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快跑吧！”
原来是从韩国来的工人在闹事。他们挥舞着军用短刀，把现场搞得一片狼藉。干部们闻风而逃，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不是暴徒的韩国人，泰国人留下的居然更多。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5
那些暴徒好像把我的办公室当成了最终目标，一阵大吼大叫地冲了过来。两位泰国经理只好躲开，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嘭”地一声，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我一看，大约有15个人，手持刀棍，喘着粗气。突然，其中一个人猛地把短刀扎在我办公桌上。
“趁老子心情好，乖乖地把保险柜钥匙交出来。”
“不交！”
“你想死啊？”
看那架势，好像要用刀刺我的脸，我后退几步，把身体紧靠在墙上。
“不肯交钥匙？看你能撑多久！”
短刀刺向我脖子左边，我下意识地把头往右边一转，眼前一片漆黑。接着，刀又刺向右边，我赶紧把头转向左边。
一脚伸进了鬼门关，我突然想，把钥匙给他们算了。其实保险柜里只有一点零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交出钥匙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最终，我还是没有把钥匙交给他们。这不是出于什么使命感，只是因为我不愿屈服的本能!
“不交钥匙也行，帮我们把保险柜打开就行！”
他们看短刀的威胁不起作用，就指着保险柜让我打开。我朝保险柜挪了两三步，然后猛地把保险柜抱在胸口。
“兄弟们，揍他！”
一阵拳打脚踢……
我感觉浑身冒火似地疼痛，但还是死死地抱住保险柜。
这时，耳畔传来警车的鸣叫声，暴徒们见势不妙，一哄而散。和警察一起冲进来的职员们看到抱着保险柜几近昏迷的我，立刻明白了事态，良久沉默不语。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首尔总部。
“李明博不惜生命保住了公司保险柜。”
……
“泰国工地保险柜事件”成了我在“现代”扎根的契机。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6
推土机
现代建设在越南承接的新工程弥补了在泰国的亏损，从而打下了重振旗鼓的基石；在国内，也通过京釜高速公路的建设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京釜高速公路工程被誉为“檀君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这一战略计划实际上是朴正熙总统“打通国家大动脉，经济才能搞活”的信念，和郑周永社长“我们当然可以”的豪言壮语一拍即合的产物。
1968年3月，当我完成泰国高速公路工程回到国内后，郑社长决定把我派往西冰库，担任现代建设重型机械事务所的管理科长。
我一下子如坠冰窟。重机所很少有正规大学出身的职员加入，只有临时工和刚从工地回来、尚无去处的人才会被安排到那里。按说，我在国外工作了3年，虽然进行的是亏损工程的收尾工作，但毕竟还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理应进入总部管理部或经理部，哪曾想到会被派到那么一个不得人心的地方。
我在人们同情、担心甚至嘲讽的目光中，默默地来到了西冰库工厂。在自称“老油条”的驾驶员和维修工人当中，有好多都拥有二十多年工作经验，是早在现代建设公司创立之前，就和郑周永社长一同打造汽车服务工厂的技术老手。他们都在人称“王常务”的重机所所长金永柱常务手下工作，因此人称“王党派”。
我这个新任管理科长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改变这些“王党派”的旧观念和工作态度。在重机领域工作的人都习惯于使用日本式的配件术语，如果碰到大学刚毕业、熟记英语术语的年轻技术员，连沟通都成了问题。
我把新旧两派召集到一起。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是美8军留下的古董，而是最新的进口设备，以后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向美国公司订购配件。如果把differential gear（差动齿轮）说成‘代五（Dae War的日式外来韩语）’，谁能听得懂呢？只记住配件名称还不够，每个配件上标注的固定编号也要一并记住，因为只凭名称是没法区分规格和生产厂家的。所以，今后申请配件的时候，务必先看好手册中的编号。如果像以前那样光说‘要代五’，我是不会批的。”
为了掌握配件的名称和编号，“王党派”开始经常请教那些年轻技工，工厂的氛围有了很大改变。
当时，重机事务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紧迫感。我把上班时间从7点提前到了6点。无论男女老少，所有人一律6点在运动场集合，做10分钟体操，再围着西冰库工厂跑20分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休息时间禁止打牌、下棋，即便是星期六下午，我也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存在松懈的工作态度。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7
老员工们虽然嘴上嘟囔着“没赶上好时候啊，遇到这么个年轻家伙，真是活受罪”，但行动上还是遵守规定的；可女员工们不干了。
“6点上班对我们女员工来说太难了。男的只要洗漱一下就可以出门，可我们光是化妆就得要30分钟。请让我们比男的晚上班30分钟吧。”
我不能动摇。
