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
作者：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英国]
译者：赵隆勷
序幕
旧地重游
当我到达小山头上C连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眺望那片营房，在灰蒙蒙的晨雾中，下面的兵营清清楚楚映入眼帘。我们在那天就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进驻时，这里还覆盖着白雪；而现在，春天初生的嫩叶正在萌芽。当时我就思忖，不管我们将面临多么荒凉的景色，恐怕再也不会害怕那儿的天气比这里更令人难受的了，现在我回想一下，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愉快的记忆。
在这里，我和军队之间的爱已经完全消逝了。
有轨电车在这儿到达终点，使得从格拉斯哥喝醉了回营房的士兵可以在位子上打盹，直到他们到达终点被人喊醒。从电车站到营房门口还要走一段路；在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里，经过警卫室之前还有时间扣好上装，整理军帽，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水泥路被野草代替了。这是城市最远的边界。鳞次栉比、整齐的住宅区和电影院终结了，偏僻的乡间由此开始。
这个兵营驻扎的地方前不久还是一片牧场和耕地；农舍仍然位于丘陵怀抱之中，已经做了营指挥部；曾经是果园的残垣断壁上爬满了常春藤，洗衣房后面还有过去果园留下的半亩残缺不全的老树。在军队进驻之前这块地方本来是计划要清除掉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那里的农舍、围墙和苹果树都会无影无踪了。半英里长的水泥马路在两边光秃秃的土堤之间修起来了。马路两旁纵横交错的阴沟说明承包市政工程的商人曾经计划在那里修建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这片地方可能就已经成了近郊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过冬的那些小房子就等着轮到它们毁掉了。
坐落在路那边，即使在冬天也被环绕着的树林半遮半掩着的，是一所精神病院。它成了人们频繁讥笑评论的话题，它的铁栅栏和高大的院门使得营地的粗铁丝网黯然失色。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疯子在整齐的碎石小径和美丽的人工草地间闲逛和跳来蹦去；这群幸运的不为国出力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承担不起的战斗，毫无疑问，他们已尽了职责，是这一个发展的世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正安然享受着继承到的遗产。当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士兵们常常隔着栅栏向那些病人大声喊叫——“好朋友，给我把被窝暖热吧，我不久也要来了——”但是，我们最近来的排长胡珀，嫉妒那些人舒服生活，“希特勒会把他们送进煤气室去熏死，”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两样东西。”
我们在仲冬时节开进这里，那时，我带来的是一连身强力壮、充满希望的士兵。我们从沼泽地区调动到这个码头时，人们都说我们最终会开往中东。日子一天天逝去，我们清除积雪，平整练兵场，我看到士兵们由失望变成了听天由命。他们贪婪地闻着煎鱼铺里的香味，竖起耳朵听工厂的熟悉的、和平时期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伴奏声。现在每逢休假日，他们就没精打采地站在街道拐角上，看到军官走近就侧着身子溜掉，生怕一敬礼，让军官看到他们带着新情人逛大街而丢脸。在连部，有一大批条子要求小额借支和照顾假期；天刚蒙蒙亮，到处都是泡病号的士兵的诉苦声和牢骚满腹的阴郁面孔和呆滞眼神，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而我，照规矩本来应该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可是，我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在这里，原先把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已经提升走了，继任的是一位年轻的，不那么和蔼的人，是从别的团调来的。在战争爆发时一起受训的那批志愿兵，现在留在食堂里的不多了；他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差不多都走光了——一些人因为伤病退伍，一些人提升到别的营里，有的进了参谋部，有的志愿当了特工人员，有一个在野外靶场上不小心被子弹打死了，有一个受到军事审判——他们的位置都由应征士兵取代了；现在，军官餐厅休息室里不停地播放着无线电节目，人们在饭前喝很多啤酒；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这会儿，我在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老起来。每天晚上我感到浑身僵硬、疲倦，不愿走出营地；我养成了独占某几把椅子和某几种报纸的习惯；我经常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不多也不少，听完了晚上九点钟的新闻马上上床。