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一部分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爱伦堡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字体 [大 中 小]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间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间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变迁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
这种记述的不一致，有时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时却与那习以为常的健忘有关。契诃夫死后才10年，那些熟悉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
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我厌恶把真实的往事和虚构搅和在一起；何况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回忆已成为各式各样臆测的素材。我将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年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所以这只是绘制肖像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想法来叙述。
我从不写日记。过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没能把朋友们的书柬保存下来——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候，我不得不焚烧了几百封信；后来毁掉的信也比保存下来的多。1936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成年人读的书》；它跟我的其他小说不同，其中有几章具有回忆录性质。我将从这本旧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节，我认为发表得过早了些，因为它们谈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还未成为历史财富的事件；我将尽力不做任何有意识的歪曲——忘却小说家的手艺。
石头总是冷的，按其本质来说，与人体是不同的，可是自远古时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岗岩甚至是金属——青铜——来表现人。只有在他们眼前浮现了美丽的构思时，他们才采用木头，虽然木头更接近于肉体。石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更难于雕琢，而且它能长期保存。在各种博物馆里，竖立着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许多精美绝伦，但却都是冰冷的。不过有的时候，雕像在参观博物馆的人们眼中变得温暖起来，充满生机了。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
难忘的1891年字体 [大 中 小]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29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旱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1943年从列宁格勒由“冰道”运到莫斯科一车厢1891年的老牌“圣爱米里昂”酒。酒业公司要求阿·尼·托尔斯泰和我检验一下抢救出来的酒的质地。结果发现瓶子里满盛着微微发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传说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过了四五十年也会消失)。
1891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当时统治俄国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高居大不列颠王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清楚地记得塞瓦斯托波尔的被围、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数度任首相)的演说以及对印度的镇压。那时在维也纳顺利执政的是弗兰茨-约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纪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纪的正剧和闹剧的主人公——俾斯麦、加利费将军、沙皇俄国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纳季耶夫、麦克-马洪元帅、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而知名于我们大学生中间的福格特尚在人间。当时恩格斯也还活着。巴斯德和谢切诺夫、莫泊桑和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威尔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诺贝尔和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女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写过一些诗歌和长篇小说)都还在工作。1891年兰波和冈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现在想象一下1891年的话，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几百年的时光。当时巴黎还没有灯光广告，也没有汽车。人们还把莫斯科叫做“大村庄”。在德国，迷恋菩提树和舒伯特的浪漫派，还在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而美洲却是那样的遥远。
当时约里奥-居里、费密(1901—1954，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艾吕雅都还没有诞生。希特勒才两岁，世界上一片升平气象：没有任何人挑动战争；意大利只不过在端详着埃塞俄比亚，法国在准备攫取马达加斯加。报刊议论着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显然，法俄同盟是针对三国同盟的；爱好议论深奥政治问题的人说，“欧洲的均势拯救了世界”。
俄国仍处于停滞状态。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有点放心了。不错，5月1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游行。不错，列宁在萨马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些琐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吗?当法国军舰来访，军乐队奏起《马赛曲》的时候，他毫不介意地举手行礼。他洋洋自得地说：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铺成，不久火车就能由伊尔库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鲜的。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工人区，警察开枪射击五一游行队伍。报上写道：“公社社员不祥的影子复活了。”
在德国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义联盟”。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生存空间、德国的使命、日后的远征，未来的党卫军分子的父辈们叫嚷着“万岁”。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写道，必将取得胜利的不是富尔米的刽子手，而是工人们、国际主义者和人权保卫者。
