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美國提出這些論點特別合適，因為多年來它多少一貫地在推動英國向更為緊密的歐洲一體化靠攏。這一態度是建立在雙重幻想的基礎上的：首先，它假設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會對美國是友好的，這可減輕其部分防卸負擔，或完全免除這一負擔。事實上，大多數堅定的歐洲的聯邦主義者都很有意識地要脫離美國，建立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因為它有著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務中，最終會成為美國的對手。這已經產生了實際效應。歐洲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已引起了大西洋兩岸一系列的貿易衝突，即使冷戰限制了這種對立。自從美國減少了駐歐洲的部隊後，貿易方面的爭吵變得更加嚴重，如美國和歐盟有關關稅與關貿總協定的爭吵。從１９８０年的威尼斯中東宣言到共同體對南斯拉夫戰爭早期的徒勞干預，歐洲共同體的外交政策幾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歐洲與美國區分開來，有時特別明顯。時間一長，這類爭端必將侵蝕一直支持大西洋防禦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時，這些爭端是按照聯邦主義路線推行統一的歐洲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美國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個錯誤的假設是，根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組成的歐洲超級國家，按照美國對民主一詞的含義（和按照該詞的充分含義），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華盛頓的講話中對這一點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為歐洲共同體確定的不實際的政治任務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歐洲合眾國：在這個歐洲，各個擁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將會屈從于一個必然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聯邦結構。一個缺少共同語言的共同體不可能有官員們要對其負責的輿論。
由於英國政府當時的態度（至少在言辭上）對歐洲合眾國是同樣敵視的，用國內的政治術語來說，提出這些論點比對經濟與貨幣聯盟進行批評更為容易，因為政府對這一聯盟的態度遠不明朗。的確，事實已經勝於雄辯。１９９１年，顯然，當時的經濟政策主要取決於英鎊與德國馬克的比價，而不是考慮國內的貨幣政策。同時，當時正在利用匯率機制作為走向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工具。這至少與加入聯盟時我的意圖完全相反。當局就此問題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說明也沒有淡化這一印象。市值調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實際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國應該採取２．２５％（正或負）的小差距匯率幅度而不是這時的６％。
然而，我知道，在批評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時，我一定會使自己也受到批評。正如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捍衛者所說的，在簽署《單一歐洲文件》時，是我放棄了立場，他們只是在"Ｉ"上加了一點，在"Ｔ"上加了一橫。所以，現在正把英國經濟驅使到由政治決定匯率這一約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稱我無權對這個問題提出批評，因為是我把英國貨幣帶進了匯率機制。我知道我對這兩點指責有很好的答覆。現在看上去正在呈現出來的馬斯特裡赫特框架——實際上不能令人滿意——與在談判《單一歐洲文件》時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當時有人正在利用匯率機制達到某種目的。我不僅反對，而且在政府裡明確表示，我永遠不會執行這種匯率機制。同樣，他們的這些論點也不可能阻止批評者提出批評。
所以，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二在向紐約經濟俱樂部講話時，我表示反對因國際原因執行受操縱的匯率，同時在坦率承認我的政府所犯的錯誤時也談到了這一點。
隨著８０年代中期羅浮宮協議和普拉紮協議的簽訂，我們尋求將國際匯率更為穩定這一目標置於控制通貨膨脹之上。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我們在英國試圖使英鎊匯率追隨聯邦德國馬克，從而加深了這一錯誤。在尋求穩定的匯率目標時，又一次違反了貨幣準則。這些政策使利率下降到了人為的、不能承受的水平。這反過來又促使貨幣與信貸過度增長。這引起了我們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通貨膨脹，這是當前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奧斯卡?王爾德曾說："經驗是我們給自己犯的錯誤起的名字。"從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我們的教訓中將要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應當致力於穩定價格——這只有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才能實現——而讓市場上的公司與個人去計算在創造財富的交易中可能面臨的其他各種風險。
當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憑猜測約略估計出"錯誤的匯率，並且因低估或高估匯率從而像微調一樣使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產生巨變，這時，為匯率規定指標會產生巨大的貨幣壓力，就像現在在東德所看到的那樣。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只得通過急劇貶值放棄使固定匯率表面上對商人有吸引力的這一"穩定"，或者通過快速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利率這樣更加帶有破壞性的不穩定來維持這一"穩定"。在匯率機制中，英國幸而有６％的幅度來調節匯率的變動。
大體上，我回憶起了聯邦銀行總裁卡爾-奧托?波爾的一番話："應該按照國內的貨幣情況確定利率，應該讓匯率自行其事。"對此，需要加上一句：如果你固定了匯率，那麼，利率與國內的貨幣情況就會自行其事。而財政部長們就像事故現場上無辜的旁觀者。
公平他說，政府對這一分析不很欣賞。但大約１５個月後，事實證明它再正確不過了。但對我的干預所作出的反應表明：一方面要總的支持政府，另一方面要大力反對後來成為政府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就像走在崎嶇小道上一樣是多麼困難。
一個人可以在英國議院之外採取這一策略。但是下議院的長處之一是要求發言人在辯論中要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超出一定的限度後，我既不打算掩蓋我的想法，而且在這麼多年表達了我的意見後，我甚至已不會掩蓋我的想法，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下議院有關歐洲共同體的辯論使我深切感到我非說不可了。事實上，我在下議院最後一次發言中，支持了政府的動議，攻擊了工党關於單一貨幣的政策。並且駁斥了因為我簽署了《單一歐洲文件》而對我提出的批評。但是我也繼續問道：考慮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要我們支持單一貨幣這一目標，要我們參加為鋪平這一道路所建立的機構，因此，在實踐中，決定讓英國貨幣退出單一歐洲貨幣是否很值得。我重複了幾乎就在一年前因競選領導人在接受採訪時所提出的想法，即如果決定要放棄發行英鎊的權利，應該實行公民投票。可是，政府拒不承諾這樣做。
事情發展很快，就我而言，我認為它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雖然有段時間，議會議員都難以得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全文，更不用說公眾了，但該條約的條款仍然獲得了同意，首相在１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對此發表了聲明。熟知我的人也知道，最終我不能同意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我永遠不會簽訂這個條約。一些人善意地，也有一些人越來越不顧一切地勸阻我，說我能夠也應該保持沉默。我也很想照辦。
首相發表聲明後的第二天，一件令人尷尬的小事表明異想天開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我很高興約翰?梅傑能在星期四傍晚參加我在克拉裡奇飯店舉行的我和丹尼斯結婚４０周年紀念晚會。除了彼此的心事外，我們對其他事情聊得都很開心。但是當我走出飯店送首相上車時，許多照相機對準了我，有人問我對他在馬斯特裡赫特理事會上的表現有何看法。我回答說，我認為他表現"非常出色"。我的確相信，在最好表明他態度的一次政治活動上，他顯示了巨大的才能。但是，我的話自然被認為是我同意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當我第二天看報紙時，我決定，對所有有關人士來說，不管會引起他們多少痛苦，不能再出現這類誤解了。
第三節 馬斯特裡赫特條約
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條款Ａ——至少粗略看來——很好地結合了有關該條約目的和作用的兩個可供選擇的觀點：
通過本條約，主要締約國在它們之間建立了一個歐洲聯盟，下文稱做"聯盟"。本條約標誌著在歐洲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一個從未有過的緊密聯盟的過程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聯盟中，所作出的決定要盡可能地接近公民。
"從未有過的緊密聯盟"這一用語引自原來的羅馬條約，雖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條約中它是在序言裡。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獨立存在的條約文本裡，作為該條約的部分目標條款。但是無論怎麼說，"聯盟"這一概念顯然是它的一個主要發展——事實上是"一個新階段"。此外，條款日闡明了這一聯盟的目標，包括"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最後包括單一貨幣"，"特別是通過執行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在國際舞臺上堅持它的同一性，這包括最終制訂共同的防務政策——它最終可導致共同防務"，以及"實行聯盟的公民資格"。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科爾總理作出了下述評論：
在馬斯特裡赫特，我們為完成歐洲聯盟奠定了基石。在實現歐洲聯盟的過程中，歐洲聯盟條約開創了一個新的、決定性的階段。在幾年內，該聯盟將導致現代歐洲創始人在上次大戰後所夢想要建立的歐洲合眾國。
另一方面，"在這一聯盟中所作出的決定要盡可能地接近公民"這一用語，加上英國堅持從早期條約草案中去掉"聯盟目標"這一用語，使英國政府有藉口申稱，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確將權力下放到了向各國議會負責的各國政府。"輔從"原則中利益的混亂同樣來自英國政府想給予人們一個印象，即"馬約"是一個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權的措施。的確，"馬約"在羅馬條約中增添了新的３ｂ條：
在不屬?它專管的領域，只有當會員國不能有效地實現它們計劃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而共同體由於這一計劃行動的規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那麼，它將根據"輔從"原則採取行動。
歐洲法院前院長曾明確地把這一段措詞說成是"冗長的費解"。歐洲委員會以往的行為使人們沒有理由相信它會約束該機構的活動。首先，委員會自己決定根據"輔從"原則決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給各國政府。實際上，要在歐洲法院內實施這一規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樣，在屬?共同體"專管"的那些領域，也不會實施這一規定，從而在共同體法律中的廣大領域，如大多數內部市場措施和許多社會條款，都不可能實施這一規定。任何人仔細和聰穎地閱讀了這一條約後，都會看到科爾總理對它的解釋要比英國政府的解釋準確得多。也許這是為什麼開始時如此難以得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全文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對它進行解釋時更願意使用籠統的用語和口號。
事實上，想把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描繪成與它相反的東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當保守黨內反對聯邦主義的議員感到有必要支持首相時，他們才支持了這一條約，因此，辯論的真正焦點是英國到底得到了什麼"例外權"。實際上，把"馬約"說得最好，也只能說它不完全適用於我們。不幸的是，一點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實踐中這些"例外權"對於我們會產生什麼效果。
記得在１９９６年夏季，當約翰?梅傑和我在討論如何抵擋要求實行經濟和貨幣聯盟的壓力時，我已經準備好其他１１國政府會通過談判為經濟貨幣聯盟制訂另一個條約。在這種情況下，當較窮的國家看到根據反映它們經濟情況的貨幣將會失去競爭能力時，德國與法國最後可能會支持它們堅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區補購。我也曾想到，在談判中可以利用德國人的擔心，因為他們害怕在轉向單一貨幣而逐漸放棄德國馬克後會削弱他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如果我們要使我們共同體的夥伴們在令它們三思的嚴酷的現實面前急刹車，首先，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並且要使對方知道我們準備這樣做。如果當時真的使用了這一策略，事態會如何發展，現在當然無法說清。但儘管會有歇斯底里的咒語，沒有任何實際的理由擔心我們會被"孤立"。我們可以根據當時條約的安排，繼續從單一市場受益，當然同時得容忍共同農業政策以及歐洲法院的侵襲。只是在保守黨驚慌失措的議員們的胡思亂想中才存在著徹底垮臺的事。
至於約翰?梅傑的方法，其問題在於，雖然它開始時贏得了喝彩，但基本問題卻未得到解決。在此情況下，我們可能會不再去為我們關於共同體的另一種想法去爭取支持，而去附和一個並不適合我們的、新的歐洲框架，同時又得依靠一些特別例外權，而這些例外權最終又要有賴於其目的與我們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們與機構的良願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由於我們接受了有關這一聯盟未來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則，這一做法的改變的確使我們的地位惡化了。例如，由於接受了條款Ａ和條款Ｂ中確定的總的目標，就使得英國今後更難以為自己對歐洲的看法提出異議。
後來表明，英國通過談判成功地取得了兩項特別的例外權。第一項同意英國可以不遵守《社會憲章》中有關工作地點與工會權的規定；第二項允許我們不加入貨幣聯盟的第三階段，也即最終階段。政府抵制了社會方面的條款是絕對正確的，因為它們會增加工商企業的費用、減少靈活性與競爭性，並且破壞了就業機會。但是這些例外權僅與新條款有關，而不涉及經過《單一歐洲文件》修改過的《羅馬條約》中的其他社會政策指令。這仍然能使德國和法國通過後門將它們高的社會成本強加在英國頭上。１９９３年６月的"工作時間"指令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它規定每週最多可工作４８小時，這的確成為了一個具有考驗性的案例。它作為"健康與安全"措施被列入第１１８ａ條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數票通過才能生效。英國政府向歐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質疑。但是，不管是有關產假或是有關非全日制就業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來。所有這些措施只有一個主要結果——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也可能只有一個主要目標，即減少了英國工業的靈活性與競爭能力，使我們與歐洲一致。
此外，由於我們的社會成本低，毫無疑問，特別是法國人，他們會竭盡全力阻止把投資和工作機會轉向英國。例如，當胡佛-歐洲公司的總裁解釋說，由於蘇格蘭的整個報酬費用比法國要低３７％，因此，決定把真空吸塵器的生產從第戎轉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時，這時，法國人感到憤慨。這一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法律所要求的社會福利費用是高的。當英國政策認為有必要將條例規定的負擔和企業的費用保持在低水平時，法國斥之為"社會傾銷"。在此情況下，它將繼續施加和增加壓力，要英國接受會危及其企業的條例。
同樣，貨幣聯盟方面的例外權更不起眼。它僅給予我們退出貨幣聯盟第三階段的權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階段。在實踐中，頭兩個階段對英國經濟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這還可以辯論，雖然無論怎麼看，它都是大的。此外還要求成員國"把它們的經濟政策看做是共同關心的事情"。有關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要由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制訂，然後通過一個名叫"多方監督"的機制密切注視其成員國是如何遵從這些指導原則的。委員會有權密切注視成員國公管部門的赤字，如果認為這一赤字"過大"它可對該成員國採取措施。在貨幣聯盟的第二階段，其成員國必須為使它們中央銀行的獨立作準備工作（正如英國已開始做的那樣），並採取和堅持一個"多年度的一致性計劃"，為最終成立的貨幣聯盟調整貨幣。
最後，要求每個成員國"把它的匯率政策當做共同權益對待"。這就產生了一種危險，即其他成員國和歐洲機構會認為英國有義務重新加入匯率機制，再一次使其貨幣政策服從於維持外部的比價。雖然１９９２／９３年度匯率機制實際上的削弱使得將來實現經濟貨幣聯盟一致性的進程比在簽訂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時更加難以預測，但為了該條約的所謂"一致性標準"，可能把擴大了的１５％的匯率機制變動幅度解釋為"正常的波動幅度"。這就可能使成員國中的內部核心開始實現第三階段的貨幣聯盟，只是比原來的時間表稍稍推遲了一些。英國是否有權退出第三階段，這一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一旦內部核心進入了第三階段，組成了歐洲貨幣單位集團，英國就會受很大的政治（最後是法律方面）的壓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階段所承擔的義務維持英鎊與歐洲貨幣單位的比價，從而跟隨歐洲貨幣單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員國成為了貨幣聯盟的正式成員，英國在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它確定期望我們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會有席位。在這種情況下，要英國繼續下去，參加貨幣聯盟的第三階段，這一誘惑是很大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明確規定，第三階段是"不可逆轉的"，這意味著，至少根據共同體法，以後我們沒有權利退出和重新發行英國貨幣。這會使主權受到重大損失，標誌著英國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歐洲超國家中。
有人爭辯說，這永遠不會發生，因為匯率機制的解體表明要在一個動盪的世界裡固定匯率是愚蠢的。但這一論點忽略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想在歐洲加速推行聯邦制的歷史表明，客觀情。況不會勸阻聯邦主義者放棄他們的計劃。事實上，該計劃受到每一挫折後只會促使他們進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結局。第二，它可能會避免由於外匯投機性流動所帶來的許多不穩定，一旦這些投機性的流動會使匯率機制解體，就可通過直接鎖死貨幣和歐洲貨幣單位來予以制止。當然，由於匯率機制中的通貨溢值，對較弱的國家經濟所帶來的後果甚至更具有災難性。在適當的時候，經濟活動中出現的大的區域性變化、工業下降和邊緣地區失業人數的急劇增長，這又會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認為這些後果必然會導致放棄這一事業，那我們的無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為好的結局要依靠歐洲民主機構的健康發展和責任感。但是國家政治機構的權力現在正在被統一的歐洲機構所取代，而且對於這一點，沒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無論怎麼說，這是放棄政治領導，坐等人們無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們的職責，使他們不能執行有利於國家長期利益的政策。
我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在國際上的影響非常關心，這反映了我對它的不安。這幾乎也同樣反映在我對它對於英國會造成的風險的關心。雖然１９８８年我在布魯日的講話中談到了英國傳統和機構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樣關心它對其他歐洲國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響。當然，最終還是要由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人們決定他們彼此之間要建立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但是，當任何人看到這些大國在輕率地追求災難性的目標而不向它們敲響警鐘，這種態度是很不負責的，事實上是一個壞歐洲人。
要德國人放棄聯邦德國馬克；要法國人永遠為占支配地位的東鄰充當副手；要意大利不去進行國內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歐洲聯盟幫助它解決問題；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愛爾蘭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們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賴德國的津貼；讓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向其他歐洲國家出口它們高的社會成本而不是將它降下來，這些都是沒有道理的。至於中歐和東歐的前共產黨國家，怎麼能期望它們與因共同體的貨幣與社會政策而帶來高費用的政權共處？很難看到它們不會成為迪洛斯式的歐洲聯盟的遠房窮親戚。因此，對聯盟的成貝來說，這一政策帶來的是經濟衰退的前景。對它們的鄰國來說，它會造成不穩定。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它促使它們走向保護主義。
對於一個對所有有關各方都會帶來如此多的損害的條約來說，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甚至不可能將保守黨團結起來。事實上，它在議會和這個國家裡分裂了保守黨，對政府的方向辨別力失去了信心。由於我們的部分戰略基本上是向我們的夥伴們證明英國想位於"歐洲的中心"，因此，試圖在匯率機制內維持無法支撐的英鎊比價，這直接導致了本來未必會發生的大的經濟衰退。我們離開它時令人感到羞辱的情景，在政治上給保守黨帶來了進一步的損害。當我們臨近１９９６年的政府間會議時，所有這些基本問題都會再次出現。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甚至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全部細節尚未透露之前，我就充分預料到我會徹底地反對它。由於我在前面已概述的原因，如果我繼續留在下議院內，這肯定會使所有有關的人更加感到尷尬。此外，無論何時舉行大選，其結果都可能是我們在１９８７年得到的壓倒多數的席位會減少。這會使我更加難以按照我的本意說話和投票。無論怎麼說，雖然我仍然坐在大約２５年前所坐的後座議席上——作為一個年輕的後座議員我曾感到很愉快——我現在感到拘束不安。後座議員的樂趣來自能夠暢所欲言。可是，我知道今後我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我的每一句話都會被看成是支持還是反對約翰?梅傑。我只要到會就會使他感到受抑制，這反過來又會抑制我。所以我決定辭去芬奇利議員席位，接受終身貴族爵位。
丹尼斯獲得准男爵爵位使我感到高興，這彌補了我的矛盾心情。１９９２年４月保守黨大選的勝利——我的政績在這次勝利中佔有同樣份量一約翰?梅傑令人欽佩的勇氣以及工黨所犯的令人震驚的錯誤，使我感到我又可重新繼續進行有關歐洲前途的辯論了。
第四節 另一個歐洲
女王在新一屆議會的第一次演說中宣佈了要執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法案，在１０天后，即５月１５日星期五，我將在海牙講話。我的講話稿寫作班子和我設法在一篇講話稿中把要取代馬斯特裡赫特式歐洲的所有主要內容都包括進去了。我有意打算把它當做布魯日第二階段，當然，我不能期望它能產生同樣的影響，畢竟我已不再是政府首腦。但也就是因為這一原因，我希望我的想法更加具有啟發性，使歐洲思想開闊的政治精英們能注意到還有新的可能性。
我講話開始時把在布魯塞爾貝萊蒙大廈——將要拆除的歐洲委員會總部——的建築術比做歐洲共同體的政治結構，說它"充滿了昔日未來的精神"。自從共同體成立以來，情況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因而對許多大的問題都要進行重新思考。回顧它的起源與發展，我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傳統——自由主義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現在已經到了歐洲不得不在這兩種傳統中進行選擇的時候了。馬斯特裡赫特的聯邦主義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物。它含有某種程度的集中控制。我認為，事實上，它所包含的是：
……一個主要的理性錯誤，（它）認為，未來政府的模式是一個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決定，然後向下發號施令。１９４５年被視為的時代智慧實際上是一種原始的謬誤。等級森嚴的官僚政治可能適合於組織一個面對外部強烈競爭的小企業——但幾乎在其他各種情況下，它只會造成停滯和無成效。
……隨著大歐洲的擴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會更加多樣化，其模式不應是一個集權的官僚政體，而應當是一個市場——不僅是一個個人與公司的市場，而且也是一個政府是參賽者的市場。這樣，政府就可通過較低的稅收和較少的條例為爭取外國投資、先進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競爭。這樣的市場會要求各國政府接受財務紀律，因為它們不願趕走專門知識與企業。這樣的市場也會有助於制訂一些財務和管理政策，產生最佳的、全面的經濟效益。毫不奇怪，社會主義者不喜歡它。自然，要使這一市場能夠起作用，不受外國控制的政府必須在社會和經濟事務方面保留它們擁有的大部分權力。由於這些政府與它們的選民更加接近，向他們負責，因此，我們更有必要將權力保留在全國這一級。
