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對於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潛力最關鍵的考驗是它在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和在前蘇聯的應用。由於一些原因，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與中、東歐的其他新的民主國家分屬不同範疇。（波羅的海國家，由於其歷史和傳統傾向西方，必須認為它們更接近於後者而不是前者，它們經濟改革的驚人成就也突出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俄國在農奴制結束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半個世紀裡，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但只有在很短的時期一一基本上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後——自由體制和觀點才紮了根。布爾什維克革命７０年後，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留下了它自己的遺產：方向錯誤的投資，建得不是地方的工廠和電站，墨守成規的技術，任命官僚們擔任工業企業的經理，沒有積極性的勞動力以及在生態方面帶來的災難。
本應當更早一些地做更多的工作幫助俄羅斯、烏克蘭和前蘇聯其他國家建立自由經濟。特別是，我們早應該準備支持貨幣局使俄國的盧布取得某種穩定。俄國人民理所當然地不信任他們的政府有能力提供穩定的貨幣。唯一解決的辦法是不讓政府再管理貨幣，實行"硬盧布"，使類似我們於１９８３年在香港建立的貨幣局對它進行牢牢的控制。貨幣局最好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聯邦儲備委員會代表的支持下，按固定匯率用硬盧布兌換美元。歷史表明，這種透明的制度是有效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要使這行得通，俄羅斯需要足夠的美元儲備給予硬盧布百分之百以上的支持。西方本可以發現沒有其他方式的援助比提供這種支持更有價值。
經濟改革成功的奧秘總是要保證所有的部件都能一起工作，因為只有那時調整起來才更容易一些。以此為由，一些人現在批評１９９２年俄羅斯的改革者們在沒有打破統治著經濟的國營壟斷之前就開放了價格。但是，在有人談到莫斯科人簡直不夠吃時，價格自由化至少將貨物送進了商店。無論怎麼說，自那時以來，根據捷克斯洛伐克首創的擔保人方法所制訂的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私有化計劃，已經將大部分工業變成了私有企業。現在７０％以上的俄國工人在私育部門。的確，對產權的不確定、過多的官僚主義規章、高稅收和普遍的腐敗現象仍然是現在的主要問題，它們妨礙了外國投資，使企業成為了黑手黨控制的黑市經濟。但儘管如此，預言其前景非常暗淡看來是沒有理由的。一些不可靠的數字說明它生產下降，但其他數字則更加表明私人消費在大量增加。無論怎麼說，這正是由生產導向的經濟變為由消費推動的經濟這一轉軌所必需的。在不能恰當地執行和維護法律時，還會出現許多不愉快的現象，但今天訪問俄羅斯的人沒有一個會聲稱俄羅斯人沒有對發展工商企業的機會作出反應。事實上，今天西方人要給予俄羅斯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完全成熟的資本主義需要法治，沒有這一點，俄羅斯的私人所有制就缺少合法性，也就不會穩定。
前中歐共產主義國家面臨的經濟挑戰雖是難以對付的，但其規模較小一些。自然，東德能夠與歐洲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合併。匈牙利在其共產主義統治的最後幾年已經向西方式的經濟走了一段路。意義重大的是，當波蘭政府，特別是捷克共和國政府最早作出了最大膽的決定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時，它們取得了最顯著的成就。
波蘭最大的有利因素是共產黨人大體上沒有實行農業集體化。因此共產主義未能完全控制經濟，就像面對天主教的抵抗它未能控制整個社會一樣。可是，共產黨人進行經濟改革的企圖失敗了。確實，它最大的遺產是惡性通貨膨脹。團結工會領導下的政府進行了成功的改革，它的設計師萊謝克?巴爾塞羅維奇有意選擇了一條激進的道路：同時採取措施廢除物價控制，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減少預算赤字和取消了幾乎所有對國際貿易的限制。通貨膨脹顯著下降。新的小企業應運而生，貨物流進了商店。的確，它們的價格使人難以接受，但是許多人認為生活水平下降的說法只是根據虛構的統計數字得出的，因為波蘭人以前已面臨商品奇缺。後來，在改革裡最後增加了私有化計劃這一重要內容。現在，私營部門占了經濟的５５％。可是，成功裡也攙雜有失誤。無節制的福利支出使預算赤字似乎會繼續下去。自從在１９９３年左派取得政權後，私有化計劃似乎放慢了。由於歐洲共同體對波蘭產品沒有充分開放市場，作為對這一做法的部分反應，波蘭又有再一次提高關稅率的傾向。可是，兩下一平衡，改革所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它的失敗，以致波蘭的經濟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增長了大約４％，１９９５年的情況似乎也會一樣好。沒有必要把右派在１９９３年大選中的失敗歸咎為人們對改革進程本身抱有不滿。由於（大多數新的民主團體輕率採取的）比例代表制，在一些互相競爭的小黨中反社會主義票數的分散必須對此負有主要責任。
