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未来》
归乡之路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 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贵仙、大哥相殷、二哥相得、二姐贵爱、妹妹贵粉和我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好不容易保住性命、踏上归乡之路，心情是何等的喜悦啊！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连同仅有的几件旧衣裳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回国那年我只有4岁，对故乡的最初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穷。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紧紧贴在我们家身上，到我二十多岁时还无法摆脱。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离浦项三十多里的庆尚北道迎日郡兴海面德城洞的一户农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块地都分给了两个哥哥，因此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到处流浪。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养猪和养牛的技术。
1935年，父亲和几位老乡一起去日本闯荡，在大阪附近的牧场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挤牛奶、割牧草、喂家畜，靠着拼命劳作和节俭，终于攒下了几个钱。在日本暂且安定之后，父亲临时回国与母亲结婚。不久，他们便一起到了日本。
回国后，父亲在“6?25”事变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业高中财团理事长所有的牧场上干活。母亲则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起就是父母的小帮手了。
“6?25”事变爆发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年，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孩子（弟弟相弼是父母回国后出生的）到兴海大伯家避难，父亲则继续留在牧场上干活。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弟弟相弼哭闹个不停，姐姐贵爱就背着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飞机飞过的声音，紧接着屋顶上响起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声音终于停息了；可是，姐姐和弟弟呢？
家人惊恐地奔向院子，姐姐和弟弟倒在院子中央，额头、后背汩汩冒血，全身烧伤，惨不忍睹。
母亲几乎要昏厥过去。看两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她疯了似的拼命往山上跑，采来草药敷在姐姐、弟弟身上。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买药是不可能的。但最终，姐姐和弟弟还是在痛苦中停止了呼吸。他们惨死的模样和母亲哀痛的神情，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从那以后，战争和南北分裂对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父亲因战争失业后，我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了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那座寺庙是以前日本人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庙”。15个家庭挤在一间屋子里，连个生火的地方都没有。住在这里的当然都是穷困潦倒之人，从早到晚，打架的声音、喊饿的声音、临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没有一天能睡好觉。每天我们全家人都得出去找吃的，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因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
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买卖的“生财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要把尺子叠起来一点，最后再“大方地”让出一点送给顾客，如此这般才能赚钱。但是，父亲的秉性不容许他这么做。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给顾客，末了再免费赠送一点。父亲的这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凭良心做事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当年父亲在日本牧场干活时，把大部分收入都寄给了故乡的大伯，还把堂兄接到日本念书；回国后，我们家简直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当然也没钱供我们上学。我经常因付不起学费而被赶回家。我心里很清楚，回家也没有钱可以拿出来。于是每次被赶出校门，我都会跑到后山打发时间，然后回到学校对老师说：“再过几天，一定会把学费拿来的。”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算得上是个做买卖的“老手”了。卖火柴、卖寿司、卖年糕，样样都做过，有一次还被宪兵抓到狠狠打了一顿。课余时间为生计东奔西走，每天还要步行四个小时去上学，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终于累垮了。
