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高悬在中天。我们在宅院周围漫步；朱莉娅在橙树下停住，随便折断一条很长的嫩枝，这是去年长出来的，垂在树干周围，她一边走着，一边把树皮剥去，然后做了一条鞭子，就像孩子的做法一样，可是她那愠怒的姿态已经完全不是孩子的了，她神经质地揪下树叶，用手指揉碎，她又开始剥树皮，用手指抠着。
我们又站在喷泉池边。
“它好像是一出喜剧的背景，”我说道，“地点：一个贵族之家的庭院中巴罗克喷泉旁边。第一幕，日落；第二幕，黄昏；第三幕，月光。由于一种不太清楚的原因，剧中人物总是聚在喷泉旁边。”
“喜剧吗？”
“是戏剧。悲剧。笑剧。随你怎么叫。这是和解的场面。”
“原来吵嘴了吗？”
“第二幕中出现疏远和误解。”
“啊，别用这种该死的古怪方式讲话。你为什么看什么事情都要隔着一层？为什么这一定是一出戏？我的良心为什么一定是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呢？”
“这就是我的方式。”
“我讨厌这种方式。”
她的愠怒就像这一晚上那瞬息万变的心情一样意外。突然她用那只鞭子抽打了一下我的脸，她能抽多重就抽多重的热辣辣的一下。
“现在你知道我多么讨厌它吧？”
“她又抽了我一下。
“好吧，”我说道，“抽下去吧。”
随后她虽然扬起手来，不过却停住了，把这只剥光了一半皮的树枝扔进水里，它漂在水面上，在月光下显得黑白分明。
“疼吗？”
“疼。”
“真的……真的吗？”
一刹时她的愤怒烟消云散了；她的眼泪重新涌了出来，流到我的脸颊上。我隔着一臂的距离扶着她，她垂下头，用她的脸抚摩着我放在她肩上的手，就像一只猫那样，可又不像猫，在手上淌下一滴泪水。
“猫在屋顶上呢。”我说。
“没有心肝！”
她咬我的手，但是当我并没有抽回手，她的牙齿已经碰到我的时候，顺势一变，咬变成了吻，吻又变成用舌尖舔了。
“猫在月光里呢。”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那种心情。我们转身朝屋子里走去。当我们走到灯火通明的大厅时她说道：“你的可怜的脸呀，”她用手指抚摸着那些伤痕，“明天还会有痕迹吗？”
“我想是这样。”
“查尔斯，我要发疯了吗？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太累了。”
她打着呵欠；接着她又打了一连串的呵欠，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头垂下来，头发遮住脸，并且情不自禁地打着呵欠；当她扬起脸来时，我从她的肩头看见那疲倦得茫然若失的脸像残兵败将的脸一样，而旁边是我自己的脸，上面留着两道鲜红的痕迹。
“太累了，”她又说了一遍，随后就脱掉她的金色束腰上衣，任它落在地板上，“又累，又疯狂，又没有用处。”
我照料她上了床；蓝色的眼睑合上了，盖住了她的眼睛；她的苍白嘴唇在枕头上动了一下，不知是向我道晚安，还是喃喃地祈祷着，我就不知道了。只是一阵单调的育婴室的诗句传到她那介于哀伤和睡梦之间的幽暗世界；这是古代一直传到霍金斯保姆的古老的虔诚歌曲，是几个世纪前用爱催眠的低语，经过几度语言变化，从进香朝圣路上使用驮马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我也说不清楚。
第二天晚上雷克斯同他那些政界的搭档们和我们在一起。
“他们不会开战。”
“他们不能开战。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石油。”
“他们没有钨；他们没有人。”
“他们没有勇气。”
“他们害怕。”
“怕法国人；怕捷克人；怕斯洛伐克人；怕我们。”
“这是讹诈。”
“当然是讹诈。他们的钨在哪儿呢？他们的锰在哪儿呢？”
“他们的铬在哪儿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听着听着；肯定是好事；雷克斯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啦。”
“……我的一位朋友骑着摩托在黑森林里跑，就是几天前，刚从那儿回来，在我们打了一轮高尔夫球的当儿把这话告诉我的。是这样，这位朋友朝前开着摩托车，顺着一条小路，开到公路上。除了一支军事护送队以外，他还会发现什么呢？不能停下来，他就照直开了进去，接着正撞在一辆横在路上的坦克身上。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等一等，这就是滑稽可笑的地方。”
“这就是滑稽可笑的地方。”
“他干脆穿了过去，连漆皮都没有蹭掉。你们猜怎么回事？坦克是用帆布做的——用竹子框架和画好的帆布做的。”
“他们没有钢。”
“他们没有机床。他们没有劳动力。他们吃不饱肚子。他们没有大肥肉。儿童们都得了佝偻病。”
“女人们都生不了孩子。”
“男人们阳痿。”
“他们没有医生。”
“医生们都是犹太人。”
“现在他们都得了肺结核。”
“现在他们都得了梅毒。”
“戈林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
“戈培尔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
“里宾特洛甫告诉过我，只要希特勒能够凭空搞到东西，军队就会支持希特勒继续执政。一旦有人和他分庭抗礼，他就算完蛋了。军队就会把他打死。”
“自由派会把他吊死。”
“共产党会把他肢解。”
“他会毁灭自己。”
“要不是有张伯伦的话，他现在就会毁灭。”
“要不是有哈里法克斯的话。”
“要不是有塞缪尔·霍尔的话。”
“还有一九二二年委员会。”
“和平保证。”
“外交部。”
“纽约银行。”
“需要的一切就是一条坚不可摧的战线。”
“由雷克斯组成的战线。”
“由我组成的战线。”
“我们要给欧洲一条坚不可摧的战线。欧洲正在等待着雷克斯的讲演。”
“还有我的讲演。”
“还有我的讲演。世界上热爱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德国会起来；奥地利会起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定会起来的。”
