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海象夜夜嘶叫。我在黎明之前写拙劣的、模仿性的诗，但是我很幸福——我觉得我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丽莎到彼得堡度假去了。她出乎我意外地给我拍来一份电报：《北方曙光》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我得意忘形了：这就是说，我真是一个诗人了!
我胆子大了起来，寄了几首诗给《阿波罗》杂志。不久就得到了该刊编辑、艺术批评家马科夫斯基的回信。他公正地把我的诗骂了一通，但在信的末尾已经不谈那些坏诗而是谈到人——他建议我选择另一种职业，譬如说，做生意。《阿波罗》对于我就是最高法庭。我有一个月只字未写：要是马科夫斯基劝我去当一个杂货铺的老板，那必定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冒牌货。
丽莎给了我安慰和鼓励，于是我又写起诗来。
我一直没有抛开回俄国去献身地下工作的念头。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最亲近的一位战友，他回答我说，他了解我的感情，但是，如果我能在巴黎学到一些知识的话，那倒更好——党也需要文学家(不知他是否读过我的歪诗，但他无疑曾听说我醉心于诗歌)。
最后有一位同志建议我去维也纳——日后需要把文件转送到俄国去的时候说不定用得着我。
在维也纳时，我住在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X的家里——我不提他的名字，是因为我担心幼稚的青年时代的那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可能会像日后被阐明的那些事件。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我把党报粘进一个个硬板纸筒，裹以复制的艺术品，再把纸包寄往俄国。X和妻子住在一所很俭朴的小房子里。一天晚上，X的妻子说，不会有茶喝了：小厨房里的煤气向一个得往里扔硬币的自动装置让步了。我急忙跑去，朝怪物嘴里扔了一个克朗。X对我很亲切，他知道我在写诗，便每晚议论诗歌和艺术。这并不是什么有争论余地的意见，而是不容反驳的判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发言中又听到了同样的判决。不过1934年时我已43岁，我已多少有了点见识，多少明白了一点道理；然而1909年时我才18岁，我既弄不清各种历史事件，也不会在被告席上坐得舒服一些，虽说我不得不正是在被告席上几乎度过一生。在X看来，我崇拜的那些诗人都是“颓废派”，都是“政治反动的产物”。他谈到艺术的时候犹如谈到什么次要的、附属的东西似的。
左：1910年丽莎·巴伦斯戈娅在巴黎。
中：20世纪初巴黎的明信片。
右：1909年维也纳明信片。
一天，我明白我该走了，我没有决心把这一点告诉X，便留下一张愚蠢幼稚的便条去巴黎了。
我和丽莎一同坐在街心花园的椅子上，我向她谈起维也纳之行，谈到我不知道第二天怎么过——我不再有目的了。
丽莎谈着别的事。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会见。丽莎送给我一本书，她在第一页上写道，心儿需要像一只小桶那样用铁箍箍起来。我想，我从哪里去弄这些箍子呢?我回家后把书打开：这是勃留索夫的诗。
我觉得一切幻想都甜蜜，
一切语言都珍贵，
我把诗献给一切上帝。
与诗结缘（2）字体 [大 中 小] 我心中的一切都在反抗这几句话：我还记得鞑靼公墓上的集会、狱中的黑夜、自白、誓言。幻想和幻想不同。而且，如果有很多上帝，一个人的上帝又能是什么样的呢?主要的是，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时候，该怎样活下去呢?……
我写自己的绝望，写我先前曾经有过生活，而如今没有了，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爱情。这是拙劣的抒情诗。(现在我们所说的“抒情诗”一词也和许多别的词汇一样，有了新的意义：编辑、批评家、诗歌部门的领导者，总之不是做诗的，而是管诗的和吃诗的，他们都把爱情诗称为“抒情诗”，似乎“当喧嚣的一天为死者消逝……”或“别作声，去躲起来……”——这都不是抒情作品。)
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了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我早期的一些诗作。这些诗(它们非常平庸)帮助我回忆起遥远的往昔的痛苦。我“造反了”：
我离开了你们响亮果敢的歌曲，
离开了举向天空的叛旗，
因为我觉得营垒过于狭小……
有时我尽情嘲笑自己的诗：
够啦!我知道高傲的姿态，
也知道这些纸糊的铠甲。
卧倒!卧倒!跟敌人战斗!
我又成了满身灰尘的军人。
你们要接受我站到红旗底下!
我配得上你们的铠甲……
我感到我已误入歧途，在我一生的春天一再提到秋季：
满身灰尘的穷人们，
忧愁而可怜，
秋天的道路啊，
你们通向哪里?
