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信上说什么？”
（博伊·马尔卡斯特是她的哥哥。）
“是关于他订婚的事，现在关系不大了，事情全过去了，不过当时这件事使爸爸和妈妈搞得非常心烦意乱。她可是个可怕的姑娘。后来他们还是给了她钱才算了事。”
“我可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博伊的事。”
“他现在和约翰约翰好得要命。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可真让人心里觉得甜滋滋的。他不管何时来，首先把车子径直开到教区长的旧宅去。走进屋里，谁也不理睬，马上喊道：‘我的小哥们儿约翰约翰在哪儿？’接着约翰约翰东倒西歪地从楼上跑下来，然后他们就出去，一起到小灌木林里去一连玩上好几个小时。你想想，要是听听他们之间的谈话，你还以为他们一般大呢。正是约翰约翰，使他在那个姑娘的问题上接受了劝告；说正经的，知道吧，他可机灵了。他可能是听到我和妈妈的谈话了，博伊再来的时候他就说：‘博伊舅舅别跟那个可怕的姑娘结婚，丢下约翰约翰一个人。’就在这天，他不经过法庭，用二千英镑把这件事给了结了。约翰约翰对博伊佩服极了，事事处处都要模仿他。这对他们两人倒都挺好的。”
我走到房间那边，再次徒劳无益地试图调节散热器的热度。我喝了些放了冰块的水，把窗子打开，可是除了夜晚清冽的空气外，音乐声从隔壁那间屋子飘进来，那儿人们正放着收音机。我又关上窗户，转过身来朝我的妻子走过去。
她又开始详详细细地说开了，带着困倦的睡意……“花园里长得可茂盛了……你种的黄杨树篱去年长高了五英寸……我已经从伦敦找了几个人把网球场拾掇好了……当时第一流的厨师……”
当我们下面的城市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两人却都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电话铃响了，一个快乐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说道：“萨沃伊——卡顿——旅馆——早安。现在是八点一刻。”
“我并没有要求你叫我，知道吗。”
“对不起。”
“噢，没关系。”
“向你问好。”
当我正在刮脸的时候，妻子在浴室中说道：“跟过去一样了。我不再担忧了，查尔斯。”
“很好。”
“我原来真是担心两年的时间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完全从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啦。”
“什么时候？”我问道，“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什么了？”
“自然是你离开的时候呗。”
“不久以前，你就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哟，查尔斯，那是过去的事了。已经没什么了。从来也没有什么事。事情已经过去了，早忘掉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又回到我出国时我们那样的情形了，是吗？”
就这样，我们恰恰又在两年前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开始了这一天的生活，我的妻子流下了眼泪。
我妻子的温柔和英国人的沉默气质，她的细小整齐的白牙齿，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天真无邪的调皮的女学生样子和女学生的衣着，她那些昂贵的从远处看好像是成批生产的时髦首饰，她那常常挂在脸上善于应酬的微笑，她对我的尊敬顺从，她对我的爱好的热心，还有使她每日都要朝家里保姆拍海底电报的慈母之心——总而言之，她独具的魅力——使她在美国人当中很得人心。动身那天，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她认识不过一个星期的朋友们送的玻璃纸包装的大包小包礼品——鲜花、水果、糖、书籍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而服务员也像育婴堂的修女一样，常常根据礼品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旅客的身份高下；所以航行开始时我们就倍受尊重。
一上了船我的妻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的朋友呢，”她说，“这次旅行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次鸡尾酒会吧。”