我总是在起床号前一小时醒来，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对军队最后的爱消逝了。它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的。留在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的某天，当我在吹起床号前醒来，躺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凝视着一片黑暗，一边听着四个同屋人深沉的鼾声和梦话，一边心头反复考虑着当天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把两个伍长的名字登上参加武器训练的名单了吗？在假满归队这一天，我手下超假的人数又会是最多的吗？我能够委托胡珀把一班候补生带出去勘察地形吗？——当我在黑夜里躺着的时候，吃惊地体会到我心里有某种东西，久病不愈，已经静悄悄地死亡了，就像一个丈夫可能感到的，他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突然认识到对于他一度爱过的妻子不再有什么热情、温柔或敬重，和她在一起不感到快乐，没有取悦她的愿望，对她可能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想什么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没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对于遭到不幸也不自我谴责。我清楚地知道婚姻幻灭的单调乏味的境界，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上述的境界，从早期的苦苦追求直到现在，如今我们之间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规定的冷冰冰的义务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了。我亲自演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场戏，发现早期的小小争执愈来愈频繁，眼泪更少感染力，和解不再甜蜜，直到产生了一种冷漠的心情和冷淡的批评，使我愈来愈相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我原来的爱人。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不老实的调子，我学会了忧心忡忡地留心听有没有这种声音；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茫然的、忿恨的、难以理解的眼光，我看到她那自私的、抿得紧紧的嘴角。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了解一个日复一日地共同生活了三年半的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邋遢习惯，施展魅力的手段，她的嫉妒和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神经质的动作。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迷人的力量，我看出来她是一个和我志趣不相投的陌生人，过去我一时痴迷和她不能分离地结合起来。
所以，在军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完全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我会继续服役，但是对此我只是默默地接受，毫无热情。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早晨九点一刻在附近铁路支线上车，把剩下的口粮放进军用背包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已经率领一支小先遣队走了。连里的东西头一天已经收拾好了。胡珀被选派去检查营房。全连于七点半列队集合，帆布军用背包都摆在营房门前。一九四零年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早晨，我们错认为派我们去保卫加来。打那时起，我们一年要换防三四次；这一回，我们新上任的指挥官正在进行一种不平常的“安全”表演，甚至麻烦到要我们把制服上和运输工具上的标志统统摘下来。这是“极有用的战争状态训练，”他说，“如果我发现有营妓在那头等待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泄密了。”
厨房的炊烟在晨雾中漂浮，营房驻扎在那里，就像一个迷宫，由许多线路构成，描画在一个未完工的房屋建筑设计图上，仿佛是最近由一群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似的。
“代号为‘绿鳕’的发掘物在二十世纪市民奴隶团体和继之而起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环。在这里，你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会修建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却被一个处在最低发展阶段的人种蹂躏了。”