“听我的讲演和雷克斯的讲演。”
“来打一局牌好吗？喝威士忌好吗？你们哪个家伙要吸一支大雪茄？喂，你们两个要出去吗？”
“嗯，雷克斯，”朱莉娅说，“我和查尔斯要去赏月。”
我们把身后的一扇扇窗户都关上，各种声音都没有了；月光洒在阳台上像霜一样白，喷泉淙淙作响悠然入耳；而阳台上的石栏杆也许是特洛伊人的城墙，静悄悄的园里也许支着希腊人的帐篷，而这个夜晚克瑞西达就躺在里面。
“几天，几个月。”
“时不可失。”
“在月亮升起与落下之间的一生呵。以后就是黑暗。”
☆☆☆微吟于2004-02-19 16:39:10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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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然西莉娅会照管孩子们。”
“那当然。”
“那么，旧教区长的房子怎么办？我想你不会愿意和朱莉娅住在那里，还要乒乒乓乓地敲我们的门吧。你知道，孩子们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家。而且罗宾要到他叔叔死后才会有自己的住所。而且你毕竟从来也没有用过那间画室吧？罗宾前几天还说这间画室可以布置成一间很好的儿童游戏室——那里大得足够打羽毛球的。”
“罗宾可以买下旧教区长的房子嘛。”
“现在，关于钱的问题，西莉娅和罗宾本人自然不愿接受任何东西，可是孩子们的教育却是问题。”
“这些事都会安排妥当的。这件事我会找律师谈的。”
“好吧，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事情，”马尔卡斯特说道，“你知道，我一生中看到过几起离婚案件，可是我还没有见到过一次离婚案件解决得令有关双方都高高兴兴的。几乎总是这样，不管两人开始时多么友好，可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会产生仇恨。请注意，我冒昧地说一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有几次我认为你对待西荔娅的态度是有点粗暴的。说到自己的妹妹人是很难讲什么的，不过我一向认为她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姑娘，任何一个小伙子都会愿意得到她的——又爱好艺术，正好和你趣味相投。我得承认你的眼力出众。我一直对朱莉娅有偏爱。无论如何，事情落到这样的结局似乎也皆大欢喜了。有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罗宾一直狂热地迷恋着西莉娅。你认识他吗？”
“模模糊糊。就我记得的。大概是一个没有多少学问、满脸长着疙瘩的青年。”
“哦，我要说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他相当年轻，当然啦，关键的问题是约翰约翰和卡罗琳都很喜欢他。查尔斯，你那里还有两个漂亮的儿女呀。代我向朱莉娅问好吧；为了过去，祝她事事如意。”
“这么说，你正在办离婚啦，”我父亲说道，“你们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幸福的生活，离婚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吧？”
“你知道，我们并不很幸福。”
“你们不幸福？你们不幸福？我清楚记得去年圣诞节看到你们在一起，而且我认为看起来你们很幸福哩，当时还纳闷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知道一切都要从新开始，这种事会把人搞得焦头烂额。你有多大岁数啦？——三十四岁了吧？这决不是从新开始生活的年龄啦。你应该渐渐安顿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一等离婚办妥了我立刻就结婚。”
“哦，我说这可太荒唐啦。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希望他没有结婚，因而企图摆脱婚姻——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可是甩掉一个妻子，又赶快娶另外一个，这完全没有道理。再说，西莉娅一向对我很好。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十分喜欢她。如果你和她在一起都不能幸福的话，那么你到底怎么能指望和别的人就会幸福呢？听我的劝告吧，亲爱的孩子，抛掉整个的想法吧。”
“为什么把朱莉娅和我扯进来？”雷克斯问道，“如果西莉娅想要再结婚的话，好，那很好；让她结去吧。这是你和她的事。不过我觉得我和朱莉娅本来很幸福。你总不能说我这个人不好相处吧。许多家伙的脾气都乖张得很呢。而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很通事故的人。我也有自己的事业。而离婚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离婚对什么人会有好处。”
“这是你和朱莉娅的事。”
“得啦，朱莉娅决心要这么干。我希望你能够说服朱莉娅，使她回心转意。我一直尽量不碍事；如果我在附近游荡得过多了，你尽管说；我不在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许多事情都凑到一起来了，一方面由于布赖德想要把我从这儿轰出去呢；真是焦头烂额，我心里的事就够多的了。”