基於這一分析，我認為有兩個明確的變化。我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沒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關歐洲的新倡議時，要求所有共同體成員參加。如果歐洲的確進入了新的領域，必須分別簽訂條約，對已交出的權力明確作出規定：
我們應該著眼於一個多軌道的歐洲，不同國家的專門小組，如申根小組按照一個個的問題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體化。這一結構不會像坐標紙那樣勻整，但是它能容納共產主義之後的歐洲出現的多樣性。
第二，歐洲委員會只應該有較小的權力，遠不是要給予它更多的權力。事實上，根據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許多權力。從任何意義上說，它不應繼續擁有立法的職責與權力，它應當成為一個行政機構，只是執行政策而不是制訂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個每個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們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即"德國問題"。我對德國人的成就表示讚賞，井同意德國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貨幣政策和承認了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但是我認為，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它的力量已成為一個問題。德國人他們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他們解釋說，為什麼科爾總理和德國的政治機構如此急迫地想讓他們的國家在歐洲"紮根"，由聯邦決策機構對它加以限制。可是，把德國格利佛拴在聯邦制的歐洲共同體內，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德國在共同體內的優勢是如此之大，聯邦制只能加強德國的力量而不能對它進行制約。我們必須回到力量均勢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為，如果德國執行損害我們利益的政策時，力量均勢會保證像英國、法國這樣一個個的國家能夠與之抗衡。同時，在任何現代的力量均勢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能保證任何歐洲國家在堅持自己的利益時不會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責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對德國人。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我堅決相信，在外交關係中反映出強權政治的實際，而不是將其隱藏在聯邦政治正確這一面紗的後面，這可能對德國和它的鄰國都同樣有利。德國是一個富裕和強大的國家，它有許多東西值得讚賞。但由於它的面積、地理位置和歷史，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非常自由和負有責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們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決辦法）。沒有理由表明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正如早些年我還在反對黨時，我發現在國外談論國際關係中的這些爭論點要比國內更容易些。在英國，我對每一句話都要仔細審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識到應該讓約翰?梅傑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領導這個党和這個國家，因此，我對此是同情的。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辯論歐洲共同體中英國主席一職時，我在上院發表了首次演說。那一經歷略微有點奇異。我知道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習慣於上議院那一套，因為在那裡，拘泥于形式上的謙恭有禮，說話辦事都要得體，這一點非常明顯，以致沒有什麼可以稱為生動的辯論。在這次演說中，我得以指出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給歐洲帶來的我所認為的"態度急劇變化"。丹麥人剛剛在公民投票中拒絕了這一條約。在德國，反對單一貨幣的態度強硬了。法國人將舉行他們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黨後座議員也開始明確有力地表達在他們自己的選區日益明顯的反對馬斯特裡赫特的情緒。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熱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裡，一些事件遠比我更有效地損壞了歐洲聯邦主義者的計劃的信譽。隨著１９９２年不斷向前推移，匯率機制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英國和其他國家定值太高的外匯率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最後，在９月１６日星期三，在企圖挫敗金融市場的意圖沒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計１１０億英鎊的儲備以後，當實際利率達到了災難性的８．４％（第二天可能達到１１．４％）以後，英國貨幣退出了匯率機制。人們可以感到經濟恐慌即將發生。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反應就好像《啟示錄》中的４個騎兵剛剛沖過了英國銀行。政府大臣們企圖將危機的責任歸咎於（西德）聯邦銀行。而評論家們不相信這一伎倆，試圖仍將責任歸咎於政府。
在星期三（按照各人自己的感受，無論說它是"黑色的"還是"白色的"）英國離開匯率機制以後，碰巧我將於星期六在華盛頓有線新聞電視網的一次金融會議上講話。我住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裡，當上述消息傳來時，我正在準備發言稿。我不得不放棄了我原先的講話草稿，但與我約定要我講話的日程安排又如此之緊，我在星期五傍晚幾乎得從頭開始。我在走廊頭上的一個房間裡幹了個通宵。在城裡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的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正在熟睡。至少我沒有聽到從浴室果傳出的歌聲。他可能已經猜到了我將要說些什麼：
不是英國政府的政策沒有執行好，而是政策本身有問題。不管發生什麼事，如果違背諾言以維護某一匯率，這會令人感到尷尬。但如果這一諾言最初就是錯誤的，那麼，不遵守這一諾言應該引起一陣掌聲而不是指責……我自己也不會找替罪羊，無論是在英國國內還是國外。我們必須做的是要從已發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訓。頭一個和總的教訓是，如果你試圖衝撞市場，市場也會衝撞你。一個國家不應該拿它的儲蓄進行賭博。因此，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應該非常小心，要有明確的限度。第二個教訓是，匯率機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對經濟發展是一個重大障礙。我自己不相信英鎊應該重新進入匯率機制，也不相信其他貨幣能從它僵硬與脆弱的結合中得到好處……
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潛力不同，它們的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率不同，最靈活和最現實的調整經濟的辦法是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樣，每個國家就能使它的貨幣政策適應國內情況，就沒有必要由行政對外匯市場大聲喊叫……
像對待匯率機制一樣，也該徹底改變對待馬斯特裡赫特的政策了。自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這一聯繫都是很緊密的。如果歐洲各國經濟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甚至匯率機制也不能控制它們，那麼，這些經濟將會如何對單一的歐洲貨幣作出反應？回答是，將會出現混亂與怨恨，相比之下，它們會使近期的困難大為失色。
華盛頓的聽眾對於這一演說反應非常熱烈，甚至英國新聞媒體的反應也很好，即使要點不同。《星期日快報》認為"思想崇高"。《星期日郵報》說："瑪吉報了仇。"英國廣播公司說："我告訴你，是典雅的"，從而採取了折中態度。
部分原因是由於自尊受到了損害，部分原因是已對馬斯特裡赫特計劃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因此，政府拒絕排除英鎊重新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當時，這一拒絕似乎不太重要。我們脫離匯率機制時的情況已使大多數保守黨議員、絕大多數的民眾和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匯率的危害很大。看來，事態的發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諾。幾乎一夜之間，對我的觀點的看法改變了。我"畢竟是對的"。不幸的是，那時已經造成了損失，尤其是對政府和保守黨的地位造成了損失。
很自然，為了符合外國而不是本國的期望所制訂的對歐政策，已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特殊的處境，即關於有爭議的馬斯特裡赫特的法案的命運是由外國人決定的。雖然愛爾蘭人、丹麥人和法國人都被允許舉行公民投票，但英國政府一直拒絕這樣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國在公民投票中反對了馬斯特裡赫特，英國議會就不會討論這一法案。我謹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勵法國的反馬斯特裡赫特運動。我發現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馬斯特裡赫特的３位主要中間偏右的反對者——菲利普?德維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爾?帕斯——顯然屬?法國最強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並且，儘管新聞媒體抱有偏見，但他們的運動立即撥動了法國廣大愛國民眾的心弦。可是，最終力量還是不夠，５０．９５％對４９．０５％，多數票仍然支持了馬斯特裡赫特。所以，假如２６９，７０６名投票者反對而不是支持了馬斯特裡赫特，英國就永遠不會執行這一條約。
像匯率機制的失敗一樣，歐洲捲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處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馬斯特裡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評論。人們還記得，"馬約"的條款它設想了一個共同的歐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將導致共同的防務政策，也許還會導致共同防務。於是設想要加強西歐聯盟，"共同防務"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歐洲軍團"。人們和馬斯特裡赫特的制訂者都立即意識到，位於歐洲東南邊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機是對這些願望的一次至關重要的，事實上是一次決定性的檢驗，盧森堡外長雅克?普斯當時領導著由歐洲外長們組成的、負責指導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駕馬車"。他生動地指出，這是"歐洲的時刻了"在與荷蘭和意大利的同行們開始進行調解時，他繼續說道："如果說有一個問題歐洲人自己能夠解決，那就是南斯拉夫問題。它是一個歐洲國家，不用由美國人作出決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決定。"
結果歐洲人證明他們不能掌握由塞爾維亞和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國家軍隊發動的這場戰爭，更不用說改變這一現實。共同體的外交活動實際上使情況變得更糟。顯然，在事實上相當於一場反對南斯拉夫聯邦體制的塞爾維亞政變發生以後很久，共同體仍在支持維護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體的"監督員"深深捲入了戰爭的複雜處境，沒有明確地譴責侵略者。甚至當南斯拉夫軍隊從克羅地亞撤退時，還允許它將其裝備有重武器的軍隊駐紮在顯然是它下一個侵略目標的波斯尼亞。就在１９９２年初，當惱怒的德國不顧共同體大多數成員的願望最後堅持要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時，這為在意見一致這一基礎上制訂的、發揮作用的歐洲外交政策——更別提共同的防務政策——敲響了喪鐘。
第五節 新的開始
不僅馬斯特裡赫特的經濟和政治願望不能令人置信，由於保守黨議員們對這一問題的分歧，一個在工作中享有微弱但是足夠多數的政府也因危機四伏幾乎不止一次地被迫舉行大選。自從１９９３年夏季馬斯特裡赫特法案成為法律後，試圖又以歐洲懷疑論這一虛誇不實之詞彌合分歧。麻煩是，不實之辭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比馬斯特裡赫特更加明確的戰略目標和策略更加高明的行動計劃。
要做到這一點，非常重要的起始點是要誠實和客觀地估量我們的談判實力與弱點。我們不應該有任何錯覺，認為在歐洲我們"正在贏得這場辯論"。一邊說贊同夥伴們的目標，一邊又試圖改變這些目標，這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的。無論怎麼說，在歐洲共同體作出決策時，辯論是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的。當法國、德國和足夠數量的共同體其他成員國仍然要堅決推行聯邦主義時，從目前實際情況看，企圖闡述另一種方案的優點是浪費口舌。這種情況未必能永遠持續下去。但要認為從這時起到１９９６年期間這一對比會有改變，那是完全不現實的。
同樣需要吸取教訓。自從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以來，我們看到在歐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歐洲一些機構對文本的解釋與我們所接受的不一樣。從羅馬條約中的"更加緊密的聯盟"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巴黎歐洲理事會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標"經濟貨幣聯盟"到《單一歐洲文件》——該《文件》完全為了推行單一市場這一目的而制訂了新的多數票表決條款，歐洲委員會可利用這一條款來擴大它的管理權限——我們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我們當時認為沒有實際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後來被用來證明有理由把共同體的權力擴大到國家生活中的新的領域。因此，在馬斯特裡赫特談判中，在判斷是否可以在言辭上對聯邦主義進一步作出讓步這個問題上，如果此後這些讓步在某種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們無法為自己的幼稚找到藉口。此外，即使沒有馬斯特裡赫特，如果要抵擋這一不受歡迎的勢頭，也有必要對早期協定的某些方面進行修改，甚至是羅馬條約。
這與歐洲法院的活動尤其有關。７０年代初，我們當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件事時對主權問題考慮不夠。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權"這一短語時，在知識方面存在著根本混亂，就像諾埃爾?馬爾科姆所說的，未能"區分權力與職權"。
除此之外，當時還不瞭解歐洲法院的實質以及英國法律與共同體法律之間將會出現的關係。共同體法律是通過成員國的法院直接執行的，如果發生了衝突，成員國的法院必須把按照歐洲法院解釋的共同體法律置於本國法律之上。這表現在法克托姆案件。當時西班牙漁民找到了一個法律漏洞，從而能在英國註冊他們的船隻，並且利用英國的捕魚配額。他們在上述案件中對英國提出了訴訟，阻撓了共同漁業政策意圖的實現。１９８８年議會通過了《商船航運法》，堵住了這個漏洞。但後來他們起訴英國政府，在將這一案件提交歐洲法院後，英國法院只好暫時停止實施並最終撤銷了《商船航運法》。
在法律上出現的這一情況更加意味深長的是，歐洲法院對條約和共同體法律的解釋遠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隱諱地自稱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一支力量。根據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它擴大共同體機構權力的機會更大。首先，要由歐洲法院對首相在社會憲章導貨幣聯盟中為英國取得的例外權作出決定。它過去的態度與活動難以令人放心。
可是，儘管面臨所有這些困難，英國有更加重要的談判實力，只要我們準備充分地利用這些實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貿易地位和機會。我們與共同體的貿易一直是逆差。這件事本身倒沒有什麼不對。但它表明其他歐洲共同體成員與我們繼續進行貿易有明顯的好處，所以要恰當地對待言過其實的恐懼心理：如果我們不順從他們的意願，它們將設法割斷我們與它們市場的聯繫。
此外，在世界貿易和英國全球貿易的機會中，歐洲共同體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並將繼續下降。我們的政治家們應該較少地關心歐洲市場，因為這個市場現在也許已經取得了最顯著的發展，所以他們應該對遠東、拉美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提供的新的機會更加有興趣。通過對英國海外資產巨大的業務量——１９９３年超過１３，０００億英鎊——的處理，使我們對這方面私營部門的情況有了深入的瞭解：８０％以上是為非歐洲共同體國家持有，而正在興起的市場，所占份額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我們整個貿易中，與非歐洲共同體國家貿易的份額，特別是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貿易份額正在增長，並將會繼續增長。
此外，由於我們在歐洲共同體內，因此向英國的一些投資無疑會繼續下去，但由於歐洲聯盟規章的不靈活和社會成本高，因此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投資也會日益增加。由於傳統，也由於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優越地位，英國自然是一個全球性的而不是歐洲大陸的貿易國。但是，如果我們要在新的全球市場上取得競爭的勝利，我們得保留降低我們工業費用的權利。這不是說我們要與我們的歐洲鄰國輕易地發生爭吵。但它的確表明，我們不要再認為，好像美國的經濟前景主要依靠於證明我們是"好的歐洲人"。
第二，要認識到英國所擁有的非經濟力量，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它使我們在歐洲談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儘管美國與英國政府的關係目前出現了冷淡，但基於我們共同的經驗、傳統和思想感情，這種"特殊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現實。在海灣戰爭爆發前的前奏階段，我自己關於英美關係的經驗使我確信，無論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的官員是怎樣作出估計的，在紗須執行重要任務時，我們都知道美國只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願意維護國際秩序的少數幾個享有聲譽的國家。這主要是指我們自己和法國人。法國人雖然在海灣戰爭中表現出色，但一般對美國所領導的事業抱有懷疑。英美關係本身自然與英語是２１世紀的語言這一無可質疑的優勢緊密相關。因此，從戰略上考慮，歐洲大陸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與我們保持相互滿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關係。
最後，我們的夥伴們不應該以為我們最後總想簽一個協議。雖然我們更情願合作，但事實上，我們也應該充分準備有人會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圖迫使我們進一步走向聯邦主義，或者，如果我們要求修改對我們不利的現有安排受到忽視，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堅決利用根據現有條約我們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們已經到了這一時刻，即戴高樂主義的斗篷可能會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魯-撒克遜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歐洲理事會上，同樣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我最後一次參加的羅馬理事會上，為維護英國利益進行的多年鬥爭告誡我、不要相信在１９９６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用說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將會有來自各個方面、以各種方式施加的壓力，１９９４年９月，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關於成立一個致力於貨幣聯盟的歐洲國家"核心力量"的建議，表明緩和進程已經開始。雖然，正如我要建議的，肯定不應當立即拋棄"兩層"歐洲的概念。在複雜的談判中，重要的是要將策略與強硬結合起來，為英國取得最好的結果。但是，即使在現階段，重要的是要詳細說明這一結果將會是什麼。
除了極少數堅定的歐洲聯邦主義者外，人們都認識到英國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利弊各半。當時，當共產主義的邊界斜穿過歐洲中部時，雖然戰略考慮不是沒有份量，但正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樣，這一利弊各半基本上是指經濟方面的。一方面，我們未受到限制地進入了一個大的西歐市場。我們設想，當我們的經濟有了增長）內部自由貿易政策占了上風時，這一市場會擴大。但是分類帳的另一邊是，我們將是共同體預算大的淨捐助國，這反映在共同農業政策的費用不成比例。我們知道，法國主張補貼與保護的傾向會把歐洲經濟共同體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但是當時我們毫不擔心地認為，這些傾向能夠得到限制，也許能夠改變。更認真他說，我們當時沒有預見到，由於歐洲委員會的野心，會促使走向集中決策，沒有頂見到會從布魯塞爾導致干涉性的社會管制，也未預見到它會對議會的獨立自立和聯合王國的法律帶來這麼大的挑戰。怎樣才能恢復英國的利益？
第一步，只不過是要求與我們的歐洲夥伴舉行最低限度的協商或談判，這不應當推遲。聲稱我們是否準備放棄英鎊和參加單一歐洲貨幣這是將來的事，這種說法不大好。任何時候作出這一決定都將會（至少在理論上說是"不可更改地"）阻止英國政府控制其經濟政策的主要方面，從而奪走了民主的核心。肯定他說，不舉行公民投票、就不應該考慮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決定。如果政府現在就宣佈反對單一貨幣，那會更好，因為它能使公眾放心，表明我們與其他大多數歐洲政府主張聯邦主義的目標有原則的不同。同樣，也應該表明，不存在英鎊回到匯率機制或回到任何後續制度的問題。現在發表這類聲明就能使共同體的其他國家更加認真地對待我們，能更加迫使其他國家政府向它們的選民們表明自己的真實目的。官對恢復對保守黨的支持也會帶來無窮的好處。
也有必要澄清我們對"兩層"歐洲這一計劃的態度。根據這一計劃，其核心集團擁有經濟與貨幣聯盟、高度的社會管制權和共同的外交、安全與防務政策。要不是有時是各種混亂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原因，英國對於這一計劃的立即反應是反對的。一些評論家認為，走向其議事日程即由法一德軸心所控制的聯邦制的歐洲，這一步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另一些人反對它是因為他們渴望英國成為該"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例如在防務事務方面。可是，進一步犧牲我們的濁立自主，這在對內和對外的歐洲關係中，對我們都無好處，事實上是正好相反。把我們的國防決策權置於歐洲控制之下，肯定他說，這是不行的。適當的國際機制一事實上，其唯一可行的軍事機構——是北約組織。
但是這一新形勢也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有必要說清楚，如果我們允許對現有的條約框架進行修改，讓擬議中的發展繼續下去，我們的利益必須受到照顧。如果有人試圖建立這一"核心力量"而不尊重我們的基本觀點和利益，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採取我們擁有的各種手段予以阻止和使其中斷。一項絕對重要的要求是要確保"核心力量"國家不得把它們自己有待解決的優先事項強加在其他成員國身上，如單一市場的運轉。在這一市場裡，它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最後是不一致的。我們同意那些國家所尋求的改變，要價可能進一步包括對現有條約的一些條款進行分類評估，因為這些條款對我們不利，順便說一句，也對其他成員國不利。
一件明顯要優先考慮的事情涉及英國對歐洲聯盟財政捐款的處理。接納農業仍占非常重要地位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為正式成員國是十分可取的，但無論怎麼說，一旦這成為現實，很難看出目前的共同農業政策怎樣能繼續下去。共同農業政策不僅消耗了財源，而且使糧食價格大大高於一般國際水平，所以也增加了人工費用和企業成本。可以進行公開辯論的是，如果有什麼辦法的話，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取代它，以支持英國的農業。同樣，應該進行修改的另一個目標就是所謂的"團結基金"。馬斯特裡赫特預期上述政策會給經濟較弱的國家帶來財政和金融困難，"團結基金"將用來給予補償。
其次，我們應當試圖改變歐洲共同體日益增強的保護主義，它幾乎使關貿總協定回合離開了其正常的進程，並且大大地減少了它發揮作用的機會，使英國的財富和就業受到了損失。不幸的是，由於共同體的社會政策以及勞力市場缺少靈活性，保護主義的思想很可能隨著費用的增長而增長，從而使歐洲的工業不能有效地參加競爭。但是，由於優勢已從歐洲移到美國，歐洲聯盟已比從前更加難以繼續執行這類保護主義。帕特裡克?梅塞林教授很好他說明了這一點：
直到最近，美國根據關貿總協定的行為準則所制定的貿易政策還拿不出什麼其他可供選擇的重要方案……。但在今後幾十年裡，這一情況將會發生逆轉。美國——隨著南美洲國家開放了它們的邊界和推動了它們的經濟增長——將能享有地區性機會所能提供的緩和。相比之下，歐盟已大大耗盡了其能力，在將來一段長時期內不可能顯著地擴大區域貿易。歐盟——它南邊與東邊的鄰國不相信自由貿易能帶來好處，或者因為國家大小而不能給歐盟帶來很大的好處——在這方面將處於美國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所處的地位。
歐盟只剩下一條路，它必須使關貿總協定從其貿易政策的邊緣移向它的中心。
如果這沒有發生——更糟的是，如果如我指出的那樣，歐共體進一步走向保護主義——英國所受的不利影響將最大。這就是為什麼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努力在歐洲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之間作出特別安排。
