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她说道，露出她一向那种干巴巴的口气。“他从这次罢工中得到很多称赞。”
接着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布拉特追捕队的事。她告诉我说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他认为这事业缺乏正义性；科迪莉娅在伦敦，现在正在睡觉，她守侯了母亲整整一夜。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从事建筑绘画了，并且说我很喜欢这种工作。这些话全是无关紧要的；该说的话我们在头一两分钟里已经说完了；我留下来喝茶，然后就离开了她。
法国航空公司有飞卡萨布兰卡的业务；我到了卡萨布兰卡又搭公共汽车去非斯，天蒙蒙亮就动身了，傍晚的时候才到这座新兴的城市。我从旅馆里给英国领事打了电话，这天晚上在他那栋挨着旧城墙的住宅里和他一道吃了晚饭。他人很和气，也很严肃。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照看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这里可使我们伤透了脑筋。这里可不是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待的地方。法国人对他完全不理解。他们认为，凡是不做买卖的，就一定是间谍。他的生活也真不像一个英国绅士。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离这栋房子不到三十哩的地方就在进行战争。上个星期我们这儿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小傻瓜，他们是志愿参加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的。
“再说那些摩尔人是一帮狡猾透顶的家伙；他们不赞成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许知道，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泡在酒里。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们爱投合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间房子。我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坏处，但是他的确是让人担心的。还有一个依赖他过活的坏小子——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人。大家说，那人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着，长手杖笃笃敲地；有时从敞开的大门口显露出一伙人静静地坐在金黄的灯光下，围着一只火钵。
“这些人真够脏的，”门房回过头来非常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里巴叽的。就不像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有的那种爱好，话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把他的工作删略到枯燥乏味的地步。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子赤着脚板的修士，这个修士称不上医务人员，只是个干脏活的人，他的说话却另是一样。
“他很有耐性。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躺在那里从来也不抱怨——这里有很多可抱怨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些军队剩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和气。还有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家伙，一只脚没有治好，还有二期梅毒，也到这儿来治疗。弗莱特勋爵在丹吉尔发现他在挨饿，就带他回来，让他有住有吃。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道士，”我想，“可怜的笨蛋。”上帝饶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门为欧洲人保留的厢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室，还有某种单间的意味。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头望望。
“哟，我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来了呢。查尔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比以前更消瘦了；饮酒使别人肥胖起来，红光满面，可是似乎却使他枯萎干瘪了。那位修士离开了我们，我在他的床边坐下，说起了他的病情。
“我的神经错乱了一两天，”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到牛津。你去过我的住所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过活啦，知道吧。”
随后我讲他母亲的情况。一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躺着盯着看那张七悲圣母的石印油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她的命了。”
我给朱莉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非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到后来他恢复到能够走动了。他恢复体力的头一个迹象，是在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那个医生说：“你的朋友可又喝开了。这里是禁止喝酒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又不是少年教养所。我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到这儿是来给人看病，而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是来教他们学会自我控制。白兰地酒现在对他还没有什么害处。等他下次再病了就会使他更加衰弱了，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就会要他的命的。这里并不是酒鬼之家啊。这个周末他就得出院。”