初中三年级上半学期，我在病床上整整躺了四个月。因为没钱去医院，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得的什么病，也许是营养不良吧。幸亏那时年轻，四个月后我又重新站了起来，依旧每天步行四个小时去上学。或许就是因为长身体的时候营养失调，我的个子在兄弟几个中间是最小的。父亲、大哥、二哥都有近一米八，唯独我只有一米七三。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2
母亲的祈祷
我的母亲是现大邱市半夜月蔡氏家的女儿，个子高高，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黑亮的眼睛。母亲没上过几年学，但记忆力比谁都好。远亲的忌日和地址，村里各家的大小事情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从每天清晨四点开始的。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部叫起来，开始晨祷。母亲的祈祷很独特：首先祈祷国泰民安，接着祈祷亲族安康，然后还要为村里各家的幸福祈祷，特别要为那些生病的、有烦心事的、家庭不和的邻居祈祷，最后才轮到我们自己家的人。这时候，母亲会挨个儿说出我们的名字，而我总是排在最后一个，而且总是最短的一句话：
“祈求您让我们家老大凡事顺利，成为有出息的人……祈求您让我们家老二考试取得好成绩，以后考上好的大学……我们的博，希望他健康成长。”
这短短的一句祈祷直接反映了我在家里的位置。大哥从小心灵手巧，很早就离家在外，做些小生意；二哥是我们家的“秀才”，在首尔埋头苦读。作为老幺的我只能留在浦项帮父母养家、给二哥挣学费。
每天放学后，我就急急忙忙赶到市场，拖着疲惫的身体帮母亲卖东西。最让我心烦的是，母亲经常命令我去帮邻居家干活，而且一定不让我接受任何报酬。
“博，今天卖油家的大女儿出嫁，你赶紧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又不是亲戚……”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快去！”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朝邻居家碾过去。这时候，母亲又会在我后面喊：
“在人家那儿一口水也不许喝。人家给你吃的，你要是敢拿，看我怎么收拾你！记住了吗？快点走！”
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很内向的孩子。要我一个人跑去帮忙，刚开始真的很难。我也不会打招呼，就一直在厨房周围转悠，帮忙打打水、递递东西什么的。看看忙得差不多了，就一个人悄悄地跑回家去。后来，我也渐渐地能说出“我来帮忙了”、“活干完了，我先回去了”之类的话。
说实话，比跟大人打招呼更难的是抵挡食物的诱惑。我很想在四周没人的时候偷偷吃上一口，可每次节骨眼儿上，母亲的喊叫声就会突然蹦出来……有时候，办婚宴的人家会包给我一些吃的，我心想，即使自己不吃，让哥哥妹妹们享受一顿也好啊。可一想起妈妈的叮嘱，终究没能伸出手。邻居家看我这样，会不满意地说：
“这孩子，吃我们家的东西会肚子痛么？”
如此经过几次之后，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不拿人家的东西，我便可以更加坦荡地去帮助别人。如果一个穷人天天企盼着有钱人的帮助，那他永远无法摆脱贫穷。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赐予了我和兄妹们克服贫穷的力量。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3
妈妈，请让我上高中吧！
在我即将从浦项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大哥已经参军，二哥从同志商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免学费的陆军军官学校，但因为身体原因退了学，只得重新准备考大学。我知道家里根本没钱供我继续念高中，便把升学的念头抛在一边。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我。
毕业前，学校召开了升学讨论会。按照已往的情况，浦项中学的优秀毕业生都能进入庆北高中等名校。班主任认为，成绩一直名列全校第二的我肯定能考入好学校，因此让我的家长务必去一趟学校，商量我的升学问题。那时候，母亲刚开始卖红豆烤饼，从一大早忙到大半夜，根本没有时间来学校。在她看来，拼命赚钱为二哥筹学费是第一要紧的事。
但我还是抱着提一下的想法，向母亲传达了班主任的意思。母亲默默地做着红豆烤饼，好一会儿，她看着远方对我说：
“咱们家这个情况，你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如果你二哥落榜了，你还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一定要上高中，那也只能上免学费的邮政高中。可你要是一走，谁帮我做这个生意啊？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虽然早知道结果，可听母亲这么一字一句说出来，泪水还是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班主任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你不上高中的话，真是太可惜了……对了，浦项同志商业高中有个夜校。你可以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再去念书。你现在还小，可能不知道，以后要找工作的话，高中毕业证可比初中毕业证有用多了。”
我满怀期望地跟母亲说了班主任的建议，可母亲还是不同意。
“你得帮我做生意，帮哥哥挣学费。生意做得好，也一样可以过上好日子。再说，上夜校也是要钱的，我们家可实在拿不出你的学费啊。”
好心的班主任还在执著地跟母亲进行“攻防持久战”。两边传话的我也累得够呛。
“全部课程都拿第一的学生可以免学费，我相信明博可以做到。”
终于，班主任的最后一个提议被母亲接受了。
“这样的话，咱们做个约定好了。我同意你去上夜校，但前提是不用家里出学费。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因为这个约定，我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三年夜校，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名。
上高中后，我开始随着季节变化做买卖：春天卖麦芽糖，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爆米花儿。
