔加港纸浆公司、耶尔金斯科煤矿开发及铁路建设、雅库特天然气开发等项目。
其中我最关心的就是雅库特共和国的天然气开发项目。
四章 海外攻坚战7
走进克里姆林宫
1991年，我第七次访问苏联。一到莫斯科就接到消息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佩特罗科夫紧急召见我，而且要我一个人前往。
我急忙赶到克里姆林宫的佩特罗科夫办公室。他一见我，就问：
“你们想不想见戈尔巴乔夫总统？”
“当然想！拜见总统是我们的一大心愿。关于我们在苏联的计划，我们也想听听总统的想法。” 他既然试探我们的意思，之前戈尔巴乔夫总统一定就此事与他交流过。
“你们先拟一份拜见总统的名单，但是一定要保密。”
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郑会长。郑会长兴奋地说：
“我们先准备一下见到总统后要说的话。把KBS驻莫斯科记者团也叫上吧。你去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带上记者。”
第二天早上，佩特罗科夫又让我单独去见他。
“明天下午5点到克里姆林宫与总统会面。最终名单是郑周永、李明博，以及韩方翻译一名。请事先告诉我翻译的名字。”
事情到这里还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但接下来就开始了诸多不顺。
在这次突发事件之前，为了协商有关出口俄罗斯问题，我们曾经申请拜见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现在，俄罗斯方面答应会面，并将时间定在我们与总统约见时间的前一天下午2点。
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我和郑会长，还有“现代”莫斯科分公司的负责人一起去拜见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理。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就“现代”向俄罗斯共和国提供消费品、俄方用原材料偿还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协议书。两国的电视台拍下了这一镜头。
问题就出在那份协议书上。
协议书内容中包括的原材料有石油、天然气、黄金等主要的地下资源，而这些是属于苏联政府直接管辖的。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佩特罗科夫紧急召见我。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们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规定。会见总统一事取消！而且今后，我们也不会再支持你们的活动了。”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8
真是晴天霹雳！我赶紧解释：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要说错误的话，也应该是明知如此、还和我们签订协议的俄罗斯共和国犯了错。不见总统可以，但今后不支持我们活动的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已经决定了。你请回吧。”
在得知会见总统的活动被取消时，郑会长非常失望，回宾馆后就把房门锁住了。
当时，苏联联邦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之间的裂痕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无法预知事态的发展，也找不到切实的解决方法，结果身不由己地卷入戈叶斗争，成了牺牲品。
难道我们艰难开拓出来的北方之路就这样被封锁了吗？
还有没有说服佩特罗科夫的办法？
我几次请求面见佩特罗科夫，都被冷冷地打了回来。
最后一次，我让人传话进去：
“我们就要回去了，最后想说上几句话。”
下午5点，佩特罗科夫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
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开始申诉：
“从结果看，我们确实违反了联邦政府的政策，但‘现代’绝对不是故意为之。您作为实际执行‘新思维改革’的负责人，为苏联、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段时间您为撮合我们的投资意向和苏联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您却因为我们不懂苏联的国内规定，就把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全部否定了。这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看到佩特罗科夫在认真倾听，我又接着说：
“我非常真诚地向您呼吁，不能拜见戈尔巴乔夫总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但是对苏联来说，这也将是一大损失。我们为什么要让双方都承受这种损失呢？”
佩特罗科夫没有说话。
他想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办公室，让我们在那里等着。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佩特罗科夫回来了。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有一个提议：你们以这个内容和塔斯社开个记者招待会。”
第四章 海外攻坚战9
他所指的“这个内容”是指：“现代”因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规定而签订了错误的协议，所以要撤销此协议。
佩特罗科夫说，等这一内容对外报道之后，他们再重新决定相关事务。我们被推进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旋涡，但我们无法知道今后谁将得势，我们不能草率地倾向哪一边。
我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由佩特罗科夫指派。我们重新约定第二天下午5点拜见戈尔巴乔夫总统，作为前提条件，记者招待会的有关文本必须在那之前登上报纸。
第二天一早，塔斯社的记者来了。我介绍了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我修改了佩特罗科夫交给我的文本中的几个地方。我必须同时考虑联邦政府和俄罗斯共和国两方面，因此加了几句如“我们不是撤销这个协议”、“只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很难得到保证才出面澄清”之类的表述。
上午就见报了。佩特罗科夫打来电话说要见我，我又不得不解释修改文本的原因。
“您让我撤销协议，可是我想，合法签订的协议才称得上撤销。我们之前的协议本身就违反了规定，是无效的，比起‘撤销’这个词，‘没有效力’的说法更加强硬。”
佩特罗科夫点点头出去了……回来时一脸笑容。
“好吧，按照计划5点会见总统。”
我征得佩特罗科夫同意后，给郑会长打了个电话，趁着气氛融洽又提了一个要求：让KBS驻莫斯科记者随行。佩特罗科夫显得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那天下午，我们终于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总统。
那次会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坦率。