那个打杂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分外高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士，”我想到，“可怜的笨蛋。”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的床上。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刚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可真够淘气的。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看到他又很高兴也好，这一向他太伤心了。”
最后一个下午我说道：“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到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这会是很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说，“可是你认为库尔特会愿意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寨（这）也许对他很好，我猜，’”他模仿库尔特的口音说道，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说的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那些话我当时听到了，而且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有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有了人来照顾你，有一个人来照顾你自己，这种变化是多么愉快啊。当然，非得是一个需要我来照顾的、濒于绝望的人。”
在我动身以前，我还能够把他的钱财问题安排妥当。他到这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靠给他的律师打电报要他寄一些零星的钱来。我见了银行分行的经理，给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寄来了钱，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付给他一笔零用钱，并且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支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而且只有经理认为他有正当用途的时候才能支付。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了这些安排。
“否则的话，”他说道，“当我喝醉了，库尔特就会骗我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去。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床上还显得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架留声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呢。”
“真的吗，库尔特？”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病了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可太不愉快了。那个用人是个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掉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竟没有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真不是滋味。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掉的，到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拍了拍巴掌，可是没有仆人来。“看到了吧？”他说。
“你要什么？”
“香烟。我的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我拿吧，”我说，“床在什么地方？”
“别去，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塞（是）的，”库尔特说，“我认为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这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封闭着的小房子里了。我对塞巴斯蒂安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的事却意味着得去伦敦见布赖兹赫德。我取道海路，在丹吉尔又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六月初回到了家里。
“据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没有。我肯定没有。无非是两个流浪人漂流到了一起罢了。”
“你是说他是一个罪犯吗？”
“我说的是罪犯一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是不是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
