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得先看看其他党的候选人，在没有得到提名的人中间挑几个有希望的推出去，肯定有人能选上。”
当时我们的对话就是这样，我长篇大论一番，郑会长只是扔下一句反对的话。我能感觉到他的不满——“你要从政，还得跟着我，哪来那么多废话？”
仿佛一列隆隆开动的火车，我已无力让它掉转方向。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4
西归浦海边的决定
多次劝阻未果，作决定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
当时“现代”正在1600亿税金的巨大压力下苦苦挣扎，我每天忙着四处奔走。在这个时候，郑会长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12月底必须作出决定。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要我跟着他一起离开“现代”。
我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其实，在郑会长决定参政之前，我已经有了开创新事业的想法。从几年前开始，“现代”就为领导层准备好了“第二梯队”，大部分经营者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也意识到，是到了自己离开“现代”的时候了。
在开拓北方市场的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政治的重要性，也曾想过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谁知，我的新想法和郑会长的参政事件撞在了一起，这使我左右为难。
最让我苦恼的是，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带有封建意识的观念——凡事都得盲目跟从企业主。对此我一直不能苟同。我认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比企业主更具主人意识，而且首先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良心的主人”，以此才能成为“事业的主人”。如果企业主在企业内提出“三峡河坝工程让我们来做做看”，或者“用民间资本开发韩日海峡隧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不管指令有多么不切实际，只要企业主不动摇，我就会全力以赴，这是企业经营者应有的姿态，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现代公司这些年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第13届国会议员选举时，也曾有过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的说法，我自己也同意过这件事，但那时恰逢“现代”卷入复杂的劳务纠纷。一天早上，郑会长对我说：
“李会长，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请求。请留在蔚山，解决一下公司和职员间的纠纷问题。”就在那次，我被任命为劳务纠纷的源头——现代发动机工业公司的会长。公司处于危机，我只好把个人计划暂搁一边，全力投入工作。
但是，政治和企业是两码事，这不单纯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政治需要哲学，需要有历史眼光，需要有对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明确方向。如果没有政治哲学与目标，单纯出于道义去参政，无论对我、对郑会长，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益处。
如果郑周永不是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出参政宣言，我的反应会怎样呢?年轻时代的郑周永富有促进力、判断力和开拓精神，为人谦虚、简朴，我对他十分崇敬。但是，1979年三星集团的《中央日报》与现代集团之间的“极端对立”令我至今难忘。被财阀控制的媒体对其他企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今，“现代”如果插手政治而获得权力，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不能和郑会长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年末，我带着烦恼，和家人一起到济州岛度假。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5
这是我成家以来，第一次和妻儿一起外出旅行。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很有兴致，而我却怎么也融入不了这温馨的氛围。
明天，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而我却在人生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怅然徘徊。再过一天我就50岁了，正是“知天命”的年纪。我望着西归浦的大海陷入了沉思。
我在“现代”工作了27年。20多岁当理事，30多岁当社长，40多岁当会长，人们称我为“工薪族的神话”。在旁观者看来，此类“神话”不过谈资一种；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我来说，突破层层危机、重重挑战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在“拦路虎”出现的时候，我总是毅然迎上前去，而不是退缩，或许这就是人们把我称作“工薪族的神话”的原因。