不，1891年并不是那么遥远：当年种下的祸殃，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每一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凡是诞生在最平静的1891年——是年俄国闹饥荒，而法国的美味葡萄酒则大丰收——的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许多革命、许多战争、十月革命、地球卫星、凡尔登、斯大林格勒、奥斯威辛、广岛、爱因斯坦、毕加索、卓别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我来到了人间，就在这一天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由彼得堡寄给他妹妹的信上写道：“我被一种极不明确、我不理解的浓重的恶意气氛所包围。他们飨我以午餐，对我唱一些俗气的颂歌，而同时却准备一口吞了我。为了什么?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举枪自杀的话，那将会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大为满意。他们是如何浅薄地表达着自己浅薄的感情啊!布列宁用小品文咒骂我，虽然无论什么报纸都不容许咒骂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宁正是这样来议论契诃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们忘记了正视他们周围的生活，一味随波逐流……”安东·帕夫洛维奇是1891年1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决斗》的。我经常重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决斗》读了一遍。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为边远地区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着他回彼得堡时的情景：“火车里的乘客在谈着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处都能感到活跃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论是法俄亲善还是贸易发展，我不读《决斗》也都知道。我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拉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迷惘到绝望地步的人：“他已经把自己那颗昏暗的星星从天空中推了下来；它掉下去，它的踪迹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它再也不会回到天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绝不会来第二回。要是他能够挽回过去的岁月，他一定要用真理代替谎言，用工作代替懒惰，用快乐代替烦闷……”一个有着真实的知识，而心地却极不真实的人冯·科连，揭露了自暴自弃的拉耶夫斯基。“他既然改不过来，那就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他不能为害……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消灭这种人才对。真应当这样……我并不坚持采用死刑。如果这样做证明是有害的，那就想别的法子也行。要是不能消灭拉耶夫斯基，那么为何不孤立他，使他失去个性，打发他去参加社会工作……如果他骄傲，打算反抗，那就给他套上镣铐!……我们应当亲自关心如何消灭腐化的、没出息的人才对；要不然，拉耶夫斯基这类人繁殖起来，文明就要灭亡。”而拉耶夫斯基这个可怜虫，却对这位进化和自然淘汰论的无情的拥护者抱着这种看法：“他的理想也是专制的。如果普通人为群众的福利工作，那么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他们的邻人——我，你，一句话，人。在冯·科连看来，人是狗仔，是废物，太渺小了，不配做他的生活目的。他工作也好，去探险也好，在那边送了命也好，并不是出于对他邻人的爱，而是出于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如人类啦、未来的子孙啦、理想的人种啦……那么人种又是什么呢?幻想、海市蜃楼……专制暴君素来是幻想家。”
在小说的结尾，拉耶夫斯基，也可以说还有契诃夫本人，眺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思忖着：“海浪把船抛回来了，它进两步，退一步，可是桨手们很倔强，他们不停地划桨，不怕高浪。船一步步地往前走。现在，船看不见了，再过半个钟头，桨手们就会看见轮船上的灯光。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可以靠拢轮船的梯子了。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也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会促使他们不断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达到真理吧。”
我已经说过，契诃夫是在1891年1月开始写《决斗》的。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思想、希望、怀疑跟我还没有降生时就已激动着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一切是有联系的。我生平遇见过许多冯·科连，我经常迷失方向、犯错误，而且和拉耶夫斯基一样，哀悼过那颗被从天上推下来的昏暗的星星，而且也和那个拉耶夫斯基一样，赞叹着跟惊涛骇浪搏斗的桨手们。现在，远方的大陆已成为近郊。月亮也不那么遥远了。但是过去并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力量，如果人在一生中几乎像更换衣服似的无数次蜕掉自己的皮，然而心却是无法更换的——心还是那一颗。
童年和少年（1）字体 [大 中 小] 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生活在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有时却不得不对爷爷负责。
也未必能依据孙子们的行为来判断爷爷的是非。前几年，我在《世界报》上读到过一篇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和曾孙们的文章；他们大约有80个，散居在全世界：一个是美国军官，另一个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三个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经理人。
诗人费特，即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申欣，除了写过不少好诗而外，还在卡特科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他揭发虚无主义者和犹太人，说这些人是邪恶的始因。费特的外甥普津告诉我，诗人在去世前不久，从一封信——自己亡母的遗嘱——中得知，他的父亲是汉堡的犹太人。有人告诉我，仿佛费特曾留有遗言，要求把这封信和他葬在一起，大概他想对后代人掩盖有关自己那棵苹果树的真实情况。革命以后，有人开棺找到了这封信。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种氛围内，那儿主宰一切的是打后脑勺、脚踢、吃拳头、挨耳光等等，但是，说老实话，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使我养成用拳头打人的嗜好。我从没有打过人。”屠格涅夫把自己的女儿彼拉格雅改名为波林娜，并把她嫁给了玻璃厂厂主加斯通·布留艾尔，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麻烦事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到了酬劳，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会幸福的。”(随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就动笔写《烟》，其中表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痛苦。)
我现在怀着热爱回忆起我的双亲；但是，回首过去，我不禁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
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我母亲珍视许多传统的东西：她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敬畏上帝，不敢直呼其名，他们也敬畏那些只有收到丰盛的祭品才不会索取带血的供物的“神灵”。她时刻不忘上天的最后审判日，也不忘人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的父亲属于力图脱离犹太区的第一代俄国犹太人。祖父因为他进了俄罗斯学校而诅咒他。不过，祖父的脾气一般说来是很暴躁的，所有的儿女都被他一一诅咒过；然而快到暮年时，他明白了时代是反对他的，于是和被诅咒的子女言归于好了。
如果说祖父是苹果树，那么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却飞向了各个不同的方向。我的一个伯伯发了大财；他叫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哈尔科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伊利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被监禁在卢基扬诺夫监狱，后来迁居巴黎，在那儿从事绘画，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被白军打死了。拉扎尔的弟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伊尔库茨克，是基辅巨贾布罗茨基某一企业的雇员。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轻佻的人，他盗用了布罗茨基的钱财，潜逃到美国，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挑衅多于求恕。布罗茨基勃然大怒，在许多报纸上登载了悬赏缉拿的告示。我当时正在巴黎，那些幻想借追捕在逃的爱伦堡而发一笔横财的人们，不止一次找上我的门来。有一次，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布罗茨基玩牌，赢了一笔大数目，他请求布罗茨基不再向自己伊尔库茨克的雇员提出任何要求，以此来顶替这笔赌债。叔伯们中最小的一位是列夫，他写诗，并有一个作巡回演出的马戏班。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继承者不是儿子，而是侄辈，倘若不把这种理论用于文学体裁，而是用于人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是走上了我叔叔列夫的道路。我还记得，他曾自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不算怪诞——《幻想和声音》；这本书里收集了他自己的诗和译自海涅的诗。当时我对诗歌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喜欢列夫叔叔，因为他不像个体面的亲戚。有一次他给我看几张半裸体姑娘的照片——他正在为马戏班挑选演员；我的母亲非常生气：怎么能让小娃娃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在哈尔科夫出现了“爱伦堡马戏班”的海报，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要马戏班立刻离开这个城市，不得不给了自己弟弟一笔赔偿金。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双亲由基辅迁居莫斯科。哈莫夫啤酒酿造厂名义上属于股分公司，实际上归基辅的布罗茨基所有，所以我的父亲谋得了这个厂的厂长职位。