“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得震颤性的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有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恰巧他愿意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照你的建议，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某些方面，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抱着一种狂热的确信，使他做出决定又快又简单。
“你愿意画画这栋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正面，一张画后面的园林，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要留下作纪念的，以后保存在布赖兹赫德。而我一个画画儿的人都不认识。朱莉娅说过你是专门学建筑绘画的。”
“好吧，”我说，“我非常愿意画。”
“你知道这儿将要拆毁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要在这儿盖一座公寓。而且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呃，我当然也很难过啦。不过，你不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所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原来只觉得它很难看。也许你的画儿会使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得尽力抢时间完成工作，因为买房地的人只等最后一签字就动手拆毁房子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花费极长时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愿意草率从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最为得意之作，也正是这些画儿的成功，在我自己和其他的人们看来，都使我坚定了对我未来事业的信心。
我首先画那间长形客厅，因为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间客厅建起来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设计建造的房子，有两扇朝格林公园开的凸窗。下午我在客厅里开始画画的时候，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流泻进来，由于外面鲜嫩的小树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我用铅笔把各种比例关系确定下来，再把详图仔细地设计好。然后我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边跳水的样子后退几步；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于是干劲倍增。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动笔很慢、谨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加紧工作。而且我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一样，生怕以后手气会变坏了，大堆钱财化为乌有。画面终于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逐渐成形了。其实倒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而且我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色彩恰好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每一道笔划，一当完成，似乎一直在那儿似的。
在最后一个下午，我开始不久就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我可以在这儿看看吗？”
我回头一看，发现了科迪莉娅。
“可以，”我说，“只要你不说话就行，”我又继续画下去，把她忘了，一直画到暗淡的光线使我收起画具。
“会干这种事情一定是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忘了她还在这儿。
“是的。”
即使这时我也无法离开我的画儿，尽管夕阳西下，房间黯淡下来，周围变成了一幅单色画。我把画从画架上取下来，把它举到窗户前，然后再放回去，把阴影部分的色调调淡一些。突然间，我的脑袋、眼睛、背部和胳膊都涌上一阵疲倦的感觉，由于天色已晚我不画了，就转向科迪莉娅。
她现在十五岁了，在这十八个月当中她个子长高了，她的个儿几乎已经长够了。她丝毫没有朱莉娅那种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丰满漂亮的容貌；她修长的鼻梁和突出的颧骨却已然有了布赖兹赫德家族的样子。她穿着黑衣服，正在为她母亲服丧。
“我累啦，”我说道。
“我敢断定你是累了。画完了吗？”
“差不多完了。明天我还得再润色一下。”
“你知道早就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吧？现在已经没有人做饭了。我也是今天刚到，我没有了解到这里竟破败到这样地步。你不想带我出去吃饭吗？”
我们从花园门出去，过了公园，在苍茫的暮色中走到里茨·格里尔餐厅。
“你见到了塞巴斯蒂安吗？他甚至现在也不愿意回家吗？”
到这时我才认识到她现在已经很懂事了。我说是这样。
“唔，我爱他胜过爱任何人，”她说道，“说到马奇家族，真叫人伤心，是吧？你知道，他们在这里要盖一座公寓，而雷克斯想住进顶层上他称为‘楼顶房屋’那种房子。这倒挺像他的为人，是吧？可怜的朱莉娅。对她来说，这是太过分了。他丝毫也不理解；他以为她舍不得这所旧宅呢。事情很快就都要完结，是不是？显然爸爸负债累累已经很久了。卖掉马奇公馆，使他还清债务，而且我不知他一年还能存下几个钱来。可是朱莉娅认为把房子拆毁了好像是很丢脸的事。她说宁肯让别人住进来也不愿意把它毁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
“的确，怎么办？有各式各样的建议。范妮·罗斯康芒舅妈想叫我跟她一块儿住。后来雷克斯和朱莉娅谈到要把布赖兹赫德拿过来一半，就住在那儿。爸爸不会回来。我们原来以为他会回来的，可是他不回来。
