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佳比他小18岁。她写道：
但是，正当我想独自回家，
我蓦地发现，您已不年轻了，
您的右鬓几乎斑白——
我因后悔而心灰意冷。
这些诗句写于1913年秋，同年11月24日娜佳就自杀了。她翻译过儒勒·拉弗格的诗作，此人描写过星期日的无限寂寥；还有一首诗描写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从堤岸上投身波心。勃留索夫时常谈到自杀，用丘特切夫的诗句作为他自己一首诗的题词：
当热血沸腾和冷却的时候，
有谁在多愁善感之中，
不曾体验到你们——
自杀和爱情的诱惑。
而娜佳却饮弹自尽了……在她死后增补出版的《古老的童话》的序言中，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利沃娃的一生中没有什么看上去特别重大的事件。”我的天哪，人的一生中应该有多少重大事件呢?娜佳15岁的时候成为地下工作者，16岁被捕，18岁开始写诗，22岁时开枪自杀。看来这也够了……
在她的坟头(她被葬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刻着但丁的一行诗：
爱情引导我们走向死亡。
但我现在所想的并不是勃留索夫，而是娜佳：她的命运中有一种东西使我至今仍激动不已，一种亲密关系迫使我如今单用一章来写她的故事。当然，她开枪自杀了，她认为是爱情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她死后发表的诗作也都谈到这一点。不过，说不定正是诗歌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吧?
人是很难适应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急剧转变的。娜佳喜爱勃洛克的诗，但她却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以秘密接头处、“失败”、革命地下工作的严酷气候为生。她突然被迁移到十四行诗、只押母音的韵和同音法的不稳定的气候中。她死前曾两次写道：
请相信，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啊，莫非我是女人?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2）字体 [大 中 小] 死去的兴许并不是一个碰上了复杂的爱情纠葛的女人，而“不过是个女诗人”。
人们曾谈到从呆惯了的、空气窒闷的欧洲迁往遥远的西方地区的移民碰到的种种困难。如今人们在谈论宇航员感到失重时的艰辛。还有一种不幸：被迁移到一个由形象、词汇和音响构成的无形世界。看来娜佳·利沃娃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在回忆自己青春时期的时候，也非常理解她的失败。她受不住了……
我接到了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叙述了娜佳自杀后他的心情，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她曾向勃留索夫谈到我，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然而一位被我视为导师的著名诗人，为什么竟想到要向我作解释——这对我仍是一个谜。
我还记得能干而博学的阿尼娅·维德林娜、我钟情过的阿霞·雅科夫列娃、利沃娃姊妹。
我在地下组织时，别人做的工作我全做：写传单，在烤盘里熬胶——我们是用胶印机印传单的——寻找“关系”，把地址写在烟卷纸上，准备被捕的时候能一口吞下肚去，在工人小组里转述列宁的文章，跟孟什维克声嘶力竭地辩论，而且尽一切努力遵守地下工作的规则。
我被捕时被没收去的笔记簿有助于我再现当年的性格。在一本笔记簿里，按照起诉书的话来说，记录了一些“各种有关俄国财政、国民教育、企业、农业以及关于德国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的统计材料”；另一本上写着——“跟鲍里斯交换意见”、“寓所”、“买书”、“关于合法报纸”、“转交印刷物”、“把关系转给季莫费和跟他交换关于讲演的意见”、“把铅字转交哈莫夫工厂”、“打电话给特卡奇”。
冬天，我们经常在茶馆相见，我们往自动留声机的钱币控制器里掷下几个铜板，好让音乐来淹没我们的谈话声。茶馆里出售切成方块的灌肠。他们的叉子缺了齿；灌肠变了味，连芥末也压不住它的臭味。人们用肮脏的糖钳把糖块夹碎，然后咬着糖块就茶喝。茶馆里熙熙攘攘，但气氛并不愉快，人们进来取取暖，可是自己家里那种严酷的苦闷并没有远离他们。
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为马车夫开设的夜间营业的茶馆。在这之前，我刚刚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参加全城会议；我们被密探发觉了，可是所有的人都逃跑了。我溜到茶馆去躲避密探。在我四周全是沉睡的马车夫。尽管我用碟子喝着茶，甚至还装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但是，想必我是太像一个典型的“煽动者”，像那种为警察分局的局长们梦寐以求的人物了，所以马车夫们虽然并没有注意我，却有一个人突然推开桌椅站了起来，用一双狡黠的眼睛盯着我说：“难道这也算是人过的日子?”吓得我马上跑了出去。
一般地说，我总算是走运的。有一天傍晚，我在布季科夫纺织厂附近的堤岸上被他们捉住了。我身上正带着传单。他们把我带到分局去。警察局分局长就走到我旁边。当我们走过奥斯托任卡的时候，他停住脚步，为一辆漂亮的马车让路，我就乘机往前跑去，居然被我把传单扔掉了。我在分局里呆了几个钟头，后来警官来了，骂了几句，就释放了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工人的家里集会，这位工人的妻子告发了我们。她对丈夫的行径吃醋，因而决定借此来报复他；但是想必她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荒唐无稽的话：警察钻到床铺底下，撬开一块地板，搜查了所有人的口袋——寻找武器，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便扬长而去，甚至连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想打听一下。
不久以前，在馅饼大街的国家档案馆里，我忽然发现了一张褪色的纸；它使我忆起“1907年11月1日凌晨3时，在居住在萨韦洛夫胡同瓦尔瓦拉公司的住宅里的中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搜查”，但是“并未找到任何违禁品”，“没收了《俄国马赛曲》的乐谱和各式各样的明信片”。
在我负责的那个分区里有一家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我跟技师季莫费·伊万诺维奇·伊柳欣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绝顶坚定的人。工厂里举行了罢工；我在会上演说，为罢工委员会去向大学生们募集捐款。
我还喜欢一个细木工匠，那个永远快快活活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杜什金。不论是他还是伊柳欣，都丝毫不像我童年时代所认识的哈莫夫工厂忧郁的工人们。1905年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逝，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了。从我的新朋友那儿，我学会了如何使心情愉快。他们生活贫困，工作繁重，但他们仍然诙谐达观。对于我来说，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了摆脱谎言，而对于他们便是生死与共的事业，虽然复杂，却很自然。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场景。沙博洛夫卡旁边是一片大荒地，有几块地方生着一些衰草；赤脚的工人们躺在草上。我们在那儿集会，谈论着《前进报》上的文章，也谈到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主发肥皂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们必定派人放哨，因为那个绰号叫做“锥子”的凶残的警察很可能溜过来。我们也时常在鞑靼公墓的残碑丛中开会；春天里，那儿盛开着蒲公英和毛茛。我们最喜爱的集会地点是麻雀山。山顶上，茶棚的老板娘们殷勤邀请可敬的顾客喝茶。茶炊冒着烟，伏特加汩汩作响。手风琴如泣如诉：“啊，为什么夜色这样美丽……”我们在半山腰的小树林里开会，谈论着“关系”和用胶印机印出来的传单，谈论着昨天一个身上带着许多地址的做组织工作的人被捕了……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3）字体 [大 中 小] 我还记得选举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事。布尔什维克应当邀请一个孟什维克参加选举前的大会，而孟什维克也应当邀请一个布尔什维克参加同样的会议。人总是憎恨比较近的人们，所以在我眼中，立宪民主党人比孟什维克似乎还要可爱些。我参加了印刷工人中的孟什维克会议，我那副能言善辩的口才在那里变得软弱无力了。后来又举行了砖瓦厂10人或15人的会议，在这个砖瓦厂里有孟什维克组织。一个姑娘代表孟什维克出来讲话，她非常严肃，但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感到拘束，我却毫无礼貌地挖苦孟什维克，结果我得到了胜利：工人们选举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这位姑娘几乎哭了出来，我和她一起离开，心里非常可怜她，但我暗自在微笑——我毕竟驳倒了机会主义者!