这是1896年的事，到了1903年，布罗茨基决定赶走父亲。母亲噙着眼泪站在办公室紧闭着的门旁倾听，办公室内正开着理事会的年会，父亲坚持要求解除他的职务。我也在那里偷听，可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知道，他们要赶走父亲，现在事情很不妙，而且布罗茨基很固执，可是我突然听见父亲坚决地说，他再也不能在工厂里工作了。这是外交手腕的第一课……
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间或也有朋友来，我只记得一个——快活的工程师利哈乔夫。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里，我看见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的一本小书，上面的题词写着“给亲爱的格里·格里留念”。我觉得我父亲过着一种不愿让我知道的有趣的生活。他常到“猎人俱乐部”去，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很神秘：猎人啦、鹿群啦、猎犬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在俱乐部玩“文特”牌，于是我就怀疑父亲的生活是否真的有趣。我十岁上下的时候，他领我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我们坐在单间里，但我不时地跑出去看看大厅里的情况；那儿坐着的全是些普通人，正在大口嚼着肉饼。于是父亲的生活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
童年和少年（2）字体 [大 中 小] 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迷信的人；她受着肺病的折磨，衣服老是穿得很多，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照料姐妹们和我，用犹太文给许多亲戚写长信。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她一定持斋。母亲在她婆婆周年忌辰的早上燃点的蜡烛，大得使我害怕。卧室里总是弥漫着药味；经常有医生来。母亲要求他们也给我听听——我的肺弱，但是我总是躲起来，跑开了。有时，穿戴华丽的法米利安特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彼佳和米沙来看母亲；他们彬彬有礼地吃着点心，有时应大人的请求，朗读几段普希金的诗。我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可是母亲说：“你瞧，彼佳和米沙是好孩子。可是你呢?……”
我被宠坏了，看来，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成为少年犯。我九岁那年，母亲去埃姆斯易地治疗，把我和姐妹们送往基辅，交给她的父亲照管。
伊利亚·爱伦堡的外祖父德·阿列什金。
外公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蓄着一部银色的大胡子。他家里严格遵守一切教规。礼拜六应当休息，在这个休息日既不准大人抽烟，也不许孩子们恶作剧。(犹太人的礼拜六和英国清教徒的礼拜日一样，冷落凄清。)在外公家里，我老是感到无聊，于是我就尽可能地调皮捣蛋。这年夏天，我们住在博亚尔卡的别墅里。我使得所有的人都烦恼不堪；有一次他们决定要惩罚我，把我锁在堆煤的储藏室里。我脱得精光，在地上打滚。当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厨娘吓得大声尖叫：“哎哟，鬼来了!……”我决定报复，夜里拿了一瓶煤油，打算去烧别墅。
第二年夏天，母亲把我带到埃姆斯去了。在那里疗养的人也被我闹得神魂不安：我模仿老迈的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称他“大舌头”，因为他整天唠唠叨叨，口齿不清；我搅扰英国女人钓鱼——用小石头把鱼赶走；偷走德国人放在“老恺撒”纪念像旁的勿忘我花。疗养地当局要求我母亲离开，如果她没有能力管教我的话。
我进预备班和一年级的入学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我知道有“录取比例”，只有当我全考了五分的时候，才能被录取。算术题我全答对了，听写没有一个错误，蛮有感情地背诵了“深秋，白嘴鸦飞走了……”
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这是30年代初的事了——他的小儿子从刚考上的学校里回来以后，问父亲道：“犹太人是什么?”父亲答道：“我就是犹太人，妈妈是犹太女人。”这个回答是那样突然，小家伙居然不相信：“你们是犹太人?”我们当时却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八岁时我就清楚地知道，有犹太人居住区，居住权，录取比例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我小时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孩子们一起玩耍。父母有什么事要瞒着我的时候，他们彼此总是讲犹太话。我不向任何上帝祈祷——不论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俄罗斯人的上帝。对“犹太人”这个词，我是按照特殊的方式来领会的：我属于那类应该受人欺负的人；这使我感到不公平，而同时又很自然。我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他指责那些为了缓和自己的处境而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而我也自幼就明白不能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惭。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列夫叔叔说，耶稣就是犹太人；保姆薇拉·普拉托诺夫娜对我说，耶稣教导说：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给他。这些都不合我的口味。我头一次进中学的时候，一个预备班的学生便唱道：“犹太人坐在小铺里，我们把犹太佬放在大头针上。”我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脸就是一拳。不久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们班上一共有三个犹太人——泽利多维奇、楚克尔曼和我；我们从未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同学们只是羡慕我们，因为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可以在院子里玩……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我从未碰到过反犹太人的暴行。大概，在教员和我同学的父母当中，有人受到了种族偏见的感染，但是他们不肯暴露自己：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羞于承认自己有反犹主义思想，正如羞于承认得了脏病一样。我还记得关于基希尼奥夫市蹂躏犹太人暴行的议论——我当时才12岁；我只懂得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但我知道，这事应归罪于沙皇、省长、市长们；我知道，正派人全都反对专制；我也知道，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对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非常愤慨。我到基辅时听说，《基辅人报》在号召镇压，因为波多尔很不安定，存在着所谓的“该死的犹太人问题”。
这是个奇怪的时代：大量的丑行和大量的空想!一个无辜被判罪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命运，使欧洲的一些优秀人物大为激动……“如果你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你就无法在莫斯科生活。”父亲看着分数单上的二分，对我这么说。我笑了一下：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人世间的一切准会起大变化!我觉得，不论是《基辅人报》或是《莫斯科新闻》上的反犹太人的文章，都是中世纪暴行的最后回声；我当时万万不曾料到，如今在这本追述往昔生活的书中，我竟不得不对我在20世纪初就认为是注定要灭亡的遗毒的那个问题写下这么多痛苦的篇章。