升降口的扶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朱莉娅吗？我是西莉娅——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真高兴极了。你一直在干什么呢？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参加鸡尾酒会吧，跟我谈谈你的一切情况。”
“哪个朱莉娅？”
“朱莉娅·莫特拉姆呀。我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了；事实上，自从我的婚礼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自从我的画展预展以后也就再没有跟她说过话了，在那次画展上，布赖兹赫德提供的我画的那四幅马奇梅因公馆的油画挂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画就是我和弗莱特家的最后联系了；我们密切来往了一两年，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此分道扬镳。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雷克斯和朱莉娅呢，我有时听说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并没有完全像原来预测的那样飞黄腾达，他仍然停留在政府的边缘，名声不小，但令人暗生疑端。他与富豪们来往，他的讲演却似乎倾向革命政策，既向共产党又向法西斯暗送秋波。我听到人们在谈话中提到莫特拉姆的名字。当我翻着报纸不耐烦地等候某人的时候，我不时看到他们的面孔在《闲话报》上隐现，但是我和他们已经是陌路人了。人们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才会处在隔离的世界里，彼此无关，各在一个旋转着的星球上。这个过程也许在物理学上可以找到十分贴切的比喻来，我模模糊糊地领悟到，带能量的粒子都是分别组合和重新组合到不同的磁力体系中；对于一个很有把握谈这类物理学现象的人们来说，这个比喻倒是现成的；但对于我却不适用，我只能说英国处处都有这种亲朋密友的小圈子，因此，就我和朱莉娅的情形而论，即使我们住在伦敦同一条街上，有时同时看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而且我们可能彼此很有好感，比较关心对方的前途，甚至为彼此分开感到惆怅，而且知道我们每一方只消拿起电话筒，就可以在枕边跟对方通话，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一下见面的亲密，仿佛随着早餐的橙汁和阳光一道进来；但是，由于受到我们各自的星球的向心力作用以及包围着各自的星球的冷寂的星际空间的限制而不能这样做。
我的妻子高踞在堆放在玻璃纸和丝绸彩带中的沙发背上，继续打着电话，兴致勃勃地查阅旅客名单……“是的，当然要带他来，听说他很可爱……是的，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蛮荒的地方弄回来了；真够好的吧……没想到在登记簿上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太好啦！这使我的旅途……亲爱的，我们也是住在萨沃伊—卡顿旅馆呢，我们怎么能把你们漏掉呢？”……有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得看看你是否确实还在那儿；我现在还不习惯呢。”
我走出舱外，这时轮船缓慢地驶进河道，我走向一扇大玻璃窗，旅客们正站在许多玻璃窗前注视着向后滑去的陆地。“有这么多朋友哩，”我妻子刚才是这么说的。这一群人对我来说都是素不相识的；刚才告别的激情也正在开始冷下去；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送行人一起饮酒话别，这时更是激情高涨；而另一些人则在盘算在什么地方弄到甲板坐椅；乐队不引人注意地演奏着——所有的人都像一群乱哄哄的蚂蚁。
我转身走进了几个娱乐厅，那里都非常大，但一点也不富丽堂皇，仿佛是设计成铁路车厢似的，而且荒唐地扩大了几倍。我走过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上面刻着像纸一样薄的栩栩如生的亚述时代的动物；我脚下的地毯，颜色如同吸墨纸一样；彩绘的墙壁镶板也像吸墨纸一样——一种单调的、不鲜明的幼儿园的手工制品——在墙和墙之间有着一码又一码未经木匠斧凿过的淡褐色木头，还有墙角里扭弯了的镶木，它们经过蒸、挤、抛光，表面上看不出来地一片一片地连接起来；吸墨纸似的地毯上四处摆着大约是卫生设备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桌子和填心的块料，块料上是方形的凹陷，可以坐进去，而且装上垫子，这些东西上面看上去似乎也显出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几十个洞中散射出来，光线均匀，没有留下阴影——整个大厅里充斥着上百个通风器的嗡鸣声，并且由于大厅下面转动着的巨大蒸汽机而颤动着。