不管晴天下雨，我总穿着同一件校服，因为穿得出门的衣服就这么一件。我做买卖的那条街上总有许多女校学生来来往往，我的破旧校服、脏兮兮的脸、低着头傻乎乎的样子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要泰然处之，但强烈的自尊心，加上内向的性格、青春期的焦虑，我又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
思来想去，只好拿顶草帽一遮了事。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4
到高二时，我决定尝试着做水果生意，一来赚钱比较多，二来也可以躲避那些女生的异样眼光。我白天去市场进水果，晚上放学后推到热闹的剧院门口去卖。刚开始颇有些紧张。我把水果擦得亮亮的，还准备了一盏炭化灯。有一天夜里下着雨，路上行人不多。我正巴巴地盯着剧院门口，盼望电影散场后能有人光顾我的水果摊，突然，有辆小汽车在倒车时撞倒了我的推车，车上的水果咕噜噜撒了一地，几个西瓜都摔烂了。我连忙冲出去捡我的水果，这时，一个声音冲我骂了起来：
“喂，臭小子，推车就好好推，干吗停在中间挡道？你以为这路是你们家的吗？”
我一时慌了神，赶紧向他道歉；可等到那车开走以后，我突然觉得很愤怒。其实我做错什么了呢？这样被人欺负，感觉真窝囊。想到贫穷带来的屈辱，悲伤、委屈、愤怒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就算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干脆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
这么恨恨地想着，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数，足够去首尔的路费了。我偷偷擦干眼泪，走进了路边的小吃铺，想在出发前喝点酒。
“大婶，给我一瓶烧酒，一碟小菜！”我大声喊道。
“今天这孩子怎么了？”
一向看我很乖的大婶吃了一惊。
“快点上酒啊，怎么这么多话！给你钱就是了。”
我开始发脾气，可大婶还是磨磨蹭蹭地没给我拿酒。就在等待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卖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果，还没有让妈妈尝过我的水果呢。”
每次我从市场进水果回来，母亲总是一边擦着水果，一边说：“这些水果真漂亮啊，一看就知道很好吃。”但是，把这些都视为独立财产的我，抱着即使一分钱也要节约的心，总是假装没有听见母亲的话。
“是啊，又不是非要今天走。水果虽然撞烂了，但还是可以让妈妈好好吃个够。那就明天再走吧，晚一天也没关系。”
这么打定了主意，我把水果重新装上车，推回了家。
“爸，妈，今天吃点水果吧，剩了很多呢。”
母亲看见被撞歪的拖车和摔碎的西瓜，还有我夸张的喊声，大约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进了被窝。那天夜里我躺在睡铺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家出走。
第二天清晨，母亲照例开始祈祷，但那一天，她给我的祈祷格外地长，似乎她也一夜没睡好。
“祈求上帝为我们家明博指引一条光明的路，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做每一件事都顺顺利利……”
母亲的祈祷撞击着我的心。“原来，母亲是这样地关心着我啊！”感激的心情促使我将离家出走的计划又推迟了一个月。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我又恢复成了原先那个穿着校服、卖水果的我。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5
为了上大学……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去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的，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十天吃个饱，后二十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
1959年12月，我和妹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开了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又将抛予我怎样的面貌？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也必然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不就算是大学中退了么？”
在这个堂吉诃德式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但在临考试的前三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学考试，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成了大学中退生了。
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能算大学中退啊，光是考试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六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下坡时则更吃力，也更危险。
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读到了大学三年级。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6
乡巴佬竞选学生会主席 在我上大三的时候，二哥从首尔大学毕业进了科隆（kolon）公司，我们家的生活境况渐渐有了好转，但当时的社会局面却动荡不安。
为反抗军事政权的高压统治而掀起的民主化热潮把矛头对准了屈辱的“韩日会谈”，反对“韩日会谈”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了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有一天，当我跟几个老乡说，我想参加商学院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你小子不是喝醉了吧？说什么胡话呢？”
