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我按照常規辦事，把我的決定告訴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給我提供了一份講話草稿，這也許證明了他對我講話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說的那樣，"這太軟弱無力了，連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鮑勃?康奎斯特現已離開，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請羅伯特?莫斯幫助我。羅伯特是《經濟學家》的外事報道編輯，安全與戰略問題專家，為反對咄咄逼人的工會權力而設立的全國自由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他還命裡註定是一位暢銷小說家，結果證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選者。
我於１月１９日星期一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涉及的範圍和前一年的切爾西講話差不多，只是更集中於防務問題並包含著關於蘇聯威脅的更加強硬的語言。講話譴責工黨政府"當英國及其盟國面臨著戰後最為嚴重的戰略威脅的時刻卻在拆除我們的防務"。講話對蘇聯的意圖作了不同於緩和論者的分析。
俄國由一些有耐心的、有遠見的人的專政統治著，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軍與陸軍大國。他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自衛。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龐大的主要是內陸的國家只是為了守衛它本國的邊疆並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不。俄國人集中精力於統治世界，而且他們正在迅速地獲得成為這個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強大帝國的手段。蘇聯政治局中的人無需擔憂輿論的漲落。他們把槍炮放在黃油之前，而我們則把幾乎每樣東西都放在槍炮之前。"
我提出了關於在中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部隊之間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裡，後者以１５萬人、將近１萬輛坦克和２６００架飛機在數量上超過了我們。但是我強調說，西方的防務不能只在歐洲得到保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供應線也必須受到保護。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忽視受到蘇聯支持的部隊正在安哥拉做什麼。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如果他們在那裡的所作所為得到准許的話，他們完全可能得出結論說，他們能在別處重複這一做法。
對這篇講話的反應，尤其是在英國報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對切爾西講話的反應有利得多。《每日電訊報》將社論冠以《關於俄羅斯的真相》的標題。《泰晤士報》承認"西方有自滿"。蘇聯的反應也來得不慢。蘇聯大使館寫了一封信給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親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議。從不同的蘇聯宣傳喉舌那裡傳出了一連串粗野的抨擊。但是杜撰"鐵娘子"這個詞並用來描述我的人則是紅軍報紙《紅星報》辦公室的某位盲從上級的官員，他的想像力超過了他的判斷力。
當戈登，裡斯在報業聯合會的電訊稿上讀到《紅星報》的話時，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們已經于無意中把我放在了一個作為他們最強硬的歐洲對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這是他們對我的最大幫忙了。
幾天後我參觀了沿萊茵河的英國駐軍，我的肯星頓講話確保我在那裡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有人拍攝了我駕駛坦克的照片，這對我在國內也完全沒有什麼損傷。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這次參觀過程中我的事業差一點兒比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的那次事件還要更加戲劇性地告終。
党的防務發言人之一克蘭利?昂斯洛、理查德?賴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雙引擎螺旋槳運輸機，從萊茵達倫的英國基地飛到我們將在那裡過夜的奧林豪森去。（原計劃乘直升飛機去，但是氣候不夠好。）起飛後不久我從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講話稿並開始工作。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引擎的喧鬧鼓嗚聲有些不正常。機艙內很冷。外面是濃濃的極冷的大霧，仔細看我能夠看見機翼上結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機組人員過來說發生了問題，我們不得不返回萊茵達倫去。從他的神態上我能覺察到情況嚴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確切的麻煩是什麼。原來是霧太濃，駕駛員無法把握方向。還不止這些，我們現在顯然是在崇山峻嶺中盲目飛行。這就是為什麼駕駛員已使我們的飛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飛機就有停飛的危險。但願大霧會散去，他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辦法。更糟的是，測量我們空速的儀器失靈了。我停止了關於講話稿的工作並把它小心地放進我的公文包，往後仰靠，閉上我的眼睛並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麼地，我們設法回到了萊茵達倫。我從來沒有比觸覺到我腳下的柏油碎石時感到更加寬慰了。
吉米?卡特於１９７６年底當選為美國總統，使白宮有了一個把人權放在對外政策議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對卡特政府對外政策方針的另外兩個方面感到擔憂。首先，處理人權問題時沒有聯繫更廣泛的政治與戰略問題來考慮，而且實際上還帶有某些道義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義者出於道義考慮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講求實際。有許多淩辱人權的政權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東的一些軍人政府——但它們的壓制性比獨裁主義政權要小一些。
此外，一個自由國家不僅對它本國而且也對非自由國家所負有的首要職責是生存下去。因此沒有必要為支持一個暫時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務的然而又是令人討厭的政權而表示歉意，儘管我們應該始終一貫地運用我們的影響去改變它最惡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內部的糊塗思想與意見不和妨礙了它奉行這樣一種健全的方針。如同我們將看到的，卡特強調伊朗的人權幫助推翻了伊朗國王，而代之以壓制性更強並且反對西方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政權。如圖帕斯卡爾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則是思維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維給人權和西方利益帶來了顯然是更糟的結果。
我的第二點批評是，人權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為簡單的理由是權利最終必須用武力來維護。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情況下，這就要求美國在軍事上強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轉蘇聯造成的對自由世界的威脅。然而卡特總統對裁軍承擔了熱情的許諾。表現為他廢除了Ｂ１戰略轟炸機以及後來又重新推動了卡特總統與蘇聯人一起倡議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總統發現他只能採取行動來改善與西方有關聯的國家的人權狀況，而不是改善那些敵對的和強大得足以無視他的行動的國家的人權狀況。
至於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有可能就具體的方案進行爭論，但就戰略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實是，蘇聯近年來一直在遠比美國人快得多地武裝著自己。任何侈談"武器限制"的協議必然導致承認由協議穩定下來的軍事均勢。只有從一個方面來說進行大力的武器削減，或者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重新加強美國的防禦力量，才能扭轉形勢。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輿論情況下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真正實現的可能性，那麼達成一項大體上相當於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東西，就會對西方有利，因為這至少將會阻止蘇聯人的進展。不管是哪一種情況，美國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優勢，而這時西方很久以來已經放棄在常規武器方面與華沙條約組織保持平衡的企圖。儘管這類統計必然是粗略的，但從下表可以看出變化的規模：
美國和蘇聯的戰略核力量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
美國洲際彈道導彈９０４１，０５４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５９２６５６
遠程轟炸機６３０３８７
蘇聯洲際彈道導彈２９２１，５２７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１０７８４５
遠程轟炸機１５５１３５
來源：《軍事均勢》，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第７５頁。
實際上，由於蘇聯人生產了他們的逆火式轟炸機，成倍地增加了他們的核潛艇並開始集中部署對準西歐的ＳＳ２０核導彈，情況將會是更加惡化。
這些事實與數字是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對此感興趣的新聞記者卻太少了。但是他們實際上低估這個危險嗎？我曾經密切注意喬治?基根少將所作的關於蘇聯對帶電粒子射束研究情況的報道，他最近從美國空軍情報部主任一職引退。該射束對彈道導彈的攻擊可以提供遠為有效的防禦，因而可能提供一種技術使防務概念徹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這種威脅，只是在裡根總統發起他的戰略防禦倡議時，人們才確切瞭解這些危險並採取了削弱蘇聯優勢的行動。然而，早在１９７７年３月，《航空周和空間技術》雜誌就發表了基根將軍關於蘇聯全面威脅的範圍的言論。他論證說，美國人一貫低估蘇聯軍事實力和備戰的規模，得出了災難性的結論，"蘇聯今天在發動、進行一場全球性衝突並從中生存下來的能力遠比美國及其盟國大得多。直到兩年後發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數西方政治家才開始用這種思想方法來思考問題。
當我於１９７７年９月再次訪問美國時，卡特政府還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樂趣。卡特總統帶給白宮一種新的不拘禮儀的看來符合時代氣氛的作風。雖然人們對於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這主要歸因於華盛頓對外來人的不滿。他擁有他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卓越的助手，他們在觀點上的分歧當時還不明顯。
當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時我曾於５月間在倫敦會見過他。儘管我對他的對外政策的懷疑日益增長但我還是喜歡他並期待與他再次見面。我們在白宮討論問題時，總統極想為他最近提出的締結全面核禁試條約的倡議進行說明和辯解。雖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細節並且是個有說服力的倡導者，但是我沒有被說服。由於我確信可靠的核威懾力量的極端重要性，並且知道核武器必須經過試驗才能成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隨聲附和這項政策。
同樣地，在羅得西亞問題上我無法同意卡特總統或者說還包括賽勒斯?萬斯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所偏愛的解決方針。美國人堅持認為羅得西亞的安全部隊應予解散。但我知道這對白種人——他們仍然享有對"武裝鬥爭"的軍事優勢——來說如果沒有某種真正的和平保證是永遠也不會接受的。美國人還玩弄著對南非實行制裁的主張，這在我看來是同樣地判斷失當，因為考慮到如果他們想要說服伊恩。史密斯實行妥協的話，他們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們這一邊。
至少這一次我並不需要同大使館的懷有敵意的情況介紹進行爭辯，那樣做將會令人啼笑皆非，因為新大使彼得?傑伊是卡拉漢的女婿。當這項任命宣佈時曾經有人大聲指責裙帶關係。但是我個人是喜歡並欽佩彼得?傑伊的。他對貨幣經濟學的瞭解會使他成為影子內閣的一位受歡迎的吸收對象。雖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認，我在對英美商會發表講話的引言部分懷著某種惡作劇的喜悅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議在前一年的工黨年會上講話中的一段話。在該講話中這位工党首相說：
"我們過去常常認為，通過減稅和提高政府開支就能度過衰退，找到出路並增加就業。我十分坦率地告訴你們，現在已不存在這種選擇，而且過去採取這種做法時，它也只是把更大劑量的通貨膨脹注入經濟，跟隨而來的則是更高水平的失業。"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段沒有特點而又穩妥的話正是由彼得?傑伊起草的。
事實上，我在美國期間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況是吉姆?普賴爾與基思?約瑟夫之間的一次公開分歧。他們對關於格倫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勳爵的報告以及對什麼是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封閉式工廠"的滅確政策持有不同意見。記者團的成員們對於這一點的興趣大於對我在華盛頓會談結果的興趣，因而我不得不發表兩次聲明以試圖平息事態。但是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只有在我回國以後才能理順。
與此同時，美國政策的方向和蘇聯野心的程度都存在著不確定性，這越來越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於那些在兩個集團之間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從鐵托元帥在１９４８年同斯大林決裂以來，南斯拉夫就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鎮壓與大規模屠殺之後，鐵托和他的同志們已經多少變得開明些，因為環境迫使他們指望西方提供財政支援和安全。這逐漸使南斯拉夫朝著某種假資本主義和准自由主義方向移動。如果鐵托的每個行動不曾受到某種獨特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奉承討好，這類進展甚至還會更多。事實上，鐵托的真正天賦在於他像個幻想家。他說服了東方與西方這二者，或者甚至還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輿論，使它們相信這個國家是國際大比賽中的一個重要參賽者。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作就是在鐵托倡導下成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
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貸款營造了一場消費繁榮，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種混亂的半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匯款所致；但相應來說，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對該政權的影響就可能更加嚴重。
鐵托本人的健康象徵著南斯拉夫的脆弱性並在支撐著脆弱的南斯拉夫。人們廣泛地預料，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將發生混亂，那時蘇聯人是否會再次接管控制局面，這是一個公開的問題。鐵托在８５歲高齡時還在控制著局面，但是身體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訪問已有一段時間，但是由於鐵托身體不好無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訪問兩度推延。
然而，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初的一個嚴寒的日子裡，在南斯拉夫總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位戰友和老朋友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達了貝爾格萊德。我的第一項義務是攀登１５０級臺階上到阿瓦拉山頂向巨大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我沒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們下山時我覺得寒冷徹骨。然而，總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熱情的，不只是政治家們，甚至一些共產主義報紙也是如此。
作為"鐵娘子"，我被看成瞭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蘇聯可能進行干預陰影下這一事實的人。看起來似乎矛盾，這一點正是使這個國家團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戰結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決。關於這一點的一個例證是，設午宴招待過我的聯邦國民議會主席基羅?格利戈羅夫現在是新近獨立的、雖然是陷入戰火的馬基頓共和國的總統。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和我在貝爾格萊德鐵托的家裡拜訪了他。他的個性很強，保持著某些對於他過去火焰似遊擊隊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無疑丟棄了說明他戰後統治地位的內在的堅強。我們討論了關於蘇聯威脅的問題並取得廣泛的一致意見。關於他身後之事這個隱隱呈現的問題沒有包括在我們的會談中。也許他早已斷定，儘管有憲法規定的一切詳盡的保證條款，這還確實將會是場大災難。
在我啟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要求我向鐵托提出密絡凡?德熱拉斯案件問題，後者是鐵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來一直批評國內事務。德熱拉斯是最近獲釋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據我所知是繼續受到騷擾的對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會消聲匿跡回到監獄中去。我決定放一炮試探一下鐵托的態度。我假裝天真他說我對德熱拉斯獲釋感到非常高興。鐵托對我怒目而視。
"是的，他已出來了。"總統說，"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繼續擾亂我們的憲法，他就會徑直走回監獄去。"
"喲，"我回答說，"像德熱拉斯這樣的人在監獄中將比在監獄外對你造成更多的傷害"。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插話說，"她說得對，你是知道的。"
鐵托嚴厲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轉而談論其他事情之前暫停了一會兒。據我所知，德熱拉斯呆在監獄外面，在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沃丹?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他為了獨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騷擾。
從１９７７年底直至１９７９年６月大選，通過閱讀與討論對外政策，我認為沒有什麼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斷與分析。英國、歐洲與美國的輿論反對同蘇聯進一步妥協的態度不斷強硬起來。蘇聯人自己在對付內部不同意見和對外冒險活動方面表現得越來越不謹慎。到這時非洲之角已經引起了蘇聯的野心：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和門格斯圖上校已經開始同索馬裡進行一場長期戰爭。１９７８年４月蘇聯利用假情報獲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總統宣佈推遲生產中子彈，中子彈本來也許有助於實現歐洲的軍事均勢。次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尤裡?奧洛夫被判入獄７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爾辛基小組以監督赫爾辛基協議執行的情況。７月間持不同政見者阿納托爾?薩蘭斯基和亞厲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動反蘇"分別被判人獄和到勞動營服役１３年和８年之久。對於任何自由之友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時刻。由於處於在野的地位我幾乎不可能做什麼事情來改變這一情況。
實際上，雖然我在當時並不明瞭，有３個事態發展正在展示出阻擋蘇聯推進的長遠前景。第一個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事態是他們已經變得過於傲慢。極權主義者蔑視反對者是一種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蘇聯人相信，西方政治家們的失敗表明西方國家的人民已屈從於失敗。如果稍微講求一下方式並多一點深謀遠慮，蘇聯領導人本來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們的做法，尤其是１９７９年對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應並最後摧毀了蘇聯。
第二個事態發展是１９７８年９月一位波蘭人當選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將會在東歐點燃一場從根本上震憾蘇聯帝國的革命。
最後是羅納德?裡根出來認真地競選美國總統的職位。我在１９７５年成為保守黨領袖後不久曾見到過裡根州長。甚至在那時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因為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後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後對羅納德?裡根剛剛在軍事研究院發表的卓越講話讚不絕口。我親自閱讀了該講話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說的意思。當我們見面對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隨後的歲月中我閱讀過他的講話，這些講話把減稅視為創造財富之本，主張用加強防務取代緩和。我還閱讀過他隔週一次向加利福尼亞州人民廣播的許多講話稿（他的新聞秘書定期寄給我）。這些講話我全都同意。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在英國下議院我的的辦公室內我們再次見了面。
在早期，許多美國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國選民，認為羅納德?裡根是個不能認真對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個地方聽說過這一點）。現在他被許多富有思想的共和黨人看作他們返回白宮的最佳入門券。羅納德?裡根無論取得什麼經驗，他都不是以犧牲他的信念為代價而這樣做的。我發現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堅定了。當他離開我的辦公室時，我在思考如果這樣一個人是美國總統的話，情況將會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這樣的前景似乎還很渺茫。
第三節 中東
１９７３年埃及和敘利亞襲擊以色列的那場打得很艱苦的贖罪日戰爭改變了西方國家對中東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產國的歐佩克（石油生產輸出國組織）卡特爾強制實行的削減石油產量、石油價格的飛漲和針對與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產國的有選擇的禁運，損害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並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準依賴於無法預言的中東政治，這一點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了。第二，雖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經越過蘇伊士運河並把敘利亞軍隊趕到離大馬士革２５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比他們１９６７年那次打得好些，蘇聯人也威脅說要派軍隊去執行"維持和平"任務６第三，美國作出的反應是要在實現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裝力量脫離接觸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從現在起，美國的外交活動成了尋求中東問題解決辦法的首要外部力量。這些活動由基辛格博士開始並由卡特總統繼續進行。
對於像敘利亞、埃及和約旦這樣的國家來說，而且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身來說，生活變得更加複雜了，雖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國都有自己優先考慮的事項，從現實出發其中沒有哪一項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用武裝力量實現那些在尋求同以色列達成協議方面被證明是最持合作態度的國家，很可能獲得美國對它們的經濟的額外津貼，它們的經濟由於沉重的戰備需求和大量的社會主義措施而被削弱。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由於對"阿拉伯事業"所承擔的義務，而隱蔽或者至少是被掩蓋起來的天然競爭者就露頭了。這就是我於１９７６年：月訪問埃及和敘利亞以及３月訪問以色列時的中東背景。
但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東國家的眼裡英國的政治家們明顯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內閣內部，我恐怕是少數派，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傳統政權都懷有強烈的尊敬與欽佩的感情。我的多數同僚都是傳統的保守黨"阿拉伯派"，雖然在議會黨團較年輕的成員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為追求國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英國的猶太人集團密切地注視著各黨派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所有言論。因此，當雷吉?莫德林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的一次下院辯論會上要求英國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成立巴勒斯坦國時，黨就受到公開分裂的威脅，人們對我也甚為不滿。
我決定在芬奇利的前猶太軍人的一次集會上清楚地闡明我們的政策。這就是保守黨認為任何中東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必須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２４２號決議為基礎，該決議本身強調兩項根本要求："從最近衝突中（即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戰爭）被占領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裝力量"；和承認該地區各個國家擁有"在沒有威脅和武力行動的情況下，在安全與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生活"的權利。我補充說，我們譴責任何形式的和聲稱為任何事業服務的恐怖主義。
至少對我來說，這一立場不只是一種旨在使我們擺脫困境的言詞。我確實既認為以色列的安全必須得到保證，又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受到尊重，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設想它同約旦結成聯邦。這兩個目標並非像水火那樣不能相容。儘管鑒於以色列的歷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邊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它就不可能獲得持久和平。而且對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來說，最好的出發點都是既用行動又用言詞來承認以色列有權在那裡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講話引起的恐慌證實了我即將進行的訪問的複雜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險性。
