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在椅子上几乎都坐不住啦。我真想冲出屋子，跳上一辆出租汽车，说：‘把我拉到查尔斯的不健康的画展去。’我到了那儿，可是午饭后的画廊挤满了一大堆荒唐的女人，戴着鬼知道是什么样的帽子。我先歇息了一下——我就在这儿休息，和西里尔，汤姆，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家伙们一起在这儿休息。后来我在不合时宜的五点钟又回转去，那个轰动劲儿，亲爱的；可是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亲爱的，一场调皮透顶、十分成功的恶作剧。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当时他非常喜欢戴假颊须。又是一种魅力，我亲爱的，是那种简单的、奶油般的、英国式的魅力，装得神气活现。”
“你说得太对了。”我说。
“亲爱的，当然我是对的。多少年以前我就说对了——说起来我很高兴，比我们俩显出的年纪都要久——当时我警告过你。我那次带你出去吃晚餐，我警告你要提防魅力。我明确而详尽地警告过你要提防弗莱特家的人。魅力是一种损害伟大英格兰的疾病。这种疾病在潮湿的英伦三岛之外是不存在的。凡是让它碰上的，都得被玷污扼杀。它扼杀爱情；扼杀艺术；我很担心，亲爱的查尔斯，它也把你扼杀了。”
那个叫做汤姆的青年又走近我们。“别戏弄人，托尼，给我买杯酒吧。”我想起来我还要上火车，就丢下安东尼和他纠缠去了。
当我站在靠着餐车的月台上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行李和朱莉娅的行李正从眼前经过，朱莉娅那个一脸愠怒的女仆大摇大摆地在搬运工旁边走着。朱莉娅在快要关上车厢门的时候才到，她不慌不忙地在我前边就了座。我的这张桌子是两个人用的。这趟列车十分方便；晚餐前半小时开车，晚餐后半小时到达；后来，我们没有照当年马奇梅因夫人在世时的规矩换乘支线火车，而是在联轨车站我们会合到一起。火车开出帕丁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灯火辉煌的城市先让位于灯火零落的郊区，以后又让位于黑沉沉的田野。
“我们好像好多天没见了。”我说。
“才六个小时；昨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一起。你看起来疲倦得很。”
“这是一天的噩梦——观众啦，批评家啦，克拉伦斯公爵夫妇啦，又是马戈特家的午餐会，最后以在一家搞同性恋的酒吧间里让我的画受了半小时合理的责骂才算完事……我觉得西莉娅知道咱们的事了。”
“噢，她总有一天得知道的。”
“而且好像大家都知道了。我那位搞同性恋的朋友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听说了。”
“他们都该死。”
“雷克斯怎么样？”
“雷克斯根本就不算什么，”朱莉娅说，“他简直就不存在。”
火车加快速度，冲过黑暗，这时桌子上的刀叉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玻璃杯里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形成的小圆圈，拉长成椭圆，又缩成圆形，随着车厢的晃动，酒凑到唇边，又流回去，没有洒溅出来。我把这一天抛到脑后。朱莉娅把帽子摘下来，丢到了她头顶上的架子上，然后又抖了抖她那黑夜般漆黑的头发，轻松地叹了口气——这叹息适合在枕边，在将熄灭的炉火旁，在可以看到星星的和光秃秃的树林发出飒飒声的卧室的敞开的窗边听到。
“查尔斯，要你回来可真妙极了；就像往日一样了。”
“就像往日一样？”我想。
雷克斯刚刚四十出头，就已经变得笨重讨厌了；他的加拿大口音已经没有了，反而有了他所有的朋友共有的沙哑的大嗓门，好像为了让观众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不停地大声嘶叫，好像青春一去不复返，没有时间等待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倾听，没有时间去回答；只有哈哈一笑的时间——笑声沙哑而沉闷，表达出卑鄙的好意来。
