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權力之路——撒切爾夫人自傳
瑪格麗特撒切爾
作者的話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告訴我們說，人類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不幸都轉瞬即逝。我們不能預見未來，更不用說決定未來。在家庭生活中我們能夠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讓我們的孩子們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們在此前景上繼續有所作為。同樣，作為首相，當時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給予我的繼任者一個更美好的國家……
譯者的話
瑪格麗特撒切爾，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誕生于英格蘭格蘭瑟姆鎮一個經營雜貨的小商人家庭，１９７９年當選為英國歷史上首任女首相。關於這段由平民到首相的經歷，已出版過數種傳記，但本書則是撒切爾夫人本人對這一段生活經歷的自述和回顧，可謂原汁原味。同時，本書也是《唐寧街歲月》一書的姊妹篇。本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任首相前的個人經歷；第二部分從哲學和思想理論方面闡述了她對國際關係、世界經濟和道德觀念的觀點，論述的範圍也隨之從英國擴展到廣闊的國際舞臺。
作者在書中不僅回憶了個人人生和家庭的變遷，而且結合英國和國際上的風雲變幻，向讀者敞開心扉，暢談了自己對人生、家庭、社會、國家和國際問題的看法，並且介紹了保守黨內部以及工黨內部各派的觀點。因此，這部自傳對瞭解和研究英國這一段歷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瑪格麗特撒切爾作為"鐵娘子"早已聞名於世。此書不僅展示了她自強、自立的心路歷程，而且披露了她作為家庭主婦的精細和作為女性的溫柔乃至柔弱的一面。
撒切爾夫人在政治上屬?英國保守黨的右翼。從這一立場出發，她對各種問題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並且直言不諱。書中所表述的僅代表她本人的觀點。她把英國工黨的意識形態和政見稱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總體主義"。這與我國讀者對這些詞義的理解不盡相同。
大英帝國於１９世紀與２０世紀之交開始走向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嚴重削弱，其國力落在了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到撒切爾夫人步入政壇時，"英國病"這一沉屙正在日益嚴重地纏繞英國。她抱著振興英國的決心走進了唐寧街１０號。她為英國開出了以提倡自由競爭、減少政府干預、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回歸家庭美德為特徵的"撒切爾主義"處方。撒切爾夫人任英國首相長達１１年之久，不僅在英國而且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都發揮了一定的影響，相信本書的出版對瞭解"撒切爾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會有幫助，這也是我們翻譯此書的用意所在。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在翻譯時對個別章節進行了必要的刪節。
本書由譚榮根、戴聲浦、徐效謙、王寶玉、陳芬、童一秀、沈蓓莉、虞海靈、馬輝、李學兵等同志集體翻譯。此書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國防、宗教、教育等許多專門領域，客觀上增加了翻譯難度，由於水平有限，如有不準確之處，懇請讀者指正。
譯者
１９９８年６月於北京
第一章 邊陲小鎮 童年趣事(1)
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蘭瑟姆鎮
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清晰的記憶是關於交通的記憶。那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坐在嬰兒車裡，人們推著我穿過我們的小鎮到公園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蘭瑟姆鎮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斑駁的色彩，穿梭般的車流，來往的人群，還有雷嗚般的嘈雜，互相交織在一起。但是，說也奇怪，這是一個愉快的記憶，也是我首次置身於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覺大概是良好的。
至於那些不太清晰的記憶，我們許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朧。我的記憶則是一種田園詩般的朦朧。陽光透過菩提樹葉照進我們的房間，我的母親，我的姐姐或者在店裡幹活的人們，不時地過來摟抱我或塞給我一塊糖來哄我。家裡的人常說我小時候很乖。這一點我的政敵恐怕很難相信。但是我並沒有出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家庭。
羅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當時這裡是一個巨大的制鞋業中心。我的父親想當老師，但家裡供不起他上學，於１３歲輟學。他到歐德爾學校去做工，這是一所不錯的公學（即私立學校）。許多年以後，當我在下議院回答質詢時，一位工党左翼議員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對手。他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便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歐德爾學校當木匠。但當我反擊說，我的父親曾在那座學校的食品店工作過時，他就無言相對了。
我的父親做過幾種工作，多數是在食品業，直到１９１３年他當上格蘭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後來他常說，他那時一星期掙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於食宿、一先令積攢起來，剩下的一先令才用來零花。一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父親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至少６次報名參軍，每次都由於健康原因被拒絕。他的弟弟愛德華參了軍，成為現役軍人，于１９１７年在薩洛尼卡陣亡。在英國沒有蒙受過這類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戰後全國各地都舉行陣亡者紀念日，既認真又悲切。
來到格蘭瑟姆４年後，我的父親在當地的衛理公會教堂認識了我的母親比阿特裡斯?埃塞爾?斯蒂芬森。她是一個裁縫，自己開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們在他們相識的那座教堂結婚，我的姐姐穆裡爾于１９２１年誕生。
我的母親很節儉，到１９１９年他們就能夠利用抵押貸款在北帕拉德買下他們自己的店。我們的家就在店的樓上，１９２３年我父親在亨廷托爾路又開了第二家店。這家店就在我後來念書的學校對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誕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樓上。
同年，我父親的經營又擴大了，他把與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連的兩棟房子買了下來。我們的店和家位於一個繁忙的路口，離鐵路幹線不過１００碼。格蘭瑟姆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當"飛行的蘇格蘭人"機車風馳電掣地呼嘯而過時，我們可以據此來校對我們的時鐘。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花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父親才在北帕拉德更遠些的地方買了一棟有一個長條花園的房子。這是我們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樓下開店樓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難盡。有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這種生活獨具特色。其特點之一就是你總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還是週末，只要人們缺少鹹肉、糖、黃油或雞蛋，就來敲你的門。我們都知道，我們靠為顧客服務謀生，抱怨是沒有用的，因此也沒有人抱怨。當然，我們首先要滿足顧客的需要，有人敲門時我的父親或者夥計就會去接待他們收取定單。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個夥計，在亨廷托爾路的店有一個夥計。有的時候我母親外出收取定單，這時她帶著穆裡爾和我一起去，結果我的姐姐和我認識了鎮上許多人。
當然，我們不可能停止營業全家長時間外出度假。我們通常到當地的海濱療養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親和母親必須在不同時間度假。父親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參加他最喜歡的保齡球錦標賽。住在商店的樓上，孩子們可以比其他階層的孩子們更多地見到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佈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３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櫃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櫃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裡彌漫著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１２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
活動太多了我覺得並非是好事。我記得有幾次我曾設法逃脫。我對我的父親說，我的小朋友們不去教堂，他們能夠出去散步。父親回答說："不要因為別人這麼做，你也這麼做。"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提出想學跳舞時，他這麼說；當我有時提出想去看電影或外出到某個地方去玩時，他也是這麼說。不管當時我的感受如何，這種情操正如對我父親一樣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親的責任感也總有其慈善的一面，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窮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那些勤奮工作略有積蓄的人家，其體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並不輕鬆。他們生活在刀刃上，擔心一旦災難降臨，或者稍有鬆懈，手頭稍有放鬆，就可能債臺高築，被投入貧困的深淵。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懷著最好的希望的人們變得冷酷無情，對人缺少寬容。我記得我父親與一位教友討論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積蓄揮霍殆盡，身無分文，帶著年輕的一家，來到父母的家門。那位教友的觀點很清楚：那個孩子不好，永遠也不會變好，應該把他趕出家門。我父親的回答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說：兒子就是兒子，當他上門求援時，應該用家庭的全部愛和溫暖來歡迎他。即使天塌下來，人總得有家可歸。
由此可見，我的父親是一個具有堅定原則的人。我母親總是說："你父親總是堅持他的原則。"但是，他不主張在應用這些原則時影響別人的生活。他當市議員和後來當高級參議員時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安息日的活動安排問題。在那個年代，在格蘭瑟姆以及其他地方，電影院在安息日大都關閉。但在大戰期間我父親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做法，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做法。他支持電影院星期天開放，這樣可以使附近的駐軍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攪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靜下來沉思冥想的人們。同時，他強烈反對（儘管沒有成功）開放公園進行文體活動。他認為那樣會破壞別人的安寧。他把星期天看作一個特殊的日子，但在具體做法上又有靈活性。我雖然是個女孩，我對這些限制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親這個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讓步。
不因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或得不到別人的支持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些正直的品質在我的少年時期就灌輸進了我的頭腦。１９３６年我１１歲時得到一本《畢比年刊》。約瑟夫?畢比是利物浦的一個製造商。他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家產，用其中一部分編了一本宗教雜誌，這是一種稀奇的組合，有人物介紹，有家庭哲理，還有漂亮的名畫複製品。我當時還小，不知道他宣揚的是通神論（通神論是神秘主義、基督教義和"東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內容有意義，有的內容是胡言亂語。－－譯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為珍貴的物品之一。首先，我從中學了一些歌謠，現在即席講話時我還在引用，因為隨著我的成長，我的許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體現。
一條船駛向東方。另一條船駛向西方，
它們乘的是同一股風；
是船帆，而不是風，
決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
再如：
偉人達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當夥伴熟睡時，
他們在深夜裡艱難地攀登。
亨利?伍茲沃思?朗費羅
不知是由於很小時就接觸到《畢比年刊》還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詩歌。１０歲時我獲得了格蘭瑟姆舉行的威爾士詩歌朗誦獎，我深感自豪。（我朗誦了約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下的蘋果》和沃爾特?德拉梅爾的《旅行者》）。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單，那裡的人送給我一本米爾頓詩集。他們知道詩歌對我的重要意義。這本書我一直保存著。在戰爭的初期，我隨一個演唱隊到附近的村子裡去演出，我朗誦《牛津英國詩歌集》中的詩歌。這本書至今仍放在我的身邊。衛理公會也以讚美詩的形式提供了許多非常優美的宗教詩歌。
格蘭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躍，而且在泛基督主義盛行之前各派之間存在著競爭和敵視。鎮上有３個衛理公會教堂；還有聖伍爾夫拉姆的英國聖公會教堂，按照當地的傳說這是英格蘭第六個最高的教堂；一個羅馬天主教堂，就在我們家的對面。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來過得最為開心。第一次參加聖餐會的小女孩穿著鑲漂亮花邊的白色禮眼，提著花籃。我很嫉妒她們。衛理公會教徒要簡樸得多，如果誰穿一件帶花邊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會搖頭並警告說這是"走向羅馬的第一步"。
然而，衛理公會教徒雖然不穿鑲有花邊的衣服，但他們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們想像的那麼枯燥無味。這個教派強調宗教的社會性和音樂，這兩點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樂趣，儘管可能是以一種相當嚴肅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們的教友經常到我們家來一起吃冷餐；有時我們到他們家去。我很喜歡聽大人們談話，他們談論的話題遠遠超出宗教或格蘭瑟姆，包括國內和國際政治。衛理公會教的禁欲主義導致了一個預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教徒們在吃飯上很講究，常常花去很多時間。"把飯桌弄好點"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許多活動都是圍繞著茶會或晚飯組織的。教堂也經常組織活動，不是為了活躍青年人的生活就是為了搞各種募捐。
坦率他說，衛理公會的各種活動，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音樂。在主日學校周年紀念時，我們唱專門的聖歌。我總是翹首以待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幾個星期的彩排。我們教堂的合唱隊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們演出一次。節目有漢德爾的《救世主》，海登的《創世》或門德爾松的《伊萊賈》。我們從倫敦邀請專業人員來承擔困難的獨唱部分。我體會到，嚴格的訓練和實踐可以使潛在的音樂天賦得到開發。我們家參加了一個音樂協會，一年舉行三四次室內音樂會。
我們家喜歡音樂，５歲時父母安排我去學鋼琴，我母親也彈鋼琴。我彈得還不錯，也很幸運，教我的老師很好，我在當地的音樂會上得過幾次獎。我學琴用的鋼琴是我的叔叔約翰?羅伯茨在北安普敦製作的。他還製作教堂用的風琴。１０歲時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園的一個穀倉式的建築物裡製作了兩台鋼琴，他讓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別高興。遺憾的是１６歲時我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不得不停止音樂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彈過鋼琴，至今仍感遺憾。那時我們晚上在家裡開音樂會，我彈鋼琴，父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親（也是低音），有時還有朋友們，唱一些他們喜歡的老歌，如《聖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時代最為令人興奮的日子也許是１２歲那年我對倫敦的訪問了。我在母親的一個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車到達國王十字架車站。斯金納牧師和他的夫人到車站來接我。他們是我們家的朋友，負責在倫敦照顧我。倫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令人頭暈目眩：國王十字架車站像一個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繚亂，呈現出一派工商業和帝國大都會的景象。我有生以來在這裡第一次見到外國人，他們有些人穿著印度或非洲的當地服裝。交通車輛及行人之多令人興奮不已，他們身上像是在發出某種電能。倫敦的建築非常宏偉，也是令人興奮的原因之一。由於被煙熏黑，倫敦的建築呈現出一種黑色的宏偉氣派，這使我不時想到我正置身於世界的中心。
斯金納夫婦帶我去了倫敦的主要景點。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喂鴿子；我乘了地鐵——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經歷；我去了動物園，騎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動物嚇得直往後縮-這可能預示著我與艦隊街的關係。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像中的通衢大道狹窄得多；我朝覲了聖保羅教堂，約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裡作祈禱；當然，我還去參觀了議會和大本鐘。這些地方確實不負眾望。我還去了唐寧街，但我沒有年輕的哈羅德?威爾遜的預見性，沒有在唐寧街１０號門前照相留念。
我對這一切都感到無比快樂，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劇院，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在那裡我們觀看了西格蒙德?羅姆伯格的著名的音樂劇《沙漠之歌》。在３個小時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像劇中的女主人公一樣隨著勇敢的紅色魔影飄然而去。我太喜歡這個音樂劇了，我購買了該劇的樂譜，在家裡彈奏，也許彈奏的次數過多了。
我對倫敦和斯金納夫婦眷戀不舍，他們主隨客便，熱情的款待使我體味到塔萊朗的話：生活是多麼甜蜜。
我們的宗教生活不僅包括音樂和社交活動，而且有富有啟發性的知識活動。傳教士們具有強烈的個性和鮮明的觀點。我們鎮上衛理公會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義者。在１９３５年組織"和平投票"時，格蘭瑟姆的衛理公會教徒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在選區內散發民意測驗答卷，後來宣佈絕大多數人"贊成和平"。沒有書面材料表明這一結果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們羅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個愚蠢的主意，應對全國沒有為最終打敗獨裁者及時進行戰備負責。在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由於我們是堅定的保守黨人，因此我們家處於少數。我們的朋友斯金納牧師積極贊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誠的人，多年以後他為我和丹尼斯在倫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禮，但是個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頑固的政治觀點。
我們每個星期天聽取佈道，這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公理會牧師蔡爾德應邀到格蘭瑟姆佈道。他透徹他說明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先進的思想：不管父親（還有母親）有什麼罪過，都不應該使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我仍然記得他譴責了法利賽派。該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視為"非法"。鎮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沒有父親。聽了蔡爾德牧師的佈道後我們為另眼看待這些孩子感到內疚。時代不同了，我們已經為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為他們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許因此無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們需要設法用理智的社會政策來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戰爭爆發後死亡看起來更靠近每個人，佈道也就更能打動人心。不列顛戰役之後，牧師在一次佈道中說，"總是少數人拯救多數人。"耶穌和他的門徒就是這麼做的。另一次佈道的主題使我很受鼓舞：歷史表明，生於深重危難之際的人們有能力應付另一次危機。這體現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對未來抱樂觀態度的依據，不管目前是多麼黑暗。教會灌輸的這些價值觀念在我們家裡得到忠實的體現。
同樣，我們家強調勤奮工作。我們在家裡從不懶散。這一方面是因為懶散是罪過，另一方面，我們總有許多活要幹。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就是這類人。我說過，只要店裡忙，我隨時幫忙。同時我還向母親學習做家務。她在店裡服務時間很長，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鐘錶一樣有條不紊。戰前我們有一位女傭人，後來請了一個女僕打掃房間，一周來幾天。但大部分家務是我母親自己做，當然，比現代家庭的家務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確熨燙男襯衫的方法，還教我不損害刺繡的熨燙方法。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燒熱，並告訴我一個秘密，在熨斗上塗大約６便士硬幣那麼大小的一塊蠟，這樣燙出的亞麻製品特別光亮。上中學時我們學校有家政課，這在當時很不尋常。我們學習各種家政，從正確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財。因此幹起家務事來我確實有兩手。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家不僅每天打掃，每週打掃，而且每年春季進行大掃除，為的是把平時打掃不到的死角打掃乾淨。我們把地毯吊起來抽打。母親從拍賣行買來的紅木家具質量很好，我們用溫水和醋質混合液刷洗，然後上光。這時正是商店盤點的季節，忙得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家從不浪費東西，總是量入為出。對一個家庭的最壞挖苦莫過於說這一家子"小器吝嗇"了。但由於我們一貫節儉，戰時的配給制就不在話下了。我們聽收音機時記下節約型的菜譜，如"伍頓爵士土豆餅"，這是以戰時的糧食部長命名的一道節約型的菜。我母親是一位出色的廚師，而且很有條理。她一周烤兩次麵包，還烤制餡餅、蛋糕等糕點。她的家制麵包頗有名氣，她的薑汁麵包也一樣享有美名。戰前我們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戰爭期間，星期天的燒烤成了幾乎沒有肉的湯或奶酪菜湯了。
那時地方小鎮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機構網絡。聖誕節來臨前夕我們店準備１５０多個小包，裡面有罐頭肉、聖誕蛋糕、布丁、果醬、茶葉等，這些小包是格蘭瑟姆一個最有實力的社會慈善機構扶輪社為窮困家庭購買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麵包後，我們也總是分送給孤寡老人或病人。我們經營雜貨，瞭解我們顧客的處境。
我們的穿衣不成問題，我母親曾經是個專業裁縫，我們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縫製的。那時有兩種很好的衣服紙樣，一種叫"新款"，一種叫"巴特裡克"。在格蘭瑟姆和諾丁漢的減價市場上我們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質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們的衣服花錢不多，質地不錯，且款式時髦。我父親當市長時，母親為姐姐和我都縫製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藍色天鵝絨的，我的衣服是深綠色天鵝絨的，母親為自己縫製了一件黑色波紋絲料外衣。但在戰爭期間節儉成風。我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們，她從來不把舊棉花扔掉，而是重複使用。我們聽後非常吃驚。她說："我認為我有義務這麼做。"此後我們也這樣做。我們信奉衛理公會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閑時間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歡長時間散步，經常獨自一人。格蘭瑟姆座落在一個小山谷中，周圍是小山丘，這與林肯郡大部分地區不同，那裡地勢平坦。我喜歡鄉間的美景並在其中陶醉於自我思考。有時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鎮子外邊去，然後插到鎮的北部，從北大路回來。有時我漫步走上霍爾山，戰爭時期學校放假一周，我們到那裡採集野薔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裡還可以滑雪橇。
我的體育活動不多，入校後不久學會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間熱衷於曲棍球。在家裡我們玩一些普通遊戲，如"壟斷與陷井"，這種遊戲很嘈鬧，是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構思出來的。後來訪問美國時我參觀了這種交易市場。我與商品的緣分也就到此結束。
格蘭瑟姆有了電影院，這的確給我的生活增加了樂趣。很幸運，我們的一位名叫坎貝爾的顧客擁有３家電影院。有時他們邀請我去他們家聽留聲機，我認識了他們的女兒朱迪，她後來成為著名演員，與諾埃爾?科沃德搭當演了戰時喜劇《笑逐顏開》，這個喜劇使"夜鶯"在伯科利廣場歌唱"成為名曲。由於我們認識坎貝爾一家，我的父母比較容易接受電影院這個事物。只要我去看"好電影"，他們就滿意。幸運的是這類電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爾和琴傑?羅傑斯的歌舞劇和亞力山大?科達的電影。他們很少同我一起去看電影，但銀行節時我們常一起去諾丁漢劇院或去一家大電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裡看電影或戲劇的夥伴都是我的同齡人。即便如此也還有限制。一般每週有一個新電影，但有些電影索然無味，放映不了６天，就從星期四開始放映一個新電影。有些人接著看第二個電影，但我們家對此很不贊成。
這種限制也許是有益的，畢竟那時是好萊塢的黃金時代，我已經接觸了好萊塢的夢幻世界。花９個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電影院裡先看新片預告，再看伴以活潑逗趣解說的英國有聲電影新聞。隨後是公眾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沒有收益》等，最後才是真正的大片。電影的內容涉及很多的方面，從《四根羽毛與鼓》這類帝國冒險片到現代喜劇《女人》（幾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參加了演出），到今人傷心的悲劇，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台拉?達拉斯》，以及英格麗?褒曼演的電影。看電影時我沒有完全忘記接受政治教育。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在萊斯裡?霍華德和招人喜歡的默爾?奧伯倫演的《鮮紅的海綠花》中得到了值得誇耀的的肯定。我父親一直強調要堅持自己的原則，這在詹姆斯?斯圖爾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中得到了體現。當在《尼諾奇加》中，蘇聯的一位嚴肅的政委受到一頂女人的帽子引誘時，人們不禁捧腹大笑。羅伯特?多納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國演員查爾斯?布瓦那在《瑪麗?瓦萊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崙都有助於我瞭解歷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１９２５年而不是早２０年是多麼幸運。在３０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蘭小鎮的女孩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廣泛的才華，戲劇演出，人類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麼壯觀而又非凡的風度。這些事物對２０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是普通尋常的事，而且認為本應如此。格蘭瑟姆是個小鎮，但每當看電影時，我仿佛在充滿夢幻般的想像王國中漫遊，使我決心有朝一日到現實世界中去周遊。
對我父母來說，現實就擺在眼前，一點也不浪漫。他們並不是由於不喜歡各種消遣活動才形成自己的觀點，只是嚴格區分群體娛樂和自娛自樂。這一點即使是在經常演出的廣播劇和各種競技表演的時代也是有意義的，也許更有必要，他們認為不同程度的參與比作為一個被動的欣賞者要好。有時我對他們的這種觀點感到厭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義。
有時我同母親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灘。這時同樣強調親身積極參加活動，而不是閑坐著胡思亂想。我們住在可以自己做飯的客房裡，這種辦法更經濟些。早上起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園裡去做早操。這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有水桶，有鏟子，當然還有海灘。晚上我們去觀看各種雜耍表演，有小丑、魔術、雜技，有老式的演唱，還有口技。這些節目按現在的標準來說是非常純真無暇的。觀眾很多，我們參加了亨利。霍爾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認為這類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件事本身說明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當斯蒂芬森外祖母活著的時候，我們從來不會去看這類演出。她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直到我１０歲那年。