我想，未来的权威们可能会那样写。我回过头去问连的军士长：“胡珀先生来过吗？”
“长官，今天早晨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们去到那间已经搬空了的连部，在那里我发现，做好营房设备损坏表后，又打破了一块窗玻璃。“夜里风刮的，长官。”军士长说。
（一切损坏都可以归之于这样的原因，或者归之于“工程兵的演习，长官。”）
胡珀来了；他是一个肤色发黄的青年，留着个背头，从前额起没有分缝，带有单调的英国中部口音；他来连队已经两个月了。
士兵们不喜欢胡珀，因为他不太内行，他有时会对着大家叫着个别士兵的名字下口令，比如喊：“乔治，稍息，”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差不多到了钟爱的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刚到饭厅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新来的上校和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他这个人还不了解。他在饭厅休息室里已经喝了几杯杜松子酒，有几分醉意，这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
“赖德，那个青年军官是你连里的人，对吗？”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上校，”我说，“早就该剪了，我一定设法让他剪了。”
那位上校又喝了几杯酒，开始打量胡珀，一面出声地说：“天啊，现在他们竟把这样的军官送给我们！”
那天晚上，那位上校似乎总也忘不了胡珀。吃完晚饭，上校突然大声说：“在我原来那个团里，如果一个青年军官这个模样，部下死活也要把他的头发剪短的。”
谁都不理碴儿，而由于我们没有反应，好像惹恼了那个上校。“你，”他转身对A连一个老实的青年士兵说，“你去拿把剪刀来，把那个军官的头发给剪短了。”
“长官，这是命令吗？”
“这是你长官的希望，而长官的希望我知道就是最好的命令。”
“很好，长官。”
就这样，在冷淡的困惑气氛中，胡珀坐到椅子上，这时在他的后脑勺来了几剪子。理发开始时，我离开了休息室，后来为了他受到的待遇我向胡珀道了歉。“这样的事，在我们团里是不常有的，”我说。
“啊，别难受，”胡珀说，“我经受得住这点儿玩笑。”
胡珀对军队不抱幻想——或者确切地说，他看待宇宙万物都像隔了一层雾，迷迷糊糊。他看军队，也和看那层迷雾一样，不抱什么特别幻想，他尽了一切努力要求推迟服役，之后，他被迫勉强进了军队。他说他接受兵役就像接受“麻疹”一样。胡珀决不是浪漫的人，他小时没有追随过鲁珀特亲王的骏马，也没有坐在克珊托斯河身的营火旁边。我到了某种年龄，除了听诗歌朗诵（我们老师介绍的使大人小孩泪如雨下的关于坚忍不拔的印第安人的插曲），不流一滴眼泪——而胡珀却常常流泪，但是他从来不为亨利在圣克里斯平节日发表的演讲、也不为色茅霹雳的墓志铭流一滴泪。他们给他讲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战争，却详细地讲解了文明的立法和近代工业改革。那些战场，如加利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颁多、班诺克平、龙塞瓦利斯和马拉松——还有亚瑟王倒下的地方，以及成百个这样的古战场的号角声，即使目前在我万念俱灰，看破一切的精神状态中，这些古战场的名字还是越过漫长的岁月，以我童年时代听到的清晰有力的声音，依然召唤着我，但是胡珀听了毫无影响。
虽然他这个人我连最简单的任务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他，他却很少发牢骚。他过分重视“效率”，凭着有限的一点商业经验，他有时谈到军队薪饷和供给情况，以及“一个人一小时完成的工作量”的效用，并说：“在商业上，他们可逃不脱惩罚。”
他睡得很熟，而我却睡不着，心里烦得很。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几周里，我觉得胡珀成了英国青年的象征，因此，我一读到报上公开的演讲，说本来需要什么样的青年，世界要靠青年，我就会拿胡珀代替文章里泛指的青年，然后看看是否合适。这样，我在起床号前黑暗的时间里，有时会默默地沉思着：“胡珀群众会”、“胡珀招待所”、“国际胡珀合作”、“胡珀宗教”。胡珀是这一切事物的最可靠的试金石。
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起刚从“军官训练队”来时，胡珀的军人气概变少了。这天早晨，他背着全副装备，看起来很不像个样儿。他像跳舞似的，滑行过来向我立正，举起戴着羊毛手套的巴掌对我敬礼。
“军士长，我要对胡珀说话……哦，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叫你去查营房的。”
“对不起，我晚了吧？我匆匆忙忙把装备收拾起来。”
“那就是你要勤务兵的目的吗？”
“嗯，严格地说，我想是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有事要干。如果你待他们这种人不好，他们会用别的方法来报复你。”
“嗯，现在去查看营房吧！”
“好咧——啊。”
“天啊，别说什么‘好咧——啊’的吧。”
“对不起，我的确想要记住。我刚才是顺口说出来的。”
胡珀走了的时候，军士长回来了。
“长官，指挥官刚走上这条小路，”他说。
我出去迎他。
指挥官猪鬃似的红色小胡子上凝聚着点点水珠。
“嗯，这儿一切都清点好了吗？”
“好了，长官，我想已经好了。”
“你想已经好了，你应当知道是不是好了。”
他看到破了的玻璃窗。“这块玻璃登上营房损失表了吗？”
“长官，还没有。”