我在私生活中也忽冷忽热。1909年末，我在侨民们的一次晚会上认识了卡佳，她是医学系一年级的大学生。我立刻坠入了情网，开始了漫长岁月的心理分析、爱情表白和嫉妒的爆发。
1910年夏我和卡佳到了布吕赫。这个城市使我吃惊——它真是一座死城。矗立着高大的教堂、市政管理局大厦、高塔、私邸，住在城里的都是修女和沦为乞丐的幻想家。布吕赫现已改观：它拥有一帮帮的游览者，宛如一所塞得满满的博物馆。而在我初次看到它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东西打搅沉睡的天鹅、运河中白杨的倒影、一伙伙的修女(如今连修女们也不安分守己了——她们强邀游览者参观寺院，出售自己编织的花边)。我第一次看见的绘画，就使我对画的题材不满：梅姆林(约1440—1494，尼德兰画家)的圣母像使我感到惊讶，她们个个都是苍白的面容、没有血色的嘴唇，给人一种圣洁和不问世事的感觉。我感到画家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深沉并充满着人类的秘密。当时我既不知道古代诗歌，也不知道沙特尔的建筑；但我觉得遥远的过去是令人神往的；我在布吕赫写了五十多首诗，有的描写已消失的世界的美，有的描写骑士和美女，有的描写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指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有的描写奥兰的伊萨伯拉，有的描写梅姆林的圣母像，有的描写布吕赫的修女。一个曾经殷切地幻想着未来、现在则和他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的19岁的俄国青年，断言诗歌是一场化装舞会：
我身着高傲的领主服，
等候着登上舞台，
但由于导演的错误
我迟到了五百年。
与诗结缘（3）字体 [大 中 小] 我当时的确觉得，与其说我是为社会科学的高等学校而生，不如说是为十字军远征而生。诗写得很精致；我现在已不好意思重读它们，但我写它们的时候却很真诚。
有一位喜欢我的诗的朋友说：“在俄国它们不见得能够发表——那里的每一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诗人，可你为什么不在巴黎出一本书呢?这花不了多少钱……”我到弗兰－布尔茹亚街的一家俄国印刷厂去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印刷厂的老板对书的内容毫不关心；虽然他是一个崩得(崩得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总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在一切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分子，但我那些关于罗马教皇英诺森六世的诗行并没有使他不安；他算了算诗的行数，就说印两百部要花150法郎。我赶紧反驳道：干吗要印两百部?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作者，印一百部就够了。印刷厂老板解释说，最贵的是排版，但他同意减去25法郎。
每月父母寄给我50卢布——合133法郎。诗集的出版计划不幸正碰上我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我只得彻底取消了午餐，并削减了在柜台旁吞咽的小面包的数目——我几乎每次去找卡佳都要带一小束鲜花。但我还是把钱储蓄起来以便付印刷费。《诗集》在1910年末问世了。我托一家俄国商店代售50部；我把其余的逐渐寄给俄国各种各样的诗人——邮资的开支很大。总之，支出浩大，收入菲薄——总共只卖掉十六部。
1911年3月25日，我的女儿伊琳娜在尼斯出生。
我在1911年夏收到第一笔稿酬——一份彼得堡的杂志发表了我的两首诗，稿酬是六卢布。这是空前的成功，我和卡佳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
我等待着俄国诗人对我的作品的评论。母亲为我十分激动：我没学习过，也没给自己选择任何一种正经的职业，可突然写起诗来了。而且这些诗也很奇怪：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写圣母、写十字军远征、写古代的大教堂呢?但是不消说，她希望有人把我夸奖一番。她在读了《俄罗斯新闻》上的勃留索夫的文章以后，立刻打电报把这事告诉了我。勃留索夫在分析初学写作的诗人们的诗集的时候，特别注意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的《黄昏纪念册》和我的诗集，他写道：“伊·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诗人。”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苦恼——我已不再喜爱诗集中所收的那些诗了。
不久，我在回忆起自己第一部书的时候已不能不发出轻蔑的一笑了。我想成为一个冷静的、明白事理的人，于是开始模仿勃留索夫。但是这些诗使我自己感到苦恼，我开始幻想抒情的情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
谁也不会在课堂上叫我“听着”，
谁也不会在进餐时叫我“吃吧”，
谁也不会叫我伊柳沙，
谁也不会疼爱我，
像母亲疼爱孩子那样。
或者：
独自一人多无聊，
漫长的晚上，
又无书可读。
但我是个男子汉
我已十七岁了。
书名叫《蒲公英》。它一落到我的莫斯科朋友们的手中，我就恍然大悟，我模仿别人风格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只不过是在剧院的服装部租了一件中学生制服来代替过去租的那一副纸糊的铠甲罢了。
我初次看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一本小书；他那歌手的才能，他那悲惨而荒唐的遭遇使我深受感动。在圣米歇尔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侍者曾虔敬地把一张被压坏了的沙发指给我看：“魏尔兰先生总是坐在这里……”我写了一首关于“可怜的勒利安”(这是人们对老年时代的魏尔兰的称呼)的诗：
黑夜里默默啜着苦艾酒，
他一直坐到晨星初现，
乱蓬蓬的脏胡子
一绺绺七横八竖……
又是一些别人的诗句：我自己也听不见其中有我的声音。
我读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国诗人)的一本书。他描写乡村生活、树木、比利牛斯山的小毛驴、人体的温度。他的天主教既没有禁欲主义，也没有假仁假义：例如，他想和驴子一同上天堂。我译了他几首诗，并开始模仿他：我觉得泛神论倒是一条出路。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街道的迷宫里受罪，只有当我同大自然单独相处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我对雅姆的哲学迷恋了一个短时期——他同时为鸽子和鸢辩护。(我现在所说的是鸟类，而非社会的阶级。)我很久以来就为一个思想所苦：恶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二元论是讨厌的；我依然和先前一样憎恶资产阶级，但我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来解决。我抓住了树木和驴子的上帝。弗朗西斯·雅姆允许我去找他；他住在奥泰兹，靠着西班牙的边境。他有一部美髯和一副柔和的嗓子；他像慈父般接待了我，请我用俄文朗读几首诗，用家酿的甜酒款待我，并劝我在巴黎见见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他名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我恭聆教诲，但雅姆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温厚而亲切的人。我很喜欢他，但我明白，他不是方济各(13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也不是索西穆斯神父(公元5世纪的希腊籍主教)，而只不过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好人；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离开了他。
与诗结缘（4）字体 [大 中 小] 我把一本小诗集《童心》献给了雅姆；我这样回忆在奥泰兹度过的一天：
冬天的太阳照进窗户，
您的孩子们在地板上游戏。
一条老狗在壁炉旁取暖，在梦中大声喘气。
云杉球果在壁炉里噼啪作响。
您在说话，而我边听边想——
您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宁静，
我想，等待着我的是令人难堪的旅途，
是车站和烟气腾腾的火车……
这通常不是对一位生活导师的回忆，而是回忆一位住在乡下的亲爱的舅舅……