是啊，我这个一向寡言少语、连朋友也没有几个的乡巴佬，怎么会想到要去竞选学生会主席呢？
上大学的这两年，我每天都在为生存和学费而奔波，但即便如此，大学生活还是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开始关注民族、民主、国家繁荣这些问题，开始把注意力从个人生活的现实问题转向外部世界。对我生活的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我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并不太赞成学生运动的开展方式。我发现，除了几名主要的组织者之外，大多数学生只是随波逐流地参加示威游行。虽然我是学生，但我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中体味着人生，因此我比其他同学更能客观地正视学生运动。大学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学校将不成其为学校，学生也将不成其为学生。而且有的时候，学生示威游行还会成为街边失业者、流浪者发泄的导火索。看着闹哄哄的学校，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另外，我也想抓住这次机会改变自己怯懦的性格，我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积极的人，早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我并没有什么胜算，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必输无疑，但对我来说，落选和当选同样有意义，即使落选我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的存在、了解我的想法。今日的李明博已不是过去的李明博，不再是那个低着头、要用草帽遮脸的李明博，不再是为了摔烂的西瓜而要离家出走的李明博……我把这次竞选看做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然而我虽有一腔热情，我的清贫背景却再一次使我四处碰壁。虽然是校内竞选，但和社会竞选也没多大的不同。候选人的知名度、领导才能，以及更为重要的组织和资金，这四个条件，我似乎一个都不具备。
不管阻力有多大，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竞选活动。那次共有两名候选人，我这个商高夜校出身的乡巴佬，人气自然低得可怜。尤其是同届的大三学生，对我的反应极其冷淡，倒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在听了我的演说后开始支持我。
我的竞争对手可以租辆公共汽车带大家参观板门店；而我这个连一杯米酒都请不起的穷学生，唯有真诚而已。
“我没有能力那么慷慨，但如果我当选的话，我首先将为学校和学生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努力，让渴望学习的人获得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在投票的前两天，一开始对我不屑一顾的竞争对手派来了一位“说客”，就是先前劝我不要“痴人发梦”的几位老乡中的一位。
“放弃吧，明博。他说可以把选举费用补偿给你。明博啊，你是不会当选的。”
“我没想过我能当选。”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到底？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存在，现在拿了钱退出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妥协。我既没有花什么钱，也没什么钱可花，自然也不会要他的什么补偿金。
投票结束后，我心情轻松地等待着开票。我不仅完成了竞选，还抵制住了“黑色诱惑”，这已经是道德上的胜利了。即使落选，也毫无遗憾。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然以40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了！我成了一个敢于迎接挑战的学生会主席。
我的人生转折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7
避 身
1964年我大四的时候，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军事政权为了筹集他们在革命公约中承诺的经济建设资金，开始运作从李承晚总统当权时就着手进行的韩日邦交正常化。在反日情绪普遍蔓延的情况下，军事政权秘密操作此事，更是引起了国民极大的怀疑与反对。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组成“反对对日屈辱外交泛国民斗争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活动；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全然不顾各方反对，继续运作与日谈判。
3月24日，首尔大学组织市内5000名大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受到军事政权严厉压制，发生了流血事件，其影响波及全国。此后三个月，各种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活动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对日屈辱外交”，转变为“打倒军事政权”。
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声浪中，我们高丽大学却因总学生会主席态度消极而难以施展拳脚。各院系学生会主席深感苦恼，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对策，最后推举我和法学院学生会主席李代理行使总学生会主席职权。