雷克斯的社会生活正面临着危机。事情并没有如他计划的进行得那样顺顺当当。我对财政一窍不通，但是我听人说，他的交往遭到正统的保守党人的非议；甚至他那些好品性，如待人亲切和办事有魄力都对他不利，在布赖兹赫德的他那伙同党也引起了纷纷议论。而且报纸上关于他的消息一向也太多了；他这人和报界大亨们以及大亨们的那些眼神黯淡、微笑的的帮闲们过从太密。在他的讲演中说的话，都是舰队街能“制造新闻”的材料，这种情况对他同他那个党的头头们没有好处；只有战争才能使雷克斯的财产情况好转，并且使他上台。离婚对他的损害并不大；毋宁说，因为他在经营着一家大银行，他不能顾及旁的事情。
“如果朱莉娅坚持要离婚的话，我想她肯定可以离成。”他说，“但是她选择的时机实在太坏了。告诉她稍微拖延一下吧，查尔斯，你真是一个好人。”
“布赖德的寡妇说：‘这么说，你正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而且还要个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这事听起来真够复杂的。不过我亲爱的’——她称呼我为‘我亲爱的’大约不下二十次了——‘我常常发现每一个天主教家庭里总有一个叛教的人，而且往往是最漂亮的那个。’”
朱莉娅刚参加了罗斯康芒夫人为庆祝布赖兹赫德订婚而举行的午餐会回来。
“她人长得怎么样？”
“高大，肉感；当然，相貌平常；哑嗓子，大嘴巴，小眼睛，染过的头发——有一件事我可要告诉你，关于她的年龄，她可骗了布赖德了。她足足有四十五岁。我看她连一个继承人也没有供养。布赖德始终注视着她。在整个午餐时间垂涎欲滴地紧盯着她，令人十分厌恶。”
“她友好吗？”
“谢天谢地，还可以，是那种屈尊迁就的友好方式。你知道，我想她以前在海军的圈子里一定是颐指气使惯了的，有一帮子将军副官围着她团团转，还有一堆想往上爬的青年军官对她献殷勤。嘿，她在范妮舅妈的午餐会上明明不能太盛气凌人，有我这个害群之马在场，倒使她轻松自在了。实际上她尽力和我周旋，征求我对商店和一些事情的意见，并且说，相当直截了当地，她希望在伦敦常常看到我。我想布赖德的顾忌只是怕她和我睡在一个房间里。很明显，在女帽店里、美容店里、或者是在利兹饭店午餐，我都不能给她带来什么严重的损害。所谓顾忌，横竖都是布赖德这方面的，那个寡妇可蛮横极了。”
“她指挥他吗？”
“眼下还没有，还不厉害。他掉进了情网昏了头，可怜的家伙，简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了。她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心想让她的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家，不愿意让任何人妨碍她。目前，她拼命地大肆宣传起宗教那套废话来了。我想她一旦安顿下来，就会变得随和一点了。”
这两起离婚在朋友中间引起纷纷议论；即使在这个普通恐慌的夏天，有些地方还是有人把别人的私事放在第一位。我的妻子有能耐让人们相信，离婚的事对于她颇值得庆贺，同时却使我声名狼藉；而且还让人觉得她表现得很好，只有她才忍受了这么长的时间。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罗宾比她小七岁，以他的年龄而论，他还有点不够成熟，但是他对可怜的西莉娅十分忠诚，而且在她经历了许多痛苦以后，她的确理该得到这爱情。至于说到我和朱莉娅，还是老一套了。“冒昧地问一句，”我的堂兄贾斯珀说，那口气就仿佛在他的一生里就不曾用别种方式说过话，“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儿去结婚。”
夏天过去了；疯狂的民众欢呼内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雷克斯在下院发表了一通狂热的演说，这通演说却这样或那样地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它所决定的，就像有时海军任命的情形一样，为日后在海上任职铺平了道路。朱莉娅的家庭律师们开始办理她的离婚的缓慢的诉讼手续，他们的包着铁皮的红色文件箱上都画着“马奇梅因侯爵”的字样，多到似乎能塞满一个房间；而我的更兴旺的事务所，就在过去两个门的地方，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办理我的案子了。对于雷克斯和朱莉娅，他们必须正式分居，而眼下他的行李和贴身男仆都转移到了他们在伦敦的家里。显然朱莉娅不能和我住在我的寓所。布赖兹赫德举行婚礼的日期定了下来，在圣诞节一开始就办，这样他那些继子们也就可能参加了。
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朱莉娅站在客厅窗前向外眺望，看寒风把橙树的叶子吹落，刮下枯黄的树叶，然后又把枯叶卷起来，吹得团团打转，后来又吹过阳台和草坪，又把树叶卷过水洼，吹到潮湿的草地上，又贴在墙上和窗玻璃上，最后树叶就湿漉漉地堆集在石砌的房基旁边。
“看来到春天我们不会再看见这些了，”朱莉娅说，“或许永远不会了。”
“以前有一次，”我说，“我离开的时候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也许好多年以后，会回来旧地重游，看看这里的遗迹，回忆我们的往事……”
在这间黑洞洞的房间里，我们身后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威尔科克斯穿过壁炉的火光走进落地窗户附近的暮色里。
“有一个电话留下话，小姐，是科迪莉娅小姐打来的。”
“科迪莉娅小姐！她在哪儿？”
“在伦敦，小姐。”
“威尔科克斯，太好啦！她要回家来吗？”
“她刚动身去火车站。晚饭后她就会到这儿。”
“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到她了。”我说道——不是从那晚上，当时我们在一起吃的晚饭，她说起要当修女的时候算起，而是从我在马奇梅因公馆画那间客厅的傍晚算起。“她过去是一个迷人的女孩。”