我不久就厌倦了孩子气的东西。我开始模仿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当然，每当我模仿某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觉得的，我总是感到我去年的确在模仿某人，但现在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普及新杂志》、《俄国财富》、《众人生活》、《俄国思想》间或发表我的诗作。我曾收到弗·加·柯罗连科给我的一封虽然简短、但很亲切的信。我的全部文稿都遗失了。我在柯罗连科的书信集里找到了一封给戈恩菲尔德的信。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翁诺维奇在1913年春曾就我的两首诗写道：“我觉得开头的几行十分出色而又合乎时宜：
这就是说，对俄国的想望
又不过是一场春梦，
这就是说，又将是异乡的道路……
我注定要沿着它们行走。”
里拉霍夫斯基的印刷厂在巴黎开张了，他是个长了一部蓬松而漂亮的黑胡子的犹太人。印刷厂设在圣雅克林荫道上的一个小铺子里。在排字盘旁边站着里拉霍夫斯基和两个排字工人；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孟什维克；他们一面排着侨民学术报告会的广告，一面争论着：在党分裂之后，谁更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员?里拉霍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幽默感又很大方的人。谁会卖给我赊账的东西呢?我穿的是一双破皮鞋，裤腿口破得成了一条条的布穗
；我苍白、消瘦，眼中常常闪烁着饥饿之火。里拉霍夫斯基心地善良，他印行了我的诗作并耐心地等着我给他送去20或30法郎。他说我的诗写得不好，比《诗歌朗诵者》上的诗要差得多，但是印在直纹纸上即使是坏诗看上去也很漂亮。我同意他的话，于是我几乎每年都要用直纹纸印一百本按时出版的小诗集。《日常生活》一书在莫斯科沃尔夫书店里出售，我记得卖了将近四十本。
我现在丝毫没有为我的过去辩护或涂脂抹粉之意。老实说，我并不奢望荣誉。当然，我希望我的诗能得到我所喜爱的一个诗人的夸奖；但更重要的是把刚刚写成的诗向什么人朗读一遍。巴黎有一个侨民的文学小组；其中并没有日后成为名流的人物；我记得有诗人格拉西莫夫(后来他参加了“锻冶场”)、奥斯卡尔·列辛斯基(他在内战时期立了功，后来在塔吉斯坦英勇牺牲；在巴黎的时候他是唯美派，出了《银灰》一书，其中有这样几行诗：“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作葡萄牙人，我们说的是俄语，有一天，在这个下流的酒馆里，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五根玲珑剔透的纤指。”)；在散文作家当中有阿·伊·奥库洛夫，他是一个才思横溢而又放荡不羁的人，那几年里狂饮无度(他也是在内战时期出名的，他参加了战斗，在西伯利亚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和米·格拉西莫夫都是在三七年牺牲的)，还有希里亚耶夫、希姆克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有时来参加小组的集会。雕塑家阿尔希片科、扎德坎，画家什捷连别尔格、列别杰夫、费德尔、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是一个政治侨民。我一度曾在巴黎郊区的默顿租了一个房间；什捷连别尔格就住在旁边。他过着穷苦日子，但我每天都看见他拿着画架，提着箱子——他是去画风景画的。这个十分朴实而又文静的人在最重要的时候曾被委以重任：卢那察尔斯基委托他组织造型艺术部。达维德·彼得罗维奇没欺侮和得罪过任何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在送给他的一本书上题道：“马雅可夫斯基谨以此书赠给亲爱的、不带引号的同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什捷连别尔格只有一桩过失：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并喜爱写生画；但在三十年代他却被认为是“未来派”。记得一位批评家曾写过一篇论文，他对什捷连别尔格挑选一条鲱鱼作为一幅静物画的题材感到愤慨；批评家认为这有诬蔑现代精神之意……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于1948年去世，1960年人们为他的作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是一个抒情的、细腻的、真正的写生画家。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却依然是默顿的那个腼腆而可怜的青年：向往革命，饥饿，写生画……)
与诗结缘（5）字体 [大 中 小] 我已开始研究艺术了，我谈论的不仅是“自由诗”，而且也谈“野兽派”(这是人们给马蒂斯、马尔凯、鲁奥的称号)的画或马约尔的雕塑纪念像。
我到康·德·巴尔蒙特那里去过几次，往后我要谈到他；我还要谈到那些久居巴黎的作家——阿·尼·托尔斯泰、马·亚·沃洛申。现在我只谈谈费·库·索洛古勃来到巴黎时的情形。举行了一个文学晚会。索洛古勃向与会者(主要是大学生)大谈杜尔西内娅(《堂吉珂德》的女主人公)不同于阿尔东沙(杜尔西内娅的原名)。与其说他像一个诗人，不如说像一个中学校长。有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愉快的微笑。我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小鬼》的作者。但他是从哪里得到音乐、得到那些朴素的但能刺痛人心的词汇，以及那些使他与魏尔兰近似的歌曲的呢?他朗读诗歌时声调很独特——就像在把词汇分类放进一个大匣子的格子里去：
敌方军官的
一匹马
正踩在他心窝上，
他心窝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界之家。有些发言者说，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频频点头——显然表示同意。在结语中他只补充了一点：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零构成的，因为零加零还是零，不会得出一个集体。索洛古勃在巴黎时曾亲切地接待过我一次，他倾听我朗读自己的诗作，谈到音乐、秘密，并重又谈起了杜尔西内娅。但我当时所写的却并非杜尔西内娅，而是拾破烂的人、巴黎街道的肮脏和恶臭。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写了几行诗：
……我读着书，天就亮了，在清晰的光线中
奇怪地看到在旁边的墙上
(画像上)那已是活的索洛古勃——
一个蓄着胡子、戴夹鼻眼镜的中年人……
我曾和奥斯卡尔·列辛斯基共同出版文学艺术杂志《赫利俄斯》。但我们不久就破产了。后来，诗人瓦利亚·涅米罗夫从罗斯托夫来了，他很有钱。他贪图安逸、目光如豆，说他喜欢瑞士的一个小地方(不记得是什么地方了)，那里永远可以不必用手遮住火柴而在街上点着香烟。我们出了两期诗刊《傍晚》，使我得以发表了几首赞美日益临近的暴风雨的诗。
这时我已不能经常收到家中的汇款；我的日子过得又乱又糟。埃米利奥·塞伦尼告诉我，他的俄国出生的亡妻曾说：“爱伦堡年轻的时候盖着报纸睡觉。”在第一村路我租的那间小工作室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条褥子之外，我就再没有别的家具了。连炉子都没有。一次，一个瑞典画家把窗上的玻璃敲了下来：他跳了出去。我在一条薄被和一件破大衣上盖了几张报纸。我一早就钻进咖啡馆去，在那儿看书、写诗，一直坐到晚上，咖啡馆里很暖和。每当我从餐厅旁走过，美味佳肴的香气使我馋涎欲滴：我经常一连三四天不吃一点东西。而当从莫斯科汇来支票的时候，我就很快同我那些也在挨饿的朋友们把钱吃得一干二净。
我还记得战前不久的一个绝妙的夜晚。从俄国寄来的挂号信总是傍晚才到；钱是用一张“里昂信贷公司”的支票汇来的。我为某刊物翻译了亨利·德·雷尼耶的一个短篇小说；我得了十卢布的稿费。银行已经关门。但我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我和朋友们走进了蒙帕纳斯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名叫“马车夫的会见”的小饭馆：它昼夜营业。我邀了两个朋友同去。菜单是用粉笔写在一块黑板上的，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尝遍了——因为必须一直坐到天亮，我才能到银行去把钱取出来(我的朋友们就像人质那样坐在饭馆里)。我们早已吃罢晚饭，打了一会儿盹，吃了早点，又吃了正餐；到了早晨六点，我们重新开始吃早点，因为我们认为新的一天已经来到。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一夜!