在捷克共和國，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很顯著，這與斯洛伐克恰好相反，因為後者有意識地保持了更加社會主義的方向。當然，捷克人繼承了工業成就的傳統，甚至４０年的共產主義也未能將它消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列入世界最先進的行列，平均人口收入與法國相等。此外，捷克的改革家們與波蘭的同行不一樣，他們沒有繼承惡性通貨膨脹，也未非得要尋求共產黨人對他們改革措施的支持。在先任財長後任總理的瓦茨拉夫?克勞斯的堅定領導下，採取了激進的戰略，沒有對希望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的要求作出讓步。捷克取消了價格控制，削減了補貼，急劇減少了公共費用，並且為了貿易原因可以兌換貨幣。通過擔保人開始實行的大規模私有化計劃改變了所有制形式，現在有８０％的捷克資產在私人手中。經過了變革的創傷後，經濟開始在健康的基礎上增長（１９９４年為２．５％）。儘管舊的、"效率差的工業出現了輕度的經濟衰退，現在失業率是低的（１９９４年為４％）。與波蘭和匈牙利不同，在捷克共和國推動必要的經濟改革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回報，這本身就是使改革會繼續下去的最好保證。
可是，也許在原先東方集團國家中最小、最窮的阿爾巴尼亞的例子能最好他說明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創造性潛力。阿爾巴尼亞曾經生活在時間停滯的情況下，與外界的政治或經濟接觸完全被切斷。它沒有像樣的運輸工具，無望的、過時的工業壓在了肩上，農業完全實行了集體化，多疑的統治者在風景區到處修建了掩體。唯一的前進道路是再一次從頭做起，它現在正在這樣做。突然間大量的向外移民給阿爾巴尼亞的鄰國造成了直接困難，但在那以後給它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再加上外援，於是開始出現了消費社會。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到處湧現。能從集體農莊和掩體搶救出來的任何東西都開了用於新建的私人農場。由於政府已經取消了物價控制，這些農場很快能向人民提供糧食。阿爾巴尼亞現正取得幾乎任何人都認為不可能取得的成績：它的經濟連續兩年以兩位數字在增長。當然，這是從很低的水平開始算起的。外國投資占了它低工資成本和缺少規章的便宜，正在利用該國的礦產資源和開發它的旅遊潛力。
因此，原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不一，這證明了我的主要論點，即雖然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管何時何地採用了自由企業這一方案就能奏效。此外，它的應用對於鞏固民主也非常重要。最近對１０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輿論調查表明，幾乎在每一事例中，對舊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懷念都與未能向自由經濟快速轉化有關。
第八節 兩種模式——英國和德國
中、東歐的經濟改革家們自然試圖研究在他們想重建的資本主義制度中最成功的模式。他們當中許多人把眼睛看著英國，特別是想學習私有化的做法，雖然這些做法必須適應不同的情況。但是美國和德國的例子最有影響。
美國與歐洲的資本主義模式有明顯的區別。美國人傳統上強調有必要實行有限的管理、少量的規章、低稅收和盡可能靈活的勞力市場。它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它能夠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在這方面它一直比歐洲成功。自６０年代以來，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就業人數平均每年只增長０．３％，而美國每年是１．８％。此外，美國與歐洲不一樣，它的大多數工作機會都是私營部門創造的。在歐共體內，失業時間在一年以上的占失業人數的４０％，而美國是１０％。
