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毕加索（3）字体 [大 中 小] 当时他已34岁，但看上去比这年轻：一对十分活泼、锐利而又漆黑的眼睛，黑油油的头发，一双小巧的、简直像是女人的手。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在“洛东达”里枯坐，几乎一言不发；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便开玩笑、愚弄朋友。他的身上有一股焦急不安的东西，但这却使我感到慰藉：每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明白我所碰到的事既不是一桩意外事件，也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时代的特征。我已说过，毕加索的破坏性力量有时候对于我是很珍贵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认识并爱上了他。
通常认为，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对一切被称为“政治”的东西都十分冷淡。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内阁的更换和报刊的论战，那么毕加索在《晨报》上的确宁肯寻找奇闻轶事，而不爱去读那些宣言。但是我记得，二月革命的消息曾使他欢欣鼓舞。当时他把自己的一幅绘画赠给了我；我和他分别了多年。
据说友谊也和爱情一样，需要朝夕共处，久别会使它凋萎。我曾和毕加索分别过八九年之久；但是每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始终都是那个我所熟识的、毫无变化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我记不住他对我说的某件事的准确时间——可能是在1940年，也可能是在1954年……)我还记得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工作室：一个在利亚·波耶西街一所资本家住宅的大门里，他在那里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几乎是一个撬门而入的贼；另一个在圣奥古斯丁街的一所非常古老的房子里，这个工作室很大，里面有西班牙人，有鸽子，有巨幅油画，还有毕加索到处制造的那种故意的、人为的杂乱；在瓦洛里斯的板棚里，洋铁片、黏土、图画、玻璃珠子、标语牌的碎片、铁柱子和他过夜的一个简陋的小屋子，一张堆满了报纸、书信和照片的床；在戛纳的一所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宽敞而明亮的房屋里——小孩、狗，又是一堆堆的信函和电报、巨幅油画，而院子里还有毕加索雕刻的一只青铜山羊。
我早就开玩笑地给他取了一个“鬼”的外号。这个俄语词要叫法国人读出来是很吃力的，但是在西班牙语里倒有“ч”这个音，于是帕勃洛就微笑着说：“我是一个鬼。”
如果他真是一个鬼，那也是一个特殊的鬼——这个鬼曾和上帝争论过关于宇宙的问题，它造反了，而且没有低过头。一般的鬼不仅狡猾，而且凶恶。而毕加索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鬼。
有些人曾把他伟大而艰辛的创作道路视为标新立异，旨在“使资产者吃惊”，热衷于形形色色时髦的“主义”，这些人是多么幼稚、外行或不诚实!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每当他看到批评家写文章说他“寻找新形式”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可笑。“我寻找的只有一件东西——把我想表现的表现出来。我不是寻找新形式，而是发现它们……”有一次他对我说，有时当他坐下来动手作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幅画将是立体主义的还是彻底现实主义的——这既取决于模特儿，也取决于画家的精神状态。
毕加索曾在瓦洛里斯给一个年轻美貌的美国女人画过几十张油画。在第一幅肖像画上，这个美国女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人所看见的她没有什么区别；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就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意义而言)的拥护者都找不到可资非议之处。毕加索渐渐开始分解面部。看来模特儿向他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她那天使般的外貌；他发现了表现她的性格的一些特征，便开始研究这些特征。“但这是一头立方体的猪”——一个站在我身旁的参观者在看到展览室里这个美国女人的第十幅肖像画时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同时他也毫不怀疑，这幅使他心醉的美女肖像画是“立体主义的猪”的第一幅肖像画。
1948年，在弗罗兹瓦夫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到了华沙。毕加索用铅笔为我作了一幅肖像画；这幅画作于古老的“布里斯托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当毕加索结束他的画稿的时候，我问他：“完了吗?……”我觉得这一次用的时间很短。毕加索笑了起来，说：“但是我认识你可有四十年了……”我觉得毕加索的这幅肖像画不仅非常像我(还不如说我像这幅画)，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心理刻画。毕加索所有的肖像画都揭示(有时是揭露)了模特儿的内心世界。很久以前，当我把我对印象派的喜爱告诉了毕加索的时候，他曾指出：“他们想把世界描绘成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想把世界描绘成它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当然，毕加索的许多油画是难以理解的：思想感情复杂，形式罕见。在弗罗兹瓦夫，我曾充当毕加索同亚·亚·法捷耶夫第一次交谈时的翻译。
法捷耶夫：我不理解您的某些作品，我还是立刻把这一点告诉您的好。为什么您有时候要采用人们所不理解的形式呢?