我於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星期三抵達開羅，當天晚上就和薩達特總統與夫人共進晚餐。僅在兩個月之前我們在倫敦曾進行過首次簡短的會見。晚餐前我們作了一次長談。我發現他具有很強的和直率的個性，對西方世界的實力關係有很好的理解。薩達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戲，擺平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１９７２年戲劇性地驅逐了蘇聯顧問後，他在１９７３年戰爭期間獲得過蘇聯的支持，但是現在再一次傾向於指望美國。就在我進行訪問的兩個月之後，埃及正式取消了它１９－－７１年與蘇聯簽訂的友好條約。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聲稱對埃及的經濟狀況還算感到滿意：這個時候還有一些期望，即作為財政中心的貝魯特遭到摧毀，這也許對開羅間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灣國家的幫助。但是我認為，總統對支付戰爭費用所花的那筆本可用作埃及和平發展的錢表示哀歎一事意義重大。他告訴我說他覺得"十分疲乏"，我想這話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狀況。他覺得他同福特總統的關係很好，這也許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轉變方向。確實，他給人的印象是，埃及將會保持中立，除非被迫捲入另一場戰爭。在他的談話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與敘利亞競爭關係的跡象。他對我說那個國家在黎巴嫩內戰中向交戰雙方都提供武器，並又補充說敘利亞復興社會黨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薩達特是個難對付的人，敢於大膽行事，他正在考慮使他的國家的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然而，我無法預見這個變化將會是多麼巨大。不到兩年，他去耶路撒冷進行了他的歷史性訪問，這導致了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條約。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間的觀光遊覽既是一種外交需要，也是一種愉快享受。但即使這樣也包含著風險。攀登了切奧普斯太金字塔後，我走了下來，還有些氣喘吁吁，這時我發現有一小群攝影師、新聞記者和官員站在一匹駱駝旁邊。趕駱駝人的名字是易蔔拉欣，那駱駝則叫"傑克?赫爾伯特"，也許是由一名英國兵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受人歡迎的饒舌的英國喜劇演員的名字這樣給它命名的。看起來這是一頭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來訪時騎過它。似乎每個人都以為我會跟著這樣做。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我的頭腦中一閃而過，恐怕不只是騎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駱駝背上不動。我堅決地拒絕了。易蔔拉欣聲稱他感到很不高興。既然亞曆克爵士能騎上傑克?赫爾伯特，為什麼撒切爾夫人不能騎呢？我看到趕駱駝人的眼神。就建議為了沒有騎駱駝而付給他加倍的費用，這也許能使我們雙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願地同意了。因而英國報紙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薩達特總統歡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種不太尊嚴的姿態。
星期五下午我飛到大馬士革，阿薩德總統剛剛慶祝了使他掌權的軍事政變５周年，採用的辦法是在大馬士革明智地空投禮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務員和軍隊的薪金。在此之前，這個國家的首腦從來沒有任職兩、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證實倖存下來。阿薩德是拉維特少數民族的成員，主持著一個包括多種宗教、種族和政治組織人士的政府，表現出他具有獲得和保持政權的高度政治靈巧性。他的復興黨本身是一個來源於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兩種成份的奇特的混合體，是在"一個賦有永恆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號下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成立的。阿薩德已經把激進主義、實用主義和冷酷無情這個特殊的混合體發展成為一種精巧藝術。在中東激烈的、動盪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這種藝術。他被認為是這個地區最反對西方的領導人，他不只是要對阿拉伯-以色列和平進程中的許多困難負責，而且也要對策劃破壞黎巴嫩一事負責。西方政策的主要錯誤不幸已持續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並把他排斥在談判之外。但是由於他屈從于蘇聯並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西方就很容易對他採取上述做法。
敘利亞是個受到嚴格控制的警察國家。羅馬尼亞式的竊聽在我所居住的官方賓館中顯然是蔚然成風。在我們抵達時，戈登?裡斯和我上樓到我們的房間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發現他的浴室中沒有毛巾，就來敲我的房門要求借用一抉。我剛走去拿毛巾，一名女僕就勿忙跑來把毛巾拿給他。
那天晚上我們的主人會發現他們客人的私下談話更有意思。敘利亞人沒有預先通知就邀請我第二天去參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秘密會見。我不打算同意這樣做。我根本不想正式會見他們，更不用說是秘密會見，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拒絕宣佈放棄恐怖主義，但我同意、實際是歡迎有機會去參觀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他們就安排帶我去大馬士革遠郊區的一處難民營。
第二天，我們乘車走了一段很長的崎嶇不平的路到庫內特拉去，這是戈蘭高地敘利亞一邊的最後一個城鎮。它在１９７４年以色列軍隊撤退時遭到了破壞。甚至據說那裡有一些墓地也遭褻讀，整個城鎮現在成了展示猶太複國主義罪行的陳列櫃。我被告知那裡現在只有一個居民，是個老太太，她拒絕離去並在整個佔領期間都住在那裡。可以想像，我在四處走動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們在返回大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停下來。"難民營"原來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使用不當的名稱。這是一個有著道路、帳蓬、社交活動廳、商店、醫院和學校的龐大的居民點。我被領著看了一所學校，那裡的孩子們聚集在一個大廳內，由一位女教師非常嚴肅他講課。我想像這是某種祈禱集會，便問我的嚮導那位婦女在講什麼。回答是："她在提醒這些孩子們說，他們有幸來到這所學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雙親中至少有一個已被猶太人殺害。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這所學校取名為"烈士學校"。
那天晚上在我回來後在總統的舒適但又樸素的住宅裡同他共進晚餐。他顯然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具有明確的目標。雖然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但幾乎沒有什麼一致的意見。我們談論了阿拉伯國家打算提出一項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安理會決議草案。在我看來，為了認真負責地制訂這項決議而不至於招來美國否決的話，可以提出很多建議。但是當然我不可能知道敘利亞總統在這件事情上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由於敘利亞總的立場是反對同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那麼否決一項非常親巴勒斯坦的決議比通過一項不太親巴勒斯坦的決議可能使他感到更加高興。總之，很明顯，那時他真正全神貫注的是黎巴嫩內戰，因為他一再堅持說敘利亞永遠也不會容忍黎巴嫩被瓜分。幾個月以後當敘利亞軍隊以武力在那裡進行干預時我並不感到驚訝。但是奇怪的是，我覺得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某種互相尊重的關係。他和我一起走到花園大門那裡並且開玩笑地問道，我是否被來自附近清真寺的禱告時間報告人很早就叫醒了。我說，"不，我起床比毛拉們要早。"
我在埃及和敘利亞兩國曾經試圖成為完美的外交家，但是在大馬士革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向我提出的問題使我覺得我需要更直率些。阿拉伯記者團的成員追問我英國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態度，要求知道我們為什麼不承認它。由於剛剛參觀過難民營，我陳述了上述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我痛譴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恐怖主義，並且說，除非是以法律而不是以暴力為基礎，否則你就不可能獲得國家之間的和平。他們對此表示異議。這又激起了我的情緒，我提醒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是得益於某種法治的話，他們就沒有提問的自由。我還說我根本不同意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反猶太複國主義決議，該決議把猶太複國主義描繪成為一種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一名新聞記者尖銳地提醒我說，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集團也從事過恐怖主義行動。我是完全瞭解這一點的。我這一年齡的英國人都記得非常清楚，在１９４７年７月有兩名來自利物浦的陸軍中士被伊爾根絞死，他們的屍體還被用來設置圈套。但是一種恐怖主義行動不能證明另外一種恐怖主義行動是對的。當時有些人認為這種直率的講話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外交失言。這對我無關緊要，因為我非常重視原則。實際上，這不久就對我很有好處。
３月間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訪問。我早些時候的會見之一是同前總理果爾達?梅厄的會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還在位。我對她懷有極大的尊敬，而且也許作為政界的另一名婦女，我特別理解強硬與溫柔這個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時表現得像慈母一般，有時則又很威嚴。她對於和平的前景極度悲觀，並且對敘利亞人特別擔心。她說我在大馬上革批評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講話很勇敢並熱烈地祝賀我。她也強烈地贊同我關於蘇聯威脅的講話，她討好地把這個講話同索爾仁尼琴的言論聯繫起來。在她看來西方遠非足夠強硬。
我發現我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評論已對我與之談話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產生了類似的印象。這時和在以後作為首相的訪問中，我在譴責恐怖主義方面沒有退縮不前，我一貫維護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權利。這些事實允許我坦誠地、然而是作為一個朋友對以色列人說話。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後來同外交部長伊加勒?阿隆、國防部長西蒙?佩雷斯和總理伊紮克?拉賓的討論中，我傳達了我從埃及和敘利亞那裡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領導人現在正在沿著可能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的路線思考問題。我還試圖說服我的東道主們不僅要考慮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認識到這必然是他們的首要目標——而且還要考慮同溫和的阿拉伯政權達成一項解決辦法這個長遠需要。但是我與之交談的政治家們一般都很悲觀，尤其是拉賓總理，他們此時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義，處理這個問題會遇到困難。
然而，一如既往，我發現在以色列有許多值得欽佩的事物——在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地區奉行民主，人們準備為他們的國家作出犧牲，並把從美國和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那裡得到的巨額款項用來投人生產：他們確實已使沙漠繁花似錦。然而，有一種對我永遠沒有吸引力的機構，那就是吉布茲民我參觀過一個靠近戈蘭高地的吉布茲，在那裡吃了午餐。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吉布茲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經濟學理論問題。然而，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相當使人洩氣和不自然的集體主義社會試驗。我欽佩選擇這樣一種生活的人們，但永遠也不會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我的女兒卡羅爾卻不是這樣。作為一個具有某些左翼傾向的十幾歲的少女，她曾告訴丹尼斯和我說，她想在一個吉布茲中消磨一段時間。我們很關心這件事，但是我們知道有一個看起來合適的吉布茲，最後也就同意了。那裡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條件也不完備。卡羅爾的任務之一是給小雞注射預防針。她把它們從一個箱子內取出來，給它們打針，然後把它們扔進另一個箱子。不幸的是，不時會有一架戰鬥機轟嗚而過，小雞們就會跳起來，最後就會混在一起。卡羅爾回來後對農場勞工的工作的看法並不那麼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後來對我說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於給小雞注射預防針，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預防社會主義的針。
我由一位以色列將軍——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帶著上了戈蘭高地。他的見解溫和而又穩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個適當的時刻他告訴我說，我們站立的地方並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過是暫時託管直到產生一項保障安全的解決辦法那一天。他是一個關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襲山嶽的冷風中發抖，他把他的護身短上衣遞給我。我就穿著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並且招致了敘利亞人的狂怒和反對。因此我對中東的第一次重大出擊在該地區充滿誤解的氣氛中結束了。
回想起來，我的中東之行是在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由美國當中間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決方案之間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進行的。雖然戴維營協議最終未能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但協議對主要參與者——吉米?卡特，梅納切姆?貝京和安瓦爾?薩達特——來說是值得稱頌的。在我成為首相時，協議似乎仍然是取得進展的最佳基礎。然而，實際上，武裝的，野心勃勃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主要由伊朗資助並以伊朗為中心）必將打亂所有這些設想。
我是伊朗國王還在執政時訪問伊朗的最後西方高級政治家之一。那裡的麻煩早就開始了。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塔布裡茲發生了反對伊朗國王西方化改革計劃的暴亂，毛拉們稱改革計劃是對伊斯蘭教的邪惡攻擊，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則往往是強迫破壞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由於騷亂頻繁，卡特政府對伊朗國王的態度搖擺不定。有時，它向國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響在世界戰略重地的堡壘；有時則又斥責他的人權記錄並要求他實行開明的改革。這個勸告忘記的事情被伊朗國王本人很好地總結了出來："我將像瑞典國玉那樣處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樣為人的活。"不論怎樣，卡特政府的反復無常只是挖了伊朗國王的牆角而鼓勵了他的反對者——美國在中東的潛在同盟者對這一點是不會看不到的。
至於我，我並不懷疑伊朗對於西方的戰略重要性。此外，雖然按照多數定義，伊朗只處於中東的邊緣，但是如同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的那樣，它在這個地區具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總之，我很欽佩伊朗國王個人，並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實現現代化的政策最終結果會是正確的。回想起來，我能認識到，這項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採取更為循序漸進的方式，並要考慮到他的人民的風俗與習慣，這與退回到原教旨主義和中世紀經濟相比肯定是更為可取的，後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該政權不得不在國外進行政治的與宗教的冒險主義活動。
然而，當我於４月２８日星期五晚上抵達德黑蘭受到我國駐該國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時，所有上述情況都是將來發生的事情。我發現伊朗在表面上是個忙忙碌碌的、繁榮的、西方式的國家。擁擠的街道上行駛著許許多多新汽車。商店向符合現代潮流的衣著華麗的婦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這個消費社會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業投資來支持，在我參觀的極為現代化的伊朗國家汽車製造廠所瞭解的情況就是這樣。
托尼向我簡要介紹了形勢。他不僅同伊朗國王的個人關係很好，而且他對該國各地發生的情況也了如指掌。這個時候人們公認，對伊朗國玉強烈親西方的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共產黨支持的反對派伊朗共產黨（圖德）。從伊朗國王公開發表的聲明來判斷，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這一點。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經看出毛拉們和他們的支持者也是一種威脅。這結果證明是大正確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後來描述此事時承認他曾以為軍隊將能掌握局面。結果證明是大錯特鍺了。但是我們誰也沒有預見到伊朗國王的地位會瓦解得這麼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宮受到司法部長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的接見。胡韋達是位文質彬彬的顯赫人物，我從電視上看到他後來在一次裝模作樣的審判後被阿亞圖拉的政權處死了。
當我會見伊朗國王時，他一開始就對剛剛在阿富汗發生共產黨支持的政變表示關注：他說他曾預計最終會發生這類政變，但比他設想的早了１０年。他反復談到伊朗處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第一線。他沒有流露出他對搖擺不定的西方支持者們有什麼怨恨，雖然他有理由懷有這種感情。不僅美國人對他承擔的義務具有不確定性，而且伊朗人堅持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波斯語世界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傳。當我離去時，他對世界事務的瞭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當然，這種智慧再多也抵擋不住他正在國內面臨著的顛覆。
伊朗國王是個清秀的男子，相貌有點兒憔悴，後來我瞭解到這是將會使他喪命的癌症的早期徵兆。他的舉止沒有一點跡象說明他認為他的時間正在流逝。當他外出視察他的軍隊時，他乘坐直升飛機。這也許是一種不樣的預兆：我被告知這時鑒於襲擊的威脅，他總是乘直升飛機，而不穿越街道。我還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參觀古老的清真寺時，對我個人的安全保衛工作是特別嚴格的。
過後回想起來，我對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種繪畫的品味，在這些繪畫中法國的貴族階層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園風光中遊戲玩耍。一年後，伊朗國王就會逃離該國，阿亞圖拉?霍梅尼回來，伊斯蘭共和國宣佈成立，殺戮與恐怖活動遍地盛行。可是在這裡我被邀請去觀賞孔雀寶座上的輝煌燦爛的飾品以及王冠上壯觀的寶石，去陶醉於金碧輝煌的琅塞波利斯廢墟。
伊朗國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嗎？如果美國人表現得更加堅強些，如果法國人堅持主張以阿亞圖拉在伊朗不參加政治活動作為他在巴黎避難的條件，如果伊朗國王撫慰了尚屬溫和的穆斯林的意見，也許結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實上，伊朗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勢力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抑制而構成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威脅之一。
第四節 亞洲與遠東
１９７６年秋至１９７７年春之間，我在亞洲與遠東訪問了不少於８個國家。這使我進行了一系列接觸並獲得了豐富的經驗，當我任首相時對我都很有用。雖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安排了這麼多國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蘭、澳大利亞和中國——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過更廣泛的閱讀和討論來加以補充。
然而，當我後來回想我已獲悉的情況時，在我看來有兩個總的主題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從各種角度來看，這一整個地區的國家對蘇聯權勢和影響的擴張都變得更加警惕：這一點在１９７９年由於俄國入侵阿富汗而急劇加強。其次，中國、日本以及可能還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實現新的亞洲力量均勢，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論出現哪一種情況，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礙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對於一個西方政治家新手來說是非常有趣的兩年。因此，儘管英國報界批評我在國外花費時間大多，我對這些出訪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於１９７６年９月５日星期日一大早抵達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總理設宴招待我。他屬?最好的那類東道主，從不讓他的左翼觀點來妨礙一流的宴會和嚴肅的但有趣的談話。戈登?裡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兒女貝娜齊爾和她的幾位朋友也參加了。布托總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學讀書並都在林肯法律協會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師的資格培訓。
布托先生曾經是一位在艱難環境下保持中立的總理。以前的軍政權在同印度的災難性戰爭中喪失了孟加拉，此後他幫助巴基斯坦獲得了某些尊嚴；巴基斯坦同它強大的鄰國現在有著較好的關係。但是他未能認真解決國家根深蒂固的經濟困難。像這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領導人那樣，他力圖用號召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來逃避國內的經濟問題，這只不過是大宗西方外援轉讓的簡略說法。事實上，為此目的他支持過一項第三世界有關倡議。
雖然我表達我的觀點時很有禮貌，但我還是被大家認為是個對這種國際社會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因此，當我們很快就建立起一種融洽的關係時，這多少有點使他的文職人員感到驚奇。我甚至發現他對於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國移民一事也是異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關於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終於失敗了，那時第三世界開始懂得自由市場經濟是繁榮的關鍵。然而，早在那時以前他就已經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也許像伊朗國王那樣，他已經變得過於脫離本國人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念了。
沒有人知道關於他被推翻、受審判和隨後被處決的全部真相。作為首相我曾出面對他的繼任者求情以饒恕他的性命，但徒勞無功。軍方的決心已定。所以當我後來於１９８０年在鐵托的葬禮上遇見齊亞哈克總統時我的感情是很奇異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親西方，我曾設想會見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殘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發現他有修養，而且他盡一切努力表現友好，當我的兒子馬克于１９８２年１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蹤了幾天時，齊亞將軍是首批親自打電話表示關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統治下，巴基斯坦後來對被蘇聯佔領當局趕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異常地寬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訪問的那個時候，巴基斯坦與其鄰國的關係較好，包括印度在內。實際上，這時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幾乎全神關注國內問題，１９－７５年上半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她的運動，導致了６月間宣佈的國家緊急狀態，取締了一些政黨，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權，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逮捕了數以千計的反對者，包括大約３０名印度下院議員。在我抵達時有一種令入不安的平靜。在經歷了好幾個不景氣的年份後這時的經濟形勢很好，雖然人們對於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還是豐收的結果一事有著不同的意見。當然，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瞭解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甚至議會中的發言也要經過檢查。
但我並不覺得這對我的訪問有什麼妨礙。印度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筆海外援助的英國的傳統聯繫，對我來說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然而，我確實堅決要求不應對我的記者招待會進行新聞檢查，我應能夠會見反對派的代表。他們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兩個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結果，我發現，這次跟隨我出訪的英國報界人員比往常更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有些英國報紙派來的記者在其他情況下就須按照緊急審查條例對他們進行檢查。他們不僅寫我的出訪，也廣泛地報道了印度的情況，包括絕育運動。