“他们关闭了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是布赖德和主教一道关闭的；妈妈的安灵弥撒就是那个小教堂里念的最后一次弥撒。妈妈安葬完了以后，那个神父就走进小教堂来——当时只有我一个在。我想他没有看到我——他拿出那块祭坛石放进他的袋子里；他又把圣油浇在一卷卷的羊毛上点燃了，以后又把灰烬扔到外面；他倒空了圣水钵，吹熄了祭坛上的灯，然后让神龛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好像从这时起就永远是耶稣受难日了，我想你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义的，查尔斯，你这个可怜的不可知论者。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他走了，一霎时，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小教堂了，只剩下一间装饰得稀奇古怪的房子。我真没法跟你讲清楚它像个什么东西。我想，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纪念耶稣受难的圣歌晨祷吧？”
“从来没有。”
“对啦，如果你参加过，你就会明白犹太人对他们的圣殿的看法了。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这是一首很美的圣歌。你应该去一次，去听听这首圣歌。”
“还想让我改变信仰吗，科迪莉娅？”
“啊，不是。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爸爸成了天主教徒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吗？妈妈有一次告诉过我。他对她说：‘你已经使我的家庭恢复祖先的信仰了。’这是夸大其词，你知道。信仰对人的影响不一样。无论怎么说，这个家庭一直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是？他走了，塞巴斯蒂安走了，朱莉娅也走了。可是你知道，上帝不会让他们走开很久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妈妈在塞巴斯蒂安头一次喝醉的那个晚上念的那篇故事——我指的是过得很糟的那个晚上。‘布朗神父’说了这么些话，‘我抓住了他’（指那个小偷），‘用的是一个看不见的钩子，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长线，那条线长得足够让他游荡到天涯海角，但是猛拉这条线，就能把他拉回来。’”
我们很少提到她的母亲。我们一直谈着，她狼吞虎咽地吃。一次她说：
“你看过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首诗吗？那诗很可笑；他认为她是最杰出的人——你知道，他一辈子都爱着她——但是好像又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家里的人，就数我跟她相处得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并没有真正爱过她，不像她希望的那样，也不像她应该得到的那样。我不爱她，这实在是奇怪的事，因为我充满了正常的感情。”
“实际上我从来不了解你母亲，”我说。
“你并不喜欢她。我有时觉得，当人们要恨上帝的时候，就恨妈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科迪莉娅？”
“喏，你看，她像圣徒一样，可是她并不是圣徒。谁也不能真的恨一个圣徒，能够吗？他们也不能真的恨上帝。当他们想要恨他和他的圣徒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找到和他相似的东西，假托这就是上帝，然后加以仇恨。大概你觉得这都是胡说八道吧。”
“以前我也听到过几乎和这一模一样的话——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说的。”
“唉，我是非常严肃的啊。这话我想了很多。这话好像可以解释清楚妈妈的情况。”
说完了这些话，这个令人不解的孩子又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我这是头一次单独被带进饭馆里吃饭，”她说。
后来她说：“朱莉娅一听说他们要卖掉马奇公馆，她就说：‘可怜的科迪莉娅。毕竟她不能在那儿举行她第一次进社交界的舞会了。’这是我们常常谈论的事——就像常常谈论我做她的女傧相一样。傧相也没有当成。朱莉娅举行舞会时，允许我下楼和范妮舅妈在角落里坐了一个小时，她说：‘再过六年，你也会有这样的舞会。’我希望我得到神召。”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修女。如果没有神召，不管你多么向往也没有用；如果得到神召，你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不管你多么憎恨它。布赖德以为他得到神召，其实并没有。我过去常常觉得塞巴斯蒂安得到神召，而且恨神召——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了。一切事情一下子全变了。”
可是我没有耐性谈什么修道院。我觉得那天下午画笔在我手里有了生命；我已经参与了那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创造了；那天晚上我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勃郎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我曾经身穿热那亚的丝绒衣服踯躅在罗马街头，曾经用伽利略的望远镜眺望繁星，但是我蔑视修道士那些尘封的浩繁经典，妒火中烧的凹陷下去的眼睛，还有他们那些晦涩而烦琐的讲演。
“你以后会落入情网。”我说。
“哟，千万不要。喂，你说我还能再吃些这种美味的蛋白甜饼？”
第三部
拉动命运之线
第一章
我的主题是回忆，在战争时期一个阴暗的早晨，一群长着翅膀的东西在我的周围飞翔。
这些回忆时时刻刻伴随着我，构成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们确定能拥有的，除了过去一无所有了。这些回忆就像圣马克教堂外面的鸽子一样，到处都是，在脚边，或是单个，或是成双，悦耳地咕咕叫着聚在一起，点着头，神气地走着，眯着眼睛，梳理脖颈间柔软的羽毛，如果我站着不动，它们有时会栖息在我的肩膀上；直到突然传来一阵中午的炮声，马上，它们全都扑棱棱地乱飞起来，人行道空荡荡的了，整个天空被喧嚣的鸽子遮得黑压压的。战争时期的那个阴暗的早晨就是这样。