“男员工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而你们一般七八点就可以回家。你们可以利用晚上的富余时间，化好妆再睡觉嘛。早上起来刷一下牙就可以出门了。”
女员工们气坏了，但也无可奈何。按现在来说，这简直不成体统，但我们那一代正是靠着这样的努力才战胜了贫穷。
京釜高速公路工程是韩国建筑业的转折点。在那之后，使用机械设备进行建设施工受到认可；于是，重机所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提供设备，工程进度就会受到影响。
郑社长每天都会打好几次电话来催促设备维修工作。他对设备的名称、性能、配件了如指掌，而我作为管理科长却完全摸不着头脑，也就免不了要被电话那头的郑社长一顿痛斥。
不仅仅在电话里，有时候郑社长会“从天而降”，冲我们大发脾气：“工地上因为没有设备而停工，你们重机所到底在干吗呢！”
有一天，我又被训斥了一顿。那天晚上，我把一台因无法及时修理而未能送到工地的D8型推土机，以及一台构造相似的HD16型推土机全部拆开。大家都骂我疯了，因为那是需要紧急修理后马上送往工地的。我打开说明书，熟记每一个配件的名称和功能，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我为什么要拆推土机？因为我知道，掌握了设备，才能掌握人。从性格上说，我也绝对不能忍受让难题来束缚和压制我。
我不仅用这股“疯劲”征服了推土机，后来还用推土机推掉了一个“青瓦台的指示”。
当时，我们的西冰库工厂旁边有家生产建材的企业共荣社。因为粉尘问题，两家公司发生了纠纷。机械和粉尘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的重型设备随时都要和粉尘做斗争。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安装防尘设备，但却迟迟不见行动。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8
一天，我又给他们的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们遵守约定。但一直到那天晚上他们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反而加班加点“制造”粉尘。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对方理直气壮地说： “青瓦台让我们供应混凝土搅拌车，没办法，只能24小时开工。”
“那是你们和青瓦台的事，你们必须遵守和我们的约定！”
“和你们的约定算什么？青瓦台的指示谁敢违抗？”
我大为光火，发出最后通牒：
“我们等到今晚12点。如果你们再不采取措施，明天早上你们就别想干活了。”
到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跳上推土机，一路开过去，在他们卡车出入的道路上挖了一道深沟。对方急红了眼，让我们把道路恢复原样，我说不能服从。这时，青瓦台直接打来了电话，我依然没有让步。
“道路能不能恢复取决于他们。因为他们不遵守和我们的约定，才发生了这种事，所以请青瓦台不要干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货情况有多么紧迫，但如果我们的设备不能按时维修，高速公路工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到了晚上，那家企业终于低头让步。
把道路恢复原样后，我接到了现代总部打来的谴责电话。
“为什么没有请示总部，惹出那样的祸来？”
“既然是在现场出现的问题，当然该由我负责处理。如果请示总部，总部怎么跟青瓦台对抗啊？”
这回，总部也无话可说了。据说后来，青瓦台的重要人物给现代总部的高层打电话问：
“你们那位管理科长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做出那种事来？”
我们这边只好一阵敷衍：
“是个只知道原则的年轻科长，还不懂人情世故，请多多谅解吧。”
二章 在现代腾飞9
35岁的社长
20世纪70年代，韩国建筑业将目光投向了新的海外市场——中东，这也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震源地。
那时，1加仑只卖1美元20美分的石油突然暴涨到28美元；我们国家滴油不产，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拯救韩国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以现代建设为代表的进军中东市场的建筑企业。在超过40摄氏度的沙漠里，昼夜工作的韩国技术人员和技工们是真正的产业爱国者。建筑企业的海外开拓精神为韩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是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
但是，对中东市场的开拓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大部分建筑企业都持否定态度，即使在参与开拓的企业内部，也存在着正反两种意见。
现代建设公司也是一样。积极摸索中东之路的是郑周永会长和我。“现代”在中东的“第一桶金”是伊朗某造船厂训练院工程（800万美金）。承接这项工程时还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但是到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在促进1亿5000万美元竞标Basrah-Arab造船厂工程时，公司内部的矛盾达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
负责海外业务的郑仁永社长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以“现代”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工程。工程失败的危险要素确实存在。一些已经进军中东市场的企业由于经验和准备不足，造成巨大赤字的负面消息也时有耳闻。