“她过着奇怪的生活。起初，在修道院；后来遇到战争，那里不行了，就去了西班牙。从那时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了。仗打完了，战地救护队其他的姑娘们都回来了；她却留下了，协助人们回到自己的家园，还在战俘营里帮过忙。多么奇怪的姑娘。她长大后相貌很平常，你知道。”
“她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知道，她还给我写过一封很亲切的信呢。”
想到科迪莉娅长大了“相貌平常”，这真叫人痛心；只消想想她全部炽烈的感情都耗费在血浆注射和除虱粉上面，真叫人难受。她到家时，由于旅途劳顿而疲惫不堪，而且衣衫褴褛，神情举止似乎无意取悦别人，我觉得她是个难看的女人。说来也奇怪，我想，同样的遗传因子，经过不同的排列和组合，怎么就会产生出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朱莉娅和她这样不同的人来。她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妹妹，既没有朱莉娅或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优雅，也没有布赖兹赫德的庄严持重。她显得生气勃勃，而又注重实际，浑身都浸透了战俘营和裹伤站的气味，由于习惯了大苦大难，她没有了各种优美的快乐表情。她看起来要比二十六岁大，而且艰苦的生活也使她变得粗糙了。经年累月使用外语和人交往使得她把语言音调的细微差别都消磨殆尽了；她坐在壁炉边稍微叉着双腿，说了一声“回大家来真是太美啦”。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一头野兽回到巢穴时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由于同朱莉娅的白皙皮肤、丝绸般柔软、满头钻石的头发对比，同留在我记忆中科迪莉娅少女时代的模样对比，最初半个小时她给我的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当局对我很客气，对我做了的一切表示了感谢，还奖给我一枚奖章，然后就打发我回来了。看样子这里好像不久也会有同样性质的工作了。”
接着她又说：“现在太晚了，没法去看保姆了吧？”
“不晚，她一直坐着听她的收音机呢。”
我们三人一起上楼去，到了过去的育婴室。我和朱莉娅每天总要在这儿消磨一段时间。霍金斯保姆和我父亲都是那种似乎永远不变的人，他们的样子比我最初看到他们时一点都没有显老。在霍金斯保姆桌子上那寥寥几件爱物中—一串念珠，一部《英国贵族名录》，一张干净的棕色纸包裹着这部名录的红色烫金的封面，还有几张照片和几件节日礼物——现在又添了一架收音机。当我们突如其来向她透露我和朱莉娅要结婚的时候，她说：“啊，亲爱的，我希望一切都吉祥如意。”她的宗教使她不好询问朱莉娅的行为是否合适。
她一直不喜欢布赖兹赫德。听到他订婚的消息时她说：“他肯定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拿定主意的。”后来她查《英国贵族名录》，查不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亲戚中有任何贵族关系，又说道，“我想，她把他攥在手心里了。”
我们看到她时，她就像平时傍晚的样子，坐在壁炉旁，身边还有她的茶壶和一块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我知道你们会上来的，”她说道，“威尔科克斯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说你们要来。”
“我给你带来一些花边。”
“哦，亲爱的，真好啊。这跟可怜的夫人望弥撒时常穿的衣服花边差不多。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花边做成黑色的，要知道花边本来是白色的嘛。我相信，这件东西真招人爱。”
“奶妈，我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吗？”
“当然，可以可以；我没注意它还开着呢，见到你看我这高兴劲儿。你把头发梳成个什么样子了？”
“我知道它难看极了。现在我回来了，得好好地拾掇拾掇了，亲爱的奶妈。”
我们坐着谈话，而且我注意到科迪莉娅的温情眼光盯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时，我才开始发现她也有她自己的美。
“上个月我见到塞巴斯蒂安了。”
“他走了多么久啦！他还好吗？”
“不太好。这也正是我去那儿的原因。你知道西班牙离突尼斯很近。他在那里和修道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会好好照料他。我料到他们会觉得他是个很难对付的人。每逢圣诞节，他总是给我寄贺年片，不过这和他在家里总不一样。为什么你们总要到国外去呢，我可始终不明白。就像爵爷一样。那阵子都说要跟慕尼黑打仗了，我就自言自语说，‘科迪莉娅和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他们全都在国外呢；这下他们可要受罪了。’”
“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回家来，可是他不愿意。现在他蓄起了胡子，你知道，而且虔诚地信教了。”
“这我可不信，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信。他一向有些异教味儿。布赖兹赫德倒是个适合进教会的人，塞巴斯蒂安可不是的。再说，还有什么胡子，只是幻想罢了；他的皮肤那么白，总是显得那么清洁，尽管他一天不洗还是那么干净，可是尽管你给布赖兹赫德怎样擦洗，他也白净不了。”
“多可怕啊，”朱莉娅有一次说道，“想想你怎么把塞巴斯蒂安完全忘记了。”
“他是一个‘序幕’。”