据说，人对着镜子看，有时倒认不出自己来。要想从往昔的模糊的镜子里认出自己，那就更为困难。每当有人问起我文学活动的起点时，我总是把1909年春天写的诗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07年，这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更近似有独特风格的政论。馅饼大街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环节》杂志的社论，它是我写的。这篇社论充满了一个16岁的新信徒的热情。“我们在艰苦的时代出版我们的杂志。万恶的反动势力统治着整个俄国。革命的先进队伍无产阶级失败后尚未恢复元气，创伤还没痊愈。它的敌人兴高采烈地叫嚣着‘失败者的悲哀’，猛烈地攻击革命队伍，首先是它的领袖——俄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的无产阶级坚定地认识到新的力量，对最终目的怀着光明的信心，正在磨炼着自己的武器，建设着自己的工人的党。我们与它有着共同的信仰，深深憎恨那个荒淫无度、贪婪腐化、制造贫困的制度，憎恨那个金钱与皮鞭的政权。我们坚定地相信它的崩溃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坚定地相信那自由、平等、博爱的光明王国必然来临。以社会民主党为前列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国际主义的斗争便是胜利的保障。它号召所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所有真正渴望振兴人类的人走到红旗下面。它将沿着遍布荆棘、然而是正确的道路走向自己的目的地——社会主义。在这场历史性的决斗中，没有，也不应该有旁观者：谁不和它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它。我们的话是针对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当中决心为劳动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而说的。我们要求他们担负起艰巨的任务，要求他们成为伟大阶级的鼓手和号手，要求他们学会斗争的科学，要求他们和未来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紧密地联成一环。”我引用了我第一篇文学习作的全文，当然，这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写得很成功；我只是想证明词汇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出现的，证明词汇如何变换了自己的原义。1907年，我渴望成为一个鼓手和号手，其目的是为了能在1957年写出“在乐队里，不仅仅有喇叭和鼓……”这样的句子来。
我的另一篇名为《统一的党的两年》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我根据一个暗探的报告，说明党不应该轻视合法斗争的一切形式，但同时也应该加强秘密活动。党的策略问题、党内的派别争论，在那个时候对我都有吸引力。我喜欢谈论和解，但态度却是不和解的。
我经常在秘密接头地点遇到瓦里娅、季莫费、塔尼娅、叶戈尔-莫尔贡。叶戈尔是大学生，塔尼娅是女子高等学院学生。有时傍晚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同到塔尼娅或利季娅·涅多科涅娃家去玩；她们住在弗拉基米洛-多尔戈鲁科夫大街上；我们谈论着党的工作，但也吵吵闹闹，说说笑笑。不久前我遇见了五十年没有来往的塔尼娅；她已是弗·帕·诺根的遗孀了。我们回忆起遥远的过去：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宣传员，如何聚集在彼·格·斯米多维奇家附近的发电站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又如何善于戏谑，我们早年的青春时代是多么热情、多么光明啊。
我跟马卡尔见过许多次面，但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家把弗·帕·诺根叫做“马卡尔”。
有一天，一个长着一双疲惫而善良的眼睛的人来参加市的会议。我怀着敬意望着他：我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因诺肯季(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关切地跟我们每一个人谈话；他对一个同志说：“您的气色不好，您该休息休息……”我还记得，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它跟我当时对革命的概念不相符合；说得更确切些，我非常渴望平常的人的爱抚，但我认为这是软弱、遗毒、“知识分子习气”。
1907年秋，我受委托去调整和士兵间的联系，并在兵营里建立组织。我为这个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所鼓舞。他们将由于屡次失败而剩下的唯一一个印章交给我保管；我在两本捐册上盖好了印，由于愚蠢，我把印章带在身上，而自以为收藏得很好。(起诉书上说，在从我身上搜出的物件中，有“俄国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会军事组织”的“胶印章”。)我设法结识了涅斯维斯基团的一个非战列连的文书，他引来了机枪连的三个士兵，后来又来了一个自愿入伍的人，随后又有一个士兵参加，一共有六个人——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赤卫军的前身之一……
我还是不断地阅读小说，上剧院，有时去探望远离政治的熟人。历史学家们把那个时期称为“反动的开始”。在光辉夺目的1905年以后出现了混乱时代：所有的人都在探索着什么，热烈地展开争论，激动不安，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倦怠、失望和空虚。
小姐们不再跳我童年时代广为流行的蜜侬舞、沙康舞，而在自己受惊的母亲面前学会了跳步态舞和玛特奇什舞：文明的人类已经转向狐步舞了。大学生争论着阿志拔舍夫的萨宁是否是现代人的典范：这里有适合于要求不严的人们的尼采学说，有比王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色情，也有新世纪的直言不讳。阿纳托利·卡缅斯基详细描写某军官如何在一日之间诱骗了四个女人的短篇也出现了。艺术剧院上演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概括生活的天真尝试，这出戏里的旁白就对此作了说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成天不是用口哨吹奏着这出戏里的波尔卡舞曲，便是哼着它的调子。这个剧院还上演了梅特林克的《盲人》，由于象征性的哀号，多愁善感的太太们得了神经衰弱症。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没预见到，十年以后会出现大麦粥和调查表；生活显得过分平静，人们像找寻稀有原料似的在艺术中寻求不幸。寻神说、斯堪的纳维亚文选、《鬼魂的诱惑》风靡一时的世纪开始了(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作品20世纪初在俄国十分流行；《鬼魂的诱惑》是索洛古勃的一部长篇小说)。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4）字体 [大 中 小] 也许，由于自己不妥协的性格，我没有受到它们的侵蚀吧；然而不是这样，艺术也深入到我的地下生活里来了。我一夜夜地读着汉姆生的《牧羊神》、《维多利亚》、《神秘剧》，我一边责骂着自己的软弱，但仍禁不住要赞赏，因为我感觉到，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自然、形象、音响、色彩。契诃夫的无可辩驳的真实使我大为震惊，其实，我当时还不理解它；我曾喃喃自语：“米修斯，你在哪里?”(指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我也曾迷恋上了“带小狗的女人”。我看见过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她穿着古代的白色短袖长衣，跳的舞跟格利采尔的毫无共同之处。我照旧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但经常不能抵御这种“胡说八道”的蛊惑。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对一个我爱恋的姑娘说：“柯罗连科说过，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出来的，犹如鸟之为了翱翔……”我常常陷入情网，也非常渴望幸福，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时间都贡献给另一件工作。我们常常把“磐石般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用来赞扬人；而磐石不过是一块大石头。可是人却多么复杂啊。即使是在16岁的年纪上……
报纸都是既热闹而又沉闷。社会革命党人热衷于恐怖行为。人们被绞死。暗探们夜晚到处扯开褥垫，抖乱八十卷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的百科全书。
勃洛克当时写道：
我认识你，生活!我接受你!
我敲响盾牌欢迎你!
但我并不知道勃洛克。生活里有许许多多东西还不为我所知，因为我过去是一块带有一条大裂痕的小石头。我常去看望中学女生阿霞·雅科夫列娃；她比我大两岁，想必比我善于解开人类情感上的乱结吧。我把伦敦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她，而且尽量抑制住郁积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许多东西。简短的爱的自白打断了关于合作组织的利弊的谈话。我们争吵了，又和解了。圣诞节假期中，阿霞到博布罗夫去了，她答应我说，首先要粉碎当地的社会革命党，其次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她寄给我的一封信，在我被捕时被没收了，这封信的开头是：“伊利亚，我非常希望能平心静气地跟您谈谈……”而结尾是对几个问题的答复：“我没有读什么报告，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溜走了，也许，是战斗的热情消逝了……”
一面争论着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同时又幻想着幸福，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所以谈起
这个，是因为我跟许多同辈作家不同，很早就看到了我往后在其中生活了整整50年的内心世界的小模型。如果不是根据日历，而是就生活方式而论的话，那个拥有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誓言，拥有“心灵的迷惘”、波林娜·维亚尔多、《海鸥》和纳德松的诗篇的19世纪依然屹立不动，然而，我却在秘密接头处和汉姆生的小说之间，已经预感到了另一时代的气候。
我现在用轻微的嘲笑来对待那种男孩子的自信心；但恰恰是那几年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走过的是一条紊乱的路程：生活不是阳关大道，而艺术又使人激动，还时常把人领入歧途。但我仍然觉得，那个抄写着幼稚的传单的16岁青年，现在对我仍非常亲切。如果有什么东西帮助了我度过怀疑、失望的岁月的话，那只能说是我意识到五十多年前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为时代的理性和我的良心所指使的。