童年和少年（3）字体 [大 中 小] 可是分数单上的二分深深惹恼了父亲。头两年我学习得还不错，后来我实在腻烦去解答那些关于蓄水池的算术题了。我偷偷地把家藏的古典作家的精装本选集拿出来，卖给沃尔洪卡的旧书商，用得来的钱在桌布胡同的“新发明”商店买了些使人打喷嚏的药面、令人发痒的粉末，或是一些会跳出橡皮制的耗子、蛇和小丑的小匣子——用这些东西来跟中学老师们调皮捣蛋。
没进预备班之前，我就能背诵《恶魔》。诗人的荣誉并不使我钦羡，我并不想成为莱蒙托夫，只一心一意想做个飞旋在哈莫夫工厂上空的恶魔；我自称“放逐的精灵”，自然，我并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不久以后，诗又使我厌烦了，我开始醉心于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我坐在显微镜旁边，用臭烘烘的粉末做实验，饲养青蛙、蜥蜴、北螈。有时这些爬虫爬得满屋子都是；有一次，不知打哪儿散发出一股臭气——原来是一只老北螈死在母亲衣橱下面了。
我听见人们对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英雄行为的议论之后，就给大胡子总统克留格尔(南非德兰士瓦的总统，布尔战争期间，领导布尔人抗击英军)写信，后来，我偷了母亲10个卢布，准备前往战区。可是夜里我就给抓住了，我也不愿回想这件倒霉的事。
日历年度的更换一向使人激动不安，何况改变的不是简单的年度，而是一个世纪。(实际上，19世纪比应有的时间更长——它始于1789年，而终于1914年。)人们议论着“世纪末”，猜测着将要到来的新世纪的面貌。我还记得迎接1901年的情况。一群化了装戴着假面的人来到我家。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中国衣服，我认出他是那位快活的工程师吉尔；我揪着他的辫子不放。他们装扮成欧洲不同国度的人，匈牙利人跳起恰尔达什民间舞，西班牙姑娘敲响跳舞用的响板，大家都围着中国人转——这年冬天北京有战事。大家“为新世纪”干杯；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什么人能猜测到这个世纪的情景，以及他们究竟为什么在莫斯科的雪堆中举杯痛饮。
我当时是第一中学两部制的二年级学生。还记得，我组织了一小队“义和团”——人们都这样称呼中国的起义者。我们用皮带搏斗，甚至还用皮带上的铜扣环打人，虽然按照君子协定是不准许这么做的：20世纪开始了。
我一点也不听话：我的顽劣行为已令人无法容忍了。父亲常不在家，母亲和姊妹们又全对付不了我；她们只得请看门人来帮忙，这个人跟我同名，也叫伊利亚，他常来替我们生炉子。有一次，我拿着小刀朝伊利亚扑了过去，于是他也怕起我来了。
可是居然出现了一个能制服我的人，这是法学系大学生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伊姆哈尼茨基。大家都感到惊讶：他从来不惩罚我，为什么我会听他的话?他们让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搬到我们家来。我在他跟前预备功课，当我答对了算题的时候，他就给我牛奶软糖——我最爱吃甜食。我常把糖纸扔在地上；他有时就问：“糖纸呢?”我看看地上，糖纸不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只是微微一笑。我从未对人提起过牛奶软糖的秘密。我惧怕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的眼睛；当他注视我的时候，我迅速地扭开脸去。我的父母认为，他是一位优秀教师。
夏天，我们住在索科利尼基的别墅里，我一个姐姐的女友，廖利娅·戈洛温斯卡娅常来拜访我们。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看上了她。当时谈论催眠术是一种时髦。这位大学生声称他会催眠术；他对廖利娅施用了催眠术，并对她说，她应该在三天后的夜里到别墅来找他。家里的人都很气愤。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却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东西放进皮箱，还说，他对我施用了催眠术，才使大家过了一年半的安生日子。
家里人把我带到雷巴科夫教授那儿去看病，因为有人对母亲说，我可能会永远失去毅力。几年以后，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看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我拔腿就跑。岁月荏苒。1917年，我自巴黎归国，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领事馆里看见一个矮胖子，他对我说：“认不出了吗?伊姆哈尼茨基。”我吃了一惊：他那双眼睛竟是最最平凡的，目光也相当呆滞。
可是我时常想起那些虚构的牛奶软糖。我认为，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迫使我去解决难题，并且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牛奶软糖来给我作报酬。只不过后来再也没有人给我喝那种苦咸的溴剂，再也没有人担心我会失去毅力。毅力，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感到负担的特性了。
童年和少年（4）字体 [大 中 小] 家里的生活使我感到无聊。客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克雷茨曼姊妹有一副惊人的花腔嗓子，说什么拉博里律师发表了一次替无罪的德雷福斯辩护的激烈演说，莫斯科开设了一家设有雅座的摩尔式建筑的饭店，有一位马丽勃兰施夫人从巴黎带来了新式女帽。他们还谈论苏德尔曼(1857—1928，德国作家)的喜剧的初次上演，通俗艺术剧院的开幕，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托尔斯泰的信，以及能为残酷的杀人犯开脱罪责的弄舌如簧的律师普列瓦科，他们还议论着嘲讽“城市父老”的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文，以及要人相信有什么“苍白的双足”的疯狂的颓废派。
在我看来，工厂的庭院远比客厅有趣，客厅里有挺立在木桶里的布满尘埃的棕榈，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复制品，画的是赴莫斯科求学的罗蒙诺索夫。但在庭院里我可以到马厩去玩，那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气息，而且我又谙熟每一匹马的癖性。我还可以在容量为四十维德罗的巨桶内藏身。厂里有一个车间专管检验酒瓶，工人们用一根金属棒敲击每一个瓶子，我觉得这种音乐远比客人中那些著名钢琴家有时款待我们的音乐动听得多。
工人们睡在闷热阴暗的棚舍里，许多人挤在一个长长的铺板上，盖着皮袄；他们喝的是发酸的坏啤酒，有时也玩玩牌，唱唱歌，说些下流话。他们里面识字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生硬地读着《莫斯科小报》上的重要新闻的标题。我还记得一种游戏：工人们把煤油浇在一只老鼠身上，这只火老鼠疼得到处乱跑。我看到了穷困、黑暗、可怕的生活，两个世界不协调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一面是臭气扑鼻的棚舍，另一面是那些聪明人畅谈花腔女高音的客厅。
谢肉节的时候，在离工厂不远的圣母广场上，举行了有各种演出的游园会。我还记得有个上了年纪的人，抹上一脸白粉，挤眉弄眼地做着怪相，大声嚷嚷着：“我是美国佬，会跳各种舞蹈!……”
我替工人们写信，信是寄回农村的，信里写的是有关伙食、疾病、婚礼和殡葬的事。
工厂有一堵墙与疯人院毗邻。我曾爬上这垛墙向另一面眺望：虚弱衰竭的人们穿着长罩衫，在堆满了破烂垃圾的窄小院落里蹒跚踱步；有时工作人员突然朝一个病人扑过去，那病人就拼命喊叫。
工厂里有一些专家——捷克酿酒师。工人们叫他们“德国人”——这是因为他们，譬如说，吃鸽子，而这件事是大家都看不惯的。酿酒师卡拉的儿子用劈柴的斧头砍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为他要送给莫斯科的一个交际花一串贵重的宝石项链，可是父母不给他钱。我还记得片言只语：“漂在血泊中……他想要五百卢布……爱得发了狂……”当然，大家都痛骂凶手，可是每逢我想起酿酒师的那个年轻孱弱的儿子，便不由得暗自思忖，成年人对生活也毫不理解。
工厂旁边是列·尼·托尔斯泰的家。我常看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织匠胡同、圣像胡同里散步。有人送给我一本《童年和少年》；我觉得这本书挺枯燥。后来我把连载《复活》的各期《田地》杂志从小贮藏室里搬了出来；母亲说：“你看这个还太早。”可是我一口气把这部小说读完了，心里想，托尔斯泰懂得全部真理。父亲让我抄写一份被书报检察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呼吁书；我很自豪，规规矩矩地用印刷体抄写了一遍。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有一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到工厂来了，要求父亲领他看看啤酒的酿造过程。他们走遍各个车间，我也寸步不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屈辱，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比我父亲矮一些。有人递给托尔斯泰一杯热啤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说“真香”，然后用手擦擦大胡子。他对父亲说，啤酒有助于禁戒伏特加的斗争。我后来把托尔斯泰的话想了很久，开始疑惑起来：也许，托尔斯泰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懂得吧?我一直深信，他要用真理来替代谎言，可他却说什么啤酒可以替代伏特加。(我只是从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伏特加的，他们谈起它的时候总是十分迷恋，可是他们给我喝啤酒，我不爱喝。)