我在英迪拉?甘地樸素的家裡同她共進午餐，在那裡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並且在討論重大政治問題時要求把盤碟都收掉。她的兩個兒子桑賈伊和拉吉夫也在場，雖然前者談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實際上據說他對許多弊端負有責任，諸如引起人們強烈反對的絕育運動和強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儘管有這一切情況，我發現我自己還是喜歡甘地夫人的。也許我自然地同情這位女政治家是因為她面臨著治理一個像印度這麼龐大國家的勞累和困難。但是，儘管她長篇大論地自我辯解，說明宣佈國家緊急狀況的必要性，我卻無法贊同她的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錯了，這將在１９７７年她的黨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競選失敗中表現出來。
從印度我飛往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在去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途中作短暫的停留。李光耀總理是從我擔任教育大臣時起就進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對教育有相似的見解。他非常相信優勝劣汰並且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甚至社會主義者也想要毀掉文法學校。新加坡的學校與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亞洲政治家，由於是以新加坡這個小國為基礎，其成就就越發顯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種民主，但是由於堅決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已經為他所治理的這個小島創造了奇跡。對我來說，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於企業的正確的經濟框架，生活水準就能得到改變。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從像新加坡那樣的經濟中看到了西方應該仿效的一個樣板，這並非出人意料。當然，李光耀享有中華民族在貿易與商業方面的文化素質的優勢：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業家精神。我在同他討論問題時發現，使我們真正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關心蘇聯影響在這個地區的擴大，這是通過偽裝成貿易或漁業的海軍部署來進行的。後來我在擔任首相期間常常求助於李光耀的明智意見和他對世界政治的淵博知識。
離開新加坡我前往新西蘭。這是我第二次訪問該國，覺得十分自在。羅伯特?馬爾登最近在一次大選中獲勝。他是一個混合類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舉止得當，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經濟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混亂，因而相應地比８年後接替他的工黨政府更加主張進行政府干預。他有點兒像個與馬爾科姆?弗雷澤並肩站立的彪形大漢，後者是個高個兒牧場主，在總督約翰?克爾不無爭議地免去前工党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職務之後，於１９７５年威為澳大利亞總理。一個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亞執政，如同在新西蘭那樣，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同馬爾科姆?弗雷澤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誼。我們的觀點和態度迥然不同。
鮑勃?馬爾登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個人都不想進行創建有效的自由企業經濟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們兩人的政治文化基礎是幾乎跨越整個世紀的保護主義經濟和發達的福利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到１０年這兩個國家的工黨就都開始徹底撤銷了這些國家主義的機制。但在我１９７６年抵達這裡時，也許是由於大眾輿論尚未發生充分變化，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我想當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自由黨（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聯邦理事會發表講話時情況可能就是這樣。我在我的講話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論斷，我在英國的這類講話中總是插入這類論斷。確實，我特別想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個圓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點鐘，這本書是我在飛機場買的，它使我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思考。講話結束時的掌聲遠非震耳欲聾、並且從隨後的評論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亞具有保守思想的聽眾是不習慣於這種沒有負疚感的保守主義的。
我對布羅肯希爾的訪問向我提供了一個動向。這是一個由礦工工會控制並主要由他們擁有的內地城鎮。工會領導人見到我時很高興，也相當驚訝。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如不加入工會誰也不能在這城鎮中生活或工作。鎮上的一個酒吧間最近對這裡的規章表示異議，其直接結果就是遭到抵制並被迫關閉。我的嚮導們對這一公然違背自由的行為完全泰然自若，實際上還違反常情地感到高興。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經提前看到了英國的前途。
從這次訪問澳大利亞之行中獲得的我所珍視的一段回憶是我僅有的一次同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會見，他擔任總理許多年並且是英國的一位偉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夠走路，但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到這位澳大利亞重要政治家和丘吉爾帝國戰時內閣成員的個性威力，雖然一度使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拳擊家的諷刺才智比過去少了一點。他表示他已閱讀過我最近的大部分講話，尤其是那些告誡人們警惕蘇聯新的侵略的講話時，我感到很滿意。我被提醒說，當大英帝國還是一個世界大國時，已趨於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著全球觀點。這是他們的眼界比較狹小的後繼者們所缺少的。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種提醒。當我發現自己受到這位卓越人物的讚美時，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確的，主張緩和的權勢集團是錯誤的。
第二年（１９７７年）４月當我訪問中國時我從一個很不相同的來源獲得了同一種類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國人對我的瞭解比我對他們的瞭解多得多。他們欣賞我在赫爾辛基和肯星頓的講話，並且把我看作一名有價值的反對他們稱之為蘇聯"霸權主義"的新成員。我的女兒卡羅爾也來了：她已決定要在澳大利亞開始她的職業生涯，而我也已說服她取道中國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莊重禮儀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藥。在隨行人員中還有另外兩個人——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之一約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後者曾經是我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擁有關於中國的淵博知識和軼聞。道格拉斯命名我們為："四人幫"。
驅車進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飛機場受到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的迎接。當時正值旱季，天氣熱，到處都是塵上飛揚，靜電干擾很重，因此人們告誡我不要帶絲綢服裝。那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側廳中舉行了宴會，我是貴賓。一個中國管弦樂隊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們喜愛的樂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綠袖子》。我已經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進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發現有幾樣中國精美的食物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讓海參和魚肚從我旁邊傳過去了。中國人喝茅臺酒——一種用穀物釀制的烈性酒——並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習慣。我很高興看到在場的英國新聞記者們很欣賞這種做法。但這一習慣造成了不少危險的社會問題。然而，幸運的是，我推測對婦女來說只不過啄飲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這種致命的烈酒。
３天后我乘飛機飛往南方的蘇州市，這是一個有許多公園與花園的美麗的歷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藝術為特色的烹任聞名。離開北京的暑熱和喧鬧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萬的人在綠樹成蔭的路上歡迎我。我看到婦女在刺繡毛澤東的絲綢畫像，餵養鴨子並在取名恰當的"拙政園"中漫遊。但是和平的和沉思的氣氛是假的。那天晚上當我們離開蘇州市革命委員會所設的宴會時有幾張陳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離開我們的嚮導片刻去看這些照片。照片顯示的是對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員的譴責。有一群人正在盤問他——發出噓聲並向這個感到驚恐的男子吐唾沫。嚮導們迅速地催促我們離開了那裡。
從蘇州我飛去杭州，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暴亂和前一年發生全面戰鬥的地點。也許我被邀請到那裡去是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徹底地恢復。在那裡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靜的，毛澤東在那裡有一間鄉村別墅。
我從杭州坐火車去上海。我的第一個約定活動是參觀一所大學。我知道有幾名英國學生根據交流計劃正在這所大學學習。我詢問他們的情況，其中一個學生按時出現了。我們所到之處地面都是濕的，家俱也擦得鋥亮。大學圖書館陳列著幾本《經濟學家》，甚至還有英國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一切都顯得太好，以致於顯得不真實，然而情況就是這樣。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參觀過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們一行人被帶去坐船游江而我們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風格的建築物完全迷住了，看起來這些建築物很像是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結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氣氛是令人心煩和格格不入的。樹叢中有擴音器在大聲宣讀政治文告。上海曾經是"四人幫"中３名成員的老窩，但是新政權已經能夠以驚人的安詳在那裡確立它的權威。我曾與新市長共進過午餐，他正忙於肅清政治反對派。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過火行為——這包括火燒英國大使館圖書館，那裡收藏著無法補償的中國書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貴的寶物被暗中保存下來。我對中國繪畫的興趣使我要求參觀市博物館和美術館。展示給我的軸畫和懸掛物太容易損壞，不能放在陽光下觀看，我是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裡看到它們的。還有古代瓷器和金屬製品，前者對我有種特殊的吸引力。在經過文革動亂之後，一些屬?中國精華的東西僥倖地保存下來了。
第五節 事後的思考
當我閱讀這幾頁時，我有點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權記錄經不起仔細檢查的統治者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確實，如果我是這些國家中某國的反對派領袖的話，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說我的自由權了。那麼，我是如何設法同他們建立通情達理的良好關係的呢？
有許多解釋浮現在我的腦海。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是，幾年之內我有望在本國行使政治權力，我是作為這樣一位政治家來訪的。因此他們忙著與我打交道，甚至對此感到很愉快。我對此並不存在幻想。同樣地，我認為我有責任去建立某種關係以便屆時並在那以後保護和推進英國的利益。既然他們是他們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就是我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人。同時，我也認為能夠而且應該保持某些區別：對那些手上沾有鮮血的統治者應予正確的對待，但僅此而已；而對民主政治家們則應給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標誌，從授予榮譽的爵士身份到唐寧街的官方宴會。這些都是英國饋贈的。即使這樣，我也不會天真到以為這會大大改變獨裁主義政權的所作所為。
我的第二點考慮是，我能夠在有些場合使得一些政治犯獲得釋放或移居國外，把這作為我出訪的一種交換條件。被釋放的人從來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多；但是即使少數人獲釋也比沒有人獲釋要好。而且每一個人獲釋意味著另外１０個人有希望。確實，這告訴剩下來的那些人，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
第三，我們必須記住，罪惡像美德一樣是以各種形式出現的。這是一種關於人類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個統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殺害一名政敵，可是在下午卻又執行他在一項條約中所作的承諾。有些人我與之打交道時保持著警惕，但他們遵守了他們向英國所作的諾言，而且在某種情況下，在物質上幫助過另一個國家反抗侵略與佔領。
最後，國際關係總是在最佳者中擇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擇。即使我有能力用一個統治者來取代另一個統治者——從來沒有這種情況——我也很少能夠以一個較好的統治者來取代一個壞的統治者，而且往往會是以一個更壞的來取代他。例如，那些為伊朗國王垮臺而感到歡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須使自己順從這樣一個令人悲痛的現實，即毛拉政權對它本國的公民壓制得更加厲害，並且在國外助長恐怖主義和顛覆活動。在這個國家裡伊朗國王是穩定的支柱，如果說後來只不過是一根搖搖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個國家傾向於按照它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別國人民的利益行事。這越發使民主國家的人民有理由不僅對壓制人權的外國政府施加壓力，而且也對他們本國的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西方外交的一項目標。我可能有時怨恨過對於我在掌權時的行為的這種第二種批評；然而，不久以後，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興。
第一節 愉快的插曲
自由黨-工黨聯盟無所作為，根本沒有取得它們的代言人後來聲稱的成就。它沒有能夠阻止社會主義的推進，更不要說挫敗它。實際上它只是使工黨政府當政，並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業的國有化。經濟是恢復了，雖然脆弱，卻是實實在在，但這不是工黨的功勞。經濟的恢復加強了工黨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問的政治地位。經濟的恢復是由於在此之前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行採取的措施。這未能幫助卡拉漢縮小左翼的影響並打敗它。實際上，左翼強大起來，在幾年之內主導了工黨。
實際的好處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預料之外。首先，自由黨表現出與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處，這給潛在的保守黨人一個有益的警告，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對自由黨表示鍾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選擇並投它的贊成票。因此，聯盟更加鞏固了人們對我們的支持。其次，現在我可以看清楚，１９９７年３月我們還不能組成一個政府足以使英國擺脫使其長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內閣，還是黨的議會黨團或者選區，都不可能願意服用這劑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藥。因為他們還沒有看到這種病已經蔓延得多麼廣泛。只有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罷工才能改變人們的看法。最後，政府得以倖存，對我來說的確是一樁隱而不見的幸事。此後的兩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為反對黨領袖在這兩年中得益匪淺。我學會了如何達到我的目的，儘管我在影子內閣中總是感到處於少數。儘管有時順利，有時不順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辯，對公眾發表演說和竟選的能力也有提高。這對以後擔任首相職務大有稗益。也許特別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別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覺方面，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本能"。這種品質，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帶來的，在逆境中變得更加敏銳，更加明光閃閃。
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３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辯論中我的講話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連串的好消息使我的失望情緒一掃而光。當問到民意測驗結果時，政治家們總是貌似賢明他說，他們不去注意民意測驗。但是，當民意測驗結果對一個政治家非常有利時，他的政治生活就輕鬆多了。局勢很炔明朗，公眾不喜歡工党和自由黨拼湊的聯盟。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工黨１５到２０個百分點，自由黨的得分急劇下降。不信任投票辯論一周後，我發表演說攻擊丹尼斯?希利的預算。這次講話使議會黨團相信：我講話時只有迅速寫出的提綱，在數字的煙霧中，我能抓出其背後隱藏的矛盾。第二天我們以１７．４％的多數贏得了伯明翰斯台茨福德選區，這是羅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從電視節目中看到報道後磨拳擦掌地發表聲明說："我們現在是人民的黨了。"
４月訪問遠東回國後，我投入了兩次補選，一次在諾了漢礦區的阿什費爾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漁港區的格利姆斯貝選區。在通常情況下工黨在這兩個選區穩操勝券。人們告訴我，很可能我們不能贏得阿什費爾德選區，但格利姆斯貝則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費爾德我同人們談論炸魚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貝我同人們談論黑斑熏魚片和煮雞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儘管我們有兩位很好的候選人，但在格利姆斯貝我們在漁業工作的人命運不佳，他要繼承的席位是已故的托尼?克羅斯蘭。很清楚，甚至保守黨選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會主義者來代表他們，這次他們希望選一個類似的人物。事實上我是正確的，我們在阿什費爾德獲勝，戰勝了執政黨原來持有的將近２３０００票的多數。在格利姆斯貝我們險些獲勝，那裡的選民選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會主義者的人-電視名人奧斯了?米切爾。一周以後我們在首都和郡議會選舉中收穫甚大，奪回了大倫敦地區，這是一個重要收穫，使我們得到一次機會在地方一級展示我們的某些政策，如我們準備在全國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這個機會對任何一個在野黨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段時間對我個人和黨都是大好時機。我感到此時我可以改變我繼承下來的某些政策，對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擺出我自己的觀點。我利用５月蘇格蘭党大會的機會，甩掉了關於下放權力的承諾，大會在相當平靜的氣氛中通過了有關決定。
７月，我利用發表紀念伊恩?麥克勞德演講的機會，試圖說明我個人的哲學與保守黨的傳統如出一轍，實際上與全世界保守主義的宗教式信條的本質特徵多麼一致。準備這樣的講稿我總是倍加努力，因為我認為應該表明保守黨人在與他們的對手較量時，在道德問題上與在實際問題上一樣，都不應感到理虧氣短。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同月後期，在議會夏季休會之前，我在經濟辯論中發表了很好的講話。這是淋漓盡致的一天，在我講話時，每一個懷有敵意的插話都遭到迎頭痛擊，對手好像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驚不已，我把一個個對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擊館打鴨子靶一樣。一位友好記者這樣寫道："瑪格麗特撒切爾巾幗一人，在最好時機橫掃政府議員和自由党議員。"新聞媒體至少在此時此刻對我的素質和前途充滿了吹捧評論。但工党議員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場時的反應就是對我的更大吹捧了：全體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當自由黨-工党聯盟形成時，政治現實看來極為嚴峻。而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比評論家認識到的程度更為嚴峻。人們。對我們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政府的明顯失誤的廣泛反映。現在公共財政正在恢復秩序，這將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從而加大了我們自己制定政策的壓力。我們在大選中需要獲得的不僅是一項合格醫生的授權。我們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確的、有說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願意做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如工會的權力、收入政策、公共開支等，影子內閣內部仍然存在意見分歧。我們是少數派，根本拒絕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數派在一定程度上則主張延續那時的政策。所有這些具有破壞性的分歧，儘管我們拼命設法縮小，把認識統一到"將來的路線"上來，仍使我們在這些歲月中付出了代價，因為分歧來自根本問題。最終來說，這不是一個修補政治技巧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加困難的、沒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轉變觀念的問題。
第二節 格倫威克事件
說風風到，說雨雨來。所謂的"格倫威克事件"爆發了，溢漫了政治舞臺。這是一個明顯的粗暴地濫用工會權力的例子。見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對我們和工黨具有同樣的毀壞作用。工會對我們持有不加掩飾的敵意，而工黨是工會的朋友，有時是它的主顧。
格倫威克是一家中型廠商，經營照相製版和印刷，座落在倫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國人喬治?沃德經營，雇用了大批移民工人。１９７６年夏天這裡發生了勞資糾紛，結果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罷工並遭到解雇。這件事逐步升級，發展成為廠方與專業、行政、秘書和電腦操作人員聯合會（簡稱專業人員聯合會）之間的較量。後者與被解雇工人簽訂雇傭契約並要求"承認"。這將使該工會獲得代表在該廠工作的工人進行談判的權利。它隨後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格倫威克廠在法庭上辯稱，它解雇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黨政府新的工會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這一法律實際上是工會自己起草的。按照現行法律，不得回雇任何被解雇的工人，除非回雇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在幾次前例中這種做法只是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格倫威克廠還辯護說，專業人員聯合會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現表明，它的意圖是要在該廠實行不許雇用非工會會員的"封閉式工廠"制度。最後，由國際市場輿論研究會和蓋洛普舉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測驗表明，格倫威克廠的大多數工人，超過８０％，不想加入專業人員聯合會或任何其他工會。
為了支持專業人員聯合會並且懲罰格倫威克廠，出現了一個左翼聯盟。它代表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方方面面：當地的布蘭特工會、理事會、工會領袖、"飛行糾察隊"、社會主義工人党、工党領導人，其中有內閣大臣謝利?威廉斯、弗雷德?馬利、體育部長丹尼斯?豪威爾。在糾察隊訴諸暴力之前數周，豪威爾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塵，短時間地加入了一會格倫威克糾察隊。有人把這支糾察隊叫做"左翼賽馬場"。
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把喬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對剛愎自用的工會侵害個人自由運動的一部分。這個組織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成立的，那是在北愛爾蘭軍殺害了它的一位未來明星羅斯?麥克沃特後不久。我自奧爾平頓竟選的日子起就認識麥克沃特（還有他的孿生兄弟諾裡斯）。該組織的主席是貝爾?德萊爾-達德利。他是一位戰鬥英雄，並且是一位議員。我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他曾前去演講，攻擊雅爾塔協定。該組織一舉成名是由於它支持了３個由於拒絕參加工會而被開除的鐵路工人。它把這個案子提到歐洲人權法庭並勝訴。它在反對英國郵政局抵制遞送去南非的郵件中也起了顯著作用（最終失敗了）。我對全國爭取自由協會儘量給予支持，儘管我的一些同事對此不以為然並公開批評它的活動。沒有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格倫威克廠肯定會甘拜下風。當郵政工會非法抵制格倫威克送出的郵件時，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的志願人員穿過糾察線偷偷把這些郵件帶出去，分送到英國各地，謹慎地把郵件投入數以千計的郵筒。這些郵件中有洗好的底片，工廠的生意有賴於此。
大規模地佈置糾察線始於１９７７年６月末，此後很長時期內一直存在，群鬥的場面令人恐懼，警察和糾察人員都有受傷。有時數千示威人員擁擠在倫敦西北部郊區環格倫威克廠的狹窄街道上，攔截工廠提供的接送雇員的車輛。因此，我讓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亞當?巴特勒和吉姆?普賴爾手下的２號人物巴尼?海豪加入工廠雇員乘坐早晨的班車，通過如雨似雹的投擲物和謾駡。亞當向我報告了同車人的恐懼和勇氣。
在這段時期內政府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影子內閣組織了幾次私下詢問，迫使政府部長們對暴力問題表態。我們發表了一項聲明，要求首相明確聲明政府支持警察行使其職責。當我給全國爭取自由協會主事之一約翰?古利特寫信時，"我們感到，電視描述的瘋狂暴力以及在某些地方提出的野蠻指責，足以使大部分公眾選擇正確的一方，比幾個小時的辯論更有用。"
儘管工廠外邊的場面似乎象徵著工會可以完全不受民法的懲罰，實際上他們正在違反禁止暴力和恐嚇的刑法。不管人們希望制定多少新的法律條款，當局的首要職責是維護現有的法律。而且，格倫威克的暴力是極左派對法制的更廣泛挑戰的一部分；無人知曉這一挑戰還要走多遠。關於總檢察長薩姆?希爾金對工會違法的態度，從１９７７年１月處理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案件時的表現來看，最多是含糊不清。當時郵政工會拒絕傳遞去甫非０的電話、信件和電報。此後，他造了一個新詞，把某些糾察行動稱為"合法的恐嚇"。這個詞概括了工黨政府對法律和個人自由的態度的改變。