“还没有？如果不是我看到的话，不知道这块玻璃你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去。”
和我在一起他就不自在，他的吵嚷大都是由于怯懦，但是我并不因此变得好一点。
他领我去小屋后面的一段铁丝篱笆旁边，这段篱笆把我的地段和运输排的地段隔开来，他轻巧地跳过铁丝篱笆，走向一个长满荒草的沟，这条沟一度是那个农场上的界线。他在这儿开始用手杖刨地，像一只用嘴拱地要吃地下菌的猪那样，一会儿就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他刨出了一个垃圾坑，爱整洁的士兵喜欢这种垃圾坑：笤帚把，火炉盖，锈了的水桶，袜子和一块面包，同纸烟盒和罐头盒一道埋在酸模草和蛇麻草下面。
“看看这个，”指挥官说，“这些东西会给来接防的团队很好的印象啦。”
“真糟糕，”我说。
“真丢脸。离开营地以前，必须把这一切都烧了。”
“长官，很好。军士长，给运输排捎话，告诉布朗上尉，指挥官要求把这条沟清理干净。”
我不知道上校会不会容忍我不服从命令；他容忍了。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用手杖扒拉一阵沟里的脏东西，然后转过身大踏步走开了。
“连长，你不应该这样做，”军士长说，自从我到连队以后他一直是我的指导和依靠。“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做。”
“那不是我们的垃圾。”
“连长，可能不是，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跟上级关系搞不好，他们会用别的方法整治你的。”
当我门走过疯人院时，两三个年老的疯子在栏杆后面客客气气地嘟囔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老朋友，再见啦！我们会来看你们的。”士兵们对那些疯子喊道，“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一直笑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吧。”
我和胡珀走在先行排的前头。
“喂，知道我们往哪儿开吗？”
“不知道。”
“你认为真的要干起来吗？”
“不。”
“不过是折腾一阵吧？”
“是的。”
“人人都说我们真要干起来了。我真的弄糊涂了。不知怎的，我感到如果我们永远不去打仗的话，这一切演习和训练好像都是蠢事。”
“我可不犯愁。到时候大家都有很多仗要打的。”
“啊，你知道，我可不要打太多的仗。只要说我打过仗就行了。”
一列陈旧的火车在侧线上等着我们；负责这列车皮的是一个铁路运输官，一群疲惫的士兵正在把卡车上最后一批长形帆布袋运到行李车上。出发的准备半小时就做好了，但一个小时后火车才开动。
三个排长和我合用一个车厢。他们吃夹肉面包、巧克力、抽烟和睡觉，谁也没带一本书。像时常发生的那样，火车常常停在两站之间，在头三四个小时，车一停，他们就把头探到窗外，注意城镇的名字，后来他们就没有兴趣了。在中午和晚上，人们把温吞吞的可可茶用勺子从桶里舀到我们的水杯里。火车穿过干线两侧风景单调乏味的地区，缓慢地向南驶去。
这一天的重要事件是指挥官的“命令发布会”。由传令兵召集我们在指挥官的车厢里集合，看到他和副官戴着钢盔，带着全副装备。他说的头一件事是：“这是命令发布会。我希望你们参加时要全副装备。我们偏巧在火车上，但这一事实是不重要的。”我以为他要打发我们回去重新着装，但是他盯了我们一会儿说，“坐下。”
“我们让营地处在一种很不体面的情况中。我随便走到哪儿都看到军官没有尽职责。丢下的营地是个什么样子最能说明团级军官的效率。营和营的军官们的荣誉就靠这个。而且——”下面的话他真说了呢，还是我从他愤怒口气和眼光里猜出来的？我想，他把话咽下去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几个临时军官的松松垮垮破坏了我的荣誉。”
我们坐在那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等着记录下下一步工作的详细命令。一个较为敏感的人就会看出，他已经不能给人深刻印象了；他也许看出来了，因为他用一个好发脾气的校长的办法补充了一句：“我要求的只是忠诚的合作精神。”
然后，他看着笔记本念道：
“命令。
“情报。本部正运行于A地与B地之间。这是C地的主线，易于受到敌机轰炸和毒气攻击。
“意图。我打算到达B地。
“方法。火车大约在23点15分到达目的地……”等等。
要害地方出现在结束时宣布的“后勤”项下：C连抽出一排人，在火车到达侧线时负责卸车，那里有三辆三吨卡车把物资全部运到新营地的临时堆集处。一直要工作到完成任务；抽出的一排人看守堆集处，在营地周围警戒。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能给值勤的人发可可茶吗？”
“不能。还有什么问题？”
当我把这个命令向军士长传达时，他说：“可怜的老C连又倒霉了。”于是我明白这是在处罚我反对指挥官。
我给几位排长传达了指挥官的命令。
“喂，”胡珀说，“这差事叫咱们的小伙子非常为难，他们会发脾气的。他好像老是派咱们干脏活。”
“你去执行警戒任务。”
“好咧。但是，我在黑暗里怎么能看出周围的警戒线呢？”
灯火管制开始了不久，一个勤务兵闷闷不乐地顺着列车车身走着，他弄出的嘎啦嘎啦响声惊动了我们。一个有经验的军士大声喊着：“上第二道菜了。”
“敌人在向我们喷液态芥子气，”我说，“务必把窗户全关上。”然后，我写了一个简明的情况报告，说明没有人员伤亡，什么也没有受到污染，已经派士兵在部队下火车以前把车厢外皮的毒气消除干净。看来指挥官很满意这个报告，因为他再没说什么了。天黑后，我们都睡了。
最后，在深夜，我们到了要去的铁路侧线。我们的安全作战行动训练要求我们避开车站和月台。在黑暗中，从开动的火车上跳到铺着矿渣的轨道旁，引起了混乱和损失。