這樣說可能使人聽起來覺得外祖母是個很刻板的人。其實並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們感到溫暖。她的著裝符合當時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總是穿一件很長的黑色緞袍，上面綴滿珠子。在炎熱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們的房間來，給我們講她當少女時的故事。她也講老奶奶喜歡講的故事，嚇得我們皮膚發麻，譬如說蠼螋會鑽到你的皮膚下邊，你會生癰。外祖母是個閒人，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多。她去世時８６歲，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當時的習慣，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辦完喪事並且清理運走了外祖母的遺物我才回來。事實上，對一個孩子來說，生活只不過是一天經歷的記憶。我的感情很快就恢復了正常。但是當我們的店半天營業時，母親和我就去給外祖母掃墓。我沒有見到過祖父和外祖父，他們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只見過羅伯茨祖母兩次，那是去北安普敦的林斯特德度假的時候。她不像斯蒂芬森外祖母那麼有派頭，她是個忙忙碌碌非常活躍的小個子老太太，把家裡的花園整修得很好。我仍然記得她在樓上的儲藏室裡儲存了許多帶橘子味的蘋果，她讓我和我姐姐挑選最好的吃。
我的父親是個很好的保齡球手，他吸煙（這對他很不利，他的肺不好），他的其他愛好和娛樂都與他的工作相結合。我們家裡沒有酒，直到大戰結束父親當了市長後我們家才有酒，而且只有雪利酒和櫻桃白蘭地酒。不知為什麼我們家認為這比僅用白蘭地招待客人要體面。（後來多年的競選活動使我知道櫻桃白蘭地對嗓子有益。）
像鎮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樣，我父親也是扶輪社成員。扶輪社的信條是"服務至上"，這一點銘刻在他的心裡。他在扶輪社的集會上經常講話，而且善於雄辯。我們在當地的報紙上可以讀到他講話的長篇報道。扶輪社經常為鎮上的各種慈善機構募捐。我父親不僅參加教會發起的募捐，而且作為市議員或以個人名義參加募捐。我最喜歡參加的是聖誕兒童救助團募捐，這時我穿上媽媽給我做的參加晚會用的漂亮裙子，為生活困難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學校。我很幸運，我上學的亨廷托爾路小學在鎮上很有名氣。校舍很新，教師也很出色。我開始上學時我的父母已經教我學會了簡單的閱讀，我很小就很愛學習，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樣，那段時間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歷歷在目，栩栩如生。我記得５歲時老師叫我讀ＷＲＡＰ這個字，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我讀對了，但我認為"他們總是把最難的給我做"。後來上常識課時我第一次接觸到"諺語"的神秘。我那時已經形成了邏輯思維和按字面思考的習慣，這一點恐怕至今也沒有大的變化。我對"三思後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躍之前先看好地勢。我認為說過街前先看好路更好。這樣說更務實，因為我上學的路很危險。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後所做的那樣，我以勝利的姿態指出，這個諺語與"猶豫者一事無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學高年級時我初次接觸到基普林的作品。他於１９３６年１月逝世。一讀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詩歌和小說吸引住了。當聖誕節來臨時，我經常要求父母給我買一本基普林的書作為禮物。他的詩歌很通俗，把兒童帶入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實際上是帶入許多個更寬廣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國，人們的日常工作，英國歷史以及動物世界。像後來接觸到的好萊塢電影一樣，基普林向人們揭示了格蘭瑟姆小鎮以外的生活夢幻。到這時，我的閱讀範圍比班上的多數同學要寬，無疑這主要是受我父親的影響，這一點時有表現。我仍然記得，有一次寫關於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鄉愁"這個詞，有人指責我抄襲，我孩子氣十足，火冒三丈。其實我是信手拈來，隨機運用。
離開亨廷托爾路小學後，我到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子學校讀書。學校在鎮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飯，比在學校用餐節省些。我每天來回走４英里路。我們的校服顏色是海軍藍，所以人們稱我們"穿藍校服的女生"。（當倫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學的學生在戰爭期間撤到格蘭瑟姆時，人們稱她們"穿綠校服的女生"。）我們學校的校長是威廉斯女士。她個子矮小，為人正直，頭髮灰白。她於１９１０年創建了這所學校並任校長，她為學校立了一些規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學業多麼好，都必須在４個學年中學習家政。到我上學時，她的不動聲色的權威已經在學校裡主導一切。我非常羡慕她在重要場合的特殊著裝，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頒獎儀式。這時她穿著漂亮的絲綢衣服，做工很細，看起來極為高雅。但是，她很講究實際。她告誡我們，用同樣多的錢，寧可買質量好的棉製品，也不要買質量差的絲製品。"不要貪便宜買一件皮毛大衣，其實買一件剪裁得體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堅持的一條原則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內追求好的質量。
我們的老師具有真正的敬業精神，受到全體居民的高度敬佩。我們的學校不大，有３５０個女生，我們認識老師，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認識。女生們一般來自中產階級，但家庭職業相當廣泛，有的在城鎮，有的在農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從１０英里以外的一個村莊來上學。她的父親從事建築業。我有時到她家去住，她的雙親如同我的父母一樣，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兒多受教育。他們帶著我們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種野花、小鳥和鳥的歌聲。
我們的歷史老師哈丁小姐講課特別引人入勝。她使我領略到歷史課的韻味。不幸的是我在這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多年以後，我在擔任首相期間曾到充滿悲蒼的加利波利戰場上散步，這時我又想起了她講述的達達尼爾戰役。
但是，在學業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還是化學老師凱女士。後來我決定專修化學。即使在戰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讀自然科學的女生也並不少見。一些關於科學突破的報道助長了我對自然科學的夭生愛好，如原子的裂變，關於塑料的研究開發。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嶄新的科學世界正在展現。我想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我知道，我必須自己謀生，看來從事自然科學是一條激動人心的道路。我的父親１３歲時輟學，他決心彌補這個損失，要我抓住每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我們一起去諾丁漢大學聽關於當前國際事務的課外講座。這類講座在格蘭瑟姆經常舉行。講完課後有一段活潑生動的提問時間，我和其他許多人參加。我特別記得駐在當地的空軍中校米林頓的提問。他後來在戰爭結束前的一次補選中從丘吉爾的聯合政府中為一個中產階級抗議政黨共同富裕黨奪取了切姆斯福德選區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關心我的學習，作業必須按時完成，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業。戰爭期間，卡姆登學校的女生撤退到格蘭瑟姆後，學校實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親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他喜歡閱讀，經常與我討論我在學校讀過的東西。有一次，他發現我不懂沃爾特?惠特曼的詩。這一點很快得到補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還鼓勵我讀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簡?奧斯汀，當然還有狄更斯。《雙城記》政治色彩很濃，我也最喜歡。我的父親訂閱一份哲學雜誌《希伯特》。我儘管努力去讀，仍覺得很費勁。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學校還有格蘭瑟姆鎮的居民。我們為我們的鎮感到無比自豪，我們瞭解它的歷史和傳統，在這個鎮上生活感到非常高興。格蘭瑟姆始建於薩克遜時代，而丹麥人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地區中心。在１２世紀期間，北大路改道，從鎮中穿過，從此地圖上標明了格蘭瑟姆的位置。交通運輸一直是該鎮的生命線。１８世紀時開鑿了運河，把焦炭、煤和石頭運進格蘭瑟姆，把玉米、麥芽、麵粉和羊毛運出去，但格蘭瑟姆大規模的發展還是在１８５０年修建了鐵路之後。
我已經提到過我們鎮上最宏偉的建築，那就是聖沃爾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鎮的各處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對我們最有意義的建築還是金碧輝煌的市政廳以及聳立在它前面的格蘭瑟姆最有名的兒子伊薩克?牛頓爵士的塑像。這裡地處聖彼得山，陣亡者紀念日的遊行隊伍就是從這裡出發，向聖沃爾夫拉姆教堂行進。我通常是在市政廳的大廳裡從窗口觀看遊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軍和機車廠的樂隊，後邊是市長、高級參議員和市議員，他們穿著長袍，佩戴著徽飾。跟在他們後邊的是女童子軍、幼年童子軍、男童子軍、互濟會、扶輪社、商會、工人俱樂部、工會、退伍軍人協會、士兵、空軍、紅十字會、聖約翰急救中心以及各個組織的代表，他們依次行進，使我們的市民生活豐富多采。聖誕節後的次日是合禮節，這一天我們到聖彼得山上觀看穿粉紅外套的貝爾瓦狩獵俱樂部會員的集會表演，他們退場時我們為他們歡呼。集會後他們有喝烈性酒的傳統。
１９３５年對格蘭瑟姆來說是個不尋常的年頭，特別值得紀念。我們慶祝了喬治五世國王的銀婚和格蘭瑟姆建市１００周年。還有布朗洛勳爵當選市長。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納斯家族（拉特蘭勳爵）是該鎮最為顯赫的贊護人。鎮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鮮豔的藍色和金黃色旗子裝飾起來。藍色和金黃色是當地喜歡的顏色。各條街道競相爭豔。我記得，有一條住著最窮的人的街道叫沃裡?考特街，那裡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裝飾得最為引人注目。管弦樂隊和格蘭瑟姆的"狂歡節樂隊"全天演奏，他們大膽吸收並革新美國樂曲，稱為"格蘭瑟姆薑汁麵包"的樂曲增添了慶祝活動的歡樂氣氛。各學校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露天表演，我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前進，男生文法學校校長的夫人出席觀禮。我們組成格蘭瑟姆這個字，我正好是Ｍ這個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親先後擔任市議員、市財政委員會主席、高級參議員，最後于１９４５——４６年擔任市長。這意味著我會聽到大量的本鎮發生的事情以及有關的人。參與政治是市民的義務，而政黨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議員受到尊敬，他們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廳或競選期間鬥爭多麼激烈，他們都到我們店來買東西，沒有黨派之間的嫉恨。我的父親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這種高見在政治家中是少見的。把他的政治觀點描述為"老式的自由主義"也許最為貼切。要有個人責任感，這簡直是他的口號。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這是他追求的目標。他非常推崇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著作《論自由》。像其他許多商人一樣，他看來似乎不能接受自由黨的集體主義。他是作為納稅人的候選人競選市議員的。那時，在綜合性學校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在工黨政治進入地方政府之前，人們認為地方市政會工作沒有黨派性。但在我的記憶中，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保守黨人。
我仍然記得，１９５２年工黨在市政會選舉中獲勝，父親作為高級參議員候選人落選，我很傷心。這件事當時受到嚴厲譴責，認為是置政黨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記得他當時不失體面的表現。市政會選舉結束後，他站起來說："自從我榮幸地穿上市議員的禮服，已有將近９年的時間，現在當我脫下禮服時，我仍然榮幸地寄予信任。"此後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對手給他的信。他發表聲明說："儘管我摔倒了，但我並沒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覺是，進入市政會和離開市政會，我都處之泰然。"許多年以後，類似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那時我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我把他離開公眾生活時的做法作為我的榜樣。
但這是後話。當我還是個女孩時，我和我父親的共同興趣也許是對政治知識和公眾事務的渴望。我認為我們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靈通。我們每天都閱讀《每日電訊》，每週都閱讀《衛理公會紀實》、《郵畫》、《約翰?奧倫敦週刊》。當我還是孩提時，我們閱讀《兒童報》。有時我們也閱讀《泰晤士報》。
第一章 邊陲小鎮 童年趣事(2)
有一天我父親購買了我們家的第一台收音機，是菲利浦牌的，現在有時在不太富麗堂皇的古玩店裡還能看到。我知道父親買收音機的計劃，我激動地從學校跑回家。沒有使我失望，收音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自從有了收音機，我們的生活節奏就不再僅僅是扶輪社、教堂和我們的商店，而是收音機廣播的新聞。而且不僅僅是新聞。在戰爭期間，星期日９點鐘新聞後，有一個"播後評論"欄目，是一個短小的專題談話，經常由Ｊ?Ｂ?普利斯特利主講，他具有一種獨特的天才，把左翼觀點包裝得嚴嚴實實，聽起來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時則由一個名為昆廷?雷諾茲的美國記者主講，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個姓來稱呼希特勒，稱他為"希克勒格魯伯先生"。有一個叫做"思想庫"的欄目，由４名知識分子主持，是關於當前時事的一小時討論，其中最有名的是Ｃ?Ｅ?Ｍ?喬德教授，他對任何問題的回答都是"這要看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諾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討論系列節目叫做"見面"。我喜歡"又是他"系列廣播喜劇及其仍然有用的順口溜，還有劇中的那些人物，諸如性格憂鬱的女傭人"莫娜?勞特"及其噱頭："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無線電對重大事件的廣播非常及時，特別是關於戰況的廣播。這種廣播使許多家庭感受特別深切。我記得，有一年吃聖誕飯時，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國王１９３９年的聖誕祝詞。我們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語言障礙，我們知道那是現場廣播。我當時想他一定會感到不愉快，因為他知道他要作廣播講話，而不能享受聖誕晚餐。我記得他用緩慢的語調吟誦以下名言：
我對站在新年門口的人說："給我一盞燈，使我能夠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進入漆黑的世界，讓上帝牽著你的手，這比燈還要亮，比你熟悉的路還要安全。"
大戰爆發時我將近１４歲，已能理解戰爭的背景並且知道許多有關情況。在此後的６年中我緊密地跟蹤了戰爭的重大事件。我對３０年代政治世界的瞭解不夠深入。但有些事情還是留在了記憶中，例如大蕭條的年代。這是由於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經濟災難。這次災難對格蘭瑟姆影響較小，但對附近的農業地區影響較重，而北部重工業地區的城鎮受影響更大。格蘭瑟姆的多數工廠仍然開工，最大的工廠是拉斯頓和霍恩斯比，它是生產機車、蒸汽機或拖拉機的。我們的鎮還吸引了新的投資，其中一部分是我父親爭取來的。我們家的生意仍保持穩定：人總得吃飯，而我們的店很會經營。鎮上的人明顯地分成兩部分，領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白領"雇員，他們的生活較為穩定；不領月薪的人，由於找工作更為困難，他們的生活極不穩定。在我去學校的路上，在勞動市場前總排著一條長隊，那裡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濟。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的親朋好友中沒有人失業，自然，我們認識的人中有人失業。而且我們記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失業家庭的孩子們的衣著是多麼整潔。他們的父母決心作出必要的犧牲。在東米德蘭地區的城鎮中，人們自力更生和獨立生活的精神很強，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是這樣。這意味著他們永不脫離這裡的居民隊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獻出能夠捐獻的東西，格蘭瑟姆的居民群體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體會到，格蘭瑟姆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沒有階級分野和階級衝突的意識。即使是在大蕭條年代，也有許多東西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個因素。而且我們家和許多家庭一樣，為帝國感到極為驕做。我們感到，帝國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帶到其他國土、否則，那裡的人永遠無法得知這些東西。對於那些處於偏僻地區的國家和大陸，我曾經充滿浪漫的幻想，幻想我們英國人能夠帶給他們什麼好處。童年時期，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傾聽一個衛理公會的牧師講述的故事。他說他在中美洲的一個部落工作，那裡非常落後，他們沒有文字書寫他們的語言，他為他們創造了文字。後來，我認真地考慮過去印度當文官。在我看來，印度帝國是英國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對在英國當文官沒有興趣。）當我與父親討論這個問題時，他說，當我真的參加印度文官隊伍時，也許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復存在。事實表明，他的話大有預見性了。
至於國際形勢，任何人關於３０年代的記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後來事件的影響，兒童的記憶也是如此。但是，我記得，我的父母對國聯的軟弱表示不安，因為當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亞遭到意大利入侵時國聯沒有給予支援。我們對獨裁者極不信任。
當時我們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瞭解不多。但是，我的父親與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們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應該支持法西斯政權，認為這是打敗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我的父親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他相信，自由社會比這兩種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樹立了這種信念。在宣戰之前我們對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電影院觀看新聞短片時，對黑衫黨大搖大擺地遊行集會感到厭惡，而且很不理解。這與我們的溫文爾雅自我約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過閱讀我們還瞭解到大量關於法西斯政權的野蠻和荒謬的事實。
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認為與獨裁者的戰爭不是一種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應該避免這種前景。在我們的閣樓裡有一大批雜誌，其中有一些關於大戰的著名照片，一隊英國士兵被介子氣毒瞎了眼睛，他們正在走向治療站，每個人都把手搭在前邊人的肩上，由前邊的人領路。懷著最好的希望，我們作了最壞的準備。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簽訂慕尼黑協定時，母親和我就買了許多碼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親投入大量精力組織鎮上的防空。後來他說，"ＡＲＰ"（防空措施的英文縮寫）代表阿爾夫?羅伯茨的煉獄（他的名字的縮寫）。由於防空耗費了他的大量時間，他沒有時間幹其他事了。
３０年代影響最為廣泛的神話也許是這樣的說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為熱衷綏靖政策，從我自己在一個政治上高度右傾的家庭經歷來看，以及從我的記憶中當德國人已經進入布拉格時工黨實際上怎樣投票反對徵兵來看，我都不能吞下這種觀點。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當時的綏靖氣氛是很濃的，人們的政治觀點受到局限。
這個問題影響的廣泛性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選中表現出來。我當時１０歲，在這次大選中從政治方面得到了鍛煉。事實將會表明，我們的家庭本來就是一個熱心政治的家庭。儘管這裡邊蘊含著嚴肅的義務感，政治也是樂趣。我當時還大小，不能為我父親竟選市議員作宣傳。但是，我得到一項工作，折疊那些鮮紅的宣傳保守黨候選人維克托?沃倫德爵士的傳單。傳單上的紅顏色染到我的濕潤的手指上。有人說，"那是沃倫德夫人的口紅。"維克托爵士的當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堅信不移。選舉那天，我的重要任務是在保守黨委員會辦公室和投票站（我們的學校）之間來口傳遞投票情況的信息。最終，我們的候選人當選了，儘管我們的多數票從１６０００減少到６０００。
我當時不理解關於重整軍備和國聯問題的爭論。那次竟選很艱苦，面對著"為和平投票"積極分子的競爭，而且還有阿比西尼亞戰爭這個背景。後來，當我十幾歲時，我經常與其他保守黨人激烈爭論，鮑德溫在竟選中是否誤導了選民，人們普遍認為他沒有告訴選民國家面臨的危險。事實上，要不是國民聯合政府在那次選舉中重新當選執政，就根本談不上重振軍備應該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黨上臺，很可能會做得更差。國聯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戰的爆發。
我們對１９３８年簽訂的慕尼黑協定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反對綏靖政策的人都有這種感受。當時，人們被推向兩個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他的意圖相當清楚，特別是我們家庭有親身感受。希特勒取締了德國的扶輪社，我父親一直認為這是扶輪社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我們得知，獨裁者不能容忍組織市民社會的志願組織，如伯克的"小隊"，也不能容忍法律範圍內的個人權利。若契醫生屬德國血統，可能是鎮上最好的醫生了。他從德國得到不少消息，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又與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對希特勒有自己的認識。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魚片的店，我經常去買我們家星期五的晚飯。在那裡排隊的人常常組成一個很好的論壇。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希特勒。有一個人說，希特勒至少使德國人有了一些體面，而且使火車正點了。我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一些年齡比我大的人感到震驚，而且無疑有些惱怒。開店的女老闆笑著說："哦，她總是不停地辯論。"
我們家庭特別瞭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待。我們學校鼓勵學生與外國學生建立筆友關係。我的筆友是一個法國女孩，名叫克萊特。天啊，我沒有與她保持聯繫。我的姐姐的筆友是一個奧地利猶大人，名叫愛蒂斯。１９３８年３月發生了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事件。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給我的父親寫信，問我們是否能夠照管他的女兒。他已經清楚地預見到事態的發展。我們得經營商店，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獨自承擔這份責任。但是我父親得到格蘭瑟姆扶輪社的支持，愛蒂斯來到我們鎮，到各家輪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與她的親戚住在一起。她１７歲，個子很高，很漂亮，穿著很講究，一看就是來自小康家庭，英語也講得很好。她告訴我們在反猶太人政權下猶太人的生活狀況。她講述的一件事牢記在我的心中：猶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們希望結束希特勒的邪惡，如果必要，訴諸戰爭也在所不惜。從這一點來看，慕尼黑協定沒有什麼值得驕做的。我們知道，由於慕尼黑協定，英國默認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５０年後，我作為首相訪問捷克斯洛伐克並在布拉格聯邦議會講話。我說："１９３８年當災難性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消滅了你們的獨立時，我們沒有支持你們。雖然丘吉爾很快就廢棄了慕尼黑協定，但我們仍然保持著羞恥的記憶。"當英國參與放棄其他國家的領土時，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時，我們記得當時英國和法國毫無準備打一場大戰的可悲處境。在慕尼黑危機期間，戰爭一度似乎是那樣臨近，當宣佈危機得到解決時，我們感到松了一口氣，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國的宣傳欺騙了，相信希特勒在保衛受捷克人壓迫的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如果那時開戰，我們不能得到全體自治領的支持。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國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部分，這時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綏靖政策是一場災難，為挫敗希特勒的野心，必須打仗。甚至那時，工黨在下一個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對徵兵。在格蘭瑟姆也存在著強烈的反戰情緒：衛理公會的許多人反對１９３９年５月的政府徵兵。而且，一直到戰爭爆發甚至爆發以後，和平主義者還在鎮上宣傳他們的主張。
戰爭還是很快降臨到我們的頭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國入侵波蘭。９月３日星期天上午１１點，按照英國的最後通碟，德國人應該撤兵，我們守在收音機旁，翹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絕撤兵。這是我記憶中我青年時期唯一沒有去教堂的一個星期天。內維爾?張伯倫從唐寧街１０號的內閣辦公室現場播出命運攸關的講話。他告訴我們戰爭開始了。
到這時，人們自然會捫心自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般田地。我父親每週從圖書館借出兩本書，一本"嚴肅"的書，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說，我母親看。結果我發現我讀的書是我這個年齡的女孩一般不讀的書。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歡讀什麼書，即關於政治或國際事務的書。例如，我讀了約翰?斯特雷奇的《即將來臨的奪權鬥爭》。這本書最早於１９３２年出版，預言資本主義不久將被社會主義代替。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感到這本書激動人心，內容新穎。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養註定我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人。不管我讀多少左翼書籍，不管聽多少左翼評論，我的政治信仰都沒有猶豫。我這麼說可能不時髦。但我對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儘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們對自己的立場和所持立場的理由內心常常受到衝擊，儘管是許多年後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學的背景。就此而言，現在看來我是不同尋常的。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左翼主導著政治議程，儘管丘吉爾在戰爭期間領導政府時這一點被掩蓋起來。這個時期出版的許多書表明了這一點。左翼把右翼說成綏靖派，而且宣傳得相當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維克托?戈蘭茨的左翼讀書俱樂部，即所謂的"黃顏色的書"。有一本書影響特別巨大：《罪人》，是與邁克爾?富特合寫的，作者化名"凱圖"，此書於１９４０年敦刻爾克撤退後不久出版。
１９３８年秋天慕尼黑協定簽訂後，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暢銷書《武器還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遊歐洲，去了奧地利（在納粹控制下），後來去了德國，正是希特勒全勝的時期。有報道說，德國一家全國性的報紙編輯告訴他說，"德國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條件的和平。"這本書結尾時是這樣描述的，"２０００人的整齊的腳步聲"喚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從窗戶向外望去，在霧氣彌漫的黎明中，"納粹德國已經行動"。
同一個主題更具新意的書是道格拉斯?裡德的《狂妄場》。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裡德親眼目睹隨著納粹影響的擴大猶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寫了納粹領導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時怪僻，有時失態，有時詭計多端。他分析並淋漓盡致地譴責了英國和法國採取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的綏靖政策。這本書寫於奧地利被吞併的前夕，具有很強的預見力。
德國共產黨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簡?沃爾廷為筆名寫了《走出黑夜》。未來的國會議員丹尼斯?肯道爾把這本書借給我的父親，讀起來晦澀難懂，父親不讓我讀，把書藏在書櫃裡。但他沒有成功，當他出去開會時，我從書櫃裡取出來閱讀。的確，這本書不適合一個１６歲的女孩閱讀。裡邊充滿了關於實行極權主義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許多性虐待暴力場面，作者的權威性使人讀起來更加不寒而慄。受害者遭受納粹的虐待是駭人聽聞的，這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主題。