我被捕时正当深夜两点；我在埋头酣睡，突然被警察局分局长和暗探们的声音所惊醒。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毁掉。搜查一直持续到早晨。母亲啼哭不休，从基辅来玩的婶娘穿着华丽的衬裙吓得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念头使我得到慰藉，甚至感到欣喜：多么好，我在两星期以前刚满17岁!这么一来，没有人再会因为我年幼而怀疑我是否能负起全部责任了……
左：1908年，娜佳·利沃娃。
左中：利季娅·涅多科涅娃。
右中：弗·帕·诺根。
右：1908年，阿霞·雅科夫列娃。
狱中生活（1）字体 [大 中 小] 我在狱中一共只呆了五个月，但我毕竟是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仿佛呆了几年似的：监狱中度过的时间跟在自由的时候不同，日子显得特别漫长。有时感到非常郁
闷，尤其是在傍晚，当市声传来的时候，不过我总是尽力克制自己——在我的概念里，监狱是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
半年里，我熟悉了形形色色的监狱：肉商大街分所、苏谢夫斯克监狱、巴斯曼监狱，最后还有布特尔基监狱。它们的风气各自不同。
当时的监狱到处都人满为患，为了等待空额，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区分所里被关了一周。那里嘈杂不堪。每逢夜晚就抓来许多醉汉，把他们无情地鞭笞以后再关进醉牢——人们这样称呼那个像动物园里的笼子似的大牢笼。看守我的是警察，他们常常坐着就睡着了，一醒过来就高声地擤鼻涕，抱怨这种麻烦的职业。我却只顾想着自己的事：我多蠢，没把军事组织的印章藏好；我也想到阿霞：多遗憾，我们竟没能把一切谈妥!……后来他们把我押到暗探局，一个垂头丧气的大脖子摄影师不停地说：“头抬高点……现在看镜头……”我自幼醉心摄影，喜欢照相，可是不喜欢别人替我照相，而在暗探局却感到特别高兴——这就是说，他们对待我是很认真的。
他们把我押到肉商大街分所。那儿的制度还算过得去。每一间极小的囚房里摆着两张床。有些好心肠的狱卒，准许犯人在走廊里散散步，而另一些却成天骂人。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每逢我要求放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没关系，等一会儿……”狱吏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当外面给犯人送些书来的时候，他就生气，因为他不能分辨哪些是造反的书。在国家档案馆里，我看见过他给暗探局写的报告，说没收了送给我的书籍——《大地》文选和易卜生文集。有一次，他气呼呼地喊叫着：“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给您送来了谈鞭笞的书。不准看!不给您!”〔后来我才知道，那本吓得他惊惶失措的书原来是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鞭笞”一词的读音即“克努特”，狱吏文化程度低，弄混了)〕
肉商大街分所里监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B拉杜斯-津科维奇；我觉得他是一位老战士——已经有30岁啦；他曾经流亡国外，这不是第一次蹲监狱。我的邻居也是个“老头子”——一个头发斑白的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唯恐他认出我才17岁。有一天，狱吏给我送来一本文艺创作选；我把它拿给这位邻居，一小时后，这位邻居对我说：“这儿有你一封信。”原来书是阿霞送来的，她在某些字母下面注上了隐隐约约的记号。由于幸福，也由于害羞，我脸红了；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正眼瞧我的邻居——这种情感，我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软弱。
左：伊利亚·爱伦堡。
右：20世纪初的布特尔基监狱。
我们在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许多雪堆中间散步。后来，白雪突然变成灰色，雪堆坍陷——春天快到了。
有时，他们带我们去洗澡，这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我们走在大马路上，来往行人瞧着囚徒——有的惊讶，有的怜悯。一个老太婆画着十字，塞给我一个五戈比的辅币：因为我走在最边上。我们在澡堂子里拼命地洗啊，用水冲啊，好像已经重获自由似的。
外面的警卫任务是由宪兵署的宪兵担任的；他们常和我们聊天，说他们很尊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小偷，而是“政治家”。有一些宪兵答应替我们把信送到外面去。3月13日我给阿霞写了一封信。在这以前，我大概从她那儿接到了一封使我伤心的便柬，所以我才写道：“由于意识到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必须得到外面的消息，我不能落后于运动，所以我才不得不请求您给我写信。”这封信是在阿霞那儿搜查时发现的，并且归入了卷宗。我从这封信看出，在狱里我所念念不忘的，仍然和我在自由的时刻一样。“愉快地得悉，我们的事业虽然有重重阻难，但仍旧在前进。不过您在这封信中说到我的计划，认为俱乐部的新成员可能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党性，他们的组织工作可能会变成一场儿戏。”(当我重读这几行时，我不禁哑然失笑——17岁的孩子居然揭露起学生组织中新成员的儿戏来了!)接着我写到某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莫斯科河南区社无法解决自修问题，‘劳动同盟’已被查封；很明显，政府决定封锁通向地下活动的大门。我们应该冲破它。但是有一点不应忘记——这只是辅助手段，而不应该是地下工作的中心。”
这封信在阿霞那里搜查出来之后，我就从肉商大街分所被转押到苏谢夫斯克监狱去了。这个监狱，在我看来，真是个天堂。在一个大房间的大板床上睡着许多人；翻身的时候不能不弄醒邻居。所有的人都吵着、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狱吏是一个酒鬼，他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和布罗卡尔的花露水；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他反对探望，但只要在请求书上放上三个卢布，事情就好办了。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进来，只不过凡是他特别喜爱的东西，都扣下了。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却爱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国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他脸上长满了粉刺，还有一个酒糟鼻子，浑身是酒精气味。
某些犯人经常发怒：成天叫喊，吵得人不能读书。后来选了一个室长，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孟什维克，他郑重地宣布：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严禁喧哗。就在整9点的时候，三个无政府主义者扯开喉咙，放声大唱：“让黑旗标志着工人的胜利……”他们反对任何规则，甚至狱吏在他们面前也有些胆怯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太过分了。”(当1936年我在阿拉贡前线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处的半年中，我每每回忆起苏谢夫斯克监狱的这间牢房。)
狱中生活（2）字体 [大 中 小] 其实，不仅我们的牢房毫无秩序，整个暗探局也是如此：在一间牢房里，有一些偶然被捕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期待着释放，另有一些则是被指控为进行武装袭击的恐怖分子——他们面临着绞刑的威胁。有一位教堂执事也坐了一个礼拜的牢，他被抓错了——搜捕的是另一个和他同姓的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解释自己的遭遇，说他是偶然的牺牲品，还说甚至他的念头都是绝对忠实可靠的，他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话只是哈哈大笑。当看守进来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的时候，他反倒不知所措了，说什么现在他一定会被再抓回来的——因为他在这一个礼拜之中，听到了多少违禁的话啊。有一个参与了武装抢劫的社会革命党人，在狱里等着处死。他叫伊万诺夫(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姓)。他佯装疯癫，开头他只是短暂地突然发作，后来，或者是他改变了策略，或者是他真的有点精神失常了，他整日整夜地用鹫鸣般的啸叫、没有理由的大笑和语无伦次的话来打扰我们。
审理我这案子的是宪兵上校瓦西里耶夫。他尽力博取我的好感，跟我攀谈现存制度的祸根，说什么他心里是拥护进步的。他有时恭维我，有时用一个上了年纪的、并不愚蠢的犬儒主义者的讥讽来取笑我。他非常想弄清楚，究竟谁是《统一的党的两年》一文的作者，会不会很快又出现新的分裂，列宁的立场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回答得非常简短：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文件，我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他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题目——关于高尔基、关于青年的作用、关于俄国的未来；他对我说：“我有一个跟您同岁的儿子，是个糊涂虫，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不论是跳舞、姑娘还是酒。可是跟您谈话却很愉快，您是一个独特的青年，而且博学多识。”有一次，在审讯的时候，他高声读着阿霞给我的信，这封信是在我被捕的时候给他们搜去的。我大为愤慨，叫嚷着说，这跟审讯无关，我绝不能容忍别人的侮辱。他非常满意，称我为“热血青年”，请我喝茶吃点心，可是我拒绝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个自称是我的表姐的姑娘来找他，要求和我见面。“我问她，您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她甚至连父名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吸收这种蠢货参加你们的组织呢?我没有逮捕她。您当然猜得出我所说的是谁吧?雅科夫列娃·阿霞。”我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与案子毫无关系。