“我回来了，”我想，“是从密林里归来，从废墟中归来。所以此时此刻，财富已不再那么令人目眩，权力也不再具有尊严。‘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我以前听到这句伟大的赞美诗，一次是科迪莉娅在马奇梅因公馆的客厅里给我念的，另一次是大约一年以前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的唱诗班唱的。）
一个服务员走到我跟前。
“先生，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吃的吗？”
“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不要冰镇的。”
“非常抱歉，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镇的。”
“难道水也冰镇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吧，冰镇就冰镇吧。”
他一溜小跑走开了，很困窘地在弥漫的嗡嗡声中无声无息地走掉了。
“查尔斯。”
我回过头去，只见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般的方垫上，她的双手叠着放在大腿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没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儿。西莉娅打电话告诉我的。真高兴。”
“你在干什么呢？”
她摊开放在腿上的空空的双手，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在等着。我的女仆正在解行李；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她就一直很别扭。现在又抱怨起我的客舱来啦。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抱怨的。好像我要的饮料来了。”
那个服务员又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杯是冰镇水，另一杯是开水；我把酒和水兑在一起，使温度合适。他一边观察，一边说道：“先生，我得记住你是怎么兑的。”
大部分旅客都各有所好；他是雇来增强这些旅客的自信心的。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挨着她坐在另一个方垫上。
“刚才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她说，“凡是我喜欢的人我似乎永远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说话的口气就仿佛只是隔了几个星期，而不是已经隔了很多年了；而且好像我们在分别以前就已经是挚友似的。时光的流逝筑起了层层防线，把薄弱环节伪装起来，并且除了几条人来人往的熟路以外到处都布了地雷，因而我们大概只能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的这一头，向对方发发信号而已。像这样的不期而遇，情形就与普通的经历大不相同了。我和她以前算不上什么朋友，现在却以长期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里相遇了。
“你在美国干些什么来着？”
她喝着巧克力，这时慢慢扬起头来，抬起那双明亮而严肃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不知道吗？那我以后什么时候再告诉你吧。我真是个傻瓜。我自以为我爱上了什么人，可是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时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在布赖兹赫德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可爱的、细胳膊瘦腿的十九岁的女孩，仿佛是从育婴室带出来待一个小时，由于成年人不注意她而着恼，当时她说道：“我也在引起别人心神不安呢，你知道。”而我当时想：“这些姑娘把她们的恋爱看得多么重要啊。”但现在我却几乎没有这种看法了。
现在情形却不相同了；她说话的态度只剩下谦卑和亲切的直爽了。
我本希望对她的这种信任能有所反应，做出接受的表示，可是在我过去平淡的、多事的岁月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与她同甘共苦的东西。我只好跟她谈谈我在丛林中的日子，遇到过的滑稽可笑的人物，游历过的废墟遗址，可是老交情的心情使故事讲得吞吞吐吐，最后突然中断了。