美國人赫伯特?阿加所寫的《輝煌的時代》，對我有著特別大的影響，該書於１９４４年出版。這本書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墮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發跡並導致了此後的戰爭。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還有不少關於左翼社會行動的描述，對於後者我並不太喜歡。對我來說，該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表述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反希特勒鬥爭具有捍衛文明和人類命運的意義，這一點超越了國家利益、勢力範圍、原料的獲取或者其他強權政治的衝突，儘管這些衝突也有重要意義。
阿加還寫道，作為戰後必須進行的道德復興的一個部分，必須解決他所說的"黑人問題"。在此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一問題。儘管我訪問倫敦時看見過黑人，但在格蘭瑟姆沒有黑人居住。我們的朋友曾經邀請兩個駐在格蘭瑟姆的美國兵來喝茶，一個白人，一個黑人。他們吃驚地發現，那兩個兵之間關係緊張，甚至互相敵視。事後當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這件事時我們也同樣感到吃驚。這類偏見我們簡直是從未經歷過，也難以想像。
正如身處戰爭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樣，我閱讀了巴巴拉?卡特蘭德的《羅納德?卡特蘭德》。這本書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個年輕的充滿理想主義的保守黨議員，他一直反對綏靖主義，於１９４０年在敦刻爾克戰役中陣亡。這本書就許多方面來說是她寫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書。這是留給那些堅信進行這次戰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確的人們的一份有力的遺囑。主人公在短暫的一生中，思想認識始終如一，這是我永遠欽佩的。但是，關於人們在這場戰爭中蒙受的恐懼和苦難的道德意義。或者就我們在格蘭瑟姆的家來說，伴隨著戰爭我們在物質方面遇到的單調與匾乏，理查德?希拉裡的《最後的敵人》也許是最好地傳遞了這一信息，人們讀了久久不能忘懷。作者是一位年輕的飛行員，他描述了這場戰爭如何奪去了他的許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也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時把這場鬥爭描述成人們內心的一場鬥爭。這是一場爭取正常的稍好一點的生活的鬥爭。
從大戰中過來的一代人與理查德?希拉裡不同，他們有一種撥亂反正的願望，包括對他們自己，他們的國家以及全世界。後來我在與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發現參加過大戰的人都發生了變化。人們經常不太理解的是，戰爭對像我這樣的人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果說不像親身參戰的人們那麼深刻的話。我的年齡使我足以能夠理解戰爭中發生的事件，但又沒有親身服兵役。在戰爭中長大的一代人是嚴肅的一代。但我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戰爭中的災難，因此受的影響也不一樣。例如，對我的影響就不同於其他許多人。他們認為戰爭的"教訓"是國家必須在國民生活中起首要作用，而且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都要喚起集體行動的精神。我從不這樣認為。
我吸取的"教訓"截然不同。第一點，戰前格蘭瑟姆人們的生活是體面而健康的。他們的價值觀念是由全體居民，而不是政府鑄造的。第二點，既然像德國這樣一個篤信基督教義、富有文化傳統的發達國家也能夠淪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該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東西而不予重視，它必須不斷培育，也就是說正直的人們必須維護他們的信念。第三點，我得出了一條顯而易見的政治結論，對獨裁者的綏靖導致了戰爭。這種思想來自認識錯誤但動機良好的人們，如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的和平主義者，但也來自動機不良的人。不管大事還是小事，離開常識是不行的。最後，我必須承認，我有這樣的愛國信念，有了如同我們從無線電廣播中聽到的溫斯頓?丘吉爾這樣的領導人，英國人民幾乎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１９４３年我去牛津前，．我們在格蘭瑟姆過的戰時生活應該說與無數的其他家庭相類似。在服務餐廳等場所總有這樣那樣的志願工作。我們想的是前線，我們如饑似渴地瞭解每一條能夠得到的消息。我們自己較為安全，對此充滿感激之情。但我們知道，我們實際上被置於旁觀者的地位。然而，我們也遭受了轟炸，我們鎮一共遭到德國人２１次空襲，７８個人喪生。鎮上的軍火工廠——英國製造與研究公司是一個明顯的目標。這家工廠於１９３８年來到該鎮，地處北大路與北部鐵路的樞紐地帶，我們家離鐵路線不過幾百碼。我的父親晚上經常出去擔任防空值班員。當空襲來臨時，我們躲在桌子底下，警報解除後爬出來。我們沒有花園，所以室外沒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們正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德國飛機來了，我們帶著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樹底下躲避。１９４１年１月我們鎮遭到轟炸後，我問父親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壞的情況，他不讓我去。在那次空襲中２２個人被炸死。我們非常擔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裡爾，她日日夜夜地在那裡的整形外科醫院工作。伯明翰遭到嚴重的轟炸。
實際上格蘭瑟姆當時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我那時不知道。轟炸機第五指揮部就駐紮在這裡。許多轟炸德國的計劃就是從哈羅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來的。他們的軍官餐廳在埃爾默街的埃爾姆廳中，我上學時經常路過這裡。達姆巴斯特式飛機從格蘭瑟姆附近起飛。我的父親曾經遇見他們的飛行中隊指揮官蓋?吉布森。我一直認為戰爭初期駐紮在格蘭瑟姆的哈裡斯轟炸機部隊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我仍然記得戰爭結束時溫斯頓?丘吉爾寫給哈裡斯的信：
在歷時兩年多的時間裡，轟炸機司令部單槍匹馬把戰爭打到了德國的心臟去，給被佔領區的歐洲人民帶來希望，使敵人嘗到了正在起來奮勇抵抗的人們的威力。
你們的全部軍事行動都經過精心巧妙的策劃，你們執行任務時面對著拼死的抵抗和驚人的危險，為最終打敗德國做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你們的軍事行動表現了飛行人員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揮下的指戰員的高度責任感。我相信，轟炸機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將作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務的楷模永遠銘記在人們心間。
溫斯頓?丘吉爾
在戰爭的年代，至少在格蘭瑟姆政治並不是靜止的。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急劇地改變了左翼對戰爭的態度。和平主義者的聲音驟然沉寂下來。英蘇友好組織迅速發展。我們出席了在市政廳舉行的英蘇友好晚會，儘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會介紹了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間俄國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難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這些介紹對我們影響很大。
現在可以看清，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進攻俄國以及日本人襲擊珍珠港使美國於１２月參戰，這些事件播下了德國最終失敗的種子，但當時傳來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別是在１９４２年初。幾乎可以肯定他說，這對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７日格蘭瑟姆的補選結果有影響。那次補選是由於維克托?沃倫德晉爵為布倫蒂斯菲爾德勳爵進入上院並成為海軍發言人後出現空缺。我們的鎮成了在戰爭期間第一個拒絕選舉政府提出的候選人的選區，這種標新立異的可取性令人懷疑。丹尼斯?肯德爾作為獨立人士與保守黨的候選人阿瑟?朗莫爾爵士競選。肯德爾的競選活動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國馬克斯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強調，要全力以赴進行生產支援戰爭，這項工作需要由"務實"的人來推動。使我們吃驚的是，他僅以３６７票的多數獲勝。此後保守黨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細分析為數不多的幾次補選，我們應該察覺到，１９４５年社會主義者有可能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我通常很少參加競選活動，因為我在緊張地準備入學考試，我希望能夠到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學習。晚上我得拼命地學習拉丁文，它是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我們的學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運，我們的新校長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學學者，她在男校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師。她還借給我書。有一本教科書是她父親寫的。緊張的準備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來愈令人沮喪的關於戰爭的消息，特別是在遠東蒙受的一系列打擊，如馬來亞失陷，威爾士王子號和抵抗號沉沒，香港和新加坡淪陷，從緬甸撤退，日本人對澳大利亞的威脅等。１９４２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與我的父親散步入我問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結束戰爭；他非常鎮靜他說："我們不知道如何結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但沒有疑問，我們必將勝利。"
儘管我為進入薩默維爾學院做了努力，但沒有得到我所需要的獎學金。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我只有１７歲，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打擊。我知道，如果１９４３年我不能進入大學，我就只能讀一個為期兩年的"戰時文憑"，因為２０歲時我將應徵參加國民服役。但我沒有辦法，只好於１９４３年秋天進入六年級第三學年並成為學校的兩個女監護之一。突然，來了一封電報，１０月份薩默維爾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位子。有位新生沒有去註冊。這樣，我突然發現面前展現出一個令人激動而又艱巨的前景，要離開家，這幾乎是第一次，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 牛津寒窗初涉政壇
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在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這個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討人喜歡。新生通常是在１０月的彌霧中邁入校門，在這裡度過從米迦勒節開始的學期。校園星那些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規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築特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顯得冰冷而森嚴——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我是在隆冬的嚴寒中到薩默維爾去參加牛津入學考試的。在第一個學期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對前去就讀的學院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對整所大學的全貌更談不上什麼瞭解。我來到薩默維爾，開始了第一學期的生活，很想家，對新環境也不知深淺。薩默維爾常會使人感到震驚。對於它的外觀，最好的評語大概只能說是樸實了，許多不太好奇的人雖然從那裡過路，也許不知道那裡就是薩默維爾學院。但誰能想到，院子裡邊竟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對而立，掩映成趣，頭兩年我住在學校裡，從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裡去。過了一段時間，掛起一兩張照片，擺上一個花瓶，後來又從格蘭瑟姆帶回一隻舊扶手椅，這些東西多多少少讓我感到那些房間是屬?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兩個朋友合住在華爾頓街。
牛津和薩默維爾雖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卻都深深地打上了戰爭的烙印。儘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發動機廠，後來又成為一個飛機修理中心，但不知為什麼，牛津從未遭到過轟炸，不過，像其他地方一樣，整個鎮子和學校都實行了燈火管制（從１９４４年開始實行燈火管制），而且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種種影響。塗了顏色的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準備了許多大儲水罐供救火時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薩默維爾東院裡就有一個。配給我們的東西多數直接發放到學院。我很少應邀出去吃飯，但還是感到食堂的飯食平淡無味。有時我會拿剩下的一點餐券買些果醬和其他東西。我不再往茶裡加糖了，這是這種簡樸的生活為我的健康和體型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好處——許多年以後，我甚至放棄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實在牛津時也並沒有許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熱水也有嚴格的限制，例如規定浴缸裡的水不得超過５英寸——在５英寸處有標記線。儘管在我的家庭裡，不潔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講衛生絕不是兒戲，我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這一規定。那時我們並不想抱怨，畢竟，我們都算是幸運兒了。
再者，儘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我的一個表兄去倫敦上過大學——但我是羅伯茨家族裡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儘管我的父母不露聲色，但我知道，他們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學前我對牛津大學的瞭解遠不及我的很多同齡人。但我認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為，那麼牛津就應是我始終如一的追求，沒有必要降格以求。我們本地的諾丁漢大學是一所出色的學校，而且它的理科專業相當不錯，但我從不為它所動，儘管諾丁漢大學更靠近我的家、我的親人和朋友。牛津大學對我還有一種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學院制度，這種制度至今對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學由若干學院組成，但大學也有一些中心機構，比如博德林圖書館。那時大學生的生活主要在學院內（在這裡吃、住，並接受許多輔導課），其次是其他一些機構，比如教堂和社團，而這些機構又有它們自己的天地。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不同，作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動自然更多地穿梭於學院的眾多機構和役施中間，比如化學實驗室。儘管如此，從我的大學經歷中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就應該鼓勵他們融入人的小群體中，而不是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間倘徉。
戰爭時期對大學生活氣氛影響之深也許我們這些在校生最有體會，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很年輕，只有十六、八歲，而在這樣的年齡、長一歲無論在觀點還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後來，從１９４４年開始，牛津的氣氛隨著因傷病退役的軍人的歸來再次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是來完成一個縮短的戰時學位，或是開始一個完整的學位。他們有太多的經歷，我們對此望塵莫及。基普林在《學者》中曾這樣描述那些大戰後返回劍橋繼續學業的海軍軍官：
他們曾歷經磨難，再也不願回首，那無數激流險灘；
如今整個世界都欠他們很多，他們也開始享受些許，生活的甘甜。
我離開牛津的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們的見識比我要廣得多。戰爭結束時，牛津彙集了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從中受益匪淺。
起初我是自我封閉的。在這種全新的環境裡我感到羞怯和無所適從。我依然堅持在格蘭瑟姆的習慣，獨自長時間散步，環繞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學公園，沿著查韋爾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獨處的樂趣，陶醉于萬般思緒之中。不久，我便開始能夠體味牛津的生活樂趣了。我在牛津的頭幾年恰逢戰爭接近尾聲，因而也許並不奇怪，我的樂趣帶有新教徒的特點，這是我從格蘭瑟姆帶來的。我是衛理公會研究小組的一個成員，這個小組經常舉辦或參加茶會。我母親給我寄些糕點，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點廠"排隊，等候一小時左右，為周日購買茶點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指揮的巴赫合唱團，該團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稱要廣泛。我們在謝爾登劇院上演的《馬太受難曲》尤其使我記憶猶新，這個劇場似乎是雷恩專為這個節目設計的。我們也唱過《伊戈爾王》，貢斯當?蘭伯特的《格蘭德河》以及雷爾斯特的《耶穌讚美詩》，有時我只是去聽，並不唱，我聽過凱瑟琳?費裡那在埃爾加的《傑隆修斯之夢》中的演唱。
隨著戰爭結束和軍人復員，牛津娛樂活動的節奏加快了。八漿划船比賽又恢復了，我去河邊觀看過比賽。就在這時。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時甚至喝一點兒酒（以前我只嘗過雪利酒，但並不喜歡，現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煙，同樣也不怎麼喜歡，雖然我知道如果堅持吸下去的話我會品出味道來的。我決定不吸煙，把錢省下來每天買《泰晤士報》。我第一次參加校慶舞會，像歌中唱的那個女孩兒一樣通宵達旦跳個不停。我在老劇場和新劇場觀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那時正上演一些克裡斯托弗?弗賴的早期作品。）我還觀看過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學戲劇社的演出，是在學院花園上演的，由牛津當時的時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於劇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臺上的肯尼斯?泰南與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來可以更豐富多采些，但我手頭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導師——總是樂於幫忙的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向學校建議，使我得到一點獎學金，我將入不付出。我還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幫助。如果當時我願意承擔一些教學任務的話，我會從這些機構中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從教的天賦，我確信（至今仍確信）好的老師需要有一種天才，而大多數人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事實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還在格蘭瑟姆真的教過一假期的自然科學，並掙得了買一輛自行車的錢，這在格蘭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則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蘭瑟姆任教時，巴黎解放了。校長召集全校大會，宣佈巴黎又自由了，並告訴我們勇敢的抵抗運動戰士如何起義，打擊德國佔領軍，幫助盟軍，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明顯，我們正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我不再為沒能為戰爭做更大的貢獻而感到那麼內疚了；我與所有英國人民一樣為法國抵抗運動為法國挽回榮譽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許那時我們對抵抗運動的普遍存在有些誇大其辭，我們中間流傳著這類故事，諸如德國士兵走進咖啡館時，裡面的顧客會輕輕敲打杯子，用莫爾斯電碼敲擊出字母Ｖ，代表勝利，當然每個真正的法國人都渴望自由，對此我們確信無疑。
此後，我開始埋頭學習。多蘿西?霍奇金致力於調光晶體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擁有這樣一位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天才的教師對學院來說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學會的會員，後來為盤尼西林——第一種抗菌素——分子結構的發現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此她獲得了１９６４年的諾貝爾獎。（盤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學前兩年在薩默維爾附近的拉德克利夫醫院發現的，並且在那裡做了早期實驗。）在我大學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後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由多蘿西?霍奇金指導，我與一位德國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簡單的蛋白質短桿菌肽Ｂ，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學課程所必需的研究項目。在宇宙俱樂部和科學俱樂部我也遇到過其他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聽過許多知名科學家的講座，其中包括Ｊ?Ｄ?伯納爾，他的政治觀點與當時很多科學家一樣相當左傾，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把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師生關係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年輕人進入大學後，一方面由於接觸了懷疑論，一方面出於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們的信仰。我從未感到過這種危機。衛理公會使我有了穩固的錨地，當然還使我有了與我觀點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衛斯理紀念堂做禮拜。那裡有一種格蘭瑟姆那樣的社交氣氛：一種溫馨、冷靜而又令人愉快的社會生活。在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裡，這對我是多麼重要。這所教堂有個非常活躍的學生聯誼會。星期天晚禮拜後，通常在牧師家裡舉辦大型咖啡聚會，那時會有對宗教或其它問題的熱烈討論。偶爾我也去學校的聖母瑪麗亞教堂，傾聽一場別具一格的大學佈道，儘管那個教堂籠罩著某種"一本正經"的拘謹氣氛，使它成為一個冷冰冰的宗教活動場所。有時我去學院附屬教堂，特別是如果海倫?達比希爾小姐佈道，我一定會去。我剛到時她是學院院長，也是研究米爾頓和伍茲沃斯的傑出學者。
總的來說，我不去聖公會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對宗教知識的全面瞭解卻更多地受聖公會祭司長Ｃ?Ｓ?劉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響；他對我們這一代許多人有巨大影響，我受他的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的廣播、佈道和文章是精煉的語言與深邃的神學的結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魯塔普書簡》中，他以無與倫比的機智和具有說服力的語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類自身的弱點。在《人類的毀滅》以及《純粹的基督教》的開頭段落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把深奧的自然規律闡述得如此通俗易懂。我最難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純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電臺演講）對我的影響。這篇講話觸及到當時基督教徒的行為與其口頭宣稱的理想嚴重脫節的實質。Ｃ?Ｓ?劉易斯的一個觀點是：基督教的行為準則不僅僅對那些聖徒有約束力。他這樣寫道：
完美的行為如同行車中的換擋一樣難以完美無缺；但人類這架機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為理想這是必要的，正如汽車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機都能做到完美的變速一樣。
同樣，我得益於他對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則的論述，這一原則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對於仁慈原則的崇高性，劉易斯並沒有批駁或貶低，而是列出了什麼不是仁慈，這對我們幫助很大：
……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這是什麼意思？我必須像愛自己那樣愛他。那麼確切他說我是如何愛自己的呢？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發現我對自己並沒有喜愛的情感，甚至對我個人的生活圈子也並不總是感到滿意。那麼很顯然，"愛你的鄰居"並不意味著'喜歡他，或'認為他有吸引力，……對自己的某些所做所為，我可能會感到恐懼和厭惡。那麼很顯然，我也可以憎惡敵人的某些所做所為……所以，基督教義並不要求我們減輕一絲一毫對殘忍和不仁行為的痛恨……即使當我們斬殺、懲罰敵人時，我們必須儘量設身處地地想問題——但願他不那麼壞，希望他在今生或來世可能會得到拯救，實際上就是祝他好。
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這些話無疑具有特別深刻的含義。
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學生對國家的主要貢獻莫過於刻苦學習，獲取知識，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隴望蜀。但我們還是想儘量多做一些實事。就我而言，每週一兩個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軍隊食堂服務。來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國士兵和美國航空兵是我們的常客。那裡悶熱潮濕，雙腳也吃了不少苦頭。但這項工作也很有趣，那裡總是賓客滿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１９４４年７月諾曼底登陸的報導帶來的是恐懼和憂慮。我的那麼多同齡人在無遮掩的沙灘上進行殊死拼殺令我們深感不安。也許這時是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錯了。
實際上歐洲戰場的戰爭一年之內即將結束。儘管還有巴爾格戰役和昂合姆的悲劇，工作重心在緩慢地轉移，人們開始為和平的到來作準備。我把時間越來越多地用於和平時期的活動，政治活動是其中的一項。
牛津入學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該協會成立於２０年代，由基思?法伊林發起。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學者，保守黨的歷史學家，後來寫了《內維爾?張伯倫傳》。那時全國約定戰爭期間各黨派停止政治競選活動。這一約定雖然並沒有直接影響到高校政治活動，但實際上牛津的政治活動比３０年代平靜多了。儘管這樣，保守黨協會的各種活動迅速成為我生活的核心。當時牛津大學學生協會不吸收女性會員，但我有時去那裡旁聽。眾多演講明星就各種各樣的問題展開辯論，大到世間大事，小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雞毛瑣事。但牛津大學學生會鼓勵那種華而不實的辯論風格。我大概永遠不會成為那樣的辯才，我更喜歡我們協會那種更為嚴肅的法庭式的實實在在的辯論。協會還為大家提供了一個相互結識和交友的網絡。那兒的一些同事們的經歷表明，這個論壇的確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動培養了大批人才。在這些活動中，我結交了一些朋友。隨著日月的流逝，這些朋友就像安東尼?鮑威爾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屢屢反復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其中愛德華?博伊爾是與我關係較為親密的一個。他在那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圈子裡斡旋，輕鬆自如，而我只不過略知一二。但對於政治我和他一樣興趣濃厚，嚴肅認真。當時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議員的兒子，十分富有且受過良好的教育。作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的觀點與我的帶有鄉土氣息的中產階級保守主義觀點相吻合。後來我們在政見上分道揚鑣，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後一學年認識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為《泰晤士報》的知名編輯。我同威廉的關係始終不如同愛德華那麼密切，這個人讓人覺得他拘謹的外表下透出某種堅毅，似乎生來就屬?高層次。
聞名邏爾的自由党人羅賓?戴同愛德華一樣，是牛津學生會的頭面人物。我們後來在同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人們有時會想，牛津學生會的優秀天才適合幹什麼呢？羅賓?戴開闢了一條路子，他投身于電視訪談。此後我們在工作中狹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時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稱：尊貴的安東尼?韋奇伍德?本。我們兩人的意見總是相左，但他辯論時總是彬彬有禮，言辭有力。他是個愛國者，隨著社會主義越來越落後於時代，他居然變得很傳統了。不過我們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們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諒。托尼當選學生會主席時，我還應邀去參加了慶祝會，他的父親斯但斯蓋特子爵也出席了這次慶祝會。托尼嚴守新教教規，慶祝會沒有準備任何酒。
還有一個辯才，名叫肯尼思?哈裡斯。他同愛德華?博伊爾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國舉辦了歷時數月的巡迴示範辯論。後來他在政治新聞界位居高職。我們曾多次會面，特別是在他為我撰寫傳記的時候。
作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一名幹事，我自然而然地參與了１９４５年的大選活動。在牛津，我忙於牛津市下院議員昆廷?郝格的競選活動。此後，我返回格蘭瑟姆幫助空軍少校沃思競選，他想戰勝並取代當時在位的獨立人士丹尼斯?肯德爾。