上校对我说了谎。阿霞来找他请求接见之后不久，就对她家进行了搜查；不幸的是，我从狱中寄出的信还放在她桌上，尚未启封——她没有来得及看信，也没来得及销毁它。4月8日，由于追究到学生组织一案，阿霞被捕了，两周之后，交了200卢布保证金才获释放。
当然，我憎恨瓦西里耶夫上校，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小说里的狡猾的侦察员——我以前总以为所有的宪兵都是愚蠢的、不学无术的粗人。
宪兵署坐落在库德林广场上。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乘坐马车；旁边坐着一个宪兵。我贪婪地打量着行人——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熟人?……街上走着工人、阔少、中学女生、军人。屋前花圃里丁香盛开。一个熟人也没有……
在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因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学生组织一案而依法律126条第1款受审的有爱伦堡、奥斯科尔科夫、奈马克、利沃娃、伊文松、索科洛夫和雅科夫列娃。除此而外，依照法律第102条第1款我还将以参加军事组织的罪名受审。瓦西里耶夫笑着对我解释说：“您个人将被判处六年苦役，但由于尚未成年，可以减刑三分之一。然后——终身迁居外地。不论您打哪儿溜进来，我都能认出您来……”
某些犯人利用苏谢夫斯克监狱当局的疏忽大意，组织了一次越狱；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四个人逃了出去。我第一次看见狱吏脸上阴云密布。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即刻以“越狱同谋犯”的罪名被分头押解到不同的地方。
巴斯曼区的狱吏一看见我，就厉声喝道：“脱裤子!”开始了人身搜查。我从天堂落到地狱。一记有力的耳光使我马上认识了新的制度。在巴斯曼狱中，我们曾宣布绝食，要求转到别的监狱去。还记得，我曾要求一位同志往面包上吐唾沫——因为我怕我克制不住，会去掐下一块……
我后来被转押到布特尔斯克监狱的单人囚室；对我来说，这是惩罚——问题自然在于年龄；如果现在让我在苏谢夫斯克的公共狱房和单人囚室之间做个选择的话，那我决不会有一分一秒的迟疑；可是在17岁的年纪上，独自消磨时光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不许接见、不许通信、不许读书呢。
我曾试着敲叩墙壁，但是毫无回应。他们也不让我出去放风。夏日的强光侵入小窗。便桶散着臭气。我开始大声朗读诗篇——狱卒威吓着要把我押进禁闭囚房。我要了张纸，给暗探局写了一个申请，说“监禁在莫斯科解送犯监狱中的伊利亚·爱伦堡”不愿再过铁窗生活：“请求立刻将我释放。如果你们希望在审判前将我折磨死或是使我发狂，那么应当事先对我说明。”我现在抄着这几行字，不禁觉得好笑，但在我写申请的当时，却丝毫不觉得荒唐。这份申请后来也编号归档了。
狱医发现我患了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有许多事他并不知道：我仍在思索着党的各项工作、思索着如何为了党的工作而利用合作组织、考虑应该怎么推动古容工厂的某些工人；我默写了一封《答普列汉诺夫书》。我还想到，阿霞通过了考试，要进高等女子学院——我们的生活旅程未必能结合在一起了。我在狱中所想的不止于这些：我还开始考虑到生活，考虑到那些在自由的日子里未曾完全想通的大问题。一般说来，监狱是个好学校，只要没有鞭挞，没有拷问，只要你知道监禁你的是敌人，而志同道合者正满怀友情地怀念着你。
“带着东西!……”我原以为我又要被转押到别的监狱去了，可是他们递给我一纸公文：“签字吧。”他们在审讯前将我释放了，交给警察监视；我必须立刻离开莫斯科迁往基辅。
我一出狱门走到长臂街上，立刻愣住了。一切都能遗忘，这一刹那却永记在心上!一个在平静的时代、平静的国度里生长、学习、结婚、工作、患病、衰老的人，他可以度完自己的一生，而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大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那种自由。我跨出监狱的大门，立刻呆住了。马车夫、拉着手风琴的青年、小摊贩、奇奇金奶品店、萨沃斯季亚诺夫面包房、姑娘、狗、十条小胡同、一百个庭院。你可以一直向前走，也可以向右或向左……这时我才了解什么是自由，而且终生难忘。
(我始终没有领会普希金这几行诗：“人世间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和自由……”我曾屡次思索这些字句，但是不得要领：生活变了。1949年，我和萨·雅·马尔夏克同坐在大剧院的池座里；台上在做关于普希金的报告——这是个纪念会。后来我们拐进铁匠桥拐角的咖啡店。我问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除了平静和自由之外，普希金幻想得到什么幸福；马尔夏克一言未发。)
我久久地伫立在长臂街头，面带微笑；后来我朝奥斯托任卡的家中走去，经过受难周广场的时候，我向普希金的铜像致意，我沿着绿意葱茏的大街走去，脸上一直带着笑意。
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字体 [大 中 小] 到基辅以后不久，我又被送走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不准我在基辅、沃伦、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等省居住。我得到一张前往波尔塔瓦的通行证，因为我的舅舅，一位自由派的律师住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城市相当可爱，这儿有幽静的街道、绿色的庭园、白色的小屋；但是“警察的公开监视”也会毒害田园式的波尔塔瓦省的生活。当然，舅舅殷勤周到地接待了我，但是我也明白，我在他家逗留的时间越短，他也就更加安心。所以我开始寻找住处；我不得不事先告诉房东，说我是受警察监视的人。但只要我说出这件事，就必定遭到拒绝——有的人态度粗暴，有的面带歉意，提出许多困难来婉言谢绝。最后，我才碰到一个专门缝制男服的裁缝布拉韦，他跟妻子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我拿出书籍、笔记，准备长期定居在波尔塔瓦。我自然盼望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我手头保存着一个工人的地址——是在基辅时得到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从城市的这端走到那端，希望能够证实没有密探盯梢。
1908年11月11日，波尔塔瓦宪兵署长官涅斯捷罗夫上校写道：“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今作如下汇报：十月份被列入监视范围的有下列诸人”——下面是名单，其中有“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大学生”。遗憾的是，他的报告我过了半个世纪才有缘看到，不然的话，他把我错认为是大学生这件事一定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尊心。
20世纪初波尔塔瓦明信片。
我在波尔塔瓦的生活细节，已经很难追忆，所以只得再次向警务档案求援：“通过侦探情报，我们得到了被监视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的信件副本。1908年9月21日发自波尔塔瓦，寄给基辅的西玛。‘敬爱的同志!现向您报告有关波尔塔瓦组织的现状的若干情报。此地还存在两三个小组，但是软弱无力。一般来说，情况相当凄惨。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代表会议，至少是可笑的……他们因为我是“布尔什维克”，很久不许我参加活动，而现在我还处于“特殊地位”。迫切恳求您给我寄几十本《南方无产者》来，同时请告诉我，您那儿有什么新闻。’”
我不记得西玛了，但是我还记得，波尔塔瓦有一个孟什维克组织，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何况又是非常年轻而激进，所以把那位留着契诃夫式胡子的瘦弱可爱的孟什维克吓了一跳，他老是说：“不能这样，不能什么都答应，真的不行……”不过我还是想到办法同在机车库工作的三个布尔什维克接上了关系，而且写了两份传单。
每周我应该到段里去两次，但是“公开的监视”并不止于此：警察常来找我，黎明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敲打我的窗户。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看见我的床上坐着一个戴长耳风帽的警察；他责备地说了一声：“您老不在家。”然后拿起桌上的一本笔记簿——库诺·菲舍尔的《哲学史》的摘要——又用绳子把我的书整整齐齐地捆起来，拿走了。
后来，布拉韦裁缝呜咽着请求我搬家，段里对他说，如果他不把我撵走的话，他就会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于是那种有伤自尊的寻找寓所的差事又开始了。在第三天或是第四天，我找到一间舒适的房间，主人以哈哈大笑来回答我的警告：“我自己也是受监视的……”他同情社会革命党人，每到夜晚，我们就争论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我们的辩论被警察的例行访问所打断。
舅舅建议我到省法院去看看——他正在替一个被诬为盗贼的可怜人辩护。于是我就开始每天出席审讯——在我看来，这些审讯比小说还有趣味。我知道人们过着贫困的生活，我记得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棚舍，我看见过小客栈、夜间营业的茶馆、醉汉、残忍而又愚昧的人们，我也见识过监狱。但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法院里，人们的心灵却展现在我眼前。为什么一个沉静、谦逊的农妇会凶残地杀害自己的邻居?为什么老头子会害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继女?为什么人们相信满脸麻子的丑巫师?为什么他们充满了愚昧、偏见，充满一些狂暴的、他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激情?虽然我在那以前已经知道有“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在波尔塔瓦，我才第一次严肃地思索着“上层建筑”的畸形和牢固性。以前我总觉得，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改变——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行了。听到了被告的口供、证人的证词，我才明白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契诃夫的小说。
我在波尔塔瓦一共只住了一个半月。警察局局长把我叫了去，通知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问我：“您打算到哪儿去呢?”我顺口说出了在我脑中闪现出来的头一个城市的名字：斯摩棱斯克。