冬天，南边的大海总是那么宽广，水平线一眼望不到边。大海的无限宽广似乎预示着无限的未来……
第二天，1992年1月1日的清晨，我又独自漫步在海边。
23年的艰难成长，27年的奋力拼搏，50年仿佛一晃而过。在“现代”，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拼命工作，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从赤道密林到热带沙漠，再到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我几乎走遍了世界。“现代”从一个无名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直至跨国企业，我一直位居其核心；我们国家从人均GDP1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公司与国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我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已经让我感激不尽……
不知什么时候，妻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她了解我的苦恼。
我突然想起1977年接到社长任命时的情景。当时，35岁的我正为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一任命、是否有能力做好社长而苦恼。那时，我和妻子第一次回到了故乡。望着迎日湾碧蓝的大海，我振作起了精神：“不能逃避命运，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社长！”
15年后的今天，我如实难堪地对妻子说了“我50岁新年的问候”。我告诉她，我需要好好想想自己和“现代”的关系，在离开西归浦之前必须作出抉择。妻子轻声对我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我们相信你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会跟随你。”
我离开了西归浦晨雾中的大海。
我相信，没有我，“现代”依然会走得很好。
第五章 从企业到政界6
新的航程
“离开‘现代’后为什么去了执政党？”
以前经常有人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
1992年1月在西归浦作出离开“现代”的决定时，我原本打算花一两年时间去国外学习。从70年代后期开始，每次出国我都强烈感受到，在一些国家，政治的概念不再是单纯的统治，而是在向“国家经营”转变。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尤为突出。实行地方自治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也是如此。早在20年前，一些国家就已经将地方分权的经营意识付诸实践了。
统治与经营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统治的概念下，掌握权力者以国家主人自居，公仆之说不过是一句口号。在统治政治之下，统治者总是高踞国民之上。但是，导入经营概念的政治则有所不同，“经营者”会有意识地为国家或自治地区谋利益，并将利益回馈于国民。
因此我打算出国学习这种先进的政治理念，但突然有一天，执政党的某位人士找到我，邀请我竞选民自党地区议员。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
“我现在还不想介入政治。竞选地区议员的话难免会和郑会长的政党唱对台戏，这会让双方都很尴尬，不是明智之举。”
可是没过多久，一天早上六点多钟，当时的党代表部门给我打来电话，约我见面。
“李会长，如果您觉得竞选地区议员有所难堪的话，您就来我们全国区吧。李会长是经营家，要做个保持本色的议员，来我们全国区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党在全国区还没有一个专职经营人士，我们需要李会长。”
1992年2月初，我开始考虑究竟是离开一两年，还是继续运用我的企业经验投身政治。不管做什么，我的本色不会变。我想，在政府中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要奉献于社会，必须创造事业；而要做好事业，应该参与政府，而不是那些党派。
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先接触并适应国际化的人是企业家。他们虽然信奉政治就是统治，但也坚信自己能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和世界一流企业并肩竞争，但在政治上却依然像是井底之蛙，只为权力而争斗。这种空洞的使命感，必须用我的经验和能力予以补充，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理由。
1992年3月，我当选为当时的执政党——民自党全国区国会议员，向着新的目的地出发了。
第六章 首尔CEO1
新市厅计划?决断力
2002年6月13日，我当选为第32届首尔市市长。
竞选之路充满坎坷，在初期诸多不利的逆境中，我们的竞选团队也曾弥漫悲观的气氛，但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我成为了一个拥有1000万“股东”和4.5万名“职员”的庞大“企业”的CEO。
有人曾问我，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神话人物”，为什么还要冒失败的风险，竞选市长？的确，如果说为钱，我挣的钱已经足够多了；从一个低层工薪族奋斗为一家大企业的会长，我也已经得到了名誉。但是，我还有一个梦想，一个创建世界一流城市的梦想。
“在市政中引入企业经营意识，让首尔成为能和世界一流城市齐头并进的城市。”