現在回想起來，未來會發生些什麼，完全應在我們的預料之中。由於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則因素，戰爭總是加強了國家的控制和主張加強國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認為，在軍隊中，人員的背景各異，而又空前地湊在一起，結果只能導致社會良心的深切苦痛，人們因此要求國家介入並改良社會條件。他是在我們結婚後向我闡述這一觀點的。但不管怎麼樣，保守黨在戰時的幾次大選中普遍表現極差，總的看來，我們的得票率呈下降趨勢。當時沒有人注意民意測驗結果，其實民意測驗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如同我指出的那樣，敦刻爾克戰役後，左翼勢力很成功地將綏靖政策全部歸咎於保守黨，並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爾同他所領導的党疏遠開來。人們忘記了，工黨甚至曾經反對鮑德溫和張怕倫進行的有限軍備建設。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產生影響，應戰時局勢需要而實行的集中控制經濟使許多人養成了一種本質上屬?社會主義性質的思維和心態。眾所周知，軍隊中左翼知識分子們通過軍隊教育小組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奈傑爾就此曾評論道："這是唯一的一個在勝利的旗幟下參加大選的軍團。"在國內，電臺的播音員們諸如Ｊ?Ｂ?普利斯特利的播音聽起來熨貼入耳，實則是沿著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義的解釋。誠然，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黨由於全神貫注於戰爭的緊迫任務，許多國內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務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聯合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手中。丘吉爾本人希望國民政府至少能維持到日本被擊敗以後，考慮到蘇聯日見增長的威脅力，也許還要維護更長時間。但是工黨另有打算。不難理解，它希望沿襲它的集體主義衣缽。
因此，到了１９４５年，我們保守黨人便面臨著兩大嚴重問題，後來局勢表明也是無法克服的問題。首先，工黨在對他們有利的問題上與我們展開爭鬥，並總是勝我們一籌。大約兩年多來，丘吉爾在談論戰後"重建"的問題。作為此項計劃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們在我們的競選宣言承諾執行１９４４年《就業白皮書》中的所謂"充分就業"政策；一項大規模的建房計劃；接受自由黨著名社會改革者貝弗裡奇勳爵提出的國民保險福利的大部分建議以及一項全面的國民醫療保健計劃。另外，我們無法理所當然地獲得戰爭勝利的榮譽（到這時為止這樣說對保守黨是合適的），更無法去聲討工黨的不負責任行為和極端主義做法了，因為艾德禮及其同事們從１９４０年起就同政府內的保守黨人並肩合作。畢竟無論如何，舉國上下都為戰爭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坐在薩默維爾學院的公共教室裡收聽丘吉爾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競選廣播時的情景，他的講話實際上在說社會主義需要"某種蓋世太保"來強制執行。當時我想，"他走得大遠了"。儘管社會主義和強制之間從邏輯上講確實有聯繫，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這種論調是讓人無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競選會議上聽到過類似論調的政治辯論。我知道它會遇到什麼樣的駁斥，比如人那麼丘吉爾不在的時候，是誰在管理國家？是艾德禮先生。"我發現當時對這種論調的反應正是如此。
回到格蘭瑟姆，我成為保守黨候選人村級會議的"加溫"講演人之一。那時候，參加公眾會議的人比現在要多得多，他們希望他們的錢沒有白花。我經常是一個晚上在好幾個會上發言。現在回頭看看那時當地報紙對我發言的報道，絕大部分內容我仍然是贊同的。比如德國一定要實行非軍事化，受到審判。英國要與美國合作，也要和蘇聯（就不那麼現實了）合作。不列顛帝國，這個全世界有史以來各民族最重要的一個群體，永遠不可解體。（這或許也不太現實-但我對不列顛帝國未來的看法在大戰勝利後並不鮮見。）我呼籲人們支持保守黨的主要論據是如果選擇保守黨，我們就能讓丘吉爾繼續負責外交政策。事實上，如果丘吉爾能任職到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會議之後，戰後世界看起來或許至少會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學保守黨學生會的許多成員一樣，我聽了保守黨中央總部的斯特拉?蓋特豪斯夫人講的關於公眾講演的課。她強調表達要簡明，盡可能少用專業術語。其實在選舉會議上，當你從來不知道候選人到達之前你要發言多長時間的時候，有一點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對我個人來講，最有價值的經歷還是當一個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聽眾提問時，這時我不得不獨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它在很長時間裡影響了我對福利的看法，我記得他問道："就因為我節省了一點自己的錢，就不給我'援助"。如果我把錢都花光，他們就會幫助我了。"這是對新福利國家不久就要擺在政治家面前的艱難選擇的一個早期警告。
投票日過後３個星期，海外選票和服役人員的選票已經送回英國，這時我來到斯萊福德的計票站。在我們等待格蘭瑟姆選舉結果的時候，關於其他地方的選舉結果陸續傳來一些消息。情況很糟糕，並且越來越壞，工黨占了壓倒優勢，保守黨內閣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擊敗。不久我們自己的候選人也失敗了。我感到很震驚也很難過。我回到格蘭瑟姆，在"電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結果顯示出來。情況並沒有好轉。我只是不能理解選民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丘吉爾。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為他是保守黨的鐵杆支持者，我對他說這個壞消息如何使我震驚。可是他一點也不震驚。相反，他說他認為這是個好消息。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當時我感到英國人這樣對待這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強有力地保障了他們的自由的人是可恥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說過嗎："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回頭看看，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工黨的執政，似乎是戰時在英國起主導作用的集體主義精神的合乎邏輯的體現。這種集體主義還要在英國盛行３５年——塑造並扭曲英國社會，然後在１９７９年那個"不滿的冬天"垮臺。當時，大家都清楚，需要對保守黨的原則和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們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都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一份由我和邁克爾?肯欽?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於１９４５年第三個學期合寫的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政策委員會的報告中，我們提到了這一點。這份報告並不比任何其他保守黨本科畢業生的論文包含更多深奧的觀點。它提到的兩個主題都是我們多次聽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並更好地闡述它。
這個建議可能有一些可取之處。也許關於保守黨"形象"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似乎已經迷路，儘管我們的政策具有連續性，但這些政策似乎都是專為有錢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們那份報告所說："保守黨的政策在公眾眼裡只是意味著一系列解決個別問題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領域裡與一些毫無道理的偏見和富有階級的私利聯繫在一起。"這種指責當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黨贏得了１９４５年大選，我們仍然會建立福利國家制度——當然，直接使用公共開支會少一些，並讓私營部門和自願捐助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當時認為保守主義就是維護既得利益、反對變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響力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我成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司庫，同月晚些時候作為牛津大學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倫敦的沃爾多夫飯店舉行的保守黨大學生聯合會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我非常高興，我講話支持更多的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士參與大學的保守黨政治活動，我感到我們有必要丟棄那些令人感到沉悶的、謹小慎微的保守黨觀念。這並不是說像社會主義者（並不很坦率地）聲稱的那樣我希望有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而是因為我確實沒有發現階級有多麼重要。每個人都可以給生活一些獨特的東西，而他們的責任就是去開發這些才能——各種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會議上所講的："我們都聽到了關於這個時代是普通人的時代的論調——但是請不要忘記也需要非同尋常的人。"我想或許本來還可以加上"婦女"二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我當選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主席，成為第三位擔任該職的婦女。那年夏天我通過了期末考試並開始了四年級的爭取化學學士學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較多的時間參加政治活動。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萊克普爾市召開的保守黨年會。我立即被吸收入黨。在格蘭瑟姆和牛津，成為一名保守黨員令人感到不同尋常。而現在我突然置身於有著與我同樣的信仰和對談論政治有著永不枯竭的熱情的數以百計的人們中間。
大會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氣氛。作為一個地位低微的與會代表，我意識到党的領導成員們，除党的領袖外，已經抵達布萊克普爾，準備把英國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英國的永存協調起來。參加１９４６年年會的一名敏銳的觀察家，伯特蘭?德朱維納爾這樣描寫我們的前座議員們：這些傑出的、智慧的優秀政治家們，他們自幼受到的教養是謹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禮貌的辯論方式。在內心深處，他們接受了１９４５年選舉失敗的結果。"這顯然不是普通黨員想聽到的。事實上，坐在台下的人們就公開表示了不同意見。第一天主席就拒絕了一項就哲學和政策問題進行一般性辯論的請求。登臺發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尋求共識的態度，大家對這種態度的反應並不熱烈。影子內閣部長們發現了我們的不滿，結果會議越開要求共識的調子也變得越強硬了。我的直覺與普通黨員是一致的，儘管我還沒有像此後幾年那樣從理性上形成對集體主義的批判觀點。
回到牛津後，我安排了許多人演講。道格拉斯勳爵（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極力主張支持歐內斯特?貝文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樂意給予支持。鮑布?布思比，一位頗有風度的出色演講家，攻擊莫斯科式的集權專制主義。戴維?馬克斯韋爾?法伊夫，其女兒帕梅拉當時也在牛津上大學，則抨擊國有化運動，主張財產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大學生俱樂部與牛津大學工党人士俱樂部進行的一場辯論中，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先進的"托利改革派"的觀點。戴維遜女士告訴我們在眾議院當一名唯一的保守黨女議員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安東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嘗雪利酒的過程中他征服了我們所有的人。每學期我們都要在牛津大學與其他政治俱樂部，尤其是與工党人士俱樂部一起舉行生動活潑的辯論會。那時，工党俱樂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東尼?克羅斯蘭和托尼?本這樣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況下，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學院舉行碰頭會，並事先在蘭多夫飯店款待演講者。就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與保守黨的大人物有了接觸。事實上，我與他們中的許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聯繫。
但就保守黨在全國範圍所持的整體立場來說，這類活動的意義是微不足道的，回顧過去，可以發現，當時的保守黨有兩種戰略可供選擇：要麼遷就當時的集體主義，但同時借助我們的體制，努力延緩左傾的腳步，盡可能減輕其影響，為個人選擇及自由企業的發展保留一些空間；要麼向集體主義全面開戰，設法說服公共輿論，使之相信１９４５年是國家既定道路上的一個錯誤的轉折點。事實上，保守黨試圖兩種做法同時並舉。雖然能聽到支持向集體主義開戰的呼聲，但與這一觀點相對立的觀點占主導地位，認為實用主義是保守黨重新執政的最佳途徑。
最能體現實用主義觀點的黨的文件是１９４７年５月發表的《產業憲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政策，實際上連續性和共識性是其基本主題，正如戰時１９４４年的《就業白皮書》是與凱恩斯主義（即強調用逆週期性的公共開支保持需求和就業，同時更注重正統意義上的效率、競爭和靈活性，把二者結合起來）妥協的產物一樣，《產業憲章》是總體主義與自由企業相妥協的產物。《產業憲章》維護經濟計劃、產業"夥伴關係"和工人"協商"制度，但它繼續強調有必要減少控制、減少公務人員和合理降低稅收。兩派的爭議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保守黨內繼續存在。《產業憲章》給我們某些啟示，它使我們黨得以保持團結。但這類文件無法使人熱血沸騰，對党重新執政也無關緊要。事實上，正是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敗，尤其是１９４７年２月的燃料危機和１９４９年的英鎊貶值，而不是保守黨的主觀能動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勢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產業憲章》這類文件謹慎地避開了最終擊敗社會主義的真正戰場。最終丘吉爾是對的。社會主義是否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需要一個"蓋世太保"還是只需要西方所採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專制工具、沒收式稅收、國有化和壓制性規章制度，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所嚮往的社會主義的程度。在減少經濟自由的過程中，如果社會主義者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底，這將意味著消滅一切自由。我本人對這一觀點包含的真理毫不懷疑。但是一些保守黨人很難接受這一論點。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我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這個主義，但對來自社會上層的保守黨成員們來說，則對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羅德?麥克米倫於１９３８年在他的影響很大的《中間道路》一書中所反映的豈不就是這種思想？他主張在大範圍的生產和服務行業中擴大國家調控和計劃職能。其他的保守黨人則對任何理論都漠不關心，他們竟把米爾所稱的"愚蠢的政黨"看作是一種讚美，因此，他們把Ｆ?Ａ?海克所寫的那本強烈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著作《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奉獻給"所有政黨的社會主義者"，就不足為奇了。我當時讀了這本書，後來又反復閱讀。
我不能說當時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義，只是到了７０年代中期，當基思?約瑟夫給我開列的閱讀書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現了海克的著作時，我才逐漸明白他提出的觀點。也只是到那時，我才真正開始思考他的論點。我的這種思考是從保守黨人認同的那種國家（一個法治下的規模有限的政府）的觀點，而不是從我們應該避免的那種因家（由官僚們隨意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出發的。在這個階段，在我看來，《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對社會主義所作的無可辯駁的批判是產生了影響的，海克認為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起源於１９世紀的德國社會計劃。他認為國家對"經濟或社會某一領域的干預會導致難以抗拒的壓力，要求將計劃進一步擴大到其他領域。在西方文明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計劃對其產生了深層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響——他提醒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海克直言不諱地指出了計劃社會的壟斷傾向，這種壟斷是各專業集團和工會必然要利用的。他們對社會保障的每項要求，無論是就業、收入或社會地位，都意味著特權集團之外的人不能享受這些利益，這就導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補償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最終都是輸家。也許由於海克沒有英國保守黨的背景，事實上他也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義者，所以在談論這些事情時他毫無顧忌，不像英國上層社會談論這些事情時顧慮重重，使他們的社會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獨特，而又不被眾人青睞，但在徹底批判社會主義方面他並非是獨行者。在這個時期，我還看過喜好辯論的記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達的內容，布朗根則用令人卻步的反語和尖刻的譏諷來表達。在１９４３年的《"人民"是誰？》一書中，布朗根的寫作方法是難以想像的。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我們的新主人》一書中，他不認為１９４５年的選舉結果只不過是因為大家都失去了常識。
（人民）被欺騙了，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他們願意受欺騙……他們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適度期望，而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他們為吃上蛋糕並擁有它而投了票，為了存些蛋糕以備雨天之用，然後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們為多拿錢少幹活，為了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們象凱紐特國王的朝臣們一樣投了票，這位國王坐在逐漸逼近的海浪面前，憑藉王室的權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讓他們自己選擇的最高統治者掌權。沒有人剝奪他們的權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眾對工黨的幻想破滅了，在他寫書時這種情緒已經表露出來。這是社會主義分子應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激起了人們那麼高的期望，而這種期望是無人能夠實現的，更別說那些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極巧妙地攻擊道："凡是斯達夫?克瑞普斯爵士試圖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裡連草都不會生長。"
布朗根還認為社會主義是導致無序與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蝕整個政治機構的毒藥。他認為工黨是一個"虛弱、愛抱怨的傢伙，由於它心靈放縱，對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現實，所以它不適合執政"。這些感受我們許多人都感覺到了，但這麼強烈地表達這種感情總的說來顯得不夠謹慎。
抵制集體主義的兩種可能的方式——漸進的和激進的——之間的對立，在我整個保守黨的政治活動中都時有表現。但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對我最具有影響的是有關國際方面而不是內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從廣播新聞中得知在命運攸關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在廣島投了一顆原子彈。這時我正在布萊克普爾市看望我姐姐（她已從伯明翰的矯形醫院轉來這裡）。在此之前，人們知道我們正處在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學習專業以及與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關的問題對我產生的吸引力，也許意味著我比大多數人更知道原子彈製造可能導致的事態發展。第二年，在美國出版的《用於軍事目的的原子能》一書中，我看到（大體懂得）非常充分的闡述。然而，儘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談，可我一聽到關於廣島的最初報告，就立刻意識到隨著原子彈的出現"這個世界就變樣了"。或者正如丘吉爾自己在其宏偉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說："它影響到二戰迅速結束，也許還影響到其他很多東西。"
核武器所蘊涵的全部科學、戰略和政治意義要在若干年後才能作出估計，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學一樣，它們還在不斷發展變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對人類和環境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很快就知道了。１９４６年冬天，我看了美國記者約翰?赫西關於廣島的報導，這篇報導最先刊登在《紐約人》雜誌上，後來作為企鵝出版社叢書出版。說來奇怪，與有關駭人聽聞的人體傷害、烈火、放射性塵埃和輻射引起的疾病的報導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從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澀而又甘甜的形象，它們的生長受到核彈輻射的畸形刺激。
我當天晚上在由布萊克普爾乘火車回家的路上對此事進行了反思，後來又看到有關的大規模毀滅的報導和照片。然而這些都未使我對使用原子彈的決策的正確性產生懷疑。我認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這主要是因為如果由盟軍襲擊攻佔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人員的傷亡損失。當時日本尚有２５０萬武裝人員。在沖繩之戰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瘋狂抵抗。只有盟軍的軍事技術優勢，才能今日本領導人相信抵抗是毫無希望的。這種優勢先在廣島後在長崎被證實了。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一周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投降了。當然，英國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進行了密切的配合，儘管戰後由於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１９５２年我們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丘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騙了。當美國總統將原子彈的消息"告知"這位蘇聯領導人時，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學家們加快他們的核計劃。
如果說原子彈引發了人們對英國在戰後世界中應扮演什麼角色的置疑，那麼印度的形勢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時我對丘吉爾懷有無限崇敬，我知道他強烈反對遷就印度民族主義主張的做法，這種主張體現在１９３５年印度管轄法中。印度的局勢在戰時急劇惡化，看起來，即使早期預想的給予自治領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緩解要求獨立的壓力。而且，當時的背景是戰後英國在世界的地位已大為削弱，雖然那時我們對這一點尚未充分認識到。我們獨自與希特勒戰鬥的兩個物質條件——在海外積累的巨額投資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龐大帝國——已經作為取得那場偉大戰鬥勝利的代價而失去或被極大地削弱了。
儘管如此，我的同齡人，甚至那些與帝國演變成聯邦關係密切的人，對印度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許多長輩們積極得多。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讀了兩本強調英國作用的書。這兩本書認為，英國不僅應是英帝國屬地內建立漣全的行政管理和人類公平的保證人，而且應是負責它們作為國際社會的可靠成員的出生、成長和成熟的助產士。
利奧?艾默裡的《關於憲法的思考》（在牛津發表的演講）強調通過自由合作確保帝國"思想和目的的統一"是極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時期，這種主張使我對以"帝國優先權"作為維護我們社會利益的一種方式的想法產生了興趣。
我還讀了艾爾頓勳爵的《帝國聯邦》，這本書把不斷發展的英帝國看成是統一與合作的典範：
向全世界傳播有組織的政治自由；三次從暴政專制下拯救了歐洲，兩次拯救了世界；結束了農奴制，並教其他國家也結束了它；不願得到土地，卻常常為了他人利益而擁有它；在逆境中學到智慧，擁有巨人的權力卻不象巨人那樣使用它……所有這一切使英帝國富甲天下，存在至今，並使它對全人類的感謝擁有充分的權利……也許世界從這個島國身上學到了自由的藝術，而它還沒有把統一的藝術教給世界。也許英國目前的苦難最終會使它適應那種角色。
回頭來看，其中很多說法是自欺欺人。我們不可能既賦予殖民地自由，同時又決定它們以後的前途。然而，在當時這些主張看上去似乎英國既有可能繼續扮演世界角色，同時又不背負帝國的負擔和罪惡。
１９４６年春天至１９４７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調查團到印度試圖與印度人就他們國家的前途達成共識，政府在分治的基礎上簽署了一項解決方案，在這段時期內我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我認為就這種解決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給予批評，但是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正確的，對英國、印度以及更廣泛的英聯邦來說其方向是進步的。毫無疑問，工党政府和蒙巴頓總督試圖走得更快。從悲劇的意義上講，這時爆發的內戰表明了英國的統治對保證印度的統一與和平的重要程度，在這場戰爭中一百萬人喪失了生命。
然而，這些想法與戰後的世界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在這個世界中，新的全球機構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歐洲殖民地帝國的前途極為有限。事實上，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成功地實現從一個穩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個穩定的後殖民地世界的轉變。像索馬裡危機一樣，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方自己無法建立秩序，對此國際機構也無良策，肯定沒有像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統治那樣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時對英國影響最為巨大並對我的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轉變，是蘇聯由戰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重要的是需要強調指出，此時西方大多數人對蘇聯的情況知之甚少。事實上，如果注意對其進行調查和報導，還是能夠瞭解到事實真相的。但是，一般說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沒有這樣做。一般而言，報紙也是如此。例如，《每日電訊報》對斯大林３０年代的清洗就沒有給以突出的報導，甚至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莫羅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之後，該報也只是奇怪地把蘇聯對波蘭東部的入侵說成是它與希特勒關係緊張的表現。
人們可以進行有力的辯護以減輕丘吉爾和英國在放棄中東歐問題上的責任。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丘吉爾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會晤，他在著名的半張紙片上寫下了共享巴爾幹半島勢力範圍的建議。丘吉爾本人也承認，這的確有一絲玩世不恭的"現實政治"的意味。他稱這是一紙"惡作劇的文件"。紙片上的內容顯然公開背離了１９４１年北大西洋憲章的原則精神。但承認了紅軍已佔領大部分東歐的現實，而且有可能有助於維護希臘獨立。丘吉爾至少意識到，在和紅軍對峙的形勢下，我方部隊的倉促撤退將會置德國的中部地帶于蘇聯控制之下，從而勢必使我們徹底失去對東歐命運施加影響的機會。而此時美國人還惜然無覺。
話雖這麼說，但承認現實與將現實合法化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合法化經常是把不合理的現象具體化。由此看來，在關於１９４５年２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問題上，棄權或投了政府反對票的保守黨人的做法是正確的，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員。在聽完德萊爾伯爵和達德利分別在泰勒瑞安學院對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講後，我由忐忑不安轉而開始反對該協議的簽訂了。當然，強迫蘇聯人尊重民主、尊重蘇占區的民族自決權是困難的，甚至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難理解，當時的美軍和英軍都疲憊不堪，傷亡較重，他們想告別戰爭帶來的恐懼，不願冒險去同舊時的盟友展開新的衝突。儘管如此，在我們內心深處都不準備遵守的協議上蓋上表示贊成的印章，而且還試圖迫使流亡國外的波蘭非共產主義政府去接受它，卻是錯誤的。
《雅爾塔協定》的簽訂引起了我對於共產主義軍事威脅的深思。共產主義現實上的其他一些特點也在我的腦海裡一點一點地聯繫起來。比如說，我讀過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書，該書對共產黨人主持的一次裝模作樣的審訊作了生動透徹的描述。
幾年以後，我任反對黨領袖時見到了凱斯特勒。我對他說，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並詢問他是如何想像出拉巴斯夫以及對其施加折磨的那幫人的形象的。他告訴我：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那些都是真實的。