我翻译了大量作品，不过都是诗，而诗是很少有发表机会的。我既译当代法国诗人的作品，也译13世纪的短篇叙事诗、弗朗索瓦·维永的叙事诗、龙萨的十四行诗、欧比涅的咒语；我学会了读西班牙文作品，译过“罗曼采洛”的一些片断，以及伊塔的东正教大司祭、豪尔赫·曼里克、圣徒胡安和克维多等人的作品。这是一种癖好，而不是一种职业。
我当了一个游览向导。帕宁娜伯爵夫人(也许像一位读者所说，是博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组织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出国游览团；由于旅费不贵而使那些正如当时所说的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小学教师得以观赏意大利或法国的风光。那个夏季我曾因担任小学教师们游览凡尔赛的向导而挣了一笔外快。干这份差事必须准确地知道几百个雕塑家或画家、巨幅的战争油画的作者们的名字，必须记得神话故事，解释各种各样的喷泉的寓意。一般说来，这并不难。最难的还是侍候这一帮初次出国的乌合之众。有些女人总想跑到时装店去看衣服。在男人当中也可以碰到一些想找妓女、搜购春宫画的角色。我在地下铁道入口处数了人数，在出口处再查一遍时，往往要少一个两个。一个来自科别利亚基的教师求我夜里把他锁在旅馆里：他结识了一个法国女人，如果他再见到她一次，那他就回不去家了，但他却是一个有妻儿老小有职业的人。我把他锁了起来。
我也为单个的游览者效劳；这是非常讨厌的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曾要求我晚上带他们去找妓女。我拒绝了，他们就骂我是傻瓜、伪君子，甚至还骂我是暗探，克扣我的酬金。我还记得一个商人；他在里加开了一个医药器材商店。我和他谈价钱的时候，他轻蔑地问我是否熟悉所有的建筑样式；他掏出一个梳着高发髻的女人的小相片，用指头弹了它一下：“长得不坏吧?”原来这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她在里加有一幢出租的房子，同时她又热爱艺术，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经常嘲笑不学无术的未婚夫。他答应每天给我五个法郎，我就当了他的向导。但是医药器材商店的老板却使我苦恼不堪；在一所上个世纪末盖的普通房子旁边，他问道：“这是什么样式?”起初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什么都不是。”可是他生气了，说维也纳的向导拿的钱比我少，却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我怕失去那五个法郎，就瞎编起来：“巴洛克式……帝国式……纯粹的哥特式……”他把我的话全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在餐厅里我得为他翻译菜单，他久久地考虑什么菜好吃，订了菜之后，再为我挑一种最便宜的：马铃薯或通心粉。
与诗结缘（6）字体 [大 中 小] 我年复一年地流浪在巴黎街头，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从南郊跑到北郊；一面走一面颤动着嘴唇——我在做诗。我觉得我是偶然变成诗人的，这是由于我遇到了年轻的姑娘丽莎，她日后成了一个女诗人，“谢拉皮翁姊妹”(由“谢拉皮翁兄弟”一词变来，这是1921年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波隆斯卡娅。起初看上去确是如此；但日后看来却并无任何偶然之处——诗变成了我的生命。
191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我的诗集《前夜集》；这本书被书报检察机关弄得丑陋不堪——几乎每一页都有用删节点代替的诗行。这是我用自己的声音写成的第一本书。我对战争作了这样的描写：
枕头上方挂了一幅图画，
吊着一名凶恶的士兵，
这是为了让一个孩子高兴，
让他一大早起来，
看到洗脸池里的水不会哭泣。
那哥萨克正在狞笑，
头戴一顶羊皮高帽。
哥萨克用自己的长矛
袭击另一个外国士兵。
殷红的颜料淌了一地……
我描写处决普加乔夫：
你被折断的双臂将发芽滋长，发芽滋长，
能燃烧的牧草将覆盖大地……
我还描写了自己和被称为“暴风雨般的前夜”的1916年。
左：费·索洛古勃。
中：1920年，达·什捷连别尔格的写生。
右：爱伦堡1916年的翻译作品之一。
勃留索夫曾在《俄罗斯新闻》上谈到这本书：“……显然，诗对于伊·爱伦堡不是一种游戏，当然也不是一种手艺，而是一桩毕生的事业……因此，伊·爱伦堡就没有那些用很久以来被认定为‘富于诗意的’题材写成的流畅的诗作，没有陈腐的公认的诗歌形象，也没有如今已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作诗法所推崇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美和廉价的技巧(说得更准确些，所有这一切在伊·爱伦堡最初的几本书里都能见到，但渐渐地他已能战胜表面上的成功的诱惑)……伊·爱伦堡全部创作的主要缺点在于他对理论的屈从。他很少直接献身艺术；他常常由于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而破坏灵感。在有意识地回避公式化的美的同时，伊·爱伦堡却又陷入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因而他的诗便缺乏嘹亮的声响和铿锵的音韵，由于诗人宁弃韵脚而采用很不相同的半谐音，也使它们毫无夸张……伊·爱伦堡最注意现代文化顶峰的脓疮。把隐藏在现代欧洲的精美纤巧的光辉之下的一切卑鄙而下贱的东西都挖掘出来——这就是年轻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时他又以一个割开恶性脓疮的外科医生的果断，在自己并不动听的诗中，也揭露了自己心灵中的那些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下决心承认的隐秘的激情，以及掩蔽在我们的温文尔雅和文化修养的表面光彩之下的一切可鄙可耻的东西。”
我得到了勃留索夫在那个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的副本。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在谈到他已给报刊寄去了一篇评论的时候补充道：“……我真诚地喜欢您，即作为一个诗人的您，因为对于作为一个人的您我还不了解。但这并不是说我喜欢您的诗。正好相反。我说这句话就像我说我喜欢作为诗人的您的时候同样坦率……我的结论也就是那适用于一切‘出类拔萃的人物’，即那些天生的诗人的结论：‘努力吧!’不经过努力不会产生普希金、歌德，甚至也不会产生魏尔兰〔因为未来的pauvre Lelian(法语，意为“可怜的勒利安”)在他的前半生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而您又不愿做一个次于魏尔兰的诗人，同时也不值得。类似保罗·福尔那样的prince de poêtes(法语，意为“诗坛宗主”)的桂冠是决不会使您动心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的请求：不要忽视诗的音乐性。您别去理会未来派。诗歌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音响的结合……”信的末尾写了几句亲切的话：“我因此在数千里之外拥抱您……”