“这是你在那场暴风雨中说过的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也许我也不过是个‘序幕’罢了。”
“也许，”我想，同时她的话还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就像烟草的一缕青烟——一个将要像一缕青烟一样变淡、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的全部爱情只是些暗示和象征罢了；这是涂写在门柱上和前面已经有人走过的疲倦的路上随便涂写的文字罢了；也许你和我是典型的人物，那时落在我俩中间的哀伤是由于我们在寻求中感到失望而产生的，每人都在努力你追我赶，不时瞥见对方的影子，而那影子总是在我们前面一两步就拐过了街角。”
我没有忘掉塞巴斯蒂安。他在朱莉娅身上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或者毋宁说，在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里，我在他身上认识了朱莉娅。
“对一个姑娘来说，这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当我试着解释时她说道，“我怎么能知道我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呢？这道是个糊弄人的好方法。”
我没有忘掉塞巴斯蒂安；这所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勾引起对他的回忆，听到科迪莉娅说起她在一个月以前看到了他本人的时候，萦绕在我脑中的全都是我这位失踪的朋友。当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我说道：“我要听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全部情况。”
“明天吧。说起来话长呢。”
到第二天，我们在寒风呼啸的园林里散步时，她告诉我说：
“当时我听说他快要死了。”她说道，“这是布尔戈斯一位刚从北非来的新闻记者告诉我的。说那儿有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大家都说是一位英国勋爵，神父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快饿死了，于是就把他收留在迦太基附近一家修道院里了。我就这样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不可能十分准确——尽管我们为塞巴斯蒂安做的事很有限，可是他起码有寄给他的钱吧——可是我还是立刻动身了。
“说起来简单。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对他的情况很清楚。他正在传教神父总部的医院里。按照领事的说法，塞巴斯蒂安是某一天坐着一辆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公共汽车到突尼斯来的，后来他请求雇佣他当一名教会的杂役僧侣。神父们看了他一眼，就拒绝了。后来他又开始喝酒。他住在阿拉伯人居住区边上的一家小客店里。后来我去看了看那地方，那是个酒吧间，上边有几间住房，由一个希腊人经营，里面散发着热油、大蒜、走了味的葡萄酒和旧衣服的气味。一些希腊小商人到这地方来，玩玩西洋跳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喝的是希腊艾酒，还不时出去溜达，他们都不知道他去的地方，回来后又喝开酒了。人们怕他会出事，有时候就在后面尾随他，可是他只是到教堂去，再不就是搭辆汽车去城外的修道院。那里的人全都喜欢他。不管他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他的境遇如何，他总是挺招人喜欢的。他身上招人喜欢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失掉的。你们真该听听那个旅馆老板和他一家人是怎样谈到他的，他们一个劲儿地流眼泪；那些人分明是到处抢劫了他，不过他们倒也照看他，想方设法让他吃上饭。可是让他们吃惊不小的是，他不愿吃饭；而且他随身带着那么些钱，却那么瘦。当我们用很特别的发育谈着话的时候，又进来几个住在这地方的人；他们说的情形全都一样。多么好的人呀，他们说，看到他这么潦倒他们都十分难过。由于让他落到了这步田地，他们对他的家庭很有恶感。他们说，他们的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他们说得很对。
“无论如何，这是以后的事情了。从领事馆出来，我径直去那所修道院，见到了院长。他是一个严峻的丹麦老头，在中非洲待了五十年。他对我讲了他了解的那一部分情况；塞巴斯蒂安如何被发现的，像领事说的一样，他蓄着胡须，拿着小提箱，要求收留下来当一名打杂的僧侣。‘他诚恳极了，’那位院长说”——科迪莉娅模仿着他那奇怪的腔调；我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就有一种模仿的本领——“‘请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的神智完全正常，而且也十分诚恳。’他希望到未开垦的丛林中去，走得越远越好，到最单纯的人们当中去，到吃人生番中去。院长说道：‘我们的教区里可没有吃人生番啊。’他说，好吧，俾格米人就行，或者只是河边的原始村落，再不就是麻风病人住的地方，麻风病人是他求之不得的了。院长说：‘我们倒是有不少麻风病人，可是他们全住在有医生和修女的居留地里，那里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他又想想，然后说也许他所希望的并不是麻风病人，是不是有一座靠着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总是要一条河——当神父走了以后，这座教堂可以由他来照管。