由於我讀過這些書，不難想像我對丘吉爾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在密蘇裡州的富爾頓城發表的演說會作出什麼反應。當然，此次演說由於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警告而聞名於世，即："從波羅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特裡爾這一橫跨歐洲大陸的地區上，已經落下了一道鐵幕，在俄國人支配下的這些國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統治。"但在我看來，具有同樣意義的是，丘吉爾借此喚起人們去締造英美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它所蘊涵的"英美兩國人民傳遞給整個人類的'理想主義'的信息"。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兩個國家中的政治傳統和社會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現在看來，丘吉爾的那次演說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但在當時，它卻受到了北大西洋兩岸評論家們的嚴厲批判，認為它大肆叫囂戰爭論。不過沒過多久，蘇聯在希臘和東歐地區的意圖照然若揭，這些人的筆鋒也隨之而改變。
在獲得了一個二類化學學位、從牛津畢業之際，我對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已知之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瞭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係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見。簡言之，我長大了。這個神秘的過程把人們帶向種種顯赫的或者平庸的職業。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學生活即將結束之前，我回距格蘭瑟姆約１０英里的小村考比格倫參加了一場舞會。散場後，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處的廚房裡喝咖啡，品嘗三明治，像通常一樣，我談起了政治。我所談的某些內容，或者說是我談論時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發問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為一名議員，不是嗎？""對，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幾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還從未這樣說過——甚至對自己也沒有，那天晚上，我思緒萬千，難以入眠。
第一節 初諳政事
如果說進入牛津大學是一個驚喜，那麼離開牛津大學就是另外一種震驚了。在牛津，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樂此不疲地在化學領域裡探索，熱衷於校園政治。要告別這一切真是一種痛苦。
為幫助應屆畢業生找到合適的工作，牛津大學新成立了一個職業介紹委員會，該委員會安排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其中之一是帝國化學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廠，地點我想大概是在比靈赫姆。幾位經理對我們這些求職者進行面試，並寫下了書面意見，交給總經理。總經理最後對我們進行面試。在接受面試時，我發現經理們給我寫的評定意見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從桌子對面偷看一眼。這些評價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經理寫道："此女子個性大強，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參加了三四次這樣的面試，雖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歡這樣的考試。不僅僅是因為我被帶人了一個新的工業世界，還在於那時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禮，樂意傾聽每個人講述他們個人的抱負和憧憬。我最終被ＢＸ塑料公司的研究開發部錄用，該公司就在科爾切斯特附近的曼寧特裡。ＢＸ塑料公司生產一系列工業用和民用塑料產品，包括膠捲。
很少有人喜歡一項新工作的開始階段，我也不例外；當初我同該公司負責人面談時，我理解我的職務大概是研究開發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這個職位，因為我想這個職位使我能更多地瞭解公司是如何運作的，並施展我在化學知識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報到上班時，公司說那個職位的工作並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頭紮進了那豐富多彩的塑料世界裡。研究與開發部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剛剛成立，萬事開頭難。但到１９４７年聖誕節前夕，我已經有了一兩個朋友，一切變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幫助我渡過了這個難關。研究與開發部也已搬到勞福德附近的一幢相當漂亮的房子裡。像公司的許多其他人一樣，我也住在科爾切斯特。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小鎮，我在鎮上找到了舒適的住處，班車每天接我們去勞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樣，我還是離不開政治。工作後，我立即加入了當地的保守黨協會，積極參與黨的各種活動。我特別喜歡參加一個叫做"３９-４５"討論小組的活動。在那裡參加過二戰的保守黨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當時各種政治話題各抒己見。我也盡可能地與一些如愛德華?博伊爾那樣的老朋友保持聯繫。愛德華後來在１９５０年大選中，被選為伯明翰選區議席的保守黨候選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作為牛津大學畢業生保守黨協會的代表出席了蘭多諾保守黨年會。本來校友會希望我在大會上講話，附議校友會提出的一項關於對取消議會中大學席位表示遺憾的動議。那時大學畢業生在議會有自己的席位，他們除在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外，還有權在其大學投票。（我支持為大學設專門席位，但不支持大學畢業生有兩次投票權。我認為應該讓畢業生選擇在大學或其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本來那將會是我第一次在保守黨年會上講話，但後來一位來自城市的先生成為附議者，因為城市的席位也將被取消。
沒能講話給我帶來的失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且是以一種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參加完了一次討論會後，同別人探討起未來想幹什麼的問題。年輕人經常談起這樣的話題。一位牛津時的朋友約翰?格蘭特說他認為我將來會想當一名議員。"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選為議員候選人的希望幾乎為零。"我當時還應該說，我沒有工資以外的收入，根本當不起議員。我甚至沒有去爭取被列入希望參加議員候選人選拔的人選名單。
同一天晚些時候。約翰?格蘭特碰巧同達特福德保守黨協會主席約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時，協會正在物色一名候選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談話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們還在為達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選人。"（大選最遲必須在１９５０年舉行，還有可能提前，而達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選，這使保守黨中央總部非常著急。）
"是的，有什麼建議嗎？"
"有個年輕婦女，瑪格麗特?羅伯茨，你們也許可以見一下面，她真不錯。"
"是嗎？但達特福德是個工業重鎮，我想一個婦女恐怕不行。"
"當然，你是行家裡手。但為什麼不可以先見見她呢？"
他們同意與我見面。星期六，我應邀與約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達特福德婦女協會主席弗萊徹夫人在蘭多諾碼頭餐廳共進午餐。
他們大概是對一位婦女成為達特福德議員候選人持有異議。雖然如此，他們對他們見到的這個人還是喜歡的，我跟他們也很談得來。米勒夫婦後來成為我的親密朋友。弗萊徹夫人很有風度，我很快對她產生了一種敬慕之情。午餐後，我們沿著碼頭走回會場，找個好座位，聽党的領袖溫斯頓?丘吉爾發表演講。大會開了一周了，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那時，党的領袖並不出席年會，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後集會上露個面。自然，他講話的重點是外交事務。因為那時蘇聯封鎖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運日用物資。他傳達的信息是令人憂鬱的。他說：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保護歐洲兔受共產主義暴力，並警告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正可怕地向我們逼近。
直到１２月我才收到達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於市里奇街的保守黨中央總部面試，這裡離議會不遠。同其他許多有望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１２月３０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選拔委員會的瓦前，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這樣的場合多麼讓人神經緊張，忐忑不安。不感到緊張的面試者很可能發揮不好。因為懂化學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現，你的腎上腺液需要流動。我很幸運，桌邊有幾個人對我比較友好，當然在這種場合，這對一名想進入政界的年輕女子來說，既有好處，也有不利。
我通過了這次面試，他們還通知我去達特福德參加下一次面試。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應約到達特福德布爾飯店，向約由５０人組成的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執行委員會發表講話。同其他５個參加面試者一樣，我需要發表１５分鐘的講話，然後再回答１０分鐘問題。
更有可能給我帶來麻煩的正是那些問題。當時許多人本來就對婦女候選人抱有很大的成見，對婦女競選達特福德這樣的工業重鎮的席位更加如此。毫無疑問，這是男人的世界，連天使也不敢涉足。當然，還有，保守黨人贏得這個席位的希望很小。當然，即使像埃布韋爾那樣被認為是工黨有把握獲勝的席位，參加候選人角逐的保守黨人也不會道破保守黨獲勝希望渺茫這一點。在芬奇利，工党議員比保守黨議員候選人多得兩萬張選票，這種差距是難以消滅的，但也許，這個誰也不願意點破的事實反而對我有利。為什麼不冒險讓年輕的瑪格麗特?羅伯茨當候選人呢？保守黨不會輸掉什麼，卻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傳。
一次政治活動成功的最可靠的信號是你感覺還不錯。在達特福德的那個晚上，我感到很順利，事情的結局證明我的自信是對的，我被選中了。會後，我留下與協會的幹部共進晚餐。因為不僅候選人如釋重負，選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評者，而成為候選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墜霧海，但很高興。大家給我這個年輕候選人提了很多建議，告許我許多事情，並主動表示願意幫助我。有些政治家經常被問及"你究竟為什麼那樣做？"，以上這些友好舉動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爭取黨的總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應是候選人先獲党的批准，再參加選拔。但我獲委員會選拔通過後第二天去中央總部會見婦女主席瑪喬麗?馬克西小姐時，卻未遇到任何困難。幾個星期後，我應邀參加一個晚宴與党的主席伍爾頓勳爵、副主席Ｊ?Ｐ?Ｌ托馬斯、馬克西小姐及地區代理貝麗爾，庫克小姐見面。在以後的幾年裡，瑪喬麗?馬克西、貝麗爾?庫克成為我的堅定支持者，她們給了我許多有益的建議。
選拔通過後。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會議是候選人給協會全體人員留下一個好印象的第一次機會，所以這樣的場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義。由於當地新聞界應邀出席，這也是一次在當地擴大影響的機會，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父親的光臨。這是第一次我和父親站在同一講臺上在同一個會議上講話。父親談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黨，而現在是保守黨人舉起了老的自由主義的旗幟。我講話的主題在內容上有些格萊斯頓式，形式（長度）上卻不儘然。我強烈主張"政府應該去做任何稱職的家庭婦女在錢緊張時要做的事——檢查自己的帳目，找出問題"。
２月底的正式任命會議以後，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的兩位要人，索華德夫婦邀請我出席他們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們的房子位於達特福德選區的埃裡斯，離索華德擔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劑公司不遠。該公司生產油漆和化學產品。索華德的老闆，公司的總經理出席過我的正式任命會議，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這樣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見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他瞭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對經濟瞭解得更多。他的職業愛好是油漆，而我的職業興趣是塑料，看起來這種友誼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礎，但這些共同愛好使我們很快建立了對科學的共同興趣。從當晚的宴會中我發現他的觀點是純粹的保守主義的觀點。
晚宴後，丹尼斯開車送我回倫敦，以便我能及時趕上回科爾切斯特的午夜火車。晚上開車，這段旅行時間並不長，但這段時間不長的旅行足以使我發現我們倆的共同點還很多，丹尼斯酷愛讀書，尤其喜歡讀歷史、傳記和偵探小說。他好像讀過《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們還發現我們都喜歡音樂：丹尼斯喜歡歌劇，我則喜歡聲樂。
從那以後，我們經常在選區的一些活動中見面，也在其他場合頻頻相見。他風格獨特，有銳氣，偏愛快速車，開一輛"美洲豹"。他長我十歲，比我更諸世事。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見面談論的多是政治，隨著見面越來越多，我們也去看些話劇，或共進晚餐。像其他戀人一樣，我們也有我們喜歡去的餐館。一般的約會要到索霍的小麵食店。具有特殊意義的約會要到菲茨羅維亞的"白塔"、澤邁街的法國餐館以及"綠藤"。丹尼斯十分細心，會關心體貼人，使我很高興。我首次參加達特福德的選舉運動後的聖誕節，丹尼斯向我贈送了一份非常別致的禮物，是一個帶銀蓋的水晶化妝粉盒。我至今珍藏著這份禮物。這時，我開始認定丹尼斯是認真的。
我們本來可能很快就結婚，由於我酷愛政治，而他喜歡橄欖球，所以星期六我們總是各有各的事，無法約會。但為彌補約會不成的缺憾，他對我的選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一有問題立刻解決，所有的後勤雜務均由他安排周到。實際上，他向我求婚及我們訂婚的事無意中也在政治上幫了我的忙。選舉的前一天，貝麗爾?庫克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將我訂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後再為選舉助一臂之力。
對於丹尼斯的求婚，我認真地考慮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把婚姻問題列入我的計劃。我因此就沒有考慮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問題會水到渠成，自然解決。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戰前結過婚，戰後婚姻破裂，他請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越是考慮，越知道我該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是可能的，４０多年後的今天我感到當時決定說"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之一。
在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考慮離開ＢＸ塑料公司及科爾切斯特。當上達特福德的議員候選人後我更覺得我應該在倫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訴選拔委員會我將全力以赴參加競選，我確實想這樣做。從性格上講，我不會三心二意。因此，我開始在倫敦找工作，年薪應在５００英鎊左右。雖然這個數目在那時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話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較舒適。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發現雇主不大願意錄用一個為了從事政治而辭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絕不會去掩飾我的政治追求，更不會放棄它，所以，我繼續找其他工作。最後，位於哈默史密斯的Ｊ?萊昂斯公司的實驗室錄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學師。這項工作理論性比較強，因此，我對這個職位比對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更為滿意。
不久，我搬到了達特福德選區的新住處。實際上，從各方面來講，達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東全家對我關懷備至，無以復加。對人友善是他們的天性，他們又都是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米勒夫婦也悉心照顧我。晚上參加完會議後，我經常到他們家去喝咖啡，放鬆放鬆。我在科爾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時候就經常到他們家度周未。這個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個人都想盡情享受生活，因為戰爭的困難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也定期地參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動，女士們總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約翰?米勒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與米勒夫婦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會，他都送我一支粉紅色康乃馨，讓我插在衣服上。
我經常開車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選區。達特福德、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選人）、奇斯爾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約翰?洛）四個選區合作密切，莫裡斯?惠勒任四個選區的主席。他時不時地邀請我們到他家聚會。他的房子"弗蘭克斯"很大，在霍頓柯比。
那時，達特福德的席位是四個選區中最難贏得的，所以，毫無疑問在它的鄰近選區眼裡也是最不重要的，雖然達特福德人不這麼看。從政治上講，把有把握獲勝的選區與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聯繫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建立起活躍的組織，就很可能把你們的競爭對手的支持者從你們希望保住的政治陣地上吸引走一部分。這正是中央總部希望我們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幫助特德?希思保住貝克斯利這個能贏得的席位。
這樣，我認識了特德。他已是貝克斯利的候選人，中央總部要我到他的選區去講話。特德已較有名氣。他參加過二戰，被授予中校軍銜。他的政治經歷始於３０年代後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協定候選人參加牛津的補缺選舉之時，他也因此贏得中央總部及四個選區協會的尊敬。他這個人十分爽快、邏輯性強，他總能列出４個目標或５種攻擊的方法。一見面，他的這種性格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與選區的工作人員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總是領導者，"候選人"，或"議員"，這使人覺得即使在他最和藹可親的時候，他仍有些與眾不同、孤芳自賞。
他的鄰近選區奇斯爾赫斯特的候選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則與他截然不同。她熱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種明星式女政治家，１９４６年她發表的一次極富煽動性的右翼演說轟動了保守黨大會。她總是十分樂意幫助年輕同事，到全國各地演講。我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她舉行的非正式晚宴聚會上進行政治長談。
１９５０年選舉到來之前，我們就感到保守黨力量開始恢復。這種恢復與其說是保守黨內對其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保守黨人及全國人民對艾德禮政府主張的社會主義作出的強烈反對的結果。安奈林?貝文在１９４８年７月把保守黨描述為"害鼠不如"，像我這樣年輕的保守黨人正好借機發揚英國人歷來善於自我嘲諷、自我貶低的傳統以表示對党的忠誠。我們在外出活動時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個藍色小老鼠。誰吸收了１０名黨員，就戴上一枚像章。這些人被稱為"惡鼠"。誰吸收了２０名黨員，就成了"大惡鼠"。這樣，黨內人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幾等。有個居住在特威克納姆的某個地方的人被"封"為"鼠王"。
我倒是克利門特?艾德禮的崇拜者。他為人嚴謹，是個愛國者。艾德禮與９０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實質，從不嘩眾取寵。他的政府確實十分激進、急於改革。１９４５年的工黨宣言是一個十分左的文件。現在看來，這一點更清楚。戰爭剛剛結束，大家大談特談的計劃、國家控制均是戰時的用詞，所以人們無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響。實際上，計劃與國家控制是對商業、資本主義及市場的全面攻擊。這種觀點的基本理論前提是，"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我們是否充分利用了我們的生產能力令人懷疑。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認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決定把資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國家利益。提出國有化、控制、計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於社會的原因，而是基於經濟的原因。認為有害的壟斷只出現在私營部門。因此，鋼鐵工業國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壟斷，鋼鐵工業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為激進的也許是工黨對土地的態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當局強行收購土地僅是一個更全面計劃的開始，因為"工黨主張土地國有化並將為此努力"。
工黨政府在實現其競選宣言中提出的具體諾言是極有魄力的。沒有人會懷疑工黨實行社會主義的記錄。而人們攻擊工黨的目標顯然是社會主義帶來的經濟後果：貨幣貶值和再次出現通貨膨脹。龐大的公共開支使所得稅的標準稅率幾乎與戰爭時期的稅率持平，即每英鎊上稅９個先令。戰時的各項控制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擴大了範圍，例如１９４６年又對麵包實行配給制，一年後土豆也實行了配給制。因此，１９５０年的競選運動就是圍繞以上這些對任何當時執政的政府都極其危險的問題展開的，而我對這些問題則應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論主題與更為實際的"麵包與黃油"問題結合起來。
１９５０年的保守黨宣言是一個匠心獨運的文件，它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謹慎的具體的誓言，以改變現狀。它強調了通貨膨脹的後果、經濟管理混亂、浪費及官僚主義的情況。我對宣言關於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別滿意。
但保守黨也比較謹慎，沒有承諾馬上停止配給制，或者大規模取消國有化，也沒有承諾做任何可能在社會保障或保健服務方面引起爭議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積極的方式提到工會"運動"，將其描述為"對我們的經濟和工業生活的正常運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可能最易受到攻擊的三個領域是失業（選民對３０年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記憶猶新，卻不會記得第二屆工黨政府期間失業率已經攀升，而國民政府期間失業率下降了）、福利國家（許多人認為我們想取消）及所謂的"戰爭販子"論調（工黨政府的靈活路線可能使丘吉爾關於冷戰的言辭顯得極端，而不是有先見之明——丘吉爾的判斷確實富有遠見）。這些問題是我在１９５０年及１９５１年的競選運動中的公眾集會上經常談及的問題。
１９５０年竟選運動的那幾周是我感到最疲憊的幾周。對我來說許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總是缺乏後勁。與今天的選舉不同，那時候幾乎每個晚上參加公眾集會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時間準備晚上的講話稿。我還要給選民寫信，爭取支持。大多數下午的時間都是用來上門遊說，有時候，用大喇叭來宣講，算是稍作放鬆。我的家人給了我很大幫助。父親來講話，姐姐也來幫忙。
大選前，威廉斯夫人（資深關稅改革者、多年擔任克羅伊登選區議員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議候選人參加竟選活動時應有特定的穿著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認識。我對她的建議十分認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靈沃思商店購買了一套適合參加競選活動時穿的黑色套服，買了一頂帽子。我就穿著這套衣服，戴著那頂帽子去參加競選活動。為了更容易辨認，我還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間的帶子，打結處呈藍色。
當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卻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２４歲的女子會在愛裡斯購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講？那時候，婦女候選人大多是不去工廠遊說的。但我去了，工廠內外都去過，總是受到比較熱烈有時也頗為嘈雜的歡迎。達特福德的社會主義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們的候選人——在任議員諾曼?多茲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歡去小酒館，我自己一個人是決不會去的。某些畏難情緒很難克服。
我很幸運有諾曼?多茲這樣的競選對手。他是一位純粹的、頗有騎士風度的；日式社會主義者。他知道他將獲勝，因此，他很大度，願意給我這個觀點與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機會。我正式成為候選人後不久，他就提出與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的大禮堂進行辯論，我欣然接受挑戰。他和我先分別致辭，然後回答提問，最後分別致結束語。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雜得很。競選運動期間，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同樣熱烈的難分勝負的辯論。大家只就有關問題和事實進行辯論，而不進行人身攻擊，這使辯論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國性報紙報道說，諾曼?多茲認為我很漂亮，但獲勝機會很小，智力不佳。這位善良的社會主義紳士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並沒有說過那些話——或者至少沒有說過最後一部分。
我的公眾集會總是人很多。由於人很多，在大會開始前２０分鐘就把會場的門關上並不是稀奇的事。當然，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女人本身就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人們對我都有基本的禮貌，我們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已基本上使這種禮貌喪失殆盡。有一次，我到選區的某地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發現在集會上講話的前空軍部長貝爾福勳爵受到某些提問者的非難，場面有些混亂，大家已經去請警察來幫忙了。我告訴組織者不要讓警察來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講壇開始講話，台下的騷動開始減弱，基本恢復了秩序，如果說不是真正的和諧的話。
我也很走運，作為候選人我受到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我只有２４歲，是參加１９５０年競選運動的最年輕的婦女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大家評論的話題。有的報紙請我就婦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寫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雜誌及《倫敦圖片新聞》上。《倫敦圖片新聞》是許多從政的大人物常讀的報紙，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報紙上，他們稱我為"富有魅力的小姐"（這也許是最後一次這麼稱呼我了）。
我杜撰了兩個口號，不怎麼含蓄，十分直截了當。一個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東西"，另一個更有針對性，"不要腐朽，趕走無能"。邵使在那時，我講話也從不大談意識形態。我在羅菲爾德街的教堂大廳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說：
"我們正在參加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一次偉大戰役——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役。一種將必然導致奴役，另一種則通向自由。我們的對手企圖讓你們相信保守主義是少數人的特權。而保守主義保護我們民族遺產中一切偉大和優秀的東西。保守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是那就是國家團結。我們主張國家的團結一致，而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你們無法靠傳播嫉妒與仇恨來建設一個偉大的國家或人類家園。"
"我們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之上的。壓制不是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是鼓勵成功，鼓勵勤奮進取。１９４０年，這個國家奮起反抗專制，不是要求實行國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當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得知達特福德的計票結果時，我感到我們所付出的艱辛是值得的。我使工黨的優勢減少了６０００張票。全國選舉結果揭曉前的那天淩晨，卡姆羅斯勳爵邀請了議員候選人、議員、部長、反對黨人士及社會名流參加他在薩伏伊飯店舉辦的《每日電訊報》聚會。我在這裡獲悉全國選舉結果時既高興又有些難過。高興的是保守黨使工黨在議會的優勢由１４６席降至５席。難過的是，保守黨仍未取得選舉的勝利。