挂毯大厅里有五六个朋友：政客们；都是四十刚出头的年轻的保守党人，头发稀疏，患高血压病；一位从煤矿来的社会主义者，他已经掌握住他们那种发音清晰的语言，他嘴唇上的雪茄烟都嚼成碎末，在往酒杯里倒酒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一位比其余人岁数都大的金融家，从人家对待他的态度来看，可以猜出他比别人有钱；一位害着相思病的专栏作家，他一个人默默无言，阴沉地死死盯住在座的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大家管她叫“格里泽尔”，这是个老练的放荡女人，大家在心里都有点怕她。
他们，包括格里泽尔在内，都怕朱莉娅。她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道歉说她没有在这儿欢迎他们，彬彬有礼的样子使他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然后她过来和我坐在壁炉旁边，轰轰的谈话声又一次爆发，在我们耳边轰鸣。
“当然啦，他可以娶她，第二天就使她成为王后。”
“我们在十月会有机会。我们为什么不把意大利舰队打发到属于一国或多国的海底去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斯培西亚炸成一片火海呢？我们为什么不在潘特莱里亚岛登陆呢？”
“佛朗哥不过是个德国间谍，他们试图让他上台，好准备建立轰炸法国的空军基地。不管怎样，已经摊牌了。”
“这将使英国的君主制比都铎王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强大。人民是拥护它的。”
“新闻界是拥护它的。”
“我是拥护它的。”
“除了几个没结婚的老处女，无论如何，谁还会操心离婚不离婚呢？”
“如果他还要和那帮老家伙摊牌的话，那他们就会消失得像……像……”
“我们为什么不封锁运河呢？我们为什么不轰炸罗马呢？”
“可没有那个必要。只消一次强硬的照会……”
“只消一次强硬的演说。”
“一次摊牌。”
“无论如何，佛朗哥会很快回到摩洛哥的。我今天看到查普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查普是刚从贝尔维迪尔堡回来的……”
“查普刚从威尼斯宫回来……”
“我们的全部要求就是摊牌。”
“和鲍德温摊牌。”
“和希特勒摊牌。”
“和那帮歹徒摊牌。”
“……但愿我能看到我的祖国，克莱夫和纳尔逊的土地……”
“……我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的祖国。”
“……我的帕麦斯顿的祖国……”
“请你别这样做好吗？”格里泽尔对那个专栏作家说，他一直颇为伤感地想要拧她的手腕，“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知道哪种东西更可怕，”我说，“是西莉娅的策略和时装呢，还是雷克斯的政治和金钱。”
“干吗为他们操心？”
“噢，亲爱的，为什么爱情竟使我仇恨起世界来？应该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我觉得好像整个人类，还有上帝都在阴谋暗算我们。”
“他们正在暗算，正在暗算。”
“尽管他们暗算，我们还是得到了幸福；此时此地我们拥有幸福；他们无法伤害我们，对吗？”
“今天晚上不会，现在不会。”
“有多少个夜晚不会伤害我们呢？”
☆☆☆微吟于2004-02-13 20:34:05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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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你还记得吗，”朱莉娅在一个静谧的散发着橙花香味的夜晚说，“还记得那次暴风雨吗？”
“青铜大门乒乒乓乓地响。”
“玻璃纸包的玫瑰花。”
“举办那次聚会，后来再没有看见过的那个人。”
“你还记得吗，最后一天的傍晚，太阳不正像今天下午一样露出来？”
那是个乌云低垂的下午，刮着夏天伴有雨雹的暴风，天色晦暗，因此我有时不得不停下工作，把坐在那里昏昏欲睡的朱莉娅唤醒——她常常这样坐着。给她画像我从来不感到厌倦，在她身上永远能够发现新的富丽而优美的姿态——我们终于早早地去洗了澡，下楼的时候，又换上了吃晚饭的礼服，在白天的最后半个小时里，我们发现世界变了样：太阳露出来了，狂风减弱了，变成了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橙树盛开的花朵，带来了橙花的芳香，由于最近下的几场雨显得香气格外清新，并且和黄杨树以及逐渐干起来的石头的甜丝丝的气息混杂在一起。方尖塔的影子落在平台上。