在激烈的角逐中，现代建设最终竞标成功。从1975年10月开工，到1977年10月提前完工，各方对这项工程的评价均为“很满意”。
但是，郑周永和郑仁永两兄弟却因为对这项工程的取舍争端，最终走向了决裂。郑仁永社长负责现代洋行，从集团中分离了出去，此举引起的余波久难平息，现代集团一时人心惶惶。
有一天，郑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当时已经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郑会长似乎下了什么重大决心似的，神情凝重。
“公司领导层必须有所调整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静静地等待下文。
“把全甲源和金胄信提升为常务，让金胄信兼任现场所长，你认为怎么样？”
这不是商量，而是通告。
“那个，关于赵社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10
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还没有从当事人那里听到过正式的表态。
“李副社长……”
“什么？”
“没什么……你去忙吧。”
郑会长欲言又止的话在1977年正月召开定期理事会之前说了出来。那天，他也是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郑社长和赵社长都出去了，谁来当社长啊？”
我知道他习惯于在说重要的话之前先说点别的事情。
“你当社长吧。”
我大吃一惊。
“会长，我现在还不够资历担任社长。”
“没人啦。权奇泰副社长是工程师，不懂管理；世永在做汽车，顺永在做水泥……”
“我上边还有很多前辈……”
“做个方案看看吧，年轻人怎么那么没野心！”
郑会长似乎决心已定，而我却是真心退让。世上之事林林总总，岂是单靠能力和信任就能摆平的？
郑会长又注视着我说：
“建筑是一项综合性事业。在建筑行业做得成功的人在任何行业都能成功。但是，我最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命。李副社长，你擅长管理人。为了我，不，为了现代建设，出任社长吧。”
那天郑会长的神情我至今难忘。
几天后在理事会上，我被选为负责国内事务的社长。意料之中的流言飞语很快冒了出来。工商界人士对我的破格升职表示了“担忧”。
第二章 在现代腾飞11
“郑周永会长这是怎么回事？把韩国数一数二的现代建设交给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们瞧吧，用不了一年，有他苦头吃的。”
我自忖，虽然进入公司12年就被提升为社长，但我这12年和其他人的12年是不同的。我从来没有公休日，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相当于其他人的两倍。如此计算的话，我等于是工作24年才升任社长，因而也就不能说是“过快”了。
那年年末，全国人事管理委员会邀请我在他们的研讨会上做演讲，我欣然答应。研讨会上聚集了各家企业的负责人和部门领导者，大家都对我这位年轻的社长充满好奇和疑惑。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资历不足，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但是，郑周永会长决定起用我，绝不是即兴，或者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判断。我国在经历了经济开放时代之后，势必要朝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国际化时代发展。与之相适应，我们的经营体制也必须进一步完善。
“我认为，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应该从起用职业经理人入手。企业主一人决断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度专业性和组织力主导企业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郑会长之所以委任我社长一职，我想，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有信心消除大家对我们的疑惑和担忧。”
台下掌声雷动。那是渴望改革的企业家的共鸣。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1
密 审
在我成为现代建设社长的1977年之后，国家政治局势可谓暴风骤雨。两年后发生了“10?26”事件；1980年开始了新军部的黑暗统治；接着，又经过了第五共和国、第六共和国执政时期。在这些年里，我作为一个企业代表，经常被推至与权力抗争的悬崖。
“10?26”事件后，所谓的“首尔之春”到来了；而事实上，这个春天毫无春意可言。
一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两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容分说就要把我带出去。 “岂有此理！你们是什么人？要带我去哪里？”
“去了就知道了。只是在办公室外面谈一谈。”
下到一楼，他们两个突然架住我的胳膊，把我拖进了一辆黑色轿车。
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去哪里，他们没有回答，我再三追问。
“先去钟路警察局吧。”
一到钟路警察局，他们就开始对我不客气了。没有一句说明，就把我关进一个单独房间，好像对待犯人一样。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没有办法跟公司取得联系。
