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捷地走进房里，“我把他们吓得够戗！对我说来，所有的划——划船手都是讨人喜欢的宝贝。”
我们坐下来喝橘味白酒，这时伊顿公学来的最温和、最落落寡合的客人奏起风琴给自己伴唱：“他们把她的阵亡战士带回家。”
四点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头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客气地告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想在你身上插满有倒刺的箭，像插在个针——针——针插上一样。”又对我说，“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是件十分聪明的事。你藏在哪儿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去，像赶鼬鼠一般把你赶——赶——赶出来。”
布兰奇走后，其他的人不久都走了。我站起来要和他们一块走，但是塞巴斯蒂安说：“还有点橘子酒呢。”因此，我就留下来，一会儿他说，“我得去植物园。”
“为什么？”
“去观赏那里的长春藤。”
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由，于是我同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在默顿学院墙下走动时，他挽着我的胳臂。
“我从来没有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有多少东西你应该学习呵！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繁多的长春藤。如果没有植物园，我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
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还是我那天早晨离开时的样子时，我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的。出了什么毛病？除了金黄色的水仙花，似乎什么都不是真的。是那扇屏风吗？我把它翻转过来，让它面冲着墙。那样就好些了。
这就是那扇屏风的结局。伦特从来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屏风搬到他贮藏东西的楼梯间里，那里放满了墩布和水桶。
那天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六月的一个早晨，在高大的榆树阴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直飘上枝叶间。
不久，我们开车前进，过了一点钟，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下，那里本是个农场，我们吃鸡蛋、火腿、腌胡桃仁和干酪，在一间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架古老的挂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响，一只猫睡在空壁炉里。
我们继续开车前进，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两扇熟铁大门，乡间草地上两所古典式林间小屋，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树，又是一扇扇大门，开阔的停车场，汽车道拐弯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新的、幽静的风景。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顶上，我们看到下面半英里远的地方，绿树丛中闪现出一所古老宅子的圆顶和圆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来问。在圆屋顶那一边出现一条河水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片坡度很小的山峦卫护着、掩映着它。
“怎么样？”
“一个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得看一看房前的花园和喷泉。”他俯身向前开动了摩托车。“这是我家住的地方。”那时我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幻想中，听到他用的字眼我感到一种不祥的寒战——他用的不是“这是我的家”，而用的是“这是我家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全都走了，你不必会见他们了。”
“但是我愿意碰到他们。”
“哦，你见不到了。他们在伦敦。”
我们绕过了屋前，开进了一个侧院。“一切都锁上了。我们最好这边走。”我们的车从仆人住处的过道开过去，那里像个地堡，石板铺路，石头作顶。“我要带你去见见霍金斯保姆。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登上没有铺地毯的、擦干净的榆木楼梯，沿着中间铺了一条窄粗呢地毯的宽木板路，经过铺着油布的过道，走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救火水桶的楼梯井口，走上最后一道楼梯，尽头是一扇门。房屋的圆顶是假的，设计得从下面看上去像法国香波尔村屋顶的钟形小阁。那个圆顶不过是外加的一层楼，隔成了许多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口，她前面展现出喷泉，湖泊，小庙，远处，在最后一个山峦上闪烁着一个方尖塔；她的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一串念珠松松地拿在手间；她睡熟了。她年轻时代长时间的工作，中年时的权威，晚年的悠闲和保障都在她那布满皱纹、安详的脸上打下了烙印。
“哎呀，”她醒来说，“这真是料不到。”
塞巴斯蒂安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没见过他。”
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来的正是时候。朱丽娅恰好在这里待一天。他们玩得多高兴啊。没有他们，这儿真够闷的，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和老伯特。以后，他们就都去度假了，八月份，锅炉工也要打发走了，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和在那儿度假的朋友们，得到十月我们才会又安定下来。我还是认为朱丽娅一定要像别的年轻姑娘们一样享乐，虽然我一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在夏天最好的时候把花园丢下去伦敦。星期四菲普斯神父来这里，我跟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她添上这样一句话，仿佛这样她的意见就得到了神权的保证。
“你说朱丽娅在这里吗？”
“在这里，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没有看见她。都怪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小姐得照应她们，可是她身体不好，朱丽娅在家待不久，她一讲完话，不等喝茶，马上就走。”
“我担心我们又要见不着她了。”
“亲爱的，别那样，她看见你会又惊又喜的，虽然我告诉过她，她应该喝了茶再来，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就是为了喝茶才来的。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消息？你在用功读书吗？”
“奶妈，恐怕不很用功。”