同時，左翼表現出一種新的厚顏無恥行為：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運輸工會禁止某些"覦奪公權的組織"參加工黨。取消這一禁令是工黨走向極端的重要里程碑，左翼長期以來尋求取消這一禁令。左翼鐵杆工黨議頁認為不那麼需要隱瞞他們與共產主義組織的關係。工會領導人與社會主義政治家之間以及與蘇聯集團之間的熱烈的兄弟關係毫無掩飾。工會理事會和工党領導人都接待來自蘇聯的高級來訪者。託派組織如戰鬥傾向派開始控制工黨的選區。人們幾乎可以具體感覺到，不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吉姆?卡拉漢首相怎麼想，極左翼的綱領代表了工党的未來，現在的問題只是達此目的的手段是暴力的還是和平的而已。在這種氣氛下，格倫威克的場面預示著也許革命就要開始了一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是左翼本身。
然而，格倫威克不僅象徵著對法律的進攻和極左翼的發展，還象徵著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封閉式工廠"。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維護格倫威克，而且極力反對"封閉式工廠"。而專業人員聯合會明顯希望最終能夠迫使格倫威克的雇員實行"封閉式工廠"制。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封閉式工廠"將代表著工會權力的穩固據點，可以據此對自由發起進攻。
然而，總起來看，格倫威克事件的問題所在，不僅僅局限於"封閉式工廠"；而是關於工會的權力問題。格倫威克正在發生的事件使我感到震驚，但我並不認為為了對"封閉式工廠"發起激烈的進攻，我們對工會的改革就可以不再採取謹慎的路線，這樣做的時機還不成熟（我與吉姆?普賴爾認識一致）。我們必須考慮更為廣泛的問題，包括工會逃脫民法懲罰的問題，暴力和恐嚇問題。當時工會逃脫了刑法的懲罰，因為他們是在合法糾察的掩蓋下進行活動的。我們在開始有效地解決其中的某些問題之前，不可能有效地使"封閉式工廠"的做法非法，在反對工黨政府的"工會與勞工關係法"的某些內容時，我們形成了普賴爾路線，即對那些受"封閉式工廠"影響而失業的工人，擴大保障，增加賠償金，而不是就事論事或試圖禁止這一做法（人們廣泛地議論說，由於雇主與工會之間存在秘而不宣的諒解，不管我們做什麼，上述做法實際上會繼續存在；而且有些雇主實際上更喜歡"封閉式工廠"的做法，這樣他們可以依靠工會來約束工人，他們可以活得更輕鬆些）。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和立場，我們並不輕鬆。
吉姆?普賴爾比我要輕鬆些。我想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實際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重要的是要現實，承認法律不能馴服工會。任何改革都需要它們的合作。基思?約塞夫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集體敲詐違反人權，他堅決反對。吉姆和基思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公開地反映在關於格倫威克糾紛的斯卡曼報告中，使這個問題全部公開於眾。前邊我曾寫到這件事給我在美國訪問時帶來的問題。當時我認為基思對斯卡曼勳爵的批評過於尖銳，儘管斯卡曼報告只不過是一個司法文件，沒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這個問題的發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麼解雇吉姆，要麼調動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麼就要遷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這麼做的。回想起來吉姆和我是錯誤的，基思是正確的。整個事件表明，我們非常注意不去改變有關產業關係的立法，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這也許是合理的，但在危機情況下就顯得軟弱無力，無濟於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為實行強硬政策的氣候還沒有成熟。在影子內閣中，我的大多數同事還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不久就需要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了。進行全面考慮後，我又回到舉行全民公決的想法。從非洲回來後我知道，當接受電視臺的布賴恩?沃爾登採訪時，我會受到追問，如果面臨工會的全面對抗，保守黨政府採取什麼措施。那次採訪是他初次作為節目主持人登臺亮相，主持"世界周未"這個節目。我必須準備一個有說服力的口答，而且，這個問題在影子內閣內不管進行多少討論都沒有希望達成一致認識。因此我在節目中辯論道，儘管這種對抗可能不會發生，但如果一旦出現這種緊急狀況，可能需要舉行全民公決。這個建議得到新聞界很好的反應，得到黨內兩翼的公開支持。這一點甚為重要，當時在謠傳著黨的分裂和衝突（吉姆預料在保守黨年會上關於"封閉式工廠"問題可能會頗費周折，也許這一預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愛德華為首的黨的委員會就公決及其作用問題提出報告。當然，儘管進行公決的建議為我們贏得了非常重要的時機，但其本身並不是對工會權力問題的回答。假設我們在公決中獲勝，這表明普通公眾支持政府對好鬥分子採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會權力。但迄今我們還沒有認真考慮採取什麼措施。
第三節 離開收入政策
關於工會權力的爭論與收入政策的爭論是互相聯繫的。此時政府的收入政策顯得日益脆弱。在實行"節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儘管工會理事會要求其會員在未來１２個月中提高工資的要求不要超過一次，而且財政大臣懇請增資不要超過１０％（像以前一樣，伴隨著對超額增資雇主的制裁威脅），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認識。當然，工黨政府與工會為在收入政策上達成一致所面臨的困難，比起我們的困難來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們已經承諾在１９７７年黨的年會之前發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經濟政策文件。戴維?豪威爾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幹的信仰貨幣主義的新聞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議員發言人。而傑弗裡。豪在他的經濟建設小組中無怨無悔地在相互衝突的觀點中尋求著某種一致意見，現在他完全相信，通過某種經濟論壇採取德國人式的"一致行動"堪稱上策。
我已經看到困難正在來臨，對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傑弗裡試圖說服我相信論壇制度的長處，他寄給我一篇文章說明德國人是怎麼做的。我給他寫信說："這篇文章把我嚇得魂不附體。我們確實必須避免這類可怕的行話。我們應該認識到，德國人的清談館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他們是德國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繼續進行著，但是是在前座議員經濟發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內閣中。與格倫威克事件和"封閉式工廠"問題相比，基思準備作出的讓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樣對"論壇"感到不安。最終，文件由基思、傑弗裡、吉姆、普賴爾、戴維、豪威爾和安格斯、莫德簽署發表，沒有由影子內閣正式通過。
我並不怎麼喜歡《關於經濟的正確思路》這份文件。與１９７６年發表的《正確思路》不同，這份文件對外界的影響甚小，對將來我們執政時將要執行的政策也影響甚微。我小心翼翼，確保"一致行動"-除了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有限框架外-永遠不讓它見到天日。
我們就是這樣在１９７７年黨的年會在布萊克普爾舉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修補了政策裂縫。年會本身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但党的管理人員覺得很難接受。表面看來布萊克普爾年會是成功的，同事們在有爭議的問題上一般堅持協商一致的路線，避免了令人難堪的分裂。我自己的講話也是本著這種精神。它包括了許多好的思路，但不管怎麼修飾，這份文件的內容基本上都只是對工黨的喧鬧進行歡快的攻擊，缺少積極進取的實質內容。儘管直接反映是好的，但不久真相大白，關於我們政策的重大問題沒有得到答覆；我對這份文件並不滿意。我的本能證明是正確的。進入年會季節之時，在民意測驗中我們領先工黨幾分，而當年會結束時工黨已與我們並駕齊驅。一次"好的"年會決不應為了避免爭吵而不討論問題。
畢竟，到１９７８年１月，人們注視的焦點轉移到了党的管理人員認為最好能夠回避的那些困難的、重要的問題上來。傑弗裡?豪在斯文頓的講話中尖銳地、全面地攻擊了英國工會的作用，受到工會領導人的一陣大罵，一些同事也不加掩飾地對他的講話表示慍怒。我同意傑弗裡的觀點，而且公開為他辯護。但我基本上堅持普賴爾的思路，因此我勸他不要再發表這類演說，我在草稿上這樣寫道："傑弗裡：這不是你的課題，為什麼繼續就這一課題發表演說呢？新聞媒體會為此把你釘在十字架上。"
十分奇怪，幾天以後我自己成了同樣尖銳批評的靶子，我決心利用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蘇格蘭實業家會議發表演說，擺脫收入政策對我們的局限和困惑。我說：
政府不再干預私營部門的價格和利潤，這是我們和你們都想看到的，與此相對應，政府也不應干預工資談判，這是不可避免的。個人責任再沒有其他選擇。
這篇發言受到攻擊，其中包括《經濟學家》以一個小心翼翼的標題發表的文章："撒切爾夫人把保守黨帶入危險水域。"
在那個年代，一種蟄伏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為英國的傳統智慧。但是，舊秩序開始被打破，對於任何負有向前看責任的人來說，愈來愈難以避免向傳統勢力挑戰。工黨政府時期，危機接踵而來，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產業危機，這一切要求我們脫離以《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常理，也要求我們脫離以吉姆?普賴爾為代表的大家已經同意了的路線。二者經常表現得毫無二致。
第四節 移民
不久我將從根本上冒犯党的政治智慧。自從伊諾克?鮑威爾１９６８年在伯明翰發表有關移民的講話後，中間偏右的政治家都回避就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發表演講，認為這樣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懷的標誌。而且，如果無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譜中的左翼詞匯講話，以饗"多文化"、"多種族"現代英國社會的聽眾。這種態度對移民帶來的實際問題有時視而不見，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的顧慮說成是"種族主義"。我從不準備贊同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既不誠實，也很世故。
我把英國復興的希望寄託在我認定的一種資本主義上，沒有什麼比它更不認識膚色了，我的信條之一是，個人只有作為個人時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為階級的成員或者種族的成員。我所贊成的政治經濟制度旨在為了社會的利益解放個人的才能。我不贊成煽動種族主義的人，如全國陣線，他們企圖利用種族問題。我發現，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些團體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分子，這一點具有深刻的涵義。所有集體主義都導致壓迫：只不過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時，多年來新英聯邦的大批移民已經使英國大片大片的地區變了模樣，這使當地居民難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開場合發表種族容忍的講話後，回到座落在富人區安靜街道的舒服家庭裡，那裡的房價確保種族隔離而又不背惡名。這是一回事；而窮人眼看著他們的鄰居更換了，他們卻無力搬家，他們的房子的價值不斷貶值，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陷入這類處境的人們，應給予安慰而不是褒贊。通過同我的選區的人們的談話，我得知不僅白人對此憂心忡仲，已經遷來的移民，他們想成為居民區的真正成員，他們深知繼續不斷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動，他們可能成為受害者。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達，這就為極端主義敞開了大門。而且，極端主義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會被各種牌號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會主義分子的經濟管理多麼不善，多麼削減國防開支，在維護法律和秩序方面多麼不力，至少當他們譴責他們的對手是頑固派時，他們仍能確保一部分同情他們的聽眾。左翼從來都會迅速利用他們自己製造的麻煩。
１９７８年２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經在威利。懷特洛的指導下進行了一段時間。但進展不大，肯定沒有取得我們黨的年會上的大嗓門的支持者希望的進展。這部分原因是由於威利本人在內政問題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問題的困難在於弄清目前和將來削減移民的規模。
羅伊?詹金斯已經修改了移民條例，允許未婚夫移民英國與英國公民結婚，這一條規定在很多情況下被濫用了。赦免條款實際上鼓勵非法移民，其規模很難猜測。１９７３年１月後，由於取消了時間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國"短暫"停留，後來被接受在英國定居，而且他們的家屬也被接受。這在當時成了一種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沒有嚴格執行。特別是，沒有確定無疑的移民數字，也沒有潛在的移民數字及其有權移民英國的家屬數字。因此，在這些方面雖存在著採取行動的領域，但是有限。因為我們有些義務是無法體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別是東非持有英國護照的人以及（按照１９７１年保守黨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已在英國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屬。
補好破綻，加強管理，對初級移民和二級移民採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這些都可能減少移民入境人數。但是，我知道，處理好種族關係的最重要一環是減少對將來的未知性。危險在於對未知的恐懼，而不在於當前的已知情況。威利?懷特洛贊成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１９７６年黨的年會上表示我們"正如戰後年代看到的那樣，將執行一項明確的旨在結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儘管在移民問題上我沒有準備發言，當在"世界在行動"採訪中間到這一問題時，我並不吃驚。我對這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採訪中我已經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由於以上原因，回答這類問題我並不感到拘束。我說：
人們確實非常擔心這個國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沒……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種族關係就得減輕人們對移民數目的恐懼……我們的確曾經設想結束移民的前景，當然，屬?安置性的情況除外。因此，我們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權移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樣的對待，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擔心自己的處境，或者擔心自己會受到別人的敵視，除非我們削減移民入境人數。
對於這些極為溫和的語言所作出的反應令我吃驚。這迅速表明政治家離開人民的真正憂慮該有多遠。自由党領導人戴維?斯蒂爾譴責我"可怕的不負責任態度"，後來為了充分表達，他又補充說我的講話"的確邪惡"。丹尼斯?希利說我"冷酷無情，機關算盡，意在把種族偏見的水攪混……在安靜的社區散佈恐懼與仇恨"。內政大臣莫林?裡斯指責我"製造尊貴的種族仇視"。大主教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１５年以後，我的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體現並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來簡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時，我的講話在全國的反應也大不相同。無疑批評者的誇大言詞使這種反應更加尖銳，他們認為他們最終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採訪前，民意測驗表明我們與工黨並駕齊驅。而此後我們領先工黨１１個百分點。在這次採訪中，通過即席回答，在無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不管威利在內心有何感覺，不管其他同事感覺如何，在我們極為困難的時刻這一效果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歡迎的激勵。影子內閣內部對有關政策建議的討論也尖銳起來。幾周以後，我們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認識，除了堅持遣返移民的頑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滿意，這一認識將伴隨我們進入大選。
這件事的整個過程表明，在關鍵問題上我必須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說服我的同事們；我可以期望國內會有人追隨我，也許是多數人。
第五節 沒有選舉的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年不僅有移民問題，它還是對反對黨來說在政治上充滿各種困難的一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由於採取了一些財政措施，經濟狀況有所好轉。１９７８年１月通貨膨脹率首次自１９７４年以來降到１０％以下，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失業率也從１９７７年８月的頂峰逐步回落，儘管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有急劇的增長，那年１２月失業人數為１３０萬，比前一年少１２萬。在自由黨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地迫使有關方面把所得稅基本稅率降低了一便士：但這本身也許可以減少蒙在經濟上的陰影，而這一陰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黨不得人心，對我們有利。
我們猜想，吉姆?卡拉漢希望沿著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選，以"安全第一"為競選綱領。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是自由黨認識到，自由黨-工黨聯盟在政治上對自由黨是災難。但要結束與工黨的聯盟，在大選時就得至少面臨由於支持工黨執政而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不願面對這種後果，因此與工黨分手的想法也就減弱了。至於民意測驗，夏季時工黨幾乎與我們平手）儘管８-９月間我們超出了工黨，９-１０月間（在困難重重的保守黨年會後）他們又領先我們５個百分點，自由黨得分不足兩位數。
在這種情況下，我責成人們起草競選宣言，在影子內閣發言人擬定的初稿基礎上由克裡斯?帕頓和研究部撰稿。７月我閱讀了該稿，印象不深。為了吸引各利益集團，該稿羅列了代價高昂的許諾，反而使本應醒目而簡明的主題模糊不清。我說下一稿必須強調幾個中心題目，如減稅、加強國家的內部和外部保衛。首先滿足這些承諾，如有餘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錢的承諾。實際上，有人提醒我說，在我們在野的３年期間，我們在分析情況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實際進展是多麼少。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我們繼續如此考慮問題，我們怎麼使國家變樣呢？
令人鼓舞的是黨的宣傳工作發生了變化。戈登?裡斯回來擔任黨的中央宣傳部長。通過戈登使蒂姆?貝爾和薩契-薩契廣告公司承擔起黨的宣傳責任；這在我們的政治運作中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不言而喻，我知道為了傳達我們的信息我們需要得到有關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傳部門設計宣傳內容，這不存在問題。但政治家需要拒絕引誘，不要在自己沒有經驗的領域裡認為自己是專家。我經常拒絕就宣傳品味或感覺效果提出建議，我把這些創造性的工作留給專門人員去做。從一開始我就發現薩契公司的執事蒂姆?貝爾很好合作，他主管有關帳目。如同戈登一樣，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與蒂姆首次見面時，我提出了我們合作的基礎，我說："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腳趾，你必須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不要踩這些腳趾。然而，我沒有腳趾，你要告訴我真話。"當然。在實踐中我並不是那麼自我克制。
薩契公司對黨的精疲力竭的廣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責它行為不莊，過於簡單化。但對黨的政治廣播的判斷不應以党的忠誠分子的評論為依據，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強的觀眾是否選擇這個節目，還是撥到其他頻道，要看是否贏得了觀眾的同情。就此而言，我們的宣傳方法的變革取得了很大的改進。
１９７８年夏天我們發起了張貼"工黨不行了"宣傳畫的運動，這個運動意義重大，比為１９７９年大選做的工作還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羅尼?米勒於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個星期六到斯克特尼來就這個主題開展運動征得我的同意。這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失業人數儘管已經接近１５０萬，但這通常是"工黨的題目"。我們的宣傳畫圖文並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長隊等待救濟的圖畫來描繪失業。這就是說，我們選擇的題目是我們通常不會作為運動主題的題目，如同福利國家這個題自一樣，人們一般認為工黨具有優勢一這幅宣傳畫還打破了一種觀念，即在黨的宣傳中不應直接提及你的對手。然而，薩契公司明白並說服我，在黨的這類宣傳中可以不去考慮這些。其設計意圖是破壞我們的政治對手的信心，因此，宣傳畫應該限於傳達一個簡單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在夏季議會休會期間運作較好，因為這時政治降溫。我們策劃的運動將使政治保持高溫，而且沒有疑問將引起強烈的反映。因此經過大量討論我同意開展這一運動。
正如所料，這一運動引起了反響。丹尼斯?希利大肆抨擊。但工黨越譴責，我們的宣傳效果就越大。報界只是為了說明爭論的問題，就得印出我們的宣傳畫，從而擴大了我們的宣傳效果。這種做法非常成功，我們就其他主題開展了多次系列宣傳活動，每次都有工黨"不行了"的字樣。１９７８年秋季以後，我們的政治形象比預料的要好，在９-１０月間我們的地位繼續加強，宣傳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這對影響首相作出是否舉行大選的決定具有一定意義。
只有吉姆?卡拉漢能夠準確他說為什麼那年秋天他沒有下令舉行大選。當然，我當時預料他會下令舉行大選，特別是他在職工大會的年會上發表演說後，會議結束時他很不得體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著……"，以嘲弄的口吻拒絕告訴人們他將做什麼。兩天以後，那是９月７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訪問，從唐寧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在當天晚上首相廣播講話（我們知道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漢將宣佈不舉行大選。
我尊重提前給我的這個秘密提示。實際上我們甚至都沒有告訴我們總部的競選班子。當時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沒有大選，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動的良好祝願，他們不知道不舉行大選了。我在訪問一個技術培訓中心時，對面工廠的工人出來向我招手致意並呼喊："馬吉，祝你好運"。我儘量自我克制，不動聲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時考慮作出正確的反應。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們大煞風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會更加沮喪，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一切跡象表明這將是一場旗鼓相當的競爭，他們把黨置於戰備狀態。當夜晚些時候，我打電話給蒂姆?貝爾，瞭解他和戈登?裡斯的感受。事實上。這兩個人去倫敦西部的一個飯館裡喝了香檳並恢復了精神。我顯然是把吉姆剛從夢鄉中喚醒。我問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戈登，他突然說"上帝，我家被盜了"。是的，他是被盜了。他勉強走到床邊上床，沒有注意家裡被盜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廣播節目中給反對黨領袖安排的時間來答覆首相的廣播講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於首相講話後發生的情況，首相企圖為自己辯護說，他沒有尋求新的授權是因為大選在即將來臨的冬季對改善形勢毫無作用。我答覆道：
"可是，我們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遠。我們不相信英國需要用最低檔磨磨蹭蹭地運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長的時間來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們有一個有信心的政府，形勢就會得到好轉。人民有信心，信心來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國內有權威，政府需要在國外有權威。"
我們能在１９７８年的大選中獲勝嗎？我相信我們能夠以微弱多數進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兩個錯誤，我們就會在競選中失敗。而且，如果我們獲勝，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工黨政府的工資政策已經解體，職工大會已經投票反對續訂社會契約——而且下一個月的工黨年會將會投票拒絕一切工資增長限制，因此，這片遮羞布也就隨之扯掉。福特汽車工人罷工已經表明，政府的５％的"增資標準"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幾年來物價和工資的扭曲以及人們情緒上的挫傷正在不滿和動盪的氣氛中展現出來，如同當年希思政府的情況一樣。
如果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面臨這種形勢的是我們，我們會被打垮，正如最終工黨政府被打垮一樣。首先，我要堅持所有關於"標準"和"限制"的談判必須立即撤銷。這一舉措將非常不得人心，也許對大多數影子內閣成員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稍後我將解釋其原因。其次，即使我們在公營部門採取現金限制辦法，在私營部門使用市場約束，而不是某種工資政策，發生破壞性罷工的危險也很高。我們不會像次年那樣得到限制工會權力的授權，很可能在公眾心目中只會加強１９－－７４年實行的３天工作周留給人們的印象，即保守黨政府意味著挑釁，在對抗中敗在工會手下。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出現的場面是可怕的，沒有這些場面，沒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暴露，取得８０年代的成就要困難得多。
畢竟，我們能夠等待。儘管我不能聲稱我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情況，我相信工黨的基本態度無法堅持下去。為了在限制工資問題上換取工會領導人的同意，工黨政府執行了擴大國家控制的經濟政策，減小私人企業的活動範圍，擴大工會權力。這一戰略執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臺。工會領導人和工党左翼將會看到，他們的權力已經得到加強，他們對限制工資增長已不感興趣。工會會員也不會響應號召，為已經明顯失敗的政策做出犧牲。社會主義政策對經濟的全盤影響將會是，英國的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將愈來愈落後于它的競爭對手。超過一定程度後，這一點就再也不能蒙蔽群眾，再也不能蒙蔽外匯市場和外國投資者。但如果假設某種自由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機制還在運行，那麼社會主義就要垮臺。而這正是那年冬天發生的情況。
第六節 分裂與造反