我不知道，我给斯摩棱斯克当局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前，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科学研究员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寄给我一份查询结果的说明。原来涅斯捷罗夫上校通知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同事葛罗米柯将军：“前大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于11月10日声称同意迁居斯摩棱斯克城，波尔塔瓦警察局局长已发给他通行证。”与此同时，涅斯捷罗夫上校还提醒葛罗米柯将军说：“该爱伦堡居住波尔塔瓦期间，已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某些人物建立了联系。”11月24日斯摩棱斯克宪兵署长官下令立刻把我到达斯摩棱斯克的消息通知他。他们长期地搜寻我。
我从波尔塔瓦来到了基辅，在基辅逗留了一周，并没有去登记户口。每晚都得更换一个寄宿处。有一次，我在傍晚找到了预定的地址，按过电铃，敲过门，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开门。也许，我当时把地址写错了，我不知道。我只得漫步在比比科夫大街上。天气很冷，飘着湿漉漉的雪花。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姑娘，脚上还穿着单鞋。她招呼我说：“咱们走吧?”我拒绝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又重逢了；她明白我无家可归，便把我领到她温暖的房间——“暖和暖和吧”——她给了我一盒香烟(我并不吸烟，但从不拒绝别人给我香烟)，自己却又上街去寻找顾主。
(在妓女当中有不少女人尚未耗尽自己的温情。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利尼摄制《卡比里亚之夜》就是出于这种体会。我看过他最近的一部影片《甜蜜的生活》，这是一部非常冷酷的片子，看来这部影片里唯一具有温暖的人性的地方便是那位罗马妓女，她善意地接待了一对富有的、失去常态的恋人。)
在莫斯科等待我的也是同样的困难。我既不能回家，又不知何处能容我栖身。只得去访求那些与地下工作没有关系的、所谓“同情者”的熟人。我的一个中学老同学看见我来了，吓得魂飞魄散，说什么他要参加毕业考试了，我会毁掉他的一生，他愿意付给我一笔钱，然后把我推到过道里。我曾在一个助产妇家里过夜；她吓得一夜没能阖眼，而且也不让我睡，因为她时刻觉得有人上楼来了，她一边哭着，一边急急忙忙地咽着 木颉草酊镇静剂。不久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寄宿了。我只好在街头过夜。我边走边想：这是我不远千里而来的故乡，我的家园，可是却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愚蠢的想法，只有年轻人才觉得这些想法是对的。
以后的行径更加愚蠢：我竟跑到宪兵署去声明，我宁愿再进监牢，而不能忍受这种“公开的监视”。瓦西里耶夫上校把我嘲笑了半天，然后才说：“您的父亲递了申请书，要求准许您出国短期疗养。”我以为上校又在跟我开玩笑，可是他把那张法律语言称之为“变更强制措施”的公文拿给我看。公文上说，警察的监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为保证准时出庭受审”起见，我父亲应该为我交出五百卢布作为保证金。(科拉·伊文松——400，奈马克——300，雅科夫列娃——200，奥斯科尔科夫——100。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价钱，根据的又是什么。)
一年半以后——1910年5月31日，起诉书才分送给被告。我当时寓居巴黎，正在写描述中世纪骑士的诗。我得到官方的通知，说我的出国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允许被告出国，即越出法律所及的有效范围”。他们对我父亲宣称，他所交纳的保证金将“依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拨作修建囚禁地的用项”。
(高等法院于1911年9月审理了学生组织一案；有关已潜逃在外的爱伦堡和奈马克的部分案件特予保留，直到把逃犯逮捕归案后再作审理。法院审判的只是那些并没有搜寻出任何罪证的人。辩护律师不无根据地指出，主犯业已潜逃。奥斯科尔科夫判处8个月监禁，其余的人无罪释放。)
我并不愿意出国：我梦寐以求的一切都在俄国。我找到一位同志，他说：“您去吧。您应该提高一下政治修养。列宁目前不在日内瓦，而是在巴黎。您到巴黎去吧，您可以到那儿去找萨夫琴科、柳德米拉……”
我决定在巴黎先住上一年，然后再秘密地回俄国。“我只去巴黎。”我对双亲说。母亲哭了：她希望我去德国留学；巴黎有许多诱惑、能把人毁掉的女人，小伙子在那儿会误入歧途……
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只更为沉重的皮箱走了：我把心爱的书籍放进了皮箱。身上穿戴着厚呢大衣、皮帽和皮靴。
1908年12月7日，葛罗米柯将军通知波尔塔瓦的涅斯捷罗夫上校说：“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至今未到斯摩棱斯克。”就在这同一天，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从三等车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困惑地打量着巴黎近郊的绿草和小屋。
初识巴黎字体 [大 中 小] 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里的那一天，我走出北站，来到肮脏而热闹的广场上。那送来了海的气息的和风使我惊讶；我感到欢欣和激动。我把行李寄放在存物处，顿时觉得轻松和自由。的确，我的衣着相当古怪，但谁也没有注意我，从跨进这个城市的最初一刻起，我便懂得了，一个人可以在这儿无声无息地度过许多岁月——谁也不会对你感兴趣。
我信步走进酒吧间。紫红脸膛的马车夫们戴着大礼帽，站在柜台旁边；他们喝着一些深红色和绿色的神秘饮料。我不由得想起莫斯科的马车夫，心中顿时感到辛酸——这些人是决不会讲什么燕麦的……我要了一杯咖啡。老板娘问了我些什么，我没有听懂。(我本来满以为自己能操法语——因为在中学学过，此外还请私人教过；此刻我才领悟到，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拉辛悲剧里的几百个词汇罢了，而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词汇我却一无所知。)侍者给我端来一高脚杯黑咖啡和一小杯烈性甘蔗酒。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喝了。
我知道俄国侨民的住所离拉丁区不远，便向一个警察问路。他让我去乘公共马车：巴黎原来也有和我们那种铁轨马车一样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没有轨道，而且是上下两层的。我登上车顶座位，挨着车夫坐下；他握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他不时地打着盹儿；嘴里叼着一个快要熄灭的烟头，烟头不住地在颤抖；他一醒来，就哼上几句歌；因为他时睡时醒，所以我终于听懂了这支曲子的头几句歌词：“茨冈的心——是火山……”他大概快到60岁了。但我觉得他并不是老，而是跟巴黎的浅灰房屋一样显得古色古香。
左：巴黎北站明信片。
右：20世纪初巴黎铁轨马车明信片。
路途遥远，要从城市的这一端走向那一端。我们横穿大林荫道；那时候大林荫道还是市中心。我突然领悟到，巴黎不仅风俗不同，而且历法也不一样：今天是12月20日，圣诞节快到了，所以到处都是广告——礼物、节日的晚餐。大林荫道上全是货亭：有些货亭里卖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是我所不懂的玩意儿——轮盘赌。
街角上站立着手执乐谱的歌手；他们唱着忧郁的曲子；看热闹的人围成一圈跟着唱。人行道上堆着床、餐具橱、衣柜——这是木器店。总之，所有的货物全放在街上——肉、干酪、橙子、帽子、皮鞋、锅。公共厕所多得使我吃惊；厕所墙上还写着“精美可口的明纽牌巧克力”，下面画着穿红裤子的兵士。风相当冷，但路上行人并不匆忙：他们不急于到哪儿去，只是在街头溜达。
咖啡店全有凉台，许多凉台都有冒着黑烟的烤炉；一些年高德劭的老人围着烤炉闲坐。我真想给阿霞、姊妹们、娜佳·利沃娃写封信，告诉她们，巴黎人在街头取暖。她们决不会相信!……
在谢巴斯托波尔大街上，我瞧见蒸汽电车，它凄恻地鸣着汽笛。马车夫们高声喊叫，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作响。这里没有拉散座的四轮马车，马车夫们赶的都是轿式马车，跟莫斯科的省长大人坐的一模一样。我看见一对情人坐在马车里接吻；我不愿打扰他们，便急忙扭过头去。有时一辆辆不用马拉的轿车横贯街道——这是小汽车；它们呜呜地吼叫着，马匹惊惶失措地退避一旁。
我递给售票员一枚银币；他用牙咬咬，试试真假，看见我很惊讶，便愉快地微微一笑。我从没有见过街上有那么许多人。这时我觉得莫斯科像童年一般可爱而恬静。
报童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新闻日报》!《祖国日报》!”我以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也许是德国宣战了?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向斯托雷平扔了炸弹?当然，个人的恐怖行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总还是令人愉快的……报童跳上开动着的公共马车。我买了一份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幅我不熟悉的人的照片。我把标题研究了好半天，最后才弄明白，原来这个人杀死了自己的情妇，把尸体放在一口大箱子里，作为慢件寄往南锡。
巴黎贝尔福雄狮旁边的咖啡馆明信片。
我不知道到拉丁区去该在哪儿下车，最后只得向车夫打听。他笑着说：“下车吧。”这是登菲尔—洛歇洛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纪念碑：一只怒气冲冲的狮子瞪着我；我读了基座上的碑文，才知道这是为纪念抵抗普鲁士人、保卫贝尔福而建立的纪念碑。我满心欢喜地想到，我就要瞻仰公社社员墙了。在莫斯科我曾邀请弗·彼·波将金来为大学生和中学生做了一次报告；他讲得很精彩，并且用这样的话作结束：“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永垂不朽!”在我想象中，路上的行人跟无裤党，跟贝尔福的雄狮般英勇的保卫者们，跟我从利萨加雷的小册子上所读到的公社社员们融为一体了。(无裤党是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的贫民；利萨加雷,1838—1901，法国新闻记者，著有《巴黎公社史》)
但是必须找个住处……旅馆多得不可胜数；我挑了一家招牌最小的，大概这里的价钱会便宜些。女主人给了我一个上面滴满烛油的铜烛台，一把大钥匙，一块小得像餐巾似的手巾。我把护照递给她，她回答说她对这不感兴趣。房间里有一张非常高大的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石头地板。我把窗子当作阳台的门，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阳台；我发现所有房子的窗户全是这样的——落地的窗子。房间里根本没有桌子，真怪，连布拉韦裁缝的那个小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房间里很冷。我问女主人能不能烧壁炉。她回答说，这非常贵，答应到了晚上在我床上放块热砖。(到了第二天，我还是下了破产的决心，服务员给我送来一袋煤。我不会生壁炉——煤又是石炭；我放上了报纸、劈柴，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烧尽了，可是该死的煤还是点不着；我的脸抹得漆黑，不得不仍然睡在冰冷的房间里。)