我从柱廊的掩蔽处拿来了两个露天用的靠垫，安放在喷泉边上。朱莉娅坐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金黄色紧身短上衣，又穿了一件白色长衣，在水里悠闲地转动着手上戴着的绿宝石戒指，来反射落日的余辉；在她的乌黑的头顶上，矗立着石头雕刻的各种动物，上面是一堆堆绿色的台藓，闪着光的石头，和浓重的阴影，动物四周的泉水闪着光，喷涌着，散落成一片片疏疏落落的光芒。
“……有那么多可回忆的啊，”她说，“从那时以后，我们彼此就没见过。有多少天了，有一百天了吧，你说有吗？”
“没有那么多。”
“两个圣诞节”——两次一年一度的、在萧瑟季节里的短途旅行成了一种礼节。波顿，我们家族的家，我堂兄贾斯珀的家，怀着童年时代愁闷的回忆，重访家里的油松回廊和湿淋淋的墙壁！我和父亲是怒气冲冲地并排坐在伯父的亨伯牌小汽车里，快到韦林顿尼亚斯林阴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沿着这条路开到头就可以看到我的伯父、伯母、菲利帕姑姑、堂兄贾斯珀，以及这几年才有的贾斯珀的妻子和孩子们；除了这些人，就是那些也许已经到了、也许随时可能来到的人，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这一年一度的感恩圣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冬青树、檞寄生和雕刻的云杉下面，按照仪式举行的客厅游戏，还有带白兰地味的黄油，卡尔斯巴德地方的葡萄干，还有在那间油松门廊里扮成黑人演唱歌曲的乡村唱诗班，还有金绳和有枝叶花纹的包装纸，等等，我和她作为夫妇受到了接待，尽管这一年来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维持现状，不管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的妻子说。
“是的，两个圣诞节……还有在我跟随你去卡普里岛以前那令人陶醉的三天。”
“我们的第一个夏天。”
“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如何在那波利港市流连，后来又去找你，我们约好在山坡小路上会见，又是怎么出了岔子吗？”
“当时我回到了别墅，说道：‘爸爸，你知道谁到了旅馆吗？’他说：‘是查尔斯·赖德，我猜。’我说：‘为什么你想起他呢？’爸爸回答道：‘卡拉从巴黎回来带来了你和他来往很密的消息。他似乎很喜欢我的孩子们。不管怎样，把他带到这儿来吧；我想我们有空房间。’”
“你一度患了黄疸，不让我见你。”
“而当我得了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也不敢来了。”
“去雷克斯的选区就不计其数了。”
“举行加冕典礼那个星期，你从伦敦逃出去了。你肩负着友好的使命去见岳父大人。那次你去牛津画了那幅他们并不喜欢的画。哟，不错，足足有一百天呢。”
“两年多的时间里浪费了一百天……没有一天感到冷淡、猜疑和失望。”
“从来没有过。”
我们陷入了沉默；只有鸟儿在橙树上用细小清脆的歌喉重迭地啁啾鸣叫；只有泉水在石雕动物中间潺潺低语。
朱莉娅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把手揩干了；然后点燃了一支烟卷。我唯恐打破了回忆的魅力，可是我们的思想这一次并没有想到一块去，朱莉娅最后开口时，她哀伤地说道：“还要多少天？又是一个一百天？”
“是一辈子。”
“查尔斯，我想和你结婚。”
“将来有一天吧；为什么要现在？”
“因为战争，”她说道，“今年，明年，战争说不定不久就会发生。我希望和你过一两天真正和平的日子。”
“这样就不和平吗？”
这时太阳已经落进山谷那边那排树林后面了；对面整个山坡已经笼罩在暮色里，下面的几泓湖水染成一片火红，光线把长长的影子拖在牧草地上，变得更浓、更辉煌，仿佛是回光返照，光线全部照射在这所房屋的石墙上，它照亮了窗户玻璃，辉映在檐口、柱廊和穹顶上，将堆积起来的泥土、石头、叶子的色彩和芳香扩散开来，把我身边这个女人的头部和双肩照得光彩夺目。
“你说的‘和平’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眼前的情景？”
“比这复杂多了，”她又用一种冷冰冰干巴巴的腔调继续说道，“结婚并不是我们一时冲动就可以办成的事。首先要办一个离婚手续——是两个离婚手续。我们得好好筹划。”