“啊，我猜你整天在打板球，像你哥哥那样。可是，他还有时间读书。自从过了圣诞节，他就没有回过家，但是，我想，他会回家看农业展览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朱丽娅的文章吗？她带来给我看了。倒不是这篇文章把朱丽娅说得太好了，而是文章里的话很好听。‘马奇梅因夫人的漂亮女儿在社交旺季由她母亲带出来……不但穿着华丽，而且聪明机智……成了最受欢迎的初进社交界的姑娘。’对，这话并不过分，可是，她把头发剪了，真不应该；她有一头多么好看的头发，就像太太的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不自然的。他说：‘修女们都这样做。’我就接下去说：‘哎呀，神父，你当然不会使朱丽娅小姐变成修女吧？这个主意可不行！’”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谈下去。这是一间可爱的房间，为了适合圆屋顶的形状，房间造得很特别。墙上糊着带条纹和玫瑰花图案的壁纸。屋角有一个能前后摆动的木马，壁炉架上有一张圣心的石印油画；空壁炉被一束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绿蒲苇和宽叶香蒲遮住，衣柜擦得很干净，顶上摆着孩子们在不同时期回家来带给她的一堆小礼物：雕刻的贝壳和熔岩，印花皮革，彩色木制品，瓷器，地下挖掘出来的橡木，有波形花纹的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制品，珊瑚，许多假日的纪念品。
过了不久，保姆说：“亲爱的，摇铃吧，我们喝茶。我往常下楼去和钱德勒太太一道喝茶，可是今天我们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我平常用的那个女孩和别人去伦敦了。新的是刚从村子里来的。起先她什么也不懂，可是她很有进步。摇铃吧。”
但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得走了。
“不见朱丽娅小姐吗？她听到一定会难受的。你回家来会叫她又惊又喜。”
“可怜的奶妈，”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说，“她的生活太沉闷了。我很想把她带到牛津和我一道生活，不过我怕她总叫我去做礼拜。趁着我妹妹还没有回来我们得赶快走。”
“你为谁害臊，为我还是为她？”
“为我自己。”塞巴斯蒂安严肃地说，“我不愿意你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家里的人漂亮得叫人神魂颠倒，在我的一生中，我家的人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一旦他们的迷人力量抓住了你，他们就会把你变成他们的朋友，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好吧，”我说，“你的话叫我很满意。可是，难道你不允许我在这儿再多看几处地方吗？”
“都关闭了。我们是来看保姆的。在亚历山大皇后忌辰到处都开放，只要花一先令就可以参观。好，如果你要看，那时来看吧……”
他领我通过一扇挂着厚羊毛毡的门，走进一条黑暗的走廊；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上面的镀金檐板和拱形灰泥；然后，打开一扇沉重但开关灵活的桃花心木门，他领我走进一个漆黑的大厅里。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打开一扇百叶窗，把窗扇折起来；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午后阳光倾泻进来，照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照在大理石雕的一对大壁炉上，照在画着古典神衹和英雄像的拱形天花板上，照在镀金的镜子和人造大理石壁柱上，照在用布遮起来的一堆堆家具上。这一切都是匆匆一瞥，好像从公共汽车的顶层瞥见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厅，一闪而过，塞巴斯蒂安匆匆关上了窗户。“瞧，”他说，“就像这个样子。”
自从我们在榆树下喝了葡萄酒，自从我们的摩托车在车道上拐了弯，他说了句“怎么样？”——从这以后，他的心情显然起了变化。
“你明白了，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倒希望有一天给你看一些好看的东西——不是现在。可是，有一个小礼拜堂，你得去看看。那是一个‘新艺术’的纪念物。”
到布赖兹赫德工作的最后一位建筑师增添了一个柱廊和几个楼阁式的厢房。其中一个是小礼拜堂。我们从一扇公共门廊走进小教堂（另一扇门直通正屋）；塞巴斯蒂安把手指在圣水钵里蘸了一下，自己画个十字，然后跪下来；我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你干吗这样做？”他不高兴地问。
“这不过是出于礼貌。”
“哦，你不必为了我这样做。你想观光，你看这儿怎么样？”
整个内部曾经被抢劫一空，现在又按照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工艺重新陈设和装饰起来。许多穿着印花布罩衣的天使，攀缘蔷薇，花朵盛开的草地，轻轻摇晃的灯，凯尔特字体写的经文，穿甲胄的圣者：这一切以一片清晰的、色彩鲜明的复杂图案布满在墙上。有一个浅灰色的三联橡木雕刻，很像是从一个粘土模子中刻印出来的。圣灯和一切金属器物都是青铜制品，这些物件的外面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密密的细点；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地毯，上面点缀着白色和金黄色的雏菊。
“哎呀，”我惊叫了一声。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好，如果你看够了，咱们就走吧。”
在汽车道上我们碰到一辆由司机开的紧关着的汽车，后面坐着一个女孩子模样的人，回头从窗子望着我们。
“这是朱丽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走的正是时候。”
我们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话——“这是仆人老伯特，”塞巴斯蒂安告诉我——接着我们又开车走了，经过熟铁大门、仆人住房，开到大路上，直奔牛津。
“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恐怕今天下午我的脾气不太好。布赖兹赫德这个地方总使我心情不痛快。可是，我不得不带你去看看保姆。”
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总是按照那样的命令方式进行：“我必须买件宽大的红睡衣，”“我必须等到太阳照到窗户上才起床，”“今儿晚上，我绝对必须喝香槟酒！”——除了他认为“香槟酒对我有不好的效果”外，这句话他才不用命令式。
沉默了很久，他生气地说，“我并没有不断地打听你家庭的事。”
“我也不打听你的。”
“可是你看起来是要刨根问底。”
“嗯，你对家里的事太神秘了。”
“我希望我样样事情都很神秘。”
“也许我对人们的家庭存在着好奇心——你知道，这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家里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一个姑妈照顾了我一个时期，可是我的父亲把她赶到国外去了。我母亲在大战中牺牲了。”
“哦……很不平常。”
“她跟红十字会到塞尔维亚去了。从此以后，我父亲的头脑就变得古怪了。他就一个人住在伦敦，没有朋友，净干收集古玩这种蠢事。”
塞巴斯蒂安说：“你不知道你省了多少事。我们家里人口多，可以查查《德布列特贵族年鉴》。”
塞巴斯蒂安现在心情变得轻松了。我们的车开得离布赖兹赫德愈远，他的不安也好像丢得愈远了——那是一种一直纠缠着他的隐秘的不安和烦恼。我们开着车，太阳已经落在身后了，这样一来，我们好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似的。
“现在是五点半。我们还来得及到哈得斯托吃晚饭，在‘鳟鱼’酒店喝酒，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留下，沿着河边散步回去。这不太好了吗？”
这就是我头一次在布赖兹赫德短暂逗留的详情，那时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一个中年的步兵上尉会含着眼泪回忆起这块旧地来呢？
第二章