這裡，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像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它將把中歐和東歐正在出現的市場民主體制與歐盟本身合併為一。這將會帶來一些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首先，它將使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能順利地進入美洲迅速擴大的市場。７０年代初表明我們有理由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表明有理由成立單一市場的所有同樣的論點——即擴大貿易機會——在這裡都適用。其次，由於有了具有自由企業和公開貿易傳統的美國人，因此，在新的跨越大西洋的貿易構架中，我們將使歐洲大陸不再那麼強調津貼和保護——這對英國有利。在這樣一個群體中，我們在主張自由市場這個問題上就不那麼會成為一個孤獨的聲音。第三，在歐洲與美國之間建立更加密切的經濟關係將有助於鞏固北約組織——冷戰結束後，它存在的理由已受到懷疑。一個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將會為美國繼續對歐洲防務的承諾創造條件，同時也會使對德國占支配地位感到憂慮的歐洲國家感到放心。最後，新的自由貿易區在關貿總協定中將會成為最強大的、但也是最自由的集團。這樣，就能堅持使全球走向自由貿易而不是保護主義。英國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在大西洋兩岸為推行這一做法進行辯護。此外，它會為我們的特殊利益和我們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傳統上致力於與美國建立鞏固聯繫的公開貿易國帶來許多好處。
最後，我們在計劃通往１９９６年的道路時，不能繼續忽視對我們議會主權的侵蝕。正如上議院議員丹甯勳爵所說：
使我們大家都感到驚恐的是，歐洲法律不僅僅是使英國港灣漲潮的海水。現在它像海嘯，衝垮了我們的海堤，淹沒了我們內地的田野和房屋。
現在需要考慮如何才能確切地保護英國的憲法——生死攸關的最終關鍵——使其不受這一"海嘯"的襲擊。肯定他說，只有依靠明確地行使議會的獨立自主權才能做到。此外，越早從歐洲法院手中奪回主動權以澄清英國的司法思想越好。有充足的理由修改１９７２年的《歐洲共同體法》，使議會最終能超越所有共同體的法律之上，清楚表明議會通過的明文規定比共同體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在維護國內法最終的至高權力方面，英國在共同體內不會是孤立的。例如德國，它就不承認共同體法律淩駕於它的憲法之上，就像聯邦立憲法院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這一問題上已清楚說明的那樣。同樣，法國也維護了它憲法的最終的至高權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訂了一些原則和程序，如果法國利益需要，它們可以限制共同體法律的具體實施。
我們在英國也應該制訂出一些規章處理在共同體法律與英國議會法之間出現的偶然性糾紛（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現的糾紛），並建立一個程序，規定當一項法令與共同體的法律無意中發生衝突時，如果有必要，要通過樞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執行，以制止法院裁決和司法思想出現的縮小議會主權範圍的趨勢。應該有一個只有議會才能立法的受保護事項的保留名單，包括我們憲法的調停和抗辯權。最後，我們應該擁有可由樞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權，使我們能最後防止某些具體的共同體法律和決定在聯合王國生效。人們認為，我們會很少使用這些權力，可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來自歐洲的侵犯。但是有關如何採取而不是應不應該採取這些行動的辯論本來早就應該進行了。
不可能事先準確地預測這一談判過程會在哪裡結束。英國在共同體成員中會不會坐在外面的一排，我們會不會享有歐洲自由貿易區國家、後來歐洲經濟區國家已享有多年的、類似的夥伴關係協定，或者，歐洲聯盟會不會按照新條約在各國之間變成一系列像"可變化的幾何圖形"似的雙邊或多邊協定——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無論怎麼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清楚的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事實上在馬斯特裡赫特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一看法——即共同體各成員的目標和可預見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相應地制訂我們１９９６年的戰略，這是獲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據。
我不相信這一方法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長期利益不符。如果讓歐洲聯盟沿著目前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它在各個級別上都會失敗。它會向中歐和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強加一些它們想加入該聯盟時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從而將它們排斥在外。它會使南歐國家依賴德國納稅人的施捨，從而變得越來越衰弱。在更加廣泛的世界範圍裡，它會成為一種支持保護主義和製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團決心要著手重建一個現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們的選擇。幾乎可以肯定，其結果會是令人痛苦而難忘的。在一個民族主義重新覺醒的世界裡，難以想像法國人會永遠接受該國淪為德國的衛星國。同樣，也難以設想德國納稅人會為國外的經濟衰退地區提供更多的補貼以及為因生活所迫進入德國的移民提供房屋、衛生設施和其他福利，此外，還會失去德國馬克所提供的保證。而這一切發生的背景是，由於歐洲在失去投資與就業機會，它在世界貿易與財富中的份額在逐漸減少。到了某個時候，這些國家的選民會起來反對那些導致它們陷入經濟混亂、受到關係疏遠的官僚們的統治以及喪失其獨立的政策。
英國要單獨阻止這些不受歡迎的事態發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處援引小皮特的願望不會是不適宜的，其意思是，英國"已經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並且將……以它的榜樣挽救歐洲"。同時，致力於我在布魯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進行合作的民族的國家，它們愛好自由企業並歡迎自由貿易——的人們，他們所能作出的最好貢獻是將歐洲各國的政治家、法學家、經濟學家、作家和評論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發起一個運動，建立包括大歐洲和美洲在內的橫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魯日演說中最後所說的：
讓我們有這樣一個歐洲，它在範圍更加廣泛的世界裡在充分發揮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內，它保存了那種大西洋共同體一即包括了大西洋兩岸的歐洲——這就是我們最崇高的遺產和最偉大的力量。
第一節 受到挫傷的欣快症
與歐洲共同體的事務相比，在我離任時，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個歷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在繼續著。鑒於當時正在為無法預料的海灣戰爭確切進程作準備，因此，這種氣氛看起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無動於衷。但是我相信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們從策略考慮喜歡稱之為的"國際社會"，會戰勝薩達姆?侯賽因和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此外，這場危機還導致了美國和英國重新建立我把它當作我在處理問題時起主要作用的、那種極其重要的"特殊關係"。
但是，更加具有長遠重要意義的是冷戰的結束，或者更為準確但不那麼策略他說，是在那場大規模的戰爭中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確，如果沒有這一結局，海灣事件就不可能進行得比較順利。我抵制德國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１９８９年６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１１月推倒了柏林牆，１２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裡根和我在整個８０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瞭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進程的結果，重新恢復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瞭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復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持（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持）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一個舊的世界秩序——由蘇聯和西方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劃分成的兩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誕生了嗎？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它是打著聯合國決議的幌子的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這就需要美國強有力的領導，其盟國的堅定支持和一個明確的戰略思想，即它能區別什麼是對西方利益和國際秩序的真正威脅，什麼是後果有局限性的地方爭端。我仍然相信這一謹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個義務有限度的、持久的國際秩序。不幸的是，它與一個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麼實際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混淆起來，而後者是建立在不受戰略私利影響的、多國機構共同行動的基礎上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加理想主義的看法，但是，正如麥考利所說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一英畝地，其價值相當於一個烏托邦的公國。"
甚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的日子裡，當有關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達到了高峰時，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懷疑，一些人太相信國際宣言的高調，而太不注意執行這些宣言的措施。說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準備第一次訪問南非時，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有關倒黴的國際聯盟的資料。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是南非的簡?斯馬茨。當時的一些花言巧語和我這時所聽到的同樣不可思議。當國際聯盟未能採取行動反對獨裁者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掃清道路時，斯馬茨自己作出結論說："大家的事到頭來成了誰也不管的事。每個人都指望別人去帶頭，而侵略者這時卻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這一結論對我的印象就像那種集體安全一樣深，而有人卻認為冷戰後的穩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上。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現在的形勢不同了。畢竟薩達姆?侯賽因沒有"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雖然他的確是"逃脫了"。但是我想，要懂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國際聯盟相反，美國確信自己命中註定是國際上的超級大國，此外還有像英國、法國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國家也採取行動給予了支持，因而在海灣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大多的評論家和政治家準備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論，即聯合國本身應該成為一支超國家的力量，它應該有權威和財力任意進行干預；而單一的民族獨立國家則應放棄它們的主權。如果聯合國要成為一個世界政府的強烈欲望得到鼓勵，它只能使世界導致混亂。但是通過許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見在許多保守黨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戰後的形勢變得對他們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紐約向駐聯合國的大使們作了一次講話，清楚表明我反對這些傾向。我為"新民族主義"辯護，它在蘇聯和中歐、東歐的各民族中是顯而易見的。
真正的國際主義總是包括各國之間的合作，那就是該詞的意思。詞樣，體現國際主義最高願望的聯合國，其名稱就提醒了我們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你們考慮一切問題的起始點是你們所代表的各個國家。你們往往容易忘記的目的是它們在一些共同目標上應該一致。但是目標一致一而不是聯合——才是宗旨。
事實上，我在紐約演講時，已經很明顯，世界新秩序的情況不佳。我深切地關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經出現了危險。在那裡，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爭取從共產主義受壓抑的窮困中獲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裝力量的挑戰。在我看來，民族自決權和自衛權（事實上，更加廣泛他說是人權）是任何公正的國際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穩定的國際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穩定具有傳統的價值，任何對此抱有懷疑的人，應該給他一張去摩加迪沙的單程機票。但是，穩定不應該作為維持本身就不穩定的某一現狀的藉口，因為它壓制了最終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會力量。自我離任以來，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開干預外交方面的問題（歐洲問題除外），也許意味深長的是，每一次我都認為，出於道德和現實兩方面的考慮，應該改變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庫爾德族的婦女乞求我大聲疾呼，幫助解救在薩達姆?侯賽因的無情打擊下她們首當其衝的同胞。我被她們的訴說打動了。當時議會正在休會，也沒有大臣會見她們。我現在可以高興他說——無疑是出於巧合——至少後來採取行動建立了安全避難所。
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蘇聯發生了政變，西方一些領導人顯然情願"坐視"政變的領導人是否會成功，而沒有在道義上充分支持在俄國白廳聚集在鮑裡斯?葉利欽周圍的抵抗力量，我對此感到驚愕。因此，我一核實當時所發生的情況後就立即在大學院街我辦公室的外面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繼續接受了一連串的採訪。
我說，很清楚，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是違反憲法的，俄羅斯人民現在應該接受民主選出的主要政治家鮑裡斯?葉利欽的領導。在這一新的、危險的形勢下，我們自己計劃削減防務的做法現在一定不能繼續下去。但是我告誡說，不要認為政變會成功。蘇聯人民現在對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們不會願意失去它。他們應該像中、東歐的人民所做的那樣來保衛民主——走上街頭，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況已開始明朗。事態的發展正在證實我認為政變不會成功的樂觀想法是對的。有消息說，在列?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了盛大的抗議集會。我想值得試一試與戈爾巴喬夫先生直接通個電話。據政變領導人說，他已經因"健康原因"下臺了。當蘇聯大使告訴我不可能通話時，我並不怎樣感到驚奇。我曾設想，電話聯繫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斷——雖然在這一點上我很快得知我過高地估計了政變領導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時候，保守黨的歐洲議會議員、俄國問題大專家貝瑟爾勳爵與我的辦公室聯繫，說他和正在倫敦訪問的的葉利欽先生的顧問薩利納?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請他們前來向我介紹情況。我談到我怎樣未能與戈爾巴喬夫總統取得聯繫。然後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間我是否願意與葉利欽通話。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後給了我他在議會大廈辦公室的直線電話號碼。開頭幾次沒有撥通，後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電話居然接通了。
葉利欽先生和我談了一會兒，由貝瑟爾勳爵擔任翻譯。顯然，被包圍的白廳前景是嚴峻的，但是葉利欽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們都情緒高昂。他問我是否能主持一個醫生委員會，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所謂健康不佳——這很像蘇聯典型的外交病——進行調查。當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與外交部和衛生部合作，試圖擬定一個由一些著名醫生組成的恰當的名單。幸運的是，不需要這樣做了，因為這時政變正在迅速瓦解。
根據美國政府的"消息來源"，報紙對我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譴責，因為我號召俄羅斯人上街制止政變，並且號召我們的政治家們停止裁減西方軍備。但是我並不感到遺憾。民主必須靠鬥爭去爭取，必要時要為民主而犧牲。的確，有３位勇敢的年輕人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國人仍記得他們的獻身。
但是，我與西方外交政策部門的觀點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亞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厭其煩地願意注意事態發展的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從英國專家和該地區的其他人那裡得到簡要的介紹——我看到了塞爾維亞正在為侵略波斯尼亞的戰爭作準備。西方對更早些時候侵略克羅地亞的戰爭的反應是軟弱和沒有原則的，因此使得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是在西方的默許下，南斯拉夫軍隊才能夠將其裝甲部隊從克羅地亞撤到了波斯尼亞。
１９９２年８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顧問們寫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亞副總統艾賈普?加尼克要見我。他悄捎溜出薩拉熱窩後，在國外拼命地為波斯尼亞尋求援助。
由於薩拉熱窩生活必需品奇缺，我為我們的會見準備了豐富的午茶。使我驚奇的是，當他向我透徹地介紹政治和軍事形勢時，他不肯吃任何東西。但是當我走進書房給外交部打電話為他安排一次會見時，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點東西。於是，他狼吞虎嚥地一口氣吃了幾塊三明治。後來他向他們解釋說，由於他在地堡裡呆了幾個月沒有什麼東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東西時樣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訴我的情況證實了我所聽到和讀到的一切。於是我當時作出決定，我在道義上有責任採取行動。我要盡可能地發揮我最大的主動性，但是我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美國，因為在與外交部進行了多次無結果的談話後，我對英國傾聽我意見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紐約時報》和美國電視上我辯論說，如果袖手旁觀，我們就正在成為幫兇。我企圖以此喚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談到了一些確切的例子。
有人爭辯說，西方已無能為力，除非我們準備冒險長期捲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衝突，那樣西方的傷亡可能很大。這種論點部分是危言聳聽，部分是為無所作為尋找藉口。像沙漠風暴那樣從陸上發動全面進攻與停止向波斯尼亞禁運武器、向波斯尼亞軍隊提供武器和直接打擊軍事目標和通訊系統，這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繞道而行，不聞不問，我們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會這樣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對此已日益擔憂。在波斯尼亞屠殺更多的穆斯林，這些事件不僅本身駭人聽聞，也使衝突有擴大的危險。
塞爾維亞沒有像過去蘇聯那樣的強大的外國支持者。到目前為止，西方不採取行動對它是個鼓勵。西方明確聲明不會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而明確警告要採取軍事行動則會迫使塞爾維亞考慮停止其侵略。應當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它遵從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給予塞爾維亞用以對波斯尼亞進行戰爭的經濟支持，由設置在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邊境的國際觀察員對此進行監督。
貝爾格萊德承認波斯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放棄對它的領土要求。
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保證人道主義小組的進入。
在更加廣泛的整個地區非軍事化協議的框架內，簽訂波斯尼亞非軍事化協議。
允諾進行合作，使難民回到波斯尼亞。
如果這些要求（它們應附有最後期限，不能得到滿足，應該進行軍事報復，包括從轟炸連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德裡納河上的橋樑、軍事護送部隊、薩拉熱窩和戈拉日代周圍的炮兵陣地、軍用倉庫和其他在戰爭中有用的設施。還應當說明，這不是一場針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戰爭，即使塞爾維亞境內在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設施可能遭到襲擊……
塞爾維亞不會聽從這些，除非迫使它這樣做。只有當他們的抵抗可能遭到失敗時，才會產生一個比較民主和愛好和平的領導層。袖手旁觀，直到衝突把一切耗盡，這不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難民、恐怖主義，使其他國家捲入巴爾幹戰爭，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時期內，這一論點看起來好像要占上風。我相信在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內對戰略的確重新作了一些估價。當時的軍事和制訂外交政策的機構已經完全醒悟過來，但只是提出了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大規模的地面部隊的干預（我從未提過這一建議）太冒險，為什麼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必須繼續下去（這的確使得受害者不能自衛），以及為什麼空中打擊不會起作用（如果就事論事，這可能是對的，但如果把空中打擊作為支持裝備精良的波斯尼亞軍隊的一種手段以改變軍事上的均勢，它們的說法就不真實了）。
自從１９９２年夏季以來，向我所主張的方向採取了一些行動，但太少也太遲了。在荒謬的限制下，只進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擊，而且都是在抗議聯合國和北約不願意採取進一步行動背景下進行的。由於美國的壓力，解除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有了某種可能性——但是直到溫和的穆斯林領導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幫助下被迫危險地緊密依靠像伊朗這樣的伊斯蘭國家之後，才出現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８月時，俄羅斯還沒有捲入這場糾紛，而現在俄國政府在這一致命的賭博中已成為一個重要角色，正朝著我所擔心的方向增加了賭注。最後，在波斯尼亞的英國軍隊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其他國家的軍隊都駐紮在易受攻擊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後真的認真起來，他們很可能成為塞族人的人質。在波斯尼亞的可恥失敗不僅有損於我們的信譽和道德境界，它還加深了自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北約內部所出現的最嚴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亞的大敗看做是一個徵兆，而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在"世界新秩序"這一概念時起時落的整個這段時期內，關於國際事務的許多討論幾乎是不現實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們仍在進行這些爭論：（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歷史"是否已經"結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勵人心的論文，我們是否已經到了"人類思想進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為政府的最後形式。"
與福山先生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後來由塞繆爾?亨廷頓所作的預言，即國際政治今後將為《文明的衝突》所主宰，由七八種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來塑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未來最主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把這些文化彼此隔開的文化錯誤路線上。"
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實踐者的猶豫不決，它們之間的對照突出了一種不現實感。越來越明顯，冷戰的結束一在柏林牆的拆除和正式舉行蘇聯的喪禮之間僅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們迷失了方向。不僅是對一些安全體系——首先是北約——和防務戰略必須要重新考慮，似乎外交政策整個的正確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處於爭論之中。
第二節 保守黨人的外交政策原則