独自坐在屋子里是愚蠢的。我把找寻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事推到第二天，便径自到巴黎街头漫步。男人们戴着圆顶礼帽，女人们戴的是插着羽毛的大帽子。恋人们在咖啡馆的凉台上毫无顾忌地亲吻；我现在连头也不回了。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大学生们沿着马路徜徉，阻碍交通，可是谁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起初以为是游行，然而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消遣而已。街上卖着热栗子。疏疏落落地下起小雨来了。卢森堡公园里，小草已现嫩绿。这是在十二月啊!……我穿着棉大衣感到非常热。(皮靴和皮帽，我留在旅馆里了。)到处闪耀着五光十色的广告。我一直觉得恍若置身剧院。
我在巴黎住了很久；形形色色的事件、人物、片言只语，全都在我的记忆里混成一团；但是那初到巴黎的头一天的印象，却深深留在我心中：这个城市使我颇为惊异。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它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莫斯科变得无法辨认，而巴黎的风貌却依然如故。我现在到巴黎的时候，总感到一股难言的悒郁——城市依稀当年，而我却变了；在我青年时代走过的那些街道上，我已感到步履维艰。当然，出租马车、公共马车、蒸汽电车早已绝迹；但霓虹灯比往日更为鲜艳明亮；备有红丝绒沙发或是皮制沙发的咖啡店已经不多；公共厕所也大为减少，它们已隐身地下。但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人们依然生活在户外，恋人们愿意在哪里接吻就在那里接吻，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们。古老的房屋没有改变——对它们的年纪来说，多半个世纪简直算不得什么。
当然，世界变了——因而巴黎人也应该思考一下过去丝毫未曾料到的许多东西：原子弹、快速生产法、共产主义。但是即使有许多新思想，他们也终归是巴黎人，我深信，如果现在有一个十八岁的苏联青年到了巴黎，他也会像1908年的我一样，摊开双手说：“这简直是剧院……”
第二天，我到拉丁区去。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我一直注意地倾听着过路行人的谈话：只要听到有人说俄语，马上就去问他，此地的侨民图书馆在哪儿；我大概在那儿能打听到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地址。我整整找了半天。图书馆坐落在郭伯廉大街上一座肮脏的庭院深处。我登上螺旋梯，走进这所酷似长长的贮藏室的房屋。屋里排列着不少书架，有俄文报纸，我和图书馆管理员米龙(因格贝尔)同志认识了。他是一个孟什维克，这使我感到不快；但是不久以后我就明白了，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希望读者不要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他对我长篇大论地说着，应该怎样爱护书籍，我向他保证决不折角，也不做任何记号。(他一直在说刻薄话——说什么某些布尔什维克就是爱在图书馆的书籍上乱涂乱写。)这是一位近视、安详、善良的人。他每晚都是布罗克街上一家小啤酒店的座上客，在那里，他一边吃着热灌肠，一边编纂着外国出版物的目录。他并不知道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住在哪儿，但他说，一会儿就会有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个人来。果然，两小时以后，我就坐在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寓所里了。她们有两个小房间，有一个设有煤气的厨房；房间里铺着行军床。所有的布置都令人想起科济希地方的大学生宿舍。只有煤气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萨夫琴科是个热心的女人，三十左右(当时我觉得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她立刻对我表示关切，说住在旅馆里费用太贵，说明天她跟我一同去找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并不难——大门口挂着黄色招贴的就是。今夜她们要带我去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会议——列宁要出席……
我们吃了午饭，我坐立不安，不时地瞧瞧表——千万别迟到!当然，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还对我谈了一些巴黎的怪事。但是，既然我到这儿来，那只有一个目的——看见列宁。
列宁要我去找他字体 [大 中 小] 布尔什维克们在奥尔良大街的一个咖啡店里集会，此地离贝尔福的雄狮不远。二楼上有一间不算很大的会议厅；按照巴黎的习惯，可以免费借用这间屋子——主顾们只需付咖啡和啤酒的费用就行了。我们是头一批到的。我问萨夫琴科，我应该要什么饮料；她回答说：“石榴糖浆，我们全都喝石榴糖浆……”果然，侍者送给大家的全是那种甜得腻人的红糖浆，还往里面加了些矿泉水。只有列宁要了一小杯啤酒。(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侍者们大为惊讶：这些人是革命家，却偏喝石榴糖浆!……法国人总是把糖浆掺在过分苦的烈酒里喝；而星期天，当主顾们把全家大小都带到咖啡馆里来的时候，老板就免费招待小孩子们喝石榴糖浆。)
出席会议的共约30个人，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服装，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我有些地方没有听懂……柳德米拉当场就对我说，我的举止是愚蠢的。会议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跟前：“您是从莫斯科来的?……”我告诉他，我在莫斯科组织里一直工作到一月，后来被捕了，曾试图在波尔塔瓦接上关系，在那儿到处寻找同志们。列宁对我说，要我去找他。
我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一条小街(现在我才搞清楚，那是博尼埃大街)上遍寻那幢屋子。我在门口站了很久——不敢贸然按铃；不久以前的那股莽撞劲儿已毫无影踪。出来开门的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列宁正在工作，他坐着，思索着什么，面前放着一张长长的纸，微微地眯缝着眼睛。
我对他谈到学生组织的瓦解，谈到《统一的党的两年》那篇文章，谈到波尔塔瓦的情况。他注意地倾听着，脸上有时泛出隐约的微笑；我觉得，他猜到我还是个孩子，这个念头搅乱了我的思路。我说，我还记得分送报纸的地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记下了这些地址。我想走了，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挽留了我；他开始问：青年们的情绪怎样，他们最爱读哪些作家的作品，《知识》丛刊流传得是否广泛，我在莫斯科看过科尔沙剧院和艺术剧院的哪些戏。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却坐在一张凳子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该吃饭了；我觉得我坐得过久，决定告辞，可是他们留住我，请我吃饭。这里的井井有条使我颇为惊讶：书籍都放在书架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书桌上有条不紊——一点也不像我的莫斯科同志们的房间，也不像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住的寓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几次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他直接从那里来……知道青年人的心愿……”
他的头使我惊讶。十五年后，当我看见躺在灵柩里的列宁时，我又追忆起当时的印象。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副令人惊叹的颅骨：它使人想到的不是解剖学，而是建筑学。
〔列宁逝世多年以后，我读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谈到列宁阅读我的处女作的情形。列宁高兴地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蓬头鬼伊利亚（爱伦堡的绰号）。他写得不错。”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去的时候正是1909年年初；我竟没有料到，在他逝世前不久——1922或1923年，当他阅读我的作品《胡利奥·胡列尼托》的时候，我又跟他作了思想上的交谈。〕
左：弗·伊·列宁的画像，尼·阿列特曼画。
右：蓬头鬼伊利亚（爱伦堡绰号）在巴黎。
我好几次听到列宁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激昂慷慨，一点也不过分讲究辞令；“P”和“л”的发音稍有些不清楚；有时微微一笑。他的发言很像螺旋线：由于怕别人没听懂他的话，他经常又回到刚刚说过的问题上去，但从不重复，而是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某些后来模仿他的说话方式的人忘记了螺旋线既像圆圈却又不像圆圈——螺旋线是一直向前的。)
列宁密切地注视着法国的政治生活，研究它的历史，它的经济，他熟悉巴黎工人的生活。他不仅能讲法语，还能用这种语言写文章。
1909年5月，我参加了在公社社员墙附近举行的示威。队伍的前列是公社的参加者；他们的人数还很多，精神饱满地向前行进。在我的眼中，他们已是年迈的老人了；我每逢想到公社，就仿佛翻开了古代史的一页——要知道，这已是38年前的事了啊!在公社社员墙旁我看见了列宁；他站在一群布尔什维克中间，瞧着那堵墙壁——似乎公社社员要从石头里走出来了。
我在圣热涅维约夫图书馆，在蒙苏里公园的椅子上，在老太婆和孩子们中间看见过列宁，还在歌唱家蒙泰居斯演唱革命歌曲的盖泰街工人剧院观众席上看见过列宁。