自从和科迪莉娅度过了那个晚上，以后就是死寂的十年，我被迫沿着一条表面上充满了动荡与事变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在此期间，除了有时当我画画的时候——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我都没有像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的日子里那样活跃过。我认为我正在失去的是青春，而不是岁月。我的工作支撑着我，因为我选择了我能干好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干得更好，而且也很喜欢干；顺便说一句，这种工作当时也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干的。我成了一位建筑画家。
甚至比起伟大的建筑师们的作品来，我还是更爱那些默默地过了好几个世纪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保留并记录了每个时代的最出色的特点，与此同时，时间限制了艺术家的骄傲和市侩的鄙俗，却弥补了那些平庸工匠的拙陋。这类建筑物在英格兰比比皆是，英国人在他们鼎盛的最近十年中，似乎第一次对于以前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认识，并且在那些建筑物即将败落的时期第一次颂扬起它们的成就来了。因此我的幸运远远超过我的功绩；而我的作品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不过是技巧日臻成熟，对主题充满热情，对流行的见解不屑一顾而已。
这个时期的经济萧条，使许多画家找不到雇主，却使我更加成功，当然这种情形本身就是经济衰退的征兆：当水泉干涸时，人们会寻求海市蜃楼来解渴。我在第一次画展以后，就被请去全国各地给那些马上就要荒废衰败的宅第画像；的确，我常常要比拍卖商早几步赶到那里，成为厄运的先兆。
我还出版了三种富丽堂皇的对开画册——即“赖德的乡间别墅”、“赖德的英国住宅”、“赖德的乡村建筑和外省建筑”，每一种以每份五个畿尼卖了上千份。我很少使人不满意，因为在我和我的主顾之间没有什么摩擦，我们双方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为马奇梅因公馆客厅里我所熟悉的、但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感到悲哀，这以后我有一两次认识到那就是画的力度与单一性，我并且相信这光靠手是表现不出来的——一句话，得靠灵感。
为了寻求日渐消失的灵性，我以一种古典的方式，携带着大批我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工具，出国到各种异域情调中旅游了两年岁月。我没有去欧洲；欧洲的珍品保护得很牢靠，甚至太牢靠了，受到重重的专门保护，而且被顶礼膜拜弄得云遮雾障。欧洲可以等一等。早晚有时间去欧洲的。我想，岁月催人，不久后我需要有一个人在身旁，帮助我安放画架，携带油彩颜料；那时我从一家上等旅馆出去也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的路程；那时我将要整天沐浴在轻柔的微风和温和的阳光里；那时我那双褐色的眼睛会紧紧注视着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现在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要去那些蛮荒之地，那里人们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岗哨，莽丛密林一步一步地蔓延到了古老的城堡。
因此，经历了缓慢然而并不轻松的几个阶段，我游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个有着我需要的一切的天地，离开别墅园林和客厅，已经增加了我的活力，并使我心情愉快。那些宫殿的内部陈设荡然无存，修道院的回廊野草埋径，教堂被废弃，吸血蝠像豆荚一样倒挂在穹顶上，只有蚂蚁在富丽的长排座椅间熙熙攘攘不停地钻洞掘穴，城镇没有道路相通，高大阴森的房子里有一家冷颤的印第安人在躲避风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寻取灵感的地方。我历尽千辛万苦，忍受疾病的折磨，有时还要冒着危险，创作了《赖德的拉丁美洲》画册中最初几幅作品。过几个星期我就要休息一下，置身于商业区或游览区，借此来恢复精力，建起自己的画室，把我的那些速写详细画出来，然后急急忙忙把已经画完了的画布包装好，给我纽约的代理人寄出。接着我又出发了，带着我的小随从踏上荒原。
我没有尽力跟英国保持联系。我根据当地人的建议来安排自己的行程，没有固定的路线，结果很多邮件没有到我手里，而收到的邮件积攒起来，到了坐下来一次都读不完的程度。我常常把一捆信件塞在袋子里，等我有兴致的时候来读，读的时候和当时的环境是那样不协调——或是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或是在蚊帐里，就着防风灯的光亮；或是漂在水上顺流而下，坐在独木舟上由我身后的孩子们划着船，缓缓驶离岸边，幽暗的河水载着我们流向前方，或是坐在绿阴里，巨树直插云天，鲜花在头顶上高高的树冠从中，猴子们晒着太阳发出尖叫声；或是在宜人的大牧场的阳台上，耳旁响着杯中冰块的搅动声和掷骰子声，在修剪过的草坪上，一只豹猫玩着脖子上的链子——以至信件仿佛是遥远的声音，没有什么意义，其中的事情在心头一闪而过，不留痕迹，就像在美洲火车车厢中，萍水相逢的旅客随意讲起他们自己的事，听后都成了过眼烟云。
尽管与世隔绝，长期旅居在一个陌生的天地，我却依然故我，然而真正未变的那几分故我只残留在我的音容笑貌上，貌似我过去的全部形象罢了。我把这两年的经历连同热带用的工具一股脑儿甩到一边，回到了纽约，它样子和我出发时一样。我满载而归——十一幅油画，外加五十多张素描——后来我把这些作品在伦敦展览的时候，那些艺术评论家们，他们当中很多人至今一直对别人的作品持一种屈尊迁就的态度，现在我的成功使他们不得不赞扬我的作品中具有崭新的和更加丰富的意境。文艺批评家中最受人景仰的人这样写道：赖德先生的崛起就像一条欢蹦乱跳的小鳟鱼在皮下注射了一种新的营养，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的皮下注射，在他蕴藏的潜力中发出了强大的威力……由于他把自己的优雅风度和渊博学识这种显然属于传统的排炮瞄准了野蛮的浩劫，赖德先生最终发现了自己。
天啊，这些溢美之词没有一个字是实事求是的。我的妻子远渡重洋到纽约和我相见，当她看到了我们分别的成果陈列在我的代理人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她说的这样一句话颇为中肯：“当然，我看得出这些画极为出色，而且在那邪恶的表现方式中确实有非常优美的地方。不过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些画根本没有表现你。”