将近夏季学期末尾，我接受了我的堂兄贾斯珀最后一次访问和重要的规劝。我刚好没有课，前天下午已经考完史学学位的初试；贾斯珀的黑衣服和白领带表明他还处在紧张的时刻；他神色疲惫，满腹怨气，就像一个人担心在考试品达的神秘音乐这门学科中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样子。那天下午仅仅是出于责任心才促使他到我房里来，这对他、对我都是很不方便的事。他在门口碰到我的时候，我偏巧要出去安排当天晚上请客的事。这是计划用来安慰哈德卡斯尔的几次宴会中的一次——落到我和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一项任务，因为，我们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丢在外面，使他遭到学监的严厉指责。
贾斯珀不愿意坐下；这可不是一场情投意合的谈话，他背朝壁炉站着，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伯伯”一样对我讲话。
“最近一两个星期我几次设法跟你接触，实际上，我觉得你在躲避我。查尔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并不感到意外。
“你也许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感到有责任管。你像我一样清楚，自从你的——嗯，自从战争开始，你父亲事实上已经不问世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愿意不闻不问，看着你犯错误，本来只消及时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你避免犯错误。
“我预料你第一学期会犯错误。我们都犯下错误。我认识了一群十分讨厌的牛津学生教会联合会会员，他们给摘啤酒花的工人办了个暑期传教团。可是你呢？亲爱的查尔斯，不管你自己是否认识到，你完完全全同这个大学最坏的一伙人混到一起了。你也许认为，我住在宿舍里，大学里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可是，我听得见。事实上，我听到的太多了。我发现，因为你的缘故，我在饭厅俱乐部里成了人家讥笑的对象。有个叫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家伙，你好像跟他混得难分难舍。他也许不坏，这个我不知道，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看你那位朋友却很古怪，他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然，他们的家庭很古怪。你知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马奇梅因夫妇就分居了。真是一件怪事；人人都认为那是一对恩爱夫妻。后来，他带着仆人去法国，再也不回英国了。他仿佛被人杀死了。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她不能离婚——或者不愿离婚，我想。在罗马，有钱就能办到一切，而他们是大阔佬。弗莱特可能不坏，可是安东尼·布兰奇呀——这是个绝对不能原谅的人。”
“我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他，”我说。
“哦，他老在这里转悠，学校里的强硬分子不喜欢这件事。他们一看见他在宿舍出现就受不了。昨天晚上他又被扔在水星池里。你带着到处转悠的那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学院里都不好好地工作，这才是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事。他们认为，因为他们的钱多得可以到处撒，所以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干。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我叔叔给你多少钱。我敢打赌，你会花两倍于此的数目。这一切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挥挥手把他所指的挥霍浪费的证据都包括进去。的确，我的房间已经换掉了它朴素的冬装，相当迅速地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藏衣室。“这个付了钱吗？”（那是放在餐具橱上的装有一百个小格的盒子。）“还有这些呢？”（那是书桌上十几本毫无价值的新书。）“还有那个特别讨厌的东西？”（最近从医学院买来的死人头盖骨，放在一盆玫瑰花中，当时这是我书桌上的主要摆设。头盖骨前额上刻有拉丁文题词：“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付了，”我说，因为消除这条罪状，我感到十分高兴。“买这个头盖骨我得付现钱。”
“你不可能在干任何事情，这倒还不要紧，特别是如果你在其他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你在做吗？你在大学俱乐部或任何俱乐部里讲演过吗？你和哪种杂志有联系？你在牛津大学剧社有没有一个位置？可是瞧你这身打扮！”我的堂兄接着说，“我记得，你刚上学时，我劝过你要穿得像在乡间一样。你现在的装束好像是把参加梅登海德的剧团活动的服装和参加郊区花园合唱比赛的服装不伦不类地混合起来了。
“谈到喝酒——如果一个人一个学期里喝醉一两次，谁也不会注意。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他应该喝。我听说，人家看到你常常下午喝得醉醺醺的。”
他停住了，他尽了责任。担心考试的心情又开始在他心里顽强地出现了。
“贾斯珀，很抱歉。”我说，“我知道这一定使你烦恼，可是，我恰恰就喜欢这批坏人。我喜欢午饭时喝醉酒。虽然我的花费不到爸爸给我津贴的两倍。我相信，不到学期结束我就会花到两倍的。我通常到这时候要喝一杯香槟酒。你跟我一道喝一杯好吗？”
这样一来，我的堂兄贾斯珀感到没有办法了，我后来听说，他给他父亲写信说我挥霍无度，他父亲又把这话写信告诉了我父亲，可是我父亲对这件事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也没有特别在意，一个原因是他六十年来一直不喜欢我伯伯，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自从我母亲一死，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就这样，贾斯珀把我大学第一年生活的显著特点粗略地描画出来了；有一些细节还得同样粗略地添上去。
我早些时候答应过科林斯和他一道过复活节假期，如果塞巴斯蒂安表示要和我在一起，我就会毫无内疚地食言，把科林斯撇在一边，但是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表示；因此，科林斯同我在腊万纳过了几周节俭的、有益的生活。亚得里亚海的一阵冷风吹到这里巨大的坟墓间。在设计得适合于暖和气候居住的旅馆房间里，我给塞巴斯蒂安写了几封长信，我天天去邮局等他的回信。收到他两封信，每封信都寄自不同的地点，没有一封信把他自己的近况明白地告诉我，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抽象的、幻想式的文体——“妈妈和两个陪同的诗人都患了三次厉害的伤风头痛，所以我到这儿来了。这是圣·尼古登墨斯·泰亚第亚的节日，这个圣者因为头顶被钉上块羊皮而殉教，所以，他是一切秃顶人的保护神。告诉科林斯，我相信他会比我们早秃顶。这里的人太多了，但是，感谢上帝，有一个人戴了个喇叭形的助听器，这使得我很开心。现在我得去捉一条鱼。咱们离得太远了，我不能把鱼送给你，因此，我要把鱼的脊骨留下来……”——这种信看了叫我心烦。科林斯写了一篇小论文，指出镶嵌细工的原件不如照片那么好看。在这里种下了他一生有成就的种子。多年以后，他出版了尚未完成的论拜占廷艺术的第一卷巨著，我深为感动，发现在该书前言两页内容客气的感谢辞中有我的名字：“感谢查尔斯·赖德，借助他洞察一切的眼光，我第一次看到普拉西底亚和圣维太尔的陵墓……”