我给勃留索夫写了一封回信(这是在1916年夏天)：“您那亲切的来信使我深为感动。谢谢!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因对我的诗作的评论而飘飘然的，但您的教诲对于我却特别珍贵。我全神贯注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和来信。我有千言万语想在回信中向您倾吐，但我却不会写信……我并没有使自己的诗歌屈从任何‘理论’，恰好相反，我是很缺乏自制力的。我的诗作的缺陷和拙劣都是我自己的。您认为是丑恶可憎的东西——我觉得是自己的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既不美也不丑，只不过是应有的样子。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韵脚和‘诗格’，并非由于‘对诗歌的理解’，而仅仅因为丰富的韵脚或古典主义的诗使我的听觉感到难受……我并不倾心于抒情和写景的诗歌，我最感兴趣的是一般的、‘宏伟的’的事物，我总想揭示事物，表现出……其中的主要东西。在现代艺术中我之所以最喜欢立体主义，其故即在于此。你向我谈到‘甜蜜悦耳的声音和祈祷’。然而并非一切甜蜜悦耳的声音都是祈祷，说得确切些，所有的祈祷都是向上帝而发的，但并非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这也许很狭隘，但并不是因为我对诗歌的理解狭隘，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的人。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最主要之点。我们之间横隔着一堵墙——不仅仅只是几千俄里路程!……我把诗集命名为《前夜集》，除了一般的意义之外，我还指我个人的东西而言。这仅仅是我的前夜……”
勃留索夫说我想揭示社会的溃疡，这是对的。五年后我写了讽刺性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但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和诗分手。不错，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过诗(从1924年到1937年)，但是我一直像念咒似的反复吟咏着我喜爱的诗人们的作品，没有诗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在《给成年人读的书》里曾说：“有时候我仍旧羡慕诗人。我们是勉强从泥塘里拔出脚来的。他们的步伐就像减速放映的影片在银幕上映现出来的跳跃——在空气中浮动着。我发现他们在朗读诗的时候两手总是痉挛地一伸一缩：这是一个游泳者的姿势。他们的人行道不比二层楼低。肉、欲望、深度对于我们都是逗点；但他们甚至不要句点也过得去。诗的节拍转变为时代的节拍，于是诗人们要理解未来的语言也就容易得多了。”这是1936年春的想法。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我写论文、传单、简讯，甚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但是又像从前一样，突然颤动着嘴唇做起诗来了——这并非因为我想预见未来，而是因为需要谈谈现在。
如今我觉得我过去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愚蠢的、可笑的。不过对于促使我开始写诗的原因，我现在觉得依然是正确的。当年一个18岁的青年懂得，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一个如今正在写一本回忆录的老文人赞同这个看法。
巴黎就是一所学校（1）字体 [大 中 小] 曾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在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有很多人物，但是没有主人公；我认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巴黎。这本书是我50岁的时候写成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指责者，也不再是一个说教者了；我在给瓦·雅·勃留索夫的信中谈到过的那种狭隘已随岁月逐渐消失——一个50岁的人的评价犹如一双已经穿得合脚的鞋子。
但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却难以评价巴黎；我既热烈地爱它，又同样热烈地恨它：
巴黎啊，我夜夜等着你，
你却像妓女的情夫一般光临……
我不再去听报告：巴黎就是一所学校，一所优秀然而严厉的学校；我常诅咒它——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苦，而是因为巴黎迫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一切艰辛。
在经历了平静的革命前的莫斯科、它那木制的小房子、马车夫、茶炊以及商人贪婪的梦想之后，巴黎似乎就应该以其现代化、粗鲁和新发明而使我惊愕。当然，那里有许多汽车，它们吃力地驶过一条条狭窄的中世纪街道。报刊常把巴黎称作“不夜城”。宽阔的林荫道在夜间的确要比特维尔大街或铁匠桥明亮得多；但在屋子里还不常看到电灯，也许电灯还不如莫斯科多。我觉得“地带”(从前的城防工事旁边的长形地区)上的茅舍简直不像是真的。夜间我常在穆弗塔尔街上徘徊，又肥又大的耗子就在路面上跑来跑去。艾菲尔铁塔还在引起争论——那些认为它丑化了城市的莫泊桑的同时代人和志同道合者还在人世。年轻的艺术家却喜欢它。铁塔本身已到了待嫁少女的年龄；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有利于无线电和电视。电话机还很少，但气压传送装置却很发达。先前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布满皱纹和斑点的浅灰色的古老房子!我还不知道，在巴黎，一座房子只要能保持三十到四十年的寿命，它就会获得古迹的外貌：我觉得所有的房子都是古色古香的，在我眼前展现的古代风貌很像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
我每走进一条黑的街道，就像走进了一座热带丛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望着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的美：它们处于我的生活之外，无论是和“秘密接头处”还是和高尔基的海燕的翅膀都毫不相干。我在中学里曾勉强地死背过许多有封邑的公爵的名字，我以为这是一些和定理或拉丁文课程一样的抽象概念：“许多名字的结尾都是is—masculini generis(拉丁文，意为“阳性”)。”但到了巴黎以后，以往就像是现在；甚至街道的名称都是神秘莫测的——“布兰什女王街”，“捕鱼猫街”，“德贝街”；卡佳住在“木剑街”。我常去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藏过身的一所房子。一群山羊挤进了汽车群中，牧羊人就在那里给一只倔强的山羊挤奶。
我常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徜徉，在装着古书的箱子里翻寻。旧书商似乎比那些用皮革或羊皮纸做封面的多卷集还要古老。我有时在那里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就像一个旧书商；他拿起一本书犹如一个园艺家拿起一只梨——既贪婪又很内行；这是安纳托尔·法朗士。(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在1924年参加了他的葬仪，为这位年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送殡的既有参议员也有工人，既有院士也有少年。1946年，安纳托尔·法朗士的孙子曾引导我参观了位于图尔附近利亚·巴舍里耶尔街的作家故居——我发现这位伊壁鸠鲁主义者既不是一个藏书家，也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堆满在屋子里的不是收藏品，而是人生的岁月、游历、热情、会见所留下来的残迹。书架上大概也摆着安纳托尔·法朗士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当着我的面购买的那些书。)
有一次，我在一堆古代的赞美诗集和田园诗意作品中间发现了一部巴拉滕斯基的《埃达》。内封上写着“赠给我们伟大的普希金的翻译者普罗斯珀·梅里美。叶夫根尼·巴拉滕斯基”。我花了六个苏把书买下，就立刻开始阅读。塞纳河忧郁地泛着微波；一只喂得肥肥的猫儿睡在一艘驳船上。对面是一所停尸室，每天早晨都有一些酒足饭饱的巴黎人前去辨认自杀者的尸体。笼罩在紫青色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宛如一座石头的小树林。巴拉滕斯基写道：
一个外地人满腹狐疑：
躺在他面前的莫不是
古代世界阴森森的废墟?