毕加索：请问，法捷耶夫同志，您在小学里学过拼音吗?
法捷耶夫：当然学过。
毕加索：那您是怎么学的呢?
法捷耶夫：(带着他那尖细响亮的笑声)：贝-阿—巴……
毕加索：我也是这么学的——“巴”……很好，可是您学过怎样理解绘画吗?
法捷耶夫重又笑了起来，接着就谈到别的事上去了。
如果能对毕加索的全部创作进行一番研究，那就能清楚地了解他怎样改变了写生画。在印象派销声匿迹以后，人们重又看见了大自然——摘除了波伦亚画派的眼镜。画家们一律从事写生：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构图被学院派画家所垄断。画家们最怕的是题材，他们把题材称作“咬文嚼字”。在法国，出自名匠之手的最后一幅构图也许就是库贝的《奥南的葬礼》了；这个作品作于1850年。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在1937年毕加索完成了《格尔尼卡》。
我从被围的马德里来到巴黎以后，马上就去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我一进去就愣住了：我看见了《格尔尼卡》。后来我又看见过它两次——一次是1946年在纽约博物馆，一次是1956年在罗浮宫的毕加索创作回顾展览会上——每次我都感到同样的激动。毕加索怎能展望到未来呢?须知西班牙的内战是按照古老的形式进行的。不错，对于德国空军说来它是一次演习，但是对格尔尼卡的空袭却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是第一次试笔。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后来还有广岛。毕加索的这幅画表现了未来许许多多格尔尼卡和原子弹惨剧的可怕景象。我们看见了被炸碎的世界的碎片，看见了疯狂、仇恨、绝望。
我认识的毕加索（4）字体 [大 中 小] (如果有一个画家打算描绘广岛的悲剧，于是他就一笔一画地去画一个或十个受害者身上的溃疡，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个画家又是否是现实的呢?另外还有一种真实性，它采取一种比较概括的手法，它所揭示的不是个别的细节，而是悲剧的实质，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真实性吗?)
毕加索的力量在于他能用艺术的语言把最深奥的思想、最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是绘画的能手；他的线条可以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它们对他是俯首听命的；他献身于写生画，如果他没有一下子找到他所需要的颜色，他会气愤和苦恼的。
在我们这里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盛行一种宛如巨幅五彩照片的写生画。我还记得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同一位年轻的列宁格勒画家所作的一次可笑的谈话。
毕加索：你们那里出售颜料吗?
画家：当然，应有尽有……
毕加索：哪一种样式?
画家(莫名其妙地)：软管装的……
毕加索：软管上写的是什么?