在美國政府中有些決策人贊成對培訓、工業政策和受管制的貿易進行干預。近年來他們對歐洲模式，特別是德國的模式，給予了許多積極的考慮。因此要瞭解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體制的弱點和毋庸置疑的優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如果世界上自由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榜樣和代表在對內、對外的經濟政策上偏離了它，就會嚴重關係到整個自由企業制度。
戰後西德成為了歐洲的主要經濟大國，人們正確地把這稱為"經濟奇跡"。德國人的成就的特點是通貨膨脹率非常低，生產率高。這反映了德國人民和德國政府政策的特點，特別是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政策的特點，當時他們對"社會市場"這一做法強調的是"市場"而不是"社會"。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由於國家干預和工會與行政的共同決定（即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增多，上述情況有了很大改變。稅收以及對雇主規定的負擔大大增加了，有人認為現在已接近工資的１００％。雖然德國的經濟成就一直給人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由於上面兩個負擔，再加上在擴大接納前共產主義的東德時沒有處理得很好而帶來的衝擊，以前促使德國資本主義取得了成就的某些特點如今卻導致了嚴重問題，有徵兆表明這些問題可能會變得更糟。工業的協商一致蛻變成較為死板的總體主義，這降低了德國工業靈活迎接來自亞洲和中歐挑戰的能力。無論是對一個個的德國公司來說還是對整個部門來說，情況都是這樣。意味深長的是，１９９４年德國雇主將東德的工資提高到西德的水平，這一做法證明其危害很大，最後幾乎不可能辦到。在經濟中，只有當集中進行工資談判已成為公認的準則時，才能實行這一決定。
此外，在所有國家中現在德國勞動力的工時最短，假期最長。亞大地區工業競爭者每小時的工資成本只有德國的１／６，這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相對而言，德國比大多數經濟發達的國家更加依靠製造業。
因此，在這一情況下，德國目前的繁榮還能持續多久，這已是一個公開的問題。它將會更加誘使德國繼法國之後推動歐洲共同體走向保護主義。但那將會是自我挫敗，因為保護主義在國內減少了對效率的激勵，而在國外卻刺激了效率的提高。應當補充一句，這一分析決不是"反對德國人"。的確，正是由於德國人所具備的優秀品質，德國在資本主義中開始代表的更加總體主義的模式才能取得像現在這樣的成就。
第九節 “穩定”的誘惑
德國管理比較嚴格的資本主義模式所引起的誘惑不僅來自德國自身所取得的令人欽佩的經濟成就，它也起因於人們總是希望安全和穩定這一願望。這種願望使決策人捨棄了自由市場具有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以追求有條不紊的秩序這一迷惑人心的保證。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目前在工業中有主張國家進行干預的傾向，儘管支撐它的經濟理論早已名聲掃地。這也解釋了目前很令人關注的另外兩件事情。第一，尋求一種能夠保持貨幣穩定的新構架，由國際組織根據佈雷頓森林會議的思路對它進行監督；第二，認為道地的保護主義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以抵擋新的、成本低的生產者所進行的破壞性競爭。這些觀點中的每一項都是傑出的倡導者們提出的，第一項的倡導者是保羅?沃爾克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委員會，第二項的倡導者是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
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追求匯率穩定帶來了很大的害處。奈傑爾?勞森在１９８７年３月至１９８８年３月期間使英鎊追隨德國馬克的匯率給我自己的政府所執行的反通貨膨脹帶來了損害。後來，在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內追求死板的比價使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陷入了不必要的、嚴重的衰退。但無論怎麼說，正如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指出的，根據１９４４年設想出的佈雷頓森林會議體制——它最終於１９７１年失敗——有關固定匯率的經驗，難以證明它有時得到的讚揚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它只打算實行８年（從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７年），但即使在那些年裡，也沒有放棄匯率的變動。此外，７０年代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在佈雷頓森林會議體制的最後幾年已經開始。