——这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任市长后，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市长和企业CEO，哪一个更难做？”
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
“企业CEO想的是怎样挣钱，而市长想的是怎样花钱，所以市长更容易一些。”
其实，从作用上来说，我认为企业CEO和城市CEO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前者立足于企业利益，而后者考虑的是公众利益。从能力上说，城市CEO也和企业CEO一样，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新的项目有没有实施的必要？能够胜任新部门的人选是谁？技术开发是和A企业合作，还是和B企业合作？在工作中，你需要经常作出这样的决断，而有时，作决断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尤其当你的决定遭到智囊团甚至公众的反对时。你应该妥协放弃，还是坚决促进？如果坚决促进，又该如何克服重重阻力？
我在担任首尔市长期间，也遇到过许多类似的事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建造新市政大厅计划。
在当时，市民们确实感受到公务员的服务意识有所增强，但对于公务员的好感并没有太大提升。如果我上任不久便宣布建造新的市政大厅，很可能会受到舆论的批评——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他们却先想着给自己盖房子！”
事实上，考虑到旧市厅的空间饱和问题，前几任市长也制定过建造新市厅的计划，但每次都因舆论压力而不了了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市政大厅所在的太平路1街位于首尔的中心地带，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前曾经提出过整体搬迁市厅大楼的计划，备选的新址有瑞草洞、汝矣岛、圣水洞、龙山等等。但是，搬离太平路意味着放弃核心位置的象征意义；而勉强维持下去又难以承受空间压力，影响工作效率。这样的困境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第六章 首尔CEO2
在我刚上任的时候，也对修建新市厅计划持否定意见。但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我的想法改变了。由于旧市厅无法容纳所有的政府部门，许多部门分散在其他地方。公务员们为了参加工作会议，在路上就要花费许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中，因为来回传接而降低效率的现象也比想象的要严重许多。因此，建造新市厅不仅是为公务员，也是为全体市民的利益着想。
“不需要推翻重来，就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比较一下优缺点吧。”
我让有关负责人讨论一下可行性。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可行性评估、收集专家意见，并且召开听证会。最终结论是：就在现在的位置上建造新市厅。既然已经决定，我便指示说，务必在我的任期内完工。
举行开工仪式的日期很快确定了。有一天，几位幕僚突然对我说：
“恶意批评市长的人正挖空心思找您的麻烦呢。如果现在举行开工仪式，他们肯定会批评说：市长是建设公司出身，一上来就大兴土木。所以，市长您只需要决定建造新市厅就可以了，开工仪式不如先推迟吧？”
“现在市民对官员的态度还是比较敌对的，举行开工仪式会加深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会认为，建造新市厅不过就是为了使官员们自己待得更舒服。这对市长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开工仪式还是在任期结束后再举行吧。”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为我着想，但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想法，也不想改变决定。
“建造新市厅是早晚一定要做的事情，出发点就是为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市民提供行政服务。这也是历任市长想做、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推迟的工作。我不想听到别人说，李明博市长只顾自己的人气，而不做实际的事情。”
建造新市厅计划既是对我决断力的考验，也需要我用解决困难的智慧加以促进。决断越是困难，就越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周边舆论或政治性要素上，而是应该集中在问题本身，如此，决断可能会变得异常简单。在建造新市厅问题上，我真正应该考虑的只是项目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六章 首尔CEO3
复原清溪川?促进力
在富于挑战的事业中，促进力是一个领导者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促进力不等同于领袖气质。事实上，有许多受尊敬的企业家或政治人士，虽然不具备领袖气质，却能很好地领导组织。大多数时候，与领袖气质相比，反而是灵活的思考方式更能促进事业的发展。所谓促进力，就是在事情遇到困难、障碍时，比在事情顺利进行时更加被重视的能力。
在我担任首尔市长期间，复原清溪川计划可以说是遇到障碍最多的项目之一。
清溪川古名“开川”，由发源于北岳山、仁旺山、南山的多条溪流汇合而成，自西向东流经首尔中心，注入汉江，全长10.92公里，流域面积50.96平方公里。1394年，朝鲜王朝定都首尔，清溪川成为划分首尔南北两部分不同城市形态的中轴线。