俾斯麥曾經說過，要他在執行外交政策的同時注意政治原則，就好像要他穿過茂密的森林時用牙齒咬著一根１２英尺長的杆子。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保守黨理論家的支持，他們要求我們在制訂外交政策時只考慮國家利益。事實上，他們做法的邏輯明顯經不起推敲。我們怎樣認識我們極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認識後，我們怎樣能最好地尋求這些利益？它們包括其他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嗎？你怎樣說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選擇的道路？國際秩序的某一組織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國家的具體利益？如果符合的話，我們應該為它作出多大的犧牲？不參照一定的原則，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認為，保守黨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要依據５條原則。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利用這些原則迎接我們面臨的挑戰。
這些原則中的第一條是，只有當一個大國或一個強大得足以挫敗其他強國挑戰的、持久的聯盟對集體安全作出保證，才能維護集體安全。在當今世界，這意味著美國必須保持其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不付出代價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國的納稅人單獨承擔這個代價。此外，也不會沒有摩擦，俄國以及在今後適當時候會成為強國的中國、印度、日本、巴西等國——更不用說高度敏感的歐洲人——都會對此感到忿恨。但是為了和平與穩定，這一選擇的壞處最小最小。
當其他國家更加以世界強國的面貌出現時，美國不能獨自長期維持這一地位。但這一事實不能否定上述論點，雖然它的確能修改這一論點。首先，是時間上的間隔。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不會自動地在軍事上佔有優勢，特別是像現在，軍事技術——在這方面美國勝過其他國家——是關鍵，而不是簡單地看用於防務的資源有多少。無論怎麼說，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國的經濟潛力，因為不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內的廣大的自由貿易區為這一潛力開闢了前景。
還有，如果美國領導世界的擔子要延續到２２世紀，它將需要可靠的盟友——它們願意分擔而且要完全分擔這一擔子。到底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怎樣適當地分擔向北約的投資，特別是對北約範圍以外的活動的投資，以及怎樣在經濟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加強它的基礎——這也許是我們今後１０年所要討論的最重要的課題。但是，不管分擔這一負擔要採取什麼樣的公共機構形式，也不管美國和歐洲如何分攤這一負擔，領導世界仍將承擔繁重的義務。不過，它們也會得到補償，特別是國際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機構作出的決定將傾向於反映美國的利益，也會從而擴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確，除非這樣，否則，有民主精神的選民們，特別是美國的選民們，將不會準備付出這一代價。
我的第二條原則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地區均勢的價值。這是與美國全球作用這第一項原則有關的、一個重要的限定性條件。保持地區均勢將有助於減少需要美國所領導的干涉的次數。當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結盟去反擊和遏制一個可能成為起支配作用的強國時，就形成了大體有益的均勢，減少了對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的誘惑力及其幹壞事的可能性。當然，英國多年來的政策是在歐洲內部促使實現這一均勢。正如我已經闡明的那樣，當一個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標應該是遏制德國的力量時，這仍然是有意義的。
美國政策的制訂者們一般不同意均勢這一原則，部分原因是美國自己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義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爾遜的擁護者們把均勢看做是無從區分是非。更為普遍的意見是，他們認為用欺詐手段競相謀求統治地位的做法導致了一系列戰爭，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代一個強有力的論點是，在一個擁有核武器使人們不能接受任何戰爭風險的世界裡，人們也經受不起均勢行動所引起的緊張局勢。
這些論點不是沒有價值。但是美國國務院在世界政治中幾乎５０年的做法是把伍德羅?威爾遜的原則與地區均勢的實際情況揉合在一起，從中東到印度次大陸都是如此。其次，如果需要的話，只要有一個主要的超級大國能決定地區爭端的結果，這就限制了國家之間的競爭。美國在核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強大，這就增加了它限制這些競爭的能力。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均勢才永遠是一支力量。
正如可以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在非常強大的美國存在的情況下，均勢有助於解決今後問題的最主要的地區是亞洲和遠東。有關日本對美國和歐洲經濟構成了"威脅"的歇斯底里的討論，沒有考慮到兩點。我們特別幸運的是，由於歷史原因，也由於日本得到了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因此它不希望成為軍事和經濟超級大國。亞大地區有三個已經或即將擁有核武器的強國，即中國、俄國和印度。
對於中國經濟確切的規模和增長率是有爭議的。但是人們知道：中國的潛力是巨大的，勤勞的中國人民（還有更加廣泛的、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這一潛力，並且中國還正在增強自己的國防，而我們則在削弱我們的國防。
俄國在全神貫注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但它仍將努力保持太平洋強國的地位。鑒於它有核武器和豐富的礦產資源，因此不能把這只熊排除在外。它與中國在邊界和資源問題上有爭吵，這些因素也許至今還在起著破壞穩定的作用。
印度相當大，只要目前的政策和趨勢仍然繼續下去，在適當的時候，它將變得很富有，成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強國。這是西方應該歡迎和鼓勵的事情。例如，如果感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擴大一也有許多說法認為應讓它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印度是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儘管印度有宗教和民族問題，但它是一個建立了法治的民主政體。在冷戰所決定的舊模式中，印度受到蘇聯的影響。現在，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將是一個最容易打交道的亞洲強國。
所以，在亞大地區將會出現三個核大國與一個美國保護國之間的均勢，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國家企圖擴張其領土或勢力範圍，它可能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美國除了向日本提供核安全保護以外，如果該地區的任何一個大國似乎要打破這一均勢，美國也能將其核力量和常規力量投向天平的另一端。美國已經慣于為韓國、臺灣和菲律賓等這些較小的亞洲國家（地區）採取類似的、保持均勢的行動。這向一些較大的國家表明，它們不應該採取冒險行動，使美國卷人它們之間的衝突。這就更加說明為什麼美國與朝鮮在有關核計劃的糾紛中現在必須取得有利的結果。
第三節 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
第三條原則是，民族性、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是維護穩定的國際制度的最好基礎。表面看，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難道不是民族主義破壞了歐洲的和平？事實上，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講，回答是"否"。多民族帝國的不穩定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而像納粹主義這樣跨越民族界限的世俗信仰則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在兩次戰爭中，只有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夠抵禦和戰勝侵略。
但是，無論如何，認為沒有民族的世界——因而也不會有民族的忠誠、摩擦和制度——是可取的，那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顯然不可能出現這樣一個世界。正如保守黨人所認識的，政治要充分利用現存的這個世界，而不是不切實際地為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設計藍圖。誠然，憎恨外國人的偏見可導致集中營、折磨和種族清洗。但是這種罪惡一般是受到壓制的和被扭曲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後果，沒有理由說明，我們為什麼不應該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如果其他人為他們的國家感到自豪，為什麼我們要加以反對。黑手黨是以家庭制度為基礎的，但是，這不意味著家庭是一個有害的制度。
當然，對保守黨人來說，民族（像家庭一樣）也有深這和積極的社會價值。圍繞它的傳統和象徵作用，可以鼓勵那些有利害衝突的個人彼此進行合作，並且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民族性向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支柱，以抵禦使人們迷失方向的暴風雨——這一特性給予了我們繼續存在的意義。因此，輕視民族性的人就像拋棄了自己家庭背景的人，或者（如同Ｇ．Ｋ．切斯特頓所說的名言）就像放棄了自己宗教信仰的人。這種人對社會構成了潛在的危險，因為他容易成為他所碰到的每一種不成熟的思想或強烈情感的犧牲品。
的確，有些民族主義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有些民族已經犯下了歷史罪行。一個有意識的完全拋棄了它自己過去的民族與一個總想著它過去的民族相比，前者是否是一個更加可靠的鄰居，即使在當時這也是一個疑問。一個比較成熟的回答是要發現一個民族歷史中那些崇高的事件和主題思想，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更為正派和更加開放的民族感。否則，只有讓那些沒有理性的革命者來肩負民族事業。
人為的國家接納了語言和傳統各異的不同民族，甚至它們也想通過形成一個民族特性來勉強地頌揚民族性的力量。在蘇聯和南斯拉夫進行過這樣的嘗試。現在歐洲聯盟也正試圖這樣做。這類雄心勃勃的事業是行不通的，一般會在激烈的情緒和相互仇視中破產。但是，它們的人為性鼓勵理論家們走到了空談理論的沙文主義的極端，殘忍與荒謬交替出現，從斯大林的民族集體流放到鼓吹歐洲版本的達拉斯。
因此，認為通過各種可能的手段努力把大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國家拼湊在一起有利於穩定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外交家們卻仍在想那樣做。當然，幾個截然不同的民族由於各種原因——安全、經濟資源、地理或沒有其他選擇——生活在一個國家裡，這是十分可能的。形成一種自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說服他們這樣做的最好辦法，正如瑞士機構的權力特別分散所表明的。但是在人為的國家——不管是建立在一種思想上（如蘇聯）或是建立在為了外交上的便利和懼怕貪婪的鄰邦這一基礎上（如南斯拉夫）——就很可能要依靠權力集中和利用軍隊將這些國家拼湊在一起。但又像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這只會增強各個民族的民族狂熱和要求民族獨立的願望。
民主是最適合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如果民主要真正有效地起作用，它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而這是民族國家所能提供的。此外，一旦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裡建立了民主，它增強了要求實行民族自決的動力。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大多數多民族國家不是民主的，或者說，如果它們是民主國家，為什麼它們會長期受到語言和文化糾紛的干擾，如加拿大和比利時。同樣，自由貿易意味著政治分界線不需要與經濟分界線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把政治權力分散與規模經濟學結合起來。正如亞當?斯密２００年前所指出的："如果所有國家都執行自由出口和自由進口這一自由制度，一個大陸上分成的不同國家，迄今為止，就像一個大帝國裡的不同的省份。"
有人提出了兩個主要的具體論點反對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政治制度的基礎。第一個是"民族"這一概念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意義很小或者沒有意義，因為它本身紮根於長期和特殊的歐洲歷史之中，而且是這一歷史的產物。這一論點有些份量。例如，在中東或遠東或非洲，或者甚至在北美或南美，對民族性的理解顯然與歐洲多少有些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宗教、種族或多文化"（如塞俾爾?亨廷頓所認為的）都會形成和塑造某種特性。此外，民族會慢慢出現，如在印度。它們同樣也會瓦解和消亡。
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在每個大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為了外交上的方便而人為地把一些國家拼湊在一起時，或者根據思想意識把一個民族分在幾個國家裡時，這種忽視民族特性的做法都遇到了失敗。在歐洲，南斯拉夫是註定要失敗的，甚至民族關係不大緊張的捷克斯洛伐克現在也和平解體了。在非洲，中非聯邦是由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組成的。在將蘇丹組合在一起時，忽視了在北方占大多的阿拉伯人和努比亞人與南方尼羅河流域的人和班圖人之間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區別。尼日利亞由三個部族組成，即豪薩旋、伊博族和約魯巴族。每一個部族都因爭執而陷入口分五裂。在中東，有人試圖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但由於主要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在起作用，因此總未能成功。在遠東，越南的分裂最終是不能持久的，朝鮮的分裂很可能也是這樣。對比之下，在每一個大陸，最符合民族特性的國家——因而能動員這些特性——可能證明它們是最成功的。從西歐的英國和法國，到中歐、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到中東的埃及和伊朗，直到遠東的日本，情況都是這樣。這不是說民族特性感就必然保證和平、繁榮和穩定，但是沒有它，國家將面臨更為嚴重的、可能是致命的困難。
反對把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作為我們國際政治制度基礎的第二個、也許是最經常使用的具體論點是少數民旋問題。但是，在為民族國家辯論時，我不是說保證使邊界與民族分界線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當然，更不是暗示說，少數民族或其他集團應該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使政治家們的生活更加單純一些。在一個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國家，那裡的個人權利——如果恰當——還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沒有理由讓少數民族遭受壓迫或產生不穩定的影響。國際行為準則和像歐洲理事會這樣的機構就能保證做到這一點。
西方政治家們大傾向於相信中歐、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和蘇聯的經驗證明民族主義有內在的危險。但經過更加仔細的觀察，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況不是常規，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外，它學會了接受７０年前領土的喪失，結果導致２００萬匈牙利人住在羅馬尼亞，６０萬人在斯洛伐克，４０萬人在南斯拉夫，２０萬人在烏克蘭。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堅持他們在國外的同胞應該受到公正對待。但是，他們有足夠成熟的民主，懂得"讓所有匈牙利人在一個國家裡"的原則會導致災難。
同樣，雖然俄羅斯有些人出於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國以外的、曾經是蘇聯一部份的那些國家裡的２，５００萬俄羅斯人，但至今，這只是虛誇之詞，沒有成為事實。雖然俄羅斯少數民族確實面臨一些問題，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似乎沒有感到他們受到了很大威脅從而想摧毀他們現在所在的這些國家。事實上，他們在許多情況下還投票支持那些國家脫離蘇聯而獨立。
車臣共和國要分裂出來和隨後出現的危機，這對於把民族性作為穩定秩序的牢固基礎這一原則引起了多大的懷疑呢？車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決；他們是一個有自己語言和宗教的民族，自從上一個世紀被迫併入俄羅斯帝國以來，一直在長期爭取獨立。有人認為西方應該忽視或甚至支持在鎮壓車臣時所採取的殘酷的軍事行動，以保證俄國成為一個整體，而且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的形象已經受到了很大損害。不應該由我們來決定俄國的模樣。最終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國家拼湊在一起，必須為全國和地區的少數民族創造條件使他們願意留在這些國家裡。當西方忽視摧殘人權和違反（歐安會）國際條約這類事件時，我們損害而不是幫助了俄國的民主力量。至於疲備的俄羅斯這一實體，對於折磨著它的一些問題當然沒有幹淨利落的民主解決辦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權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車臣人被指控參與了犯罪活動。如果車臣最終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國要阻撓他們這樣做，那它自己將一無所獲。
當然，像車臣一樣，過去的鬥爭史影響著現在。我的目的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好的，更不是說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對民族主義的指責已經很多了，其實有些問題應歸因於其他方面。此外，各種超民族主義的歷史至少與各種民族主義自身的歷史一樣是好與壞交織在一起的，它們的潛在力要更加危險得多。
第四節 促進自由
這個問題把我帶到了我所建議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條原則，即我們應該在全世界不斷地促進自由、民主和人權。為什麼要這樣，首先有實際原因。一般說來，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打仗。在國內尊重人權的政權更不會向外侵略。在實踐中，即使是最無所顧忌地推行實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斷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威脅，不僅根據其軍事技術，也要根據其政權的性質。自由的價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國家都認識到有必要進行克制、妥協和尊重別人。因此，鼓勵這些價值是外交政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於保守黨的觀點，人們可以說，它是我們在制訂政策時所應考慮的部分真理。顯然，各個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它們的宗教傳統以及它們的政治覺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現了新興的民主運動的地方，我們能夠促進和鼓勵它，並且通過抗議、公開的外交途徑和類似的手段給予它有限的保護，不讓它受到政府的鎮壓。在當地沒有這類人民運動的地方（或者人民運動僅限於首都少數在西方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從外面植人民主。雖然我們必須仔細挑選一些西方影響能夠有效地加快它們向民主作風和平過渡的實例，但是，有些對人權的侵犯——特別是酷刑——無論從任何國家或文化標準看都是如此醜惡可恥，如此令人震驚和如此令人厭惡，以致我們有一切理由去反對和制止它們。在處理這類事件時，主要問題是怎樣做最好，是通過經濟壓力，或是通過在國際論壇上的言論或動議，或是通過悄悄的外交手腕。但無論怎麼說，由於在執行保守黨人的人權政策時必須要謹慎和區別對待，因此，它總不會採取十字軍東征的那種做法。
自由派的批評是：由於西方的人權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論自由或者不能胡亂抓人這類"程序上的"權利，從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權利，如免受饑餓權或享有適當的教育權。一般反映人權問題要求的國際文件本身就說明了人們思考問題的趨向。例如，《世界人權宣言》（１９４８）不僅像我一樣確認了每個人都有生存權、自由權、法律面前平等權、財產權等等，而且還確認每個人都有權享有適當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適當的教育"權"與社會保障"權"——這些顯然屬?另一範疇。後來其他一些文件規定的內容更多。《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１９６６年）包括了"工作權"、"繼續改善生活條件"權、"不受饑餓"權以及"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可以達到的、最好的身體和智力健康水平"。
當然，只要我們從權利方面而不是從責任方面去討論自由，傳統的自由主義就會輕易地陷入溫和的社會主義，只要求各種"權利"而不怎麼考慮它們的代價或甚至實現它們的可能性。這些"權利"即使從理論上說可能實現，但在實踐中，國家只有通過規章、控制和稅收對其他個人進行抑制才能實現。到了這一步，人們事實上已走完了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全過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權做法給予了外國機構干預幾乎整個國內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權力，這不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國家的主權。
如果促進按照傳統定義解釋的人權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麼，一般說來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幸運的是，冷戰後的世界已為自由創造了新的機會。由於通訊技術的革命、世界市場的開闢以及資本與人員有更大的流動機會，這一切使獨裁統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他們將越來越難以抗拒要求對他們的政權實行自由化的壓力。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在尋求促進民主和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高度注意經濟自由的更加廣泛的影響。
即使在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有健全的貨幣，有限的政策干預，低稅收，保障私有財產，勞動力可以流動——如果它們曾有一段時間經歷過獨裁統治（例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在以後推行政治自由時它們會發現困難比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羅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沒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沒有私有財產制，也缺少企業充滿活力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民主體制是極端困難的。保守黨內熱心于人權的人士認識了這一點，而左派自由人士卻沒有。因此，當市場資本主義的增長帶來政治自由時，前者不會錯誤地低估在實現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標時所取得的進步。
在說了這一些以後，我要指出，有關人權政策的理論要比它的實踐複雜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通過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響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這一影響。可是，我必須加一句，他們有時需要輿論的激勵。
第五節 強大的防務
這四條原則首先都有一個共同點：只有第五條原則即強大的防務才能使它們發揮作用。羅納德?裡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持的同一論點仍然有效。國防支出是對和平的投資，因為不是軍備本身引起戰爭。戰爭的引起是因為潛在的侵略者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軍事優勢能在侵略中取勝。這種投資必須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即使威脅似乎很模糊或看起來很遙遠，因為高技術的國防計劃只有在長時間才能產生效果。我們從冷戰勝利中有權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紅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獲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錢的機會。
誠然，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垮臺、華沙條約的結束以及最後蘇聯的瓦解，這一切引起了巨大變化，因此，西方國家應該重新審查它們的國防支出，這是對的。但是我現在認為，我任首相時作為《變革的選擇》所宣佈的削減支出計劃走得太遠了。自然，後來宣佈的計劃就走得更遠了。從我個人講，我不贊同當時在從政治角度討論國防時人們所持的一切樂觀態度。但是我的確過地估計了把蘇聯（或俄國）變成一個"普通國家"——一個對西方不構成特殊威脅的、穩定的、自由的民主國家——時可能出現的進程。
我們不知道俄國最後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業制度。如果俄國要走恢復前蘇聯的老路成為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這不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實現。這也不會使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保持不變。無論怎麼說，如果俄國要再一次走近歐洲的心臟，這顯然對我們的戰略利益不利。同樣，如果俄國要把匾乏的財力用於任何這類帝國戰略，那必然意味著它要放棄繼續執行經濟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這一任務。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它的對內對外政策又會回到前蘇聯的做法，俄國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軍事大國。