画家(更加莫名其妙了)：颜料的名称有：“赭石”、“棕褐”、“绀青”、“铬黄”……
毕加索：你们应该使颜料的生产合理化。制造厂应该生产混合颜料，而软管上也应该标明“染脸用”、“染发用”、“染制服用”的字样。这就合理得多了。
有些评述毕加索的作者企图把他对政治的兴趣描写成一种偶然现象、一种异想天开的怪癖：一个热衷于斗牛的怪人不知何故竟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毕加索对他的政治选择始终十分严肃。我还记得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午餐的情形。当天帕勃洛添了一个女儿，他叫她帕洛玛(“帕洛玛”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小鸽子)。同桌用餐的有三个人：毕加索、保罗·艾吕雅和我。起初我们谈论着鸽子。帕勃洛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常画鸽子的画家，但鸽子的脚爪他却总让他的男孩子去画——脚爪已经使这位父亲厌烦了。后来我们就泛泛地谈起鸽子来；毕加索很喜欢它们，家里始终养着鸽子；他笑着说，鸽子是一种贪婪而好斗的鸟儿，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们当作和平的象征。后来毕加索把话题转到自己的那些鸽子上来，他拿出上百张宣传画给我们看——他知道他的小鸟将飞遍全球。他谈到代表大会、谈到战争、谈到政治。我记住了他的一句话：“共产主义对于我是同作为画家的我的一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敌人不去研究这种联系。对于某些共产党员说来，这种联系有时也颇为神秘。
后来毕加索又画了几个鸽子：献给华沙代表大会，献给维也纳代表大会。千千万万的人仅仅是由于这些鸽子才认识并爱上了毕加索的。冒牌绅士嘲笑它们。不怀好意的人们非难毕加索，说他投机取巧。然而他的鸽子是同他的全部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牛头人身的怪物还是山羊，无论是老头子还是少女。当然，鸽子在画家所创造的财富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要知道，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拉斐尔，只不过是由于他的《西斯廷圣母》一画的复制品，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肖邦，也仅仅是因为他写了一支他们在出殡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乐曲!冒牌绅士们的讪笑是枉费心机的。自然，仅仅由于一只鸽子是不可能认识毕加索的，但是要想画出一只这样的鸽子，却必须成为毕加索。
普通人对毕加索的鸽子和他本人的热爱不仅没有使他感到羞辱，而且还使他极为感动。1949年秋我曾和他同赴罗马出席一次和平委员会的会议。当一个大广场上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结束后，我们走过一条工人区的街道；行人认出了他，便把他拉到一家小饭馆里，请他喝葡萄酒，拥抱他；妇女们让他抱抱她们的孩子。这是那种无法做作的爱的流露。当然，这些人并没有看到过毕加索的画，即使看到了也会有许多东西不理解，但是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支持他们并和他们在一起的大画家，因此他们便拥抱他。
在弗罗兹瓦夫和巴黎的代表大会上，他一直戴着耳机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我有好些次都不得不去向他提出请求：几乎每到最后关头，如果不向毕加索索取一幅图画，似乎就不足以表现出代表大会或某个保卫和平的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而他也不论有多忙，总是欣然允诺。
他的作品有时遭到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同志的非难或否定。在这种时候他是颇为苦恼的，但是却心平气和地说：“一家人总是会发生口角的……”
他知道他的画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特别惹人注目，他也知道，当他打算随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团到美国去的时候没有发给他入境签证。他还知道另一件事：在一个他所喜爱和信任的国家里，人们长期称他为“形式主义者”，还把他的油画储藏起来。
1956年秋在莫斯科举办的他的作品展览会对于我是一桩极大的喜事。开幕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展览会的筹备者因担心观众不会很多而分发了大大超过预定数额的请柬；人群突破了障碍物，个个都担心不放他进去。博物馆馆长面色苍白地向我跑来，说：“请您劝劝他们吧，我担心会把门给挤坏……”我便用扩音机说：“同志们，你们等这个展览会已等了25年，现在只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再等25分钟……”3000观众大笑起来，而秩序也随之恢复了。我代表“法国文化之友小组”为展览会剪彩。平时我总觉得仪式典礼之类都是枯燥乏味而又滑稽可笑的，但是这一天我却激动得像个小学生。我接过剪刀，这当儿我觉得我现在要剪的不是一条缎带，而是一幅帷幔，帷幔后面站着帕勃洛……
当然，人们在展览会上是有争论的；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毕加索画展都是如此——它令人神往，或使人愤慨，它惹人发噱，或使人喜悦，但它使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矛盾”……很好，就让它这样吧：“在毕加索的创作中存在许许多多矛盾……”但是让我们记住日期：他最早的作品是于1901年展出的，而现在却是1966年。这65年间的矛盾难道还少吗?毕加索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复杂、动荡、绝望和希望。他既破坏又建设，既爱也恨。
我毕竟走运!我此生见到过一些决定了一个世纪面貌的人物。我不仅见过迷雾和风暴，也见过舰桥上的人影。我把我第一次遇见毕加索的那个久远的春日视为我生平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