我认为，我们的示威活动对谈判桌前的韩国代表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大家认为派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参加谈判是不妥当的，但事已如此，政府不妨利用国内激烈反对的声音，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成果。后来，我作为学生代表曾向政府高层提出这一想法，但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于1964年6月3日正午进行大规模的反对韩日会谈示威活动。为了避开当局监察，整个计划的制订与布置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作为代总学生会主席，是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按照计划，首尔市内12000名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当晚8点，政府发布了全市非常戒严令，宣布首尔大学的金重泰、玄胜一、金道铉与高丽大学的李明博、李、朴正勋为此次活动带头人，并下达了逮捕令。
从此，我开始了暗淡的逃亡生活。
下达戒严令之前，警察开始在市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我偷偷地给二哥打了电话，他让我去釜山找他的一个朋友。一路上担惊受怕，坐一段火车，感觉不妙就赶紧跳下来，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釜山，找到了二哥的朋友。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住多久，因为当局有令，藏匿通缉犯将受到严惩。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身上又一文不名，步履沉重地走出去，却见大街上贴满了通缉令，我的照片居然和一群凶犯列在一起。我觉得冤枉极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思考再三，我给二哥打去了电话：
“我自己去找他们，但不是自首。”
“据说自首可以减刑，市警察局有一个我认识的老乡，你去找他吧。”
“二哥，我不能自首，我犯了什么罪？我找上门去只是表示我不怕他们。”
“好，你想得对，但你当心不要在路上被他们抓到。”
回首尔的路比去釜山的路更艰难。辗转曲折，我见到了那个老乡，然后“出现”在市警察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乡检举了我，为此还领了一笔赏金。
到了警察局，我惊讶地发现，我们“6?3”示威游行的拟定地点以及参与者名单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才知道，学生会干部中有人向中央情报局告了密。10年后听说，那人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要员。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8
蜕 变
我在戒严司令部受到盘问。为了要我交代他们需要的情况，他们用各种方法胁迫我，用得最多的是不让我睡觉。
“小子，我们可以把你塞进冷冻室，也可以把你扔进海里，如果你不想‘意外死亡’，最好乖乖交代！”
我始终咬紧牙关。我得遵守诺言。
审判时我们被转到了地方法庭。出庭时，在野党的政界人士以及宗教界、法律界、文化界人士，还有学生都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我们仿佛成了英雄。
最终，和其他“主谋者”差不多，我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西大门监狱。我所在的牢房里有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等等，平时这些人都以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打发时间。学生罪犯则把监狱当做另外一片斗争天地开展绝食运动。进行反专制斗争的人也想通过把我们捧成英雄来突破当时的斗争困境。但说实话，我始终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与那些独立斗士、爱国志士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只是年轻一代应当为国家所尽的义务，不能将其夸大为英雄主义。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狱中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学生，我要把这段时间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一边拼命读书，一边开始冷静地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意义。
西大门的监狱生活从1964年6月末开始，于10月末结束。法院改判我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如今回头看，这段生活对我而言，不啻为一种幸运。我在监狱中学会了乐观。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经历过无可比拟的绝望。但是在狱中，我懂得了所谓悲观与乐观都是相对的。在监狱外的人看来，被囚禁之人都是极端悲惨的；但对死刑犯而言，只要活着就是莫大的幸福。艰苦的狱中生活还让我领悟到了人身上潜在的超强的适应能力。刚开始，每天早上分到的水连湿手都不够；一个月后，用那点水完全可以洗手、洗脸。
从当选学生会主席，到逃亡、坐牢，这一年的经历让我从幼虫蜕变成了长着翅膀的成虫！
出狱后，我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名人。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外婆家寄来的一箱苹果。箱子上的收件人地址让我永远难忘：
“首尔市龙山区，李明博收”
第一章 乘着贫穷的翅膀9
因为穷困，我们几乎和外婆家没什么联系。怎么突然出现这么一箱苹果呢？后来才知道，在看到我被释放的报道后，外婆她们想寄些苹果来慰问，可又不知道详细地址，只大约记得我们在首尔龙山的某个地方。这箱地址不详的苹果居然能顺利到达我家，可见我当时多么有名了。
但这时，母亲的身体因过度操劳，完全垮了。
从日本回来后的二十多年里，母亲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身体自然每况愈下。我在监狱的时候，母亲来探望过我一次。我一看到母亲就知道她病得不轻，可她却努力装出不要紧的样子。那天，母亲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明博，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现在才发现，你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家伙。你的想法是对的，以后就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吧，我会为你祈祷的。”