“我渴望看看那些画儿，”她说道。
“西莉娅为了鸡尾酒会也希望我能拿出一些挂在客舱里，这我办不到。”
“对的……西莉娅还那么漂亮吗？我一向认为比起当年我们那些女孩子来，她长得最秀气了。”
“她没有什么变化。”
“你变了，查尔斯。你瘦多啦，也严峻了；一点儿也不是当年塞巴斯蒂安带回家来的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了。也更刚强了。”
“而你却更温柔了。”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而且现在很有耐性。”
她还不到三十岁，正走向她美的顶峰，她原来丰富的潜在的美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她已经没有了当年风行一时的那种细胳膊瘦腿的模样了；而我曾经觉得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味的头，原来多少有些不协调地长在她的肩上，现在真正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完全没有佛洛伦萨美人的风韵了；如果不是多多少少同绘画、或是同艺术等类事情联系起来的话，要对她的美详加列举，细加分析是无济于事的，她的美丽是她的本质，只有在她身上，得到她的认可，在我很快就要对她产生的爱情中她的美才能被理解。
岁月还造成了另一种变化，对于她来说，倒没有那种含蓄而自得其乐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岁月比“七弦竖琴和长笛的声音”更使她忧愁。她仿佛在说：“看看我吧。我尽了我的本分。我是美丽的。我的美是不寻常的美。我是为快乐而生的。可是我从中得到什么呢？而我的报酬又在哪儿呢？”
这就是她十年来的变化；这确实就是她的报酬，那种令人魂牵梦绕的具有魔力的哀伤，它直接向心灵倾诉并使人沉默。这就是她的美的顶峰。
“也更哀伤了。”我说道。
“噢，不错，哀伤得多了。”
两个小时以后我回到了客舱，这时我的妻子精神饱满，情绪高涨。
“我不得不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看上去怎么样？”
我们没有花过多的钱，一套宽绰的舱房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其中的一间大得除了这家轮船公司的董事们使用外实际上很少预订出去，在大多数的航行中，经事务长同意，这套舱房常常租给他希望致以敬意的旅客。（我的妻子是很擅长捞取这种小小实惠的，先是用她的漂亮和我的声望给很吃这一套的人以深刻印象，一旦优势既已造成，马上变换出一种讨人喜欢的姿态来。）为了表示她的谢意，事务长被邀请来参加鸡尾酒会，而他为了表示他的谢意，在赴会之前送了一只和实物一般大小的天鹅塑像，塑像是用冰浇铸出来的，里面填满了鱼子酱。这件寒气逼人的豪华礼物雄视全屋，摆在房子中央的桌子上，它渐渐地融化，天鹅喙上滴下的水落在盛它的那只银盘子里。今天早上送来的鲜花尽可能地把镶板都遮盖住了（这间客舱是上面那个巨大的大厅的雏形）。
“你得赶快换礼服了。你一直在哪儿呀？”
“跟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你认识她？噢，自然啦，你以前是她那嗜酒如命的哥哥的朋友。谢天谢地，她还挺有魅力吧！”
“她也极为称赞你的漂亮呢。”
“她原来还是博伊的一位女朋友呢。”
“不至于吧？”
“他自己常常这么说的。”
“你考虑过没有，”我问道，“你的客人们怎么吃里面的鱼子酱呢？”
“考虑过了。是不好办。不过东西这儿全有啦。”——她给我看了装满几个托盘的透明的美味珍品——“不管怎么样，参加酒会的人总找得到吃东西的办法的。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曾有一把裁纸刀吃罐装的小虾吗？”
“是吗？”
“亲爱的，就是你求婚的那个晚上嘛。”
“就我记得，是你求的婚。”
“好啦，反正是我们订婚的那个晚上。可是你还没有说你觉得安排得如何呢。”
所谓安排，除了那只天鹅和那些鲜花以外，还包括一个已经无法脱身、被困在临时柜台后面角落里的服务员，和另外一个手里端着托盘相对地要自由得多的服务员。
“一个电影演员的梦。”我说。
“电影演员们，”我的妻子说，“这正是我要谈论的。”
她跟着我来到化妆室，我一边换衣服，她一边跟我说话。她脑子一转便想到，既然我的兴趣是在建筑方面，那我的专长就是给电影设计布景，所以就邀请了两位好莱坞的大亨参加鸡尾酒会，并且希望我巴结巴结他们。
我们又回到起居室。
“亲爱的，我知道你对我的这只鸟很反感。在事务长面前可不要对它太厉害了。他想到这个也怪不错的了。再说，你知道，如果你在描述十六世纪威尼斯宴会的情况中看到过这种天鹅的话，那么你就会说这是那个时代的再现啦。”