“到铁路堤下的路上集合。赖德上尉，C连的行动和平常一样慢慢吞吞。”
“是，长官。我们漂白车皮的工作遇到点困难。”
“漂白？”
“给车皮消毒，长官。”
“哦，我相信，干得非常认真。把它撂下吧，开始行动。”
到现在，我那些半睡半醒的、恼怒的兵士哗啦啦地在大路上排起队来。不一会儿胡珀那个排就出发，接着在黑暗中消失了。我看到几辆卡车，排成一队的士兵把补给品从陡峭的路堤上一件一件地传递到堤下。现在，当士兵们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目标明确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快活起来。最初，我和他们一起传递了半个钟头东西；后来我停下来去迎接坐在首先开回来的卡车上的副连长。
“那个营地很不错，”他报告说，“是一片很宽阔的私人住宅，有两三个湖。看来如果运气好，我们还能逮着几只野鸭。村里有家酒店，一个邮政局。几英里内没有市镇。我已设法为咱们俩搞到一间小屋。”
凌晨四点，运输工作结束。我坐着最后一辆卡车，通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下垂的树枝常常抽打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有的地方，我们离开小道开到私宅内的汽车道上，有的地方，我们开到两股汽车道会合的空场上，有一串防风灯标志着这里放了一堆物资。我们在这里卸了车，终于跟着向导到了营地，天空没有一颗星，濛濛细雨开始落下来。
我一直睡到勤务兵叫醒我。我疲乏地起床，默默地穿起衣服，刮脸。我走到门口才问副连长，“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了我这地方的名字。马上，仿佛有人突然关了无线电，多少天来在我耳边不停地、愚蠢地响着的声音突然给打断了；接着是巨大的沉默，起先是一片空虚，但是随着我的受了伤害的感官恢复了知觉，我耳边逐渐充满了许多甜美的、纯真的、久已忘却的声音：因为他说出了我那么熟悉的一个地名，具有古老深奥魔力的魔术般的地名，只消一听到它，魂牵梦绕的岁月的影子就开始在我眼前联翩飞舞了。
我呆呆地站在小屋外面。雨停了，但是阴云密布，低低地笼罩在头上。是个寂静的早晨，厨房里的炊烟笔直地向铅色的天空升起。一条大车道，原来用碎石铺成，后来长满了青草，现在却出现了一条条车辙，给搅成了烂泥。这条大车道沿着山坡伸展，下了山头就看不见了。道路两旁杂乱地散布了一幢幢盖着波纹铁皮屋顶的房子，从那儿发出一阵阵格格声，人语声，口哨声，嘘声，一营兵士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他们发出像动物园里一样的嘈杂声。一片更熟悉的、精美的园林风景在我们前面和周围展现。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处在一个孤零零的、蜿蜒的山谷怀抱之中。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小山的缓坡上。对面那片景色尚未令人陶醉的原野一直伸展到附近的地平线上。中间流着一条小溪——名叫新娘河，发源于不到两英里远的名叫新娘泉的农场，过去我们有时走到那儿去喝茶；溪水往下流，在流入艾冯河之前就成了一条大河。艾冯河在这里用闸拦住，形成了三个湖，其中一个不过是一片蓝灰色的芦苇荡，但是其他两个湖却宽阔得多，湖面反映出云影天光和湖边巨大的山毛榉树。树林里长的都是橡树和山毛榉树，橡树是灰色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由于刚萌幼芽，微带绿意；这些树与绿色的林间空地和开阔的绿草地构成了一个简单的、精心设计的图案——黄底白斑的小鹿还在这里吃草吗？为了免得没有一处寓目的地方，在水边屹立着一座古希腊多斯式神庙，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拱门架在连接起来的河堰最低处。这一切都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设计和建筑的，使得人们今天可以欣赏这片风光的丰姿。一道绿色的山峦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山那边的房屋，但是我却十分清楚房屋的位置和样式，这一片房屋伏在菩提树间，好像一只雌鹿伏在羊齿草丛中。
胡珀侧着身子走过来，用他大部分是学来的、可是别人却学不像的样子向我敬礼。他的脸色因为干警卫熬了夜，显得灰暗，而且还没有刮脸。
“B连接替我们了。我已经打发小伙子们洗涤去了。”
“好。”
“房子就在那边拐角的地方。”
“知道，”我说。
“下星期旅司令部要迁来。这个地方当兵营是够大的了。我刚才侦察了一番。我认为非常华丽。奇怪的是，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我进去看了看，正在做礼拜——只有一个神父和一个老头儿，我感到非常尴尬。宗教的事你比我在行。”也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留心听他的话，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引起我的兴趣，就说：“台阶前面还有一个大极了的喷泉，完全是用岩石雕成的动物。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喷泉。”
“见过，胡珀。我以前到过这儿。”
这些话在我耳边回响，由于我居住的房屋的穹顶而更加响亮了。
“哦，好，这一切你都知道。我要去洗洗了。”
我以前到过那儿；我知道那儿的一切。