有时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塞巴斯蒂安，我会不会走上这条同科林斯一样的研究文化的艰苦道路。我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考试，但是经过一年激烈的竞争后，他失败了；后来，他有机会得到别的成功和光荣，但是他早年的失败深深影响了他，又通过他影响了我，因此，我产生了一种不明智的想法，以为这就是理智生活固有的、当然的目标。无疑我将来也会失败，但是失败以后，我可能在别处滑到不太严格的学术生活方面去。控制不住的温泉从大地深处迸出，以岩石无法压制的力量喷射到阳光中——在它的逐渐冷却的水汽中出现一条彩虹：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结果，那个复活节假期在贾斯珀警告我要避免的极陡峭的斜坡上形成一段短短的平路。下降还是上升？我觉得随着我获得的每一种成年人的习惯，我一天天地变得更年轻了。我度过了寂寞的童年，度过了备受战争苦难和由于丧母而变得黯淡无光的少年时代；除了英国人在青春时期感受到的单身的艰苦，除了早熟的自尊心和学校制度的压制，我还添上了自己所独有的悲哀而冷酷的性格。在和塞巴斯蒂安一块儿度过的那个夏季学期中，我仿佛获得了我前所未有的一段幸福童年，虽然这个时期的享受不过是绸衬衣、甜酒和雪茄烟；这时的淘气，在严重罪恶分类中也属于一种轻罪，但我们身上有一种婴儿似的清新，不乏天真之乐。到了这学期末，为了要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我参加了第一次大学学位考试，经过一个星期禁止塞巴斯蒂安到我房间里来，学习到深夜，喝冰镇咖啡，吃炭饼干，把荒疏了的功课填满脑袋以后，我通过了考试。如今，那些东西我一个字也记不得了，但是那学期中获得的另一些古代的学问，则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陪伴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喜欢这一群坏人，我喜欢午饭时喝酒，那就够了。现在我还需要什么呢？”
现在过了二十年，我回顾往事，很少事没有干过，或者不那样干的。我可以像斗鸡一样，用一只更强壮的种鸡斗败我堂兄的公鸡，斗败他的世故老成。我可以告诉他，那时的邪恶行为就像人们把酒精掺进杜罗河区的纯葡萄汁里，那是一种满是黑色混合物的、醉人的东西。那种邪恶既丰富了青春的历程，又放慢了青春的速度，就像那种酒一样，控制了葡萄的发酵，使之不能饮用，必须年复一年藏在黑暗的地窖里，直到最后酿造得适于摆在桌上供人饮用。
我还可以告诉他，一切知识的来源在于了解并爱人类中另一个成员。但是，当我坐在我堂兄面前，看到他不再与品达进行无结果的斗争，穿着深灰色衣服，打着白领带，罩上学士长袍，听他的严肃的声调，一直闻着盛开在窗下的紫罗兰花香气，这时我感到我的诡辩毫无必要了。我在感到危险的时刻就摸摸我的秘密的可靠避邪物，像佩在胸前的护身符一样。我找到这东西，紧紧抓住它。因此我对他说的并不是真话，说什么我通常在这时要喝一杯香槟，并邀请他和我一道喝。
在贾斯珀的庄严训诫之后第二天，我接受了另一次训诫，这次用语不同，来源也不同。
整个学期，倒不是我喜欢，我见到安东尼·布兰奇的次数相当多。我现在生活在他的朋友当中。但是我们频繁见面，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出于他的意愿，因为我对他是有点敬而远之的。
就年龄而论，他只比我大一点，但是那时候，他似乎有着流浪的犹太人的经历。他的确是个无国籍的游民。
他幼年时，家里曾打算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英国人；他在伊顿公学上过两年学；后来，在战争中，他不顾遇上潜艇的危险，横渡大西洋去阿根廷和母亲团聚，这个聪明大胆的中学生加入到男女仆人、两个司机、一头小狮子狗和她母亲的第二个丈夫的行列中。布兰奇和他们一起周游世界，变得邪恶得像画家霍格斯笔下的小侍僮。大战结束，他们回到欧洲，住豪华旅馆、疗养胜地，逛游乐场所，去海滨浴场。十五岁时，作为赌注，他被打扮成个女孩，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赛马总会的大台上表演；他同普鲁斯特和纪德一道进餐，同加图和第雅基烈夫往来亲密；费班克送他好几部长篇小说，上面写着热烈的题词，他在卡普里岛引起了三场不可和解的冤仇；他自己说在切法卢曾干过魔术的营生，在加利富尼亚治好了吸毒瘾，在维也纳治好了恋母情结。
有些时候，与他比起来我们都像孩子——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安东尼身上有一种疯狂和热情，这种狂热会在我们闲暇时的青春时期某些地方表现出来，比如在运动场上，或者在教室里；安东尼的恶劣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寻欢作乐，还不如说是为了要别人吃惊，他的精心表演常常令我回想起在那不勒斯遇到的一个顽童。这个顽童在一群英国旅游客人面前用明显下流的动作可笑的蹦蹦跳跳着。当安东尼谈到他晚上在赌桌上的情形时，我们从他的乱转的眼珠里看出他怎样贪婪地盯着他继父的逐渐减少的筹码；当我们在泥泞里翻滚着踢足球，狼吞虎咽吃松脆的圆饼的时候，安东尼已经在亚热带沙漠中帮助漂亮的妇女们做减肥治疗，在漂亮的小酒吧间小口小口的吸饮饭前的开胃酒，因此，我们身上已经驯服了的野性在他身上却仍然难以控制。安东尼也一样残酷，任性得就像爱随意残害小昆虫的孩子，他还像一个大胆的小学生一样，低下头对班长挥舞着小拳头。
他邀我去吃饭，我发现自己单独和他一起吃，心里颇感不安。“我们到泰姆去，”他说，“那儿有一家可心的饭店，幸好这家没有引起布林敦学院的人们的注意。我们要喝莱茵酒，想象我们自己在……在什么地方？不会是和约——约——约罗克兄弟一块儿出去游览。但是，我们首先喝一点饭前酒，帮助消化。”
在乔治酒吧间，他命令说：“请来四杯亚历山大鸡尾酒，”他把酒放在自己面前，同时发出品尝美味时响亮的“啧啧”声，引得人人都愤怒地瞪着他。“我想你比较喜欢雪利酒，但是，亲爱的查尔斯，不许你喝雪利酒。这不是一种很可口的混合酒吗？你不喜欢这酒吗？那么，我替你干杯。一、二、三、四——四杯下了肚。瞧，那些学生怎样盯着我！”然后他领我出去坐上等着的汽车。
“希望我们不会在那里遇到大学生。目前我对他们毫无好感。你听到星期四他们怎么对待我的吗？太不像话了。幸亏那晚上我穿的是最旧的睡衣裤，而且那晚上天气很闷热，否则我真要发脾气了。”安东尼有个习惯，说话时爱把脸贴近对方；甜甜的、发出奶油味的鸡尾酒味沾染了他的气息。我侧过身子躲着他，坐在出租汽车的角落里。
“亲爱的，你想象一下我的情形吧，单身一个，勤奋用功。我刚刚买到一本相当可怕的书名叫《滑稽的圆舞》，我知道我必须在星期天去加辛顿之前读完，因为每个人都得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要说没有读过这部当代作品，就显得太没有修养了。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去加辛顿，但是我现在才想出这个办法。所以，亲爱的，我就带了一个煎蛋饼，一个桃子和一瓶维希矿泉水，穿上睡衣，安下心来看书。我得承认我思想不集中，但是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一边看白昼的光渐渐暗淡，亲爱的，这种光景在佩格泉这地方是很值得体验的——随着夜幕降临，周围的石头好像在眼前渐渐变得模糊了。这光景让我回忆起马赛旧港一些建筑物正面的鳞状石块，直到突然间一阵你从未听到过的怪叫声惊醒了我，我看见游廊上来了一群乱嘈嘈的二十来个可怕的青年人。你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吗？他们用连祷文式的语言吟唱：‘我们大家都要布兰奇，我们大家都要布兰奇’这样公开宣布！得，我看今晚上赫胥黎的小说算是吹了。我得说，我腻烦透了的时候，什么打搅我都欢迎。这样的高声歌唱搅乱了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唱的声音越响，他们就表现得越胆小，他们不停地问：‘博伊在哪儿？布兰奇是博伊·马尔卡斯特的朋友。’‘博伊一定把他带来了。’你当然见过博伊？他总是在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房间里进进出出。他完全是我们南欧人心目中的英国贵族。我敢保证，他是一个理想的对象。伦敦的小姐都追求他。人家说，他对小姐们很傲慢。亲爱的，他吓呆了。一个大笨蛋——马尔卡斯特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亲爱的，他还是一个无赖。复活节那天，他来到图居艾饭店，我破例请了他留下来。他玩牌输了一点钱——结果，他要我付他请客的钱——好呀！马尔卡斯特参加了他们一伙；我看见他笨拙的身子在楼下慢吞吞地走着，听到他说：‘不行。他出门了。我们回去喝杯酒吧？’这样，我把头伸到窗户外对他说，‘老寄生虫马尔卡斯特，你这马屁精晚上好吗？你躲在这群小伙子中间吗？为了你在娱乐场勾搭上的娼妇，我借给你三百法郎，你是来还我钱的吗？这点钱也解救不了她的困难，她的困难可大啦，马尔卡斯特。来还给我钱，你这流氓！’