在這裡，我應特別提一下我作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的一次特殊經歷。有一次，我應邀去主持保守黨在奧爾平頓舉辦的一次募捐會的開幕式。有些人勸我算算命，我不太情願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歡水晶球，而這個算命先生顯然喜歡珠寶。他讓我把我的珍珠項鍊取下來，讓他摸摸，以尋求神靈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結論當然是十分樂觀的，他說："你將很偉大，像丘吉爾一樣偉大。"大多政治家都有點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覺得他說得有些滑稽可笑。當然，人們都希望有好運，因此，任何可能帶來一些好運的東西均受歡迎。從那以後，我認為我的珍珠會給我帶來好運。我的珍珠好像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節 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１９５０年的選舉結果並不是事物的終結。在最初的興奮過後，這種結果使有關的人們感到十分掃興。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工黨在這次選舉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不久工黨將再次舉行大選以挽回面子。同時，全國也十分不穩定。我繼續在達特福德幹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進一步，我應著手找一個能夠獲勝的選區。但我又覺得從情理上講我應該在達特福德再競選一次。如我現在離開達特福德，讓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另找候選人是不對的。另外，恐怕很難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選運動中會產生與剛剛結束的第一次競選運動類似的影響。我已經極其疲憊，固然沒有一個從政的人當提到選舉時會不感興奮，我仍覺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再來一次竟選運動對我不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我早就決定搬到倫敦去。由於有了Ｊ?萊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錢多了些。於是我在皮姆裡科的聖喬治廣場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華德先生從達特福德來幫我裝飾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經常與丹尼斯見面，比在達特福德嘈雜的保守黨活動中見面更為輕鬆。
我也學會了開車，並有了自己的第一輛車。我姐姐穆裡爾有一輛父親在戰前花１２９英鎊為她買的福特牌汽車，現在給了我。我的福特車在達特福德無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後，這輛車真為我幫了大忙。結婚後，我以幾乎以與原價相同的價錢將它賣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舉行了大選。這次，我又將工党議員諾曼?多茲的優勢減少了１０００張票。當聽到全國選舉結果——保守黨現在在議會擁有比工黨多１７個議席的優勢時，我欣喜若狂。
我在達特福德期間又認識了許多黨內要人。１９４９年安東尼?艾登（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牛津）在達特福德的足球場向一次規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眾集會發表講話，我提議向他表示感謝。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廳召開的保守黨婦女集會上作為讚揚丘吉爾和艾登的領導才能的動議的附議者講話，丘吉爾熱情地致答辭。能夠見到這些大人物本人並與他們交談，對我來說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因為在格蘭瑟姆的時候，我常與家人坐在無線電旁聽他們講話，他們的講話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確定為參加保守黨全國聯盟執委會的保守黨畢業生代表。這次會議使我第一次詳細瞭解黨的全國組織情況。
但使我感興趣的總是政策，而不是組織情況。假期期間，我常常到斯溫頓學院上課。院長雷吉?諾瑟姆慷慨大方，很會關心人，是約翰?麥納德?凱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時曾到南威爾士親身體驗失業者的生活。他教導我們真正的政治戰役是爭取"民心和民意"。我經常應邀在斯溫頓及不同選區的保守黨政治中心的會議上講話。這時候，我開始考慮"統一的國家"、"資產擁有的民主"及"安全網（社會保障福利）"等人們廣泛提到的概念對政策的真正影響。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動是議會開幕前夕，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選區的議員——在他的卡爾頓花園區５號的富麗堂皇的家裡舉行的聚會。院子裡搭起了幾個大帳篷，燈火輝煌，暖風習習，篷子裡大人物及像瑪格麗特?羅伯茨不太偉大的人物歡聚一堂。艾爾夫雷德爵士高興地把自己稱為戰爭期間經常舉辦此類聚會的倫敦德裡夫人的繼任者。他這個人外表看來為人和氣，容易相處，你將很難想像他是一個設計紐約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廈的天才。他對我尤其熱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裡結婚的，婚禮招待會也是在這裡舉行的，也是他提議為我們的幸福乾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個寒冷多霧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結婚的。結婚儀式在倫敦舉行對大家都更方便。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牧師、我們的老朋友斯金納協助城市路的牧師斯皮維主持儀式。然後，格蘭瑟姆、達特福德、埃裡斯及倫敦的朋友們回到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裡。一切結束後，丹尼斯帶我去馬德拉島度蜜月。在那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坐水上飛機在水上運動的經歷。從這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歷中緩過勁來後，我在這美麗的小島上開始了我的婚後生活。
從馬德拉島回來後，我就搬進了丹尼斯座落在切爾西福拉德街的天鵝公寓。這套房子在六樓，十分明亮，能夠飽覽倫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層樓面多麼方便。正像以後我在唐寧街１０號所感到的一樣，在同一層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寬敞。一個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飯廳。有兩個面積適中的臥室，還有一個房間是丹尼斯的書房。丹尼斯每天早晨開車去埃裡斯上班，晚上回來得比較晚。但我發現我有許多事情要做。這是我第一次管一個家。我們很快與鄰居們交上了朋友。住在一個需乘電梯的單元房的一個好處是你會認識每個人。到第一個月末，我就認識了大多數鄰居，其中不少人還相當有名氣。深夜，總有可能聽到院子裡傳來女低音的歌聲，那准是西比爾?桑代克剛演出結束口來。我們住在那的時候，經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備有各種飲料，週末舉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環境又舒適，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樣舒適的環境裡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簡直是天堂。聽到人們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壓制、無聊、循規蹈矩的時期或令人憂慮的時代，我總是感到十分詫異。無論從哪個方面講，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們在經歷了戰時的艱辛和戰後節衣縮食的簡樸生活之後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開始。配給制結束了。工資開始增加。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現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單調的制服，給人自信、色彩豐富的時裝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有蒂奧式寬裙子，無帶的晚禮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圍起來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館。出售當時被稱作"泡沫咖啡"的卡普契諾（一種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隨處可見。還有人創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歲的人）這樣的詞。尋常百姓家開始有了電冰箱、吸塵器、洗衣機。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業廣告多了（默裡薄荷糖，默裡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蘭房頂的電視天線越來越密。為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好萊塢發明了西尼瑪斯柯普系統寬銀幕，拍攝了不少寬銀幕電影片，既有像《你往何處去》的聖經史詩性電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樣的風景音樂片。以前從未想到能夠花得起錢到國外度假的人們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個富足的時代。富足了，戰爭時期以來，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蘭瑟姆青年時代以來的英國生活中的諸多限制也開始放鬆。不能說我喜歡或者甚至理解了這種新獲得的自由的各種表現形式。當美國的搖滾樂及比爾?哈萊、埃文斯?普萊斯利等名字傳到英國時，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是新聞界一時關注的新奇事（搖滾樂從來沒有減少我對《沙漠之歌》的鍾愛）。《憤怒的年輕人》以及描寫普通人生活的戲劇開始向倫敦西區的傳統戲劇挑戰。我同樣覺得這些會很快消失殆盡。而且，在我的真實生活中家務事已經夠多了，晚上不再願意出去看這種戲劇了。我也很少想到後來我會讀約翰?奧斯本的作品，並且欣賞他的作品，還成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謝他在我任首相時在文化戰鬥中給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賽馬場、德比馬賽、亨利的國際划船比賽及溫布爾登的國際網球賽均恢復了昔日的風彩，戰後不知隱藏在什麼地方的那些閒聊專欄作家又出現在《訃告》或《花園筆記》中。閱讀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樣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讀。讀者們知道了新的家喻戶曉的名字，如多克爾夫人、亞裡士多德?澳納西斯、斯塔夫羅斯?尼亞爾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為上層生活的同義詞。
人們覺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們做出了許多犧牲，現在應該享受生活的樂趣了。雖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認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與大多數人一樣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們去劇院，也到羅馬、巴黎度假（雖然住的飯店總是低檔的）。我們也舉辦聚會，也參加別人的晚會，我們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時我們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麗莎白女玉登基了。家裡有電視的——我們沒有——舉行家庭聚會，邀請朋友們一起來觀看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們認為應該奢侈一次買一張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對面的議會廣場上有遮篷的看臺上目睹這一盛典。丹尼斯當時買票對不知道他的這一投資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潑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數觀眾都澆透了，更不用說那些坐在敞篷車裡參加盛大遊行的人們了。湯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後再也沒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則第二天仍舊可以穿。
在倫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幹家務外，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法律。我一直對法律感興趣。我對政治的嚮往是父親培養的，我對法律的興趣也是父親培養的。父親雖然不是當地司法長官，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任格蘭瑟姆市市長期間可以理所當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學假期裡經常跟他去參加每季開審的地方法庭審判（就許多輕微犯罪進行審判）。有一位富有經驗的律師會坐在椅子上當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師諾曼?溫寧。有一次，我父親和我與他共進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見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諾曼?溫寧關於法律理論與實踐的談話更使我著迷。談話問我突然脫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師，但我只懂化學，我又不能改變我正在牛津學習的專業。"諾曼?溫寧說，他在劍橋讀初級學位時是學物理的，後來拿第二學位時改學法律。我說，在大學再呆幾年我根本負擔不起。他回答說還有另外一種途徑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倫敦或倫敦附近找個工作，參加任何一個律師學院，晚上學習準備法律考試。這正是我在１９５０年所做的。現在，有了丹尼斯的幫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學習法律。我需要閱讀的東西很多，還在法律教育委員會聽課。
由於既要操持家務又要攻讀法律，我曾經決定不得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暫時擱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剛２６歲，可以這樣做。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保守黨總部。但作為一名年輕的女候選人，我有時仍受到公眾的注意。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星期日寫真報》刊登了我就婦女的地位寫的文章《伊麗莎白新時代的晨光》。我也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的選區發表講話。總之，我雖然努力想下決心暫時擱置政治，但對政治難以割捨，我難以那樣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議該怎麼辦，他說我無論怎麼做他都將支持我。因此，６月份我去總部見貝麗爾?庫克並告訴她："沒有用，我必須面對現實，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會怎麼說。她對我表示全力支持並介紹我去見負責候選人事務的党的副主席約翰?黑爾。他以極其親切的方式告訴我，當一個下院議員會給家庭生活帶來許多的壓力。我告訴他，我和丹尼斯已經討論過了，我們準備承受這樣的壓力。我說我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在一個比較容易獲勝或有把握獲勝的選區竟選，我們一致認為，由於我要照顧家庭，又要學習法律，這個選區最好是在倫敦或在倫敦周圍３０英里範圍內。我當即要求他考慮我作坎特伯雷選區的候選人，因該選區即將選拔候選人。雖然我沒有成為坎特伯雷的候選人，我離開中央總部時對此行的成果還是十分滿意的。
約翰?黑爾向我提出的問題——我將如何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很炔變得更加現實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雙胞胎兒女馬克和卡羅爾降臨人間。離"那個孩子"出生還有六個星期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開始疼痛。白天，我已看過醫生，他讓我下週一再去醫院做Ｘ光檢查。他說，有點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現在看來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馬上被送進醫院。醫生給了我鎮痛藥，幫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調光檢查。令大家十分驚奇的是檢查發現我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幸的是，還有別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產手術，兩個基本點小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出生時並沒有馬上見到他們的父親。因為丹尼斯預計一切正常，他就去橢圓板球場看國際板球決賽了，無法跟他聯繫。那天，他得到兩條同樣驚奇的好消息。英格蘭板球隊戰勝了澳大利亞隊，他自豪地成為一對雙胞胎的父親。
我要在醫院住兩個多星期。實際上，那個時候，產婦一般要住三個星期的院才能出院。這就意味著在產後恢復期的最初幾天不舒服的日子過後，我發現我又有時間了。當然，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撒切爾家庭將只再添一名成員，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務是給有關商店打電話，訂購兩套嬰兒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將馬克和卡羅爾帶到這個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輕鬆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親對孩子的愛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最本能的感情。許多人把"只"做一個母親或"只"做一個家庭主婦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我當首相前還是當首相時，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暗示，都十分氣憤。當然，做一個母親及家庭主婦是某種高尚的天職，但是我卻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職。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業。我經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議員艾琳?沃德說過的一句話，"家庭必須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個人的抱負不應局限在家的範圍內。"我確實需要有個事業，因為，很簡單，我就是那樣一種人。而且，並不是任何事業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種能使我保持思維敏捷，並能為我的政治前途做準備的事業，我相信我完全適於從政。
因此，我在醫院住了一周後就下定了決心。我讓人把１２月份律師最後考試的申請表寄給我，填好後連同考試費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對自己玩的這點心理遊戲將保證我帶著我的雙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鵝公寓就投入法律學習，而且我需要好好組織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個母親，又做一個有專業的職業婦女。
實際上，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難。我們在天鵝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夠用，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是六樓，我們就在所有窗子上裝上窗櫺。沒有花園，就把孩子帶到朗尼拉公園去玩，每天兩次。這反而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他（她）們開始習慣于見到其他孩子並與他們一起玩耍。起初，我們不懂公園的規定，球曾被公園管理員沒收過。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週末時，由我帶他們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護理所接受過訓練，孩子們特別喜歡她。
５０年代，婦女的作用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較大，等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時，婦女一般年過中年；由於還沒有可節省勞動的電器，做家務花的時間比較多；家裡也常常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有從送奶工到擦窗戶的各種生意人光顧，有的也許只是進來聊會兒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５０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到８０年代的時候，一切大有改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家庭變小了，孩子們離家時，婦女還比較年輕；由於有了家用電器，家務負擔輕了；每週去一趟市場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貨上門。８０年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即這樣一種趨勢：婦女開始在結婚後繼續工作，３０來歲時離開工作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使許多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遊戲組織，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現的托兒所。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有工作的婦女本來就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我認為不應該用後一類夫婦交來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是否公正的簡單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看法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做出自己的決定。我特別幸運，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來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只要我能夠巧妙地對每件事作出細緻。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個稱職的母親，又作一個有效率的職業女性。只靠別人照顧孩子是不夠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時間，以便有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而等我成為一名出庭律師後，我還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據家庭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調整自己的工作量。至於政治，我們生活在倫敦，我的丈夫在倫敦地區工作，議會也在倫敦——很明顯，我必須找一個在倫敦的或倫敦附近的選區。正是綜合以上這些不太尋常的情況，我才決定我的孩子雖小，我仍可考慮當議員。
我有了雙胞胎後不久，約翰?黑爾從中央總部給我寫來了信：
"我很高興獲悉你生了雙胞胎。你太聰明了。這將對你作為一名候選人產生什麼影響？我已高興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選人名單，如果你不希望我這樣做，請告訴我。"
我回信表示感謝並寫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對雙胞胎後——此前我們從未想到會有兩個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６個月內不考慮當候選人。家裡需要很好地重新組織一下，還需要找一個可靠的保姆，然後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別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約翰?黑爾所說，"暫時冷藏起來"。什麼時候再列入候選人名單由我來做出決定。
我自己劃定的６個月的政治過渡期很快過去了。我也已經通過了律師最後考試。我起初考慮專攻專利法，因為我想這樣我就能夠利用我的工業和科學知識。但看來搞專利法的機會是有限的，也許搞稅法會更好。無論做什麼，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礎。因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參加了內殿律師學院的弗雷德裡克?勞頓律師事務所，開始了６個月的見習。弗雷德裡克?勞頓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習慣法事務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刑法律師之一，他機智，他對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職業看得很清楚，用詞通俗易懂。他給了我精心的指導。
實際上，我必須取得不少於四類律師事務所的工作經驗，這部分是因為要想專門從事稅法工作，首先必須在幾個領域內都有一定基礎。所以我領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槍舌戰，也欣賞了財務法庭裡精確的表述，然後又研究公司法的細節。但我越來越自信地認為稅法將是我的長項。它與我的政治興趣交匯在一起。稅法是理論和實際的極好結合。還有一點我們很有把握的是，搞稅法絕不會缺乏客戶，因為許多客戶急於從極其複雜並不斷變化的大量稅法中找到路子。
學習、觀察、討論及最終從事法律工作對我的政治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可能有點不尋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產生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說不是油滑的話。而對我來說，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義。"法治"是保守黨人掛在嘴邊上的一個詞。
從我上大學時及以前讀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區別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後者則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演變過程是什麼？它為什麼在英國根深蒂固而在別處卻根基很淺——近代歷史已證明這一點。我正在學習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來口答這些問題的。但這些教材中所闡述的法律原則使我不斷想到這些問題。同樣，當我讀到英國法律形成階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時，我對英國法院為英國的自由奠定基礎的神秘的積累過程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
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Ａ?Ｖ?戴西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經典教材《憲法之法則》。多年來，人們總是習慣于攻擊戴西教條式地反對新的行政國家，現在仍有許多知識淵博的評論家仍在這樣做。但我卻對他的理論深表贊同——有一點可能並非不重要，即戴西雖然是個法律大師，但從內心講，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憲法之法則"源於"幾代英國政治家和律師不斷努力錘煉出來的兩個指導原則"。第一個是議會至上，第二個是法治。我把法治簡單概括為"法律高於一切"，這種概括當然是不充分的，無論戴西１８８５年創作時，還是大約７０年後的今天我讀他的作品時，法治這個詞仍具有濃厚的英國或至少是盎格魯撤克遜風味。我後來又讀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憲法》和《法律、立法與自由》後才真正開始認識到這一原則有廣泛的應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帶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鑽研複雜的稅法，或者與律師學院保守黨協會的成員們討論當前的問題，我的腦海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問題。因此，當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我聽到奧爾平頓選區有候選人空缺時，我馬上給中央總部打電話，要求將我列入候選人名單，因為我知道，奧爾平頓與我的舊選區達特福德為鄰，離倫敦也不遠。我參加了面試，並進入縮小的候選人名單。我與丹尼斯坐在選拔委員會的會場外，我聽到來自當地的候選人唐納德?薩姆納（也是當地保守黨協會主席）在他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奧爾平頓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瞭解這個選區的一切的議員——一個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奧爾平頓舊名）道路狀況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納德?薩姆納成為該選區的候選人。
選拔委員會的決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為奧爾平頓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選區。現在看來，在大選前——大選好像越來越近了——找到像奧爾平頓這樣對我合適的選區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寫信給約翰?黑爾說，我現在將"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多年內將不再考慮進入議會的事"。他也許比我自己更瞭解我，他在回信中說，如果在肯特郡有某個能夠獲勝席位的話，希望我至少重新考慮我的決定。但我堅持自己的決定，同時，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總是願意到選區去講話，而且將積極參加大選運動。
雖然，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忠誠的保守黨人，但一段時間裡我已感到政府本來可以在放棄社會主義、實行自由企業政策方面採取更進一步的、更快的行動。但要想說服公眾輿論——或者其實是他們自己——使他們相信味道濃一點會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實際上，到１９５５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將國有化的工業還給私營部門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進展。食品配給制也最終停止了。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恢復貨幣的可兌換性。鋼鐵國有化已經停止，而且已開始出售公路貨運企業。此外，自１９５１年以來，國有部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穩步下降。還有一件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壟斷被打破，商業電視開始運作。
第三節 蘇伊士運河事件及以後