在和轻视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激烈论战时，自然，我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一切作用的。几年前，我深深地思索过恩格斯书信中的这么一句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自己难辞其咎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那些被他们否认的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能有充分时间、地点和机会也给予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列宁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我去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看门的女人严厉地对我说：“把脚擦干净。”难道她能知道，她的房客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奥尔良大街咖啡馆的侍者们又能知道，八年以后，全世界都在谈论着那位要一小杯啤酒的先生?难道到图书馆去借书的人们又能猜想到，那个仔细地摘录着书中的数字、姓氏的人将会变更历史的进程?难道他们会猜想到，将有数以万计的作者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来写各种有关他的作品?而且，难道我，一个当时怀着景仰之心注视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能够想象到：人类新纪元的诞生会和我眼前的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上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崇拜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赛·多布罗韦因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后，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怀着也许是天真的自豪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的。唔-唔——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从高尔基的回忆录里摘下这么一长段引文，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不，不是这个代词，应该说，它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1）字体 [大 中 小] 我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侨民——“左倾”的和右倾的，有钱的和贫穷的，自信的和茫然的；我见过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有些侨民缅怀以往，有些侨民瞩望未来。但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侨民之间却有一些共同点：对他们被迫流落的异乡抱有反感，非常想念祖国，要求生活在同胞们的亲密圈子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纠纷。
1905年革命后，老布尔什维克沙波瓦洛夫侨居国外；他说他的同志们对比利时的风俗非常反感：“见它的鬼，这个比利时跟它所夸耀的自由!……这里晚上十点以后，你竟不敢在自己房间里穿皮靴走路、唱歌和叫喊。”许久以前，赫尔岑在描写伦敦的侨民生活时曾说，“饭店在星期天一律歇业，这种‘奴隶制’是法国人不能容忍的”。
成熟了的植物很难移植，它们会生病，常常会死亡。我们现在实行冬季移植：当树木昏睡的时候把它挖掘出来。春天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复苏。好办法，特别是因为树木没有记性……
我记得居住在巴黎的米盖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时期的侨民；他坐在“洛东达”咖啡馆里，用纸剪一些龙和牛；后来几个西班牙人在他的桌旁坐了下来，于是乌纳穆诺对他们说，在法国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就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愁容骑士。(他自己就像堂吉珂德。)我还记得在伦敦因为雾和伪善而喘不过气来的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因受不了流亡生活而自杀了。让-里沙尔·布洛克(1884—1947，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极力不流露自己的苦闷，可是当他谈到法国的时候，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就变得更加忧郁了；在“民族”饭店的一个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蓝色的纸——早就抽完了的法国香烟的包装纸。巴勃罗·聂鲁达坐在布拉格旅馆的房间里，高大的个儿，一动也不动，就像古代阿兹台克人的一尊神像；但是只要一跟他谈起太平洋沿岸的贝壳，他就神采焕发了；他愤怒地谈到智利的一个独裁者所干的勾当——愤怒的同时又带着温柔：不管怎样，独裁者总是智利人。1946年我在巴黎的时候，曾去看过病入膏肓、伛腰偻背的阿·米·列米佐夫。他孤苦伶仃，在贫困与痛苦中生活着。他为什么侨居国外呢?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他说他常常梦见俄国，梦见老朋友和大学时代的彼得堡。房间里挂着俄国的图画，俄国的小兽，当然还有俄国的鬼怪。
我在1932年曾对白俄做过这样的描写：“他们周围的生活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住在巴黎，就像住在豪华旅馆里的一间阁楼上。他们忘记了俄语，可是也没有学会法语。在一家小小的俄国剧院里看《瓦纽申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流泪了。他们常哼哼韦尔京斯基的歌曲。他们常去参加各种‘同乡’的晚会。他们甚至不能丢掉旧历，而要在1月13日迎接新年。我在一所俄国人的住宅里还看见过用煤气炉烧水的茶炊。”
革命前的侨民生活和后来白俄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革命后跑到巴黎去的俄国流亡者都居住在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帕西街、奥泰街；而革命的侨民却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在郭伯廉、伊塔利、蒙鲁日等工人区。白俄开了几个饭馆，如“贵族之阁”或“三马车”；有的人当老板，有的人端菜送饭，有的人跳着列兹金卡舞和喀马林舞供法国人娱乐。而侨居国外的革命者却去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争论，召回派和列宁的支持者在争论。各式各样的人就有各式各样的生活……
我谈到所有被迫居住国外的人们共有的某些感情，只是为了说明我在1909年1月终于租下了登菲尔-洛歇洛大街上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买了一盏酒精灯、一把茶壶，并且明白了我在这个城市将要长期居住下去时的心情。当然，巴黎使我神往，但我却恼我自己：有什么可使我神往呢!……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一小块泥土也不带地把我移植过来，我生病了。旅行者可以欣赏他没见到过的自然景色、异乡的风土人情，他原是为了观光而来的；可是侨民却情愿转过身去。我烦恼时心里想，这里没有春天。难道法国人能够懂得冰怎样流动，双层的窗框怎样拆除，初春的一些花儿怎样穿透冰层生长出来?在巴黎，冬天的草也是绿的。根本就没有冬天，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扎恰季耶夫胡同里的雪堆，想起了娜佳和她说话时唇边的雾气，以及她放在暖手筒里的手的暖气。我的上帝，法国的花真多啊!芬芳的紫藤爬满了墙壁，每一个庭前花圃里都有娇艳欲滴的玫瑰。但是一看见默顿或克拉马尔的小草地我就感叹起来：花都到哪儿去了?我像背诵祈祷词一样反复念道：母亲和后母，伊万和马利亚，金梅草，狮子的嘴巴……
我觉得法国人过分讲究礼貌、虚伪、谨慎。在这里谁也不会心血来潮地对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倾诉衷肠，谁也不会在晚上顺便到别人家去玩玩；大家都喝酒，但谁也不会因为苦闷整个星期地喝酒，谁也不会喝掉最后一件衬衫。大概，谁也不会上吊……
维塔利·约尔金上吊了。据说他为大宗债务所逼，把别人的诗冒充作自己的；他常对我说，在巴黎他觉得“厌烦”。我常去塔马拉·纳多尔斯卡娅那里，她是一个瘦瘦的姑娘，有一双梦游症患者的眼睛。我们谈论俄国、谈论强烈的感情、谈论生活的目的。她住在顶楼上；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得见这座庞大的、陌生的城市。她一再地说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从窗子跳楼自杀了。还在莫斯科我就认识了丹娘·拉舍夫斯卡娅，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瓦夏的姐姐；她蹲过监狱，跑到巴黎来进了医学系，嫁给了一个漂亮的罗马尼亚人，后来服毒自杀了。她的母亲从莫斯科赶来参加葬仪；好不容易说服了牧师，把蜡烛给了大家，助祭唱道：“受尽了苦难……”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2）字体 [大 中 小] 有时候我出去听报告——人们把这叫“学术报告”。我们聚集在舒阿吉大街上的一个大厅里；大厅很像一个板棚；冬天得生火取暖。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介绍过雕刻家罗丹，亚·米·柯仑泰在这里揭露过资产阶级的道德。有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冲进来，一场争吵就开始了。
(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励我，对我说一个革命者也可以爱诗。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对我来说是一座桥梁——他把我的少年时代和新的理想联系起来了。在关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如“学识渊博”，“具有多方面的修养”。但使我惊奇的倒是另一方面：他不是诗人，他醉心于政治活动，但对艺术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好。他似乎总是喜欢捕捉那些常从许多人耳边溜过的捉摸不定的声浪。后来我间或遇见他的时候曾打算和他辩论：他的议论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他一点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十月革命指派他担任了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他无疑是一个善良的牧师。“我曾经几十次地表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公平地对待艺术生活中的各种流派。至于形式的问题——人民委员和政权的所有代表人物的爱好是不必考虑的。让一切艺术工作者和艺术团体自由发展，不允许
一种派别以既有的光荣传统或风靡一时的成功排斥别的派别。”可惜各种从事艺术、爱好艺术的人们很少记起这段至理名言。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驻马德里的大使。他一到巴黎就病倒了。我到旅馆去看他，他明白死期已近，并谈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想把话题岔开，但他却平静地回答说：“死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死得有价值……”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艺术也可以教导人们怎样去死……”)