在布賴頓舉行的保守黨年會總是困難重重。參加年會的大多數人預料由於大選臨近，不會舉行年會，而且感到受騙，失去了一次勝利。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落後於工黨。而且，關於工黨工資政策的迅速解體的爭論，使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而我們的思路也受到解體的威脅：
舉行年會前兩周，吉姆?普賴爾在一次廣播採訪中說了不明智的話，使人聽起來好像保守黨支持政府增資５％的政策，而且他不僅表明支持一項法定收入政策；還透露他認為二個保守黨政府也將不得不制定一項這樣的政策。他說："我認為在一定情況下這很可能發生。"在我自己的採訪講話中，我試圖把強調點拉回來，把工資、利潤、產量聯繫起來，與工資標準脫鉤。儘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車廠的工人罷工，同時我也指責政府的５％增資標準與此有關。我說法定工資標準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人們把我的話廣泛地解釋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體談判的道路上來，我並不想否定這一解釋。
特德?希思從另一個方面參與進來。在年會的經濟辯論中他警告人們注意教條主義的危險。他說政府的５％增資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體。如果解體也沒有什麼值得幸災樂禍。我們應該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悲傷。"我在主席臺上觀望著他講話。傑弗裡?豪在閉幕詞中作了強有力的發言，他對特德的干預講話泰然處之。他說下一屆保守黨政府將回到"現實的"、負責的集體談判，沒有政府的干預。但那天晚上晚些時候特德在電視臺上講話，他走得更遠了。他警告說，"自由集體談判導致大規模通貨膨脹"。當問到保守黨在大選中是否支持政府的工資政策時，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說，他將對全國講話並表明我們不能再一次容忍飛漲的通貨膨脹，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說我會表示同意。"
這是一個在稀薄面紗掩蓋下的威脅。在大選中我們二人的分裂將會導致巨大的損失。特德在大選中的作用問題長期以來使黨感到擔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羅夫特曾會見他並悄悄地與他討論他的計劃。漢弗萊?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議員的信說，可望特德在大選中給予幫助。已經作了安排在大選中與他的辦公室進行聯繫。他的干預講話使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觀點的實質在我看來完全錯了。支持一項不可修補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即使過去曾經有利（除了一段短暫的時期外並非如此）。還有，儘管反對中央強制執行的工資政策意味著我們將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別好鬥的工會分子，但反對集權和平均主義則基本上是健康的。作為保守黨人，對於那些運用敏銳的智慧和強壯的胳臂生產顧客需要的商品的人們取得優厚的報酬，我們不應嗤之以鼻。當然，當這一態度被說成是機會主義時，甚至被那些聲稱是我們一邊的人，並且伴隨著公開的分歧，如內閣成員吉姆?普賴爾和基思，約瑟夫之間的分歧，就很難進行嚴肅認真地分析了。但實際上，我的政治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對那些傳統上不投保守黨的票，但現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獲得更多機會的人們講話。因此，我在年會上的講話用很大篇幅直接對工會會員講話：
"你們想要提高工資，你們想要提高養老金，你們想要縮短工時，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錢，更多的投資，更多-更多-更多。但是，這個"更多"從何而來呢？沒有更多。能夠有更多，除非我們生產更多，否則我們不會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資與產量分開，就如同你不能把剪刀與刀刃分開還要保持鋒利的刀鋒一樣。在這裡，讓我對工會領導人直言不諱地說，你們經常是你們自己的最兇狠的敵人。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東西呢？因為大多的管卡措施剝奪了你們唯一需要出售的東西-生產率。
管卡措施就像附著在我們的工業生命上的藤壺。它們已經附著了將近一個世紀。最初的設計意圖是保護你免受剝削，但現在已經變成你們繁榮昌盛的主要障礙……我瞭解你們的擔心。你們擔心用較少的人手生產較多的產品意味著更少的就業機會，而且這種擔心在失業率高的時候自然會更強烈。但你們錯了。戰勝失業的正確道路是以更便宜的價格生產更多的產品，從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購買這些產品。
我們將竭盡全力盡到政府的職責，再造自由繁榮的英國。我們相信不受政府干預的、現實的、負責的集體談判。工黨不相信這一點。我們相信競爭、自由企業和利潤，不管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工黨不相信這一點。我們相信大幅度削減你們的所得稅。工黨不相信。我們將創造條件，使你們掙的錢和節省下來的錢的價值得到保護。"
在此後的半年內這一戰略會獲得成功，但在短時間內尚屬未定之天，因為黨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民意測驗表明公眾希望我們支持政府，反對工會。年會季節結束時我們落後於工黨５．５個百分點，這並不令人吃驚。
為了舉行競選，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即將舉行大選的前景取消後，兩個黨的一般紀律都鬆弛下來。在工黨內這個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問題上。在我們党表現在羅德西亞問題上，先是在年會上，後來在眾議院中。
在影子內閣內部，彼得?卡林頓在年會上辯論羅德西亞問題時最強烈地反對接受一項修正案，這將使我們承擔取消制裁的義務。彼得的路線是，儘管制裁大體上是徒勞無用的，但在愛國陣線的眼裡取消制裁將構成事實上承認當年早些時候的所謂"內部解決"。按照這一解決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經把溫和的黑人政黨帶入政府，而這些政黨自稱代表了黑人的多數，這是有疑問的。彼得辯論說，在羅德西亞爭議上把各個政黨拉在一起，當我們已經採取支持某方的立場時，將使我們處於極為虛弱的地位。約翰?戴維斯為了維護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線，發表了一通雜亂無章的講話，高聲的責問不斷打斷他的發言。他看來疲憊不堪，我看到當他坐下時他摸摸頭，很是痛苦。我探過身子問他出了什麼毛病，他說他的頭像要裂開一樣疼痛，他３天沒有睡覺了。我不願聽到這種消息，我告訴他必須馬上回倫敦作腦部透視。開始他不同意，後來同意了，用我的車把他拉回去。檢查發現他患了惡性腦瘤，幾個月後不幸病逝。
在年會上發生的辯論給議會黨團的情緒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堅決反對內閣在眾議院就制裁問題投票時採取棄權的路線的後座議員之一。我自己也不怎麼喜歡這條路線，因其他情況半斤八兩，我將參加投"反對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體後座議員造反，這比在這微妙的時刻損失影子內閣成員要好。最終１１４名保守黨人違反督導員的意志造了反，包括兩名資歷淺的發言人，他們隨之離開前排座位-這是自１９４５年以來保守黨人最大的造反行動。
幾天以後我重組了影子內閣，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約翰?戴維斯，約翰?比芬回來負責小企業，委派馬克?卡萊爾代替諾曼?聖約翰-斯蒂沃斯負責教育，諾曼還擔任影子議會的議長。大選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個派攏在了一起。
年底前我把令人尷尬的工資政策爭論稍加平息。在１０月份伯威克和東羅森的補選中我們未能獲勝，幾位後座議員朋友公開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萊克普爾的干預性講話。我到獨立電視新聞台去講話為他開脫，也許做得慈悲有餘了。在年會過後的幾個星期中，我暫時聽從了以波得?桑尼克羅福特為首的一夥同事的呼喊，他們要求我採取在"正確的經濟思路"中提出的工資政策。我在聖誕節前的一周在帕丁頓的講話中表達了這一意思。
困難的一年就要結束了。在民意測驗中我們落後於工黨，從我們的表現來看好象我們願意永遠當反對黨，而不是一個潛在的政府，這一失誤被現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議院，政府企圖制裁福特汽車廠，因為它給職工的增資超過了５％的標準，我們成功地挫敗了政府。這時，首相得以描繪出一幅圖畫，表明一個負責的少數派政府，怎樣受到保守黨的機會主義的阻撓而不能維護國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場"信任案"投票辯論，政府以１０票的多數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發言十分不佳。
的確，我們在改造黨和公眾輿論方面按照我認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些事件對我們有利，如格倫威克事件中出現的情景，特別是與工會作交易的"社會契約"的失敗。由於工黨工資政策破產，我們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資政策的選擇，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樣使我煩惱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綱領沒有明確的承諾實行變革，特別是關於工會立法的變革，我認為這是必須要做的事。至少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七節 工黨的報應
工黨的時間在流失。１９７６年這段歷史和哈羅德?威爾遜一起留給吉姆?卡拉漢一手壞牌。他像一個玩撲克的好手，運用技術、玩牌人的風度以及簡單的吹噓，儘量推遲失敗的到來，以便等待時機，突然變出一張或兩張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變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黴的事接踵而來。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國保健服務界和地方當局的工會拒絕５％的增資限制，宣佈他們將在新年期間罷工。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搗亂，雪暴、風暴、洪水相繼襲來。１月３日星期三，運輸工人工會號召卡車司機罷工，要求提高工資２５％。２００萬工人面臨辭退。醫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療。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罷工。垃圾在萊斯特廣場堆積如山。在政府的順從下，工會車間代表散發准許證，使運送"重要"物資的卡車得以通過糾察線。總之，英國處於癱瘓狀態。然而，對工黨政府更大的破壞則在於，它把國家管理交給了工會的地方委員會。
我們能夠把握住這一機會嗎？這可能部分地取決於我們的一項總稱為"踏腳石"代號的計劃。我們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來就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這項計劃。它是由約翰。豪斯肯思想出來的，他是一個很能幹的轉業軍人，是最早開設計算機軟件公司的人之一。後來他把公司賣掉，以便集中精力從事公共事務。我們與他見面之前，約翰曾與基思?約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觸過。他與他的同事諾曼?斯特勞斯總的來說對政治決策的短期行為，特別是影子內閣的決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飾的鄙視，這種態度既新鮮又有時令人發怒。他們二人辯論說，如果我們不把所有的政策規範到一個戰略中去，我們就不可能取勝。在這一戰略中我們需要事先制定採取行動的次序。戰略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第一次聽到這一言論時，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們在福拉德街吃午飯時見面，會見結束時我說，他們吃了整整一大塊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從談話中到底得到了什麼。參加會見的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挖昔說，下一次他們將帶三明治來。
但在不同的情況下，當考慮長期問題時，我開始體會到約翰?豪斯肯思分析問題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於形勢的發展，他和諾曼?斯特勞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準備的以"踏腳石"為標題的文稿，後來用來作為討論的框架，既有說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題是工會改革是我們的重中之重；舍此國家振興綱領的其他方面將會受阻。但是，只有一個在這場辯論中取勝的保守黨政府才能執行這一綱領。在下次大選中，如果只是在對工黨政府１９７４年執政以來的表現不滿意的基礎上獲勝，即使佔有很大多數，也是不夠的。因此，不僅不能像許多同事們希望的那樣回避工會問題，我們應該設法開展這場辯論。而且，這場辯論並不可怕：工會正在日益成為工黨的負擔，而相應地成為我們的一筆政治財富。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能夠把一談"對抗"就充滿退縮和失敗情緒的狀況扭轉過來。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眾議院會見作者，一起喝飲料、用晚餐，我對其分析熱情起來並講了許多話（與基思?約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懷特洛一起）。緊接著我們成立了"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並於１９７８年１月開會，建議影子內閣部長和有關人員分成小組，制定計劃，通過演講、小冊子、寫文章等推進這一戰略。同時還有一個"政策探索"小組，由更堅強可靠的內閣成員組成，包括基思?約瑟夫、戴維?豪威爾、奈傑爾?勞森、諾曼?拉蒙特，他們與約翰?豪斯肯思和諾曼?斯特勞斯一起工作，結合"踏腳石計劃"這個總的主題提出政策建議。
但是在執行這一計劃之前，首先面對的是持懷疑或敵視態度的同事們。１月底我召開了領袖指導委員會會議。在會上我們的爭論止步不前。同事們競相稱讚"踏腳石計劃"這篇文稿，但警告說應到此為止，不要再做什麼——這是一種有名的回避技巧。我們應該避免"過於遲鈍或引起爭議"（弗蘭西斯?皮姆），我們在"反對姑息和對抗，但應該還有第三條道路"（約翰?佩頓）。彼得?桑尼克羅福特，伊恩?吉爾摩，吉姆?普賴爾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約翰?戴維斯坦率他說"如果我們在工會問題上講老實話，我們肯定在選舉中失敗"。
克裡斯?帕頓曾向會議提交了一份論文，對"踏腳石計劃"表示疑問。他的基本傾向是，作為反對黨應採取務實的態度，而不是按照意識形態行事，這是無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腳石計劃"作者的觀點，要改造英國僅僅訴諸策略是不夠的。與會的多數人抓住克賴斯的論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頓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統一起來的愚蠢願望。我不得不屈從。實際上他們想把"踏腳石計劃"扼殺掉，但我不允許這麼做。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又使"踏腳石計劃"回到軌道上來。但即使這時克賴斯?帕頓的工作也在"平行"並進，而持反對態度的人們如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還在掌握著幾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組"。約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說服吉姆?普賴爾在工會問題上開闢新的道路，吉姆允諾發表關於"踏腳石計劃"的講話，但發表時他的態度沒有新的進展。儘管政策研究小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並不好），但沒有涉及工資政策這個重要問題，到１９７８年夏末整個"踏腳石計劃"陷入停頓。它對起草競選宣言也沒有發生任何影響：如果在１０月份進行大選競選，競選宣言對工會改革將提不出什麼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５％增資政策的垮臺使"踏腳石計劃"重新獲得活力。工黨年會拒絕接受政府的工資政策，基思?約瑟夫立即來見威利?懷特洛和我，對我們沒有繼續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場合人們曾建議更換吉姆?普賴爾，現在可以不採取這麼強烈的措施而繼續前進，這個時機是顯而易見的。在１１月中我隨之安排了一次"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會議。
在這次和此後的會議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會問題開展二場有力的運動的建議。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從來不是"踏腳石計劃"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議把所有"踏腳石計劃"報告收口總部燒毀。儘管如此，黨內意見開始轉向我的方向。沒有"不滿的冬天"的工業混亂，即使進行多少討論也不足以說服內閣成員、顧問們、議員們嚴肅考慮工會改革問題。
即使這時他們也需要領導。在這方面我們自１９７５年以來取得的進展甚少。吉姆?普賴爾作為影子內閣就業發言人所占的位置很容易否決關於工會改革的新政策。儘管在１９７８年聖誕節前夕我們說服他同意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對自願進行秘密投票的工會國家提供基金-我們將提供現金用於罷工前的投票費用和工會選舉費用-這實際上意義不大。的確，對一般投票者來說，我們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難與工黨的政策區別開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首相提出，如果工會願意，可以就秘密投票問題立法。
我焦慮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眼看著危機日益增長。如同１９７４年的聖誕節一樣，惡劣的天氣使我們沒有興致像通常那樣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許多事要做。我閱讀了各政策小組送來的關於工會的文件，我還帶來了一大包新聞摘要和感興趣的局外人送來的信息摘要。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產業關係法教科書，回過頭來又閱讀議會法律原文，通讀了１９０６年以來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收到的都是更壞的消息。我回到倫敦時下定了一條決心：在工會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
找到一個講話的講臺是沒有困難的。聖誕節前我已經同意於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週末世界"欄目接受布賴恩?沃爾登的採訪；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時我口到倫敦，我與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戈登?裡斯和其他幾位關係密切的顧問見面，繼續由他們向我吹風。產業形勢變化很快，很難跟上，但在此後幾周內我的手頭上掌握最新事實，對我將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賴爾插進來干預政策變革。他在電臺接受羅賓?戴採訪時，堅決反對罷工前舉行強制性投票（"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制的東西"），拒絕就罷工者的補貼問題進行立法，在評論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封閉式工廠"時說："我們想悄悄地處理這一問題……，處理這類問題時息事寧人比大吵大鬧要好。"戴維?豪威爾和邁克爾?赫塞爾廷問他對工會領袖的批評的看法時，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對工會領袖是公平的，當前他們向會員提出了好的建議，而會員經常拒絕。"
在週末世界"中我的調子截然不同。"任何權力都蘊含著責任，任何自由都蘊含著義務。多年來工會享有（過去也享有）巨大的權力……（而且）這正是需要辯論的問題-工會是怎樣使用它們的權力的。我是一名國會議員，我進入議會不是為了使他們取得一個執照，去損害、毀壞、傷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我看到這類事情發生，我就必須採取行動。"
儘管我注意在進行充分考慮之前我們對具體措施不給予堅定的承諾，我與布賴恩?沃爾登還是歷數了可能發生的變化，自然這些變革比我的同事們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賴爾宣佈的內容，我們將為罷工前舉行的秘密投票和工會選舉籌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強制執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項法律，如罷工前不舉行投票，就拒絕給予社會保障。我還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業罷工。我宣佈，我們將把按照短期社會保障得到的收入納入繳稅範圍，而且，在"封閉式工廠"做工因參加罷工面臨失業的人有權上訴。
次日，吉姆?普賴爾在電視臺對我的採訪講話作出答覆。他說，我們之間在罷工者社會保障補貼方面沒有達成任何一致認識，他反對強制秘密投票。謝天謝地，其他人的反應要積極得多。我離開了隊伍。人們看到我要戰鬥了。人們對我表示的支持信息和新的思想開始湧人我的辦公室。
最有意義的是，我收到工党前副領袖喬治-布朗勳爵邀請我出席一次會議的請求。１月１０日星期三他到我在眾議院的辦公室來談，而且星期六又開車到斯科特尼進一步商談。喬治-布朗幾乎比任何現任領導人都具有更多的關於勞工運動的知識和經驗-也就是說包括工會和工党的領導人。他於１９７６年退出工党（作為獨立人士任上院議員工，他對工會的權力的敵對批評日益增多，還在報紙上發表有力的文章。他告訴我強硬左派是怎樣進入英國某些具有最重要的影響的工會並掌握了具有影響和權力的地位的。他說，自１９０６年以來的立法賦予工會的豁免權，正在被以一種新的殘酷無情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對法律作了一次不需要對其負責的更改。
我在"週末世界"發表採訪講話以及得到的強烈支持，與吉姆?卡拉漢從瓜德羅普首腦會議回來３天后的講話反應，形成明顯對照。他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出國本身對政治具有毀壞作用，加深了人們對政府在罷工面前處於癱瘓狀態的印象。新聞界關於首腦會議的報道對他沒有幫助，首相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陽光下，穿著都很隨便，這幅景象與國內的事件形成危險的對比。但是最終的災難還是他飛抵希思羅機場時留給新聞界的印象。儘管他沒有使用這樣的措辭——"危機？什麼危機？"——這個神話忠實地反映了他縮小事態的企圖。他的從容不迫和幹練的形象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我後來回想為什麼吉姆?卡拉漢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這一錯誤。無疑這部分是由於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使他疲憊不堪。這使我吸取一個永遠銘記在心的教訓：長時間出國或長途旅行回國抵達後，不要發表公開言論。但是，他的失誤還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確，我一直認為這是某種報應。吉姆?卡拉漢把他的整個政治事業建立在與主會領袖結盟的基礎上。對他來說這一直是個取勝的公式，如果說對國家並非如此的活。現在再也無法安撫工會了，但他的口袋裡沒有其他政策。只有這個解釋才能說明他為什麼被危機壓倒）在危機面前作出無能為力的反應。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佈緊急狀態的決定。我擔任特德?希思政府內閣成員時曾經看到，宣佈緊急狀態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種選擇是設法與工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限制糾察隊的影響，但這顯然是徒勞的。
我們下一步做什麼呢？１月１５日議會將復會。我寫信給首相，要求就產業形勢發表一項完整的聲明並進行辯論。我們已經在１月１７日星期三黨的政治廣播裡安排了節目，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
我為辯論準備的講話也許是我在下議院露面作的最為詳盡的準備了。幾個月之前，我曾讓別人為在不信任投票的辯論中發言準備了一個發言稿：這個發言稿不成功，此後我下決心，重要場合的發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寫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綱發言效果更好。我準備發言稿，就像是列納稅清單，估計我的財源，用色筆標出來，起草幾頁手寫的發言提綱，在發言台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發言的框架。前座和後座議員同事們也來幫助我，有的提供他們選區的情況，有的從法律角度給予幫助，特別是伊恩?琅西瓦爾和利昂?布裡頓。受到影響的公司發來傳真，報告他們的最新消息；英國工業聯合會每天送來新聞摘要；丹尼斯把每天聽到的大量消息告訴我；我們大家都仔細閱讀報紙。
我最初的想法是，從反對黨的角度作一個猛力抨擊，但基本上又是傳統式的發言一敲打政府，要求它改變道路。但１月１３-１４日在斯科特尼度週末期間和星期一回到倫敦後，幾個人敦促我採取另外一種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寫信給我，建議如果政府準備修改立法，打破工會堡壘，我在發言中可以表示支持。羅尼?米勒和克賴斯?帕頓正在準備黨的政治廣播發言稿，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免提出合作，這有兒條原因。首先，與我的具有聯合思想的同事們不同，我相信反對黨的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持反對態度。我們與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人相信我們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想清楚，我們是想要政府接受我們表示的合作願望呢，還是想要政府拒絕我們的表示。在想清楚這個問題之前表示合作的願望是危險的。很可能，涉及問題核心的任何東西，吉姆?卡拉漢的政府都不會或者說不能接受。因此，為了使我們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誠意，我們關於改革措施的目標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就得至少是暫時地丟掉把它趕出政府的機會。還有，修改工會法本身不足以解決英國深層次的經濟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更全面的戰略，而社會主義者是不可能同意這種戰略的。
１月１５日星期一晚上，我召開了指導委員會會議。我的大多數資深的同事們贊成有條件地表示合作，這時我自己也接近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進行改革，如果政府準備採取改革措施，我們怎麼能夠反對呢？表示提供幫助可以提高我們的道德權威。同大多數贊成這一想法的人一樣，我相信我們的表態要適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這在細節上是很難判斷的：工黨可能被說服同意去談判在重要行業不准罷工的協議，同意由納稅人為工會秘密投票出錢，甚至可能同意制定廢除同情性糾察線行動的準則，儘管能否同意最後一點是有疑問的。同樣，我知道，如果政府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榮譽需要遵守我們的承諾。同意就一些有選擇的措施表示與政府合作的願望，將來一旦保守黨政府採取這些措施，吉姆?普賴爾及其支持者就很難拒絕支持。
會議結果是指導委員會同意了以下意見：如果政府在糾察線（保障重要物資流通）、制定廢除同情性糾察行動的立法、鼓勵通過秘密投票進行工會選舉，如果政府致力於就重要產業不准罷工進行談判，政府就可以相信保守黨會給予支持。世事的演變是強有力的支持者。
次日，由我提出辯論。我首先描述了危機的狀況：貨物陸路運輸受到廣泛阻礙，在很多情況下是由於對沒有直接捲入糾紛的公司採取同情性糾察行動的結果。英國鐵路公司發表一個簡單聲明："今天沒有火車。"英國工業聯合會報道說許多公司已被窒息，因為缺少原料或者無法運送產品。港口也是混亂的，給出口商造成困難。已有至少１２萬人被辭退，周未有可能達到１００萬。特別是食品工業混亂不堪，基本原料如食油、酵母、鹽、糖等日益短缺。而且還有去年一個冬天的罷工、卡車司機罷工、麵包工罷工、養老院和醫院的職工罷工、新聞廣播界罷工、飛機場和汽車廠罷工、掘墓工人罷工。
我在發言中不遺餘力地發起進攻。我闡述了喬治?布朗向我提出的觀點，工會愈來愈被左翼分子控制。我提醒大溫和派謝利?威廉斯，她參加了格倫威克的糾察線。我作了指導委員會贊同的有條件的支持政府的表態，我還提出了一個進行合作的條件，即政府對"封閉式工廠"採取行動；我對這個問題感受非常之深。必須包括在內。
首相接著發言，他以令人吃驚的方式開始：
我祝賀這位尊貴的女士在議會作了最為有效的表現，她的辯論方式極為良好，其風度值得這位尊貴的女士自豪。"
開始是好的。但是，首相在發言中能夠提供的只是對工會的更多讓步——超過５％的增資幅度不受懲罰，加強物價控制，延伸"工資比照級差"原則，這樣公營部門的工作人員就可望增加收入。所有這些表示的用意是吸引工會簽訂一項新的工資政策。但是他沒有談及工會的過大權力問題，除了極左派外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問題是主要問題。
對於我的表態首相沒有直接答覆。他的立腳點肯定鍺了。現在的問題是，我是在次日晚我們黨的政治廣播節目中重申我的表態呢，還是僅就政府的癱瘓無能發起進攻，表示一個保守黨政府將會改革工會立法。