保守黨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也變得更加自信，更加激進。把近年來保守黨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一個國家》（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及《變革是我們的盟友》（１９５４年５月）進行比較，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部著作是由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議員撰寫的。他們包括伊諾克?鮑威爾、安格斯?莫德、羅伯特?卡爾及特德?希思、伊恩?麥克勞德（後兩位只參加《一個國家》的撰寫工作）。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涉及的是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是一個很難的話題，特別是在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減少公共開支的時候。但該文件相對溫和的態度表明保守黨採取的是守勢的辦法和思想。文件強調（當然很有說服力地強調）保守黨仍將致力於建立一個福利"安全網"，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於某一標準，保守黨也將堅持安東尼?艾登提出的濟貧而不是劫富的主張。
《變革是我們的盟友》是一份更為令人振奮的文件。８０年代後期，我重溫這個文件，發現我成為黨的領袖後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分析與書中的相同。本書從探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經濟中的集體主義不斷擴大的原因寫起，然後大膽地批駁了那種和平時期應該繼續像二戰時期那樣對經濟進行計劃的論調。本書甚至指出了一個每個人都知道是正確的，但戰後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人說出的事實，即不管戰時的計劃體制在當時國家面臨緊急情況時是多麼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費的、官僚的。如果把貝弗裡奇勳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報告《一個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１９４４年出版）中提出的設想與十年後的情況作個回顧性比較，就更能揭示對經濟進行詳盡預測並制訂數量指標的經濟計劃之愚蠢與荒唐。令人敬佩的是報告的一切論述均在情理之中。《變革是我們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黨競選宣言的作者們沒有做的——這不是說我當時已想到他們應該做——建議從根本上消滅工業中的集體主義，或者對福利國家進根本性的改革。５０年代中期以來，保守黨至少已經開始考慮對自由市場進行一項連續性分析。一旦保守黨有了執政的機會，將可能自然導致自由市場政策。但未來情勢的發展並非如此。
１９５５年４月，丘吉爾辭去首相職務，由安東尼?艾登接替。接著很快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舉行了新的大選，產生一個新的保守黨政府，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慘敗，哈羅德?麥克米論——這個善於變革的人入主唐寧街１０號。
在１９５５年５月的大選運動中，我到一些選區發表演講，這對我來說基本上是枯燥無味的事。一旦你當過候選人，其他的事情均對你沒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對此次大選的結果看得比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黨以超出對手５８席的優勢贏得大選的勝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卻十分短暫。艾登政府上臺後不久即覺得拉布?巴特勒在選舉前制訂的預算太寬鬆，隨後就於１０月制訂了一個較為緊縮的預算，這使巴特勒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６個月後，哈羅德?麥克米倫取代巴特勒任財政大臣——也使政府的聲譽受到嚴重影響。但是，真正使艾登垮臺的將是外交事務。
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１月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斷討論的問題。當時，大家總的感覺，至少保守黨人的感覺是英國作為一個強國不能受到納賽爾的埃及的擺佈，應該教訓埃及一下，決不能鼓勵專制者。當時，公眾對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許多細節並不知道。因此，對我們來講，安東尼?納丁及後來我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為抗議政府干預運河事務而辭職幾乎是難以理解的。雖然即使這麼多年後我仍然不能表示贊成，但現在覺得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動。
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則之間找到平衡，決非易事。我絲毫不懷疑英國有權對納賽爾非法攫取國際航道作出反應——只要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但是，夏季以來，比我們更聰明的獨裁者使我們陷入了一個要保護我們的利益就必須犧牲我們的法律原則的處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評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認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會的，也確實這樣發生了——我們的聲譽將受損。同時，蘇伊士事件可能是歐洲大國頂住並搞垮一個第三世界獨裁者的最後一次機會。這個獨裁者對遵守國際協議不感興趣，除非協議對他有利。納賽爾的勝利成果還有：伊拉克親西方的政權被推翻；埃及佔領了也門；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圍，並導致了六?五戰爭。到我離任時，我們還不斷收到這場戰爭的帳單。
隨著我對蘇伊士運河事件的瞭解越來越多，我從這一悲傷的事件中總結出４方面的教訓。首先，我們不應該進行軍事行動，除非我們已下決心並有能力取勝。第二，在影響英國利益的重大國際事務中，我們再也不能站在美國的對立面上。第三，我們應保證我們的行動符合國際法。最後，優柔寡斷者必輸。
當時，我堅決支持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行動。工黨起初支持政府，後來又反對政府的軍事行動。我對工黨的這種投機行為（我這麼認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與許多讀者一樣取消了《觀察家報》的訂閱，並發誓不再讀該報，因為它反對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作法）這並不是說我對政府的行動沒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時我對國際法的細節不如後來那樣清楚，我冒著大雨沖過檔案巷去買的晚報竟然登出這樣的標題："最後通碟！"英國和法國要求埃及和以色列從運河撤軍，使英、法軍隊將埃、以軍隊隔開並保護航道。我當時不太清楚英國人怎麼能向埃及人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支持艾登。
從政治上來講，在蘇伊士事件中的失敗行動是一個嚴重挫折。雖然，事件的全面情況多年後才逐漸清楚，但當時立刻看見的是政府無能，而它的無能是以一種極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來的。對保守黨政府，特別是對由一個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享有信譽的人領導的政府來說，這個事件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保守黨支持者有一種近乎絕望的詛喪感。丹尼斯作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軍官，對軍事行動快要結束時被迫中止而使我們的軍隊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氣憤，因此，他的反應愈加強烈。他對我說："當你的部隊正在外巡邏時，你絕不應宣佈停火。"我將記住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政治家們在作決定時必須充分考慮他們的決定對實地作戰的部隊意味著什麼。
我們也嚴厲指責美國的表現，一些保守黨人從來沒有寬恕美國人。到我任首相時，一些較右翼的圈子裡的人仍懷有反美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我也覺得我們的傳統盟友確實讓我們失望了——雖然那時我當然也未意識到英、法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同樣讓艾森豪威爾失望，因為和平是他的主要競選口號。但不管怎麼說，我也感到我們與我們大西洋彼岸近親的"特殊關係"的基礎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蘇伊士運河事件這樣的危機也不會破壞它。一些人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表明美國人極力反對英國的大國作用，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不應該再信任他們，歐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堅持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結論，並且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如果沒有取得美國的支持就無法持久。實際上，現在回過頭來看，蘇伊士運河事件還發揮了一個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國際經濟制度的維護者，而這種力量的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雖然十分關注蘇伊士事件，但並非對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惡毒野蠻行為無動於衷。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僅幾個月前曾攜其為人友善的妻子訪問了英國。當時，還有一件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對匈牙利採取的殘酷的、野蠻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為烏有。數年後，我同鮑勃?康奎斯特談起我當時的反應。我後來任反對黨領袖時，鮑勃?康奎斯特給我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他在６０年代後期寫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殘殺大量無辜的情況。他說，我們在與蘇聯人打交道時犯的典型錯誤是我們認為他們會像西方人處在他們的形勢時那樣行事。影響他們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殘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為想到以上這些，１９８０年９月伊拉克進攻伊朗後，我要求情報部門回顧一下像匈牙利這樣的事件。我們未能預測事件會發生是因為我們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們將採取行動的結論。
當然，對於匈牙利悲劇的發生，我們幾乎無能為力——而且無論有沒有蘇伊士運河事件，北約都不會為了匈牙利去冒險打一場大戰。但許多匈牙利人卻不是這樣想，這就更加使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感到氣憤。我記得一家星期日報紙採訪了一名隱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婦女。她說："西方不會來幫助我們。自由是很自私的。"聽到這種指責，我感到心如刀絞。
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大丟面子後，很明顯安東尼?艾登不能繼續擔任首相了。他在這場危機中患病，１９５７年１月辭職。我所處的圈子裡許多人都在猜測誰會繼任首相——因為那個時候保守黨領袖是"應運而生"，而不是通過選舉產生。我的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們相信女王絕不會召見拉布?巴特勒，因為他大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被認為是右翼候選人。這一切都說明我對這兩個人——特別對那個十分聰明、令人難以捉摸的，不久將成為首相的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信念瞭解得多麼少。
哈羅德?麥克米倫具有任何老練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點。他養成一種倦怠並且幾乎很陳舊的風格。這不足以——也不是為了一一掩蓋他背後的精明。他是一個戴多個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雖然外表對什麼都不在乎，但實際上是一位十分虔誠的政治家。
哈羅德?麥克米倫最大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成就是修補與美國的關係。這是英國恢復其信譽和地位的基本條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補蘇伊士運河事件對英國政界的士氣造成的損害——一種十足的"蘇伊士綜合症"。他們從相信英國無所不能到幾乎神經質地認為英國將千事無成。這總是滑稽可笑的誇張。那時，我們仍是一個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的中等強國，北約的重要國家，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偉大的英聯邦的中心。
麥克米倫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在他的領導下，１９５７年政府取消了對私房房租的控制，這就大大減少了自１９１５年以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存在的對房租控制的程度。這是一項必要的，但決不是受到歡迎的舉措。但總的來說，在麥克米倫領導下的保守黨逐步向國家干預的方向邁進，而這種趨勢在１９５９年以後變得更加明顯。
即使在那時一些事態的發展也使我感到不安。當彼得?桑尼克羅夫特、伊諾克、鮑威爾、尼吉爾?伯奇一一麥克米倫的整個財政班子——因為１９５８年１月公共開支增加了５０００萬英鎊而辭職時，麥克米倫詼諧地稱之為"小小的局部困難"。我無權評論爭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覺得節約公款並非是辭職的不體面的原因。只要在偏離財政道德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幾步，那麼最終放棄財政道德就變得容易得多。而放棄財政道德又帶來自身的負面影響。這就是後來幾年的情況。
但麥克米倫確實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早在１９５７年夏天，他就已經意識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斷言"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工黨及批評者則攻擊這一點，說這表明麥克米倫滿足於現狀、追求物質享受。但實際上這是對的，在政治上是有說服力的。大家有一種感覺，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過，而且這歸功於私有企業而不是計劃。這個國家最不願意做的是回到那種粗布襯衣式的緊縮簡樸的時代。因此，對"超級麥克"的攻擊反而於己不利。
雖然這樣，保守黨人在政治上恢復元氣並不是馬上就能實現的。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黨的年會召開時——這是我未出席的少數幾次年會之一——民意測驗顯示對工黨支持率為５２％，而保守黨僅為３３％。更糟的是，自由黨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托靈頓補缺選舉中獲勝，對我們是嚴重的打擊。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黨才在民意測驗中趕上工黨。１９５９年大選時，兩個主要政黨都毫不掩飾地競相附和全國要求物質改善的願望。保守黨宣言直率地稱，"保守黨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讓工黨破壞了。"宣言接著承諾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英國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領袖休?蓋茨克爾則在竟選運動開始幾天後宣佈，雖然工党計劃增加開支，但將不會提高所得稅——這個承諾即使在當時的樂觀的政治氣氛中也是根本難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節 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經重新加入到選舉的角逐之中。１９５６年２月，我給負責候選人事務的党的副主席唐納德?凱伯裡寫信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種回到活躍政治的想法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剛開始從事律師職業時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從事財稅及公司事務的一點經歷非但沒有使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反倒使我對法律之信念愈強，對立法機構則更加密切關注。"
過了一個月，我去拜訪唐納德?凱伯裡。把我列入候選人名單不成問題——而且這次只考慮保守黨擁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勝的。更令我高興的是唐納德?凱伯裡是１位能夠經常提供良好建議、為人友善、值得信賴的朋友。這對希望成為候選人的我來說可不是件小事。
我與選拔委員會打交道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１９５４年，我爭取成為奧爾平頓的候選人。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曾爭取成為貝克納姆、赫默爾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選人。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被列入範圍縮小的候選人名單，再進行一次大家認為不錯的演講，然後開始回答問題。多數問題的意圖是相同的。問我家務纏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為選區工作，我是否意識到當一名國會議員花在外邊的時間會很多，花在家裡的時間會很少，我一、兩年後再爭取進入議會是否更好。有時候，問題會更直接了當：我是否真的認為我能夠在履行一個母親的職責照顧小孩的同時承擔一個議員的工作。
我覺得選拔委員會完全有權問這些問題。我介紹了我家庭的情況，說我已有一個一流的保姆幫助我。我也常常解釋說，我覺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時間，在做一個母親的同時做一個職業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氣憤的是我察覺到一些批評意見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婦女應該去的地方。固然選拔委員會的一些先生們可能有這種偏見，但那時及以後我均發現幾乎公開表達出這種偏見的卻是婦女。這證明左翼關於"性別歧視"的過分簡單的概念又一次錯了。
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傷害並很失望。他們的攻擊不僅是對想作一名候選人的我的攻擊，而且是對一個妻子、母親的攻擊。但我絕不會因此而退縮。我相信我在政治上會有所作為。我知道我從政之路上遇到的許多人都很希望我進入議會。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對此沒有任何懷疑。他總是安慰我、支持我。
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在中央總部與唐納德?凱伯裡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我談了即將選拔候選人的選區的情況。我也直言不諱地談到我作為一個婦女遇到的來自選拔委員會的困難。遺憾的是，在這種事情上，即使是聰明的男性朋友也難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見。不過，唐納德?凱伯裡倒還是給我提了一些建議。他說，在這種極其敏感的場合，應該穿得蕭灑，但不應太華麗。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後說，他想我當時穿著的帶棕色飾邊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適。他在服飾上的鑒賞力將很快得到檢驗，因為倫敦北部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將不再參選，這是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選區，我報了名，將於７月參加面試。
對芬奇利不是特別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躍躍欲試想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開始去瞭解我應該知道的一切。我下決心我要像瞭解奧爾平頓的舊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樣去瞭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瞭解芬奇利。一個城市席位特別是倫敦的席位具有一種有利條件。因為你知道當地最典型的問題與全國的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一個農村或外地的席位卻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國一樣，解除房租控制的問題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爭議的。移民問題也剛剛開始成為政治上的熱點——就在幾個星期後，移民問題引發了首次諾丁山騷亂。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在芬奇利，經濟狀況及哪個黨將更有可能繼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服務，肯定會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對以上所有問題，我都有自己的明確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該說什麼。
我是大約１５０名申請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後來成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參加選區選拔委員會初試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這是令人滿意的，但這似乎還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這種場合，最為人知的人有時反倒不如樹敵最少的人。隨著比較弱的那些候選人被淘汰，如果他們的支持者轉而支持你的對手，那麼很可能在跨越最後一道障礙時敗下陣來，甚至我們的馬還沒有放出來。
根據安排，我們最後四個人——３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協會執行理事會的挑選。我知道我將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會遇到強烈的反對意見，這將是值得一搏的戰鬥。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準備。我自信地認為我瞭解這個選區。我確信我能夠對付即使根深奧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問題，我已經認真詳細地讀過我所能搞到的所有報紙和有關資料。我認真熟悉講稿直到能一字不錯地背出來，而我已經掌握了不拿講稿講話的技術。同樣重要的是我應具有最佳的心理狀態——自信但不自負。我決定遵照唐納德的指導，穿黑色外衣。碰碰運氣並無害處，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運珍珠，也別上了達特福德的保守黨朋友們送給我的胸針。
但是有一件很揹運的事。與執行理事會見面的那天——７月１４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參加。實際上，整個選拔過程進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國旅行一個月左右，推銷其公司的產品。這時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個地方"。而其他候選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當我在７月的那個炎熱的夜晚進入已經擠滿了人的會議室、在協會主席身邊就座的時候，我感到很孤獨。
但只要我站起來講話，一切緊張感都蕩然無存。像往常一樣，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紹我的主要觀點，而不再擔心別人會怎麼想。我坐下時，場上爆發出的掌聲似乎是熱烈和真誠的。不出所料，麻煩從提問時開始。
一個孩子尚幼的母親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對家庭生活帶來壓力怎麼？我照例說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樣，總有一部分聽眾難以被說服。毫無疑問，由於可憐的丹尼斯不在場，他們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話。其實，我並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當時在場。
提問完畢，我又與其他候選人及其夫人們坐到一起。大家過分客氣地談論著無關緊要的小事——這種場合好像總是這樣。我們中的最後一個表演結束後，好像是無休止的等待。然後，一位工作人員來到我們面前告訴我們結果。他是對我講話的。沒有時間感到放鬆和高興，甚至疲倦。現在，我得回到屋裡接受執行理事會的祝賀。
後來我才知道確切的結果。第一輪投票中，我獲３５張，與我最接近的對手獲３４張。另外兩個候選人退出第二輪投票。在這一輪中，我和我的對手分別獲４６和４３張。一般來講，下一步應該是為了做做樣子，或者表示沒有任何惡意，執行理事會應一致投票選我為候選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對我做候選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這樣做。所以我繼承的是一個需要把他們團結起來的協會。這就意味著我要把那些未掩飾對我不滿意的人爭取過來。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須向在格蘭瑟姆的家人報告這個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聯繫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這些會令他高興的事。不久前，我留給他寫信，談了我當候選人的前景，但是他從未收到那封信。又過了幾天，他從約翰內斯堡途經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前往拉各斯，在轉機的時候拿起一份別人丟下的倫敦《旗幟晚報》。他在翻閱各版時發現了這個驚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選拔為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候選人。我好像總是給他驚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過我為候選人的會議是我在整個芬奇利選區協會全體人員面前表現我自己的第一次機會。這次我又穿了一套純黑色外套，戴一頂黑色帽子。選區主席伯蒂?布拉奇為我做了介紹，我後來才知道她的介紹極盡讚譽之詞，幾乎讓人尷尬。她後來成為我的強大的支持者和保護者。（伯蒂擁有當地最重要的報紙《芬奇利報》，這在當時及以後都是我的一種優勢）。我進入會議大廳時，大家熱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機會比較詳盡地談了國際及國內事務。我竭盡全力，因為我知道雖然在這次會議上我將是唯一當選的候選人，但這次會議並不像通常那樣只是個形式。仍有一些人堅決反對我作候選人，主要是一位婦女和她的一夥人。她們希望重新選拔候選人：而我決心扭轉這一困難局面。對回答大廳內人們提出的３個問題，我沒有什麼困難。如保守黨在這種場合的一貫做法，他們給我的歡迎是沒說的。但與報紙的報道相反，最後仍有幾人拒絕投票正式選我為候選人。因此，我是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的，而不是那個神奇的詞：一致通過。因此，離開會場時，我既知道我已穩獲候選人資格，也確信協會的絕大多數人將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識到一些人是執意要與我為難。
我給當時擔任保守黨議會督導員的特德?希思寫信，告訴他我面臨的問題。他曾是達特福德鄰近選區的議員候選人。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幫助，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利用了我的個人關係，在我正式當選候選人以後、議會選舉之前，我請來了一些著名的人物來替我講話，其中有伊恩?麥克勞德、基恩?約瑟夫、彼得?桑尼克羅夫特、約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來的政治生涯與這些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丹尼斯參與我的競選活動也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幫助我，他雖然來晚了，但還是讓我很高興。伯蒂?布拉奇一直給予我巨大的支持。
過去，人們對芬奇利的選舉活動有一種紳士般的超脫感。這既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是當時的政治現實所容許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競選，就好像芬奇利是一個獲勝希望不大的選區一樣，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樣努力。從這時起，我一周去選區兩三次，經常到選區的每個小區去遊說爭取支持，然後到當地的某個酒館或某人的家裡認識一些保守黨的積極分子，一起喝點飲料。
我當上芬奇利的候選人的時候，芬奇利的自由黨人已經十分投入地開展競選工作了，這引起許多保守黨人的擔憂。自由黨總是善於組織竟選活動，他們在地方政府選舉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幾年前，在芬奇利，因為不允許猶太人進入當地的高爾夫俱樂部出了一件醜聞。有幾位保守黨人捲入了這件醜聞。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機會向人們提起此事。我自己從來沒有反猶太主義的想法，我們黨因為這一醜聞而名譽受到損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時，我也想到由於發生了這件事，我們黨未能爭取可能支持保守黨的人都來投我們的票。因此，我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我們歡迎新黨員，特別是猶太人加入我們的基層組織，當時沒有想到，後來一些猶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當時我們未能充分地爭取潛在的保守黨選民的選票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因此，無論會引起多少人的不悅，加強基層組織是至關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強選區內保守黨青年組織的工作：因為，我確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吸引過來，我們才能有把握對付十分活躍的自由黨的挑戰。到１９５９年９月選舉即將舉行的時候，選區的黨的組織工作情況已大為改善，我開始感到比較放心。