前蘇聯各國所經歷的各種危機和混亂已經使先進武器大量流入國外，那時，其他一些缺乏責任感的國家渴望得到它，這一進程加深了我們面臨的威脅。顯然，西方必須要維持它的防務。
自１９８９／９０年度以來，在制定我們的防務計劃時，如果僅從一個方面，即蘇聯和華沙條約方面來估計威脅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任務要複雜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們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動集團的意見，而不能對可能出現的威脅和所需的對策採取一種長期的戰略觀點。另外的困難是，不僅英國，而且美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都在裁減軍備。那些瞭解情況的人現在聲稱，即使我們有前線作戰的裝備對必要的地區進行干預，但在支援和供給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大問題。再加上聯合國所批准的干預效果不佳，我們對軍備的裁減給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和不願意承擔義務。
另一個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約今後的作用。像我曾經建議過的那樣，對它重新作出估價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北約作為一支維護穩定的力量和加強橫跨大西洋聯繫的力量，必須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擴大其影響。但據我看，沒有做到這一點。特別是，部分由於聯邦主義在歐洲的推動作用，部分由於對待波斯尼亞問題的不同做法，北約已不能夠令人滿意地履行它支撐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這一至關重要的任務。事實上，北約自身已受到嚴重損害。
北約也應該應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歡迎它們成為它的正式成員國。鑒於歐洲共同體在接納這些國家成為其正式成員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緩慢的和猶豫不決的做法，北約的決定對這個地區親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個打擊。把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和例如像前蘇聯的成員哈薩克斯坦看做與西方有著同樣的關係，這只能混淆北約所承諾的不同義務。北約允許俄國，或者更加確切他說，允許俄國國內反西方的勢力在這個問題上為北約作出決定，這就使問題更加嚴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這樣地屈從，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這表明，那些進行威脅的人比那些進行合作的人，其意見更可能被接受。
擴大北約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步棋，它還能確認中歐各國的獨立地位和在"歐洲的"地位。假若北約在其東邊的邊界上劃一條"線"，像烏克蘭，也許還有波羅的海國家，它們"（至少在開始時）不會在這條"線"的右邊，但現在丟掉了。有人說得好："只要北約近在咫尺……就能影響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這一帶國家的政治心理，給予它們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往往會使歐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於海灣戰爭證實了我所認為必須要做的事情，即北約的軍事力量必須能夠在其"境外"活動，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現在潛在的嚴重威脅，其範圍的確已遍及全球。但這不是說，每當某個遙遠的國家內部發生危機時，就應該調動北約的軍事力量，而是說，大的地區性威脅必然與我們有關。一些潛伏性的嚴重危險已清晰可見。
一旦發生了明顯的侵略事件，並且我們的利益受到牽連時，無論是在聯合國、北約還是在其他機構支持下進行的軍事干預都應該是強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須明確，對風險一定要加以權衡，要盡可能地進行反擊，並且要部署足夠的後備力量。當然，每一場國際危機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規定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則總是一樣的——即目的未經縝密考慮，採取行動前過多地考慮共識，投入的實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在聯合國指揮下進行的所有大的軍事干預都因上面某個問題或所有這些問題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灣戰爭使薩達姆?侯賽因仍留在臺上，使他還有足夠的武器和財力對庫爾德人和沼澤地的阿拉伯人實行恐怖統治，繼續在考驗國際社會的決心。這一重大的判斷失誤主要是缺少明確的目標，過分強調通過國際協定而不是通過勝利解決問題。但沙漠風暴至少有效地保證伊拉克放棄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說過的，儘管有關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個人品質，有時還表現出了英雄氣慨，但對於前南斯拉夫的干預，沒有什麼值得讚揚的。干預的理由至少和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侵略同樣明確。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爾維亞開始時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機構的偽裝下採取行動的，它首先攻擊了斯洛文尼亞，然後是克羅地亞，最後是波斯尼亞。本來應該採取明確的政策，去武裝受害者，幫助他們從空中襲擊軍事目標，但是這件事被曲解成為一項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的事業。
這項政策是一個錯覺，沒有和平要維護。因此這支人道主義的力量要麼無法幫助受害者，要麼與侵略者發生衝突。不採取軍事行動的西方外交，沒有實力迫使侵略者認真進行談判，而不公正地執行的武器禁運，事實上意味著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邊進行斡旋，反對武器裝備差的受害者。的確，在處理這一危機時幾乎違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則或具體規章。它至少應該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不應該做什麼的個案研究實例。
曾促使聯合國於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在美國人的領導下對索馬裡進行了干預的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事件，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沒有人能批評這一人道主義行動，即插手干預和緩解由名符其實的內戰所造成的可怕苦難。但是對於所涉及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人們很快認識到，不恢復國內秩序，人道主義的努力就不能長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馬裡國內似乎沒有力量能夠恢復秩序。
"因此，干預給自身帶來了痛苦的選擇：要麼聯合國使索馬裡成為一個殖民地，花上幾十年的時間進行"國家建設"，要麼聯合國的部隊在適當的時候撤走，讓索馬裡又回到它以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由於美國不願成為宗主國，聯合國只得將它交給像埃及這樣當地的國家進行新的託管，或者交給以前的殖民國家託管，這大概是指意大利人。如果做不到這點——事實上沒有做到——那麼將來只好由民間援助機構和私人慈善機構給饑餓者以食品，給病人以幫助。不能實現其目的的軍事干涉，它惹出的問題和它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對波斯尼亞、索馬裡和盧旺達進行干預的結果，總起來說動搖了主要西方國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聯合國的名聲。但有一種傾向日益明顯，即在過去幾年，安理會似乎準備擴大它進行干預的法律根據，以１９９４年９月最近一次對海地的干預達到了頂點。事實上，我們看見了那種傳統的危險的結合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具體措施越來越不相稱。從長遠看，所有這一切可能會進一步帶來不受歡迎的後果。
如果說現在有一種威脅接近冷戰的份量，那就是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政策制定者的擔心的確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溫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國家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之手，這對歐洲、中東和俄羅斯來說，其牽連確實是很大的。
但是，估計到某一危險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則是另一回事。在過去，西方造成的大禍是錯誤地判斷了伊斯蘭教的政治潛力。人們清楚地看到："自從７０年代以來被暴力和內部紛爭撕扯得體無完膚的兩個中東國家以前曾被認為是最穩定、最現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兩個中東國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種危險，即在討論"原教旨主義"時，我們會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國家看做是伊斯蘭革命不可避免的溫床。事實上，"原教旨主義"的大傘遮蓋了一系列有區別的並且往往是互相對立的現象，從與伊朗有聯繫的海灣和黎巴嫩的什葉派教徒，到埃及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到卡紮菲上校的"第三條道路"。他們與許多虔誠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很不相同，因為後者只是尋求返回禁欲的伊斯蘭教的苦修。
我已經說明了我所認為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所應遵循的一些原則。但是，的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常識。在我擔任首相期間，我總認為一定不能讓侵略得到好處。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對我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還認為，未來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們會捫心自問：我們這些可能會反對他們的人是否有武器這樣做，是否有及時部署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們是否有決心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決心。
最後，還有我開始稱之為的撒切爾法則："不管你準備多麼充分，意外事件總會發生。"當然，如何應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驗。
第一節 持續的辯論
當經濟問題，特別是當通貨膨脹問題不那麼令人發愁時，社會問題在政治辯論中會顯得突出。低通貨膨脹率和快速經濟增長是人們轉而對環境問題、城市重建和社會保健服務非常關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７年大選後，這些問題在政治中佔有首要地位。１９９４年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的重新增長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但是，這兩個時期有三個不同點。第一，無論經濟前景如何，關於社會政策的爭論（它們已在大西洋兩岸展開）似乎不會得不出結論而逐漸終止，因為它們已經觸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處。第二，與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不同，這一次是在法治、依賴福利和家庭這一傳統保守的領域發生了這些辯論。第三，對於犯罪、無節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帶來的影響有了新的認識。公司的經理們不願搬遷到犯罪率高和學校紀律鬆弛的地區。單親家庭開支的激增迫使社會保障預算——最終也迫使稅收——無情上升。首先，有人擔心日益依賴福利將會使青年男女變得消沉和道德敗壞，而工業發展與進步都需要他們提供勞動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對經濟增長率比犯罪率更加感興趣的執拗的人們，現在也不得不認真地對待社會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子外，政治領導人一直不願按照學者和評論家們異常相似的分析制訂政策。也許，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圖這樣做的人在大西洋兩岸立即遭到了低毀。副總統奎爾和彼得?利利因為說了現在一般認為是常識性的下述問題而受到公眾的嘲笑：單親家庭的增加對於沒有父親的孩子們的成長是有害的，並且使社會承擔了巨大費用。然而，早在１９８７年，邁克爾?諾瓦克和其他幾位具有不同觀點的著名學者在一個名叫《關於家庭和福利問題的新共識》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發人深思的結論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僅僅靠金錢不能消除貧窮；需要內在化的價值觀念，還有"作為國家的精神氣質必須鼓勵自力更生和責任感"。
由於偏見與既得利益，在大西洋兩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礙了人們對這些事情進行誠實和明智的談論。
大多數資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罰學和社會工作領域裡的專家們對於６０年代以來所執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負有一些責任，他們不願承認他們的失敗，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們承認了失敗，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見，即：雖然目前的做法可能無效，但也沒有其他更加有效的辦法。對於用納稅人的錢所推行的這一費用很高、非常複雜的制度來說，這自然是一種奇怪的辯解。其次，養尊處優的政治家們不願採用一種把窮人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歸咎于窮人自己的社會分析——用同行的話來說"指責受害者"，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做是通人情的。當少數民族中窮人的人數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時，他們特別明顯地不願採用上述社會分析，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責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於產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說並不是人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那是因為"政治正確性"的影響把水攪混了，特別是在美國。在歐洲，這種影響是隱蔽的，但越來越大。例如，假如在監獄裡黑人人數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會被認為是由於在刑事審判制度中存在著種族主義，因而需要監禁更多人的政策就會受到懷疑。如果傳統的小家庭被認為是奴役婦女的體制，那麼，不鼓勵單身父親或母親家庭的政策就不大會受到青睞。只有兩種情況可以克服這些強大的障礙。第一是公眾不再像現在這樣容忍個人的、社會的和財政在這方面耗費的費用。這一點已日益明顯。第二是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要有廣泛的瞭解，要弄清它們為什麼會這樣。
第二節 犯罪在增加
所有這一討論的出發點必須是犯罪在增加。有許多年，內政部的正統做法是否認這一點，至少是在極力縮小它，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對犯罪的恐懼"上。但對犯罪記錄的分析表明，"對犯罪的恐懼"的說法被誇大了，特別是在老年受害群體中，情況更是這樣。上述說法未予明言的含意是，如果評論家們談論犯罪少了，不必要的恐懼也就少了，公眾在街上和在他們家裡就會感到安全些。在自由社會對政府有約束的情況下，系統地宣傳這類觀點大體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減少犯罪帶來的恐懼的唯一辦法是減少犯罪的威脅。在真正有威脅的地方——那裡可能的受害者是脆弱的——恐懼是一種理性的和審慎的反應。
提出的第二個論點，也是更有分量的論點是，有記錄的犯罪數字意味著實際發案率的增大。乍看上去，內政部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和最近１－－９９２年的《英國犯罪調查》使這種說法有了一些根據。《英國犯罪調查》向一萬人直接詢問了他們作為犯罪受害者的經歷，而官方的犯罪數字則是基於向警察報案的數字。有記錄的犯罪數字在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１年間將近增加了一倍，但《英國犯罪調查》認為大約只增加了５０％。推論是，願意向警察報案的人數增多了。特別是在像性攻擊這類案件中，由於警察對待受害者採取了更加同情的態度，這是易於解釋的。這也說明對警察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對於這一點，評論警察的人卻很少注意到。
另一方的論點認為，必須記住，對受害者的調查少統計了暴力罪的實際數字，特別是在家庭裡發生的暴力。因此，關於暴力罪，我們不能肯定這兩組數字到底哪一組更加準確（雖然兩者都表明有了大的增加，只是程度不同）。至於其他犯罪，《調查》認為自１９８７年以來，有記錄的破門盜竊罪在急劇增加。因此，總的說來，《英國犯罪調查》對於近年來實際犯罪的大量增加這一事實沒有很大懷疑。但是，不僅僅是年復一年的犯罪數量——或者更確切他說，是犯罪率——使公眾感到不安，而且還有它的長期趨勢。它的趨勢是顯著上升。在長時間內，犯罪數字的記錄方法自然會有一些改變，但這些犯罪記錄構成了唯一的一套連續性的數字，它們非常清楚他說明了犯罪情況。由於這些情況與人們的看法非常接近，因此有說服力。
１９世紀後半期，在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方面犯罪率都有明顯下降。犯罪率——即每１０萬人中的刑事犯罪人數——直到５０年代末期才大量上升。後來上升更快。現在的犯罪率是１９５５年的１０倍，是１９００年的６０倍。
雖然算不上是什麼安慰，但６０年代犯罪的激增不只是英國一個國家的現象。從６０年代至１９９０年，美國犯罪率增加了兩倍，而暴力罪的發生率是原來的４倍。在美國，特別是在大城市，暴力事件仍比英國與歐洲多。這一方面反映在街頭槍支的數量有所增加（這與美國家庭的情況相反，在美國家庭。也許是因為已經抑制住了破門盜竊罪），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謀殺罪的數量和與毒品有關的襲擊案的數量有所增加。但除了這些重大的差別外，大西洋兩岸的情況很相似。現在，在整個西方，財產罪的犯罪率已經達到了可以相互進行比較的水平。我們英國人必須丟掉這樣一種沾沾自喜的臆斷：因為我們有所謂的更加高雅和更加具有公有社會的文明，因此，我們不會受到我們所哀歎的美國趨勢的影響。例如在英國，１９８１年的破門盜竊的犯罪率只有美國的一半；１９８７年它與美國持平；而現在已經比美國高了。
可能，人們對於將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之間的統計數字進行比較是否合理會表現出模棱兩可。但是不能否認過去３０年在西方所發生的情況，也不能否認其重要意義。
理論家和實踐家一般都同意，國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秩序。人們非常嚮往用法律維持秩序，法律也應該尊重權利。除非國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則，不僅壞人，而且好人最終也會藐視它的權威。當遵守法紀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時，他們感到意志消沉。這樣，公民和當地的社區就會脫離國家機構自己去想辦法，就會對執法當局失去信心，從而依靠自發組織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動保護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和鄰居。一旦這種離心傾向超過了某一極限，那就幾乎難以逆轉。這是西方國家政府為什麼應該關心犯罪和暴力趨勢上升的更深一層的原因。
第三節 日益依賴福利
如果說過去３０年犯罪活動的激增是制定社會政策的一個出發點，那麼，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依賴福利問題則是它的另一個出發點（我在後面將談到它們之間的一些聯繫。）自從１９４９年英國事實上成為福利國家後，花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費用（實際上）已增加了７倍，從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５％，增至現在的大約１２％。它幾乎占了整個公共開支的１／３。我開始當首相時，它的實際增長仍在繼續。自那以來，情況仍然如此。當然，把捐助的與非捐助的福利混為一談，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與按經濟情況調查結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補貼和給予單身父親或母親的收入資助——混為一談，這多少會產生誤解。
但是，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由於某一特別項目在公共開支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反映出了大家給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國社會（或者至少是英國政府）斷言社會保障不僅比其他項目重要，而且其相對重要性事實上正在增力"。社會保障的預算是衛生這一第二項大開支的兩倍。更力，意味深長的是，也許它是為維護法治所作預算的６倍。
第二，儘管過去４０年出現了普遍的、巨大的繁榮，但與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納稅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維持他們或他們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爭辯說，儘管１９７９年以來經濟有了發展，但"窮人變得更窮"。最近官方公佈的"低於平均收入家庭"的統計數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費用考慮在內，１９７９年與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間相比，占總人口１／１０的位於底層的人們，其收入下降了１７％。但如果不考慮住房費用，他們的收入保持不變。即使沒有這兩種情況的比較說明，這些數字也會使人產生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們實質上是不真實的。在這一系列統計數字中，"收入"並未反映出這一群體的真正所得，特別是，這不等於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群體（除去領養老金者）中，大約只有一半人依靠與收入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這一群體中，許多人說他們沒有收入，但實際上，他們的花費高於全體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計算住房費用（按照"低於平均收人家庭"統計數字）前"收入為零"的那些人中，大約７０％的人占英國最高消費者的一半。
不管怎麼說，甚至把這些人看成一個"群體"可能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成分經常變化，就像他們的情況在變化一樣。所以，這些數字不能證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經下降，卻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這一群體中，耐用消費品——電冰箱、洗衣機、集中取暖、電話、錄相機等——有很大增加。由於這些事實，"窮人變得更窮"這幅粗制的圖畫簡直不可信。對比之下，作出以下結論倒是合乎情理的：社會保障預算鼓勵了反社會的行為，其中包括依賴福利，因此要進行認真的改革。
與在犯罪領域裡一樣，在依賴福利救濟領域裡，大都也是由美國學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膽、最主要的問題。查爾斯?默裡首先提出的研究報告《後退了——美國的社會政策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表明，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旨在減少貧窮的、寬容的政策產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貧困。由於政府的政策，人們覺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結婚有孩子後不僅不那麼苦惱，反而在經濟上更能得到實惠；同時，還減輕了對犯罪的懲罰，放鬆了對學生行為不檢和逃學的管教，因而所有這些都改變了比賽的規則。那些最短視、最不律己或從家裡得到贍養最少的人，他們對於這一新的準則所作出的反應非常快，並且開始形成了默裡先生和其他人所說的"下層社會"。後來對英國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賴福利"的辯論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對家庭的影響以及它們對單親家庭的暗中鼓勵。但保證青年人能有動力、有技術和有機會工作也同樣重要：自１９７９年以來，我們在英國採取了幾種方法試圖做到這一點。我們感到，給予閒散的人一定時期的補助，對於這些青年人的生活會是最壞的開始，對他們的同伴來說也是一個壞榜樣。因此，對於每一個１６、１７歲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學校的輟學者，要保證他們受到兩年的培訓，一般不允許他們直接享受福利，１９８６年實施的"重新開始"計劃的重點是那些失業兩年以上、沒有再就業和未進行培訓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經過培訓但不認真找工作的人，他們的福利也可能要減少。新的《求職者津貼》對願意工作的人將提供更多的鼓勵措施，對享受福利的條件進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說來，對於不聽從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時有必要附之以約束，以防止人們享受福利後不參加工作。他們這樣做可能有幾個原因——因為意志消沉或者覺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為他們在黑市經濟臨時就業拿錢多。此外，如果我們要使開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們必須堅決放棄最低工資法或破壞收入低、技術差的就業機會的其他任何規章。