“200年前，俄罗斯一位著名学者说过：‘俄罗斯的发展在于远东地区。’而苏联要发展远东地区就需要和临近国家进行合作。我们希望韩国在这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韩国和朝鲜在分裂之前是拥有相同文化和语言的同一民族。什么时候如果韩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领域实现合作，也可以分给朝鲜一些胜利果实。对此，苏联具有道义上的责任。”
这些话让我们产生了共鸣。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会面十分成功，尤其是郑会长，似乎找到了很大的信心。他说：“我们趁热去见见布什吧。”于是很快，他便访问了美国，接着访问了中国，最后去了平壤。见过戈尔巴乔夫之后，他开始认为自己能够起到很大的政治作用。事实上，在开拓北方方面，他确实走在了韩国各个政治家的前面。为此，他充满信心。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1
轩然大波
1991年夏天，关于郑周永会长参政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他执意要动员自己的人脉，组织一个名为“国民精神运动本部”的非政治团体。
有一天，他对我说，想把我的名字列入发起人名单。我欣然同意了，还推荐金寿焕枢机主教、韩景职牧师等人加入，当时我根本没有多想郑会长的真正用意是什么。
没想到第二天，郑会长突然对我说：
“要报效国家就得直接干，光搞个‘国民精神运动本部’恐怕不行。”
最终，“国民精神运动本部”流产了。
我不能理解“直接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连“国民精神运动本部”和秘书室的人也都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当然，外部也有很多人对此事表示关注。很明显，郑会长的活动与企业无关，而与政治相关。但那究竟是支持某个政界人士，还是政党的初级阶段，抑或是要直接挑战政权，在当时谁也摸不着头脑。
一直到12月，我们才知道郑会长在组织一个政党，也听说政府和国家安全企划部对此密切关注。就在这时，郑会长把我叫去说：
“我已经通告政府了。”
新政党已经成立，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我该何去何从？
郑会长让我当场作决定。
当时，如同郑会长进入政界的传言一样，我将就任第14届国会议员的说法也传开了。郑会长也曾表示过对我的支持。虽然我已猜到他的态度变化一定与他的政治活动有关，但当这些问题和我对个人未来的设想发生冲突时，抉择变得如此困难。
“李会长，你是要做无党派人士，还是和我合作，快作决定吧！”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2
“我没想到会长会以这种方式参政。这样一来，情况会变得很复杂。我本人不想参政，我也没有必要参政。会长创立新党作为反对党，如果我也参加，下面的社长、部长也都出马的话，我们社会的政治风气和现代集团的形象会变成怎样？我们集团内生产国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很少，母公司现代建设主要依靠海外工程和政府订单，如果贸然介入政治，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郑会长既已表明参政立场，我这个下属紧随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听到我的反对意见，郑会长非常不快。
“你瞎操什么心？就算倒闭，也是我的公司倒闭，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会长，这个公司在法律上是您的公司，但是和其他每一个‘现代’成员一样，在精神上我也把自己看做公司的主人。从我第一天进公司，我就没把‘现代’当做别人的公司，而是当做我自己的公司，寄予一生的希望才走到今天。我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跟会长说刚才的话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底感到一阵空虚。我隐隐感觉到，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郑会长与卢泰愚政权的经济政策主管的关系十分恶劣，因此对卢泰愚总统也有诸多不满。我想，他是不是出于逆反心理才有参政的想法？
卢氏政权末期，当局要求现代集团交付1600亿韩元追缴税金。这不仅给企业经营增加了负担，也使郑会长感到脸上无光。他认为，与其交这不明不白的1600亿税金，还不如用这些钱去搞政治，也许那样会更有效果。我原以为他只是想援助某些政界人士或政党，没想到他突然说要“直接干”，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我决定劝阻他。
“在候选人中，会长您不是一直说金泳三不错么？如果金泳三当选，就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文职政府。再说金泳三为人正派，不会像那些军事政权一样对企业横加干涉。所以，会长您如果支持金泳三，不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吗？”
以前，郑会长一提到金泳三就会说“他是个好人”，以表示对他的好感。但那天，郑会长对我的“金泳三后援论”没什么反应。我继续劝说他：
“如果您是因为反感卢泰愚政权而参政，还不如积极支持金泳三。如果金泳三当选，会长您作为工商界元老就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几位元老了。到时候，您作为对国家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代表，以自己的权威提出建议，影响力会很大，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也会更多。”
郑会长断然否定了我的建议。
“这些没用的话就别说了。我要直接参政。”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3
几天后我又和他见了一次面，并继续试图说服他：
“会长，您是企业家，如果您执意要创建新党，现代集团以后会遇到麻烦。‘现代’占韩国经济的比重不小，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会长的行为日后会受到怎样的评价与‘现代’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如果您一定要建立新党，那就支持那些有潜力的非党人士吧。如果他们被选上，您就可以把他们的力量汇聚起来，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再建党也不迟啊。”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按郑会长的性格，他是不会等到国会议员选举结束的。
郑会长坚定地说：
“那是消极的做法，我要用积极的方法应对。”
第二天，我第三次劝阻：
“会长，您既然要建立新党，我建议您招募一些从未参加过政治的年轻人，那样的话我会积极协助您的。即使暂时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日后也一定会得到国民的支持，这是值得尝试的。再说，如果用企业的钱培养政治新人，日后不仅可以压倒现有的政治势力，还可以自然形成与现有政党的区别。即使新的政党不能马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哲学、路线和方向，我相信因其新鲜感，也足以获得国民的支持。”
郑会长简单地抛出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