有时工厂里骚动起来：人们说，好像大学生们要来见托尔斯泰。厂门紧闭，警卫森严。我悄悄地溜到外面，指望遇见那些神秘的大学生，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平日常有些大学生来拜访我的姐姐们，照我看来，这都是些冒牌大学生，因为他们安详地喝着茶，谈谈易卜生的戏剧，跳跳舞；而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把哥萨克从马上拉下来，然后把沙皇从宝座上推翻。
真正的大学生始终没有来。童年时代，我常常失眠；有一天我把墙上的挂钟拉了下来；它那响亮的滴答声真要我的命。我记忆中还残存着各式各样不眠之夜的形象：托尔斯泰用手擦擦大胡子，年轻的卡拉拿着劈柴的斧子，还有他的情人“拉克美”，疯子们，演艺场和围着我打转的满身是火的大老鼠。
童年时代的莫斯科（1）字体 [大 中 小] 一切都变了，可是变化最大的是莫斯科。每当我回想起我童年时代的街道，我觉得仿佛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铁轨马车也许是我眼前的一幅最令人纳闷的图画。(我还记得第一辆电车首次通行的情景——那是从萨维奥洛沃车站到受难周广场；我们呆若木鸡地站在技术的奇迹面前，电车的弓形滑接器上闪耀的电光使我们感到的震惊，并不亚于如今的人造地球卫星。)
我读书的那所中学在沃尔洪卡的救世基督教堂对面。从学校去织匠胡同，我有时搭乘铁轨马车。拉这种马车的都是驽马；快到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陡坡的地方，便有一个小男孩跳进马车；他拉着第二匹马，即辅马的缰绳，死命地大声喊叫催马前进。乘铁轨马车可以游遍花园区，这条路程很长。铁轨马车在错车站要停留一下；乘客们走出车厢，顺从地向前张望——看看对面来的车出现了没有。
我经常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步行。在一条胡同，好像是什塔特内胡同的拐角，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神像画匠画了一幅最后审判图：魔鬼熬煎着罪人。老太婆们诚惶诚恐地画着十字，而我却一心想当魔鬼。
现在，当我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看见一个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的妇人，手提网袋摇摇晃晃地走过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也许，她正是当年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快活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那些中学女生当中的一个吧，当时她们在我眼中，岂止是漂亮姑娘，简直就是女性的化身，仿佛她们就是弥洛斯岛的维纳斯，或是在20世纪初以美貌著称的女演员莉娜·卡瓦列里或奥特罗。
莫斯科的夏天绿意盎然，而冬季却是白雪皑皑。积雪满街，从不打扫，在谢肉节前便积成一个个大雪堆。雪橇无声地溜来滑去。5月，坑坑洼洼的狭窄的人行道上，铺满一层雪白的丁香落英：因为房屋前面就是花圃。教堂的圆顶，有的金光灿烂，有的翠蓝映目。一些奇怪的建筑昂然高耸——这是消防队的瞭望塔；塔顶的标球标示城市的哪一区发生了火灾。从拖曳救火车的各种马匹的不同毛色——枣红、白、乌黑——也能辨别城内各区。当气温降到列氏零下25度的时候，中学就要停课；一到傍晚，我总是去呵开窗上的冰花，瞧瞧外面的温度计——说不定天气会变得更冷呢；但是到了早上，瞭望塔上没有升起旗子——学校停课不停课也可以从瞭望塔上看出来。
夏天，斯摩棱斯克市场出售蔬菜、水果；西瓜堆积如山，切成一块块零卖。卖什么的都有，人人都漫天要价。现在是“莫斯科宾馆”所在地的当年的野味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小铺里选购活物。大鱼在鱼盆里游来游去。猎人们走过来踱过去，身上挂着一串串松鸡——他们在兜售自己的猎物。铁匠桥当时是优雅的莫斯科的中心；豪华商店的招牌上标着外国姓氏：经营特种手工艺的是意大利人阿方佐、达齐阿洛，经营时装的是英国人桑克斯，经营化妆品的是法国人，开眼镜铺的是德国人。郊区有许多“无权出售烈酒”的茶馆。现在是狄纳莫运动场的地方，从前是一些带有花园的小别墅：莫斯科很快就到了尽头。春天，在红场上总要举办复活节集市；那儿出售玩具“美洲客”和“姑妈的舌头”。在伊韦尔小教堂旁边跪着成群的妇女。
出现了电话；当时只有大公馆和大商行的事务处才装电话，而且使用起来相当复杂——要用摇把，讲完话还要摇回铃。也有了电灯，可是我很久还生活在冒黑烟的煤油灯的烟雾中。荷兰式炉灶的瓷砖闪闪放光。它的火力很强。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一幅幅抽象的绘画，塞在窗缝里的棉花变成了灰色；有时窗台上放上几个插着纸玫瑰的杯子。夏天，苍蝇嗡嗡。油漆地板闪闪放光。小狗的尖叫声间或划破寂静——当时长毛狮子狗和现在已经绝种的哈巴狗是最时髦的。五斗橱上放着摇头晃脑近乎痴呆的中国瓷人。漆绘着沙皇纹章的珐琅杯(尼古拉二世登基纪念杯)里插着皱纸做的红玫瑰。人们就着蜜饯喝茶，蜜饯品种繁多，有醋栗、草莓、石枣、海棠和黑醋栗。
我初次上剧院看的是《睡美人》。芭蕾舞女演员们扮成迷人的仙女屏息凝神地用足尖站着。占据包厢前座的是一群穿着缀有亮晃晃铜扣的制服的中学生和穿着褐色或蓝色的漂亮连衣裙的中学女生。坐在后面的则是面有倦容的成年人。父亲递给我一盒巧克力糖，上面有一片菠萝和一副银夹钳；我把银夹钳收起来了。衣着华丽的验票员在剧院的走廊里发愣。披着绒线围巾的侍女们保管着观众的皮大衣，那些大衣真像野兽；仿佛紧挨着大剧院的天鹅绒帷幕和青铜饰物就是西伯利亚森林，森林里满是水獭、浣熊、狐狸、貂。
在街上，剧院门前，等候着老爷太太的马车夫们打着盹儿。他们那穿着棉袄的前胸显得特别宽大，大胡子上遍染寒霜。马匹也在严寒里披上银装。有时，车夫们为了暖和暖和，便用那双冻僵了的手捶击自己穿着棉袄的胸脯。
出租马车的车夫们在胡同的拐角打盹儿；间或醒来，就扯着哑的嗓门招徕顾客：“老爷，我拉您去?……”他们为了“ 50戈比”嘟哝不休，讲了半天价钱之后，还追在顾客身后嚷嚷“加20戈比吧……”于是开始了横穿莫斯科的沉闷旅程。守门人躺在大门里面睡觉。教堂花园里的雪堆越积越大。一个醉汉突然叫喊起来，但是戴着长耳风帽的警士马上把他喝住。乘客、车夫、马、莫斯科，这一切仿佛都已进入梦乡
童年时代的莫斯科（2）字体 [大 中 小] 车夫们把乘客载往鲍洛托、特鲁巴，送到梅尔特维胡同，什塔特内胡同，送到尼科洛-佩斯科夫胡同，或是尼科洛-瓦洛宾斯基胡同，载往扎采帕、日沃杰尔卡、拉兹古梁。奇奇怪怪的名称，仿佛这些地方并不是一座大城市的街道，而是某些有封邑的公爵的世袭领地。
当马车自肉商大街穿过克里姆林，走向织匠胡同的时候，车夫和乘客都要在救主门旁摘下帽子。耳朵冻得生疼。然后车夫转向乘客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
莫斯科的马车夫们爱叨叨些什么呢?当然，谈到的东西很多：贫困、严寒、老爷们的开心事、自己的黑屋子，还谈到老婆病了，儿子被抓去当兵。契诃夫写过一个令人心碎的短篇——《苦恼》，其中描述了马车夫跟乘客的谈话。但是乘客们不听，只得不时地流露出一个词“燕麦”。自然，车夫们谈的是“燕麦”，他们的痛苦使得他们只好低声嘟囔：“加十戈比吧——燕麦涨价了。”无论他们是在抱怨，在叹息，还是在说下流话，从这所有的话语中，无论是温柔的，还是粗鲁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隐秘的字——“燕麦”——送到了乘客的耳边，这是从列福尔托沃到多洛戈米洛沃的漫长路途上的主调。
春天来了，人们卸下了窗户上第二层防寒框，于是莫斯科顿时令人难以容忍地喧闹起来：一辆辆轻便马车辘辘驶过。某些带有圆柱的私邸旁边的马路是用沥青铺的，车轮滚在上面，仿佛能分辨文武官员的品级似的，立刻压低喧响，悄声絮语地流露出无限敬意。
5月中旬，人们开始纷纷迁居别墅。街道上奔驰着一辆辆满载着餐具、软座凳子、梳妆台、茶炊的大车。厨娘捧着金丝鸟的笼子，狗在一旁奔跑。
别墅里有绳床、熄灭烛火用的铜盖子、煮果酱的铜盆和镶在花坛中央的闪光的玻璃球。成年人玩纸牌，饮用酸果蔓汁，看《俄罗斯言论报》。大学生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到“小场地”去——他们是这样称呼舞池的。孩子们等待卖冰淇淋的女人到来。有时全体出发到森林里去“欣赏大自然”，铺上单子，躺在草地上。清晨，小贩或是镀锡匠吆喝着：“老母鸡—童子鸡!”“黑醋栗!”“焊铁镀锡、补壶修锅!”星期天不少客人登门造访，他们吃着烤饼，谈谈乡村生活的美，然后酣睡一觉。
索科利尼基是一片森林；林边开辟了一个“圆座”——音乐会、戏剧便在这里演出。男中音歌手舍韦廖夫使小姐们神魂颠倒：“爱不爱你——我不知道……”当嗓子哑了的以往的名角接替舍韦廖夫上场的时候，大学生们便把激动不安的小姐们领进旁边的林荫小道，在那里才弄清楚，原来大家都十分明白，究竟谁爱上了谁。然后去睡觉。然后醒来。中学生们啃着拉丁文“乌特芬那列”，或是玩棒球戏；主妇们扇旺了茶炊的火，跟小贩们讨价还价，撇去果酱上面的一层粉红色的泡沫。
20世纪来了。德国已加紧备战，英国人跟法国人谈判缔结军事同盟，法国人是俄国的盟友，同时英国人又和准备进攻旅顺口的日本人结为同盟。在彼得堡和罗斯托夫，工人举行了罢工。列宁在布鲁塞尔和孟什维克展开了论争。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仍然是一片无法忍受的沉寂。在沃尔洪卡的旧书商那里，我读到了成年人当着我的面绝口不提的书籍，它们是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库普林的作品。
每天我都到图书馆去换书。一本书我往往一口气读完，因为我渴望理解生活。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旅行家，启蒙思想家)，儒勒·凡尔纳和屠格涅夫，狄更斯和《色彩画评论》，我看的书越多，对一切就越加怀疑。谎言把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我忽而想溜进印度的莽丛，忽而想对准特维尔大街上省长大人的官邸投掷炸弹，一会儿又想上吊自尽。