它最終的垮臺反映了７０年代的通貨膨脹以及主權國家不願將它們的利益屈從於死板的匯率，從而把其他國家經濟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引到它們自己的國家裡來。所有經驗都表明，企圖固定匯率的做法事實上沒有加強穩定，除了在很短的時間外，也沒有增強信心。它們僅保證在發生經濟危機和政治不和的情況下能進行一些調整。談論"重建佈雷頓森林會議"只是懷舊，我們不能這樣做，事實上我們甚至也做不到這一點。正如一位傑出的、匯率機制原來的支持者塞纓爾?布裡頓爵士最近所寫的："佈雷頓森林會議或者匯率機制式的固定的、但是可調整的（聯繫）匯率也許不再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必須直截了當地選擇採用浮動匯率或是與夥伴國家建立完全的貨幣聯盟"。由於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原因，我堅決選擇浮動匯率。塞繆爾爵士也許會竭力支持另外的選擇，但我們都知道不能在中途停下來。
我更贊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對於國際經濟情況的分析。詹姆斯爵士要人們注意國外競爭對成本高、管理過多的歐洲工業所提出的挑戰，這是對的，因為他看到這種工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失業的劇增——除非我們圍著歐洲經濟發達國家築起保護主義的壁壘。研究結果表明新興市場的競爭的確已開始使實際工資下降，並在使歐洲大陸部分的失業上升。這些是我們必須對待的實際問題。
但是自由貿易的好處不在於參加國具有相似的文化或制度，也不在於它們有同樣的經濟潛力。互利來自利用各個不同國家的相對優勢。詹姆斯爵士認為現在有４０億人正在加入世界經濟行列，他們提出了他稱之為的"一種完全新型的競爭"，不過他也許誇大了這一競爭的即時性和規模。４０億這個數字似乎包括了除了發達國家以外的全世界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是所有這些人都會很快地參與世界經濟，在中國和前蘇聯集團正在與我們競爭的低工資工人的經濟潛力也非常不一樣。
自然，亞洲"四虎"的經驗表明，至少在新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有些國家的工業技術和生活水平會很快提高。但會從中產生兩種結果：它們不再是低工資競爭；它們將日益成為包括西歐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將再一次為所有人帶來好處。
誠然，即使西方國家絕對來說會繁榮，但相對來說，它可能認還存在著需要我們解決的一些實際的問題。但是，由於西方國家非熟練工人的工作已受到了低成本競爭的危害，因而需要勞動市場有更大的靈活性，有方向對頭的培訓和再培訓計劃，以及按照目前家庭信貸規定給予生活最貧窮的家庭有目的的幫助。
人們必然還會問：為什麼所謂的有利貿易與無利貿易之間的分界線應當與歐洲聯盟的外部邊界相一致。在歐洲聯盟內部，各國的發展、潛力和人工成本都有很大差別。詹姆斯爵士論點的邏輯結論是要實行全國的或甚至區域性的和分區的關稅率，但正是因為當時取消了對貿易的這些障礙因而才為產業革命——我們的繁榮原先就建築在它的基礎之上一創造了條件。關稅率和限額還有其他不良後果。正如布賴恩?欣德利所指出的，它們通過提高匯率對出口工業進行了歧視。它們有引起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的危險。它們還有助於製造國際緊張局勢，以致到了某一時刻，一個被排斥在市場之外的、貧窮的（但軍事上是強大的）國家會認為值得使用武力打進市場。
我歡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介入對歐洲前途的辯論，也同意他對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的支持，但我發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竟然準備讓歐洲聯盟的中央機構在貿易和工業政策上有這麼多權力。有關要保護或不保護哪些工業的決定，這正是政治家和官員們必須要對它們嚴格負有責任的一些決定。這類歧視性的政策鼓勵了庇護、腐敗和濫用職權。詹姆斯對聯邦主義者抱懷疑態度是有道理的，他們必然會充分利用這些政策，而這些人有長期失敗的記錄。所以我不同意。但詹姆斯爵士迫使我和其他保守的、"主張自由貿易的人在共產主義以後的全球經濟發生巨變的情況下重新審查我們的論點。
本世紀目睹了史無前例的政治和經濟試驗。人們以各種方式試驗了中央控制的模式，從各種名目的社會民主或民主社會主義，直到無意識形態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總體主義。也試驗了權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８０年代英國和美國的模式。現在可以制訂的本世紀的決算表傳遞了一個不可抗拒的信息：無論是從政治、社會來判斷，還是從經濟判斷，集體主義制度都失敗了。對比之下，執行正統的自由原則已將一些國家和大洲的情況變好了。