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肯定我。
等到我出狱的时候，母亲已经卧床不起。那年的12月15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京畿道利川度过了他的余生。大哥为父亲准备了一个小农场，父亲一到农场就把母亲移葬过去，并亲自为母亲立了碑铭：
“你千辛万苦把孩子们拉扯大，却没能看到孩子们成功，留下我一人享尽天伦，实在让我惭愧。”
父亲是在1981年我当现代建设社长的时候去世的。和母亲一样，都是在12月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1
喝到月亮下山！
大学毕业后，“内乱煽动罪”的前科就像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我不放。我不但行动不自由，而且也找不到工作。
我一连去了好几家公司应聘，每到第二次笔试或面试，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天，偶然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一则广告—“招聘出国工作人员”。我像触电般地被“出国”两个字吸引住了。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公费留学生和政府管理人员才有机会到国外去。在60年代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出国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选择。
我仔细地阅读那则招聘广告，原来是一家名叫“现代建设”的公司在为其泰国工地招聘现场工作人员。
1965年5月，我向当时还只是中小规模的现代建设递交了求职书。第一轮笔试感觉还不错。忐忑不安地等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人事部长邀请面谈”的电报。如果笔试合格，只要通知我面试的时间和地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和人事部长面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现代建设的人事部长拿起我的档案，面露难色地说：
“你的笔试成绩很好……不过有学生运动的前科啊……现在上头还不知道，可我们得马上报告。你能想想什么办法吗？”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思来想去，我决定来个正面对决。回到家我就写了封信，收信人是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我在信上如实写下自己的“前科”，阐述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与爱国热情，然后强烈批评当局阻止个人走向社会的做法。
几天后，青瓦台负责民政事务的李洛善先生联系了我：
“对挑战国家体制的人进行惩罚，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另外也是要给那些企图搞学生运动的人敲个警钟，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过一会儿，他又试探性地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在国营企业工作，或者出国留学？我愿意帮你努把力。”
我断然回绝说，没有此类念头。离开前我扔给他一句话：“如果国家阻挡了一个人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国家将永远亏欠于他。”
这句话，其实我说过就忘了。很多年之后，在我担任现代建设公司社长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那位时任国税厅厅长的李先生。他对我说：“当时你说的那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所以后来我又重新召开高层会议，决定以只干工作为条件，同意你进入现代公司。”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2
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话实在唐突，但我从心底里感激认真对待那句话的李先生。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1965年6月参加了面试。那次的面试官共有6名，包括郑周永社长、李春林常务、权奇泰理事等。郑社长穿着印有“现代建设”的工作服坐在中央。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郑社长把目光从我的履历书移到我脸上。
“你认为，建设是什么？”
“我认为是创造！”
“怎么说？”
“因为它是从无创造出了有。”
“你还挺会说话。”
郑社长微微一笑，但随后，他对身旁的人说了一句令我瞠目结舌的话：
“最近油嘴滑舌的人挺多啊！”
接下来他们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可以看出那些面试官对我的学生运动“前科”有所了解，但却只字不提。
等待面试结果的那几天，我简直如坐针毡。一个星期后，终于收到“请于7月1日开始上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被安排在总部工程管理部，在那里工作了3个月。进公司后不久，我就发现企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官僚化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过了下班时间，职员们还得看上司的脸色，继续忍耐着坐在椅子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我实在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我对职员们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一些对于官僚化组织的意见，职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要求改善这一状况。最后，我将调查结果向上级做了报告。作为一个“身份敏感”的新职员，我不怕引火上身，我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利益。