☆☆☆微吟于2004-01-27 21:00:10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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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
“我到过这儿，”我说。我以前到过那儿；二十多年前，在六月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和塞巴斯蒂安一道去那儿，那时沟里长满淡黄色的绒线菊，空气里充满了夏天的芳香，那是特别晴朗的一天；虽然我常常去那儿，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在我这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时，心里回想起的却是我第一次的访问。
那一天，我也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的。那时在划船比赛周。牛津——像莱恩尼斯那块地方一样现在已经沉没，被人遗忘、不能复原了；海水很快把它淹没了——牛津，那时还是一座精雕细刻的城市。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她秋天的雾，灰色的春天，她那难得的夏天的光辉——像那天那样——这时栗树开花，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是这种寂静使我们朗朗的笑声发出回响，使回声静静地、欢乐地在喧闹声中飘扬。在划船比赛周，一群妇女闹哄哄地来到这里，人数多达几百，她们嘁嘁喳喳，花枝招展地走在卵石路上，登上许多级台阶，游览观光，寻欢作乐，喝一杯杯红葡萄酒，吃面包夹腌黄瓜；撑着方头平底船在河上到处转，成堆地拥上大学游艇；她们出现在牛津泰晤士河上和大学生俱乐部里，爆发出一阵阵十分滑稽，叫人难受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逗笑的对话，她们在大学教室里的合唱特别引人注意。闯进来的这批人的喧闹声响遍了每个角落，在我们学院里，这闹声不是一般的喧闹，而是引起最粗俗骚乱的源泉。我们当时正在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最糟的是，那个住在我上面的胆小如鼠的管理自然科学学生的学监，把住房借给了外来人作女衣帽间，一张印好、宣布这桩侮辱性行为的招贴就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是我的校工。
“凡是没有女朋友的先生们，请最近几天尽可能在外面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吃午饭吗？”
“不在，伦特。”
“据说，为的是给下人们一个跳舞的机会。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给女衣帽间买一个针插儿。他们跳舞干什么？我看毫无道理。以前在划船周从来没有跳过舞。庆祝舞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假期中，不是在划船周举行的，仿佛喝茶还不够、泰晤士河还不够宽敞似的。先生，若是你问我原因的话，这全是因为战争。要不是战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对伦特说来，就像对成千上万其他的人一样，世道再也不会和一九一四年一个样儿。“现在，晚上喝点酒，”他接下去说，照他的老习惯，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或者请一两位先生来吃午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是打仗回来的人带来的。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学问，有不愿学习。真是这样，甚至有些人去城里共济会那儿同市民跳舞——学监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哦，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着闲聊，还得去买针插儿。”
塞巴斯蒂安进来——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恰巧像我那条。“查尔斯，你们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来了马戏团吗？除了大象，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得说整个牛津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了。昨天晚上，女人的数目猛增起来。你得马上走，避开危险。我弄到了一辆摩托车，一筐草莓和一瓶法国佩拉基别墅的葡萄酒——这是你没有喝过的酒，别装蒜了。这种酒就草莓可美极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谁？”
“一个名叫霍金斯的。身上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东西好买。这辆摩托是一个名叫哈德尔斯卡的财产。如果我摔死了，替我把破车还给他；我摩托开得不太好。”