“亲爱的，这话好像给了他们一点生气，他们吵吵嚷嚷地上了楼。大约有六个人进了我的房子，其他的人站在外边大声嚷嚷。亲爱的，他们看起来太古怪了，他们已经吃了俱乐部的可笑晚餐，他们都穿着带色的燕尾服——一种制服！‘亲爱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像一群无法无天的用人。’这时其中一个有趣的小伙子，骂我搞同性恋爱。‘亲爱的，’我说，‘我也许搞同性恋爱，可是我不是没个够的。等你一个人的时候再来吧。’接着他们开始说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我突然也恼怒起来。‘真的，’我想，‘这时我想起我十七岁时遇到的所有麻烦事，文森尼公爵（是老阿曼德，并非年轻的菲利普）为了我和公爵夫人（当然是年轻的斯蒂芬妮，而不是老太婆波比）的爱情关系、而且比爱情关系还严重的关系，要和我决斗，我——现在决不能忍受这群长着脓包、喝醉了的小兔崽子们的无礼举动……’嗯，我放弃了轻松的开玩笑的口吻，采取了一点点攻势。
“这时，他们开始说，‘抓住他，把他扔到水星池里。’瞧，你是知道的，我有两座布兰库西的雕塑，还有几件漂亮东西我不愿意他们撒野给破坏了，我就安静地对他们说，‘亲爱的漂亮的乡下佬，如果你们懂得一点性心理学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让你们这些肉乎乎的孩子们粗暴对待了。那将是一种最下流的狂欢。因此，如果你们当中谁想当我的伴儿，就来抓住我吧。如果，相反地，你只想满足某种模糊的、不容易归类的性欲，要看我洗澡，好小丑们，就安静地跟我去水池边吧。’
“你知道，听了我的话，这些人都变傻了。我和他们一起下楼去，没有人敢近在咫尺。然后，我跳进了水池，你知道，池水的确非常凉爽，因此我就在那里游了一会儿，玩了几个花样，直到他们转身恼怒地走了。我听到博伊·马尔卡斯特说：‘我们毕竟把他扔到水星池里去了。’查尔斯，你知道，这就是他们会说上三十年的话。当他们都跟瘦得像皮包骨的母鸡一样的女人结了婚，生下一群像他们自己一样痴呆的小猪似的儿子的时候，当他们穿着同样颜色的上衣在同一个俱乐部吃晚饭时喝醉了酒，当人们提到我的名字时，他们还会说，‘有天晚上，我们曾把他扔进水星池里，’而他们的在谷仓前空地上游玩的女儿们会窃笑不已，说她们父亲年轻时简直是个无赖，可惜老了时变得那么迟钝。啊，劳累的北方人！”
我知道，这并不是安东尼第一次被人撵进水里，可是这件事好像老挂在他心上，他在晚餐时又提起来。
“你不能想象塞巴斯蒂安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情，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不能想象。”
“是的，塞巴斯蒂安有魅力，”他对着烛光举起盛着德国葡萄酒的玻璃杯，重复说，“很有魅力。你知道吗？我第二天顺便去看望塞巴斯蒂安。我想，他可能对我那天晚上碰到的事情感兴趣。你猜，除了他那只有趣的玩具熊以外——我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马尔卡斯特和昨天晚上他的两个好朋友。他们的样子显得很愚蠢——而塞巴斯蒂安像《苯——苯——笨拙》周刊上的旁——旁——旁松比——德——汤姆金斯太太一样镇静自若。他说：‘当然啰，你认识马尔卡斯特勋爵。’于是那几个白痴说：‘我们只是来看看玩具熊阿洛伊修斯怎么样了。’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发现玩具熊很有趣——或者，我可否这样说，比我们更感到有趣？于是他们走了。我说：‘塞——塞——塞巴斯蒂安，你是否了解那批拍——拍——拍马屁的鼻涕虫昨晚侮辱了我，如果不是天气还暖和，我很可能得了重——重——重感冒。’他说：‘可怜的家伙们。我想他们喝醉了。’你看，他替谁都说好话；这就是他的魅力。
“我看他把你完全迷住了，亲爱的查尔斯。嗯，我并不觉得奇怪。当然，你认识他没有我认识他的时间长。我在中学和他同学。你可能不相信，那几年人们常说他是个小坏蛋；只有几个野孩子跟他好。当然，在通俗音乐会里人人都喜欢他，当然，所有的教员都喜欢他。我猜想，他们的确羡慕他。他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我们其他人常常为了很小的事情狠狠地挨一顿揍，塞巴斯蒂安可从来没有挨过打。他是我们寄宿舍里唯一没有挨过打的孩子。我现在还记得他十五岁时的样子。你举不出他的缺点来；其他所有的孩子都有缺点。博伊·马尔卡斯特的确是道德败坏。但是塞巴斯蒂安可不是。或者他有一点缺点，是不是他的脖子后面有一种顽疾？现在，我想起来，他有。美少年那喀索斯就有一个小疙瘩。他和我两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过去常常一块儿去望弥撒。他经常在忏悔室里待很长时间，我常常纳闷他有什么可忏悔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从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至少，他从来没有受过处罚。也许，这么在忏悔室里全盘地倒一倒，他就会显得很迷人。你知道，我心里老有一团疑云——我不知道为什么称之为疑云；我觉得那是一道不受欢迎的光；这团疑云包括和我的导师的一系列折磨人的会见。令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那位温和的老先生多么明察秋毫。他所了解的我的事情——我想，除了塞巴斯蒂安谁也不可能知道的。这是一个教训：决不要轻信温和的老先生——或者是漂亮的学生；到底信哪一个呢？
“我们再来一瓶这样的葡萄酒，或者一瓶别的什么酒？别的酒么，厉害的、老陈勃艮第葡萄酒，好吗？查尔斯，你知道，你的爱好我全懂。你必须跟我去法国喝葡萄酒。我们要在葡萄收获期去。我带你去文森尼家住。他们的葡萄已经收获完了，他有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他和波塔伦亲王的葡萄酒是最好的——我还要把你带到亲王那儿去。我想他们会使你喜欢，当然他们也会喜爱你。我要把我的很多朋友介绍给你。我对科克多谈了你的情况。他非常希望见到你。亲爱的查尔斯，我知道你是个很难得的人，一个艺术家。哦，你一定不要不好意思。在你冷淡的、英国式的恬静的外表下，你是个艺术家。我看到你藏在屋里的那些小画儿。那些画儿很精致。而你，亲爱的查尔斯，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你不是很精致的；一点也不精致。艺术家都不是精致的人。我是精致的，塞巴斯蒂安在某方面是精致的，但是艺术家是那种不朽的类型，坚强，目的明确，观察敏锐——而且，在这一切表面下面，是热——热——热情，查尔斯，是吗？
“可是，谁承认你呢？前几天我对塞巴斯蒂安谈起你来，我说，‘不过你知道，查尔斯是个艺术家，他画得像年轻的安格尔一样。’——你知道塞巴斯蒂安怎么说来着？他说：‘是的，玩具熊阿洛伊修斯画得也很漂亮，不过他当然比较时新。’多有魅力，多有意思。
“当然，有魅力的人未必真的需要头脑。四年前斯苔芬妮·德·文森尼真使我心头痒痒的。亲爱的，我甚至用和她用的同样颜色的指甲油涂我的脚趾甲。我和她说同样的话，照她的派头点纸烟，我在电话里用她的声调和公爵谈话，使得公爵误认为对方就是她，而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的对话。这是因为公爵的心思照老习惯都放在手枪和军刀上。我的继父认为这对我是最好的教育。他认为这样做会使我逐渐摆脱他所谓的我的‘英国习惯’，可怜的人，他是个地道的南美洲人。除了那位公爵我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说斯苔芬妮一句坏话，而她呢，亲爱的，她肯定患了呆小病。”