我也经常向母亲强索些钱上剧院去。艺术剧院上演契诃夫、易卜生、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的戏，科尔沙剧院演出《瓦纽申的孩子们》，小剧院演出《黑暗的势力》，登台献艺的是有名的萨多夫斯基家族。男低音歌手夏里亚宾歌声远扬。我记得，有一位客人说，马上就要有电影院了，那里要放映活动相片。
后来，我们集合在中学的大礼堂里，校长隆重地宣读圣谕：“朕，尼古拉二世，全俄国的至上君主……”对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中学里做完祈祷以后，经久不息地喊着“乌拉”，把嗓子都喊哑了，校方向我们宣布停课。事实上战争对我们说来还非常遥远，所以当我看见我的表兄沃洛佳·斯克洛夫斯基穿上军装——他从基辅开拔到满洲去——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
左：莫斯科的铁轨马车。
中：19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葬礼。
右：莫斯科的“公爵府”旅馆，现在前面的二层已经拆除了。
那年夏天，我跟母亲和姐妹们到了国外——又是在埃姆斯；我在那儿得了伤寒。但是，我还记得两件使我大为惊讶的大事：俄军溃败后旅顺口的被围和契诃夫的死。父亲在这一年丢掉了职业，因此也就失去了住宅。他住在沃尔洪卡的“公爵府”旅馆。我的拉丁文和数学得补考；新学年开始之前，家里人让我独自先回莫斯科。路过柏林时，我到母亲住过的茵尼卡夫人开设的家庭公寓去住。茵尼卡夫人家的四壁上挂着各种不同的格言绣片。我感到无聊，就在傍晚时分到腓特烈大街去，我想吃点心，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这原来是一家夜间营业的小酒店。堂倌们斜着眼睛看我，不过点心还是卖给了我，只是索价奇昂，害得我不得不打电报给母亲，求她再给我补充点回莫斯科的路费。
“公爵府”的房间狭小，里面有黑漆漆的壁龛，可是无拘无束的旅馆生活倒使我挺高兴。父亲一早就出门，说是去找工作。下课后，我就领同学们到旅馆来玩，向他们吹牛，说我一个人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我还叫侍者送来茶炊、甜面包、于是我们大家尽情欢乐。
(1920年冬，我曾住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宿舍里——就是过去的“公爵府”旅馆。在楼下还要出示通行证。值班员对着电话大声叫嚷：“喂，哪儿?……”“公爵府”仍和我童年时代一样令人神往。)
我们集合在“公爵府”的小房间里，并不仅仅是吃吃甜面包、开开心而已：这年秋天，政治第一次敲击我的生活之门。我开始阅读报纸。日本人打败了我国军队，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们明白，整个不幸在于专制制度。我一个同学的叔叔和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这位叔叔说，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必须解除哥萨克和警察的武装，然后宣布共和国的成立……
我读了《罪与罚》，索尼娅的遭遇使我痛苦。我又一次想到哈莫夫工厂的棚舍。得把一切都翻个过儿，一切的一切!……
诚然，在我面前还有别的诱惑，例如，中学女生穆夏；她能弹奏《无言歌》，后来我又在穿堂里吻了她。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全神贯注在行将发生某种重大而又神秘的事变的预感上了。不久前在柏林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迷恋奶油蛋糕的小娃娃；而在两三个月之后，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在我的处女作《胡利奥·胡列尼托及其门生历险记》里，有一个学生与我同名。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从未当过库里先生的妓院出纳，也没替罗马教皇运过机关枪。但是，名为伊利亚·爱伦堡的主人公，有时却也道出我真正的思想。小说里有一场争论：什么更高——是肯定，还是否定，胡列尼托的学生伊利亚·爱伦堡想起了《传道书》中的话：有扔石头的时候，也有堆石头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副面孔，而不是两副，他不会建设，他宁愿扔石头。
《胡列尼托》是我30岁时写的，可是我现在讲的却是13岁那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过《传道书》，只是焦灼地渴望扔更多的石头。童年时代结束了——1905年莅临人间。
中学时代（1）字体 [大 中 小] 在最近一次调查户口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调查员来找我，她惊讶地瞧瞧墙壁：毕加索使她大为恼火。
“难道您喜欢这个?”
“很喜欢。”
“可我不相信，您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您的好朋友。”
然后，我开始回答问题。
“文化程度?”
“中学没毕业。”
姑娘恼了：
“我是在认真地问您。”
“我也是认真地回答您。”
“您在取笑我，我读过您的著作……调查户口——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什么您不愿意认真地回答我?”
她委屈地走了。其实我对她说的是真话：1907年10月，当我还在读六年级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
许多人描写过中学，例如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魏列萨耶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卡维林。但我觉得，所有的中学都彼此相像。当然，我在学校里也学到点东西——不仅从某些教师那儿，也从某些同学那儿，但学到手的并不是很多：书籍和我在中学以外遇到的人们，却比学校好许多倍。
中学生们穿过胡同走进中学；宽敞的前厅里挂着几百件大衣。那儿经常是“希腊人”跟“波斯人”打架的地方，年纪小的学生们，彼此紧挤在墙根上“挤油渣”。我做预备班学生的时候，曾看见学生们揍一个小孩子，把大衣罩在他头上，齐心协力地揍了他一大顿，还一边唱着：“打小报告的人在涅瓦大街上拖着肚肠……”从那一天起，我就牢记在心，而且一生都憎恶打小报告的人，或是照成年人的说法——告密者。中学培养了我的同志爱；我们从不考虑，受责者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总是用异口同声的答复来掩护他：“我们大家!我们大家!”
(1938年，一个收留西班牙儿童的保育院的女教师对我发牢骚：“这些孩子真难对付，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原来，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打碎了一只高脚盘子，问他们是谁打碎的，他们回答：“我们大家。”我长久地向这位女教员解释，说恰恰相反，这里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我说了半天，可是没能说服她。)
每逢节庆，中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墙上悬挂着四位皇帝的肖像和一些刻有荣获奖章的学生的名字的大理石碑。当时的中学校长是捷克人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札；他指着石牌对我们说，第一中学曾培养出以后成为国民教育部部长的博戈列波夫。我们很少见到戈布札，叫人害怕的是学监科罗布金。
我总是怀着眷恋之情回想起中学的更衣室：这是我们的俱乐部。督学常出其不意地去瞧瞧四个低年级的更衣室，把藏在里面的懒学生轰出来，可是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更衣室得到了宪法保障，里面甚至允许吸烟。墙上涂满了猥亵的图画和打油诗：“你们快走开，黑夜尚未来……”在低年级的更衣室里，孩子们相互交换着钢笔头或邮票，留班生们(大家叫他们堪察加人)赌咒发誓说，他们能随意出入妓院。在高年级学生的更衣室里，大家谈论着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在雾中》，谈论着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揭露报导、颓废派、“奥蒙”剧院的歌女们和许多别的事。
不过，我在高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我的回忆主要是跟三、四年级有关。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飞快地跑进食堂；一个人仓促地念过祈祷文后，就开始了市场交易：用胡萝卜馅饼去换煎白菜肉卷，或是用肉丸子调换大米馅饼。我们把食堂服务员叫做“阿尔乔姆—拖鼻涕的火鸡”。
约有两年时间，赌博广为流行：学生们押五戈比的赌注，看哪一位教员先从休息室里走出来。两个“堪察加人”负责管理赌金。有些老师经常走在前面，不过很难靠他们赢到十戈比以上，我还记得，有人下了德国老师谢金格逊的赌注，结果赢了差不多两卢布，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可是这次却突然走在前面。(我曾在勃留索夫的回忆录中读到，早在1889年，克赖曼的中学里就有这种赌博。)