“筹划、离婚、战争——都在这样的一个黄昏办。”
“有时候，”朱莉娅说，“我觉得过去和将来在两头挤得如此紧，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地方。”
这时威尔科克斯走下台阶，进到落日余辉里，他告诉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在“彩绘客厅”里，百叶窗关上，窗帘拉上了，蜡烛点燃了。
“喂，这儿摆了三个人的餐具。”
“半个小时以前布赖兹赫德回来了，夫人。他留下话：他要回来稍晚一些，请你不要等他吃晚饭。”
“从他上次在这里算起，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朱莉娅说道，“他在伦敦究竟干些什么呢？”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常常推测的一件事情——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奇想，因为布赖德是个神秘人物；一个从地底下出来的人；一只躲避阳光、长鼻硬嘴的、掘洞的冬眠动物。在他成年的一生中他完全无所事事，什么进入军界啦，进议院啦，去修道院啦，这些统统成了空话。而外界确实知道他做过的一切就是收藏火柴盒——这是因为在缺乏消息的淡季里，这件事成了某家报纸的一条新闻，标题为“贵族的不凡癖好”——就是收藏火柴盒；他把火柴盒摞在几个架子上保存，并且编了索引卡片，在他那个不算宽敞的威斯敏斯特的住所里，年复一年地火柴盒要占据着愈来愈大的空间。最初他对报纸给他引起的狼藉名声感到很狼狈，可是后来他却非常高兴，因为他发现这件新闻成了他同世界各地的火柴收藏家发生接触的手段了，现在他和那些人互通信件，互相交换复制品。除此之外，人们就不知道他还有别的什么爱好了。他仍然保持着马奇梅因家联合猎狐专家的地位，当他在家的时候，一个星期内就要恪尽厥职和人们去打两天猎；他从不和附近的领地更好一些的猎狐者一块去打猎。他对打猎也没有真正的热情，他在打猎的季节里出外围猎也不到十来次；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他倒是去看望婶婶和姨妈；他参加为天主教募捐而举行的聚餐会。在布赖兹赫德庄园，他履行当地一切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给讲台、宴会和委员会的会议室随身带来他自己的迟钝和冷漠的薄雾。
“上个星期在旺茨沃思人们发现有一个女孩子被人用一段有倒刺的铁丝勒死了，”我说道，并回想起一个古老的奇想。
“那肯定是布赖德。他可不正经。”
我们已经在餐桌边坐了一刻钟的时候，他才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穿着一件深绿丝绒的吸烟服闷闷不乐地走进房间，这套衣服他放在布赖兹赫德庄园，他每逢回来就穿上。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迟钝了，秃顶了，可能被误认为他有四十五岁了。
“哦，”他说，“哦，就你们两个；我原来还指望在这儿看到雷克斯呢。”
我经常纳闷他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一直住在这里；他似乎把我当作家庭成员接受了，不感到奇怪。过去两年里有两次他似乎以友好的举动而使我感到诧异；一次是这个圣诞节他寄给我一张他穿着马尔他爵士官服的照片，不久又邀请我同他一起去一家晚餐俱乐部。这两次举动有一个解释；一是他的照片印得太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二是他很以他的俱乐部为荣。这是各行各业的名流的奇怪的联谊会，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度过一个繁文缛礼滑稽可笑的夜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布赖德叫做“大公兄弟”——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枚专门设计的、戴起来象征各自等级的宝石，就像骑士的勋章一样；他们的背心上都缀着俱乐部的纽扣，并且有一套讲究的引见客人的仪式；吃完了晚饭就读报纸，发表一通滑稽演说。显然他们争着要带来名流，由于布赖德朋友寥寥无几，又由于我还算有些名气，因此我就接到邀请。即使在这个吃喝交际的夜晚，我都能觉察出来我的主人散发出使联欢会不安的一股小小的磁波，却在自己周围创造出让大家感到尴尬的一池死水，他像死木头疙瘩一样冷静地漂浮在水上。