院长说：‘不错，像这样的教堂倒是有的。现在你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情况吧。’‘咳，我是微不足道的。’他说道。‘我们看出他是个怪人，’”科迪莉娅又模仿起院长的调子来，“‘他是个怪人，不过倒是十分诚恳。’院长给他讲入院以前要经过一个见习期和训练时期，然后又说，‘你不算年轻了。我看你身子骨也不太壮实。’他说道：‘不，我可不想受训练。我想干那种需要训练的事情。’院长说：‘我的朋友，你自己倒是需要一位传教士来管你，’他说：‘是的，当然啰。’于是院长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又喝了酒。他说他已经决定当一个见习修道士，并且愿意接受训练。‘好啦，’院长说，‘有些事情是去丛林里工作的人不许做的。其中一项就是喝酒。喝酒虽然不是最糟糕的事，但却是很致命的。我又把他打发走了。’以后每个星期他都要来两三次，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以至后来院长吩咐门房不许他再进来。我说：‘噢，亲爱的，恐怕他让你很厌烦吧，’当然啦，这是那种地方的人不会理解的事情。那位院长只是说：‘除了为他祈祷外，我认为我对他再也没有办法帮助了。’院长是一个非常圣洁的老人，并且在别人身上也看得出圣洁来。”
“圣洁吗？”
“是啊，查尔斯，这就是你们必须理解塞巴斯蒂安的道理。
“嗯，最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躺在大门外不省人事，原来他步行出去——平常他总是搭一辆汽车——后来就摔倒了，在那儿躺了一夜。起初他们还以为他不过是又喝醉了；后来他们才明白原来他病得十分厉害，这样他们就把他送进医院里，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那儿了。
“我陪着他待了半个月，直到他度过了病情最严重的时期。他的样子很可怕，说不上有多大岁数，头顶秃得厉害，胡须蓬乱，不过他的举止还像平时那样亲切可爱。他们让他住一个单间；这房间比修道士的秘室只强一点儿，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周是白墙壁。最初他连话都不能多说，看到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后来他感到奇怪了，但不愿多说话，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才把他的遭遇全都告诉我了。他讲的几乎大部分都是关于他的德国朋友库尔特的事。对啦，你见到过库尔特，看来你也明白一切了。库尔特这人的事听起来让人很厌恶，不过只要塞巴斯蒂安有他照看，倒是很愉快的。他告诉我，当他和库尔特住在一起时，他几乎一度戒了酒。库尔特有病，还带着治不好的伤。塞巴斯蒂安照看他脱离苦难。后来库尔特的身体好了，他们就去了希腊。你知道当德国人到了一个古雅的国家时，他就会发现一种正派的感觉。这种情形似乎也在库尔特身上发生了作用。塞巴斯蒂安说库尔特在雅典变得非常通人情。后来他给送进监狱；我不十分了解是什么原因；显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是同一个军官吵了架。他一旦被拘留起来，德国当局就抓住他了。当时德国当局正在围捕国外的侨民，让他们都参加纳粹组织。库尔特不愿意离开希腊，而希腊人却不需要他，于是他和一大群流氓一起被直接从监狱押上一只德国船，运回德国去了。
“塞巴斯蒂安寻找他，寻了一年也没有见踪影。后来他终于在一个外省城市里追查到他，这时他已经穿上纳粹冲锋队员的服装。起初，他不愿和塞巴斯蒂安有什么往来，后来却滔滔不绝地讲起德国官方的术语来，什么复兴祖国啦，他属于他的祖国啦，什么在他那种族的生活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啦。其实这不过是些表面文章。塞巴斯蒂安六年对他的影响毕竟比希特勒一年对他影响要大；最后，他丢弃了这些表面的话，承认他恨德国，想逃出去。我不知道他想离开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贪图安闲的生活；依赖塞巴斯蒂安过日子，在地中海游泳，在咖啡馆里闲坐，让人把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塞巴斯蒂安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在雅典就已经开始成熟了。也许塞巴斯蒂安说得对。不管怎样，他决定逃跑。可是他的决定并没有实现。不管他做什么，总是要倒大霉，塞巴斯蒂安说。他们抓住了库尔特，把他投进集中营。塞巴斯蒂安无法接近他，也得不到关于他的一点儿消息；甚至连他给关在哪一个集中营他都听不出来；他在德国游荡了快一年，又喝开了酒，后来有一天在他喝醉的时候，交上了一位朋友，恰好这个人是刚从库尔特曾经待过的集中营里出来的，这才知道库尔特在第一个星期就在他的牢房里自缢死了。
“这样塞巴斯蒂安的欧洲之行就结束了。他又回到摩洛哥，他在那里一度过得很快活，他沿地中海岸坐着船停停走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了——现在他已经到了经常酗酒的地步了——他就产生了要逃避到野蛮人中间去的想法。以后他就在那里了。
“我没有提出要求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回来的，再说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也无法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我离开的时候他似乎相当高兴。他永远不可能去丛林地区了，当然也不可能担任什么神职，不过那位修道院长将要照管他的；他们打算让他当一个下级勤杂工。你知道，在一个宗教性的组织里，总有几个吃闲饭的人，这些人既不适合过世俗生活又不适应寺院的清规。我想我自己就是这种人。不过碰巧由于我不喝酒，所以我更适于人家雇用。”