安东尼谈他的过去的浪漫史，说到得意处就一点儿也不口吃了。由于喝了咖啡和甜酒，他暂时回忆起往事来。“真正的绿——绿——绿色修道院窖酒，在驱逐僧侣以前酿造的。当那种酒慢慢地从舌头上流过去时，会尝到五种不同的味道。你仿佛吞下了一道光——光——光谱。你希望塞巴斯蒂安和我们在一起吗？你当然愿意啰。我愿意吗？我不知道。我们的思想自然会逗留在那种小小的魅力上。查尔斯，我想你一定在对我施催眠术啦。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惜花一大笔钱，亲爱的，只为了谈谈我自己，而我发现，我除了谈到塞巴斯蒂安什么人都没有谈到。奇怪的是，塞巴斯蒂安怎么会出生在那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家庭里，除此之外，他真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我忘了你是否知道他的家庭。我想，他不会让你遇到他的家庭成员的。他太聪明了。他家里的人是非常、非常令人厌恶的。你感觉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有一点儿令人厌恶的神气？没有？也许这是我的想象；不过有时他看起来和他家庭其他成员像极了。
“这里是布赖兹赫德，他这人有点古板，好像是埋葬了好几个世纪刚从洞窟里挖出来的。他的脸，好像墨西哥印第安人（阿兹台克人）的雕刻家试着刻出来的塞巴斯蒂安的雕像；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顽固分子，一个讲礼貌的野蛮人，一个被雪困住的喇嘛……嗯，你说是什么都行。而朱丽娅呢，你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儿。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照片像比奇门药丸的广告一样，经常出现在画报上。她的脸有着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无暇的美。任何一个这样美貌的人都会对艺术感兴趣；朱丽娅小姐可不是这样；她像——嗯，像斯苔芬妮一样漂亮。她的脸色一点也不带青黄色。她非常快乐、端正、自然。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乱伦行为。我怀疑这一点，她需要的只是权力。应当特别建立一个宗教法庭去判她火刑。我想，她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学。还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只知道她的家庭女教师发了疯，不久前投水自杀了。我相信她很坏。所以，你知道，可怜的塞巴斯蒂安除了表现得温柔和迷人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人们谈起父母时，那就深不可测啰，亲爱的，这样一对夫妇。马奇梅因夫人是怎么办到的？这是个时代问题。你见过她吗？非常、非常美的；不打扮，她的头发刚刚出现几缕高雅的银丝，不涂胭脂，脸色苍白，大眼睛——让人惊奇的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大，两个眼睑上布满了蓝色微血管，这在别人得用指尖沾上油彩才能涂成这种蓝色；戴着几颗珍珠和闪闪发光的大宝石，一些古代镶嵌的传家宝。她的声音像祷告一样轻，一样有力。而马奇梅因勋爵呢，嗯，他也许稍微胖了一点，但是很漂亮，一个威尼斯式贵族，一个酒色之徒，一个拜伦式的人物，厌倦、富有感染力的懒散姿态，但决不是那种你看一眼就忘掉的人。亲爱的，那个莱茵哈特的修女毁了他——把他完全毁了。他的紫色大脸膛不敢在任何地方露面。他的确是被社会丢弃的最后一个历史性人物。布赖兹赫德不愿意见他，女孩子们不可以见他，当然塞巴斯蒂安见他，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再没有别人走近马奇梅因勋爵了。呃，去年九月，马奇梅因夫人在威尼斯，住在福格利埃府邸。老实告诉你，她在威尼斯实在有点荒唐可笑。当然，她从来没有走近利多海滨浴场，但是她总是和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一起坐着平底小船在运河上游荡——亲爱的，就像勒加米埃夫人；有一次我路过他们身边，我看到福格利埃家的船夫，这个人，你知道，亲爱的，我是认识的，他朝着我使了个眼色。她像蜘蛛牵丝似的，参加一切社交集会，亲爱的，仿佛她是凯尔特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或是梅特林克戏剧中的女主人公；而且她常常到教堂去。嗯，你知道，威尼斯是意大利唯一没有人上教堂的城市。无论如何，她是那一年中颇为可笑的人物，那时能乘坐马尔登家的游艇露面的人，除了可怜的马奇梅因勋爵还有谁呢？他在那儿买下一幢邸宅，可是，允许他上游艇吗？马尔登勋爵把他和仆人放在橡皮救生艇上，亲爱的，当时就把他送到开往里雅斯特的汽船上。他连他的情妇也没有带。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听说马奇梅因夫人在那儿。你可知道，整整一个星期，马尔登勋爵见人就悄悄溜走，仿佛丢了脸似的？他的确丢了脸。福格利埃亲王夫人开了个舞会，她没有邀请马尔登勋爵和那艘游艇上的任何人参加——甚至没有请德·帕诺塞斯。这一点马奇梅因夫人是怎样办到的呢？她使社会人士相信马奇梅因勋爵是一个坏人。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那时，他们结婚大约已经十五年了，后来，马奇梅因勋爵打仗去了；他一去不返却和一个很有才能的舞蹈家发生了关系。这种事情何止成千上万？她拒绝和他离婚，因为她笃信宗教。嗯，这种纠纷也有不少先例，通常人们总是同情奸夫；但是，人们对马奇梅因勋爵可不同情。你可能以为这个老恶棍折磨了她，偷盗了她的家产，把她丢出门外，把她的孩子们烧烤了，填上作料，吃掉了，自己却颈上挂着罪恶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种种花环到处去寻欢作乐；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呢？她给他生了四个漂亮的儿女，她把自己要用的全部金钱都交给了布赖兹赫德庄园和在圣·詹姆士教堂那儿的马奇梅因府邸，可是他却穿着雪白的衬衫，按照最合乎爱德华七世时代传统的样式，带着个漂亮的中年女戏子坐在海鸥戏院里。与此同时，她养了一群奴性十足的、消瘦的囚犯供她独自享受。她吸他们的血。艾德里安·波森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肩膀上被她咬的牙印。而他，亲爱的，他是当代唯一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精竭血枯；什么都没有留下。还有另外五六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像幽灵似的围着她转。一旦她的牙齿咬住了他们，他们就永远也逃不掉。这是妖术。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所以，你要明白，如果塞巴斯蒂安有时好像缺乏一点生气，我们千万不要骂他——查尔斯，你不骂他吧，是不是？有着这样阴暗的背景，他别无他法，只有装出单纯和讨人喜欢的神气，特别因为他生来没有头脑。我们不能要求他这点，尽管我们很爱他，我们能这么要求吗？
“坦白告诉我，你听见塞巴斯蒂安说过任何能让你记得五分钟的话吗？你知道，我听他说话时，就不由得想起令人厌恶的‘吹泡泡’的绘画来。谈话应当像杂技表演，把球儿和盘子扔上去，一个比一个高，一个上去，一个下来，结实的好东西，给舞台脚灯的灯光照得亮晃晃的，如果一失手就会砰的一声摔下来。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说起话来就像从古老的陶制吹管吹出来的一片肥皂泡，瞬时间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虹彩，接着——噗的一声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
接着，安东尼又谈到艺术家特有的经验，谈到艺术欣赏，谈到他希望来自朋友们的欣赏、批评和鼓舞，谈到追求情感时会冒的风险，谈这谈那，这时我变得昏昏欲睡，思绪迷离恍惚了一阵。于是我们开车回去，但是当我们的车摇摇晃晃开过毛德琳桥时，他的话令我回忆起我们晚餐时谈话的主题，“嗯，亲爱的，我相信，明儿早晨你头一件事就是风急火燎地去塞巴斯蒂安那里，把我议论到他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愿意告诉你两点：一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塞巴斯蒂安对我的感情；二是，亲爱的——虽然我显然使你厌烦得昏昏欲睡起来，我请求你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他会马上谈他的有趣的玩具熊。再见，愿你好好睡一觉。”