我仍然不感到輕鬆，第二天我又強化了我的發言稿。畢竟，我們已經作了表態，我們的姿態愈高，對我的情不自願的同事們就愈有束縛力，我們得到的公眾支持就愈多。因此我們向前走去，著手在眾議院我的房間裡攝製我的講話錄像。
時到如今。整個政治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布賴恩?沃爾登採訪我之前，我們在民意測驗中落後於工黨幾個百分點，我們現在領先２０點了。人們可以察覺到，我們願意與工會好鬥分子較量一番。要與工會好鬥分子較量，這在以前對我們是個負擔，現在成了優勢。在影子內閣內，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等人對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和我的想法的反對也有效地被壓了下去，至少在當時是如此，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無奇怪地意識到，無論是講話時還是平時的感覺，我都本能地感到與全國大多數人和諧一致。這樣的時刻是不能忘記的，因為這樣的時刻是少有的。必須抓住這一時刻來改變歷史。
第八節 政府的垮臺
但是，班庫的鬼魂現在又回來騷擾工黨政府了。工党主張向地方放權，這主要是作為一種手段，取得蘇格蘭和威爾士民族主義分子的支持，以便掌權。現在，當吉姆?卡拉漢處在谷底時，它們回來纏繞他，戲弄他。１９７７年初，蘇格蘭和威爾士法案未獲通過，此後工黨政府又分別提出旨在放權的蘇格蘭法案和威爾士法案，其中規定在實施之前需耍分別在以上兩地舉行民意測驗。由於工党後座議員有不同意見，結果通過了數條修正案，包括一條重要的要求，在每地有資格投票的選民中，至少有４０％的投票人表示支持，有關立法才能實施。我雖然沒有公開鼓動人們在民意測驗中投"否定"票，但我希望出現這種結果。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在蘇格蘭投票，僅就實際參加投票的人數而言，勉強達到了多數，但離有資格參加投票的人數的４０％相去甚遠。在威爾士參加投票的人以很大的多數表示反對。放權一事暫時嗚呼哀哉：我沒有為它哭泣。
從這時起，看來政府很難繼續執政了，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在什麼情況下舉行大選卻是難以預料。首相拼命拖延關於放權的討論，而不是直接去廢除放權法。但他的潛在盟友卻在準備離他而去。蘇格蘭黨再沒有理由使工黨執政，它想早日舉行不信任投票。自由黨希望早日舉行大選，儘管它在民意測驗中的地位虛弱。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它的前領導人傑裡米?索普即將受審的尷尬處境。他被控告犯了蓄意謀殺罪，後來宣佈他無罪。人們承認，威爾士的民族主義分子也許能被說服，他們比蘇格蘭民族主義分子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特性。
這就是說，北愛爾蘭的議員——包括１０名北愛爾蘭統一黨議員，一名社會民主自由党議員，一名獨立共和人士議員——看來將起決定性作用。格裡?菲特是一個社會民主自由黨人，已與政府疏遠，因為政府企圖用給北愛爾蘭更多席位的辦法討好北愛爾蘭統一黨。弗蘭克?馬圭爾是一個獨立共和人士，他的態度完全不可預測。北愛爾蘭統一黨的多數人曾準備在增加北愛爾蘭席位的立法在議會通過之前，仍支持現政府執政：但這一點在３月１５日已經做到。現在公眾中很多人在談論，北愛爾蘭統一黨無論支持兩大政黨中的哪一個黨執政，其代價都是要求鋪設一條天然氣管道把大陸與北愛爾蘭連接起來，並要求加強北愛爾蘭地方政府的權力。艾雷?尼夫代表我方負責與北愛爾蘭統二黨討論；他已經與北愛爾蘭統一黨建立了個人聯繫。
我們很多後座議員患要早日舉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內閣沒有開火。原因之一是我們需要反對放權的工党議員支持我們，以確有把握地在議會通過廢除放權法的命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太信任政府。而且，與以前的場合不同，那時只是有可能通過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臺，現在，除非我們確有把握獲勝，否則我們非常不願提出不信任投票動議。在困難時期，如果政府獲勝，它就得到加強。３月２１日當我們在影子內閣考慮這一問題時，我們決定，除非蘇格蘭民族党、自由黨，如果可能的話，還有威爾士民族主義黨表示堅決支持，我們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動議。但是，就我個人而言，作走向執政的交易，是沒有問題的。
３月２２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企圖使放權問題拖而不決並把蘇格蘭民族主義黨爭取過去。他在議會發表聲明，提出放權問題可以繼續進行討論，當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廣播講話。他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取勝機會，當蘇格蘭民族主義党和自由黨看來將要表示支持我們的不信任動議時，儘管威爾士民族主義黨還沒有這種表示，我同意提出這一動議、結果在下午７點前我們提出了不信任動議案。保守黨的督導們現在全力以赴，說服少數黨注意使他們的處於猶豫狀態的議員到時投我方的票。當然，同樣重要的是，保證保守黨議員全體出席投票。幸運的是，沒有人害重病，"儘管其中一位議員的車子在公路上翻了車，另一位議員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堅持前來投我們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為難辦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飲食業職工罷工。即使督導員的要命威脅，也無法阻擋保守黨議員溜出去到他們的俱樂部或薩伏依旅館吃點東西。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督導員的辦公室與漢弗萊?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們，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馬錢特和托尼?貝裡從福特納姆店買來的兩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調動不起來。辯論的開場發言已經過去，我感到就講演技術來說，誰都沒有取勝，這與我的預料差不多。坐在我們臨時搭起的晚飯桌旁，威利、漢弗萊和我知道，結果將是非常接近，很難斷定成敗，而這次投票結果又是利系千鈞。也許他們真地是那麼想的，也許他們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數而失敗時遭受打擊。我的印象是，他們認為政府這次還能蒙混過關。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也是這麼想的。
然後，我們回到會議廳聽取結束發言。邁克爾?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發言，可謂眾議院有才華的講演家的傑出發言之一。但是，要說服捉摸不定的議員，僅僅靠言詞是不夠的；結局全看議員們的決斷了。
我們在一片叫喊和混亂中開始走出會議廳進入走廊。投完票後，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漢弗萊旁。等待著得知我們的命運。漢弗萊想設法使我早一點得知投票結果。他讓高級督導員之一約翰?斯特拉德林?托馬斯迅速走過我們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於某種原因，保守黨議員總是比工党議員更快地通過走廊，即使他們不是處於少數時也是如此。我們剛剛走過走廊，約翰?斯特拉德林就會得到我們的得票數信息，而他同時還在聽著另一條（政府）走廊的數票數。他們一結束數票，他就會知道我們是獲勝了還是失敗了。如果我們沒有獲勝，他就回來，站在議長的座椅的旁邊。如果我們獲勝了，他將豎起一個手指，這樣漢弗萊就可把這一消息告訴我。這個秘密通訊方式只是後來才告訴我的。我只看見約翰?斯特拉德林?托馬斯回來，然後漢弗萊探過身子用舞臺式的耳語告訴我："我們勝了！"
宣佈的數字證明了這個消息。"贊成票３１１，反對票３１０。"這樣，我最終獲得了機會，我唯一的機會，我一定用兩隻手抓住這一機會。
第九節 艾雷
兩天以後，我正在我的選區參加一項活動——為了使殘疾人能買到較便宜的車，一個買車組織正在為此募集基金。我將在會上講話。但此時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慮當天晚上黨的競選廣播講話。這時德利克豪走過來對我說："我想應該告訴你，一顆炸彈在議會附近爆炸了，人們認為是在車庫。至少有一人傷勢嚴重，但不知是誰。"
在我們驅車去波特蘭-波雷斯英國廣播公司錄製室的路上，有１００種可能性閃過我的心頭，儘管都沒想到是誰。到了錄製室後，我還沒有化妝，一個製片人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告訴我受害人是誰。他是艾雷?尼夫。他的傷勢很重。從愛爾蘭共和軍分裂出來的愛爾蘭民族解放軍在他的車下安了一顆炸彈。當他在下議院停車場開動汽車時炸彈爆炸了。看來他很難倖存，實際上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他可能已經去世。聽到此事後，我無論怎樣也無法作廣播講話了。我給首相打電話，作了解釋。我驚呆了。此後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從內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許多危險於不顧，他竟然死在一個比普通殺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一節 明確主題
前面已經講到，我對１９７８年起草的競選宣言第一稿很不滿意：它篇幅太長，內容分散，滿紙大筆花錢的承諾。８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進，但內容仍不夠充實。責任當然不在執筆起草宣言的克裡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其他幾個人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在工會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因而未能制訂出明確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還講到，我如何在１９７９年１月決定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從１９７８年夏起到１９７９年３月宣佈解散議會，這段時間內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罷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們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轉變。影子內閣中的多數人跟在國內輿論後面（不是在它前面進行引導），認為現在我們已經具備條件，能夠而且應該去剪掉工會好鬥分子的翅膀了。同樣——雖然我在摒棄我在政治上繼承下來的這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動——工黨工資政策的失敗，使我們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拋棄控制物價和收入的做法（無論是"自願的"還是法定的）。總之，我非常肯定，這年冬季英國發生了巨變，我們的競選宣言必須跟上這一形勢。
在安格斯和克裡斯著手起草以前，我給他們寫了一個條子。
根據最近發生的各種事件和我們堅強有力的工會政策，我認為必須對［１９－－７８年秋季起草的］這一稿進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標優先（如為了鼓勵創造財富而減稅等）這個總的方針保持不變。
將１９７８年８月的宣言草稿與１９７９年４月發表的定稿作一比較，就不難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內容，這是綜合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我的顧問們和我本人的意見後寫成的。當然，關於工會那一段是關鍵。在１９７８年，我準備接受吉姆?普賴爾提出的幾乎每一條建議，包括允諾我們將"對勞資問題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全面改變有關勞資關係的法律"，相反，我們只是"謀求開創一個保持連續性和進行建設性改革的時代"，１９７９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現在我們承諾"使工會運動的權利與義務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們向那種認為法律在這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的觀點進行了直接挑戰："工黨聲稱，不能通過修改法律來改善英國的勞資關係。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法律能夠用於授予特權，它也能夠而且應該用於規定義務。"
我不喜歡吉姆?普賴爾１９７８年春天建議寫入宣言的有關工會一般作用的段落的語氣和思維混亂，但是我更強烈反對吉姆關於"封閉式工廠"的建議。他雖然要我們談，我們"原則上反對封閉式工廠"，但又主張接著說，"經驗表明，一些企業的資方和工會都認為它是便於勞資雙方進行協商的一種方便的方法。"在同一句話裡既要"原則"，又要"方便"，兩者形成的明顯反差特別引起我的反感。當然，對於一些強有力集團來說，要想壓制自由是很"方便"的，但我們多數人認為，講"原則"就必須保衛自由。吉姆還要求我們承諾規定"封閉式工廠"的實施準則。如果不遵守這些準則，"結果可能會（像目前這樣）使工人失去生活保障而得不到雇主或工會的補償。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將通過立法來保衛他們的權利。"
即使在１９７８年，我也已經感覺到我們可以寫得比這更好些。我曾堅持，如果有人被拒絕加入工會或被開除出工會，他必須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訴。但到了１－－９７９年，我們明顯地前進了一大步，拋棄了"封閉式工廠"雖令人討厭卻不可避免這種說法，明確作出了要修改法律的承諾。現有雇員以及"具有個人信念的人"（這個名稱有些含糊其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避免）"必須得到充分保護，他們如因實行'封閉式工廠，而失去工作，必須有權得到足夠的賠償"。宣言還允諾對平版及套色印刷工人工會實行強制吸收會員的做法進行調查。此外，我們還明確表示，該實施準則將具有法律效力。
但主要的實質性修改是關於設置糾察線問題。１９７８年，我曾接受吉姆?普賴爾希望的內容，文字不多："與各方磋商後，我們必能找到可以接受的管理糾察行為的方式。全國礦工工會１９７４年２月安排的嚴格辦法可為此提供一個合理基礎。"
這裡甚至沒有提到實施準則，更沒有提到制定法律。現在回過頭來看，讓選民們直接回想起前屆保守黨政府被礦工罷工搞垮的經過，也是特別不明智的。值得慶倖的是，"不滿的冬天"的可怕情景已說明這種軟弱無力的態度完全不符合當前現實狀況和人民的期待。我們現在的宣言保證要使同情性次級糾察行動成為非法，並重新審查工會的豁免權問題。此外，宣言明確建議，如有必要，我們將進一步採取立法步驟："我們還將進一步對法律進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公民就業和合法經營不受威脅和阻撓的權利得到保障。"
在１９７８年稿和１９７９年稿之間，我們加進了另外兩條新的規定：一條是允諾"謀求在一些重要部門達成不罷工協議"（這一條未能實現）；另一條是"保證要使支持會員罷工的工會承擔一定經濟責任"（這一條後來我們付之實施）。以上內容，加上關於減輕"封閉式工廠"影響的有限建議，關於資助會員通過郵政參加工會投票的同樣溫和的建議，以及其他重要問題，構成我們的一整套工會改革。我對此非常滿意：的確，它將最終證明，我不僅對它的切實可行性，而且對它的受歡迎程度，遠比我的有些同事更有信心。
與我在工會問題立場上取得的勝利相比，我在收入政策上至多只打了個平局。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像往常那樣信賴傑弗裡?豪，因為所謂的"論壇"對他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１９７８年的時候我曾竭力主張，我們應該更明確地表明要與工黨的收入政策分道揚鑣，我們不應說（如宣言建議的那樣），"回到彈性收入需要時間，但不能永遠拖延下去"，而應將最後一句改為"但必須毫不拖延地立即開始"。可是我甚至連這一小點也沒有取得成功。
實際上，１９７９年宣言中雖未明言，但已比較明顯地暗示到"論壇"，甚至提到了德國模式。但是對這一點我可以容忍。較有實際意義的是，宣言以強烈措辭允諾不在私育部門執行收入政策："私營部門的工資談判應由有關公司和工人去處理。歸根到底，誰也不應該也不可能保護他們不受他們之間達成的協議的約束。"
這就產生了公營部門如何執行收入政策這個特別棘手的問題。首相曾在１９－－７９年１月提議成立一個將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收入狀況"進行比較"的新機構，結果成立了一個由休?克菜格教授領導的委員會，負責收集證據並提出建議，政府當然要承擔履行委員會建議的義務——在大選以後。競選運動開始後，不可避免地迫使我們要對此表態。實際上，問題的實質是工黨收買公營部門的工會，我們是否同意替它付帳（數目不明）。
我們關於公營部門的工資政策始終基於嚴格執行現金限額方針。傑弗裡?豪和我盡最大努力堅持這一條，但同事們和党向我們施加強大壓力，他們坦率地表示擔心失去至關重要的選票。因此，我們最後作了讓步，保證執行克萊格教授的建議。這是代價昂貴但又不得不承擔的義務。
但是總的說來，宣言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風格上，我都很滿意。它的思路清楚，前後協調一致，只在少數問題上作出明確承諾。它經受住了最重要的考驗，也就是說，不管在哪個競選階段，我們都不必對它進行修改或從它的立場上後退。
作為保守黨領袖，我一共經歷了３次大選，每次的情況都不二樣。１９８３年競選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１９８７年競選當然是感情上最令人擔擾的一次；但１９７９年這一次大選，無論對我還是對保守黨，都最具挑戰性。如果我們失敗，或者即使只是未能贏得絕對多數，我就不會再有另一次機會，對這一點我從來不抱幻想。我接受這一事實，甚至準備公開把它講出來。我毫不懷凝，這次大選也是保守黨和英國的分水嶺。
我和有些保守黨人的想法不一樣。我認為如果工黨贏得絕對多數，工黨左翼只不過是暫時保持溫順。左翼有明確的目標，而且準備等待時機達此目的。我對"中派"的決心或能力毫無信心。我同意基思?約瑟夫的看法，"中派、的政治立場已穩步左轉；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那些為自己是"溫和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義勇氣（堅持正義的勇氣）。這些人一再調整立場，準備妥協，結果造成社會主義繼續通過我國各種機構向前推進。我認為這種推進已多少達到不可逆轉的程度。現在有那麼多人和那麼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家——靠國家在公營部門就業，獲得社會保險撫恤金，獲得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一這種經濟上的自由已開始對他們的生活水準造成幾乎令人無法接受的威脅。而且，當最終出現這種情況時，下一個犧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會的自由，持有不同觀點仍有權在國家學校教書或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自由。而且，國外共產主義的發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卻正在幫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國內反對集體主義的人的士氣。
１９７９年競選運動還在其他幾方面與過去不同。這是保守黨第一次如此明確地為自己的主題而奮鬥，這個主題就是："現在是改弦易轍的時候了"。這個觀點包含這樣一個意思：英國自１９７４年以來一直在退卻；不管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的保守黨政府如何勇敢地出擊，它本身也是退卻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大膽說明究竟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採取行動加以糾正。但我很快認識到，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總部卻總的說來並不這樣看問題。他們認為，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失言"，這實際上意味著避開任何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避免攻擊工會權力。他們相信，工党已經名聲掃地，必將在大選中敗北。我除作了一些讓步外，仍堅持自己的做法。但是這導致產生了緊張局面。
它還導致了政府和反對黨兩個角色的奇怪換位。競選一開始，工黨就沒有怎麼考慮自己的競選宣言，只是為拉選票作了一些承諾——如領養老金者免領電視許可證等，另外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有限的辯解。他們集中力量攻擊保守黨的政策——有的是真實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漢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藹形象，領導了一場極為有效但卻完全消極的競選運動。他們的運動是從３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每天向新聞媒體提供駭人聽聞的故事——從加倍徵收增值稅到大量削減國家保健服務。他們說，如果保守黨當選，就會發生這些情況。第二，對我們的承諾特別是關於降低所得稅的保證的可信性散佈懷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繪成一個危險的右翼理論家，不適宜承擔首相這樣高要求的複雜任務。工黨的戰略使我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應該對他們的進攻進行還擊。還是應該堅持自己的使命，堅守自己的陣地？我們只是部分地擺脫了這種困境。
第二節 組織競選運動
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期待舉行大選，因此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在黨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租用了一輛大轎車，把它佈置成活動辦公室，我們就在這間活動辦公室裡從一個競選地點跑到另一個競選地點。活動辦公室的總管是戴維?沃爾夫森。他是替代約翰?斯坦利擔當這個工作的（我們出師第一天，約翰在布裡斯托爾走下階梯時滑倒，造成椎間盤突出，立刻被送往醫院；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他就一直呆在醫院裡）。德裡克?豪在"戰鬥大轎車"裡擔任我的新聞秘書，戴維?博迪則是第二新聞秘書——他和新聞記者們一起坐第二輛大轎車。羅傑?博登負責提醒我們下一站到什麼地方，到了那裡該做什麼——這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黨副主席珍妮特?揚夫人和我們一起旅行，負責與保守黨主席辦公室保持聯繫。邁克爾?多布斯擔任流動圖書館館員，隨身攜帶大量事實與數據資料，以備我在小城鎮停留時回答問題之用（他後來寫了一本講述可怕的政治欺詐故事的書）。哈維?托馬斯打前站，為我安排講話，組織群眾集會。另外還有３位長時間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的秘書——特薩?賈丁、佩特森、卡羅琳?斯蒂芬斯和薩莉?詹姆斯，她們在鄉間道路上轉彎和顛簸的轎車上用打字機打出我的講話稿，這是一項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
由於當時沒有文字信息處理機、傳真或複印設備，工作比後來兩次選舉複雜得多。我們倒是有一部無線電話機，但它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司機有一次倒車時，不小心撞壞了天線，就再也無法使用。所以，每當我們來到一個地方的保守黨分部，就瘋狂地沖向電話機，趕緊向總部報告改動講話稿的情況，同時另一個人通過另一部電話記下當天在倫敦發生的事件。
為了讓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幾個晚上沒有回倫敦。但我發現這種做法效果並不理想，以後兩次競選就再沒有這樣做。離開了倫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覺到失去）對競選運動情況的瞭解；同時也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其他人用他們的判斷來代替你的判斷。在一場生死攸關的大選中，這兩種情況都是不能允許的。但是我經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時秘書們就會為我和我的發言稿寫作班子——約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馬斯、艾爾弗雷德?謝爾曼和有時也參加的羅尼?米勒——端上熱好的飯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凍食品，週末則能品嘗一些外國風味，像橙汁鴨和葡萄魚。我們起草講話稿時，丹尼斯在樓上專心看電視，聽有關競選運動的報道。只要聽到他從樓上傳來一聲"胡扯！"或者更難聽的話，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們又在散佈什麼惡毒中傷的話了。
要使競選運動各個方面的工作協調一致始終難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計劃會被打亂，上午的記者招待會從來也不能集中講一個信息，党的領袖的講話講的是另一套，影子內閣大臣們講的是第三種意思，向候選人介紹的情況又不一樣。儘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策略上存在嚴重分歧，但應該承認，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幹的，他們各有所長，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個競選運動期間坐鎮倫敦，擔任總部策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似乎一直在不停地開會。他總是精明能幹，具有很高的權威。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的非凡籌款能力使黨的活動得到保證，它從未因缺乏資金而無法採取主動。企業的小額捐款大量增加，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情況。這說明企業界人士懂得保守黨將再次成為主張自由企業制的政黨。這也表明，我們並不是只依靠少數幾個大額捐助人。開朗、樂觀、活潑、敏捷的托尼?加納是全國競選組織工作的負責人。戈登?裡斯已回到總部主管對外宣傳，他要我們大家認真對待新聞媒體的嚴格要求——強調通俗小報和最佳電視鏡頭的重要性，強調發佈新聞的適時性，爭取及時趕上較早的晚間新聞。到目前為止，我從戈登那裡學到了許多經驗，在電視鏡頭前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以便很好地出現在屏幕上。至少不必再去擔心可能出現色彩不協調。保守黨的競選運動套用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穿任何顏色的衣服，只要是藍色就行。我在大多數場合穿藏青色衣服。
大選期間，保守黨總部收到和發出大量信息。對收到的信息要分析它的意義，對發出的信息要核實它的準確性，負責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這場政治鬥爭中默默無聞的英雄；總部的數據分析和民意測驗專家基思?布裡托果敢地對我們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測驗數字進行分析。當時克裡斯?帕頓正在巴斯參加競選，亞當?裡德利便承擔起了讓研究部積極運轉起來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邁克爾?波蒂略向我簡要介紹情況。為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作準備。他擔當這項任務表現出不僅充分掌握事實、數據和觀點，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議如何利用這些材料。邁克爾是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這是競選運動留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
競選運動開始前，有兩個重要策略問題要先處理。一個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同意與吉姆?卡拉漢進行電視辯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早在１９７８年夏天就已開始同電視臺進行討論。當時英國廣播公司（代表一、二兩個台）同時找到我的辦公室和首相辦公室。前幾屆大選也曾考慮安排電視辯論，均未實現，因為幾個小黨派堅持也要參加，產生一些困難，工黨和我們黨都不同意。但這一次——１９７８年７月——電視公司準備不考慮小黨派的意見，只安排兩黨對壘。於是，我們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認真考慮、雖然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首相的態度。結果並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本來預計那年秋季舉行的大選並未成為現實，但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戈登?裡斯都強烈反對，我在他們的影響下也傾向於拒絕參加。
在這次競選運動正式開始前不久，獨立電視公司再次提出這個想法，建議在競選運動接近尾聲時，連續兩個星期日舉行兩次辯論，由布賴恩?沃爾登擔任主持人。這一次，我傾向於接受這個建議，不僅因為我天生善於辯論，而且我認為他們過高估計了吉姆?卡拉漢的能力，我要抓住這個機會，暴露他的弱點。他是靠儘量滿足工會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應該為出現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慘狀負責。這是一種獨特的個人責任。克裡斯?帕頓也贊成我同首相進行較量。而且，當時的形勢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首相公開表示接受獨立電視公司的建議，我不願意在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因拒絕電視辯論而處於守勢。