“十六世纪威尼斯天鹅的样子也会有些不同的。”
“这位是圣诞老人。我们对你的这只天鹅都喜欢得发狂啦。”
那位事务长走进客舱，有力地和人们握了握手。
“亲爱的西莉娅夫人，”他说道，“明天如果你愿意穿上最暖和的衣服，和我到冷库里去探探险的话，我还能让你看到一条装着这类东西的完整的诺亚方舟。烤面包片一会儿就来。他们正在把它烤热一些。”
“烤面包片！”我的妻子说道，仿佛烤面包片是什么超过大吃大喝的美味。“你听见了吗，查尔斯？烤面包片呀。”
客人们很快就陆续光临了；没有什么事情耽搁他们。“西莉娅，”客人们都说，“多么大的客舱啊！多么漂亮的天鹅啊！”尽管这间客舱是全船最大的，这里还是很快就挤得水泄不通了。这时客人们也开始在环绕着那只天鹅的小水池里熄灭他们的烟头了。
这时事务长照水手们的习惯预言将有一场暴风雨来临，于是造成了一阵骚动。“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妻子问道，弦外之音让人听出一种讨好恭维的意思，似乎不仅这间客舱，这些鱼子酱，而且还有风浪也都统统听候这个事务长的调遣似的。“不管怎么样，暴风雨总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条客轮吧？”
“也许会稍微阻碍我们航行。”
“不过不会使我们晕船吧？”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一个不晕船的人了。在暴风雨中我总是晕船，我从小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信。他这是故意折磨人的。到这儿来，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那是一张她的孩子们的近照。“查尔斯还没有见过卡罗琳呢。看了一定会快乐得发抖啦。”
这里没有我的朋友，不过三分之一参加酒会的人我都认识，我十分彬彬有礼地和他们一直聊天。一个老妇人对我说，“你就是查尔斯啊。我觉得我彻底了解你了，西莉娅谈你谈得可多啦。”
“彻底了解，”我在心里想，“彻底了解可需要很长时间呀，夫人。难道你真能够看透我企图支配自己思想感情的隐秘地方吗？难道你能够跟我讲清楚，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我妻子这样叫你，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那么为什么就在此刻，我和你在这里一边谈我即将举行的展览，却一直在想朱莉娅什么时候会来呢？为什么我能跟你这样聊天，跟她却不能呢？为什么我已经把她和我自己置身于世人之外呢？你知道我精神的隐秘地方正在发生些什么吗？你竟敢肆意胡说？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你在捏造些什么呢？”
朱莉娅还没有来，这间房子本来由于太大而没有人租用，现在这间小屋里二十余人的喧闹声，却成了一大群人的吵闹声。
这时我看到一个很出奇的家伙。那边有一个红脑袋的小个子男人，似乎谁也不认识他，而且这个邋里邋遢的家伙也完全不像我妻子的客人那一流人；他一直站在鱼子酱旁边，有二十来分钟了，吃得就像野兔吃食一样快。这时他用手帕揩干净嘴，显然是一时冲动，他向前探探身子，轻轻地擦了擦天鹅的嘴，擦掉了一滴已经凝聚在天鹅嘴上马上就要滴落下去的水珠。然后他偷偷摸摸地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注意他，他碰到了我的眼光，就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
“早就想干这个了，”他说道，“谅你也不知道每分钟滴多少下。我可知道，我数过了。”
“不知道。”
“猜猜看。如果你错了就给六便士；如果你猜着了就是半个美元。这是很公平合理的。”
“三下。”我说。
“哦呀呀，你真够机灵的。你自己一直在数着吧。”不过他并没有露出要付款的意思来，而是说，“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生长在英国，不过这是头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呢。”
“大概你是坐飞机出国的吧？”
“不对，根本没有坐过飞机。”
“那我猜你是环绕地球，从太平洋那边绕过来的吧？”
“你真够机灵的，没错儿。我还因为这个问题跟别人争论得相当厉害呢。”
“那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我问道，想要投其所好。
“啊，这以后再说吧。好啦，我得赶快逃啦，再见！”
“查尔斯，”我的妻子说，“这位就是克拉姆先生，星际电影制片公司的。”
“你就是查尔斯·赖德先生，”克拉姆说。
“是的。”
“好，好，好，”他停顿了一下。我等待着。“船上的事务长说我们就要碰上暴风雨了。关于这件事你还知道些什么？”
“比事务长知道的差多了。”