顺便说说，废墟有时候寿命很长：雅典的卫城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也比25个世纪以来拼命破坏过它的各种人的住宅寿命更长。
在巴黎，往昔和现在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它不是按照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生长起来的。一所供不幸者栖身的应急房子的一面墙壁，尽管已被淫秽下流的题词、爱情的自白和竞选时的咒骂弄得肮脏不堪，但依然有充分权利享受过路人的尊敬和国家的庇护。
我很难分辨，何处是昨日，何处是明天：巴黎有自己的日历。饶勒斯在谈到社会革命的时候援引古代的神话，他高喊着，做着手势，就像扮演俄狄浦斯王的穆内-絮利。我常在教堂里看见大学生——医学院学生，物理系学生——他们用圣水湿湿前额，听到钟声便一齐跪下。诗人夏尔·贝玑写了一首关于贞德的诗便被认为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喜欢他的诗：他能把一件事重复一百次，同时每一次都和前一次不同，他的节奏犹如一头猎犬的奔跑，这头猎犬也朝它主人奔赴的地点跑去，但总是绕着圈子跑。我曾在《半月丛刊》编辑部里和他谈过一次话。我以为他要谈宗教、柏格森、救世主降灵说，不料他却谈起俄国来了：“我对贵国的作家了解不多。俄国人也许会首先推翻金钱的权力……”
我读了索朗索瓦·维永的诗；他生活在十五世纪，当过小偷和强盗：
我即将渴死在溪畔。
我含泪微笑，游戏般劳动。
不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是我家。
异乡对于我就是我故乡。
我无所不知，我一无所知。
以此以前，我译过马拉梅的诗，他曾被认为是新诗歌的创始者之一。我明白，索朗索瓦·维永对于我要比《牧神的午休》的作者亲近得多。我曾一读再读《红与黑》；难以想象这部长篇小说已经80岁了。我周围的人都说，揭示现代生活的作家是安德烈·纪德；我很不容易才弄到了他的长篇小说《窄门》。我觉得这是一本在十八世纪写成的书，由于我想到它的作者还活着——我在“老鸽子”剧院见过他，就不禁笑了。
与诗结缘（2）字体 [大 中 小] 一切都仿佛是不可预料的，而一切又都是可能的。一天，正当我在克利什广场上漫步、做诗的当儿，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人们喊叫着，他们想突破警察们的散兵线冲到西班牙大使馆去：抗议处死无政府主义者费雷罗。枪声响了，立刻筑起了街垒；公共马车被掀翻了，路灯被推倒了。炽热的瓦斯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我不大清楚费雷罗是何许人以及他为什么被判处死刑；但我却和大家一同喊叫。这似乎就是革命。几小时以后，人们重又在克利什广场上神色自若地喝起咖啡或啤酒来了。
巴黎在当时有“世界首都”之称，它的确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人物。戴缠头的印度人揭露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马其顿人经常举行喧闹的群众大会。中国的大学生庆祝民国成立。出版的报纸有波兰文的和葡萄牙文的，有芬兰文的和阿拉伯文的，有犹太文的和捷克文的。巴黎人为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的《春之祭》鼓掌，为意大利的未来派马里内蒂鼓掌，也为上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的神秘剧的伊达·鲁宾施泰因鼓掌。“世界首都”同时又是一
个边远的省份。巴黎分为许多区；每一区都有一条开设着商店、小剧院和舞厅的主要街道。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在街道上聊天，说面包铺老板娘的坏话，议论机械师雅克的情妇，说红头发的让的老婆给让戴了一顶绿帽子。
你爱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年春天举行舞会：裸体的大学生和女模特儿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游行；最害臊的人穿着小裤衩。有一天，一个西班牙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旁边脱得一丝不挂；一名警察懒洋洋地问他：“老头儿，你不冷吗?……”一年举行两次狂欢节——一次在谢肉节，一次在大斋期中间；载着穿化妆服的人们的大型马车在街上驶过；人们戴着荒谬可笑的假面具，往遇到的人的脸上扔彩纸屑；还把得过锦标的白犍牛也拉了出来，餐厅里贴着广告：“明天我们尊敬的顾客将能尝到用获奖者的肉烧制的煎牛排。”在栗子树或法国梧桐下，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情侣，全神贯注地在接吻；没有任何人打搅他们。有一次，奥库洛夫在十二杯白兰地下肚以后，爬到一辆轿式马车顶上，开始向行人解释说，所有的政府部长很快就要被吊死在路灯上；有些人听他讲，但是，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我不仅没有护照，就连身份证也没有。有一次，银行职员要看我的证件，我就到省政府去了，他们叫我找两个法国人作保。我急于取钱，就找了我常去买面包的那家面包铺的老板和一个一早就坐在咖啡馆里喝罗姆酒、同我有一面之交的画家和我同去。不用说，他们对我是毫不了解的，但他们同意签字作证。一个官员发给我一份证件，上面堂而皇之地写着某事有某人作证云云的官样文章；这不仅足以应付银行职员，就是应付经常缉拿盗匪的警察也绰绰有余了。咖啡馆里唱着讽刺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司法部长手脚不干净，国民教育部长正在追几个小姑娘，给她们写的情书文理不通。居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在《社会战争报》上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歌唱家蒙泰居斯赞美十七团的士兵，因为他们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每天早晨五点钟，一捆捆报纸就送到了小店铺里；报纸都放得很整齐；街道上也放着报纸；行人把铜币放在一个小盘子里就可以拿一份。各种派别的报纸不下二十种之多。新闻记者互相诬蔑；事后他们又在克鲁阿桑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举杯共饮开胃酒。
人们到咖啡馆去是为了同熟人见面、谈谈政治、聊聊天、搬弄一阵是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咖啡馆：律师，牲口贩，艺术家，马夫，演员，珠宝商，诉讼代理人，参议员，靠妓女生活的人，作家，毛皮匠。对于饶勒斯的拥护者常去的咖啡馆，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的拥护者是不屑一顾的。还有一些象棋手聚集的咖啡馆，拉斯克和卡帕布兰卡曾在那里下过几盘具有历史意义的象棋。