在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俄语和历史；我跟数学总是缺少缘分，而对拉丁文，不知为什么那样憎恨。语言课由爱好逗笑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任教；每逢他叫我上黑板答写的时候，总要说：“喂，骟马爱伦……”我当时并不知道骟马是什么意思，也就不感到生气。大约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由复述老师讲的课文转为自己做作文了，虽说我是个懒家伙，可是我偏偏爱上了作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是夸我，又是骂我：“在课堂上不听讲，只顾写自己的，你会由于这种谬论而被赶出校门的，那时你就只好去当鞋匠了。”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无法查考，当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什么骂我，我学生时代的作文里究竟有些什么违禁的地方。可是当我成为作家之后的连续50年中，批评家们总是一再重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不听教训，只顾写自己的……”
当我把填有坏分数的分数册带回家的时候，父亲骂我是二流子，说我总有一天会被学校赶出来，那么只有进克赖曼的中学了，这个学校是以收留被开除的学生著称的。后来，父亲已经不再用克赖曼这个名字来威胁我了，而是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样，简简单单地作出预言：“你只好去当鞋匠。”我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其中不愉快的居多，可是修理皮鞋的手艺，我却始终没有学过。
中学时代（2）字体 [大 中 小] 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爱希腊神话。后来，博物学教师科鲁伯，一个有见地的生气勃勃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没有冷淡下来，只不过到四年级的时候，使我感兴趣的已不是希腊女神，而是更为接近现代的过去。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谈到农民的解放不应该自上而下，而应从下面发动起来，于是校长就把父亲请了去。
三年级时，我当了手抄刊物《新光》的编辑。这个刊物是瞒着教员创办的，虽然刊物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议论自由的诗歌，和一些描写学校生活的短篇小说而已。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两座房子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阿尔谢尼耶娃的女子中学和“荣获圣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切尔科娃夫人贵族女子学院”。我升到四年级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于是就爱上了各种类型的中学女生，每天最后一堂课还没下课，我就溜走了，在大门口等着一个小姑娘，替她拿着整
齐地包在漆布里的书。我还熟悉其他的女子中学，例如坐落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阿尔费罗娃女子中学和基斯洛夫卡的布留霍年科女子中学。
中学对面的大教堂近旁，有一座绝妙的小花园，我们就在那儿散步，跟女学生们决定约会的时间，争风吃醋和装扮成一幅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的模样。
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撕下了帽徽上标志着我们中学的数字“Ⅰ”——当时所有“有觉悟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穿短上衣像穿制服上衣一样，套在斜领衬衫外面。我们尽量模仿大学生：漫不经心的衣着，玩世不恭的神情，指手画脚地议论读过的书籍。
某些中学生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蔑视纳德松和阿普赫金的诗，当时这些诗使小姑娘爱得入迷，而这些中学生竟使自己的对象吃惊地在纪念册上写着：“啊，是的，女人们，我来号召你们。”也有一些纨袴子弟、过早地过着放荡生活的公子哥儿、世纪初的“阿飞”，他们头戴硕大无比的天蓝色制帽，谈论赛马、歌女、舞会，吹嘘他们昨天在舞会上喝了法国甜酒，后来就……至于后来究竟怎么样，只有吹牛大王的密友才听得到。
在圆柱大厅里，我往往回忆起我第一次前去的情景。当时人们称它为“贵族俱乐部大厅”。我是去参加“为莫斯科第一中学贫苦学生募捐”的晚会的。一开头，夏里亚宾唱了《跳蚤之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说，夏里亚宾老唱《跳蚤之歌》，可我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因此异常兴奋地不断模仿着：“哈哈，跳蚤!”随后舞会开始了。我也试着学跳舞，我知道，有几十种最复杂的舞式：溜冰舞、西班牙舞、匈牙利舞、玛祖卡舞、蜜侬舞、沙康舞等等；但我总是搞乱了步法，而且最主要的是老踩舞伴的脚。我不想在“贵族俱乐部”里丢丑，便走上大厅上的敞廊。在那里，我突然看见级任教员的助手，我习惯地站了起来，高声向他问好。级任教员的助手正在向一位胖小姐大献殷勤，因此对我颇为生气。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同去邀请演员来参加慈善音乐会。我们去过著名女歌唱家涅日丹诺娃的家。我紧握着白手套，由于不善交际而窘困万状。我的同学们比我勇敢得多。
我们班上有一位“大社交家”——德鲁茨科伊公爵，他是跳舞能手，善于与姑娘们交谈。我在13岁的时候十分嫉妒他，可是一年以后就对他失去了兴趣。我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萌芽》，尽力用低音说话，而且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向声乐教员的女儿娜佳·佐里娜证明，爱情能鼓舞为自由献身的英雄。
在从学校到家这一段路途中，我所伴送的姑娘经常更换，因为在14岁的年纪上，我并没有受忠贞不渝的约束。有时我也邀请她们上奥斯托任卡的佩列温糖果店去，那儿的点心三戈比一块。在我眼中，这些女孩子都不是人间的生灵，可是她们的胃口却不坏，于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把制帽留给老板做抵押。
我们当时住在奥斯托任卡的萨维奥洛夫胡同。寓所相当宽敞，我独自一间房。我要求父母亲到我房间来的时候必须敲敲门。母亲听从了我的话，可是父亲却嘲笑我的鬼把戏。
我在奥斯托任卡的文具店里买了一些印有几乎是裸体的歌女照片的美术明信片：我虽然认为应该少想些女人，但是我仍不免过多地想到她们。我还记得著名美人娜塔莎·特鲁哈诺娃的照片，她使我爱得发狂。25年以后，我在巴黎认识了过去驻法国的武官，我国商务代表处的职员阿·阿·伊格纳季耶夫；恰巧他的妻子就是那个我在少年时代曾为之倾倒的娜塔莎。我把那张旧明信片的故事讲给她听，我的话使她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恋发生在不久以后——1907年的秋天，那时我已被中学赶出来了。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娜佳。她的哥哥谢尔盖·别洛博罗多夫是布尔什维克。娜佳的父亲正在读《莫斯科新闻》，他恶意地瞟了我一眼，因为在他看来，我是个革命者，又是犹太人，对天真无知的娜佳肯定没安好心。我很少去找她，通常我们只在街上，在扎恰季耶夫胡同见面。几乎每天我们都相互写着长长的情书，信里有对我们的关系所做的心理分析，有责备，有海誓山盟，这些情书既带醋意，又有激情，还含有哲学情调。我们当时只有16岁左右，所以很明显，双方都不仅仅是被对方所吸引，更重要的还是被那正在展开的生活的模糊预感吸引住了。
我回到中学。结识了几个高班生。从他们那儿，我初次听见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许多对我非常重要而且急剧地破坏了我的生活的东西。
暴风雨般的1905年来临了。大学的神学讲堂变成了集会场所。我常到那儿去。在教室里，工人们和学生们并排坐着。我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歌》。高等女校的学生散发传单。人们传递着大帽子，帽里放着“捐助武器”的字条。
我走在苔藓大街上。大学生的制帽突然像秋天落叶一般在空中飞舞起来。有人高叫了一声：“志愿者来啊!”所有的人都朝大学的院子奔去，开始筑起防御街垒。我们十个人一组，我用粉笔把组号写在制服大衣上。我们把石头搬上去，放在讲堂里：如果敌人冲进来的话，我们就把石头朝他们扔过去。我们烧起了篝火；吃着香肠三明治，一直唱到天明：“朋友们，要勇敢，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不要气馁!……”我当年还不满15岁，所以不难理解，我始终是朝气蓬勃的。
中学时代（3）字体 [大 中 小] 我还记得鲍曼的葬礼。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响起了阵阵枪声。我还记得戴着一只耳环、手执马鞭的哥萨克。我还记得12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鲜血映着白雪的日子。我帮助人们在库德林广场旁筑起街垒。我永不会忘却那个圣诞节——歌声、叫喊声和射击声消逝以后沉闷而可怕的寂静。普列斯尼亚已成为黑压压的一片废墟。谢苗诺夫军团的士兵的靴子践踏着白雪，白雪哀怨地发出沙沙声。度过圣诞节假期回到中学以后，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一切，想着自己的心事：必须找到地下组织——重大的战斗还在前面。
我在中学度过的这一年，仿佛不知道还有作业、听讲、分数的存在：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比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社会革命党是浪漫主义的：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恐怖手段，个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他们过于浪漫了，因为我想起了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们，于是我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倾向于不浪漫的浪漫主义。我已阅读过列宁的文章，了解孟什维克的温和中庸近似我的父亲。我经常默默重复一个词：“正义。”这是一个非常生硬的词，有时冷得像数九寒天的金属，但当时我觉得它热烈、可爱而亲切。