两三个小时后，他们给了我一碗牛肉汤饭。有一位警察偷偷地对我说：
“他们还要带你去别的地方审问，快跟你们公司联系吧，把所有文件都收起来。”
趁他当班的时候，我跑到门外给公司打个了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机关，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只是要暂时在这里接受调查。”
我到那时还以为是暂时调查。我又没犯什么罪，他们能拿我怎样呢？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塞进那辆黑色轿车，朝着南山方向驶去。到中途，又换了另一辆在路边等候的轿车。押我到那儿的人和新接手的人还像办交接手续那样，在文件上签了字。我当时还想，这些人做事怎么那么没效率。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2
我被带到了南山中央情报局的地下室，到那儿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们接到情报说，现代集团的郑周永会长向“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提供了政治资金。押我来就是想让我提供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情况。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想抓捕“三金”。这就是“首尔之春”的异象。
“我从来没有见过‘三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找我调查？”
“经过我们的调查，你好像确实没有向谁提供过政治资金，但有情报说你们的郑会长提供了政治资金。我们又不能找他老人家来调查，但是，李社长你肯定知道郑会长给谁、提供了多少钱。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吧。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过这里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郑会长给‘三金’提供政治资金的事，他也不会去做那种事。我想，应该是你们的情报有误。”我从容地说。
“你这家伙，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如果不说出实情，你别想走出这个地下室！”
我还是坚决否认。反复再三，他们也有些犹豫了。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做些妥协吧。你说没有看到或听到郑会长提供政治资金，我们暂且相信你；但是，郑会长向那些人提供政治资金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吧，你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过去做过的事情，现在还是有可能这样做，这个道理小孩子都懂。要不然，‘三金’靠什么到处活动呢？你就承认这一点吧。如果连这个都不配合，那我们只能采取别的方法了。”
审查官向我暗示会用刑。难道他们还想逼供吗？这些人的逻辑实在了得，把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可能性套到一个大企业的会长身上，然后顺势抓捕三位政治人物。新军部的意图昭然若揭。
但我的答复只有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政治资金，我也不知道郑会长以前是怎么做的，反正现在，我绝对没有听过向‘三金’提供政治资金的事，现代集团的下属公司也没有做那样的事。”
“你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知道的你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说有可能不就行了吗？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是不是让你尝尝苦头你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如果确有其事，我不可能不知道。但据我所知，郑会长和下属公司绝对没有做那种事。”
反复的诱供、威胁从下午3点左右，一直持续到深夜。审查官暂时出去了一下，再进来时居然态度大变。之前的青面獠牙换成了满面春风。
“李社长，您看，郑会长是个老人，即使有点什么事情也没什么大关系，但是您就不同了。您要是在这儿出点什么事，谁也不会知道。本来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尘不染的人。你呢，既然到了这儿，最好就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们也不是要给郑会长无端治罪、打压企业。我们只是想知道那些人的资金来源而已。也不是要你告密，或者背叛谁。你只要承认有那种可能性就行了。干吗那么固执，自讨苦吃呢？”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3
看来，他们是想试试怀柔政策。
“我再重复一次。现代集团没有向‘三金’提供政治资金，那种可能性也绝对没有。”
“你这家伙……”
审查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让我系好领带，把衣着整理一下，又押着我上了一辆轿车。这一回，我被带到了一个带会客室的大套间。一位看上去官职颇高的人在那里等着。
“昨晚辛苦了。不知道下边的人有没有失礼？”
声音冷若冰霜。我的预感告诉我，这是最后一关了。
“其他企业的人也到过这里。合作得很好。希望李社长也能一样。否则就很麻烦。现代集团的郑会长向政治人物提供活动资金是公开的秘密。找你问话，不过是走个形式。现在请讲吧。”