作为一条城市河流，清溪川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城市下水道的作用；清溪川沿岸也成为人们举办正月十五灯节等传统民间活动的中心，形成了各种民间文化市场。然而，清溪川的水患也深深困扰着依河而居的市民们。在雨季洪水泛滥时，房淹、桥塌、人溺事件时有发生。
真正意义上的清溪川治理工程开始于朝鲜王朝第三代国王太宗。经过清理、拓宽、筑坝等工程，河川形态基本形成。如果说太宗时期的开川工程是对主流的治理，那么到第四代国王世宗时则主要是对支流和细川进行治理，其目的就是防止洪水在市中心泛滥。也就是在世宗时期，清溪川的性质被正式定位为“生活河川”。它在几百年间发挥着清洗城市居民生活垃圾的功能，保证了整个城市的清洁。世宗之后，最热衷于开川治理的是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他于1760年和1773年两次进行大规模治理，拓宽河道，砌石护坡，裁弯取直。
在朝鲜王朝末期，许多卖掉了田地的农民涌入首尔，成为城市贫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在清溪川边搭起了简易棚户。随着居住人口，尤其是贫穷人口的增加，清溪川沿岸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清溪川的居住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王朝时期中上阶层居住的川北地区逐渐成为社会底层人士的聚居区，原先相对落后的川南地区则变成了干净有序的日本人聚居区，由此形成的南富北穷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1945年光复、1950年战乱之后，又有大量难民和农村贫民涌向清溪川沿岸艰难度日。胡乱支起的破木棚歪歪斜斜绵延数十里，这一“亚洲最贫穷国家”的形象经常以图片的形式在世界各地流传。散发着臭气的生活污水和附近工厂为美国军服染色的废水未经任何环保措施，直接流入了清溪川。这一切，都将清溪川这个名字变成了肮脏、贫穷、绝望的代名词。
第六章 首尔CEO4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制定了填埋清溪川的计划。填埋工程正式开始于1958年，当时的总统朴正熙表现出了积极的促进意识。清溪川周边的木棚被拆除，代之以现代的商业建筑。污水横流的河水脱胎换骨，变成了整洁的柏油马路。总长5.8公里、宽16米的清溪高架桥于1967年8月15日开工，1971年8月15日正式竣工，成为横贯首尔东西的交通主干道，日均交通流量达到16万以上。由于交通便利，位于市中心的清溪川一带很快成为以电子、机械工具、印刷和服装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及服务业中心。
然而，高架桥的修建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桥上的噪音、汽车尾气、扬起的灰尘对周边地区产生的严重污染。另外，高架桥巨大的体量也破坏了首尔传统的街道结构，切断了城市中心区内部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溪川周边逐渐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嘈杂地区。到20世纪末，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承载着首尔几百年历史的中心区域。但是，即便有重新开发的愿望，一想到天文数字的补偿费和令人头痛的交通混乱，就没有人敢碰这个“烫手的山芋”了。
“拆除清溪川高架桥和覆盖道路，两边建成双车道，同时恢复清溪川水流不断的自然河流原貌。”
这就是我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具体探索的清溪川复原构想！
最初，当我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主张复原清溪川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梦想计划”。对于它的可能性，几乎无人认同，认为不可能的理由竟有数百种之多。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信念非常单纯，我相信这是“非做不可的事”，当然还有“做了再说”的热情和意志。
复原清溪川工程最大的阻力来自路边摊贩。首尔市路边摊贩最多的地方就是清溪川，大约有一千多家商贩在这里做生意，哪怕有一个人自焚或发生事故，对我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噩梦。
商人们是以租赁别人的店面，或使用自己的店面但需缴税的方式做生意；而路边摊贩却是非法占用市内道路做生意，而且还不缴税，这是非常明显的非法行为。但尽管如此，依法强制取缔的做法也不可行。虽然他们从事的是非法活动，但也攸关他们的生存权问题。
“引导他们自动撤离。”
只有自动撤离才是最理想的方法。如果采取强制手段，就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因为即使路边摊贩在政府公权力的整顿之下暂时消失，整顿过后还是会重新出现。撤离过程中的冲突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路边摊贩们采取自杀等极端抗争手段，无论当初的出发点有多好，我们都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思考几天之后，我去了清溪川。我想，如果亲自去看看或许能找到对策。
第六章 首尔CEO5
不知不觉间，汽车已经从清溪川1街驶过9街，又朝着东大门运动场方向驶去。
“啊！这里是东大门运动场啊！”
看到东大门运动场电子广告板的瞬间，我猛然拍了拍大腿。