在欧洲，我的妻子由于穿着打扮时髦和她的出奇的健美，有时被人误认为是个美国人；而在美国，她却表现出一副英国人的温顺和沉默的气派。她比我先到一两天，当我的船抵达港口时，她在码头上等候着。
“分离的时间多么长啊。”我们一见面她就亲热地说道。
她没有参加这次探险；她对朋友们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个国家对她很不相宜，而且家里还有个儿子，她还说，现在又添了一个女儿，这时我才想起在我动身之前曾经说起这件事，这就成为她留下来的附加理由。这件事在她的信中也曾提起过。
“我想你没有看我的信吧。”那天夜里她说道，其时天色已晚，晚餐的聚会已经结束，在一家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又逗留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发现自己独自在旅馆卧室里了。
“有些信寄丢了。我清楚地记得你写信说什么果园的水仙花就是一个梦境啦，什么保姆就是一颗宝石啦，什么发现了一张摄政时期的四柱床啦，可是老实说我并不记得你说过新生的婴儿取了卡罗琳这个名字。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那当然是随着查尔斯起的啰。”
“啊！”
“我请了伯莎·范·霍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考虑她保险会送一份像样的礼物。你知道她送了什么吗？”
“伯莎·范·霍尔特是一个出名的诡计多端的人。送了什么呢？”
“一张十五先令的书籍预约证。既然约翰约翰有了一个伴儿——”
“你说谁？”
“你的儿子呀，亲爱的。你还没有忘了他吧？”
“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叫他呢？”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发明的。你不觉得这名字很甜吗？既然约翰约翰已经有了一个伴儿，所以我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有孩子了，你说呢？”
“随便怎么都行。”
“约翰约翰常常念叨你。他每天晚上都要为你祈祷，祝你平安归来。”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脱掉衣服，极力表现出随随便便的样子。随后她坐在梳妆台前，用一把梳子梳理着头发，她那赤裸的脊背冲着我，自己照着镜子，她说道：“我要不要卸妆上床？”
这是我不喜欢的一句熟悉的话；她的意思是说她该去掉脸上的脂粉，搽上油，戴上发网。
“不要，”我说，“眼下不要。”
然而她明白需要的是什么。在那种事情上她也讲究清洁卫生的方式，不过在她那种表示欢迎的微笑中有着宽慰和胜利的表情。后来我们分开了，各自躺在相隔一二码远的一对床上，吸着烟。我看了看表，已经四点了，但我们谁也没有睡意，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一种神经机能病，居民们都误以为是精力旺盛的表现。
“我认为你一点也没有变，查尔斯。”
“不错，恐怕是没有变。”
“难道你希望变吗？”
“变是生活的唯一证明。”
“不过你可能变，变得不再爱我了。”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查尔斯，你还爱我吧？”
“你自己说过我并没有变。”
“唔，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变了。可我没变。”
“没有，”我说道，“没有，我看得出没变。”
“你今天和我见面一点也不害怕吗？”
“一点也不。”
“难道你不怀疑我在此期间爱上了别的人吗？”
“没有。你爱上啦？”
“你知道我没有，你呢？”
“没有。我并没有恋爱。”
我妻子对这个回答看来很满意。她是六年前我第一次画展时和我结婚的。从那时起，为了扩展我们的事业，她做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说是她“成就”了我，不过她自己只承认她的功劳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合适惬意的环境；她对我的天才和“艺术家的气质”深信不疑，并且深信这样一条准则，背着人干的事情实际就等于根本没干。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盼着回家吗？”（我父亲送给我够买一所房子的钱作为结婚礼物，后来我在妻子的家乡买了一所教区长的房子。）“我有件惊人的事告诉你。”
“是吗？”
“我已经把那间谷仓给你改成了一间画室，这样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来了人，都不会打扰你了。我叫埃姆登改建的。大家都认为好极了。《乡村生活》上还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件事哩；我买了这份杂志留给你看。”
她给我看那篇文章：“……建筑学上优美形式的好范例……约瑟夫·埃姆登爵士独具匠心，把传统材料变得适合于现代的需要……”；还刊登了几幅照片；地上已经铺了宽大的橡木地板；北面的墙上开了一个石质中棂的凸窗，巨大的木屋顶，以前这所房子全部笼罩在阴影里，而现在突兀而立，轮廓清楚，光线充足，桁条之间都还抹上了洁白的灰泥；看上去简直像一所乡村府邸。我还记得原来那里的气味，大概现在也没有了。
“我倒喜欢那个谷仓，”我说。
“可是你现在可以在这儿工作了呀，不是吗？”
“经历了蹲在蜇人的飞虫团里作画，”我说，“头顶上的烈日把纸张都烤成了铁砧那种日子以后，即便在公共汽车的顶上我也能够工作了。我想教区牧师大概会乐意借这个地方玩惠斯特牌的。”
“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你呢。我已经答应了安柯雷奇夫人，等你一回来就去画安柯雷奇公馆。那里也败落下来了，知道吧——就剩了下面几间铺子和上面两居室的一套房子。你没想到吧，查尔斯，你一直画着所有异国情调的画儿，会把你毁了，会使你画不了英国的建筑，你想到没有？”
“怎么会呢？”
“嗨，因为太不相同啦。请别生气。”
“这不过是即将被另一片莽丛包围住的地方。”
“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王朝协会弄得乱哄哄的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收到我谈到博伊的那封信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