但是，如果我們對"窮人"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們將永遠不會想出或執行正確的政策方案使人們不再依賴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的美國學者對於我們現在對貧窮這一概念的歷史背景作了最詳盡的調查。至少是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在人們心目中和在幫助貧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窮人分成了"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和"不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雖然這一區分已經淡化，不如以前明顯了——這倒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過去強調城市化的破壞作用——但這種區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網放寬了、深化了。的確，對於還記得英國戰前情況的任何人來說，當時把"窮人"這一概念說成是一個可以識別的、具有相同特徵的群體，這似乎很不切合實際。
在格蘭瑟姆和全國類似的城鎮裡，我們知道當時有一些家庭，他們養家糊口的人遭逢艱難時世，經歷了很大困難，但他們從不接受救濟——即使他們看到是國家的救濟一決心不惜任何代價維護他們的體面。許多有尊嚴的領養老金的人當時會說："我自力更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那裡拿過一便士。"由於走了極端，這種自立的意識肯定會帶來苦痛。鄰居們會機敏地盡力幫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為自己的艱難感到自豪的人與不願依賴福利的人極為柑像。
對比之下卻有另一些人——我到倫敦後曾多次碰到他們——對他們來說，自立和體面沒有什麼重要，他們願意依賴國家，不願作出額外的努力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或使他們的孩子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開端。
事實是，第一類人重視社會地位，第二類人無視羞恥，這意味著社會壓力一般不大，所以處於中間的大多數人——如我們這些人——更可能會去找一份工作，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計。這種做法看上去可能顯得無情。但是，一個鼓勵發奮、節儉、自立和承擔家庭義務這類美德的社會，將會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勵他們感到自己無用、精神不振和失望洩氣這一社會裡的人們要更加快樂（同時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況不是這樣，國家和社會在賦予同情心時也必須公正。對一個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個未作出努力的人給予同樣對待，這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的做法不僅使從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處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會使未從中獲益的人感到憤慨。
在本世紀的某一時候——現在已經難以準確說清了，那麼多的西方決策人開始談論和採取行動，好像是"這個制度"而不是個人——或者甚至是運氣——才使得一些人貧窮。於是我們陷入了圈套，認為貧窮——這裡沒有必要進入區分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這一雷區——是經濟政策產生的"問題"，只有採取各種靈活的辦法通過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決"。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這一信念：貧窮是引起各種不負責任或不正常行為的一個原因，而不是它們的結果。
大多數用這種語言說話的人是為了崇高的動機。沒有人的動機比基思?約瑟夫還要崇高，１９７２年６月他作為社會福利部長對學前幼兒遊戲組協會的講話是有關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說法。基思利用當時的研究，認為"貧困循環"在起作用，即在這一循環中，"一代人的問題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現"。基思的這一說法開闢了一個重要的新天地，因為它使人們注意到"父母對孩子壞的養育"不僅對這些孩子有影響，而且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但是基思沒有問一問，國家通過其福利政策削弱了個人的責任感和自己幫助自己的做法，這是否像第三個壞的父親或母親在起作用。的確，他在倡導要促使父母對孩子進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實行計劃生育的同時，還主張政府應該通過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稅收減免計劃進行干預。如果像基思這樣一位敏銳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確的分析而開錯了處方（像他後來承認的那樣），這的確很好他說明了在大西洋兩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為我們現在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目標的"福利上，將福利給予了其行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響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會保障福利總的負擔，使福利面臨困境，甚至連那時"貧窮的"納稅人也不得不為這些福利作出貢獻。
在英國，對於依賴福利問題的研究要少得多。我們知道在我們社會保障的支出中我們在增加其規模與速度方面做了些什麼，也看見了在美國發生了什麼情況，因此，我們應該預料到英國政府的社會政策也會同樣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後果。事實上，我們已經取得了這樣的後果——它促使了第三個問題的發展，即傳統家庭受到了削弱。
第四節 家庭的不幸
顯然，家庭陷入了某種危機，問題是什麼樣的危機。有些人聲稱家庭正在發生變化而沒有削弱。一種極端的論點是，他們當中有些人把任何一戶人家，如同居的同性戀者都看作是一個"家庭"，認為它應該像一對有孩子的夫妻一樣受到社會同樣的承認和尊敬。有更多的人會爭辯說，住在一起的一對關係"穩定"的未婚男女——他們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沒有，他們到時候可能會結婚也可能不結婚——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對待。無疑，還有更多的人會把連續性的一夫一妻現象，即草率結婚和離婚的夫妻，僅看成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其他生活方式"（自從６０年代離婚法經過修改後，英國像西方其他地方一樣，離婚率在迅速增長）。但令人高興的是，也仍然有爸爸、媽媽、孩子和親屬這樣傳統的家庭存在。
在社會發生深刻變革時，情況經常是這樣：分辨具體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特點，比看清它們將如何一起作出反應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們現在可能正看到一個長期的人口變化，其後果不堪設想。出生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增加，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總的特徵——它絕不局限於英國，也不是說它在英國表現得最明顯——其結果將是較少的勞動人口要供養更多的、年齡較老的人。今天，６５歲的人一般比５０年前同齡人的身體更強壯、更健康和更加能夠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他們確實更加年輕一些，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願意繼續工作，對強迫他們退休感到氣憤。最終，新的社會安排將不得不反映出這一特點，其中包括提高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到那時，英國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將不是以"提供經費"而是以"所得稅預扣法"為基礎，這意味著正在工作的人們的負擔到某個時候將會大大增加。他們將會作出什麼反應，現在還不得而知。
可是，公眾對於人口結構變化的注意，大多集中在十多歲的單親父母這一問題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是特別不負責任的，它不但使納稅人增加了沉重的負擔，而且比較貧窮，沒有父親的指導，這對兒童的成長非常不利。
此外，這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英國，自１９７６年以來，有子女要撫養的單親家庭在有子女要撫養的所有家庭中的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當然，這一群體包括寡婦、離了婚的人和被遺棄的單身母親或父親，還有這裡要討論的重點——那些從未結過婚的人。不用說，雖然這些單親家庭的情況表面相似，但它們形成的原因很不一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需要對它們採取的對策因而也很不相同。用過於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有孩子的寡婦需要經濟上的幫助，這些從未結過婚的人也需要這一幫助——而且還需要改變觀點。
說了這一些以後，單身父親或母親的人數雖在增長，但仍未完全反映出這一問題。單身母親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區，就是集中在某一少數種族。在這種情況下，侈談依靠祖父母或"大家庭"是不現實的。因為在某一更加狹窄的地區，可能根本就沒有上了年紀的已婚男子。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孩子們在成長時得不到父親的指導，甚至在周圍就沒有有關的、負責任的男子保護那些無依無靠的孩子們，履行非正式的社會管理職能或提供有責任感的父性榜樣。結果是在牆上等地亂塗亂畫、販賣毒品、故意破壞財物和組織流氓團夥，警察對此也無能為力。還有財政費用問題（在英國的１３０萬單身父、母中，將近１００萬人要依靠福利，每年花費納稅人６６億英鎊。
查爾斯?默裡把私生率的顯著上升看成是將會出現問題的重要預兆。在過去的１０年裡，婚外分娩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在每３個活著的嬰兒中就有一個。英國的歷史記錄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不能僅僅以城市化——它是對大多數行為墮落的一種涵義甚廣的解釋或藉口——來解釋這一切，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在城市化方面出現了最大的變化，而私生率與犯罪率事實上都下降了。有時有人企圖儘量縮小這一變化的意義，他們指出，今天３／４婚外生的孩子都是他們的生身父母登的記，這可以表明孩子是出生在穩定的家庭裡。但是一個幼兒首先需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即他們的雙親總是在他身邊。如果父母彼此都沒有承擔足夠的義務登記結婚，那麼，假若孩子懷疑他們是否會對他承擔義務，那就不足為奇了。孩子們在理解方面的能力比許多成年人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對待家庭結構也像對待犯罪和依賴福利問題一樣。必須在對已知事實所進行的分析基礎上作出決策。這些分析並沒有表明各地的家庭都在後退，也未表明大多數青年人都是罪犯或者經過經濟情況調查確定享有福利的人都有依賴福利的想法。與自由主義左派所想像的相反，大多數兒童仍然生活在傳統的家庭裡，大多數人都結了婚，而且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有了孩子。事實上，過去３０年，在輿論的逆境和在有悻常情的財政刺激中，家庭的活力比無論多少哲學、神學或社會理論都更能證明它是社會自然的和基本的單位。但這不是自滿的依據。
在整個社會中，行為的改變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區，可能是危險的，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為數甚多的少數人藐視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規章和準則，那就很難說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社會是否能繼續起作用，目前很明顯的是，我們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在迅速前進。
第五節 犯罪行為循環論
我們可以對犯罪、依賴福利和家庭破裂這三者之間的確切關係進行無休止的爭論。對這個領域進行更多的研究是有價值的。現在，沒有疑問，大多數專業人員都認為上述三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並且是極端重要的。而我推測，在我們這些人的心中也不存在疑問。
以少年犯罪這一重大課題為例。在任何對策中，減少少年犯罪不僅對減少整個犯罪有明顯的重要性，而且在及時制止開始出現的犯罪生涯，不讓它發展成為嚴重的犯罪或成為累犯也是至關重要的。對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原因"的討論往往進入了一般化的死胡同。人們一般傾向於認為人性本惡，而且惡性有很多表現機會。的確，我們可以做一些工作，採用例如"鄰里監視"等預防犯罪的措施減少犯罪的機會。但是，在一個流動性更大的世界裡（在這裡歹徒們更加易於隱姓埋名和逃走）和更加繁榮的世界裡（這裡有更多的東西可偷），這些對策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此外；預防犯罪雖然可能減少"機會性的"犯罪活動，但它只可能使頑固的慣犯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作案。因此，現在日益將防止犯罪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個人——實際罪犯或可能犯罪人——而不是犯罪發生的自然環境。
美國和英國所進行的研究闡明了犯罪、依賴福利思想和家庭破裂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英國的研究表明少年犯罪與智力低下、易於衝動和在校時的調皮搗蛋是有聯繫的。至於背景，共同性的因素似乎是收入低和住房條件差。這些令人感到厭煩的孩子們的家長，不是動輒進行錯誤的管教，就是對孩子們監督不嚴。總之，他們不是對孩子不關心，就是對他們忽冷忽熱或關心不夠。他們可能已經分居或離婚或十幾歲就當上了母親並在家裡犯有刑事罪。少數男孩會成為慣犯，繼續這樣長大成人，構成了真正的犯罪威脅。他們顯然具有同樣的特徵，但一般卻更走極端。
當然，這一分析不是想概括地"證明"犯罪的"原因"，而是讓人們能夠預測犯罪的走勢，並且——更加困難得多的是——早期對它們採取措施。但顯然，這與下述看法是一致的：依賴福利（我認為它比"貧窮"更有關）和家庭教養對於瞭解過去３０年犯罪率的情況是至關重要的。
從美國的研究證明材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１９８８年美國衛生和人類服務部對全國６０多萬兒童的家庭進行了調查，發現與從未結過婚或離婚後的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除了家庭收入非常高的那些孩子外，在學校非常容易惹事生非，出現情感和行為方面的問題。聯邦司法局最近一次對監獄裡的犯人進行的每五年一次的調查表明，２／３長期作案的暴力罪犯和全體犯人中，有一半來自非雙親家庭，在所有犯人中，３７％來自寄養家庭或兒童照管所。半數以上的長期作案的暴力罪犯說，他們都有近親在監獄裡服過刑。於是基思，約瑟夫的"貧窮循環論"變成了"犯罪行為循環論"。有關長期作案的暴力罪犯的依據特別重要，因為公眾認為這一群人構成的威脅最大。
在自由社會裡，政府在改變人們的行為，特別是家庭行為方面，其作為是有限度的。由於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在根據不充分的情報進行干預的，而且沒有適當地考慮長期影響。因此會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但是，建立一個文化、財政和法律框架以維護而不是破壞自由賴以存在的風氣和公共機構，這不僅適合自由社會的需要，而且也是這一社會所必不可少的。
那麼，該做些什麼呢？為了作出改進而不是空想，我提出以下４個方法，同時不想否認社會科學家們和決策者們的豐富思想可能會想出其他一些有效的辦法。
第六節 與邪惡作鬥爭的美德
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難的領域是道德和文化氣質，一個能夠運轉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價值標準。多少世紀以來，學問的最淵博的思想家都承認這一點。我認為，埃德蒙?伯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確地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總結。
人們能夠享有多少公民自由，這要看他們對自己的欲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約束，要看他們對正義的熱愛比他們的貪婪高出多少，要看他們的明智與清醒的理解比他們的虛榮和傲慢超出多少，要看他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聽取智者和好人的忠告而不是惡人的獻媚。除非在某處存在著控制意願和欲望的力量，否則，社會不可能存在，並且，它內部的這種力量越小，反映出的意願與欲望就越大。事物永恆的構造己作出規定，無節制的人是不會自由的。他們強烈的欲望構成了他們的枷鎖。
同樣，雖然制定美國憲法的那些人選擇了強烈的欲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強烈的欲望以維護自由，但共和國早期的先輩們非常清楚，德行會收到意義深長的效果。正如偉大的美國愛國讚歌所述：
用自我約束確保你的靈魂，用法律確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國家的品格，同時國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實，因為它向我們再次保證——就像７０年代未它曾向我保證過的一樣——如果人民比它的政府更好，改變政府就能挖掘出未被發覺的才能和展現出夢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個警告。因為即使是一個自由政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眾，特別是政界在觀點和心態方面發生的深刻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個人的品格或是集體的品格，自然是通過許多途徑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學校、教堂、工作和我們的閒暇時間裡形成的。傳統認為，通過這些途徑形成的好的、有用的習慣特徵被稱做"美德"。雖然從定義上說這些美德總是好的，但它們的效用則要根據情況而定。例如，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讚美的一些美德雖然能幫助我們進入天堂，但在我們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實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當我們敦促要恢復那些傳統的美德一例如節約、自律、責任感、對自己的社區感到自豪和對它盡義務，以及有時稱做的"維多利亞"美德——我們並不一定是說，只有大規模地重新宣講福音才能把西方社會團結在一起。畢竟是超人文主義的古希臘人最初確認了節欲、剛毅、具有實用價值的智慧和正義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談了這些以後，我發現，難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用這些美德來重新充實西方大多數的人們，因為這些美德是重整社會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實際的辦法，而這些辦法又是解決許多現實問題所需要的。雖然我總是抵制這樣一種論點，即一位基督教徒應該是一位保守黨人，但是我從未喪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經濟主張與基督教的深刻義理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倫敦市的聖勞倫斯猶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說中曾試圖解釋它們之間的這一聯繫：
如果不在某種道德的框架內、不在某種共有的信念內、不在通過教堂、家庭和學校傳播的精神遺產內行使自由，那自由就會毀滅自己。如果自由沒有目的，它也會毀滅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禱文，它把上帝的服務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對本國人民的願望是我們能夠"自由地服務"。……
依我看來，關於社會，《新約》給我們帶來了兩個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偉大的基督教的教義，即我們都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體這一概念表達了這一想法。從這一教義，我們認識到我們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這一偉大的真理：我們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作為社會的成員在贏得快樂或拯救。
這是影響了我們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個偉大的真理。但還有另一個，即我們都是負責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與惡當中作出選擇。在造物主的眼裡，人類是無限寶貴的。你幾乎可以說，全部政治智慧就在於使這兩種思想彼此之間能有正確的關係。
我一般不贊成政治家佈道，但由於如此多的神職人員在宣傳政治，看來在這方面似乎不應採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時回到了這個主題，１０年後的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蘇格蘭長老會的全體代表會議上講了類似的內容。我強調基督教沒有特別賜福於集體主義，使在場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我們）決不能僅僅因為要社會改革和福利或要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宣稱信仰基督教和去教堂——而是因為我們接受了生活的聖潔、與自由伴隨而來的責任感以及基督最後的犧牲……
在我即將卸任首相職務時，我日益意識到基督教與經濟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並對它越來越有興趣。我發現我以前的議會私人秘書邁克爾?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組的負責人布賴恩?格裡菲斯這兩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對這些事情和我一樣入迷。我所進行的討論以及為這些討論所準備的文章構成了一些論說文和《基督教與保守黨的主張和政策》一書的基礎。我為該書寫了序言。該書在１９９０年我即將離開唐甯街時出版。
不久以前，如果設想重新出現有助於實施傳統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風氣，那至少似乎是不現實的。可是現在，這類事情已成為嚴肅討論社會問題時的重點。
在重新塑造人們看法時必須大力依靠宗教領袖們，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現在對於國家的規定和干預所帶來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進行考慮，例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諭《一百年》中說道：
由於其直接干預和使社會失去了它的責任感，提供社會補助的國家導致了人類精力的損失和公共機構無節制的增加。這些機構更多地為官僚主義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著要為它們的救濟對象服務，這也使開支大量增加。事實上，看來只有最接近這些困難戶的人們和他們的近鄰才瞭解和最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
羅馬似乎從來沒有如此靠近格蘭瑟姆。
今天，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其結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許多事物的發展一樣，在彼岸沒有減弱跡象的思想與看法之間的衝突勢必會影響到英國和歐洲。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保守黨入有必要像在經濟政策方面一樣，也在社會政策方面贏得思想上的戰鬥。
沒有這一點，即使有限的行動要取得勝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在我所開始的社會行動的其他３個領域——犯罪、依賴福利和家庭破裂——必須要有這種首創精神。
第七節 減少犯罪
當我們轉向犯罪這第二個領域時，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但是拒納"一事無成"這種絕望的論點幾乎也是同樣重要的。自１９７９年以來，反對犯罪的手段已大大增加，包括新增了１６，７００名警官和２０所監獄，但是，這卻經常使對保守黨刑事審判政策提出批評的人得以宣揚他們的論點：既然警察人員與監獄的數量都有很大增加，但犯罪仍在繼續上升，因此應該試試其他未具體說明的但更加開放的辦法。除非這些批評者在認真地辯論說（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做）警察人數的增加和更多的監獄設施要麼不起作用，要麼會導致刑事犯罪增加，否則，這自然是不合邏輯的推論。更可能的是，如果不增加這些手段，犯罪會增加得更多。
有限的證據和普通常識都表明，最在行的犯罪分子會進行他認為合理的計算，一方面要衡量被抓獲的可能性以及課刑的長短和受苦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也要考慮可以設想得到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好處有多大。
在放棄傳統的刑罰和糾正辦法之前，必須要確切證明情況不是這樣。此外，美國一位犯罪學家歐內斯特?範?登?哈格曾作過以下有說服力的重要說明：
每當受懲罰的風險下降時，犯罪率就會上升。６０年代以來，犯罪的增加是因為罪犯所冒的危險減少，而且他們可能得到的純利有增加。現在，犯罪使更多的人付出了代價。在１９６２年與１９７９年間，因嚴重犯罪而被逮捕的可能性減少了將近一半。逮捕後被定罪的可能性下降得更多。因嚴重犯罪被監禁的可能性總共減少了８０％……１９６０年，每一千個嚴重犯罪人中有９０人被投入監獄，但１－－９９０年只有３０人。"
正如他的結論所說："人們可能會感到驚訝，為什麼那時的犯罪率沒有上升得更多。"
我不是想說，更多的警察、更嚴峻的刑罰和更多的監獄是對付犯罪增加的全部對策。但肯定他說，更有效的防範犯罪的措施和目標，更準確的警察行動可以取得不大多的但是真正的好處。但事實仍歸是，反對犯罪最直接的辦法是使可能犯罪的人和確實犯罪的人的日子儘量不好過。這不是廉價可以辦到的事。增加巡邏警官的人數，提供最先進的偵破技術，興建與整修監獄，這肯定要求在法治服務方面繼續增加開支。
法治是一項社會服務。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脅所帶來的恐懼會使整個社區癱瘓，使孤獨無援的年紀大一些的人把自己關在家裡，使年輕的生命留下創傷，並且抬高了橫行霸道的暴徒們的身價，從而使他們能橫行鄉里。當今天的政治領袖們想從社會保障福利向法治方面調撥大量財力時——只要是他們以實際行動履行了他們關於要嚴懲犯罪的豪言壯語——我想他們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較少的批評。