我们已转到道路转弯的地方，这是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个水塘尽头的石桥边，桥下漫涨的池水瀑布般地落下来，注入下面的溪流里；在远处，小路折转过来，回到宅邸那里。我们在桥栏杆边停住脚，凝视着下面黑黝黝的池水。
“我过去有个女教师，她从这个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嗯，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听说的关于你的第一件事——是在我见到你以前。”
“多么奇怪……”
“你跟朱莉娅谈过关于塞巴斯蒂安的这些情况吗？”
“大体上说了说；不大像我对你讲的。你知道，她从来不爱他，像我们现在这样爱他。”
“像现在这样。”她用现在时态责备我；在科迪莉娅用动词“爱”时，没有过去时态。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太可怜了。以后可怎么收场呢？”
“查尔斯，我想我能够确切地告诉你。我曾经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更接近上帝，而且更爱上帝。他的生活会半是超群出世，半是涉足红尘，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带着一把扫帚和一串钥匙游游荡荡的人物。他会是老神父的大宠儿，也是见习修道士们开玩笑的对象。大家都会知道他喝酒的事；他每个月都会失踪两三天，大家就会摇摇头，会心一笑，异口同声地说：‘老塞巴斯蒂安又狂欢了。’后来，他回来时邋里邋遢，满面羞惭，一两天之内他在小教堂里会显得更虔诚。他也许在花园附近还有几处小小的储藏处，藏着一瓶酒，不时地偷偷大口大口喝一通。每逢有一位讲英语的客人来访，他们就会请他当向导，而他会表现得十分可爱，这样在他们临走时，他们会问起他自己的事，他也许会隐隐约约地向他们暗示他在国内还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亲戚呢。如果他活的岁数够大，一代又一代从远方各处来的传教士会把他看作一个奇怪的老人，是他们学生时代的家乡的一部分，他们做弥撒的时候会想起他来。他还形成了笃信宗教的种种怪癖，以及他自己热烈崇拜上帝的仪式。他偶尔也会在小教堂里出现，可是当他没来时，人们会想念他。然后有一天早晨在他狂饮了一通之后，他会在大门口被人抱起来，奄奄一息，当他们给他举行最后圣礼的时候，只是由于眼睑眨动而表明他还有点知觉。这样度过一生也不能算太坏了。”
我想起了在繁花似锦的栗子树下带着玩具熊的那个青年。“谁要不会预料到这样的光景，”我说，“我想他没有受苦吧？”
“嗯，他受了苦，我想他受了苦。像他那样受到很大的损害——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意志力，人根本想象不出他痛苦到何等地步。可是人不受苦就不能成圣。这就是他的痛苦的形式……近几年来我目睹的苦难太多了。不久，每个人还要受更多的苦难。这是爱的春天……”接着她又对我的异教精神抱着宽宏大量的态度说，“他住在洋非常美丽的地方，你知道，在海边——白色的回廊，一座钟楼，几畦绿油油的菜蔬，夕阳西下时有一个修道士在浇水灌园。”
我哈哈笑起来。“你认为我不理解你的话吗？”
“你和朱莉娅……”她说道。后来当我们朝宅邸走去的时候，她又说，“昨晚你见到我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么想，‘可怜的科迪莉娅，这么个迷人的小姑娘，却长成了一个相貌平常、笃信宗教、做了许多好事的老处女了？’你有没有想到‘遭到挫折’这个字？”
现在不是搪塞的时候了。“是的，”我说，“我想到过。不过现在不这么想，想的不太多。”
“说来也可笑，”她说，“这个字恰恰是我为你和朱莉娅想到的，当时我们待在楼上和保姆在育婴室里。‘受到挫折的感情，’我这么想。”
她说着话，带着她母亲传给她的那种温柔细致的嘲笑语调，但是到傍晚将尽时，我又生动地想起她的话来。
朱莉娅穿了一件绣花的中国式上衣，这件长衣是我们俩在布赖兹赫德单独吃晚饭时常常穿的。这件长衣的分量和硬褶加强了她安娴的态度，她的头优雅地从她颈上的淡雅金项链中扬起来，两只手平静地放在膝上锈的几条龙上。在数不清的夜晚，我总是看着她这样坐着而感到高兴，在这个夜晚，我注视着她坐在炉火的光和罩着灯罩的灯光之间，她的美使我的眼光舍不得望着别的地方。我突然想：“我在另外什么时候看到她这种样子呢？为什么使我回忆起另一次的幻影呢？”于是我回想起那天海上风暴来到前，在那艘轮船上，她正是这样坐着；那时她的样子也正是这样，我意识到重新获得了我认为她永远失去了的东西，就是吸引住我的她那迷人的哀伤，就是她那“遭到挫折”的面容，她仿佛在说：“除此之外，我生来肯定还有另外的人生目的吧？”
这天晚上我在黑暗中醒来，躺在那儿，脑子里翻腾着和科迪莉娅的谈话。我怎么竟说“你认为我不会理解你的话。”我常常感觉到，我被猛地卡住，好像一匹全速奔跑的马不肯跳过障碍而停住一样，不顾马刺的踢扎而向后倒退，由于太胆怯甚至不敢用鼻子嗅一嗅和看一看那样东西。
这时我的脑中出现另外一个幻象，北极圈里一间小屋，一个身边有野兽毛皮、煤油灯和火堆的孤单的捕兽人；一切都很干燥，井井有条，屋内暖烘烘的，屋外冬天最后一场暴风雪在咆哮，大雪堆积起来封住了屋门。无声无息地在木门上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轴洞里的门闩栓得紧紧的；在外面漆黑一团里一个白色的雪堆一分钟一分钟地封住屋门，直到不久风势减弱了，太阳在冰封雪盖的斜坡上露出来，融雪的时候来到了，巨大的冰块就会移动，滑落，翻滚着，上面高处积聚着力量直到整个山坡似乎都坍塌下来，这时那个小小的闪着亮光的小房子就会裂开，压碎，消失，随着雪崩滚进深谷里。
第五章