自然，可悲的是這一巨大的試驗本來是沒有必要的。國家壟斷和中央管制經濟最終永遠不能調動人的才能和精力。它們類似的、較溫和的強制性手段也做不到這一點。
如果人們相信現在已經充分吸取了這些教訓，人類今後將會避免這些可怕的錯誤，至少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將要牢固地堅持經驗已經表明是有效的那些原則，那將太好了。不幸的是，正如我們一位最偉大的詩人所提醒我們的：
自人類誕生之時起是這樣，將來也會一樣——
自社會開始進化以來，只有四件事情可以肯定：
狗不厭食，豬不厭圈，愚人被火燒的手指紮上繃帶，又顫動著伸回到火裡去；
在這一切過後，一個華麗的新世界耀然而出，這時人們的生存都得到了報償，而沒有人為他的罪惡付出代價，就像水註定沾濕我們的身體，就像火註定要燃燒，帶著恐怖與殺戮，習字簿標題的諸神又捲土重來！
拉迪亞德?基普林：《習字簿標題上的諸神》
（１９１９年）
後記
１９９３年５月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布裡斯托爾飯店重新開業時。我作為貴賓訪問了華沙。如果從某一適宜的立場來看，它是一次有意義的重大活動。布裡斯托爾飯店曾經是歐洲的大飯店之一。它於１９０１年開業，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東是鋼琴家、波蘭總統帕代雷夫斯基。１９１４年以前，官以歐洲第一流的飯菜和在上流社會中的典雅而聞名。當波蘭為納粹主義所統治而陷入災難時，布裡斯托爾飯店也陷入了災難。８０年代初它關了門。現在，它在一家英國公司的幫助下又完全恢復了昔日的輝煌，我很高興主持了它的重新開業典禮。人們感到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歐洲天然的家。我也為我的基金會在華沙的辦事處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於鞏固共產主義之後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經濟。
但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使得我的訪問值得紀念。它正好碰上華沙猶太人聚居點起義５０周年紀念。那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這時已被夷為平地的該地區散步，由那次起義中最年長的倖存者給我當嚮導。後來帶我去看納粹摧毀該城市猶太人社區的照片。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當我回想起當我還是牛津大學的一名青年學生時，這些可怕的事件就發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聖十字架教堂做彌撤。教堂裡的氣氛非常虔誠，儀式安排得細緻得體，與英國聖公會拘謹的虔誠儀式和格蘭瑟姆衛理公會非常簡單的儀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個角落都擠滿了人。唱詩班唱著我不熟悉的波蘭讚美詩，使人更加興奮，因為我不懂它的詩句：因此迫使我試圖從音樂中想像教徒們向上帝乞求了些什麼。雖然我對這一切很陌生，但它給了我一種欣慰的感覺：在跨越了國界與教派的信徒們的友誼中，我成了他們許多人當中的一員。
可是，當神父站起來佈道時，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點。人們轉過頭來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講完道後，儀式還在繼續。做完彌撒後，我被邀請站在了聖壇的前面。當我站上聖壇後，一排排的兒童向我獻了小花束，他們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與蘇聯的長期鬥爭中，我總是認為，我最堅強的盟友是東方集團裡的普通人民大眾。雖然真正的差異將不同的國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們分隔開來，但我們的基本需求和願望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個充滿了愛的家庭，孩子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一個人們能支配自己命運的國家。