有一天，我跟父亲争执起来；原来，他也不听孟什维克的言论，他喜欢立宪民主党。我对他解释了好半天，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最要紧的是容忍。”对于一个头上有着一撮粗硬的额发、心中怀着抛掷掉那沉重死板的巨石的夙愿的15岁男孩子，是很难用容忍去打动的。“全或无!”——这是易卜生的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话，我把它当作座右铭记在自己的札记本上，虽然我一向藐视诗歌，但我仍不时重复阿·康·托尔斯泰的诗句：
要爱，就得不顾一切地爱，
要威胁，就得认真地威胁……
左：1902年的夏里亚宾。
中：娜塔莎·特鲁哈诺娃。
右：1905年莫斯科库德林广场的街垒。
1906年确定了我的命运。这是喧嚣而又艰苦的一年：革命的浪潮依然汹涌澎湃，但是落潮也开始了。有些人满怀忧伤，有些人带着欢乐，他们都说暴风雨已经过去；喀琅施塔得和斯韦亚堡的水兵起义只不过是惊雷的最后几声轰响。中学生平静下来，回到教科书前：再也没有大学里的集会、游行和街垒。这一年我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久便和中学永别了。
1958年，我的同窗瓦夏·克拉舍宁尼科夫医生找到了我。人到老年就会怀念那早已淡忘了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克拉舍宁尼科夫决定召集我们所有尚在人世、散居在莫斯科的同学们聚会一次。我们在“布拉格”饭店晚餐，五个现在称之为“年已迟暮”的公民，聚在一起追忆当年在学校里的恶作剧、教员和姑娘们。
饭店的大厅里渐渐拥挤起来；我背着大厅，所以看不见进来的人；突然我回过头去，吃了一惊——四周全是浓妆艳抹、披头散发的姑娘们和穿着格子上衣、烫着头发的小伙子，他们都是从前那些头戴天蓝制帽的中学生和“阔少派头”的大学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翩翩起舞，当乐声停止，大厅暂呈寂静的时候，只有坐在最边上的桌旁的五个老头儿尚在开怀畅谈。
我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要跟我们开这么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们竟在“阿飞”聚集的地方会面。这种人，真的，并不很多。而我们是世纪初最平凡的中学生，我们，正和所有偶然幸存的人们一样，而且并不像老头子般喃喃抱怨，而是怀着柔情和信任，在这个夜晚谈起我们时代的青年们。
“为什么你当时不喜欢瓦利亚·科兹林斯卡娅?”克拉舍宁尼科夫问我，“大家都爱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由于我当时倾心于娜佳·别洛博罗多娃，也许因为我专心致志于未来：那时有一个当了工人战斗队员的大学生德米特里来找我，他教给我和我的伙伴们使用手枪，这件事使母亲胆战心惊。
左：1905年10月20日鲍曼的葬礼。
中：娜佳·别洛博罗多娃。
右：1906年的伊利亚·爱伦堡。
15岁的地下工作者字体 [大 中 小] 过去的事早被遗忘；有些尚能追忆，有些已永远消逝。
在《文学遗产》的马雅可夫斯基专集里，我找到莫斯科暗探局局长冯·科登中校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专门谈到莫斯科中等学校里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情况。某些姓名使我想了好久，我想不起这指的是谁了；但是，暗探局局长的报告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冯·科登汇报说：
“布里利扬特、法伊迪什、爱伦堡和安娜·维德林娜起着突出的作用……党从学生层中获得了新的工作人员：法伊迪什——军事技术局委员；爱伦堡、索科洛夫、萨哈罗娃、布哈林和布里利扬特——区宣传员；罗克沙宁——莫斯科河南区的技术员，安东诺夫——城区的技术员。”
暗探局长把某些东西混淆了。就说我吧，起初我是在一般党的机构里，后来才和其他人一起搞学校工作。还是在1906年的时候，我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叶戈罗娃；她长着一头浅发，有一个向前突出的额头。起初我递送“文件”，后来在莫斯科河南区担任“组织者”。我最担心的是同志们会猜到我的年龄，那么一来他们就会说，不能把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一个
15岁的小孩子……
左：1907年的索科列尼科夫。
中：1907年的尼·布哈林。
右：1908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做党的工作的时候连15岁也不到；可见这是时代的风尚。)
还不到谈论冯·科登在报告中提到的全体同志的时候。我现在要谈谈“年长的”同学中的谢尼亚·奇列诺夫。他酷似驯良的小猫：一张宽脸，时常愁眉苦脸，情绪委靡，嘴角老挂着一丝冷笑。他给我们讲解外国资本的作用、英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落后，但是在严肃的学术报告之后，他马上兴高采烈地谈起颓废派、艺术剧院、安纳托尔·法朗士的讽刺小说来了。多年以后，我与他在巴黎重逢——他是苏联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奇怪的是他的变化居然很少；显然，他在18岁的年纪上就已经把棱角完全磨光刨平了。
侨居巴黎时，我们来往相当密切。他是一个既复杂又爱奢侈享乐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革命者。他看到了缺点，但仍然忠实于自己生死以赴的事业。大概在三世纪的知识渊博、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中间，也有一些像谢苗·鲍里索维奇·奇列诺夫(我们叫他艾斯别)这样的人——他们看出善良的牧羊人(指耶稣)的雕像较之于阿波罗还是颇不完善的，但他们仍然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挺身迎接拷打和死刑。我还记得我从莫斯科去巴黎时的情景；在边境车站涅戈列洛耶停着从巴黎开来的列车；艾斯别在餐车里慵懒地微笑着——他是被召回莫斯科去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年底……
在我看来，笨拙、近视、羞涩的男孩子瓦利亚·奈马克是谦逊和忠诚的典范。逮捕我的那个夜晚，他也被捕了，后来获得释放，不久又为另一案件而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潜逃国外。我曾到一个位于瑞士边界的法国小城莫尔托去找他。那时瓦利亚正在一家钟表厂里做工。1909年我已开始写诗；当时我正处于心灵上的分裂状态——时而幻想返回俄罗斯，献身于秘密工作，时而又在巴黎街头游荡，迷醉于这个城市，默默读着关于美妇人的诗篇(指勃洛克的诗)。可是瓦利亚依然如故，他参加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照管党的文件；夜深人静时，他怀着一种稳重的热情对我证明说，一两年后，俄国将爆发革命。他后来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直到临终仍保持着少年时代的热情和纯真。
左：谢·鲍·奇列诺夫。
右：1908年，瓦利亚·奈马克。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1）字体 [大 中 小] 利沃夫是邮政局的小职员，他住在肉商街上一座公家的寓所里；他希望他的女儿们能安分守己地嫁出去，可是女儿们却选择了地下工作。当娜佳·利沃娃被捕的时候，她还未满17岁，在审理前依法由她父亲保释。可是她回答宪兵上校说：“如果你们释放我，我还是要继续我的事业。”娜佳爱好诗歌，试着对我朗读勃洛克、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的诗篇。但是我怕所有使人分裂的东西：我爱好艺术，因此也憎恨它。我讥讽娜佳的爱好，我说诗歌是胡说八道，“必须控制自己”。尽管她热爱诗歌，但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地下组织交给她的一切任务。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非常谦逊，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光滑地向后梳着。姐姐玛鲁夏对她颇为尊敬。娜佳在伊莉莎白中学学习，16岁升入八年级，中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了金质奖章。我常想：这个人的性格多么坚强!……
我们是在1908年末分手的(我在去国外之前见过她)。两年以后她开始写诗。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瓦·雅·勃留索夫的。1911年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献了一首诗给娜·利沃娃；他写道：
我要亲切地递给你
我那浸透树脂的火炬，
它一度被闪电点燃，
烈焰在迎风搏斗中腾起。
翌年二月，娜佳写道：“对我反正一样，对我反正一样。如今比不定何时更多……欢迎你，我的失败。”
1913年秋，出版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娜·利沃娃的《古老的童话》，另一本是《涅丽的诗》，是献给娜·利沃娃的，没有署作者名，却有一篇勃留索夫写的代序诗，他就是这本诗集的匿名作者。
勃留索夫写道：
应该承认：我不年轻了，转眼就到四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