但同時也有一些強烈的相反理由使戈登?裡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威利?懷特洛主張不參加辯論。最初提出進行辯論的可能性時，我們和工黨在民意測驗中不相上下，但是到必須作出決定時，我們已大大超過工黨１０個百分點。這就是說，我們不用去冒電視上對抗的風險就有希望取勝。而電視辯論當然有很大風險。我在辯論中說不定會犯錯誤，而這種錯誤的影響是難以消除的。吉姆?卡拉漢通常是個演技高超的電視表演者，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他的權威和經驗向我擺出一付屈尊俯就的傲慢姿態。在事前非正式的討論中，我們瞭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辯論中討論外交事務，在那方面他將能施展他的全部力量。以上事實使我不得不對原先的積極性重新加以考慮。
而且，工党準備向自由黨提出交換條件：他們要在選舉前的那個星期五與戴維?斯蒂爾進行長時間會晤。我的顧問們和我一致認為，對我們最嚴重的危險是自由黨在最後關頭突然支持工黨——這種可能性現已進一步增大，因為他們在前不久舉行的補缺選舉中從工黨手裡奪走了利物浦埃奇希爾的席位，現在正在起勁地誇大這次補缺選舉給他們帶來的"勢頭"——這是他們的一貫伎倆。但是，如無必要，我不想對自由党領導人進行政治揭露。
因此，我被說服不參加電視辯論。不值得去冒這種風險。總之，正如我對獨立電視公司邀請的公開答覆說的："我個人認為，決定選舉結果的是要解決的問題和政策，不是個人品格。我們應該信守這種立場。我們並不是選舉總統，我們是在選擇一個政府。"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它所引起的某些方面人士的批評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個策略問題是關於上午的記者招待會。照戈登?裡斯的想法，最好乾脆把它們取消。考慮到傳媒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記者招待會上談到的事情很少成為當天的主要新聞，也許一些離奇的差錯和口誤除外——值得慶倖的是，在競選期間沒有出現這類問題。但是上午的記者招待會確實給報界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的機會，因而也給政治家提供了顯示其才能的機會。因此，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也是贏得老練新聞記者尊重的一個機會，他們的判斷會影響他們在整個競選運動中撰寫的報道文章。
這裡還出現了一個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的問題：我們和工黨都不願意把上午９點３０分這一檔方便的時間讓給對方。結果，我們在總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工黨同時也在廣場對面的運輸大樓裡舉行他們的記者招待會。於是有時就會有一大群記者湧進早已擁擠不堪、溫度過高的總部招待會房間，他們根據吉姆?卡拉漢、丹尼斯?希利或雪莉?威廉斯在工党記者招待會開始時進行的無端指責和攻擊，向我們提出問題。最後一個產生混亂的因素是因使用"電子新聞採訪"攝像機造成的。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種攝像機體積笨重操作不便，但它們的確大大增加了電視報道的靈活性，擴大了報道範圍。可是攝影師人數也增加不少。那些扛在肩上的攝像機和拖在地上的彎彎曲曲的電纜線，無論在總部還是在我競選旅行的各個停留站，對我是個經常不斷的威協。
由於某種原因，保守黨的竟選運動總是比工黨啟動得晚，發展得慢。可是這一次從解散議會至４月１１日星期三我黨發表競選宣言，工党在這段時間內比通常更加肆無忌憚。這主要是因為那些我囑咐他們在公共場合露面和發表講話的同事們不太得力：這也是整個競選期間的一大困難。除邁克爾?赫塞爾廷的名字經常在新聞大標題中出現外，我這些同事們的態度不像政治家，倒像是準備當政府部門領導的人物。當然，這就是說，他們是在冒靜待時間過長的風險，也使工黨得以把火力更加集中到我一個人身上。不過連我也覺得他們這樣做對我們有壞處也有好處。在所有競選運動中，說話的格調和對個人的攻擊都應保持平衡。
工党打算利用這段時間開始攻擊我黨尚未公開發表意見的政策。可是工會領導人不等工党老闆封住他們的嘴巴，就誇誇其談起來，他們的腔調使人聯想起頭年那個"不滿的冬天"，這恰好是幹了對我們有利的事。全國鐵路工人工會領導人錫德?韋格海爾威脅說，如果產生保守黨政府，並實行自由集體談判，他將"對工人說，孩子們，來吧，把你們的嘴巴伸到食槽裡去吧"，書畫刻印及有關行業協會領導人比爾?凱伊斯保證說，如果國家竟然愚蠢到選舉托利黨上臺，他將進行"對抗"。普通及市政工人工會領導人戴維??巴斯內特也預言將發生勞資衝突。這些都是為工黨吹奏過的老調子，可是現在跟選民的想法完全合不上拍。
我也沒有完全保持沉默。４月：日星期四，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的一次集會上向候選人（包括參加改選的保守黨議員）發表講話。我覺得——大概誰都有此感覺——這個地方不是舉行公共集會的好場所，因為建築單調乏味，毫無特色。這一年有個特殊困難：候選人希望聽我講講競選宣言的主要內容，可是宣言尚未發表，我只能向他們簡單講一些文件精神而不透露內容細節。因此，我著重講了講降低所得稅以更好地促進創造財富，以及工會改革的必要性。會場上的聽眾全是優秀演說家，對他們講話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他們的熱情證實了我的感覺：我們沒有選錯鬥爭的領域。
第三節 競選第一周——選舉前21天至14天
４月１１日星期三，在我第一次主持的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宣言正式出臺。一起主持這次招待會的有威利?懷特洛、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彼得?卡林頓、吉姆?普賴爾、漢弗萊?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語調溫和適中而又切合實際；克裡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用簡單明瞭、不帶行話的語言表達了我們的意思。
第二天報紙刊登宣言的情況很好。但那天記者招待會會場上人數過多，令人幾乎難以忍受。我們那些身穿厚毛料西服揮汗如雨的男同事們比我更加受罪。
第二天是復活節前的星期四。復活節剛好在競選期間，所以我們白白損失了四天競選時間。我正式開始參加競選活動是４月１６日，星期一——用競選工作人員的行話來說，這一天叫Ｄ－１７日（"Ｄ日"當然就是選舉日）。我們已計劃好從威爾士開始。我們從倫敦蓋特威克機場乘飛機到斯旺西機場，在那裡乘上競選大轎車，先訪問一家國家醫療服務系統的醫院，然後前往當地的保守黨俱樂部接受地區電視和電臺記者採訪。採訪過程中，我聽到俱樂部裡有不少吵鬧的聲音。事後才知道，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爭吵，甚至發展到大打出手，起因是俱樂部當局要把女記者趕出只為男會員保留的房間。
我從這裡前往加的夫，參加第一場重要競選群眾集會。選擇在這裡開始競選非常合適。這裡可以說是敵方控制的心臟地區，因為卡拉漢先生的選區就在加的夫東南區。加的夫市政廳環境舒適，音響效果良好，聽眾熱情高漲，這情況實在不錯。我發表了一篇極為有力的講話。它是一項毫不妥協的聲明，闡明了社會主義如何削弱英國的力量，以及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方向——不是進行烏托邦式的試驗，而是回到我們錯誤地背離了的原則。
……在政治上，我學到了一句你們威爾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話：你要是有什麼信息，就向大家傳播。我是個有堅定信仰的政治家。《舊日約聖經》裡的先知們並沒有只說："同胞們，我要共識。"他們說："這是我的信仰和想像。這是我熱忱相信的東西。如果你們也相信；那就跟隨我吧。"今晚，我要對你們說的就是這話。把前不久發生的淒涼憂鬱的往事掃除乾淨。把失敗主義掃除乾淨。在選擇和自由兩面旗幟下，一個新的、振奮人心的未來正在召喚英國人民。
聽眾和我一樣喜歡我的講話。但是我的狡猾的對手吉姆?卡拉漢卻成功地利用我的講話，在托利黨權勢人物心中喚起了昔日的恐懼，擔心那個令人膽戰心驚的人物引導他們走向一個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後來聲稱，我的講話說明，我已驅使保守黨向右轉，從而為他開闢了爭取中間的道路。再恰當不過的是，那天上午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的主要發言人是前工党內閣大臣、現在的保守黨候選人雷吉?普倫蒂斯，他和其他背離社會主義的"改變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不是保守黨向右轉，而是工党向左轉了。但不管怎麼說，我同意基思?約瑟夫的意見，我們強調的論點是"共同立場"，不是"中間立場"。從這時候起，在總部希望採取的競選方式和我堅持的競選方針之間出現了裂痕。
但是，我並沒有立即意識到這個問題。據星期二早晨的報紙報道，全國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現在只領先工黨６個百分點，但與早先的全國民意測驗結果相比，差距並未縮小（在整個競選期間，各種民意測驗結果相去甚遠，從保守黨只稍稍領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黨略佔優勢一到保守黨將獲得一面倒勝利），我感到這是競選效果很好的一天，從布裡斯托爾開始，訪問了克林尼茲毛刷廠，我在那裡利用每一個照相機會，顯示我"用新掃帚""掃除蛛網"的決心，等等。
在布裡斯托爾還參加了由羅賓?戴主持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那種場合總會有冒風險的因素。熟悉情況的採訪記者有辦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這一點大多數政治對手是永遠做不到的。而且，由於看不見電話那一頭跟你說話人的表情，較難正確判斷對方的反應。但是我覺得那天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特別成功，因為記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們能夠作出最有說服力的回答的問題——減稅、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借款、鼓勵小企業等等的必要性。當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問題。我始終認為，處理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承認哪裡出了毛病，並講清楚為什麼未來的保守黨政府要加以糾正。因此，這一口我也承認，前屆保守黨政府確實應對保健服務方面的官僚主義負有責任，我們將予以改正。
從布裡斯托爾返回途中，我乘坐第１２５次市際高速火車，在西部選區下車，在巴斯站台上和那裡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裡斯?帕頓。這一天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個集會上講話。由於總部告訴我養老金領取者對我們的支持不穩固，我寫了一個新聞稿，向選民們重述了歷屆保守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工作記錄。
接下來的一天（４月１８日星期三），上午記者招待會後，我出發到東英吉利亞和東米德蘭進行競選。第一站是爭取農業人口選票的活動，包括與一位友好農民討論牛飼料問題，我小心翼翼地穿過一片到處是牛的田地（我忘了穿靴子），把一頭小牛犢抱在懷裡讓記者拍照，以便讓更多公眾看到。我對擺弄牛犢沒有經驗，不知道抱牛犢的方式是否對頭。在來自五大洲的攝影記者面前，一向講究實際的丹尼斯提醒說："要是我們不小心，牛犢會死在我們懷裡的。"但是，牛犢在我和攝影記者的關照下活了下來。幸而，小牛犢不能接受採訪。
第四節 競選第二周——選舉前１４天至７天
這時（４月１９日星期四），在倫敦發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關於我的加的夫講話對黨和我黨競選運動的"立場"產生的影響。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以後應該避免。由於總部的同事們公開活動的機會不多，所以他決定參與我的演講稿的起草工作。當時我對這一切還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參觀萊斯特一家紡織廠，在那裡用上了少年時代學到的一點針線功夫，在一群亂哄哄的記者和驚訝不已的工人面前縫綴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轎車快要到達伯恩維爾的卡德怕裡工廠時，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羅夫特堅持要求從準備當晚在伯明翰（競選運動中第二場最重要的群眾集會）發表的講話稿中刪掉一段關於工會的措辭強硬的話。這段話是由英國著名新聞記者、歷史學家、拋棄了社會主義信仰的保爾?約翰遜起草的，彼得認為過於挑釁。他顯然對基思?約瑟夫也進行了干預，不讓他對這個題目發表講話。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計，但由於當時我不在倫敦，對我的判斷沒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氣地從講稿中撕下了那幾頁，插進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頓幫我起草的最後一節關於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講話包含了一些極為激烈的內容，並特意採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中的語調和言辭。
當我們的轎車在工廠門口停住時，我的情緒不是大好。我曾特別關照，這次參觀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員，我願意直接進廠去和遇到的經理和工人交談。可是現在卻看到長長的兩行頭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門口，我沒有看見有攝影記者，我想他們肯定是躲在什麼地方等待合適時機出來拍攝這個滑稽有趣的場面，我沒有立刻下車，在車上呆了一兩分鐘穩定自己的情緒。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認識幾張原以為是工廠工作人員的面孔。他們原來是一群記者。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是聽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來開個玩笑。我一下車，他們就舉起了照相機。我就在這些照相機搭成的拱門下走進了工廠。他們為這個玩笑高興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們讓我看到了競選運動有趣的一面，對此，我想我們都應該表示感激。
上午縫了口袋，下午自然該去包裝巧克力了。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對付——這種工作被稱為"不熟練工作"，這個名詞不夠謹嚴，也不符合這種工作的實際。我過去在工廠裡幹過活，那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傳統並未改變。一位新近結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放在靠近生產線的桌子上，讓朋友們欣賞。包裝完巧克力，我們就進行討論，談的時間很長，超過了預定計劃。最後，我們匆忙離去，趕往怕明翰的米德蘭飯店。我特別喜愛巧克力，根本沒有想吃多了會影響食欲。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兒使我在競選運動餘下的日子裡再也沒敢去碰它。
儘管在準備階段出現種種麻煩，伯明翰講演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有那些論述東西方關係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段落，而且還有那些關於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證要"建立一道銅牆鐵壁"堵住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道路。會後，我們驅車趕回倫敦，第二天（４月２０日星期五）還要訪問倫敦各選區。
４月２１日星期六，競選運動照常進行，首先到米爾頓凱恩斯一家生產高精度電器零件的工廠。聽取仔細介紹後，我對生產技術產生了極大興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對技術茫然無知的記者滔滔不絕地解釋起來。這時我們來到一架心臟監測儀旁邊，他們把許多導線按在我身上，對我進行心臟檢查。所有的指示器都顯示正常，表明我的身體狀況良好。就像我說的："像石頭一樣堅實"——依我判斷，我們黨整個競選運動的狀況也是這樣。１９７９年大選競選運動一個最奇怪的特點是，我們這些在外面參加實地競選的人和呆在總部的人的認識差異日益擴大。當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過於自信，但是與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７年兩次大選相比（當時安全方面的考慮顯得非常突出），我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確實感覺到了選民的感覺，他們的心是向著我們的。我還深信，這種變化主要是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事態發展引起的，因此在工會權力問題上過分謹慎的策略並不高明。
但是從４月２２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看問題。儘管各種民意測驗依然眾說紛紜——一種結果說保守黨超出２０個百分點，另一種結果說保守黨只領先５．５個百分點——但在競選期間並無重大變動。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基本上應該按原定方針進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戰略會議上的書面發言所說的，"我們不應主動採取任何高風險行動。我們現在領先。"從這句話本身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這話回避了兩個問題。第一，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首先主動採取了某種高風險行動，例如我的介入"不滿的冬天"，才取得了今天的領先地位的嗎？第二，現在什麼算是"高風險"行動？採取抑制工會權力的措施？還是不採取措施？不管怎麼說，在競選已經取得明顯領先地位的時候，一個最大的危險是自滿。激起選民的熱情，只要不是在他們和我們不一致的問題上，那是贏得大選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周的競選活動是去英格蘭北部，然後前往蘇格蘭。星期一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後，我搭機飛往紐卡斯爾。在那裡參觀一家茶葉加工廠時會有記者照相。品嘗那種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葉調製品，跟我在伯恩維爾的工廠品嘗巧克力的感覺差不多。
工廠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婦女正沖著我的方向不停地謾駡。警察勸我離開。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麼不滿，最好是當著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後說，因此我就走過去和她說話。我拉著她的胳膊，和顏悅色地要她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她的態度一下子全變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種牢騷和不安，但使她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願傾聽別人意見的人。我盡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問題，然後友好地告別。我離開後，清楚地聽到分明是她在對她的朋友說："我不是跟你說了嗎，她很不錯。"多年來參加競選的經驗告訴我，不可改變的敵對選民是很少的。恐怖主義威脅造成的悲劇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機會使自己相信這個事實。
星期二是充滿傳統競選方式的一天，安排了４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訪索厄比候選人唐納德?湯普森的鮮肉鋪和一家超市。我們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買了一大堆東西，帶回戰鬥辦公室。在保守黨哈利法克斯分部的臺階上，攝影記者為我拍下了在濛濛細雨中捧著兩隻購物袋的照片——一隻藍色購物袋裡裝滿了在１９７４年一英鎊可以買到的食品，另一隻紅色購物袋裡只裝了半袋子在１９７９年工党執政時的英國一英鎊能買到的食品。如果只是從政治上而不是從經濟上考慮的話，這種做法並無不妥，還挺受講求實際的約克郡人的歡迎。
當晚回到倫敦後，我接受了丹尼斯?圖伊為"電視眼"節目安排的採訪。這是這次競選運動中最不友好的一次採訪，但它給我提供了為我黨工會改革建議進行有力辯護的機會。不管總部怎麼想，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準備退卻。我重申了我要對付工會好鬥分子的決心。我還指出，所謂保守黨政府準備面對與工會的全面戰鬥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實質。你的意思是說，工會領袖們認為這整個大選不過是一場空洞虛偽的騙局，如果你沒有說錯，工會領袖們也確實是這麼說的，那麼，我要去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選民可能給予他們政府的最大多數，我還要去爭取英國１２００萬工會會員中的絕大多數人。我想你的觀點是錯誤的。
工黨認為，解決工會權力問題的較好辦法是同工會進行討論，即所謂訂立"契約"，而不是修改法律，我特別反對這種意見。
你知道，如果托利黨的偉大改革家沙夫茨伯裡勳爵多年前眼睜睜看著工廠和作坊裡的工作條件說：我將和作坊老闆訂立自願的契約，這不是太奇怪了嗎。你認為他訂立得了這種契約嗎？他當然不能。他說：有些事我們必須通過法律才能做到。
４月２５日星期三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和電臺採訪後，我在總部進午餐，餐後即飛往愛丁堡。我開始對向全國各地聽眾所作的標準格式講話感到厭煩。這些講話大量套用為加的夫和伯明翰群眾大會準備的稿子，其中插進一些額外的段落，作為新聞稿發出去。結果，我對隨身帶到蘇格蘭來的講稿動了個大手術。講話的時間快到了，我還跪在喀裡多尼亞飯店房間裡，用剪刀和透明膠帶從攤了一地的資料中剪貼發言稿。特薩?賈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機幫我打出每一頁講稿。我在利斯市政廳發表的講話基本上就是這個稿子。它的內容至少很新鮮——甚至我也有此感覺。在講話的結尾，我加進了引自基普林的幾行我很喜愛的詩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時還不會醒來，
從漫長的惡夢中，她喃喃自語，
低聲呻吟，
突然間，所有的人站立起來，他們
聽到了砸碎腳鐐的聲音，
人們相互微笑著說，他的靈魂
屬?他自己！
這裡的聽眾實在了不起，頭幾次歡呼聲就使我精神振奮，我作了最出色的講話。
接著我們前往格拉斯奇，在機場飯店下榻，很晚才吃晚飯，之後便休息，第二天要繼續在蘇格蘭進行競選活動。一次成功的講話引起的激動使我情緒無比興奮。儘管民意測驗表明，工党可能正在向我們逼近，但依舊存在著較大差距，而且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正在贏得這場爭論。工黨的競選已明顯地表現出疲憊感。他們反反復複重複一個題目——托利黨的政策不會奏效，即使奏效，也是以無情削減公用事業為代價。這樣，他們就不知不覺地滑進一種論點，即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奏效，英國的問題實質上是無法解決的。這種觀點使工黨違背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本能地認為進步是可能的，是應該去追求的。我們代表這種本能要求——實際上，工黨把這一獨佔權拱手讓給了我們。我感到競選的進展情況很好。
當時，丹尼斯、卡羅爾和羅尼?米勒也在飯店裡，我們一起閒聊，開玩笑。珍妮特?揚一直和我們一起旅行。吃晚飯時她溜了出去，回來後表情嚴肅地對我說，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她一直稱呼他"主席"——認為政治形勢不是太好，應該讓特德?希思參加下次黨的大選電視廣播。
我聽了禁不住勃然大怒。這分明是不信任我。要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總部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正在竭力扭轉的不僅是威爾遜——卡拉漢的政策，而且也是希思政府的政策，那麼他們簡直什麼也沒有懂。我對珍妮特說，如果她和彼得是這樣認為的話，那我還不如捲舖蓋走掉。特德參加４屆大選，３次失利，對一次以這樣一個宣言為競選綱領的大選，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邀請他來為我們發表黨的政綱，等於承認我提出的政策失敗。
由於珍妮特傳達了彼得的意見而責怪她，也許是不公平的，但這是競選期間最使我真正感到沮喪的一次。我告訴她，這話我甚至聽也不想再聽。她把我的反應傳達給"主席"時無疑作了一些刪節，我怒氣未消就上床睡覺了。
第五節 競選第三周——選舉前7天至選舉日
星期四上午在格拉斯奇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平平淡淡毫無特色，記者們似乎沒有多少話要說，而我依然心情不佳。上午稍晚一些時候，我接受了一位蘇格蘭電視記者的採訪。這次採訪很不好對付，據認為他是個保守黨支持者，但卻希望證明相反的東西，態度特別不友好。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不足為怪。但這之後，情況又好起來。我們在阿伯丁參觀一家乳品廠，我在那裡品嘗了我所吃過的最好的黃油——但我驚訝地瞭解到，生產的這些黃油並不是供國內消費，而是運往歐洲經濟共同體儲藏起來，備作干預價格用的。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堆積如山的黃油。
然後，我們前往巴基的港口並參觀一個魚類加工廠，那裡人民無法抑制的高昂熱情和良好情緒在我身上產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爾金市政廳一個集會上講了話，然後乘車到洛西茅斯搭乘飛機回倫敦。在趕往洛西茅斯機場途中，到處有人群向我們揮手致意，我們不時停下車來接受鮮花和禮物。這再一次證明，我們是在朋友之中。
星期五上午記者招待會前，當我來到總部聽取情況介紹時，不難想像，４月的空氣中還有一些不合時令的寒意。在記者招待會上同一名記者討論技術對就業的影響時，我的態度也很冷峻。接著是接受一名電視記者採訪。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黨的同情者，結果證明他的態度恰好相反。競選運動到了這個時候，疲勞已使每個人神經緊張，而壓力仍有增無減。我知道我還有幾次重要的記者採訪，還有最後一次保守黨大選電視廣播要錄像，還有兩次重要講話，一次在博爾頓，另外一次在保守黨工會會員大會上。同時，新的民意測驗似乎表明我們的領先優勢正在逐步削弱。總部認為，保守黨的優勢已從１０個百分點左右下降到６個百分點左右。保守黨內部的民意測驗比中間數字稍稍偏高一些，但不幸的是，沒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民意測驗更可信。我必須取消當天下午訪問富勒姆選區的計劃，以便集中精力起草保守黨大選電視廣播稿和保守黨工會會員大會講話稿。但有人對報界說，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音不行了。報界就利用這話誇大其詞，把我描繪成"被戰鬥搞垮了的瑪吉"，說我試圖制止選票滑坡。實際上，我的嗓音處於最佳狀態——現在我必須不惜冒過份緊張的風險，故意扯大嗓門，讓採訪記者和聽眾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報》刊登了國際市場輿論研究會的民意測驗結果，我們領先的優勢已下降到只剩下３個百分點。有跡象表明保守黨總部處於輕度的緊張不安之中。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寫信給保守黨候選人說："不管出現什麼情況，請大家不要自滿，不要絕望。"這封信並沒有起到多大的鼓勁作用，也許倒是準確反映了信件作者及其顧問們的心情，他們認為贏得大選的方法是別幹不該幹的事，而不是去幹該幹的事。對我來說，我公開地不去理睬民意測驗，指出，"你越接近選舉日，優勢就越縮小，一向都是這樣。"事實上，我拿定主意，現在最好的辦法是腦子裡完全不去考慮民意測驗，而把剩下的全部精力投進具有決定意義的最後幾天競選活動。這天上午我在倫敦進行了很好的競選活動，包括訪問我自己的芬奇利選區，下午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討論大選電視廣播問題。
４月２９日星期日是關鍵的一天。民意測驗滿天飛。我不去理睬它們。上午我做了頭髮，午餐後坐車到溫布萊會議中心出席保守黨工會會員群眾大會，哈維?托馬斯吸取他參加比利?格雷姆的福音會群眾集會的經驗，想盡辦法把大會搞得異常熱烈。一群演員和喜劇演員使集會開得生動活潑。哈維不顧過於嚴肅的黨內官員關於維護"下屆首相"尊嚴的指示，當我進入會場時奏起了《哈羅，瑪吉》的樂曲，大家一齊高聲唱了起來，這時尊嚴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我還從未見過如此熱烈的場面——雖然與哈維以後一些年的異想天開的做法相比，這一次似乎還是相當溫和的。
講話本身簡短而且尖銳，聽眾的反應異常熱烈。接著我前往薩契-薩契廣告公司錄製最後一次大選電視廣播。從下午４點開始，戈登、羅尼、蒂姆和我對講稿反復進行修改，然後是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地拍攝同一個鏡頭，每次我們中間總有人覺得還不夠好。最後，早已過了午夜，我們終於感到滿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是參加格拉納達電視臺的"格拉納達５００"節目，由來自博爾頓東區的觀眾向三黨領導人提出問題，博爾頓東區產生的議席被認為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許多年來，博爾頓東區的席位一直由組成下屆政府的政黨獲得，但在１９７９年，選民們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這也許是由於全國的注目而使這裡的選民們頭暈目眩）。我喜歡這樣的場合，這比一對一的採訪輕鬆得多。想到這些人是真正關心英國前途的"真正"的選民，使我神經放鬆，從"掌聲測量計"來看，我在這次競爭中獲勝。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國民意測驗表明，工黨領先０．７個百分點。這一天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問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對這次民意測驗作何反應。我不予回答，只是說：我希望這情況將推動保守黨支持者到那天都出來投票。這樣回答不僅為我在困難時刻解了圍，我猜想也是個正確的判斷。因為，如果有什麼東西真的對我們取勝形成威脅，那就是自滿，而那時已無自滿可言。我接著到西北區進行競選，當然，最後是在博爾頓的一次群眾集會上講話。喜劇演員肯?多德出現在講臺上，手拿一根藍色羽毛撣帚歡迎我。在肯?多德傳達諾蒂?阿什的信息之後——他使博爾頓活脫脫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保守黨選區——任何講話都會顯得過於嚴肅了。但是在競選運動的這一階段，只有一個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黨趕出政府的人決不要浪費他們的選票，把它投給小黨派，而必須投給保守黨。