我常去“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俄文的意思是“丁香田庄”；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丁香；不过可以叫一杯咖啡，要几张纸，写上五六个钟头(纸张免费供应)。法国作家(主要是诗人)每星期二都去“丁香田庄”；他们争论着雷纳·纪尔发明的“科学诗”的利弊，赞扬圣保罗·鲁的幻想，咒骂《法兰西水星》杂志的出版者。有一次举行选举：保罗·福尔登上了“诗歌之王”的宝座，他是一个漂亮的、黑头发的人，写过几千首半愉快、半忧伤的叙事诗。
左：克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当时的照片。
中：安纳托尔·法朗士的肖像，斯捷林画。
右：夏尔·贝玑。
或许有人认为，在巴黎所有的人都两脚朝天走路，但巴黎人却过着一种世代相传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每逢一个人租到一所住宅以后，守门的女人都要问，新房客有没有镶着镜面的衣橱；床和桌椅是无法查封的；要是不按期缴纳房租，镶着镜面的衣橱就要被查封。出殡的时候男人在前，女人随后。坟地就像一座城市的模型：那里有自己的街道。富人的坟上写有“恒产”的字样，这不是讽刺——穷人的坟过了二十年就要被挖掉。葬仪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要到坟地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去喝白葡萄酒，吃一点干酪。人们晚上不喝咖啡，而喝各种各样的浸液——菩提花浸液，甘菊浸液，薄荷浸液，马鞭草浸液。情侣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哪一种浸液最有益健康：他要喝利尿的，而她要喝帮助消化的。老太婆们坐在街上的长凳上做针线活。住宅的房门在晚上十点钟上锁：每当房客揿铃，睡意蒙眬
的守门女人把一根细绳一拉，门就开了，叫门时得高声通报自己的名字，以免生人潜入；外出的时候就高声把守门女人喊醒：“劳驾，绳子!”钓鱼的人坐在塞纳河畔枉费心机地等待想象中的
鱼上钩。报纸有时报道，翌日凌晨有一名死刑犯将被斩首；爱看热闹的人麇集在狱门附近看刽子手、看死刑犯，事后还要看被砍下的人头。
我读过雷翁·布鲁阿的作品；他自称是天主教徒，但憎恨有钱的伪君子和头戴法冠的伪善者；他的作品是那种应该在地狱里出版以推翻天堂的宣言。我也读蒙田和兰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我时而盼望革命，时而盼望世界的末日。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人们肯定地说，不曾在战前生活过的人，都没领略过生活的甜蜜。我可没尝到什么甜蜜。)我问法国人，今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有的怀着满意的神情，有的叹了一口气——法国经历过四次革命，它已经有免疫力了。
艺术日益使我倾心。诗不仅代替了煎牛排，也代替了《没有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和契诃夫一同苦恼过的那种“总的思想”。不，苦恼依然存在：我在艺术中寻找的不是慰藉，而是非常激烈的情感。我和艺术家们交朋友，开始参观展览会。诗人们和艺术家们每月都要宣读各种各样的艺术宣言，推翻一切事和一切人，但一切事和一切人却依然如故。
我们儿时常玩这种游戏：不准说“是”和“不是”，不准说“白的”和“黑的”；谁要是说了不准说的字眼，他就要挨罚。我有时候觉得，巴黎正是在玩这种游戏。如今我认为，把巴黎时而痛骂一顿，时而赞扬一番，可能是不公正的。年轻人有一种要求严格、不肯安静的天性。莱蒙托夫写道：“而不安定的他却在寻找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宁!”当时他才18岁。谁知道，如果我在斯摩棱斯克，是否也会感到同样的不安呢?这可能会迟个两三年；也可能不会具有如此尖锐的形式……至于不准说“是”和“不是”的游戏，那它与艺术的天性有关。而在巴黎是不可能不碰到艺术的……
巴黎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推开了我的世界的墙壁。人们常把这个城市说成寻欢作乐之地；我以为，巴黎善于苦笑——它的房舍如此，它的诗人如此，它的姑娘们的眼睛也是如此；这种善于在苦中作乐、在乐中痛苦的才能有时给它安上一对翅膀，有时又把它的翅膀剪了下来。但是，当我写到此后数十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不会做这样的结论了。
巴黎教育过我、丰富了我的知识和阅历、使我穷困、使我自立、又打倒了我。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每当一个人有所得的时候，他同时也必有所失——你往前走，就得同昨天还是你生活中的那些欢乐与不幸诀别。
结识诗人巴尔蒙特（1）字体 [大 中 小] 我没有拜倒在巴尔蒙特足下的福气。在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他的作品对于我是一种启示；我曾希望见到那个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的人。两年以后，我认识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的诗里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了——我非常崇拜勃洛克，读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巴尔蒙特准时看见了太阳，而我看到巴尔蒙特的时间却迟了。
1905年巴尔蒙特画像，费·谢廖夫画。
我是在1911年认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当时他44岁。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不用说，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给他寄去了。巴尔蒙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事件，有时候是戏剧性的事件。譬如，他曾两次沦为侨民；如果采用一般的称呼，第一次他是红色侨民，第二次则是白色侨民。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巴尔蒙特被血腥的镇压、马鞭的呼啸和绞刑架激怒了；他在国外出版了《复仇者的歌》——这是一本拥有极为高尚的感情和非常拙劣的诗句的书。他把尼古拉二世称为“血腥的刽子手”。尽管作品非常拙劣，沙皇依然动了圣怒，于是巴尔蒙特就不得不侨居国外了。直到1913年，康斯坦丁公爵(一个署名KP的平庸的诗人)才呈请尼古拉特赦巴尔蒙特。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住在帕西街(后来这个地区成了白俄的定居处)。他的住处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有定居巴黎的俄国人，有从俄国来的人，有法国人。他邀我前去。那天晚上我是唯一的客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妻子是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热情地招待我，使我顿时摆脱了拘束，忘掉了我面前是一个出名的诗人。我向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作客，经常呆在咖啡馆里或画家们没有炉火的、肮脏的工作室里，而现在我却置身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俄国人的家里了；主人请我喝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小女儿尼宁卡在淘气。一切都那么奇妙而家常。只有主人的外貌例外：巴尔蒙特是很特别的。