他坐在我的对面，垂着他那头发稀疏、粉红色的脑袋，俯在他的盘子上。
“喂，布赖德，有什么消息？”
“事实上，”他说道，“我有些消息。不过不必着急。”
“现在就跟我们说吧。”
他做了一个怪相，我认为这是表示“不能当着仆人们的面说”的意思，他接着说：“查尔斯，你的画怎么样了？”
“哪张画？”
“凡是你计划中的。”
“我开始画一张朱莉娅的素描，可是今天一整天光线都很难处理。”
“给朱莉娅画？我还以为你以前给她画过了呢。我想这是从画建筑变成画人物吧，这可困难多了。”
他说起话来常常要停顿很长时间，停顿时间里他的思想仿佛停滞了似的；而且总要别人提醒他刚才他说到什么地方了。这时大约过了一分多钟，他又说道：“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题。”
“很对，布赖德。”
“如果我是个画家的话，”他说，“我每次都要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具有丰富的行动的主题，就像……”又一次停顿。我不知道会谈到什么？从伦敦到爱丁堡的快车？轻骑兵队的冲锋？抑或亨莱塞船会？接着他又出人意外的说道：“……就像麦克白。”把布赖德想象成为一个行动派画家那是极荒谬的；布赖德自己倒常常是很荒谬的，然而他以他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情赢得了一定的尊重。他既年事已长，又稚气未消；当代生活的气息他身上似乎一点也没有；他有些拘谨，难与人交往，对世事漠不关心，这些态度倒使人不得不尊敬他；尽管我们经常取笑他，不过他并非是完全可笑的，他有时甚至是令人生畏的。
我们一直在谈论中欧的消息，直到布赖德突然打断了枯燥的话题，他问道：“妈妈的首饰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是她的，”朱莉娅说，“还有这个。她本人的东西都在我和科迪莉娅手里。属于家庭的首饰都送到银行去了。”
“我很久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全部首饰都看见过。有些什么东西？有人跟我说，是不是有些很名贵的红宝石？”
“有的，是一串项链。妈妈过去常常戴，你不记得吗？还有些珍珠——她总是戴了出去的。不过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年年放在银行里。我记得还有一些难看的宝石垫座，还有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宝石项圈，现在没人戴得了啦。还有大量的一般宝石。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哪天看看这些东西。”
“喂，爸爸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典当了吧？他没有再欠债吧？”
“不，不，没有这类的事情。”
布赖德吃得很慢，很多。我和朱莉娅都注视着坐在蜡烛中间的他。过了会儿他说：“如果我是雷克斯的话”——似乎他满脑子都是这类假设：“假如我是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话”，“假如我是大西方铁路公司的老板的话”，“假如我是个女演员的话”，等等，仿佛仅仅由于命运捉弄人，他才没有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也许哪天早晨醒来他会发现事情已经改正过来——“如果我是雷克斯的话，我就会住在我的选区。”
“雷克斯说不住在那里，每周可以免掉四天的工作。”
“很遗憾他不在这儿。我要宣布一件小事情。”
“布赖德，别那么神秘。说出来吧。”
他又做了一个怪相，似乎意味着“不能当着仆人们的面说”。
后来当葡萄酒放到了桌子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的时候，朱莉娅说道：“直到我听到你宣布了我才走。”
“好吧。”布赖德说，他靠在椅子上，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的酒杯，“你只要等到星期一就可以看到报纸上刊登出来。我已经定好要结婚了。我希望你们会高兴的。”