“对不起，赖德先生，我不十分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所知道的比事务长少。”
“是这样吗？好，好，好。我非常欣赏我们这场谈话。希望这是以后多次谈话的开始。”
这时一个英国女人说道：“啊，瞧这只天鹅！我在美国待了六个星期，现在对冰真腻烦透了。跟我说说，隔了两年重见西莉娅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我可能觉得像个不大恰当的婚礼。不过西莉娅从来没有把她头上的香橙花完全摘下来，是不是？”
另一个女人说道：“一边说再见，一边又知道我们过半个小时又会见面，而且许多天每隔半小时都要见一次面，这不是妙极了吗？”
客人们陆续告辞了，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要告诉我，我的妻子已经答应了在最近的时间里我将为他做些什么事。这个晚上的话题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常常碰面，以及我们形成了一个只有物理学家才能描述得出来的分子体系。末了那只天鹅也用轮车推走了，我对妻子说，“朱莉娅一直没来。”
“不来了，她打过电话了。我听不清她的话，噪音就一直没断——她大概为了一件衣服吧。不过真够幸运的了，这儿连个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个聚会挺不错吧？你很讨厌它吗？你的举止好极了，而且看起来派头很高贵。你那个红头发的好朋友是谁呀？”
“不是我的什么好朋友。”
“那可太奇怪了！你跟克拉姆先生说过去好莱坞工作的事吗？”
“当然没有。”
“唉，查尔斯，你真叫我操心。光是站在那儿摆出尊贵的派头，像个为艺术而牺牲的人，这是不够的。咱们吃晚饭去吧。我们在船长那张桌子吃。我想今天晚上他大概不会下来吃的，不过遵守时间才有礼貌。”
当我们到了桌子跟前时，其他聚会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了。在空着的船长那张椅子两边坐着朱莉娅和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除了他们，还有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还有上议员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还有一位美国教士，这时他孤零零地坐在两对空着的椅子中间那张椅子上。这位教士后来把自己说成是——似乎有些多余—一位圣公会的主教。餐桌旁夫妻都是坐在一起的。这时我的妻子必须当机立断，尽管那位服务员企图指挥我们另外一个坐法，可是她还是分开坐了，她挨着那位上议员坐，我挨着主教。朱莉娅对我们两人忧郁地露出一点儿同情的表示来。
“说到鸡尾酒会真让人丧气，”她说道，“当时我的要命的女仆和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见了。她半个小时前才回来。原来她打乒乓球去了。”
“我跟上议员说了他没看到什么人，”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说。“无论西莉娅到什么地方，你准会发现那里所有的头面人物她全都认识。”
“在我右边的，”那位主教说，“预料会来的是一对重要人物。他们在自己的客舱里吃饭，除非事先得到通知船长会光临才来这里。”
我们是乏味透顶的一圈人；连我的妻子喜欢社交的精神也动摇了。我不时听到她的片片断断的谈话。
“……一个非凡的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相貌像福尔纳夫船长。”
“但是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说，西莉娅小姐，你并不认识他。”
“我是说他像福尔纳夫船长。”
“我有些明白了。他为了参加你的酒会而冒充你的这位朋友。”
“不，不。福尔纳夫船长不过是个喜剧角色。”
“另外这个人听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啊。你的朋友是一个喜剧演员吗？”
“不是，不是。福尔纳夫船长是一家英国报纸上的虚构人物。知道吧，就像你们的虚构人物‘凸眼球’一样。”
那位上议员放下手里的刀叉。“简单地说：一个骗子参加你的宴会，而你又接纳了他，因为他和一部动画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出奇地相像。”
“是的，我想的确是这样。”
上议员看着他的妻子似乎像是说：“头面人物，嘿！”
我听见桌子对面朱莉娅正在替那个外交官试图追溯她的匈牙利和意大利表兄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一颗颗宝石在她头上和手指上闪着光，可是她的手却神经质地揉搓着几个小面包球，她那闪着宝石光泽的头绝望地低垂着。