东大门运动场由于设施陈旧，几年内将其改建为公园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在改建公园之前，不是可以让路边摊贩临时使用吗？这虽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一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了。
公务员们都有些半信半疑。他们觉得，虽然拉电力、埋水管不是什么难事，但东大门运动场迟早要改建为公园，到时候那些摊贩能顺利撤出吗？
“跟他们约好不就行了吗？”
利用东大门运动场的位置解决路边摊贩的问题，究竟是迫不得已之策，还是绝妙之策，取决于路边摊贩们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遵守约定，这个问题或许就能顺利解决。
2003年7月1日，复原清溪川工程顺利举行了开工典礼，但是工程进展并不顺利。路边摊贩的示威活动进入白热化，每天都有警员在市中心执勤。示威渐渐演变成了情绪化的极端行为，有人用铁丝把自己捆绑后吊上高架桥，也有人躺在工程装备前面阻挠施工。
“虽然清溪川的路边摊贩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人，但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四五千个路边摊贩却轮番上阵，举行示威。”
“你说什么？”
“贫民团体正联合起来，召集全国各地的路边摊贩参加示威活动，就连清溪川也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路边摊贩参与了。”
建设企划局局长试图说服我，因为他已经和半数以上的路边摊贩约定好主动拆迁，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强制拆除。
据统计，一千名路边摊贩中有五百多人同意实施拆除，剩下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在静观政府的动向，对于是否拆除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剩下的一小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拆除。
由于开工典礼的顺利进行，路边摊贩内部面临着巨大的管制危机，大部分摊贩感觉到我们拆除的意志强烈，所以决定合作。这一来，路边摊贩代表显得更加恐慌了。他们与其他路边摊贩组织、贫民组织取得联系，示威活动反而进一步激化了。
路边摊贩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且就算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宗旨也应该是带领摊贩们好好做生意。如果只是进行无谓的抗争，这样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第六章 首尔CEO6
“不能再劝说了吗？”
“百分之百不可能了！我认为再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非常困难，看来现在是实施强制拆除的最佳时机，不能再让市中心工程因为示威活动而处于瘫痪状态了。”
建设企划局局长一再强调，必须严厉整顿路边摊贩。
“D-day”马上确定了下来，但前三次都被迫延迟。核废弃场、劳动争议等问题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忙于维持治安。因为核废弃场问题，全国三分之一的警员都出动了。于是我们这边就没有警员支持了。
我决心已定，直接出面说服警员主管机关。
“市长，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在清溪川，不能动用警员整顿路边摊贩。”
“为什么不可以？”
“据说六个人有自焚倾向，压力太大了。”
真是进退不得啊！
“我相信路边摊贩工作小组的能力，如果继续劝说，就不会引发极端的对立事件。”
事实上，由于路边摊贩工作小组和路边摊贩代表长期以来的较量，彼此之间都已经了如指掌。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情都还不错。当路边摊贩代表说要在奖忠坛公园摆宴时，我们的路边摊贩工作小组也决定提着酒前去赴宴。
路边摊贩代表很清楚我们的“D-day”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小组也对路边摊贩代表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然于胸。虽然有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有信心将伤害减到最低。
2003年11月29日晚上十点多，我向清溪川出发。一周前，我们最后确定把“D-day”定在30日。这段时间以来，路边摊贩工作小组连夜动员市政府的所有力量，准备编成整顿小组，到29日白天已经基本完成准备工作。那些同意拆除、准备把摊位临时迁到东大门运动场内的路边摊贩，我们在他们的摊位上张贴了黄色标签，以便在“D-day”直接管理。
此时已是深夜，我乘坐的汽车缓缓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前几天从三一公寓里搬出来的废旧家具和垃圾堆在道路两旁。到处都在焚烧废弃轮胎，黑烟在夜色中弥漫开来。我看见了汽油和煤气罐，还有人拎着铁管从我的车旁走过……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再次赶往现场。路边摊贩们喝了一夜的酒，试图缓解紧张的情绪。现在，他们已经累了或喝醉了，一个个东倒西歪。
从前天晚上开始，建设企划局局长就在清溪6街和7街之间的大厦楼顶设立了指挥部。警员负责人和局长讨论之后，准备亲临一线指挥拆除。
当时，我就坐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这里虽然不是局长所在的大厦楼顶，但也能清楚地看到现场发生的一切。
上午七点左右，原本打算正式实施管制，但又刻意延迟了。因为这些路边摊贩整夜喝酒壮胆，正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如果现在刺激他们，恐怕会出事。