可是我睡得并不好。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不到一小时我就醒来了，又渴又不安，一阵冷一阵热，异常激动。我喝了很多酒，但是无论是混合酒，修道院的老窖酒，还是马弗罗·达伏尼甜酒，还是因为我整晚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坐着，没有像惯常那样出去跑跑颠颠，透透气，都说明不了我这一夜痛苦得仿佛受到女巫折磨的原因。我没有做噩梦把晚间所见的形象歪曲成可怕的样子。我清醒地躺着。我暗自念叨着安东尼的话，默默地学他的语调，学他说话的抑扬顿挫，同时我合着眼，还能看到他坐在餐桌对面。看到他被烛光照着的苍白面孔。在黑夜中，我一度去起居室把画册带到灯光前，坐在窗户前随意翻看，在四方院子里，一切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钟声每隔一刻钟响一次，在山墙上鸣响着。我喝汽水，抽烟，烦躁不安，直到天蒙蒙亮，瑟瑟的微风把我送上床。
我醒来时，伦特站在开着的房门口。“我让你多睡会儿，”他说，“我想，你不会去参加全体圣餐仪式的。”
“一点儿也不错。”
“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去了，还有相当多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因为新来的教堂牧师。以前从来不举行全体圣餐仪式——只让需要的人领圣餐，还有规定了次数的礼拜和晚礼拜。”
这是这个学期最后的礼拜日，也是一年最后的礼拜日。当我去洗澡时，四方院子里大批穿着学士服的大学生从礼拜堂走进饭厅。我洗完澡回来，他们正成群地站着抽烟；贾斯珀骑着自行车，从他的宿舍出来加入那群人中间。
我照星期天的惯例，走过阒无一人的一片空地，到伯利约学院对面的茶食店去吃早饭。空气中充满了周围教堂传来的钟声，太阳把长长的影子投在空旷的地上，驱散了我昨晚的恐怖。茶食店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几个从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来的孤独的人，穿着寝室的拖鞋，我进来时他们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回头去看星期日报纸。我带着一夜没睡的青年人的好胃口吃着炒鸡蛋和苦味的柠檬酱。我点燃一支烟，继续坐着，这时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的学生一个个付了账，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走过大街，回各自的学院去了。我离开时将近十一点钟，我一边走，一边听到全市变调的钟声停止了，换成一种单一的钟声，告诉全市，礼拜就要开始了。
那天上午出来的好像只是些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家庭妇女和生意人，用那种准确无误的英国人上教堂时的步子走着，这种步子既不匆忙，又不懒散；手上拿着黑羔皮和白赛璐珞封面的五六种不同教派的祷告书；分别走向圣·巴纳巴斯教堂，圣·哥伦巴教堂，圣·阿洛伊丝教堂，圣·玛丽教堂，蒲塞会堂，黑衣僧会堂，还有些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教堂，走向重建的诺尔曼式和翻新的哥特式教堂，走向滑稽可笑模仿威尼斯和雅典式样的教堂；人们都在夏天的阳光下走向本民族的庙宇。四个骄傲的不信教的人单独宣告他们不信教，四个印度人从伯利约学院出来，穿着新洗的法兰绒衣服和熨过的颜色鲜艳的运动衣，头上缠住雪白的头巾，他们棕色的胖手上拿着鲜艳的垫子，一个野餐的饮食篮子和肖伯纳的《不快意的戏剧》，向河边走去。
在谷物市场，一群游客站在克拉伦敦旅馆台阶上，同他们的司机讨论一张交通图，这时候，我通过一个名叫金十字架建筑的古老拱门，向对面我们学院的一群大学生打招呼，他们已经吃完早餐，现在拿着烟斗，在爬满常春藤的庭院中散步。也要去教堂的一队童子军，带着颜色鲜艳的缎带和徽章，队列不整齐，慢慢跑过去。在卡尔法克斯，我遇到了市长和市政府的人，他们穿着红色长袍，挂着金链，前面是仪仗队，在行人冷淡的眼光下，排队去市教堂里听传道。在圣·阿尔得兹大街，我遇到一队唱诗班的孩子，他们戴着浆硬的衣领和特别的帽子，正向汤姆门和大教堂走去。就这样，我穿过虔诚的世界去找塞巴斯蒂安。
他不在家。我读了散放在他书桌上的一些信，找不到头绪，仔细看了看他放在壁炉台上的请帖——没有什么新的。于是，我读着《女人变狐狸》一直等到他回来。
“我在旧王宫教堂望弥撒。”他说，“这个学期我一次也没有去过，管理员贝尔上星期两次请我去吃饭，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妈妈曾给他写过信。所以，我一屁股坐在前面他不会看不到我的地方，在礼拜快结束时高呼‘福哉马利亚’。你跟安东尼晚饭吃得怎么样？你们谈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告诉我，你在伊顿公学认识他吗？”
“在我上第一个学期时他被开除了。我记得他常在我周围转悠。他一向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
“他和你一块儿上过教堂吗？”
“我想没有去过。问这些干什么？”
“他见过你家里什么人吗？”
“查尔斯，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古怪？没有见过，我想没有。”
“也没有在威尼斯见过你母亲？”
“我想，关于这点她曾谈起过。我记不起说的是什么了。我记得她和我们的几个意大利表兄妹待在一起，福格利埃一家人，安东尼和他家的人来到那个旅馆，但是福格利埃家举办的某次宴会没有邀请安东尼一家子。我记得，在我告诉妈妈安东尼是我的朋友时，她才说起这件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参加福格利埃家的宴会——那个亲王夫人，她为她的英国血统感到自豪，她只谈这一件事，别的什么也不谈。不管怎样，没有人对安东尼抱着反感——我想人们对他没有抱着强烈的反感。人家认为难以相处的是他母亲。”
“文森尼公爵夫人是谁呢？”
“是波比吗？”
“斯苔芬妮。”
“这你就得问安东尼了。他自己说和她有一段罗曼史。”
“真的？”
“我相信是真的。我想，在戛纳时，这件事多少有些勉强。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安东尼昨天晚上说的有多少是真话。”
“我想一句真话也没有。这就是他最大的妙处。”
“你可能认为这是妙处。我却认为这是可怕的。你知道不知道，他昨天整晚都在竭力使我反对你，而且差不多成功了。”
“真的吗？真蠢。阿洛伊修斯根本不会相信的，你，你这头相当自负的老熊，还会相信他吗？”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进房里来了。
☆☆☆微吟于2004-01-28 19:56:52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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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回家过暑假，既无计划，又没钱。为了付期末的费用，我已经把欧米加牌的屏风以十镑代价卖给了科林斯，这笔钱现在只剩下四镑；我最后的一张支票在我的账上已经透支了几先令，银行通知我，不得到我父亲许可，我不能再支钱了。要到十月，我的下一笔津贴才能到手。这样，我就面临着黯淡的前景，我左思右想，对前几个星期的挥霍浪费不免有点懊悔。
我在学期开始时付清了大学的膳费和杂费，手头还有一百多镑钱。现在这笔钱花光了，我在商店的欠款还分文未还。那些花费其实没有必要，丝毫乐趣也没有得到；那些钱都白白浪费掉。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你像个赛马的赌徒一样浪费银钱”——可是那些钱全是花在他身上，或者是和他一块儿花的。他自己好像永远很困难。“都给律师们算计光了，”他一筹莫展地说，“我想，他们贪污了不少。无论如何，我得到的好像从来不多。当然，只要我要，妈妈就会给。”
“那么，你为什么不向她要一笔固定的津贴呢？”
“啊，妈妈喜欢样样都当作礼物给人，她可好极啦。”他这样说，在我勾画的她的形象上又添上一笔。