“没有那样的事。从集团角度来说，提供政治资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郑会长个人也不会给在野党提供资金。”
“你怎么知道？”
“在我这个职位上还能不知道吗？”
“不知道的事，你就说不知道吧！难道还想否认我们的调查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调查权，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这人……”
这位高官也拿我没办法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就到此为止吧。如果没别的话，就在这儿按个手印吧。”
我仔细看了看，是如实记录的文书，便用拇指蘸了印泥按了手印。
精疲力竭地回到公司，公司早已大乱，一整天都找不到社长行踪，岂有不乱之理。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那天发生的事情。对郑会长，也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
“因为政治资金的问题，好像有点误会，所以找我到机关接受调查。我说了会长和下属公司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政治资金就回来了。”
郑会长也没有再问。
在第五共和国初期，现代集团和新军部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中期，双方表现得亲密友好；到末期，关系又再度恶化。这样的无常反复也在郑周永会长心中埋下了既对政治失望、亦对权力憧憬的矛盾的种子。
三章 暴风骤雨间4
血 泪
新军部筹划的“调整重、化工业投资”政策使现代集团陷入了危机。无所不为的“国保委时代”来临了。
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者，连同国内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新军部经济政策的筹划活动中。他们把重、化学工业的重复投资视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主张积极改变这一经济模式。这一主张也暗合了那些试图改变国内经济格局的新军部领导人的想法。
现如今，很少有人会把多家汽车生产公司共存的局面视为重复投资、国力浪费的现象。经济有其竞争规则，竞争应以公平为基础。竞争公平规则受到保障的程度是衡量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标准之一。
但在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官僚却坚持认为，只有把所有汽车制造厂融为一体同时发电设备厂也融为一体，才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来，就是要把现代汽车、大宇汽车和亚细亚汽车合并为一家，再把电力设备领域的大宇玉浦造船厂、现代重工业，以及昌原的现代洋行（现斗山重工业）合并为一体。
对于现代集团来说，汽车与电力设备好比手心、手背，哪一个都无法割舍。现代集团对汽车产业的期望与热情是很高的，何况当时，现代汽车刚刚起步走向世界。电力设备领域也是一样。现代集团已经具备了制造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能力。如果放弃这一领域，就等于放弃巨大的火力发电站与核发电站设备市场。
新军部的经济调整方案简直就像捕捉现代集团的一张阴沉的大网。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公开，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作出取舍。
经过智囊团的反复研究商议，郑会长最终决定选择汽车产业，因为这个新兴产业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虽然电力设备产业也大有可为，但其生产本身就不具有稳定性，况且即使放弃了设备生产，今后我们至少还可以参与核电厂或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工程。现在想来，郑会长的判断也依然是明智的。
内部意见统一之后，我便单枪匹马冲向了“国保委”。会谈的对象是陆军军校第17、18期出身的两位军官。他们直接让我作出选择。我说：
“在作选择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要作这种选择？虽然现在看来，重、化工业似乎存在投资过剩，但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供不应求。如果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合并起来，必然会违反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竞争，进而导致经济衰退。考虑到韩国经济的未来，我们认为这种投资调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5
“这个政策是经过充分论证、研究过的，我看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了。你们只需要从两个当中选择一个就行。”
第一天的谈判毫无实质进展，但我能感觉到一点：“国保委”已经和现代集团的竞争对手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成了被孤立的一方。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放弃汽车、选择电力设备。不，他们或许已经内定了让现代集团选择电力设备，然后把我们往这个方向诱导。