第六章 首尔CEO7
“我们谈谈吧！”
路边摊贩们已经在等待中失去了耐心，要求和我们谈判。我们的谈判代表只身朝路边摊贩代表那边走去。双方都希望对方做出让步，于是谈判陷入了僵局。我们表示，如果他们主动拆除，就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还让他们按计划搬进东大门运动场，可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我方的谈判代表往回走的时候，双方阵营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
十点三十分，局长一声令下，50个拆迁队同时进入现场。路边摊贩们惊惶失措，左冲右窜。为了震慑警员，他们把四处堆放的废旧家具和废弃轮胎都点着了。可是，突然间风向一转，有毒气体开始朝着示威队伍的方向吹去。结果，所有的路边摊贩都吓得四处逃散。相反的，由铲车、警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拆迁队迅速掌控了局面，开始实施拆除。公务员们在旁边用相机拍照，铲车把摊位铲起来装进拖车。下一步工作紧随其后，贴有黄色标签的摊位被送往东大门运动场，没有贴黄色标签的摊位被送到兰芝岛公园保管。
由于路边摊贩点燃了废弃轮胎和废旧家具，市中心整天都被黑烟笼罩。因为烟雾和气味的影响，拆迁工作一直到晚上七点才结束。
“万幸的是双方都没有大损失。路边摊贩们也无心继续下去，早早散去了。”
七点左右，我接到局长的报告，说没有出现事故，这才放下心来。虽然有人和警员展开搏斗，几名警员受伤，但都是轻伤。我一直担心有人自杀或自焚，幸好并没有发生。
天色暗了下来，行动终于结束。不只是那些路边摊贩，我们的公务员们也整整熬了两天两夜。我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吃晚饭，虽然饿了一整天，却一点都吃不下。
到了夜里，风刮得更凶了。想到那些犹如残兵败将般踉跄回家的路边摊贩，我的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他们赖以为生的货摊被送到了保管所，前途渺茫，这个夜晚对他们来说一定格外凄冷。那些主动拆迁的商贩，回家休息几天，到东大门运动场取回托管的摊位，又可以重新开始做生意了。设在东大门运动场的风物市场，可以说就是为首尔市的路边摊贩而设立的。
“如果摊位被送到兰芝岛的路边摊贩也想去东大门运动场，那就让他们去吧。不过要缴纳罚款，如果把他们和那些主动拆迁的商贩同等对待，未免有失公平。主动拆迁的商贩往市场里搬的时候，先不要让兰芝岛的商贩进去。等前一批选好位置之后，再让后一批进去，这样会好一些。”
“他们会主动进去吗？”
负责的官员对这样的想法半信半疑。不过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会妥协的。
东大门运动场刚刚开张一周，就已经颇有名气了。电视台对于市场的发展前景做了介绍，人们纷纷赶来购物。市场里的商家们既不用担心受管制，销售量又与日俱增，心里当然非常高兴。随即，那些顽强抵抗的摊贩也要求搬进市场，我同意让他们晚两个月再搬进去。
即使在生意不好的严冬季节，东大门运动场的风物市场也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第六章 首尔CEO8
首尔林?共享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前景能够燃起人们的热情、吸引更多人为之奋斗？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前景必须符合时代要求。
在圣水洞建设“首尔林”就是反映时代要求的一个范例。开发圣水洞原先只是一个大规模开发计划的子项目。之前讨论的开发计划是以建造新市厅为主，辅以文化观光区、唐人街等项目。
我就任市长后，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
“作为大规模商业区来开发，这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吗？”
这样的疑问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首尔要成为世界一流城市，关键的一点是构建文化基础设施，使其深入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一味地开发商业区并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我们取消了原先的开发计划，新的构思是建造一座生态公园——“首尔林”。当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
“如果按原计划进行，圣水洞一带就能作为商业用地，最少能确保5兆韩元的销售。您真的要更改计划吗？”
虽然我坚信自己的决定没有错，但听到这样的提问，我还是有些动摇了。5兆韩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决定再次回到原点，重新思考。
“圣水洞开发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
“是选择经济价值，还是环境价值？”
第六章 首尔CEO9
人的一生总是要不断面对这样的艰难抉择。
最终，我还是决定在圣水洞一带建造有益于城市环境的生态公园。
“首尔要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不能只停留在功能和效率方面的成就，更要开创具有首尔特色的文化环境。为此，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地进行商业开发，而是应该构建亲环境的、符合生态的、文化性的基础设施。”