“布赖德，太……太惊人啦！和谁啊？”
“噢，和你不认识的一位。”
“她漂亮吗？”
“我想你倒未必会说她很漂亮。我认为‘标致’这个词儿倒和她有关系。她是个大个子女人。”
“胖吗？”
“不，是高大。她名叫马斯普拉特夫人。她的教名是贝里尔。我认识她很久了，而且直到去年她还有丈夫；现在她成了寡妇。你们笑什么？”
“很抱歉。倒是一点儿也不可笑。只是太出人意料了。她……她的年龄和你差不多吧？”
“我想差不多。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刚刚去了安普尔福思。她的境况不太好。”
“不过，布赖德，你是在哪儿找到她的？”
“她已故的丈夫，海军上将马斯普拉特，也收集火柴盒。”他十分严肃地说。
朱莉娅颤抖了一下，差点没笑出声来，随后克制住自己。她又问道：“你不是因为她的那些火柴盒才要她的吧？”
“不是，不是，全部收藏品都已经遗赠给法尔默思市图书馆了。我对她极为爱慕。尽管她生活拮据，她还是个快乐的女人，非常喜欢演戏。她和天主教演员协会有联系。”
“爸爸知道吗？”
“今天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表示同意。他一直催我择日结婚。”
这时我和朱莉娅同时想到，我们不能一味听任好奇和惊诧支配；因此我们用一种几乎不带嘲笑的、尽量柔和的口吻向他表示祝贺。
“谢谢你们，”他说道，“谢谢你们。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见到她呢？我的确觉得你应该把她带到这里来。”
他什么也没说，一边小口喝着葡萄酒，一边凝视着。
“布赖德，”朱莉娅说，“你这个狡猾的、得意洋洋、没有心肝的家伙，为什么不把她带来呢？”
“哦，我不能这么做，你知道的。”
“为什么不能？我非常想见她。现在就给她打电话请她来吧。这时候撇下她一个人在家，她会认为我们太古怪了。”
“她还有孩子们呢，”布赖兹赫德说，“再说，你不就是挺古怪的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布赖兹赫德扬起头来，严肃地望着他的妹妹，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口吻说道，好像他现在说的事同前边说的完全没有两样。“照现在这个情形，我不能请她到这儿来。这是不合适的。毕竟，我在这里只是个房客。就这儿是谁的来说，眼下还是雷克斯的家。这里发生什么事，是他自己的事。不过我不能把贝里尔带到这儿来。”
“我简直不理解。”朱莉娅相当严厉地说。我望着她。一切温和的嘲笑都不见了；看起来她警觉了，差不多大吃一惊。“当然，我和雷克斯都希望她来。”
“噢，不错，这一点我并不怀疑。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他喝干了葡萄酒，又斟满了，把酒瓶推到我面前。“你们应该理解，贝里尔是一位具有严格天主教原则的女人，这种原则由于中产阶级的偏见更加牢不可破。我不可能把她带到这儿来。你愿意和雷克斯姘居，还是和查尔斯，或者跟两个人姘居，这种事无关紧要——我也一向总是避免探究你们的私生活——可是无论如何贝里尔是不会同意做你的客人的。”
朱莉娅站起来。“呸，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蠢货……”她说到这儿住口了，转身朝门口走去。
起初我以为她会忍俊不住笑起来；当我随后打开门到她那里时，却惊恐地看到她泪流满面。我犹疑起来。她从我身边溜过去，看也没有看一眼。
“大概我给别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这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婚姻，”布赖兹赫德继续若无其事地说道，“我不能为贝里尔辩护；毫无疑问，我的牢固地位对她是有影响的。的确她自己也这么说过。不过就我自己来说，请允许我着重指出来，我对她可是很倾心啊。”
“布赖德，你对朱莉娅说了多么过分的无礼的话！”
“并没有什么会引起她反感的话。我只不过说了一件她知道得很清楚的事实。”
她不在图书室里；我上楼到她的房间，她也不在那里。我在她那摆满了东西的梳妆台旁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她是否会回来。通过敞开的窗户，房子里的灯光经过阳台流泻出去，和暮色交融在一起，照到喷泉那儿，这个喷泉总是吸引我们去休憩养神，我瞥见了靠在石头上的白裙子。时近夜晚了。我发现她躲在最漆黑的隐蔽处，坐在木椅子上，在环绕着水池的修剪过的黄杨树的凹处。我把她搂在怀里，她把脸贴到我的心上。