在大门外，在过去做过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面，停了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放在车辆上。我们把玩具熊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当心别让他生病”——然后开车走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点；我们险些撞上一个牧师，那人戴着黑草帽，留着白胡须，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沿着逆行线自由自在前进。摩托车横过卡尔法克斯，开过车站，不久就到了波特莱路的田野上。在那时侯，很容易到达田野。
“天不是还早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还在干她们下楼以前独自干的事情。懒散的习惯毁了她们。我们走了。上帝保佑车主人哈德卡斯尔。”
“哈德卡斯尔究竟是谁？”
“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道来。也是懒散的习惯毁了他。嗯，我跟他说过十点见。他在我们学院是个很阴郁的人。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至少，我认为他是这样。他不能够白天黑夜总是哈德卡斯尔，他能这样吗？——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谁也不认识我爸爸。社会上人人都避开他。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惜咱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在斯温敦我们离开大路，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不用灰泥砌的石墙和细方石砌的房屋中间了。大约十一点钟，塞巴斯蒂安没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一条大车道上停了下来。这时天气已经热得使我们得找个阴凉地方休息。我们在榆树下草尖被羊啃掉的小丘上吃草莓、喝酒——像塞巴斯蒂安许诺的那样，这两种东西一块吃味道很美——我们点上了土耳其大雪茄，仰卧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望着他上面的树叶，我望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没有一丝风干扰，一直飘到深绿色树叶的阴影里，烟草的甜香和周围夏天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芬芳的金色葡萄酒，仿佛把我们托举起来，离草地一指高，使我们悬在空中。
“这正是埋一罐金子的好地方，”塞巴斯蒂安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和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
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我娇惯你，但是，你知道，这全都是由存款里提出的……我想，到了我该忠告你的时候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人家的指教，除了咱们的远房亲戚艾尔弗雷德特地骑着马到鲍通来指教我。你知道他忠告的内容吗？‘内德，’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求你做到。在校期间，每逢星期天都要戴礼帽，判断一个人，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礼帽。’你知道吗？”我的父亲一边接下去说，一边深深地抽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礼帽的。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没有看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听见有人议论过这一点。但我总是戴着礼帽。这样做，不过是表明，凡是切合时宜的、非常有见识的忠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给你提出些忠告，可是我没有。”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种损失。他是我伯父的大儿子，我父亲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家长”。他读到四年级，估计这个学期结束以前就会获得穿上牛津大学划船队员蓝色衣着的荣誉；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和大学三年级公共休息室的总管；他是那个学院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上大学的第一周，他就来正式拜访我，留下来喝茶；他吃了很难消化的一顿：蜂蜜小圆面包，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然后他点上烟斗，躺在柳条椅子上，定下我应当遵守的行动准则；他谈到很多题目，甚至今天我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他所说的许多话：“……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为了获得一个名次好的第二名，你花在上面的时间等于白白丢掉了。