要叫巴黎人感到惊奇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却不止一次看见，当巴尔蒙特走过圣日耳曼林荫道的时候，行人却频频向他注目。1918年在莫斯科，人们提着小篮子愁眉苦脸地在街上奔走，有些人拉着雪橇；又冷又饿，但是行人依然感到惊讶：在马路中央有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怪人正在昂首阔步地行走，向灰蒙蒙的天空仰起他的头颅。
巴尔蒙特在年轻的时候曾想自杀——他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摔伤了一条腿，于是一辈子都有点儿瘸；他走得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习惯行走的鸟儿在跳跃。
他的脸色有时非常苍白，有时又作青铜色，绿色的眼睛，火红色的胡须，火红色的头发，一绺绺的发卷披散在背上。在我经常接待的那些前来巴黎观光的人们之中有一位神甫：他一发现有人在看到他的时候发笑，就害臊地把自己的头发用发簪别住，藏在帽子里。而巴尔蒙特却以他的发卷自豪。他宛如一只偶然飞到异域的热带的鸟儿。
他客客气气地请我朗读我的诗作，不住地说“很好……很好……”——大概是想鼓励一个年轻的作者。后来他站了起来，开始读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诗才已开始衰退——但是那有鼓舞力的、高傲的声音却使我颇为惊奇：他读诗的时候就像一个萨满教的巫师，这种巫师知道，他的话如果在恶魔身上不发生效力，在可怜的游牧人身上也总会发挥效力的。他会说许多种语言，但说任何一种语言都带一种口音——不是俄罗斯口音，而是巴尔蒙特的口音；“H”这个音他发得特别独特——不知道是法语还是波兰语。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带有长“H”的韵脚——“神圣的”，“鼓舞人心的”，“卑鄙的”——他在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显然颇为得意。
他有时叫我上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过莫斯科一些以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自居的财主、法国的翻译家、他的狂热崇拜者。
青年诗人马克·塔洛夫从敖德萨来到了巴黎，他说他是被迫离开祖国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未婚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他朗读了自己的诗作：
我在此尝到了孤独的全部苦楚，
我的苦难在这儿开始。
我既无名字，又无祖国，
既无故乡，又无幸福和家庭。
每当他一再地对我们说，未婚妻等着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暗自发笑。(他在十年后回到敖德萨，未婚妻果真等着他。)塔洛夫渴望向巴尔蒙特朗读自己的诗作；我把他带去了，但是他窘得不知所措，竟把一只通红的炉子当成椅子坐了下去。大家哄堂大笑，而巴尔蒙特却已经夸奖起他还没有听到的诗作来了。
巴尔蒙特时而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时而兴致勃勃地大谈埃及、墨西哥、西班牙。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描述得十分神奇；他仿佛走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所看到的却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地图上所没有的，我把它称作巴尔蒙特王国。
与诗结缘（2）字体 [大 中 小] 关于他，契诃夫曾写道：“他说起话来很动听，很有表情，但只限于他喝醉酒的时候。”我常在咖啡馆里遇见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两三杯白兰地一下肚，他果然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我看到的有时是牛津的那些供给膳食的小旅馆的古板的老板娘，有时是爪哇的魔术师，有时是醉心于巫术的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当谈话涉及黑颜色的时候，巴尔蒙特总要重复一句古老的格鲁吉亚咒语。阻止巴尔蒙特是办不到的。他常向自己的女伴喊叫：“我想逃到黑夜里去!叶连娜，你别反对!”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既庄严又可怜、既高傲又稚气的东西。
人们常把他和魏尔兰相比：酒精，音乐，天真。但是巴尔蒙特和“可怜的勒利安”不同，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读了许多书。他翻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诗歌：雪莱和卡尔德隆，卢斯塔维里和惠特曼，莱奥帕尔迪和斯洛伐茨基，布莱克和海涅，埃德加·坡和王尔德。埃及的古歌和保罗·福尔的诗经过巴尔蒙特的翻译变成了同样的情调。他在情诗里所赞美的是自己的感情，不是接受他的诗作的女人，他在翻译别人的诗作时所陶醉的也是自己的声音。
他喜爱雄伟的东西：山巅，深渊，海洋。画家布拉克曾说，要善于用直尺去丈量灵感；巴尔蒙特大概会认为这话是一种市侩习气——他是靠批发为生的。他写起诗来就和女速记员那么快。他总是把同一本书献给一连串的人：从“我的幻想的兄弟，诗人和术士，瓦列里·勃留索夫”直到“具有一颗像林中的小溪那样自由而清澈的心灵的柳夏·萨维茨卡娅”。《我们将同太阳一样》一书中的情诗就是如此；一首接着一首，每首都有名有姓地注明献给某人：“献给贝拉”，“献给奈蒂小姐”，“献给马辛格”，“献给克莱茨伯爵夫人”，“献给乌鲁索娃郡主”，“献给H……”“献给P……”“献给一个西班牙妓女”，“献给玛丽亚·芬”，“献给米特凯维奇”，“献给达格尼·克利斯坚逊”，“献给柳夏”……
在1917至1918年间，我在莫斯科见过他几次。他依然相信自己。革命的坚决性把他惹恼了：他不愿意让历史干预他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地深深陷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他把这都写进了诗里。他以为时代也能像这样轻而易举地抛开：“这个夏天我不再把俄罗斯喜爱……”有一次我向他朗读了我的几首关于处死普加乔夫、关于报复的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起初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听到过野蛮的语言，
听到过祈祷时的喊叫和嘈杂的合唱。
但我不想给你警告。
你想破坏吗?斜面的力量真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