“你在外面不冷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依偎得更紧了，接着就啜泣得颤抖起来。
“亲爱的，怎么啦？你干吗在乎呢？那个老呆子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在乎；没什么关系。只是让人感到震惊。别笑话我。”
在我们仿佛是一辈子的两年恋爱时间里，我还没有看到她像现在这样激动过，这样毫无办法。
“他怎么敢跟你像这样讲话？”我说，“这个冷血的老骗子……”可是我的同情并没有得到她的反应。
“不，”她说，“不是这样。他完全对，他们，布赖德和他那个寡妇全都知道了；白纸黑字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在教堂门口花上一便士，就可以买到印刷传单了。你要是花上一便士，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白纸黑字印得清楚，谁也不知道你花了钱；只有一个老妇女拿把笤帚在忏悔室那头哗哗地扫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七悲圣母像前点亮一支蜡烛。往盒子里放进一个便士，不放也行，随你的便；然后取走你的传单。用白纸黑字印出来，这你就明白了。
“归结为一个字眼，也就是归结为一个简短的、平凡的、致命的并且影响你一生的字眼。
“这就是‘姘居’。不仅仅是做了错事，像我当初去美国做的错事。做了错事，知道错了，不再做了，就忘记它。他们指的可不是这个。这可丝毫也不是布赖德的意思。他的意思就像用白纸黑字表明的一样。
“姘居，或者有罪的生活，总之都一样，就像一个受到小心照料和保护他不受人世影响的白痴儿童一样。‘可怜的朱莉娅，’人们说，‘她可不能再抛头露面了。她得清楚她的罪孽。这种事仍然存在，多么遗憾。’他们会说，‘可是这罪孽又是那么深重。像这样的孩子总是这样的。朱莉娅舍不得抛弃她的小小的、疯狂的罪孽。’”
“就在一个小时前，”我想，“在夕阳下她坐着在水里转动她的戒指，数着幸福的日子；而现在星星初现，白天阴暗的飒飒声刚刚结束，竟全是不可名状的哀伤！我们在彩绘客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烛光里落下什么阴影？两句粗言，一句陈词滥调而已。”她发狂了；她的声音，一会儿在我胸前闷响，一会儿清晰而充满了痛苦，以零落的词和断断续续的句子传到我耳中。
“过去和将来；那些年我还试着想做一个好妻子，在雪茄烟的烟雾中，筹码在十五子棋棋盘上噼啪作响，在男人们桌旁斟酒的那个”笨蛋“般的男人；当我打算给他生个孩子的时候，死胎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抛开他，忘掉他，找到了你，和你在一起的两年，和你在一起的将来，或者不和你在一起的将来，战争来临，世界毁灭了——罪孽。
“很早以前从坐在圣心像前，坐在壁炉旁，伴着摇曳的烛光在编织的霍金斯保姆那里听到罪孽这个字眼。每个星期日午餐以后，在妈妈房间里，我和科迪莉娅都带着《教义问答》。妈妈带着我的罪恶去教堂，在伦敦点燃灯火之前偷偷溜出来；带着我的罪恶走过空荡荡的大街，大街上送奶的人的马前蹄踏在人行道上。妈妈是由于我那使她苦恼万分的罪恶死的，这罪恶比她自己致命的病还要残酷。
“妈妈是由于我的罪孽死的；基督是由于世人的罪孽死的，手和脚都钉在十字架上；罪孽笼罩在夜间育婴室的床边；年复一年地笼罩在法姆大街那间狭小的、铺着闪光油布的书房里；笼罩在那座只有一个年老的打杂女工扬起灰尘、只有一支蜡烛在燃烧的阴暗的教堂里；在正午、高高地笼罩在人群和士兵头上；除了蘸满醋的海绒和一个强盗的宽心话以外，没有得到什么安慰；永远笼罩着；永远没有冰冷的石墓，石板上也没有展开的尸衣，黑洞洞的墓穴里也没有香油和香料；总是正午的太阳和掷骰子分一件无缝衣服的喀嗒声。
“没有退路；大门上了栓；圣徒们和天使们都沿墙排列着。被抛弃了，给丢弃了，颓毁了；那个患狼疮的老头带着根有叉的手杖，在黄昏的时候一瘸一拐地出去翻弄垃圾，希望找到什么东西装进麻袋里，找到可以出卖的东西，可是厌恶地走开了。
“没有名字，死了，就像那个死婴。我还没有看到她，就被他们包起来拿走了。”
她在哭泣中间讲着讲着就陷入了沉寂。我毫无办法；我漂流在一个陌生的海上；我的手放在她那件紧身短外衣的金缕线上，又冷又僵，我的眼睛干涩；现在当她在黑暗中紧紧地抱住我的时候我的精神却离开她很远，正像许多年以前从火车站回家路上我给她点燃纸烟的时候一样远；也像当年她在教区长旧宅精神错乱的那些冷寞、空虚的岁月一样远，像我在密林丛莽中时一样远。