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不管这些讲演是不是你的学院主办的——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俱乐部吗，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这也不是件坏事情——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要去野猎山酒店……”对面山墙的上空映出霞光，然后就昏黑了；我往火炉里添一些煤，开了灯，看到他那条伦敦做的肥肥大大的运动裤和利安德牌领带很有气派。“不要像对待中学教师那样对待大学教师，应当像在家里对待教区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到二年级时你得花上半年时间去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那些不中意的朋友……当心英国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很难听、搞鸡奸的人。事实上，你得机灵地避开一切宗教团体，它们只会招来祸害……”
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表现出第三度空间，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兰西尔在长耳狗的眼光里表现它的忠诚……”直到塞巴斯蒂安懒洋洋地翻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才念道：“‘谁对一只蝴蝶或一朵花的感情会像对一个大教堂或一幅画一样呢？’是的，我就感到，”直到他念到这地方，我才睁开了眼。
在我遇见塞巴斯蒂安之前，我就认得他的模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由于他的引人注目的漂亮，怪僻的行为，在进校的第一周，他就是这一年新生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那一次令我吃惊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带了一只大的玩具熊。
“那位是，”理发师在我坐到椅子上时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一位非常有趣的青年绅士。”
“显然是的。”我冷冷地说。
“马奇梅因侯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离校了。那位可是大不一样，是一位安静的绅士，很像个老头儿。你猜塞巴斯蒂安来干什么？来给他的玩具熊要一把发刷，鬃毛要很硬的，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塞巴斯蒂安买的是一只很漂亮的玩具熊，熊背是象牙做的，他让人在它的背上刻上‘阿洛伊修斯’的字样——这是熊的名字。”一个人在他那个年龄，可能已经厌倦了大学生的幻想，但是他显然给这头熊迷住了。可是，我对塞巴斯蒂安一直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后还见过他几次，一次他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一次他戴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虽然科林斯还在读弗洛伊德，能用许多专门名词解释一切，但是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仍然没有变好。
终于，我们见面了。这一次情况也是不吉利的。那是三月初一个晚上快到午夜时分，我正在请大学一些知识界朋友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我心里感到非常厌倦。我打开窗户，外面院子传来不平常的醉汉的笑声和不稳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声音说：“来吧”；又一个说：“有的是时间……房屋……等到汤姆打完了电话再说”；另一个比其他的更清亮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得出去一会儿。”然后，一个面孔出现在我的窗口，我认出来这是塞巴斯蒂安，但是，那面容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活泼和喜气洋洋；他用茫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弯着腰走进屋里，他病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向陈规旧习挑战，这会儿遇见他，受到塞巴斯蒂安的强烈影响，我发现自己也非常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了。
吃完午饭，布兰奇拿了个意外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古董中间的喇叭筒，站在阳台上，用喇叭筒冲着那群正要去泰晤士河边的、穿着厚运动衫、闷声不响的人，用疲惫的声音朗诵了《荒原》中的几段。
“我，帖瑞西斯，早就受尽了苦难，”他站在威尼斯式拱门那儿向那些人哭泣道：
“我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城墙下坐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