當一位讀者將我這兩部自傳讀到這裡時，他將要讀完一份工作忙碌的、富有成果的並且總的講來生活是愉快的記錄。我希望今後一段時候情況仍然會這樣。但是寫自傳不僅迫使我要進行更多的內省，而且甚至要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種已經做完的工作，好像出版商提出的最後期限更加重要，所以，一位活著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誌銘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已作了回答——不是令人滿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個公平的定論，必須首先要問：一個人一生中能夠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麼？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告訴我們說，人類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不幸都轉瞬即逝。我們不能預見未來，更不用說決定未來，在私生活中我們能夠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讓我們的孩子們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們在這些前景上繼續有所作為。同樣，作為首相，當時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給予我的繼任者一個更美好的國家，比我在１９７９年不滿的冬天所繼承的那個國家要好。我努力這樣做。雖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聲稱我取得了許多政績。１－－９９０年，英國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內部紛爭帶來的苦痛減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享有更好的世界和平前景。但是在政治中沒有最後的勝利。這些成就會是永恆的嗎？這些成就會倒退嗎？有些新的爭議或雲霧現在不及一個手拿大，它們今後會毀掉這些成就嗎？
自然，我對這類問題有興趣。我至少有一般人的自負，但是除了下面最一般性的（並且是最令人沮喪的）答覆外沒有其他的回答：它們是人類的成就、因此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可是，這一沮喪必須具備兩個限定條件。首先，大的政治鬥爭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隨後的衝突可能在某個時候似乎要扭轉這一結局。但事實上，它們發生在不同的戰場，這個戰場已被早期的勝利所永遠改變。所以，最後的狀況可能包括了最近的勝利者原本所反對過的許多特徵。最終，工黨政府可能在英國上臺。可是，即使它上了台，它也不大可能對８０年代已經私有化的工業再實行國有化，也不會恢復１９７９年的９８％的最高稅率，也不會取消所有的工會改革，更不用說執行１－－９８３年工黨競選宣言中所包括的一些建議。在有些中歐國家，原先的共產黨人（打著各種旗號）已經重新掌權，但是他們沒有跡象要恢復中央集權經濟或警察國家，更不用說要復活華沙條約。羅納德?裡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將來很可能發生與我們志趣不符的變化。但它永遠不會變回到我們恰恰反對過的狀況。
我的第二個限定條件是，我們的經歷既已成為過去，因此不能修改。就像一條生命已經結束，對它永遠不能改變一樣，不管是變好還是變壞。在華沙猶太人聚居點起義中被殺害的年輕的猶太人，他們將永遠完不成他們的學業，養不了家，不能為他們的社區服務，也不能決定自己的一生。蘇聯存在了７４年，對億萬人民來說，那段時期就是他們整個的一生，對那些活下來能看到１９８９年的"絲絨革命"和１９９１年蘇聯流產政變的人來說，重新獲得自由是別人永遠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奪走的一段經歷。
但是１９７９年以後，由於社會主義的削弱和自由的擴大，他們已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了。一些人不會再因工會力量的阻撓而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一些人能夠第一次購置一座房子、私人養老金和私有化公司裡的股票——留給他們孩子的儲備物；一些人發現一所好的私立學校或一座私人醫院裡的床位不再是富人的特權，他們也能出錢享有；在８０年代慈善事業達到高潮時，一些人能與他人分享他們新的富足；由於所得稅的減少，所有人都享有更大的自由，能夠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未來的政府可能會限制給人們帶來了這些新生活的改革——不管在東方或西方，但是它永遠不能消除人們所度過的自由經歷，或者使他們忘記這種自由只有在陽光下才能得到。在影片《尼諾奇夫》中，莫斯科的女主角收到了一封受到檢查的信，信裡從問候的話到簽名都塗滿了黑杠，但正如片中一位角色所說的："他們不能檢查我們的記憶。"
當然，人的腦子，或任何可以想像出的電腦，都計算不出這些經驗總共帶來了多少歡樂、成就和美德，或者帶來了多少與它們相反的東西。因此。要完全說清我的政治活動到底怎樣影響了他人的生活，這只有在最後審判日那一天我們才能知道。這令我感到畏怯和不安。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當我站在那裡傾聽裁決時，我會想到在法庭上至少有聖十字架教堂裡的人們作為我品德的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