第八節 抑制對福利的依賴
第三，就像對犯罪要制訂一個有效的保守黨的對策一樣，對依賴福利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把未受到應有重視的、傳統的深刻見解與現代技術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在前面有一章，我敘述了因受到貝弗裡奇報告的鼓舞而形成的制度及其優點。貝弗裡奇主張建立一個普遍福利安全網，主要以社會保險為基礎並由它提供基金，由根據經濟情況調查結果確定的福利予以補充。現今社會保障的規模及其複雜性意味著要"回到貝弗裡奇"的做法幾乎是不實際的，可是，我們能利用貝弗裡奇的想法來解決我們當前的困難。首先，他的報告假定，如果國家干預大多，就會減少個人自己贍養自己的意願——他篤信節儉和保險原則。今天，讓個人自己對疾病和老年保險作出更多的貢獻，這是很可取的。其次，他強烈意識到有必要對他提出的大規模擴大福利提供殷實的基金。第三，貝弗裡奇把他的目標描繪成要消滅"重建路上的５大弊病"："貧窮……疾病、無知和懶惰"。重要的是他提出來的弊病是道德方面的，而不僅僅是物質方面的，它們反映出了行為，而不僅僅是環境。令人鼓舞的是，我們發現這一分析與美國撰稿人對今天福利政策作出的結論非常一致。
如果主要問題是福利開支方面的負擔，那麼，節約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普遍福利而不是根據經濟情況調查結果確定的福利。如果更廣泛的"依賴心理"是重點，那麼，我們對根據經濟情況調查結果確立福利時會更加謹慎，因為它會降低人們去尋找工作和進行節儉的積極性。我們不會僅僅只關注社會保障與稅收。某些根據經濟情況調查結果確定的福利也可能使接受福利救濟的人在實物方面得到一些好處，如免費取藥、上學免費就餐和天冷時給予補助。如果接受福利救濟的人失去了原先的福利，他也就被迫自動地失去了其他福利，這在經濟方面的損失往往很大。
此外，接受福利的人可能會發現地方當局向他和他的家人所提供的住房是最破爛的，提供的學校是最糟糕的，而且可能是在秩序很壞和犯罪活動猖獗的地區。因此，依賴心理所帶來的可怕的、自相矛盾的結果是，它在經濟方面往往給予了人們很大的好處，促使他們過一種懶散和絕望的生活。我們應該特別敬重那些勇敢的、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的人們。但是，政府應該通過消除或至少相應地減少這些誘惑以便給予他們幫助。
已經採取了一個個的措施來克服依賴心理。１９８８年對低收入家庭實行的家庭信貸計劃是一個重要步驟，旨在對付"失業陷阱"（在陷阱裡人們不工作後生活條件反而好起來）和"貧窮陷阱"（在這一陷阱裡，人們的收入增加後，他們會失去一些福利）所帶來的最壞的後果。與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青年培訓和重新啟動計劃相配套，這有助於緩和某些依賴福利的問題。它能勸說那些身體健康、年齡適於工作的人們不要退出勞動人口。是否值得進一步發展像工作福利制這樣的首創行動，這是一個容許討論的問題。原則上，那些想向社會提出許多要求的人，同樣應該對社會履行一些義務。但美國的經驗表明，由於官僚作風的阻礙，工作福利制的花費可能很高，而且在實踐中會受到挫折。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減少管理和稅收的同時，要削減一般性開支，特別是福利開支，從而使工作和掙錢更具有真實價值。
第九節 鞏固家庭
我們的第四個目標——鞏固家庭必須從如何對待單身父親或母親做起，特別是要從如何對待未婚母親做起。重要的是，不要僅僅將注意力集中在為單身父親或母親所提供的費用上。更令人擔憂的是對所有有關人員的影響，首先是孩子，但也涉及母親和（不出面的）父親。有可能單獨將一個或更多的孩子很好地撫養成人，但失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個女孩懷孕了，離開了父母的家——不管是為了得到一套租金由政府補貼的市建公寓房有意這樣做，或者是因為愚蠢而失足——突然面臨要照管嬰兒這樣一個費勁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任務。特別是，當一個嬰兒是一個小男孩，在沒有父親的照顧下長大，如果情況變得更糟，這都是可能的。當然，有些人能夠自己找到辦法加以應付，有些人非常幸運地能夠得到專業方面的或自願的幫助。但人類的天性既然如此，甚至沮喪和困難也可能會淹沒一個母親對她孩子的本能的愛。順便說一句，受到損害的不僅是母親和孩子。還有結婚時，特別是結婚和有孩子時所承擔的嚴肅的義務，這是許多青年男子成長的過程。也許在他們的生命中，他們不得不首次提高他們的視野，考慮他們對他人的責任以及實現這些責任的更長遠的前景。沒有這些責任感，他們往往發現只有通過閑著在外、犯罪作案和使其他年輕婦女懷孕才是表達他們男子氣概的唯一方法。在美國"下層社會"，這種行為方式最為明顯，但在其他階級和其他國家也能看到它的痕跡。
雖然我認為即使道德與文化風氣不具有難以估量的重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但福利和地方當局的房屋分配制度本身也為單身父親或母親的不斷增加創造了條件。有時有人提出，考慮到以後一些年可能會碰到的困難，沒有人會僅僅為了得到房子和福利而懷孕。但事實上，這對一個人的想法過分簡單化了。例如，可能有許多更重要的或其他因素促使其作出這一決定——與父母之間的誤解，７種反常的想要"獨立"的願望，自然，既然吃了伊甸園的蘋果，也會有各種本能的反應。便宜的（甚至免費的）住房和社會福利規定排除了本可以起威懾作用的制止因素和處罰。短期的打算大都會導致日後長期的不幸，但這不是說這些人沒有打算或打算不切題，它僅表明他們目光短淺。
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將寡婦、離了婚但有孩子的婦女與從未結過婚的單身母親區別開來。應該像現在這樣，無論單身的母親或父親享有什麼福利，寡婦或已離婚的妻子——不論其家裡情況如何——也應享受這些福利。但是從未結過婚的單身母親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能享受同樣的福利：概略地講，如果她仍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她與其他單身母親住在由某一志願機構或慈善機構提供的、受到某種監督的住所裡，並且在強有力的和友好的指導下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可以幫助年輕的媽媽們成為能起作用的母親；如果母親出外工作，幼童們每天有部分時間可得到適當的照顧，不會受到外界不良影響的幹攪。再加上更快、更好的收養程序，這個辦法可以保護兒童的利益，減少不顧後果的單身母親或父親的出現，並且仍可對無論因為什麼原因而身陷困境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履行社會義務。
當然，鞏固傳統家庭不僅是為了改變未婚母親的處境。離婚率的大量增加，對家庭也構成了明顯的威脅。有些離了婚的婦女有存款，結婚時有現成的住房，還有適當的收入，因此，在經濟上能撫養她們的孩子。但是大量的離了婚的婦女卻沒有什麼撫養費，或者根本一點撫養費也沒有，因此不得不依靠國家。新的兒童贊助署打算給予被遺棄的家庭適當的贊助，這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些幫助，雖然該署的措施明顯有缺點（現正在改正中）。
在離婚的情況下，如同未結婚的母親一樣，也使兒童處於不利地位，但這類兒童主要的不幸是家庭破裂本身所帶來的創傷以及後來離婚雙方為了表示忠於家庭感情所帶來的情感上的波動。我一向接受這一觀點，即在某些情況下，對有關的人來說，最好的選擇是結束不幸的婚姻，特別是在家庭裡嚴重使用暴力的婚姻。但為了孩子們而"決裂"這一舒服概念往往掩蓋了成年人的自私。最近調查證實，離婚本身對孩子們是有害的，會導致學業成績不佳、就業差和日後會感情用事，而且不僅是貧窮家庭的孩子會這樣。
６０年代的改革使離婚在所有西方國家都變得更加容易，但要想取消這些改革恐怕是困難的。可是現在我們既然已知道存在著婚姻早期破裂的趨勢以及它們對兒童的影響，重新考慮這整個問題是明智的。離婚不僅涉及兩個人，其他人的婚姻穩定性也會受到影響。應該肯定認為這是違反了法律委員會有關在離婚中完全不需要考慮"過失"的建議。我們也應該考慮，在沒有孩子或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的情況下離婚與有要撫養的子女情況下的離婚，這二者之間是否應該作出明確的區別。"孩子第一"和使家庭團圓和睦有時要求"不要離婚"。
第一節 在經濟學的背後
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僅僅把它留給經濟學家去研究。如果說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反映了造就他這個人的非經濟方面的價值觀，這不是在貶低他的專業知識或正直人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那些實幹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
但是，現存的經濟學家也同樣是外界影響的奴隸。凱恩斯本人就是這樣——他是"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子裡的一位成員，這些人在自己的行為中擯棄了維多利亞時代美德的同時，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經濟學中放棄了傳統的自由法則和約束，因而，"凱恩斯主義"就與它成了同義詞。
所以，我自己對經濟學的看法也來自在我成長起來的那個世界裡的個人經驗。我的"布盧姆斯伯裡"是格蘭瑟姆——衛理公會教、食品雜貨店、扶輪社以及在那種環境下培養起來的、受到尊重的所有嚴肅和持重的美德。毫無疑問，就像對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樣，信仰某種經濟學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對我來說，在羅伯茨家庭裡的生活經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因為，真實情況是家庭與政府之間的共同點比大多數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願意接受的要多得多。雖然藐視基本法則對國家和對家庭來說其結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仍然都是災難性的。的確，對國家來說，災難要更加嚴重一些，因為它們能使整個民族與它們一起遭殃。
對我的養育和我早期的經驗不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麼，我也以贊同的心理深刻瞭解到了我後來所認為的"資本主義"或者"自由企業制度"，對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們年齡一般多少要大一些）來說，是大蕭條中資本主義的所謂失敗使他們相信必須要找到更好的什麼東西；但對我來說，我們鋪子生意的興隆以及格蘭瑟姆喧鬧的市中心卻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對他們來說，資本主義是陌生的和嚴酷的；但對我來說，它是親近的和有創造力的。我看到，是因為滿意的顧客才使我的父親得以增加他雇用的人員。我知道，是國際貿易才把茶葉、咖啡、食糖和香料帶給了我們店鋪裡的常客。除此之外，我感到做生意與在任何地方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況一樣，是充滿活力的、人道的、社會性的，還可以進行社交。事實上，它雖然嚴肅，但也有趣。沒有什麼課程能比在一個街角的店鋪裡更好地瞭解自由市場經濟。我在格蘭瑟姆所瞭解的一切使我確信我所聽到的對資本主義的抽象批評與我親自經歷的現實不一樣。因此就戰後英國因襲下來的經濟智慧而言我是打過預防針的。
由於主要受凱恩斯的影響，但也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那些年人們強調的是政府通過直接和經常的干預能夠改善經濟情況。當時人們認為，如果能以開明的辦法使用國家的大權，國家就能使個人、家庭或工商企業擺脫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種限制。特別是，當一個家庭的花費超過其收入正走向毀滅時，（按照新的經濟學觀點）國家卻走向繁榮與充分就業之路。當然，事情從來不是這樣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的。例如，政府的赤字是要用在"反週期的"方向——即用來補償蕭條帶來的影響——而不是無節制的。那時口頭上也說有必要避免把福利水平提得太高以致人們不願外出工作，但在這一切的後面，幾乎大家都認為，政府的支出無論在道義上或在實踐中都要比私人支出更可取，因為它有更高的、更合理的既定目標。在我一點沒有讀米爾頓?弗裡德曼或阿蘭?沃爾特斯的著作之前，我僅知道這些說法不可能是真實的。節儉是美德，恣意揮霍是墮落。如果政治命令能夠中止人類行為的法則，那麼這個世界就沒有意義了。也許在我先後擔任反對黨領導人和首相的那些年裡，所發生的一項最大的變化是絕大多數決策者（甚至經濟學家）都改變態度同意了我的意見。
現在大家都認識到，增加政府借款的後果會將利率提得比不增加借款時更高。如果人們預料更大的赤字會使未來貨幣供應量增加，從而會加劇通貨膨脹，情況更會如此。這樣，讓預算赤字上升只會阻礙而不會促進經濟增長。我在其他地方談到的１９８１年的預算，就是以這一認識為基礎的。當時３６４位經濟學家發表聲明攻擊我們所採取的戰略，無疑，他們認為這一戰略對當時占上風的正統做法是一個直接桃戰。這一挑戰成功了。１９８１年夏天的數字預示經濟將要恢復，下一季度的其他數字也證實了這一點。１９８３年的經濟情況如此之好，再加上對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勝利所作出的反映，它們保證我在大選中能取得最順利的勝利。
就好像與政府借款一樣，通貨膨脹也是如此。有幾十年，政府根據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有"平衡效果"——所謂的菲利浦斯曲線——這一假定在調整經濟。現在，人們已廣泛同意，從長遠看，是影響經濟結構的微觀經濟變化——如放鬆管制——而不是宏觀經濟操縱在決定所提供的工作數量。現在已沒有什麼人聲稱他相信"某一"通貨膨脹在經濟上是可取的。過去一些政府認為，它們非常聰明而工資談判者非常愚蠢，所以前者能通過通貨膨脹減少後者的實際報酬。而現在我們知道，多年來，情況正好相反。工資談判者不僅沒有低估將來的通貨膨脹，還經常過高估計了通貨膨脹，因而提高了他們的要求。因此，所謂的"貨幣幻覺"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削弱了競爭能力。更糟糕的是，很難從制度上消除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計，這是為什麼要經過許多年才能獲得低通貨膨脹率的好處。
我比我的許多同代人在政治上佔有的一大優勢是，首先要從理論上說服他們有關貨幣主義、自由貿易和放鬆管制的好處，而技術上的論證和深刻見解與我的基本本能和早年的經驗如此吻合，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說服了——而且我的信服又有助於我去說服別人。
第二節 ８０年代的英國
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間，有機會在經濟政策中實施這些信念。我很幸運有傑弗裡?豪、奈傑爾?勞森和約翰?梅傑這三位非常能幹的財政大臣幫助我。在８０年代，我們打算實行與戰後大多數時期目標基本不同的政策。我們認為，既然（在一個自由社會）就業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滿意的顧客，因此沒有理由擬訂"充分"就業這一指標。而是政府應該建立正確的、健全的貨幣結構、實行低稅收、少加管制和建立靈活的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以促進繁榮和增加就業。
至於政府的財政，的確有限地繼續執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間實際削減了６０億英鎊的公共開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標誌著首次公開利用貨幣指標來指導政策的協定條款，都是朝著我所相信的做法邁出的重大步驟。但是它們的實施來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機會就被放棄。事實上，工黨政府在最後一年再次允許公共開支上升後，已經在開始放開上述做法。此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工黨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沒有與其他至關重要的輔助性措施結合起來，如大幅度削減邊際所得稅稅率、改革工會法、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因此，它們只是部分補救辦法，因為缺少促進企業所需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到唐甯街時對如何搞好英國的經濟有一個總的想法，而不是一個詳細的計劃。因為各個領域裡的進步都有賴於經濟和政治情況。例如，我們第一個預算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減少所得稅，這一方面是因為邊際稅率，特別是對那些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妨礙了就業，並鼓勵人們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我們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堅決的保證、但是當必須履行的政治與經濟責任互相發生矛盾時，經濟的需要應該占第一位，如我們提出了直接稅，這是為了在那個不得人心但很關鍵的１－－９８１年的預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貨膨脹。
經濟戰略有４個互為補充的基本組成部分。按時間和重要性說，首先是反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以及在英國人的心理上已經根深蒂固。在戰後的年代裡，它連續不斷地達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講過的，在１９７５年已危險地接近極度通貨膨脹。結果，更難以消除通貨膨脹。只有長期堅持減少貨幣增長和改變人們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從８０年代起，在中期財政戰略的構架中採用了貨幣政策，輔之以減少政府借款的財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戰略一樣，它必須適應周圍的環境。例如，當作為貨幣政策一項措施的某一貨幣總量出現問題時，就有必要想其他的辦法。還有，像任何戰略一樣，它自己不會消除錯誤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這類錯誤的範圍。由於過去幾年堅持了這一戰略，因此，儘管有困難，它獲得了信譽，這本身就增強了對經濟的信心。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６年期間，由於中期財政戰略一直是我們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貨膨脹從（１９８０年５月的）２１．９％這一高峰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夏季的）２．４％。在８０年代中期，它平均為５％左右，直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所反對的對前聯邦德國馬克的匯率尾隨使通貨膨脹急劇上升。它上升得很快，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達到了１０．９％的高峰。在我離職的那個月它開始下降，在１９９１年下降很快，那時，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高利率已經再一次地控制了貨幣增長。直到我離職時）對國內貨幣情況的估計一直是最後決定通貨膨脹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個月以前，英鎊加入了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這充實了中期財政戰略。這是想向金融市場表明我們致力於低通貨膨脹的決心是不動搖的。但是那時在匯率機制內維持平價成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為匯率機制變成了更加僵硬的體制，變成了走向單一貨幣的傳送帶。這導致了貨幣的過分反應，肯定會使通貨膨脹很快下降，但代價是會使英國經濟遭受異常嚴重的衰退。最後，這一政策無法支持下去，英國只得離開匯率機制。
自那時以來，政府執行了一項謹慎的政策，通過回到某種國內的貨幣主義使通貨膨脹下降。這表明政府正確地重視穩定物價。現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像原來中期財政戰略的可靠的構架，這對預期的通貨膨脹將是一個永久性的抑制因素。這不應該包括英鎊回到即使是經過改革的匯率機制，因為市場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夠再一次離開你曾經離開過的機制。它也不應該承擔給予英格蘭銀行新的自主權。最終是政治家必須對經濟政策負責。但是他們必須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這樣他們和他們的繼任者就不會重複這些錯誤。
８０年代第二個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控制英國的財政。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公營部門借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了９．２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措施的影響下，工黨政府對它進行了控制，但在１９７９年大選時又上升了，當時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超過了５％。１９８１年的預算牢牢控制了公營部門的借款，在我擔任首相時，對此從未放鬆過。在１９８７／８８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之間，我們還償還了２７０億英鎊的債款，將國民收入中政府債務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的最低水平。至於公共開支費用，雖然由於１９８０／８１年度的嚴重經濟衰退使更多的人失業，使政府的歲入減少，從而增加了公共開支費用，但我們仍扭轉了以前的長期趨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公共開支的比重在１９８２／８３年度與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之間持續下降，在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低達３－－９．２５％。在１９８９／９０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期間，這一比例回升了１％，達到了４０．２５％。這部分原因是地方當局大量超支（它們知道可以將此歸咎于社區稅），部分原因是為了便於推動１９９０年實行的國民保健制度改革，還有部分原因是經濟正走向衰退。可是在這整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公共開支費用比重從１９７９年的４２．６％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４０．２５％。
由於這些年對公共開支加緊控制，才有可能減少稅收。傑弗裡?豪的１９７９年預算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３３％降到了３０％，改變了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８３％降到了６０％，投資收入也從９８％減少到了７５％。奈傑爾?勞森的１９８４年預算對公司稅作了基本改動，實行了資本減免和減少了公司稅率，以鼓勵更加有效地利用企業投資。奈傑爾的１９８８年預算完成了削減所得稅的計劃，使較高的稅率降到了４０％（無論是儲蓄收入還是工薪收入），將基本稅率降到了２５％。
８０年代的目標是實現健全的財政和低的邊際稅率，後來這些目標實現了。我離職不久，政府作出的決定導致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別是提高了兒童福利，增加了國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當局的支出。再加上當時在匯率機制中英鎊溢值促進了經濟衰退，因此，財政支出的增加還帶來了一系列大的預算赤字——在１９－－９３／９４年度為４５０億英鎊，達到了高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７％以上——稅收的增加部分也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２％以上。顯然，越早扭轉這兩方面的情況越好。這就要求更加嚴格地控制公共開支費用，明智而審慎地使用首相的詞匯中最有用的單音節詞，"不"。
８０年代取得的某些進展已經讓位給主張增加開支的院外活動集團，但是那１０年嚴格控制財政支出的意義並沒有因此而縮小。由於我們在８０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支出，特別是將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長期性福利與物價而不是與收入掛鉤，以及按比例縮減與國家收入有關的養老金計劃，英國的情況已經比沒有採取這一行動的其他歐洲國家好，如表所示（見下表）：
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將得到的潛在好處會變得更大。一般說來，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口趨勢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數較少的勞動力養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長的上了年紀的人。這就得大量增加稅收。蒂姆?康登教授認為，由於這些趨勢，"９０年代後期，聯合王國的稅收負擔可能比歐洲共同體的其他國家少１５％至２０％。較低的稅收，再加上企業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氣氛，這將增強英國作為外界向歐洲投資的主要場所這一地位。
目前和計劃中的政府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德國４９．４％ ４８．９％ ４８．６％ ４７．２％ 法國５４．８％ ５５．３％ ５４．３％ ５３．４％ 意大利５６．２％ ５６．ｏ％ ５５．１％ ５４．ｏ％ 丹麥６３．１％ ６２．８％ ６１．９％ ６０．９％ 瑞典７１．８％ ６７．４％ ６７．３％ ６６．６％ 美國３４．５％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７％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濟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數字是預測數字。
８０年代我們經濟戰略的第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是促進私營企業和私有制。由於經濟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國家現狀的平衡；在這方面，私有化能起關鍵性的作用，１９７９年，只有航空與航天工業和造船工業作出了非國有化的明確保證，此外出售了國家貨運公司的股票。但是我們的膽子變大了，我們邊幹邊學。一個個國有企業的財政情況好轉了，在經濟氣候得到改善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已作好了私有化的準備。到１９８３年大選時，準備實行私有化的企業名單已經增加，它包括英國電訊公司、英國航空公司、羅爾斯?羅埃斯汽車公司、部分英國鋼鐵廠、英國的萊蘭汽車公司和飛機場。繼英國電訊公司之後，對具有不同結構和不同管理體制的煤氣、水、電等其他公用事業也實行了私有化。在我離職時，工業中的國有部分已減少了６０％。主要是伴隨著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廣泛的股權制計劃，使大約１／４的人擁有了股份。我試圖重建一個自由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鼓勵建立一個擁有資本的社會。我感到在實現這兩個日標方面我已經走得很遠，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還要遠。