我也預感保守黨將獲得大選勝利。５月份的地方選舉中，保守黨取得重大勝利成果。形勢好像對保守黨取得選舉勝利越來越有利。在芬奇利，我們正在做好最後的準備。實際上，宣佈大選時，我和丹尼斯及我們的雙胞胎正在懷特島度假。我們立刻趕回倫敦。雖然在競選活動中仍會遇到蘇伊士問題及解除房租控制的問題，但是競選的主要問題是哪個黨更可能實現並保持繁榮。這一直是我與其他候選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猶太教堂中辯論的主要話題。這可是對我們有利的領域。因為，如我們所宣稱的那樣，保守黨執政時，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榮感外，大家也意識到哈羅德?麥克米倫是一位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無論是在美國、蘇聯或是歐洲大陸問題上，發揮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我在芬奇利參加的第一個投票日開始了。後來我在芬奇利度過的９個投票日中的所做所為與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開始後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選區投票，１９５９年是奧爾平頓，後來是切爾西、威斯敏斯特。然後，同丹尼斯驅車去芬奇利。我訪問每一個投票站及委員會辦公室。中午可能與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館共進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帳，沒有任何靈活性，避免別人指責我"招待"選民。保守黨中央總部早已向所有候選人灌輸了如果那樣做的可怕後果。５點以後，我就不再訪問委員會辦公室，因為委員會會派出工作人員去召集我們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兩個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結束後，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點東西，訪問選區的辦公室，獲取些最新的軼聞趣事，然後去觀看計票現況。這次計票是在克裡斯特公學，後來的９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廳進行的。
每個候選人在學校裡都分有一個房間。每個候選人可以與一部分有票能進入計票現場的支持者一起吃點東西、喝點東西。每個房間裡都有當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跡——一台電視。這是電視第一次在競選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電視提供的計票結果告訴我們保守黨在全國的成績如何。我時而在計票廳裡看著長條桌上每個候選人的選票堆得越來越多，時而溜回我的房間去跟蹤來自全國各地的結果。全國的選舉結果同樣令人高興。
淩晨零點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馬上要宣佈芬奇利的選舉結果，要求我與其他候選人一起同選票報告員到臺上就座。要是別人競選一個有把握獲勝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黨即將在全國獲勝時，一定會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卻不會。在我從政的每個時期，無論是因為第六感覺——誰知道——還是迷信。我總是把這種心態與災難即將到來聯繫在一起。所以，當我站在丹尼斯身邊時，我表情嚴肅，儘量不讓人看出我的內心感覺。
選票報告員開始宣佈："迪金斯?埃裡克?彼得羅：１３，４３７票。"（工黨歡呼。）"斯彭斯?亨利?伊萬：１２，７０１票。"（自由黨歡呼。）最後，我們聽到："撒切爾?瑪格麗特?希爾達：２９，６９７票。"我大獲全勝——比第二名多得１６，２６０張選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３５００張票。保守黨人也發出歡呼聲，但我們的歡呼總是比自由黨的或社會主義者的更克制些。我發表簡短致辭，接受選舉結果，感謝我們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熱烈地擁抱了我，我走下了檯子——已是芬奇利的當選議員了。
我被選為芬奇利的候選人後不久，曾不經意地對我的雙胞胎孩子說，一旦我成為議員，他（她）們可以到下院去喝茶。從此，他們的簡單的請求是："你還不是議員呀？媽咪，時間太長了。"我也有這種感覺。在我看來，通向議會的路是很長的，但現在我知道再過幾周，我就會在下院的綠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這是第一步。
第一節 終於有了一個花園
至此，我和家人舒適地住進了位於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較大的獨門獨院的房子。當時房租上漲失控，我們擔心繼續租用天鵝公寓費用會高得多，因此看到《鄉村生活》上的廣告後就決定買下"朵馬斯"這所房子。無論如何，我們感到孩子們需要一個可在那兒玩耍的花園。
我們新買的房子原先是座好房子。現在儘管結構還好，前一家房主卻沒能好好地維護。房子沒有中央供暖，一英畝半大的花園內雜草叢生。我喜歡立即動手改造這一切，尤其對整理花園熱情高漲。我從小就想有個花園，可當父母終於搬進一處帶狹長的大花園的房子時，我已不在家住了。因此"朵馬斯"的花園使我第一次有機會戴上厚厚的園丁手套去剷除荊棘叢，用手推車從附近樹林裡運來腐葉土以改良土質，修建了幾個花壇）並查閱了杜鵑花和大麗花的栽培要求。我們黨在博地布拉其選區的主席正巧是個極出色的園藝師，不過儘管他教給我許多竅門，我種的玫瑰花總也趕不上他的。
"朵馬斯"成了我那對孿生孩子的極樂之地。新花園、新鄰居和林中散步（儘管不讓他們單獨去）的刺激都是他們的新體驗。我們的房子是一座莊園的一部分，周圍沒有車輛穿越，因此對孩子們很安全。為避免他們掉入池塘，一開始我就將池塘填埋，改成了玫瑰花壇。
我開始成為議員的時候馬克和卡羅爾６歲了，已到了稍不留神就會惹許多麻煩的年齡。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經常出國，在家的時間不能如希望的那麼多。由於議會內的工作使我無法每天在孩子們睡覺前回家，我就堅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們也利用時間很長的議會休會期和議會開會期間的周未團聚。我十分感激孩子們的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艾貝，芭芭拉後來嫁給了指導我整理花園的一位當地的園藝師，而艾貝後來則成為我們家的好友。當時她們管著孩子們，而我總是每天傍晚６點前從議會往家裡打電話，瞭解一下是否一切正常，孩子們這時總會告訴我又出了什麼麻煩。
我從母親那兒學到，使家庭充滿家庭氣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別堅持要有一個溫暖的廚房作為全家的中心，廚房須足夠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兒用餐。雖然我喜歡到處乾淨、整齊，但不願為整潔而過於簡樸，一所居家的房子應該又舒適又裝飾得吸引人，要做到兩者的結合並不像有時想像的那麼困難和費錢。我和我母親一樣喜歡紅木家具。在深色的紅木餐桌上沒有什麼比銀餐具更顯漂亮了，所以丹尼斯和我收藏了少量的銀餐具。
古董店對我來說曾是危險的誘惑。當時古董價格已經令人吃驚地成倍上漲。儘管我小心地不看那些昂貴的大件，我還是會利用購物或政治工作的間隙去看看有什麼新發現。古董或複製品家具一直是我所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官們不僅好看而且實用。某個星期五在裡奇蒙公園我丟失了一個藍寶石圍巾扣（寶石是丹尼斯出差去錫蘭時買回的）後，我用保險賠償買了一件古董家具作雞尾酒櫃。丹尼斯認為我應多買些首飾，而我卻在生自己的氣，我對他說："至少我不至於在裡奇蒙公園丟失雞尾酒櫃。"就這樣我們漸漸置齊了家具。
我家中並無大多的畫。除了幾張照片和日後添置的幾幅素描和肖像外，丹尼斯和我都認為好的畫太貴了，而掛不好的則毫無意義。我開始收集瓷器。牆上掛的瓷盤和陳列櫃中的瓷人為我們家增色不少。而且買單件有時顯得不那麼奢侈。有一次在弗林頓我姐姐穆裡爾和她丈夫的農場作客時購置了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還有一次，當我在芬奇利作了一晚遊說後，發現我們的一位支部主席擁有一些為數不多但足以顯示其無懈可擊品位的瓷器收藏。從此，每當看到一些她認為我會喜歡的東西時，她就會告訴我。
在格蘭瑟姆的童年經歷使我確信，營造快樂家園的最好辦法是保證家中熱鬧而活躍。這並不難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開交。當議員之前，我既忙於法律工作和竟選議員，又得盡母親和妻子之責。當選議員後生活節奏更加緊張。家裡請了一位幫工料理日常家務，但有些事我堅持自己做。無論議會何時休會，甚至是清晨，我都驅車趕回法恩伯勒為丹尼斯和家人準備早餐，也為自己拿點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後我會把兩個孩子、有時還有另一個當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學校，我們幾個母親輪流負責送孩子上學。隨後我一般出去買點東西，再驅車４５分鐘趕到威斯敏斯特，議會下午２點３０分開會。
儘管須經常從事選區工作，周未還是有機會整理家務，並像在格蘭瑟姆時那樣做許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幾個月裡丹尼斯、我和孩子們就在花園裡幹活，孩子們邊幹邊玩。但在橄欖球季的每個週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觀看球賽，這是自我們結婚之初就定下的嚴格的、雷打不動的安排。有時，當他去給一場重要的比賽做裁判時，我也一同前往，不過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絕非讚美裁判的話打擾，英國觀眾喜歡對裁判的做法品頭論足。每星期天，我們帶兩個孩子參加法恩伯勒教區教堂的家庭儀式。丹尼斯信聖公會教，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們會無所適從。好在我們當地的教堂屬低教會派，這使得身為衛理公會教徒的我比較容易轉變。不管怎麼說，就像約翰?威斯利至死都稱自己為英國國教教徒一樣，我也沒覺得自己跨越了什麼大的神學分水嶺。
周未對我來說是一種無價的強身怡神的補品。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我還記得自己去斯克格尼斯度假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我的結論是，對小孩子們來說，最好的莫過於鐵桶、鐵鍁和大量的活動。因此我們曾在薩塞克斯海邊緊靠海灘的一所房子裡住了一個月，周圍總能見到其他有小孩的家庭。後來我們定期去懷特島上西維的一家家庭旅館或在村裡租個公寓。乘渡輪過索倫特海峽對孩子們就像一次歷險，和所有孿生子女一樣，他們總愛互相嬉鬧比試。去海邊的路上要經過一處叫"四個馬克"的地方，我總也回答不了馬克關於這四人到底是誰的問題，同樣也沒能想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來答覆卡羅爾，她認為這太不公平了，應該有個叫"四個卡羅爾"的地名。馬克不甘示弱，指出聖誕頌歌並沒有一個男性的稱呼，這同樣不公平。
１９６０年我們計劃帶孩子們出國到布列培尼去度夏季假日。但臨出發前馬克出了水痘，旅行只得取消，這令每個人失望。為了彌補，我們決定聖誕節去瑞士的倫策海德滑雪，這可是更加冒險的事。我們以前誰也沒滑過雪，所以先參加了斯隆廣場的一個滑雪俱樂部，並在出發前在利裡懷茨上了一堂滑雪課。那次度假真是太妙了，以後我們每年都去那兒並都住同一個旅館。我喜歡那兒的景致和運動，而且後來越來越愛吃那兒的熱巧克力和點心。
家庭生活中，人們既能享受快樂，又得承受痛苦，這話雖然顯得有點陳詞濫調，但對每個人卻都是千真萬確的。身後有個家庭作依靠會使從政者感到有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家人受到的折磨會使人感情受傷害。我總為馬克擔心，他似乎容易受到一切細菌的感染，某年冬天他在倫策海德還得了肺炎。有一次他得了闌尾炎，我只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醫院，那是我生活中最糟的一段時間。以後的幾周內我花很多時間陪他，卻又擔心卡羅爾會感到被冷落了。於是我給她買了一隻非常漂亮的玩具熊，給它取名為亨弗裡。不管卡羅爾如何看待這位新朋友，我卻變得離不開它了，甚至把它帶到了唐寧街。不過後來它那髒兮兮的樣子令我不快，我把它洗了洗，它卻因此可憐得四分五裂了。"亨弗裡竟只能如此短暫地輝煌"。
我不知道一個人在什麼時候更操心他的孩子，是他們在跟前時呢，還是當他們遠離自己時。我要求兩個孩子在年幼時呆在家裡，後來我還是同意讓他們進了住宿學校，１９６１年馬克上學的那所附近的小學要關閉了，丹尼斯說服我讓他去貝爾蒙特預科學校，至少貝爾蒙特就在芬奇利旁邊，我可以常帶他出來吃午飯。我也知道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他離得並不太遠。當然，卡羅爾也不甘被冷落，她決定也要上住宿學校，兩年後她如願以償。他們走後家裡顯得空蕩蕩的。
這個時候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又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空洞，１９６０年我的母親去世，我失去了母親。她一直是全家穩定的基石。她操持家務，需要時到店裡幫忙，招待客人，支持我父親的工作，作為市長夫人，為教堂做了許多自願性的社會工作，還顯示了諸如縫製衣服等一系列的實用家政技能，我們從沒聽她抱怨過什麼。就像許多隻為他人而活著的人一樣，她使她的丈夫和女兒們有如此成就。她的一生很不容易。儘管成年後我更多地談及父親對我政治上的影響，但從母親那兒我繼承了將繁忙生活中的諸多職責組織和結合起來的能力。雖然她的去世並非來之突然，我還是深感震動。母親發病時我們正在埃塞克斯的姐姐家，丹尼斯和我驅車送她去格蘭瑟姆作急救手術。此後她一直沒有完全康復，幾個月後便去世了。連年幼的孩子們也沉浸在悲痛中。母親的葬禮後，父親到"朵馬斯"來與我們同住一段日子。一天晚上給他鋪床時，我看到枕頭上有馬克寫的一小張紙條："親愛的外祖父，姥姥死了我真難過。"看了叫人心碎。
第二節 新手試立法
新手試立法。
不管怎麼樣，我深感欣慰的是父母都已看到他們的女兒作為議員進入了威斯敏斯特宮。可以說他們實際上真地"看到"了，因為報紙上刊登著我頭戴新帽子步入議會的形象極佳的照片。議會開會的前一天，我作為"１９２２年委員會"——這是所有保守黨後座議員所屬的委員會——的成員討論議長人選時，第一次真正接觸了保守黨議會黨團。這個喧鬧而煙霧騰騰的屋子裡的幾百人中，我只認識一小部分，但我馬上感到如魚得水。
那時侯所有的人都那麼友善。議會督導員會找每位新議員就議會規則和組織體制談一次話。關於如何應付記者，老議員們給了我有用的提示。他們還告訴我，不要僅僅關注外交和財政這類大問題，我也必須找一、兩個不太熱門的話題使自己有所建樹。另一個很實用的指導意見是為自己找一位"對手"，我立即就把來自利茲西區的工党議員查裡?帕內爾定為"對手"。他以前住在我原來的達特福德選區時我就認識他。他正是那種我所喜歡的有幽默感的正直的工党人士。威斯敏斯特宮對於那些還不熟門熟路的人來說似乎就像一座由令人暈頭轉向的走廊組成的迷官。直到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才能較容易地走對路。茶室、圖書館和主要委員會的屋子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女議員室"是為２５名女議員單辟的二間屋子，我通常能在那兒找到一張可供工作的寫字臺。由於氣味和習慣的原因我不進吸煙室。我那位極其高效率的秘書帕迪，維克特?史密斯與其他幾位秘書一起在一間大辦公室中有自己的辦公桌，我們就在那裡處理選民的來信。下院的中心是議會會議廳，這一點在那個時代更明顯。我早就聽說過，在這兒的經歷是無與倫比的。財政和外交委員會的會議使人增長見識，每週一次的"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會議氣氛活躍。但只有當一名議員完全融入議會的氛圍直至議會程序成為他的第二本性、議會辯論風格成為他的本能後，他才能成為那種最受尊敬的英國政客——"下院議員"。
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在早已安排好的過道後面第四排的座位就坐，３１年後當我從首相位子上退下後又再次回到那個座位。議會本身曾是——而且現在仍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地方。我發現，單從喧鬧的程度就可證明這一點。我對大學辯論和大選競選演說習以為常，但以前幾次在旁聽席旁聽議會會議的經歷還不足以使我對這種喧鬧心理上有所準備。我與一位同事談起此事時，他只是大笑著說："你真該聽聽蘇伊士運河戰爭時期的議會會議！"不過，我不久就發覺這兒的男性為主並沒有壞到男性偏見的程度。工業界、律師界和保守黨選舉政治時常以不同的方式迫使我深感作為婦女的卑微。但在下院中我們都是平等的；某些國務大臣如在其言談舉止中流露出他們自認為高人一等的話，那麼災難就會降臨到他們頭上。不久我就欣喜地看到，只要對某個問題具有真正的、合乎邏輯的和有技術性的把握，就能贏得議會雙方的尊敬。棧薄和虛張聲勢很快就會暴露。也許每一代年輕男女後來都會認為，他們眼裡的偉人具有其同代人所缺乏的完美形象。然而，如果現在要在後座議員中尋找大批能體現當年議會特點的具有非凡經驗和才華的人物，那我一定會陷入困境。幾乎不管是什麼問題、議會雙方都會有人就此提供大量專門的知識和有關的直覺看法，前、後座議員都會十分尊敬地聆聽。
事實上，在我任議員的最初幾個月中幾乎沒有機會去輕鬆地獲得有關議會的知識。我和其他３１０名議員一起就下院立案討論"私人法案"而進行抽籤。我吃驚地發現自己抽到了第二名，從來不曾有過如此好運氣，簡直像中了頭彩一樣。只有前幾名議員提的"私人法案"才有機會成為立法。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此法案的態度如何非常關鍵。
我對所選議題只有大概的想法，但現在只剩一周時間去作決定了，因為１１月１１日是提交法案的截止日期。顯而易見，我必須選一個既是自己強烈關注、又是自己熟悉領域的議題。我甚至想贊同一個關於對藐視法庭案件進行上訴的法案草案，議會督導員辦公室專為那些尚不引人注意的後座議員保留了最終可選用的小法案，上述草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案顯得太枯燥，我無法為它調動熱情。因此我又另作打算。
我們黨內許多右翼成員——而且不僅是右翼成員——越來越關注濫用工會權力的情況。上一年我曾閱讀並與我的律師朋友們討論過由"保守黨法律界人士協會"出版的關於此問題的一本小冊子。我知道，這本題為《巨人的力量》的小冊子大部分是由一位出類拔萃的年輕保守黨律師傑弗裡?豪所作。這段時間我一直特別關注著那個曠日持久而又爭議頻繁的"盧克斯對巴納德"案件，此案涉及商店或工廠只能雇用工會會員的所謂"封閉式工廠"的制度。盧克斯退出了工會，因此有人威脅他的雇主"英國海外航空包機公司"說，如果不立即開除他，就發動一次罷工。"英國海外航空包機公司"馬上膽怯地照辦了，盧克斯於是起訴工會官員。我認為參加工會與否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力，對於踐踏這一權力我深感憤怒。我也讚賞盧克斯的決心和勇氣。我向別人討教，是否可提出一項議案以取消或至少削弱"封閉式工廠"制度的權力。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困難重重。儘管保守黨內的年輕成員和許多後座議員在此問題上蠢蠢欲動，但保守黨上層占主流的仍然是對工會妥協、姑息的精神。因此看來我想促使有關法律的改動是很不可能的。議會督導員明確表示我將得不到黨的支持。不過，那個案子本身並未了結，上直到１９６４年才最後裁定。在我考慮提出法案的時候上訴法院判決盧克斯敗訴，但最終上院反對工會的做法。因此人們激烈爭論，說法律不能因為某一個個案而作部分修改。我也贊同這一看法。
我最終決定的提案基本上也是關於在集體主義威脅下的個人自由問題。由於在１９５８年７月印刷業發生的一起勞資爭端，一些由工黨控制的大城市的市政會不向捲入此爭端的地方報紙的記者提供正常的報道便利。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法律上的一個漏洞，表現在許多市政會經常向公眾封鎖有關自己活動的消息。報界的法定權力是只能參加市政會的全會，而不能參加其委員會會議。但由於問題是由各委員會會議解決的，市政會因此將報界排斥在其討論過程之外。而且，除了這些"全體市政會議員參加的委員會"外，還有許多其他秘密的委員會，大量納稅人的錢有可能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被用掉或濫用了。一般百姓也是無權參加任何市政會或其委員會會議的。
我對此問題產生興趣的原因，一是由於社會主義者們對工會權力的縱容使得這一問題已到了嚴重關頭，二是從離格蘭瑟姆不遠的諾了漢我已瞭解到發生了什麼情況，三是當時的形勢已影響了我對政府使用人民錢財時所應負責任的信賴。１９５９年的保守黨宣言中包含了一條承諾，即"保證報界在報導地方當局辦事過程時享有應有的便利"。所以，我想就此問題提出一項議案可能受政府的歡迎。然而議會督導員很快令我失望了。顯然在此問題上，他認為最多只能提出一項行為準則，而我覺得準則是十分軟弱無力的，因此決定繼續自己的計劃。
對於一項棘手的法案，反對意見不是來自"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大臣們。而是來自部內的官員們，而他們反過來又明確無誤地反映了地方當局反對自己權力受到民主的制約，這一點很快就顯而易見了。主管的內閣大臣亨利?布魯克始終富於同情心。每一項"私人法案"都由一位政務次官負責監督，他或者推動，或者阻礙其進展。我的法案交給了基思?約瑟夫爵士，在審視法案中的那些令人疲倦的、錯綜複雜的技術細節的過程中，我開始瞭解基思。
在為自己的提案作修改、潤色和談判的經歷中我很快就學到了許多東西。由於這一問題多年來一直被提及，也因為資深議員對年輕議員的善待，我得以從後座議員同事中得到許多無價的幫助。前檢察長萊昂內爾?海爾德爵士以他豐富的司法經驗使我受益，從他那兒和其他人那兒我學到了起草法律的技巧，這一般也是議會起草人所具備的專門技能。
我也目睹了壓力集團的力量。地方當局的遊說集團不僅通過工黨、而且以一切方式施加其影響。我因此學會了以壓力集團制壓力集團，並充分利用"報紙編輯協會"和其他報業組織的幫助。
歸根到底，什麼也比不上自己的努力。我打算盡力爭取讓更多的議員在那個星期五到議會出席我的法案的二讀（當時許多議員已返回他們的選區），然而這樣做起來卻很困難。我一貫相信親筆信的作用，即使它是由一位你不太熟悉的人寫的，所以在二讀之前我給政府方面的後座議員寫了２５０封信，請他們出席並為我的法案投票。
還有些其他的麻煩事。我原設想幾個月後再作我的首次發言，因為我得到的忠告是先對議會有所瞭解。我牢記這一忠告，決定在夏未就拉德克裡夫勳爵的"關於金融體系運作的報告"發言，我對此報告描述金融政策的方法十分著迷。但我沒時間同時準備這一發言和就我的法案進行二讀的介紹發言，因此我決定集中精力準備後者。而這麼做我又面臨另外一個障礙。按慣例首次發言應是有節制的、針對無爭議問題的，並飾以對我前任和選民的讚美之辭。這一標準現在已不可能達到，因為就我的提案的二讀作首次發言不可避免地會有爭議。
不過，至少我的發言不會空洞無物。當我在１９６０年２月５日星期五開始發言時，我早已將論點、論據熟記在心，因此雖然有點緊張，我還是不看講稿講了近半個小時。３位政府方女議員——帕特?洪斯比?史密斯、梅芬?派克和依迪斯?皮特從前徘座表示了她們道義上的支持。考慮到這是星期五，議會可以稱是滿座。我很高興有近２００名議員參加了投票，我們大獲全勝。我也對議員們個人對我表示的評價而深深感動，特別是議長拉布?巴特勒，他擅長作些含糊其辭的評論，但這一次他的祝賀對於一名新議員來說卻是直截了當、真誠和熱情的。
第二天的報紙清楚地表明，我的發言是成功的，至少目前我已是個知名人物了。《每日快報》驚呼"一顆新星在議會升起"。《星期日電訊報》高呼"……榮譽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昨日交了朋友"。《每日電訊報》平靜地稱之為："一次大捷"，報上出現了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特寫，電視臺採訪了我。攝像人員來到"朵馬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口答某記者提出的一個十分違反常理的問題時，我說，"我得等我的孩子們長大些才會考慮擔任內閣職務。"不過除了這一處失言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完美。
是否對我的讚揚過度了？我自己毫不懷疑確實是言過其實了，而且也對有可能引起同事們的嫉妒略感緊張。我的發言可稱為勝任的表現。但還遠不是可彪炳青史的事件。
但這是不是一種不祥之兆呢？大選前我曾讀了約翰?布禪的《窗簾的縫隙》一書。我原沒有大多地去思考這本書，直到看到報上那些誇大其辭的標題。約翰?布禪的故事講的是包括幾名政客在內的一群人在一個朋友家過降靈節。在那兒一位神秘的、病人膏育的、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讓他們看一眼一年後的《時代》雜誌中的一頁內容。每個人都看到了一些涉及自己未來的東西。其中一個保守黨新議員看到一則他本人的簡短訃告，訃告說，他曾因一次出色的首次發言而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因他的發言不同凡響而受到各方讚譽和稱頌；可是後來由於缺乏對未來的認識而失去自信心，他一敗塗地，變得默默無聞，虛度時光。我不禁微徽戰慄，把手伸向我的幸運珍珠。
我的提案最終得到通過成為法律，提案中加入了一個重要內容，即：普通公眾與報界同等享有參加市政會會議的權利，但各委員會（除全體市政議員委員會之外）不受此規定約束。儘管我那歷時７天的明星生涯後來有所暗淡，我還是學到了許多，信心大增。
第三節 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後座議員的生活總是那麼激動人心而又緊張忙碌，有一次我竟暈倒在議員餐廳，令我的男同事們驚恐不已。我把儘量多的時間用在議會和各後座議員委員會中，也定期出席保守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的活動，像哈羅德?麥克米倫、拉布?巴特勒、伊恩、麥克勞德和伊諾克?鮑威爾這樣的保守黨內的傑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這樣才華橫溢的年輕的保守黨記者都常到這個俱樂部演講。
這個時期，晉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徑是臍身政治中心並成為保守黨內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黨政治家必須避免成為"反動分子"。沒有什麼別的可比擁有這一標誌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職業上的損害了。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缺乏生氣。儘管如今人們普遍認為６０年代的道德敗壞及社會和經濟遭受破壞的形勢主要指１９６４年後的工黨政府執政時期，保守黨則應對６０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義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保守黨在６０年代初確實處在它不常有的自嗚得意的階段。１９５９年麥克米倫以壓倒多數贏得了勝利，其影響隨後持續擴大，這一切甚至使無黨派傾向的評論家也認為保守黨是"現代化"的政黨，而以"布帽形象"出現的工黨則面臨淪為永久性反對黨的危險。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對我們說，如果保守黨策略得當，未來的２５年裡我們都可以政權在握。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什麼動力促使人們對政策作認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進行哲學反恩。當時保守黨內主要爭論的是伊恩?麥克勞德的"爬出非洲"的論點。年老的右派們抱怨英國放棄了對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數部落農民的責任，把權力交給了城鎮中毫無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這些人不久將成為獨裁者。以後的時間表明了這些擔憂似乎是有預見性的；但在６０年代初期它們看似在戀戀不捨地追求幾乎已隨歷史消失的帝國。保守黨議員中一小部分熱情洋溢的人支持這種批評意見；而我們大部分人則認為伊恩?麥克勞德把保守黨的殖民政策"現代化"了，因而支持他。
回顧６０年代的情況，奇怪的是，儘管保守黨日益嚴重地擔心自己失去對當代發展潮流與時尚的把握，它實際已開始不瞭解普通保守派百姓的本能和願望。在涉及工會、移民、法制和向第三世界援助等不同問題時情況如此，而在涉及經濟管理的問題時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這倒不是通貨膨脹的問題，１９５９年冬到１９６０年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而且直至１９６１年夏季前一直不到５％，但是收支平衡問題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當時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如控制信貸、提高利率、尋求國際貸款以支撐英鎊、提高稅收及一定模式的收入政策等，這些措施在以後的１５年中變得家喻戶曉。
當時看不到那種後來產生"賽爾斯登人"和撤切爾主義的反思、伊諾克?鮑威爾正在推行麥克米倫主持的最大的公共開支計劃之一的建造醫院的１０年計劃。只有少數後座議員（包括新上任的約翰?比芬）準備就反對收入政策和支持對通貨膨脹進行金融控制的問題進行辯論。的確，對通貨膨脹（對失業而言）的不健康的擔憂一直被當權者們視為反映了英國社會中沒落階層（如領取養者金的固定收入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保守黨總部想像中的新興的、活躍的"年輕經理們"的利益，後來領養老金的固定收入者讓我們在諸如奧爾平頓和米德爾斯伯勒西區這樣的保守黨腹地的補缺選舉中領教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一切，加上１９６２年開始的一系列醜聞，標誌著麥克米倫保守主義自嗚得意時期的結束。隨後的幾年裡我們經歷了失敗，成為反對黨，最終進行了反思，保守黨人本能地放棄了家長制，開始了保守主義的新的風格。
儘管任後座議員時期我與政府和保守黨內主流的正統派之間的關係沒有出現太大的麻煩，我卻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雲直上的年輕保守黨人中的一員。我有自己的理想。對於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我感到不安，僅僅是有點不安而已。但對於一個信仰財政穩定、自由企業的創造潛力和社會紀律的人來說，確有許多事情值得擔憂。
對我們的經濟管理瞭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認真地聽取了保守黨後座議員奈傑爾?伯奇的發言，他嚴厲批評政府沒能控制公共開支。政府的論點是，只要經濟繼續增長，就可承受公共開支的增加。這就迫使我們實行過分擴大需求的政策，而當它對收支平衡或英鎊產生壓力時又猛然收回這種政策，這正是１９６１年夏天的情形。財政大臣塞爾溫?勞埃德推出了一個緊縮通貨的預算和我們的第一個收入政策——"暫停支付"。另一項作法當然是把稅收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財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稅上漲，特別強調要制止逃稅和漏稅，通過不斷擴大國內稅收權限來達到此目的。作為一名稅務律師，也源於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歡賦予官僚們更多的權力，我對這一問題反應強烈，並幫助"保守黨法律界人士協會"寫了一份批評性的報告。
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應徹底糾正刑事政策中時尚的自由派傾向，於是發言並投票支持一項有關用樺木條或答杖抽打年輕重犯的新條款，我們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當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在當時盛行的輿論氛圍中，我知道這一條款會使我遭受那些自視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評論者的奚落。但我的選民們並不這麼看，我們右派議員中的許多人也不這麼看。儘管新條款被徹底地擊敗了，這是可想而知的，卻有６９名保守黨後座議員投政府的反對票而支持這一條款。這是我黨自１９５１年執政以來的最大一次黨內造反，議會督導辦公室對此頗感不悅。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黨方針投票的情況。
１９６１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謂豐富多采。我一直關注著外交事務，其中占主導地位的事件是肯尼迪與赫魯曉夫之間關係彆扭、蘇聯人建起了柏林牆（議會就此開會討論）、與本國關係更密切的是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開始的談判。也有種種關於內閣改組的猜測。儘管我的名聲稍稍受損，我還是有理由認為自己可能是改組的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處於公眾的注意中，這不僅因為關於肉體刑罰的演說，為居住高層住宅的學齡前兒童缺乏必要設施的問題我與弗林特東區的工党議員艾裡妮?懷特一起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由於當時大量設計低劣的，可怕的高層樓房正拔地而起，這一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不過，我自認為可以從改組中受益的理由很簡單。帕特?洪斯比一史密斯已決定辭職去追求她的商業利益，而人們往往認為保持政府中婦女的人數在政治上是可取的。我甚至得到了關於我的未來職務的已不算很隱晦的提示。據消息透露，有兩個位於正空著，一個是航空部，另一個是養者金部。即使我更鍾情於航空部，在當時我也明白他們不會把這個位子交給一名年輕婦女。
話雖這麼說，當電話響起、我被召去見首相時，我並不想掩飾自己的興奮。唐寧街１０號正在進行大規模整修，於是海軍部大廈成了哈羅德?麥克米倫相當豪華的臨時寓所。我已對他形成了強烈的個人印象，這不僅來自他在議會或"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演講，也來自他到我們"新議員會餐俱樂部"作的演說，那一次他大力推薦迪斯雷利的《雪畢兒》和《科?斯比》作為政治讀物。儘管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迪斯雷利的書能吸引哈羅德。麥克米倫，他的文風過於華美，不太對我的口味）我現在已明白，麥克米倫實際上比他的外表更複雜和敏感，但當時我似乎更相信他表面上顯示出來的特點。無論是與肯尼迪總統達成交易、鞏固友情，還是向大聲咆哮的赫魯曉夫輕鬆幽默地回敬幾句表示輕蔑的話，哈羅德?麥克米倫在國外的確是英國的傑出代表。
在內、外政策方面，麥克米倫總是為其歷史感而引以為豪。他試圖在兩個超級大國問建立和諧的關係，也強烈地相信英國的命運系於歐洲，在這些方面他深受兩次世界大戰經驗的影響。就像他常提醒我們的那樣，他確實是為數不多的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倖存議員之一。他喜歡經濟增長更甚於財政穩定，長期以來他相信計劃的好處，這是他為防止３０年代的通貨緊縮和失業現象的反應，當時他任蒂斯河畔斯托克頓的議員。據說他任財政大臣時官員們曾統計過他一周內共提過多少次"斯托克頓"，歷史的教訓總是教會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對戰爭的起因和資本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原因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從格蘭瑟姆的角度與從斯托克頓的角度看待事物會產生不同的看法。
第四節 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