那位主教告诉我他去巴塞罗那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一项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了，赖德先生。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的时机已经来临。我定的目标是：让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和解。以此为目的，我和我的委员会也已经深入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采用价值的文件。赖德先生，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分歧是人物性格的问题，赖德先生，凡是由于人物性格而出现分歧的问题，人物性格也可以把它统一起来……”
在另一边我听到说：“我可否斗胆地问一句，你丈夫去考察，是什么单位发起的呢？”
那位外交官夫人勇敢地跨过把他们隔开来的鸿沟和主教攀谈起来。
“你到了巴塞罗那，将说哪一种语言呢？”
“说理性和兄弟情谊的语言，夫人。”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下一个世纪，说话将用思想而不是用语言。你不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同意。”
“什么是语言呢？”主教说。
“确实，什么是语言呢？”
“无非是传统的符号罢了，赖德先生，这个时代恰恰是适当地怀疑传统符号的时代。”
我的脑子感到天旋地转；经历了我妻子举办的那个吵吵嚷嚷的酒会，和今天下午那种难以了解的情绪，经历了和我的妻子在纽约的纵情享乐，在充满瘴疠和绿阴的丛林中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独生活以后，目前这种状态实在是不堪忍受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荒野里的李尔王，就像那个被疯子逼到绝路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一样，我呼唤着狂风暴雨，仿佛依靠巫术，我的召唤就会应验似的。
这时有那么一刻，尽管我当时弄不清楚是不是神经紧张变出来的幻觉，反正我感到有一种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逐渐增长的运动——这间宽大的餐厅猛地膨胀和震颤，就像一个人酣睡时的胸脯一样。这时我的妻子扭过脸对我说：“要么是我有些醉了，要么是暴风雨来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坐在椅子上歪到一边去了；这时靠墙放着的刀叉餐具掉落下来发出一片猛烈的碰撞声和叮叮当当的声音，桌上的酒杯全都打翻了，在桌子上滚动起来，而这时我们每个人都稳住盘子叉子，用各种不同的表情望着别人，从外交官太太明显的恐惧到朱莉娅的怡然自得。
在我们这个封闭隔绝的天地里听不到、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外面的八级大风，在上面高空飕飕地刮了一小时，现在已经变了风向，直向船首猛扑过来。
猛烈的碰撞声过后接着就是一片沉寂，随后又爆发出一阵高声的神经质的咯咯笑声。服务员们把餐巾撂在洒出来的一摊摊葡萄酒上。我们还想继续谈话，可是大家都在等待着，就像那淡褐黄色的小个子男人盯住水滴胀大从天鹅嘴上滴落下来那样，等待着下一次巨大的冲击；冲击来了，比上一次还要猛烈。
“我该向大家告辞了。”外交官太太说着站起来。
她的丈夫带她回自己的舱里去了。整个餐厅霎时间便空了。很快就剩了朱莉娅、我妻子和我还在餐桌旁，好像是心灵感应似的，朱莉娅说道：“就像李尔王似的。”
“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就像他们三个人。”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妻子说道。
“李尔、肯特和弄臣。”
“噢，亲爱的，好像又要谈一遍刚才那场折磨人的福尔纳夫式的谈话了吧。不要再解释了吧。”
“我怀疑我是否能解释得了呢。”我说。
又上升，又猛地跌落。值班的服务员把东西系紧，关上，赶快把放不稳的装饰品拿走。
“好啦，我们已经吃完了晚饭，表现了英国人镇定的好榜样。”我的妻子说，“走吧，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啦。”