我的钱很少，我觉得花钱上馆子去吃午饭不上算：我可以在小酒馆的白铁柜台旁边喝一杯牛奶咖啡，吃五个三角形的小面包。但有时我还是跑到俄国饭馆去：不是饥饿，而是怀乡病驱使着我。我记得两个小饭馆：格拉西叶尔街上的社会革命党饭馆(它之所以被称为社会革命党饭馆，是因为“维索茨基”茶叶商行老板的一些亲属们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为赈济侨民捐过款)和帕斯卡尔街上的无党派饭馆。两个饭馆里价钱都很便宜、很脏、没有味道而且很挤。服务员对厨师喊道：“一份红甜菜汤外加炸肉饼带稀饭。”一个红头发的女社会革命党员歇斯底里地再三表示，如果不给她战斗任务她就要自杀。布尔什维克格里沙非常愤怒：他经过“达尔库尔”咖啡馆的时候，看见马尔托夫也在那里——瞧机会主义者腐化到什么地步!……
有时候举行舞会；收入用来在俄国进行宣传。请来了法国演员；小卖部的生意非常兴隆；许多人很快就喝醉了，怪腔怪调地合唱起来：“像叛徒的行径，像暴君的良心，秋天的夜晚漆黑一团……”在这里旧账都一笔勾销：侨居国外仿佛置身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大家都在拥挤和委屈中生活。
还在监狱里我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去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报名做旁听生。我觉得课讲得很平淡，内容贫乏，但还是把一切都工整地记录在练习簿里。不久我发现，从书本里得到的要比听讲得到的多得多；于是又开始了埋头读书的年代。
书是我从屠格涅夫图书馆借来的。这个图书馆的命运很悲惨。1875年巴黎举行过一个“文学音乐晨会”，参加的人有屠格涅夫、格列布·乌斯片斯基、波林娜·维亚尔多和诗人库罗奇金。伊·谢·屠格涅夫发请帖的时候说：“收入将用作为穷苦学生开办俄国阅览室的基金。”作家捐献了一批书给图书馆，有些书里还有他的亲笔批注。两代革命的侨民使用了“屠格涅夫图书馆”的藏书并增添了一些珍本。革命后图书馆还在；只是读者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有一些俄国侨民作家把自己的文献交给屠格涅夫图书馆保管。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被公认为俄国通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罗森堡把屠格涅夫图书馆搬到德国去了。1945年，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一位陌生的军官带来一封我在1913年寄给采特林(诗人阿马里)的信。这位军官说他在德国的某车站看见了一些被打开的箱子：俄文书籍、手稿和信件撒了一地；他拾了几封高尔基的信，偶然在一张烧毁了的小纸片上发现了我签的字，于是就决定带给我。这就是屠格涅夫图书馆的下场。
我有时也到郭伯廉大街党的图书馆去看看——那里能碰到熟人。晦暗的板棚里尽是蜘蛛网、报纸和揉皱了的帽子，人们在这里长久地争论着，也不管米龙已经生气了：“同志们，这里是图书馆!……”有时从彼得堡或莫斯科来了新人；大家就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消息是不愉快的：俄国的反动势力增强了；暗探局活动很厉害——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关于阿泽夫大家谈论得很多。当然，我从来没有赞同过社会革命党人；但却受过浪漫主义行为——卡利亚耶夫、萨佐诺夫——的迷惑，后来忽然弄明白了，一个可恶的胖家伙(指阿泽夫,1869—1918，他是沙皇政府的暗探和社会革命党的首脑之一；卡利亚耶夫和萨佐诺夫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既决定着革命者的命运，也决定着沙皇的大臣们的命运……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3）字体 [大 中 小] 在党的会议上继续着永无休止的辩论。不久前我在谢·戈普涅尔的回忆录里读到这么一段，据说，列宁曾说侨民们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人们在那里争辩着，其实他们都早已选定了自己的立场。我对自己很生气：为什么在莫斯科的时候辩论总是吸引着我，而在这里，虽然有这么多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但我却坐在一旁发愁?我不大去参加会议了。
我试着去参加了一次法国社会党人的群众大会。饶勒斯发表了演说；他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听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问题在于演说者的口才)。他说，劳动、兄弟般的团结、人道主义比统治阶级的贪欲更强；接着他挥动着双手，愤怒地解开了浆硬的衣领。大厅里酷热难耐。饶勒斯讲话之后，儿童合唱团演唱了一支歌，它描写一个看不见日出的结核病青年的苦恼。后来一个汗流满面的胖女人唱了几段讲她遗忘在部长办公室里的紧身衣的淫秽的讽刺歌。大伙开心地笑了一阵。乐队登台了；人们急忙挪开板凳，舞会就开始了。一个十八岁的俄国青年没参加跳舞，他在巴黎古老的街道上忧郁地徘徊着、思考着：人道主义、无产阶级——可是忽然飞来一件紧身衣!……
我喜欢巴黎，但不知该怎样对待它。我去看了一个展览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对于绘画是一窍不通的；在莫斯科我住的房间里，墙上挂了几张美术明信片，有《多么辽阔!》，还有《死人岛》。我认为绘画都应该有复杂的题材，而这里的画家画的尽是一座房子、一棵树，甚至更糟的是——画些苹果。
左：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中：20世纪初巴黎的屠格涅夫图书馆。
右：饶勒斯演说画像，沙利·列昂德勒画。
著名的演员穆内-絮利在法国喜剧院里扮演俄狄浦斯王。我只承认艺术剧院：我觉得舞台上的一切都应该和生活中的一样。穆内-絮利一动不动地站着，后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像受伤的狮子一般吼道：“啊!我们的生活多么黑暗!……”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位大演员，但当时我却不懂这是什么艺术，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坐在楼座上，旁边都是真正的戏剧爱好者，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揍了一顿，赶到街上去了。
每夜我都往莫斯科写几封长信；收到的回信却很简短：我退出了舞台，变成外人了。稍后，当我自命为诗人的时候，曾经用小学生一般苍白无力的诗句倾诉过自己的感情：
我多么怀念俄国的冬天，
我觉得那初雪，
和雪橇的飞奔，
永远完美无比!……
祖国的春天多么快乐，
多雾的天空飘着云朵，
还有那水势上涨、
冲破枷锁的大河!……
阿尔巴特、多罗戈米洛沃这些字眼
包含着这么多亲切可爱的内容……
谈到俄国的时候，我说：
倘若什么时候我再次看到
两棵松树和“韦尔日博洛沃”站牌，
看到阴暗、温和的春日，
融化的冰雪和农村的痛苦……
我就会明白，在你面前我多么微不足道，
这几年来我把自己都遗失了……
诗写得不好，我不好意思把这些诗句再抄写下来，但它们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几年的心情。
我回想起1949年曾有人把我叫做“世界主义者”。确实，很难找到比我更好的靶子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我在巴黎住了很久——既出于必要，也出于自愿。当时许多人很喜欢谈论“没有护照的流浪汉”，户籍证几乎是决定性的。置身异邦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特别强烈；而且你还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许多东西。海涅在巴黎创作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屠格涅夫也在那里写了《父与子》；果戈理在罗马写了《死魂灵》；丘特切夫在慕尼黑描写俄国；罗曼·罗兰在瑞士描写法国；易卜生在德国描写挪威；斯特林堡在巴黎描写瑞典；《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不胜枚举……
我还记得有人曾在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爱伦堡应该明白，他吃的是俄国面包，而不是巴黎的板栗……在巴黎，当我手头吃紧的时候，我确曾在大街上一个满身烟味的奥弗涅人那里买过热板栗；总共只花了两个苏，板栗就温暖了麻木的手并虚假地填饱了肚子。我吃着板栗却想着俄国——但不是想它的白面包……
与诗结缘（1）字体 [大 中 小] 我出乎自己的意料开始写诗了：我仍旧去听政治性的学术报告，并在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听课。
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促进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丽莎。她是从彼得堡来的，在巴黎大学学医。丽莎酷爱诗歌；她常给我读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的诗。当娜佳·利沃娃说勃洛克是一位大诗人的时候，我奚落过她。对丽莎我却不敢反驳。从她那儿回家的路上，我低声吟咏着诗句：“快乐的风平息了，灰蒙蒙的夜降临大地……”为什么风是快乐的呢?我自己也不能解释，但我觉得风的确是快乐的。我开始到“屠格涅夫图书馆”去借阅当代诗人的诗集，我忽然懂得了，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我正有千言万语必须告诉丽莎……
我日以继夜地写第一首诗；原来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法语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我写的是俄文诗，却仍然时刻感到我的词汇是多么少啊!最后我终于决定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我怕受到严厉的判决，便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丽莎是一个严格的批评家，她说我的朋友不会写诗，写的诗都是模仿别人的，一首模仿巴尔蒙特，另一首模仿莱蒙托夫，第三首模仿纳德松；总而言之，我的朋友还得多加努力……
我把写好的诗全部撕毁，决定此后再不写诗了——我要当一个革命家，也可能当一名新闻记者，或者选择另一个职业，诗歌同我无缘。下个决心倒很容易，但要履行这个决定我却办不到。我突然感到，诗已在我的身上生根，想撵也撵不走了，于是我又继续写诗。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又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她说：“你的朋友有进步……”我们谈起了别的事，不料她似乎无意中突然说道：“你要知道，你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原来她一下子就识破了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