现在塞巴斯蒂安隐没到另一种生活里，那种生活是他不让我和他一起过的，所以丢下我非常孤单和懊恼。
当我们到了晚年，回顾在漫长的夏日里过的放荡生活时，如果否认我们年轻时代的道德感，我们就显得多么胸襟狭隘。一个人在谈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如果略去不谈怀念幼年美德之情，略去不谈改正错误时怀着的懊恼和决心，略去不谈像轮盘上不时出现的零字一样隔不多时就准会出现的忧郁时刻，如果略去这一切，那么这种传记也就谈不上是坦率的了。
就这样，我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隔着厚玻璃窗轮流看着花园和大街，怀着强烈谴责自己的心情——我回家的头一天下午就这样度过。
我知道，我父亲在家里，但是他的图书室是个不可侵犯的地方。他到快吃饭时才出来招呼我。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他的特点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人们看见他会以为他七十岁了，听他说话，会以为他年近八十。他向我走来，拖着脚，迈着方步，露出欢迎我的羞怯微笑。当他在家吃晚饭时——他很少在别处吃晚饭——他穿一件天鹅绒盘花纽扣的罩衣，这罩衣在他吸烟时才穿，这种衣服几年前很时兴，以后也许还会很时兴，可是现在肯定已经过时了。
“亲爱的孩子，他们没有告诉我你在这儿。你旅行累了吗？他们给你端茶点了吗？你身体好吗？我刚刚从索纳差因古玩店里大胆买了一件东西——一件公元五世纪制的赤陶牛。我正在鉴赏，忘记了你到达了。车厢里很挤吗？你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吗？（他自己很少旅行，所以听到别人旅行就会引起他的关切。）海特把晚报给你拿来了吗？当然，没有什么新闻——全是废话。”
仆人通知开晚饭了。我父亲由于多年的习惯带本书放在餐桌上，后来想起我在，便偷偷把书丢在椅子上，“你爱喝什么酒？海特，你给查尔斯什么酒喝？”
“还有点威士忌。”
“有威士忌，也许你喜欢喝别的酒吧？我们还有别的吗？”
“老爷，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没有别的酒了。你得告诉海特你爱喝什么酒，他会给你买来。现在家里我什么酒也不存了。医生禁止我喝酒，也没有人来看望我，但是你在家时你喜欢什么就可以要什么。你要在家里待很久吗？”
“还不一定，爸爸。”
“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他沉思着说。“在我年轻时，遇上这种假期总是去办读书会，总是住在山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性急地说，“大家认为高山风景有益于读书呢？”
“我想花些时间去上艺术学校——上肖像画班。”
“亲爱的孩子，你会发现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去巴比松或这类地方的野外写生去了。我年轻时有个机构名叫‘素描俱乐部’——男女在一起”（抽鼻子），“自行车”（抽鼻子），“椒盐色短裤，荷兰雨伞，而且一般都认为是，自由恋爱”（抽鼻子），“一大堆这样的废话。我希望他们还在办这样的俱乐部。你可以去那里试试。”
“这个假期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爸爸。”
“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可不为这样的事犯愁。”
“你知道，我很缺钱。”
“真的吗？”我父亲丝毫不关心地问。
“事实上，下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怎样度过哩。”
“嗯，我是最不适合给你出主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痛苦地说‘缺钱’。你还能用别的词说吗？比如说：手头紧？贫困？苦恼？处境尴尬？破产？”（抽鼻子。）“遇难？负了债？就说你负了债，就这么说好了。有一次你爷爷对我说，‘量入为出，你有了困难就来找我。别去找犹太人。’那么多废话。你试试看。去找杰尔明街的先生们，他们只凭手写的字据就借钱给我。亲爱的孩子，他们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借给你。”
“那么你让我怎么办？”
“你表兄梅尔基奥投资太不小心，负了很多债。他去澳洲了。”
自从父亲在《伦巴底每日祈祷书》中间发现两张公元二世纪的古埃及文稿，显得惊喜若狂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过。
“海特，我把书掉到地上了。”
仆人把书从父亲脚边捡起来，把书靠在餐桌中间摆花的架子上。父亲在晚餐的其余时间一直沉默着，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快乐的抽鼻子声音，这种声音我想不会是由他看的书引起的。
不久，我们离开餐桌，坐到花园中的房间里；在那儿，他显然把我忘掉了；我知道，他的思想已经回到久远的年代去了，那时，他动作轻快，那时，好像是几世纪以前，所有人的形象都模糊了，他朋友们的名字的读音都错了，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他以别人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斜着坐在直背椅子上，高高地举着一本书，就着光线斜着看。他不时从他的表链上取下一个金铅笔盒，在书边上做个记号。窗户开着，外面是夏天的傍晚；只听得见时钟的滴答声，从白水路传来的遥远的轰隆轰隆的车马声，父亲有规则地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以前想，一面闹穷，一面又抽雪茄是失礼的。现在，希望落空，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取了一根雪茄。父亲没有抬头看。我撅开雪茄头儿，点燃了，又重新获得了信心，我说，“爸爸，你一定不愿意我整个假期都跟你过吧？”
“呃？”
“让我在家里待这么长一个假期你不觉得心烦吗？”
“我相信即使我感到心烦，也不会表现出来的，”父亲温和地说，又看起书来。
晚间过去了。最后，房里各式各样的钟都悦耳地敲了十一点钟。父亲合上书，取下老花眼镜。“亲爱的孩子，非常欢迎你，”他说，“你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说，“你表兄梅尔基奥当一名普通水手上澳洲去了。”（抽鼻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普通水手’？”
在随之而来的闷热的一周里，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我很少看到他；他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点；他不时地出来，我总是听到他在楼梯栏杆上边喊：“海特，准备车。”然后他就出门去了，有时半小时左右就回来，有时整天在外，他从不说明干什么去了。我常常看到仆人偶尔把盘子端到楼上他房间里，上面有少量育婴室用的食品——脆饼干，几杯牛奶，香蕉，等等。如果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他总是茫然地看看我，说“啊——啊，”或者“天气真暖和，”或者“天气好极了，好极了，”可是在晚上，当他穿着天鹅绒吸烟上衣来到花园的房间时，他总是正式问我好。
晚饭的餐桌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书去了餐厅。他突然注意到了这本书，那双温和而又显得恍惚的眼睛盯住不放，当我们经过走廊时，他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那本书扔在靠边的一张桌上了。我们坐下的时候，他悲哀地说：“我想，查尔斯，你会跟我说些什么吧？这一天我简直筋疲力尽了。我盼望和你一道聊聊。”
“当然啰，爸爸。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些能让我高兴的事。给我散散心，”他耍着性子说，“就跟我说说新上演的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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