我第三次去“国保委”的时候，会谈的军官终于摊牌了。
“你们现代集团一直侧重于重工业发展，在这个领域也有过不少投资。既然建筑是你们的主力行业，选择电力设备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代’选择汽车产业。”我单刀直入。
他们一下子慌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强行要求我们选择电力设备。我毫不含糊地说：“现代集团从始至终不赞成合并，如果合并不可避免，那我们一定选择汽车产业。”
那些军官自然不甘心，又罗列了一大堆现代集团应该选择电力设备的理由，但我丝毫没有动摇，谈判进入了僵持阶段。这时候，他们竟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个人：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江南。”
“是公寓吗？”
“不是，独门独院，不小。”
“哼，你倒是住得宽敞。而我，就住在山顶一间连自来水都没有保障的40平米的公寓里。我们在为国家担忧的时候，你们却在一边享清福，还不肯跟政府合作，这像话吗？”
我再也坐不住了。
“两位花国家经费上军校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在梨泰院拉着平板车清理垃圾，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你们父母送你们进高中的时候，我不但要自己赚学费，还要拼命干活养活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后，还要在国外工地没日没夜地工作。197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几近耗尽、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是靠我们这些海外建设者辛辛苦苦挣的美金才扛了过去。两位从军校毕业后经历过战争吗？而我，每天都要在和战争一样残酷的海外市场上打拼，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这时，一位军官拦住我的话。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6
“我们也参加过战争。越南战争。”
我忍住苦笑，又接着说：
“谁说只有军人才是爱国者？我们这些企业人难道就不是爱国者吗？企业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但无视企业作用的想法是绝对不可取的。你们住在山顶的公寓里，而我曾经在比那还要艰苦很多倍的地方生活过。作为一个大企业的社长，我住在一套大房子里有什么错吗？那套房子是公司为我方便接待外宾而盖的，如果这样也有错，难道一定要我降低自己的居住水平吗？难道这就是你们治国的目标吗？你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们这样的军人、公务员也达到和我一样的富裕水准，这才是可取的目标。怎么可以要求一个靠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人降低生活水平呢？”
这一次的谈判在争论中结束了。我回到公司和郑会长商量，如果这样争论下去，我们必然会被推到选择的边缘，毕竟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
一天晚上，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托人捎来口信，说是想约我见一面。这位朋友当时正在辅助政府运作“改革”事宜，一看到我便露出担忧的神情。
“李社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很多问题不是固执己见就能解决的。依我看，你还是同意吧。时间对你们不利啊。明天就去表态吧，这关系到现代集团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揣测他找我谈话的动机。是真心为我和现代集团担心，还是站在新军部立场上诱导我呢？我竟一时难以辨别。
第二天，我向郑会长转达了那位朋友的话。
郑会长看上去很疲惫。“10?26”事件后，现代集团完全是靠他的坚韧意志与斗志才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肩扛千斤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再努努力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同意吧。或许这就是大势所趋。”
郑会长把公司的印章递给我。
“会长，您这是做什么？”
“你不要有思想负担。”
“如果要盖章的话，还是请会长您亲自去吧。即使您不去，还有很多人能代表公司盖章啊。”
“这件事一直是你在处理，你就善始善终吧。”
我没再说什么，收起印章，去了“国保委”。
和往常一样，还是两条难以相交的平行线。我继续坚持我的“不可合并论”。
第三章 暴风骤雨间7
“如果把汽车企业捆成一个，竞争力就会降低，最终只能成为国家的负担。印度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他们只有一家国营汽车企业，技术开发不行，经营管理也不行，造出来的汽车款式陈旧，性能也不好，价格却贵得离谱。因为产量少，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好几个月。没有合理竞争的弊端，局外人是很难了解的。我们国家现在看似重复投资，但事实上是经济不景气、产业化未能进入正轨所引起的。假以时日，就会体现出各个企业对出口所做的贡献。所以，还是请再考虑一下是否合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