眼泪随着絮语涌出来；过了一会儿她默默地停止哭泣。她坐起来，离开我，拿着我的手帕，颤抖着，站起来。
“好啦，”她用一种听起来正常多了的声音说道，“布赖德总是干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是不是？”
我跟她走进屋，到她的房间。她坐在镜子前面。“我认为我已经摆脱歇斯底里恢复正常了，”她说道，“我认为并不算坏。”她的眼睛显得不正常地很大很亮，她那苍白的双颊上有两块红晕，那是她做姑娘时常常搽胭脂的地方。“大部分歇斯底里的女人看上去都好像得了重伤风似的。你最好先换掉这件衬衫再下楼；上面全是泪水和口红。”
“我们还要下去吗？”
“当然啦，我们不能在可怜的布赖德订婚的晚上丢下他。”
当我回到她房里的时候，她说：“查尔斯，我很抱歉刚才出现了那样可怕的情形。我解释不清。”
布赖兹赫德正在图书室里，抽着烟斗，平静地读着一本侦探小说。
“外面天气好吗？如果我知道你们要去的话，我就会来了。”
“外面相当冷。”
“我希望雷克斯从这儿搬出去不会感到不方便。你知道，巴顿大街的房子对于我们和三个孩子来说地方太小了。而且贝里尔喜欢乡村。爸爸在来信中还建议把这里所有的地产立刻都转让出去呢。”
我记得我作为朱莉娅的客人初到布赖兹赫德时雷克斯曾多么热烈地欢迎我。“非常令人高兴的安排啊，”他曾经这么说过，“对我简直太合适了。老家伙一直照料这个地方，而布赖德和那些承租人搞那些封建地租的玩艺儿，我则免费管理房子。我开销的只是伙食费和宅子里仆人的工资。你不能要求比这更公平的待遇，是不是？”
“我觉得要他走，他会很伤心的。”我说道。
“喏，他会在别处找到便宜的地方，”朱莉娅说道，“相信他吧。”
“贝里尔还有几件她自己十分喜爱的家具。我不知道那些家具在这儿是不是适用。你知道，是些栎木的食具柜，几条架棺材的凳子一类的东西。我想她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妈妈原来那间屋子里。”
“不错，那儿正好。”
就这样兄妹二人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安排这栋住宅，一直谈到睡觉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时以前，”我思忖着，“在那黄杨树篱的黑洞洞的隐蔽地方她还为她的上帝死亡哭得死去活来呢；而现在她却讨论起贝里尔的孩子们是住在原来的吸烟室里好呢，还是住在他们自己的教室里好呢。”我如坠五里雾中。
“朱莉娅，”我后来说道，这时布赖兹赫德已经上楼去了，“你看过霍尔曼·亨特的一幅叫做《苏醒的良心》的画吗？”
“没有。”
几天前我曾经在图书室看到一本名叫《拉斐尔前派》的书。我又把这本书找出来，给她读了罗斯金的论述。她十分快活地大笑起来。
“你说得太对了，这正是我感觉到的。”
“可是亲爱的，我不相信那场痛哭是由于布赖德几句话引起来的。你一定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
“几乎没有；有时候也想想；最近想得多些，由于最后审判日的号声越来越近了。”
“当然，这是心理学家才能解释清楚的事情。从儿童时期就预先做好思想准备；从育婴室里受到的胡说八道的教育里产生了犯罪感。你心里也知道那全是些废话吧，是不是？”
“我多么希望那全是废话啊！”
“塞巴斯蒂安有一次跟我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你知道，他已经皈依宗教了。当然他从来没有像我这样干脆地脱离过宗教。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头了；这个我明白，如果你所谓的废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所希望的，无非是把我的生活按照人类生活的方式纳入某种生活常规里去，趁着一切人类的秩序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就是我想和你结婚的原因。我想要一个孩子。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再到外面去吧。月亮这时一定升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