我向公务员们强调了建造生态公园的理由。根据统计，2004年首尔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1.5坪，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东京、伦敦、新加坡、巴黎、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
站在地区居民的立场上，虽然短期内在经济上或许有所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机遇。圣水洞所在的首尔东北部属于生活质量较低的地区，生态公园建成后地区面貌将有很大改善，其受惠者就是当地居民。
“建设首尔林计划”确定之后，便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首尔林和其他公园区别开来呢？”
这是实施工作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我和相关专家、负责人一起，对“首尔林”的形象定位进行了反复商议。
“树木郁郁葱葱，富有生机。荷花池内流水潺潺，四周环绕着开阔的草地。市民们可以和家人、朋友尽情嬉戏玩耍。”
这样的构想在众多提案中脱颖而出。其特别之处在于以建造自然生态林为主，不需要添置其他设施。在当时，韩国人所理解的休息场所大多就是以设施为主，在热闹的地方乘坐游乐设备，狼吞虎咽地吃些东西，然后再忙着排队、等待下一次游玩机会。现在，我们必须转变市民们对公园的单一认识。“首尔林”不是吃喝玩乐的游乐场，而是让身体得以舒缓、让心灵归于平和的自然生态公园。
从策划阶段开始，我们就公开向市民征集公园名称和设计图，这样做也是为了吸引市民广泛参与，形成一股庆典般的热潮。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首先是圣水洞地区的旧货商铺和混凝土工厂的补偿问题，还有商业开发计划取消后，周边居民的反对声。
第六章 首尔CEO10
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规划中的土地被横纵向道路分成了四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之前一直处于荒废状态。为了尽可能缩短工期，早日把“首尔林”交给市民，时间压力也很大。当务之急是组织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我任命了“首尔林”项目促进工作负责人，迅速组建了一支特别促进小组。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负责首尔市绿地政策的城市绿化局的前身。我随时确认促进小组的工作进程，也要求他们随时汇报工程进展。渐渐地，一切工作都开始有条不紊地走上了正轨。
对于补偿问题，负责人直接与旧货商铺、混凝土厂商进行一对一说服，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但是，在协商解决居民补偿问题时，却遇到了棘手的对抗。
“这个公园不是为市政府和市长建造的，而是为改善全体首尔市民的生活环境而开发的，不是吗？”
每到那时，我们都用明确的主张说服反对者。
“各位居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一带以后将成为首尔东北部唯一的公园地区。到时候此地的房价自然会上涨，谁也挡不住。”
有关负责人在听证会上对反对者说了这么一番话。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周边环境有所改善，房价上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于整个公园被分为四个部分，让市民穿越车行道有可能引发事故，因此我们决定造一座人行天桥，一切设计以便民为第一准则。另外，我们利用空间分隔的条件，选择了两家公司同时进行施工，工期也因此得以缩短。
随着“首尔林”的诞生，从光华门，经过清溪川、中浪川，直到圣水洞的绿色网络铺展了开来。
“首尔林”的成功可以归结为许多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最大的成功因素在于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如果忽视了时代要求，既不能取得长期效果，也不能说服组织成员和当地市民。让“顾客”和“搭档”共享时代精神，这是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六章 首尔CEO11
创造首尔文化?摆脱固有观念
“创造首尔文化”是民选三期的市政目标之一。“创造首尔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最终“让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正是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是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所谓文化的概念，例如经营文化、政治文化、生活文化、组织文化、酒桌文化等等。“创造首尔文化”也可以以广泛和长期目标的意义来解释。也就是说，“创造首尔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短期工程或事业，它是需要我们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一小步、一小步扎扎实实走下去的宏大目标。
首尔交响乐团以独立法人形式成立，由世界著名指挥家郑明勋执棒。这也是立足长远、构建首尔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一大举措。