在那次面试之后，我在新职员研修会上第二次见到了郑周永社长。新职员研修会其实就是一个“通过仪式”，公司新人可以借由这个平台，和企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那次我们玩得很尽兴，郑社长也和我们一起打球、摔跤、喝酒，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夜的篝火晚会。
“来，咱们今天喝到月亮下山！”
郑社长高举酒杯提议，众人围坐一圈其乐融融。几轮喝下来，一些人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最后只剩下四个人：郑社长、我和后来到关岛管理工程的李谋，以及一位土建工程师。
“男子汉的胸怀应该比大海更加宽广！”
郑社长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朗。土建工程师终于倒下了。过了一会儿，郑社长站起身来，说：“我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喝吧。”
只剩下我和李谋了，他没有再喝酒。为了遵守喝到月亮下山的约定，我一个人继续举杯不放。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3
初生牛犊不怕虎
10 月初，我第一次担任了镇海第四肥料建设工程的工地出纳。工长是一位资历颇高的技术员，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技术员一样，他没有在大学接受过系统教育，但从日本侵略时期就开始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不折不扣的“工地型”人物，他特别不喜欢“乳臭未干的书呆子”，当然我也被包括在内。
给职员预支款是我作为出纳的主要工作之一。职员们通常都在下午5点之后找我预支。他们忙了一天，下班后才想起到我这儿来，我自然是尽我所能给予方便。但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工长的不满。
“喂，5点以后还给什么预支啊？你见过哪家银行在5点以后给钱的吗？”
真是不可理喻，银行是银行，工地是工地。难道让忙得焦头烂额的技术员们在工作时间放下手里的活，到我这里来排队吗？心里虽这么想，但我不能反对，因为工长的话符合原则。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工长找我来预支，但当时已经过了5点。
“不行！”
“什么？”
工长瞪大了眼睛。这个毛头小子竟敢公然违抗工长的命令。
“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快给我，有急用！”
“5点以后是禁止现金支出的。”
“我知道，但我是工长！”
“正因为您是工长，如果您把自己定的规矩打破了，我想以后就不会有人再遵守了。所以，现在绝对不能预支！”
“你是不是疯了？太不像话了！小子，这是办公事用的，是非常紧要的事情，明白吗？”
“遵守公司纪律也是很紧要的事情！”
“是吗？呼……天啊！”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4
工长无可奈何地走了。在那之后，我时刻准备着接受工长的报复，但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每次我去银行办事，工长都会用他的车送我去，然后再去办他自己的事。他似乎反而更看重我了。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先生，你将来肯定会成为公司的大人物。”
12月初，公司突然通知我，要派我去泰国工地。镇海工地对我来说是一所大学校，当时国内的建筑企业对使用整套设备的工程毫无经验，不仅是我，现场所有人员都在犯错、改正的反复施行中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这时候派我去海外，无疑是对我这段时间工作的肯定。
我将参与的芭迪雅－那拉迪瓦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是韩国建筑史上的第一项海外工程。这是连接位于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边境的两个城市的第二条公路，全长98公里，于1965年9月30日开始国际竞标。现代建设与西德、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等16个国家的29家公司展开竞争，最终以最低成交价拿下了这项工程。当时的成交价为522万美元，比现代建设一年的销售额还要多。
这项工程意义重大。当时连大企业都不敢做的事，竟然由“现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起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拓精神，“现代”才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泰国工地的指挥部比首尔的公司总部还要庞大。我是现场最基层的出纳人员，上面有经理科长，再上面有管理部长。整个工程于1966年1月7日正式动工，但进展得很不顺利。当时在韩国，连“高速公路”这个词都比较陌生，建设装备、技术人员都是捉襟见肘。美国人看到我们从国内运来的旧设备后直摇头：“你们要是能在5年内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把姓都改了。”
为了节省劳务费，我们用了很多泰国工人，但由于语言不通和管理不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第一年投入了工程预算的70%，但工程进度只完成了30%。颜面尽失还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公司面临存亡危机。
工地内部矛盾达到白热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账簿，当时屋里还有公司雇用的两个泰国经理人员。
突然，外面一阵嘈杂，我身旁的泰国经理往窗外一看，急忙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