我的离婚案，或者毋宁说是我妻子的离婚案预定开审的时间大约和布赖兹赫德举行婚礼的时间相同。朱莉娅的离婚案要等到下一个开庭期才会提交审理；就在这时，大搬家的游戏全面开始了——我的东西从教区长旧宅搬到我的寓所，我妻子的东西从我的寓所搬到教区长旧宅，朱莉娅的东西从雷克斯的住宅并从布赖兹赫德搬到我的那套房间里，雷克斯的从布赖兹赫德搬到他的住宅，马斯普拉特夫人的从法尔默斯搬到布赖兹赫德——我们所有的人，程度不同地都无家可归了，这时候突然有人命令“停止”，因为显然是他长子行动楷模的、喜欢采取戏剧性的不合时宜行动的马奇梅因勋爵突然宣布，由于当前国际局势动乱，他打算回到英国，在家乡度过晚年。
这个家庭中，唯一会从大变动中得到好处的人就是科迪莉娅了，在这场喧闹中她可怜地受到冷落。布赖兹赫德的确曾向她正式提出过请她把他的住宅当作她自己的家，只要她愿意，但是听见她嫂子打算在婚礼之后立刻就要把她的孩子们安顿在布赖兹赫德庄园，让她的一个姐妹和她的朋友来照管，科迪莉娅就决定搬出去，而且说要独自住在伦敦。这时，她发现自己竟如灰姑娘一样，被提升为大别墅的女主人，而她的哥哥和嫂子一直指望他们自己几天之内就要成为庄园的主人，现在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人了；已经正式写成只等签字的庄园转让文契这时只好卷扎起来存放在林肯酒馆的一只黑铁皮箱子里。这件事真够让马斯普拉特夫人心酸的，她并非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其实别的比布赖兹赫德规模小得多的地方也能够使她心满意足，她衷心希望的无非是给孩子们找到一处过圣诞节的藏身处罢了。现在，法尔默斯那所房子都已经搬空了，准备出卖；而且，马斯普拉特夫人已经向邻居告别了，同时无可非议地谈论了一番新居的阔气；他们不可能回到旧居去。马斯普拉特夫人不得不匆匆把她的家具从马奇梅因夫人的住房里搬到一个久已废弃的马车房里，又在托尔奎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别墅。正如我说过的，她并不是个野心很大的女人，可是她自己的种种希望既然一度提到如此高的程度，而一下子却落到如此地步，也真叫她狼狈不堪了。村子里那一伙原来为准备迎接新娘进门而进行装饰工作的工人们，此时已经着手拆下旗帜上的Bs徽记，换上了Ms徽记，并且抹去了彩色花冠上标志着伯爵勋位的尖状物，再印上花球和草莓叶子，以此准备迎接马奇梅因勋爵归来。
有关马奇梅因勋爵种种计划的消息，通过一连串纷至沓来的自相矛盾的海底电报先到私人律师们那里，接着到科迪莉娅手里，然后到朱莉娅和我手里。马奇梅因勋爵将按时来参加婚礼；他将在婚礼之后抵达，因为在布赖兹赫德勋爵和夫人途经巴黎时他已和他们见过面；他将在罗马见到他们。他的身体不佳，完全不适于旅行；他正要启程；冬天的布赖兹赫德留给他十分不愉快的印象，因此要等到春暖花开，供暖设备彻底检修完才回来；他单独一个人回来；他要带他那位意大利同居者同回；他希望他归来不向外界公布，他要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将要举行一次舞会。直到最后他才选定了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到家，后来证明这个日期是准确的。
普伦德比他提前几天到达，出现了一点纠葛。普伦德并不是布赖兹赫德宅子里的老班底；他原来在义勇骑兵队给马奇梅因勋爵当随从，在搬主人行李的一个狼狈场合下才同威尔科克斯见过一面，当时他已经决定打完仗不回家了；普伦德一直就是个贴身男仆，这一向是他的正式身分，不过在过去几年里，他引荐了一位副监督之类的人物，是一个瑞士侍从，让他料理勋爵的服装，而且每当事到临头，也帮着干一些家里有失身分的活儿，因此事实上，成了这个动荡不定四处漂流的家庭的总管家了；有时他甚至还在电话里自称是“秘书”。在他和威尔科克斯之间横着一大片薄冰。
幸而这两个人互相很投合，再加上有科迪莉娅参加的一系列三边商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普伦德和威尔科克斯成为共同的贴身侍从，就像“近卫骑兵”和“英王卫队”一样，地位完全平等，普伦德把爵爷的私人房间当作专管领域，而威尔科克斯的势力范围是公用房间；那个资格较老的仆人得到一件黑上衣，并且提升为主管酒类、膳食的男仆；那个难以安排的瑞士人到来的时候，将穿上便衣，并且完全享受贴身男仆的待遇；薪水也普遍提高了，使之和新的显要职位相称，结果皆大欢喜。
一个月前我和朱莉娅已经离开了布赖兹赫德，由于考虑到我们不会再到那个地方，所以就又回来为马奇梅因勋爵接风洗尘。到那一天，科迪莉娅去火车站，我们则留在家迎接他。天气阴沉沉的，刮着阵风。村舍农户也都装饰起来了；原本打算在这个晚上举行营火晚会并请乡村银管乐队在平台上演奏的计划就被取消了，可是那面二十五年之久没有飘扬过的家族徽旗却在山墙上凌空升起，在铅灰色天空衬托下飘动着。不管什么粗糙刺耳的声音朝着中欧的麦克风里嘶喊，不管什么兵工厂里的车床正在飞速旋转，可是马奇梅因勋爵重归故里却是邻居乡里们的头等大事。
马奇梅因勋爵定于三点到达。我和朱莉娅在客厅里等候着，直到和车站站长早有安排，一直通着消息的威尔科克斯宣布“火车已经发出进站信号了”，一分钟以后又宣布，“火车已经进站了；爵爷已经上路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前院的门廊，和管家们在那里等候着。不久那辆劳斯莱斯牌轿车在车道拐弯的地方出现了，后面不远跟着两辆行李车。汽车停了下来；科迪莉娅先钻出车来，接着是卡拉；随后是片刻停顿，只见有一块小毛毯递给了汽车司机，一根手杖递给了男仆；这时才有一条腿小心翼翼地伸出来。普伦德此时已经站在车门旁了；另一个仆人——那个瑞士贴身男仆——也从一辆货车里出现了；他们俩合力把马奇梅因勋爵抬了出来，让他站稳；他摸索着好他的手杖，紧紧抓住，然后站了足足有一分钟，缓一口气，好走上通前门的那几级低矮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