去休息厅的路上，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不得不紧紧地抱住一根柱子；当我们到了休息厅的时候，发现那里几乎无人了，乐队奏着曲子，可是没有人跳舞；摆好几张卖汤博拉彩票的桌子，可是没有人买一张彩票，那个船上的高级船员专用下级船员的顺口溜来报数——“漂亮的十六，亲嘴没轮上——房门的钥匙，二十——稀里哗啦，六十六”——这时他正在和他的同事们懒洋洋地聊着天；大厅里稀稀落落还有二十来个看小说的人，还有几桌人在打桥牌，吸烟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喝白兰地，可是我们的两个小时以前的客人都不见了。
我们三人在空荡荡的舞池旁稍坐片刻；我的妻子一肚子鬼算盘，按照她的主意，我们可以不失礼地挪到餐厅另一张桌子上去。“要去饭馆可就太蠢了，”她说，“完全一样的饭菜，还得付额外的钱。总而言之，饭馆只有电影界的人才去。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得去那儿不可。”
过了一会儿她说：“使我的脑袋都疼了，我毕竟累了。我要去睡觉啦。”
朱莉娅和她一起走了。我在船上四处转悠，在一片盖着顶蓬的甲板上，狂风呼啸，浪花从昏暗的地方飞溅起来，撞击在大玻璃窗上，碎成白色和褐色的水点。有人把守着，不让旅客们到露天甲板上去。因此我也下到舱里来了。
在我的梳妆室里，一切易碎的物品都已经收藏起来了，通向客舱的门大开着，从外面勾住了，我妻子哀怨地从里面呼喊。
“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这样大的船会颠簸成这个样子。”她说道，眼睛里充满了惊愕和怨恨，就像一个快分娩的妇女的眼睛一样，她终于明白了，不管小型私人医院多么豪华，不管医生的费用多么昂贵，但她分娩痛苦却是不可避免的；这时轮船的起落就像分娩时的阵痛一样有规律。
我睡在隔壁房间里；或者毋宁说我躺在那儿，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如果睡在狭窄的睡铺里，躺在硬床垫上的话，我可能得到好好的休息，可是这儿的床铺又宽大又松软；我把能找到的垫子都搜集起来，拼命用垫子把自己塞得牢实些，可是一整夜我都随着船一起摇晃，颠簸——这时船不仅上下颠簸，而且还左右摇晃——我的脑袋里回响着吱吱嘎嘎乒乒乓乓的声音。
破晓前一个小时，我的妻子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她用双手扶着门的两侧来支撑住自己，说：“你醒着吧？能不能想点办法？能不能到医生那儿拿点药？”
我按铃叫来夜间的服务员，他那儿有准备好的药，这使她舒服一些。
整夜在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我，想的一直是朱莉娅；在我的短暂的梦境里她变幻成上百种奇异、可怕而又模糊不清的形象，可是等我醒来，她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又恢复到那种哀伤的、头上宝石闪耀着光芒的样子，就像吃晚饭时我看见她的那副样子。
第一道曙光出现以后，我又睡了一两个小时，醒来的时候脑子非常清楚，并且有一种快乐的预感。
服务员告诉我说，风已经减弱了，可是还刮得很猛烈，浪涛还汹涌澎湃；“对旅客的享受而言，再没有比巨浪更糟糕的了，”他说道，“今天早晨要早餐的人可不多。”
我顺便看了看我的妻子，发现她还在睡，我把我们之间的那扇门关好；然后我吃了鲑鱼和鸡蛋葱豆烩饭还有冷火腿，然后打电话叫理发师来给我理发。
“起居室有夫人的一堆东西，”那位服务员说，“是不是暂时把东西留在那儿？”
我走过去看了看。原来是船上商店送来的第二批玻璃纸包装的大小包裹，有些是纽约的朋友拍无线电报订购的，他们的秘书没有及时把我们要离开的消息提醒他们，有些是我们的客人在离开鸡尾酒会时买来送我们的。这种天气不是摆花瓶的时候；我叫服务员把花瓶都挪到地板上，这时我又灵机一动，把克拉姆先生送的玫瑰花上的名片取掉，叫人把花和我的情意一起给朱莉娅送去。
当我刮脸的时候她打来电话。
“查尔斯，你干了多么可叹的事啊！这可不像你的为人啊！”
“你不喜欢吗？”
“这种天气你可让我怎么处置这些玫瑰花呢？”
“闻一闻呗。”
一阵沉默，随后又是一阵拆包的沙沙声。“这些花完全没有香味了。”
“你早饭吃了什么？”
“圆叶葡萄和罗马甜瓜。”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午饭以前吧。吃午饭以前有一位女按摩师忙着给我按摩。”
“女按摩师？”
“是的，不是很奇怪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按摩，除了有一次打猎伤了肩膀。在一条船上使人人都表现得像电影明星的派头，这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像。”
“送这些让人很为难的玫瑰花，又是什么派头呢？”
那位理发师异常敏捷地理着发——确实是很灵活，他站的姿势活像一位芭蕾舞中的剑客，有时用这个脚尖站着，一会儿又用另一个脚尖，他轻巧地把剃刀刃上的泡沫抹下来，当船恢复了平稳的时候，他就又猛地刮我的下巴，我自己连保险剃刀都不敢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