而且，必須不斷重複這個信息，直至投票選舉那天。我在星期三（５月２日）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的就是這個主題。我到倫敦各選區又到處講這個信息，最後來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學。一群女權主義者在那裡高喊抗議口號："我們要婦女權利，不要右派婦女"，我不得不從她們中間擠出一條路來。我驅車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時，感到自己真的累極了。我已找到機會，並牢牢抓住不放。說來奇怪，當我意識到現在不管發生什麼，我已無法控制時，我感到高興。多少個夜晚以來，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６個小時的覺。
第二天是選舉日，早晨一覺醒來，聽到收音機裡報道，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２到８個百分點不等。９點鐘，丹尼斯和我到切爾西投票站投票，然後驅車到芬奇利。我像慣常那樣，到委員會各個房間轉了一圈，後面跟隨著一群攝影記者。我們回到福拉德大街，簡單吃了一點晚飯，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這天晚上要長時間熬夜。午夜過後不久，我來到巴尼特市政廳內的芬奇利選區計票中心。他們把我安頓在一間僻靜的房間內，屋裡有一台電視，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在這裡我可以迅速聽到大選結果。羅傑?博登和我在一起，邊看電視報道，邊向我補充介紹早些時候總部從電話裡傳來的信息。我帶著一台計數器，上面有基思?布裡托為我準備的詳細情況。最初的選舉結果表明我們已獲勝，但其中也有令人沮喪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關於我們能取得多少個席位的預測數字開始逐步上升。當地市政會議員、我的選區主席和夫人、我的選舉幹事和其他一些人進進出出，臉上都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高興。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過早露出興奮心情：是為了謹慎小心，或者是出於迷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會比較容易對付壞消息。然而，到最後我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就在我走出房間，聽到我自己選區的計票結果時，誰都清楚，我們將組織下屆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況現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計票中心支持者的熱烈歡迎，訪問總部，與家人短暫相聚的溫暖和慰藉。關於當天下午前往白金漢官接受女王組織政府的授權，以及隨後到唐寧街就職的情況，我已在其他地方記述。
如此規模的勝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這不僅表明我們贏得了一場選舉，也表明我們得到了進行改革的新的授權。正如選舉學家和評論家們在仔細研究選舉結果後所說的，保守黨的勝利模式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議會贏得了比所有其他黨派加在一起還多４３個席位的多數。這屆大選工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屆大選下降５．６％，全部轉向保守黨，同時，保守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黨７個百分點，這兩個數字無論對哪個黨來說，都是１９４５年以來最大的變化。
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轉向保守黨人數最多的階層是熟練工人，其中１／３顯然是在競選過程中轉變過來的。這些人恰好就是我們必須爭取他們脫離畢生忠於社會主義信仰的人。他們面臨一個特別尖銳的基本矛盾，也是整個英國所面臨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國家生活中扮演愈來愈大的角色，還是決心改道易轍，轉變方向。特別是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即究竟是依賴國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還是為了為自己和家人贏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犧牲。現在他們已決定冒一次風險（這確實是一次風險），給我提出的建議投上一票——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給現在體現在我身上的東西投一票。我將永遠對他們嚴守信義。
第六節 重新開始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距我第一天踏進此地擔任首相１１年６個月又２４天之後，我最後一次離開唐寧街１０號，一片矛盾和混亂的思緒使我感到內心痛苦。我在世人矚目的公務世界裡生活了如此之久，現在卻要離開這裡走向……何處？然而，儘管我也許已躍入——或者可以說被推進——黑暗，我並不是毫無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體健康，我還發現，我有那麼多的朋友給我道義和實際幫助。
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把他大學院街上離威斯敏斯特宮很近的房子借給我暫作辦公之用。當丹尼斯、馬克和我到達那裡時，我發現一個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時的政治秘書約翰?惠廷戴爾，以及其他幾張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的面孔正等在那裡迎接我們。至於我們自己那套在多爾維克的房子，當時丹尼斯和我把它買下來，一半是為了投資，一半是供緊急需要時用（雖然我們很少預見到有此用途），現在我們已不想再留著它。它離威斯敏斯特太遠，而且，儘管發生了目前的情況，我們兩個都設想，不管我以後幹什麼，反正不會選擇"退休"。我希望掙錢謀生，大概也有此需要。無論如何，不工作是會使我發瘋的。
隔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找到合適的住處；先是從亨利?福特太太處借了一套在伊頓廣場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來做當然不成問題。我需要向無數對我表示同情的人寫信致謝，他們的慰問使我深為感動。有些給我寫信的人本人正處於絕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緒低落而已。
很幸運當前有一些個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個月就是聖誕節。離開唐寧街意味著必須取消原訂在契克斯別墅慶祝聖誕的計劃，同時需要為我們自己的聖誕晚會預訂飯店房間（我自己的房子已被從唐寧街和契克斯別墅搬出來的包裝箱堆滿，那是１１年半積累起來的東西），需要重新邀請現在已不能去契克斯過節的賓客，定做一套新的離任後的聖誕卡，還要為所有這些付款。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手上的時間仍多得難以打發。過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我知道怎樣通過忘掉過去、開展新的事業，為個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靈丹妙藥。現在我必須調整工作速度。可是一開始這可並不容易。
我生來就不善於反思或回顧，我總覺得朝前看更可取，處理當前實際問題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範圍內）越難越好。現在有了比我當反對黨領袖或首相時享有的（如果這個詞合適的話）更多回首過去的機會。這也許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種內心的需要（雖然令人痛苦），來徹底思索７下我這輩子究竟幹了些什麼，獲得的機會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
起初，我的非自願"撤退"被一些陰鬱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從報紙上讀到有關"撒切爾時代"的訃告式評價文章。有些報紙刊登了一些有關我擔任首相期間工作情況的文章，據我回憶，他們記敘的內容很不準確，這當然毫不奇怪。我從一開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須寫回憶錄用我自己的敘述來加以糾正——畢竟我多次公開開過玩笑說要寫回憶錄，而且也不乏這方面的興趣。再說，工作成績是不會"為自己說話"的，雖然政治家們可能非常希望它們能做到這一點。但我並不把寫口憶錄看成是自我辯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間的問題。倒不如說——而且愈來愈覺得——我要通過回憶錄來鼓勵那些與我思想和感覺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遠以後的政治領導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被政治流放到孤島上的人。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驚喜地發現，我這個小小的孤島在知識和社交方面不再是個荒蕪人煙的地方。我周圍不僅有關心我的朋友，還有一些與我志趣相投的學者、記者和年輕一代政治家，事實上他們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響未來的人。我漸漸認識到，離開唐寧街，也就——儘管是多麼不愉快和不情願——擺脫了高級職務帶來的某種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來，我不得不與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處或共事，他們之中除少數明顯的例外，多數人與我意見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觀點。他們盡心盡責做著自己份內的事——有的還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經常不得不像政府行為的孤獨反對者那樣行事，而這個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領導的。這種情況使無法避免的權力上的孤獨進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繪成一個局外人，只是由於某些環境因素的奇怪結合，才跨進了局內人的圈子，而且在那裡呆了１１年半。對我的這種描繪不能說不準確。
現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這是一種不同於過去我所記得的"局外"。我發現，與我擔任反對黨領袖時那些困難日子（這些我已在本書前面幾章講到）截然不同，現在我周圍那些有見解、有作為、最能幹的保守黨人幾乎都是與我思想一致的。過去那場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稅收，擴大所有制，恢復自力更生，建設擺脫貧困的梯子，加強國防，建立大西洋聯盟，重振國家的士氣和地位——是經過艱苦努力在政府裡面完成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無法看清在政府外面進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間或——如一年一度訪問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情況，但並未掌握全貌。因此，由於我今天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擔心，我相應地把較大希望寄託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進行思想鬥爭的人身上。何況，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實可行的一面。因為我一向善於做鼓舞人心的演講；而且每當我對某個深奧題目發表講演或撰寫文章或介紹情況需要幫助時，總會有一批熱情而又具有專長的志願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樣，我多次到國外講演，也有類似的體驗。起初，我是作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時間會見我在職時認識的人。但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首腦人物常常迅速更換。原先接觸過的領導人日益減少。如果他們接待我不是因為我擔任過什麼職務，甚至也不是因為別人認為我取得了什麼成就，而是因為我在一般意義上所"代表"的東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我想，我在美國大概可以期待得到這樣的接待，因為美國是現代激進保守思想的中心，幾乎是我的第二故鄉。但是，當我同中歐和東歐新解放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交談時，當我同和我一樣擔心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西歐人交談時，當我同正統資本主義得到運轉、經濟正在騰飛的亞洲與太平洋國家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商談時，當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國家從第三世界的失敗教訓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轉變的領導人交談時，也有同樣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時又參與一種巡迴式的專題討論會。他們非常願意聽我的見解，我自己也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歐聯繫不斷削弱，"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前共產黨人又悄悄口來掌權，還有已爾幹戰亂中發生的恐怖行為——西方對此態度軟弱，無異於容許甚至鼓勵他們如此胡作非為，一些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爾維亞人川流不息地到我這裡來敘述那裡的慘狀。但是，從國外東道主對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樣從我在國內安然擺脫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來大力宣傳並力圖實施的基本內容仍和過去一樣具有意義和說服力。並不是世界背棄了我的那種保守主義，而是有些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對自己和他們的信念暫時喪失了信心。到國外訪問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還有精力——到目前為止，我的精力似乎還很旺盛——我將努力去影響各國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響各國政府的行動。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無力去完成時）我的基金會將代我去完成這項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虛張聲勢、憤世嫉俗與恐懼害怕之間猶豫動搖。國內問題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用於社會津貼計劃的政府開支正在導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稅收。國外問題也不少。西方的防禦體系正在崩潰，使用它們的決心不斷減弱。對歐洲和英國在該防禦體系中的地位處於嚴重混亂。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已冷卻到接近冰點。對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沒有向他們提供他們需要的支持；他們的地位正被許多態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對於俄國人，我們先是無所作為，繼而態度軟弱，我們正在鼓勵他們相信，如果他們像過去的蘇聯一樣行事，只會得到西方的尊重和關注。在前南斯拉夫，我們讓侵略得逞。混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滋長，因為它摧毀了一個帝國，卻還沒有確定該扮演什麼新的角色。但並不是什麼都糟。現在世界比冷戰時期更自由，雖然還不能說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還缺少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確的目標。
當然，我可以這麼說。難道我不可以嗎？也許不可以。但是過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評我的人現在也在這麼說。在下面有關歐洲、更廣的國際環境、社會政策和經濟的幾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糾正這些方面問題的想法。但現在是其他人來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第一節 狹隘的國際主義
新聞媒體一旦把某一政治家在公眾眼裡描繪成了某一形象，他幾乎不可能擺脫這一形象。在他生涯的每一重要時期，這一形象便會出現在他本人與公眾之間）人們似乎看到和聽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被編造出來的那一人物。
我在公眾中的形象總的來說是不壞的。我是"鐵娘子"、"好鬥的瑪吉"和"阿提拉母雞"，等等。由於這些稱呼，一般給予對手的印象是我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女人，我樂於被人們描繪成這樣，雖然沒有人會真正這樣一個心眼地強硬，但在一個方面，我受到了損害：每當人們談起歐洲問題時，通常把我描繪成一個狹隘的、懷舊的民族主義者，當歐洲理性的現代光芒照向不列顛古老政權的封建飾物時，我好像不忍眼看這些飾物像哈維沙姆小姐的結婚蛋糕那樣落入塵埃。我"處境孤立"，"在向後看"，"紮根於過去"，"抓住帝國的殘骸不放"，"迷戀於過時的主權觀"。的確，把我對歐洲的所有論述都看成是那樣。
事實上，我對歐洲聯邦主義的懷疑有三個基本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洲聯盟對有成效的國際主義是一個障礙。（另外兩個原因是英國已表明，已經建立起來的、"令人滿意的"民族主義是國際合作的最好的基石，並且，像我在本章其他地方所辯解的那樣，民主在聯邦制的超國家中不能發揮作用，在那裡，各種不同的語言使得民主辯論和民主負責制僅僅成為了口號。）實際上，歐洲的聯邦主義者是"狹隘的國際主義者"，是"心胸狹窄的歐洲人"，他們一貫將共同體的利益置於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歐盟幾乎要破壞關貿總協定，它已經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一系列的貿易糾紛；它對中歐和東歐新建的出口工業保持了高得出奇的貿易壁壘，從而拖長了該地區的不穩定；它以不成熟的、莫明其妙的軍事計劃打算建立一個"歐洲支柱"或"歐洲防禦一體化"，威脅要分裂北約組織。這些起破壞作用的大多數首創行動自己都不能言之成理。他們僅僅是為了要更加接近那一天——屆時"歐洲"將成為一個羽毛豐滿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旗幟、國歌、軍隊、議會、政府、貨幣，人們設想，最後還會有一個統一的人民。
不止我一個人在告誡說，這樣做會促使美國和日本也建立類似的保護主義帝國來保護它們自己。到那時，世界可能會逐漸走向奧威爾所描述的大洋洲、歐亞大陸和東亞這三個未來日益敵對的世界商業帝國。在這一進程中，戰後對我們起了很好作用的國際組織，如北約組織和關貿總協定將會受到削弱，被擱置一旁，最終變得毫無意義。這一前景依然存在，應該使我們感到擔心。
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展望２１世紀末，前景很可能更加令人憂慮（因為更加不穩定）。考慮到世界上一些中等國家和大國，如印度、中國、巴西、可能還有俄國，現在正平穩地站在自由市場革命的邊緣，再加上當今的經濟大國：美國、日本和歐洲聯盟（或者對這一方案稍作修改，成為法-德"快車道"集團），我們到２０９５年看到的可能是一個不穩定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擁有半打以上的"大國"，它們都有自己的庇護者，如果彼此孤立，它們的地位都是脆弱的；如果他們組成了對路的聯盟，就能增強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且不管願不願意，它們都會採取長期的外交策略以保證它們的相互地位能夠得到改善而不是惡化。換言之，對於２０９５年看上去可能像１９１４年，只是舞臺多少要更大一些。
不論你所喜愛的夢魔是奧威爾的三方分享戰利品，還是１９１４年夢幻的重現，避免這些事件的要訣是同樣的，如果大西洋聯盟實質上仍然是由美國統治，周圍有一些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一般都聽從它領導的盟友，上述兩種情況就不一定會發生。人口、資源、技術和資金的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如果美國在聯合起來的西方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夥伴，那麼，西方就能在整個世界繼續成為一支占統治地位的力量。由於作為最後一招，只有一個超級大國才能真正提供集體安全，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不包括"胡作非為的國家"和恐怖主義集團）一般都會支持，或至少會默認這樣一種國際結構。
我認為英國在這樣一個結構中的作用會有特別大的影響。但這不是我支持這一結構的主要理由。我的理由是，這樣一個世界能最好地滿足國際和平和集體繁榮的需要。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也會是一個自由世界，比一個由亞洲或歐亞集團所控制的世界要自由得多，雖然，這些集團在歷史上和近年來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讓我再強調一遍，除非說服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繼續成為一個在歐洲佔有統治地位的強大力量，否則，這一局面是不會發生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保證美國軍隊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留在歐洲，特別是今後幾年預算壓力會誘使美國撤軍。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想悄悄地把自己建成一個獨立的"第三種力量"，這會與美國疏遠，使它把大批部隊撤回國內。這一賭注是大的。分裂西方、向世界長期不穩定邁進，為了使歐洲能多少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七八個超級大國中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超級大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最有害的和最不負責任的民族主義形式。
第二節 走向馬斯特裡赫特
在我要離開唐甯街時，我感到遺憾的幾件事之一是在這個時候離開，使我沒有時間去處理歐洲迅速發生的變化。１９９０年秋，人們在為後來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打基礎，旨在為成立一個聯邦制的歐洲合眾國搭制框架。自從我當首相後，在歐洲共同體內進行了許多鬥爭，但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如此規模和如此重要的鬥爭。
當然，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歐洲委員會和一些政府首腦對共同體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與我的觀點很不一樣。為了告誡不要讓中央集權制、保護主義和聯邦制持續發展，我於１９８８年發表了布魯日演說。在布魯日，我擺出理由反對企圖使一些國家去"適應某種容貌的歐洲個性"，而是要求"在獨立主權國家之間進行自願和積極的合作，以此作為建立一個卓有成效的歐洲共同體的最好辦法"。
自那以後，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詳細談到可供選擇的另一種看法，並爭取國內外對它的支持。這不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難很多。在保守黨內部有一些人數頗多但仍占少數的、堅定的熱心歐洲的人，他們幾乎歡迎所有在布魯塞爾決定的事情。《單一歐洲文件》與我的意向相反，也與我對當時正式提供的許諾理解不一致，它為歐洲委員會和歐洲法院加緊推行集權化提供了新的領域。由於它們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國和德國——法——德軸心占統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邁進。在美國，政府在判斷上犯了一個大錯誤，認為促進一個由德國領導的、統一的歐洲能最好地保證美國的利益——儘管海灣戰爭的經驗無疑會促使布什總統對這類假設提出疑問。
儘管如此，我仍然確信，只要目標專一和意志堅強，就可以使布魯日提出的辦法取得成功，因為三個長期性的影響對其有利。首先，需要幫助新解放的東歐國家，這給聯邦主義者們狹隘的歐洲主義帶來了困難，因為他們的高稅收、高制約和高補貼制度最終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經濟變化顯著地擴大了金融和商業範圍，這會減少歐洲共同體本身的相對重要性。第三，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越來越多的其他歐洲國家，人民的情緒正在背離他們所疏遠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復有歷史淵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這可能需要１０年時間，但是我感到這是一個有前途的事業。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星期四，我作為首相在向下議院作最後一次演講時，奚落了工黨在重大問題上有意識地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
他們不會告訴我們他們的立場。他們需要單一貨幣嗎？他們準備保衛這個聯合王國的議會的權利嗎？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妥協，把事情掩蓋起來，留到日後再說，希望美國人不會注意到對他們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權力是怎樣逐漸失去的。
當時我不知道，的確，也沒有必要去想像，別人也會很快地對我的繼任者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說同樣的話。我知道，約翰?梅傑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大多數政府首腦尋求某種妥協。當約翰還是財政大臣時，從我們的交流中這一點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辭職之前進行的有關歐洲問題的激烈辯論後，他想彌合黨內的創傷。但是，我沒有想到會這樣快地完全改變了我所採取的立場。
１２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開鼓吹通過我始終不信任的西歐聯盟發揮特殊的歐洲防禦作用，因為我知道其他人，特別是法國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國支配的北約組織。後來在１９９１年３月，首相在波恩宣稱英國位居"歐洲的正中心"。對我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不僅僅是從地理概念來說，而且我們的傳統和利益在許多領域與大陸的鄰國非常不同。例如，在貿易方面，特別是在農業貿易方面，英國比較開放，更加依靠歐洲以外的國家而不是我們的歐洲夥伴。
我不希望別人看來我好像在傷害我的繼任人。我知道他的地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給我帶來夠多的麻煩，我不希望也給別人帶來類似的麻煩。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發現辭職後我在發表意見時比辭職前甚至更加受約束了。但是，對英國未來的整個方向，甚至對它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發生爭議時，憑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雖然我對報道中的政府首腦正在討論的條約草案疑慮重重，我想應該持建設性的態度，公開陳述我所需要的那種歐洲，同時在沒有相反的證據之前，讓政府盡可能長時間地認為該草案是可行的。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作了離任以來的、第一次重要的公開講話——那是在華盛頓，在一次由幾位美國思想保守的智囊團成員安排的會議上。我繞開了英國國內政治比較敏感的領域，集中講了歐洲共同體地緣政治的作用：
一個由單一民族國家組成的民主歐洲能夠成為一支主張自由、有事業心和進行公開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歐洲合眾國踐踏了這些目標，新歐洲將成為一個提供補貼和執行保護貿易制度的歐洲。
歐洲共同體的確負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國家更加可靠地紮根于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獨裁統治結束後，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場在東歐和中歐生了根，就必須接納它們為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同時，我們必須加強貿易、投資和文化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