交响乐团是衡量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重要尺度，纽约、柏林等城市的世界级交响乐团都为提高其城市文化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相比之下，首尔的交响乐团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市民的关注度也不高。我强烈感觉到，首尔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城市，需要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交响乐团！
“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帮助韩国的管弦乐发展到世界一流水平。”
郑明勋曾经这样对我说，这也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把首尔的交响乐团提升到世界级水平，需要时间，也需要政府长期、不懈的支持。但是我相信，到新音乐会大厅落成的2009年，首尔交响乐团的水平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首尔交响乐团成立纪念音乐会上，郑明勋发表了如上就职感言。
打造世界一流交响乐团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是优秀的指挥家；第二是团员的整体演奏水平很高；第三是要有持续不懈的支援。郑明勋的上任具备了第一个要素；通过考试选拔团员、改善待遇，这是具备第二个要素的基础；剩下的第三个要素则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于这一点，我自信地对郑明勋说：
“大家都在议论，一旦换了市长，对交响乐团的支援就会中断。我向你保证，即使我卸任了，我也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你们。”
第六章 首尔CEO12
通过紧握的双手，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信任。
我承诺要为交响乐团专门建造一座音乐大厅，因为这是将交响乐事业推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石。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目标。推动交响乐事业，需要全体市民持续的关注与热情。如何缩短交响乐与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降低古典音乐的门槛方面，新的交响乐团起到了积极作用。满足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提高普通大众的交响乐欣赏水平，这都是需要我们用具体行动去促进的。首尔广场音乐会和“音乐会送上门”活动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它们记录下了首尔交响乐团的转变与进步。
2005年，我们计划在8月15日纪念光复60周年的这一天，在首尔广场举行一场交响音乐会。我的主张引起了一片反对声。
“举行露天古典音乐会？普通市民真的能接受高雅音乐吗？”
“我想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改变古典音乐只属于少数人的状况。”
“这么做可能会被误以为借机制造轰动效应，而且还有交通和噪音的问题，不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
“只要有一位市民通过这次活动接触到古典音乐，不就实现价值了吗？”
在做决定之前，我想听一听郑明勋的意见。
“太好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遥远而陌生的古典音乐拉近到普通市民的身边。”
有了郑明勋的支持，我更有信心了。
事实上，市民们的反应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在用3600面太极旗覆盖的首尔广场舞台上，纪念光复60周年的演出活动是那么令人感动。从牵着孙子的小手、参加过独立军的老爷爷，到年轻的恋人、新婚的夫妇，还有把欣赏演出看做学习机会的学生们，首尔广场的舞台成了男女老少欢庆的海洋。
第六章 首尔CEO13
听着交响乐团出色的演奏，看着沉醉于音乐的市民们，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
最后一曲《韩国幻想曲》结束的时候，我充满感激地紧紧拥抱了指挥郑明勋。
“音乐会送上门”活动也以走近市民的方式，展现了首尔交响乐团不同以往的风貌。在中浪区、恩平区、九老区等地区，居民们很少有机会欣赏到古典音乐会。为此，交响乐团特意到这些地方进行免费的演出。
演出活动反响热烈，台下座无虚席，有人甚至站着看完了演出。因为有广大市民的支持，“音乐会送上门”活动今后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首尔市民对高雅音乐的欣赏水平和需求程度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前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接触，因而也没有机会享受。”
首尔广场音乐会和“音乐会送上门”活动的成功也给了我新的启示。
我一直强调CEO市长论和企业意识，这不只是因为我在现代建设担任过15年的CEO，更因为我意识到，政府需要CEO型领导人。
2005年成功举办的釜山APEC首脑会议讨论了“如何预防禽流感”的议题，这正是体现了国家把国民健康与幸福作为最高价值来追求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和为满足顾客需求而努力的CEO姿态是一致的。
当然，不只是国家领导人，地方官员、大学校长、事务所所长都应具有CEO意识。再进一步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应成为以CEO意识武装的CEO型人才，这是不可抗拒的时代趋势。
那么，CEO型人才究竟是指什么样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