最後，還有一個廣泛的結構改革計劃——自然，削減邊際稅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場運轉得更加有效，即所謂的"供應經濟學政策的革命"。從１９８０年起，我們實行了"逐步"的工會改革計劃，其中，減少了工會豁免權的１９８２年《就業法》是至關重要的，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礦工罷工的結局有效地鞏固了新秩序，即就業要依靠滿意的顧客而不是使用集體力量去勒索補貼。勞資關係有了相應的改善。在我最後擔任首相的１９９０年，產業停工數是１９３５年以來最低的。諾曼?福勒１９８８年的社會保障改革對工會改革作了補充，通過減少所謂的"貧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義。工資委員會過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這類標準導致了人們的失業，特別是青年人失業。後來對這種委員會進行了改革，不再為２１歲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後來又取消了這類委員會。當我開始擔任反對黨領袖時，在經濟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張制定收入政策的人與主張"自由集體談判"人們之間進行的大辯論。在我任期結束時，已經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贅的曲解。而且工資談判也遠不是"集體的"。加入工會的勞動力的比例已經從５０％下降到３５％，這是勞力市場更加靈活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其標示）。
但是，我們所進行的旨在使市場運轉得更好的改革當然沒有局限於勞力市場，它涉及到了每一個市場。我們取消了外匯管制，以及對物價、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財務服務方面，我們促進了更大的競爭。我們減少了對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勵人們提供更多的住房，給公營部門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購買住房。在教育、國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促進公營部門的競爭，以提高貨幣的價值和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已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我們的月標：降低通貨膨脹，控制財政和隨之而來的削減稅收、私有化和實行供應經濟學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項目標都有其自身價值，同樣有助於減少國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我在８０年代所執行的經濟計劃基本上改善了英國的經濟？有許多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些證據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況的確如此。
生產率是關鍵。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國家是那些勞動力和資本創造了經濟價值的國家。生產率不高的國家雖然可以而且應該對它們的匯率進行一些管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些國家不會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與美國之間生產率方面出現了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歐洲也很快地趕上和超過了我們。在７０年代，我們在主要工業國中的表現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遠。
但是８０年代出現了重大轉變。美國勞工局關於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的數字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以來，英國生產率的增長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業國都快，特別是１９８５年以後，情況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認為，生產率增長的遠景已經在改善，我們不僅僅是只看見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趕的"效果。雖然生產率的增長在製造業特別明顯，在服務業方面情況也是一樣。在英國整個非石油經濟中，每個工人的產量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期間每年增長了１．７％（這超過了經濟週期），而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間每年只有０．６％。
一系列其他的證據也表明８０年代的政策在英國經濟中導致了結構改革。只要這些改革不被錯誤的政策所徹底改變，到２０００年將使我們的情況處於良好狀態。衡量經濟成功的一個方法——當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興建新的企業和增加新的工作。雖然生產率增長的直接後果可能會減少就業，但生產率的增長對於使企業能夠參與競爭從而可以提供穩定的、高工資的就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８０年代的就業人數增加了１５０萬。意義深長的是，即使在１９－－９２年底長期失業達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個經濟週期的高峰數字還要少２５萬人以上。
在英國，由於我們長期致力於放鬆管制，因此與鄰國相比，我們受在歐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稅收和總體主義——它抑制了可能出現的工作機會——的不利影響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來的政府要支持馬斯特裡赫特《社會憲章》，更不用說再回頭實行最低工資條例，那將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當我們需要的是美國式的靈活時，這些條例卻迫使我們接受歐洲的硬化症。
國際生產率的增長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
（１９７９年＝１０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３
英國１００．０ １２７．１ １５１．１ １７４．８ 美國１００．０ １１２．４ １２６．３ １４１．７ 德國１００．０ １１２．９ １１９．７ １３０．６ 日本１００．０ １２６．１ １５２．３ １６８．５ 意大利１００．０ １３４．３ １４７．１ １７５．９ 法國１００．０ １２０．１ １３９．５ １４６．８ 荷聳１００．０ １２７．８ １３８．３ １４４．０ 丹麥１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７ １２２．６ 挪威１００．０ １１８．７ １２８．９ １３８．４ 瑞典１００．０ １１９．４ １２９．５ １５６．０ 加拿大１００．０ １１５．４ １１５．６ １２６．９
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生產率的增長
１９７３-７９ １９７９-８５ １９８５-８９ １９８９-９３
英國６．３％ ２７．１％ ８．９％ １５．７％ 美國無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２％
德國２８．１％ １２．９％ ６．０％ ９．１％
日本３９．３％ ２６．１％ ２０．７％ １０．７％
意大利３９．７％３４．３％ ９．６％ １９．６％
法國２８．９％ ２０．１％ １６．２％ ５．３％
荷蘭３８．１％ ２７．８％ ８．３％ ４．１％
丹麥２７．８％ １３．０％ ０．６％ ７．９％
挪威１３．１％ １８．７％ ８．５％ ７．４％
瑞典１６．９％ １９．４％ ８．５％ ２０．４％
加拿大１２．９％１５．４％ ０．２％ ９．８％
資料來源：美國勞工部勞工局的統計數字，１９９４年８月。
通貨膨脹、工業效能和提供就業機會是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但最終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是經濟增長，就此而言，經濟已經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人們自然要考慮經濟週期的效果。在進行評價時，我們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間，英國非石油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不到１％（歐洲經濟共同體平均為２。５％），而在８０年代，它每年上升了２．２５％。這與國際上的趨勢正好相反，因為整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地區在８０年代沒有改善。
再次敘述８０年代的這些事實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澄清是非。低估當時發生的一切就很可能會使政府回頭尋找其他辦法，實際上是７０年代災難性的藥方的回籠。這與美國有相似之處。在美國，主要的共和黨人試圖與裡根時代的做法拉開距離，結果在１９９２年使民主黨人佔據了中心位置，並且使他們成功地以"該是變革的時候了"為主題贏得了選舉。事到如今共和黨才看到，只有發展而不是背離"裡根主義"才能取得成功。８０年代我們兩個國家的經濟情況——低通貨膨脹、更大的增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邊際稅率——都表明了什麼方法奏效，而７０年代的情況則同樣令人信服地表明瞭什麼方法不能奏效。
第三節 為什麼是西方？
當然，不可能在真空裡很好瞭解自由企業經濟學的藥方，更不用說有效地利用它。這些藥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條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闡述過的經濟條件。為什麼只有現代的西方文明才導致了持續的繁榮，從而在過去２５０年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前景，這很值得討論。顯然，經濟增長不僅僅是資本與勞力結合所產生的機械結果。經濟的進步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科技的發展，因為科技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們自身又為文化和其他條件所促進。事實上，同樣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學與技術。的確，這一條才突出了現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和水手們使用的羅盤，但是不像西方，他們沒有利用它們建立一個海上帝國。西藏人發現了輪運動，但只滿足于利用它製作祈禱輪。拜占庭人發明了發條裝置，但僅將它用於宮庭的禮儀，在來訪的大使們面前將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狀況不能作出全部解釋。基督教對每個有責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視，對於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在東正教會的東方。它的影響顯然很不一樣。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國教或許也起了作用，但是這不能解釋中世紀銀行業與商業的發展或威尼斯的興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釋"忽略了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那麼，它就不成其為解釋。
但是有兩個特殊因素表現得至關重要，它們不僅是更加廣泛的歷史解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後政策的指針。第一是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發展工商企業、銀行業和貿易所必需的信心。顯然這為現在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自由企業制度所執行的戰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個極其重要的條件是在關鍵性時期，"歐洲當時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競爭的國家和管轄地區"。因此，沒有哪一個政府能執行破壞經濟自由（或者其實還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動力的這一政策而不擔心會失去資源，因為儘管困難和費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幹的人最終可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帶到其他更歡迎他們的國家去。今天，政府之間的競爭以及它們不同的立法、財政和管理制度之間的競爭仍然是抑制濫用權力和制止社會貧困化的因素。現在有些人想將歐洲的民族國家淹沒在歐洲合眾國之中，使集權的官僚政治通過協調各種條例不讓任何企業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節 拉丁美洲
在"西方"這一遼闊的框架中當然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一個特別具有教育意義的實例是拉丁美洲，因為兩種不同的、對立的模式在那裡進行了試驗。第一種是經濟學家埃爾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義"，它的傳統更久遠一些，但不那麼榮耀。它起源於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義的行政機關，後來左的和右的腐敗獨裁政權一直將它延續下來。後來，促進"發展經濟學"的國際組織又給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義的基礎是經濟權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於有權勢的個人和集團，並阻止外來競爭。拉丁美洲國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榮，它負有主要責任。德索托先生對秘魯利馬的經濟情況最早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於腐敗的、不可預測的過多管理，它現在已成為所謂的"黑色經濟"，這種經濟正支持著人們對住房、市場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數拉美國家不得不把８０年代的許多收益用於償還債務。這些債務是借來向７０年代犯有方向性錯誤的政策提供資金的。可是，由智利帶頭，後來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現在又有秘魯，它們都已經基本改變了"重商主義"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財政、私有化和放鬆管制。也很重要的叫點是，儘管往往有國際機構的勸告和援助，但不是因為它們的勸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現了這一清晰可見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亞大地區經濟取得了成效一樣。
當然，由於國際上對皮諾切特將軍政權的敵視，智利被迫採取單方面行動，通過自由經濟藥方重振它的經濟。後來在民主政體下，繼續利用了這些藥方。因而智利減少了貨幣供應以限制惡性通貨膨脹，降低了進口關稅，歡迎外資，促進了私有化（出售了３５０家國有企業），甚至使社會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響。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帶動的經濟一直在穩步增長。此外，?智利的經濟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樣化了，因而能更加抵禦各種不利因素。智利過去幾乎完全依賴銅的出口。現在已出口計算機軟件、酒、魚、水果和蔬菜，其數量之大甚至使歐洲共同體現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產品。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顯著地表明自由經濟如何能收到明顯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況很相似。有幾十年，准獨裁的總體主義政權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貧困。１９８１年我在坎昆參加"南-北"最高級會議時，墨西哥仍在頑固地將投資錯誤地用於大的基本建設項目，它躲在關稅壁壘的後面，執行著再分配的社會政策。的確，那是一個宣傳第三世界誇誇其談的非常恰當的場所，當時聽到了那方面那麼多的議論。但後來我在１９９４年訪問了這個國家，它在薩利納斯總統的領導下，發生了受人歡迎的巨大變化。通貨膨脹已經下降。財政狀況良好，關稅已經減少，工會權力受到抑制，在原來的１１５５家國有公司中，已有９９６家被出售、合併或關閉——包括出售了１８家國家銀行，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務部門所經歷的最大的合併與收購過程。墨西哥最近的貨幣危機在國內外產生了連鎖反應，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結果，而是由於大選前傳統的揮金如土。當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匯價的限制時，出現了資本外逃，比索暴跌。這一教訓表明，如果要穩固地實行微觀經濟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貨幣和正統的財政，
可是，我在１９９４年第二次訪問墨西哥時，它正要與美國簽訂一項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協定。在早些時，當反美情緒和保護主義傾向占上風時，要採取這一積極行動是不可想像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有著更加廣泛的意義。在過去，拉美區域性的貿易協定一般是為了關閉邊境防止更加廣泛的國際貿易競爭。現在，和安第斯集團（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中美共同市場和南方市場集團（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一樣，參加國把這些貿易協定視為促使貿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當時對福克蘭群島的戰敗是怎麼想的，它震動了阿根廷人民，產生了第一個民主政府，並且最近在梅內姆總統的領導下，收到了自由市場政策的經濟實效、通貨膨脹下降了，進行了意義深遠的私有化計劃，減少了補貼、管制和關稅。經濟增長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國，人口占第六位。它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無疑，它的潛力最大。即使在過去執行了基本上是不對路的政策，其經濟增長率也證實了這一點。現在它已認真開始執行降低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借款和促進私有化的政策，雖然為了限制過嚴的行政管理和隨之而來的腐敗，它仍有許多事要做。經濟樂觀和政治謹慎，這也是對秘魯情況的恰當的反應。自由市場經濟政策開始帶來了好處，私有化計劃取得了成功，經濟增長強勁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業經濟所帶來的充分好處要克服"重商主義"遺留下來的影響，還需要有政治的穩定。
第五節 亞太地區
世界上經濟最成功的地區是亞大地區，它們的增長率最高，產量每１０年就翻一番，儲蓄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３０％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資來源。當然，有必要將各國的制度、文化和國情分開。例如，日本強調通過共識作出決策，它的社會秩序井然。它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的金融與工業聯合企業，以及它比較不太發達的銷售制度，使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標準模式不同。韓國的經濟同樣受到與政府有密切聯繫的大的工業聯合企業的控制。
但是，在整個亞大地區，情況決不完全一樣。在中國，７０年代末政府決定首先允許在農業，然後在其他方面出現了事實上的私營部門。的確，中國人在這個整個地區都顯示了他們獨特的辦企業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臺灣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國人的天賦在英國人的政治和金融機構的框架內顯示了出來。雖然香港只有６００萬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貿易經濟使它在世界貿易中名列第８位。
儘管亞太各國有許多不同，但它們的經濟又有某些共同點：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們沒有過高的福利負擔。勞動力很有積極性，工作效率高，而且報酬越來越好。把亞太經濟成績諷刺為建築在低工資而不是高的生產率上，這越來越不能代表實際情況。即使是日本和韓國比較更加嚴格的管理體制與最溫和的社會主義也相距很遠。它們的政府堅決放棄社會工程，極力主張成功應該得到報償，並且重視獨立的小企業所發揮的作用。像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化一樣，文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經濟成功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
印度位於亞大地區的邊緣，憑著本身的實力，它是一個新興的大國。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英國留給印度的遺產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傳統，有共同的語言，當然還有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可是相應的不利因素是過分官僚化，國營部門人員過剩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與劍橋大學的社會主義影響了兩代當地的政治家。財富的再分配、工業計劃、補貼、物價和外匯管制、壟斷、進口許可證，幾乎不可逾越的高關稅率，所有這些政策都與其他類似的國家和大陸取得了同樣的結果——貧窮。擺脫這一自我毀滅的經濟制度的第一步，始於６０年代末的農業改革。在拉吉夫?甘地的領導下，這些改革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直到在１９９１年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任命納拉辛哈?拉奧任總理、曼莫汗?辛格任財政部長，印度才穩步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現在已經大大降低了關稅率，並且還將進一步下調。外匯控制已經解除，並在鼓勵外國投資——外國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這些機會。由於取消了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糧食生產增加了，農民開始能夠購買現代化的設備。一個新的、自信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印度經濟正在大力增長。
在亞大地區的另一邊緣地區，也在進行著類似的經濟試驗。早在印度之前許久，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受到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公有制（往往是壟斷所有制）和工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亞走得更遠。但是在新西蘭，"沒有學說的社會主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成為了主要的口號。當時這兩個國家能夠暫時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執行集體主義政策給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涸為它們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別是礦產品和農產品。它們在這方面是得天獨厚的。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大家已明顯地看出經濟已經相對下降到了什麼程度，需要找出一條新路子。
在澳大利亞，雖然出於政治原因，工黨政府保留了對勞動市場過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許多財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棄了保護主義。澳大利亞經濟對於競爭性的壓力實行了有限的開放，扭轉了經濟增長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於沒有隨之採取解放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因此使失業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至於新西蘭，首先在工黨政府財政部長羅傑?道格拉斯後來又在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魯思?理查德的領導下，它走得要遠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財政方面的控制，廢除了進口限制，降低了關稅率，歡迎外國在服務性事業方面的競爭、減少了失業福利，降低了所得稅，將重點轉移到了間接稅。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亞不一樣，它解放了勞動力市場。結果年增長率超過了４％，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失業下降，通貨膨脹率很低，而生產力在增長，企業在投資。新西蘭與英國傳統上的相似點使得前者的成功——由於執行了我於８０年代在英國所執行的同樣的總的政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六節 非洲問題
由於非洲政府執行了與"發展計劃"集體主義概念有關的、指導方向錯誤的經濟政策，因此受到的損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為嚴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由於相信可以違反經濟學的規律而不會受到懲罰，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樣含蓄的理由（或藉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況多少有些"不同"。為了對這一理由進行辯護，提出了許多論點。總的說來有：不發達，當地缺少投資資本，過分依賴單一商品，鼓勵"新生工業"，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種更加危險的准種族主義的含意。自然，在非洲問題上，文化因素的確在起作用，特別是當時即將離去的殖民政府在將非洲國家組合在一起時，對部族和宗教間的差別注意不夠。但是，首先像彼得?鮑爾所指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經驗說明了兩點。第一，如果兩個民族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的同一個政治制度下，一個民族通常要勝過另一個民族；如果一個民族生活在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種政治制度下，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人們會勝過他們的姻親。一個常識性的結論是要選擇一個使每個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即使它會使具有不同文化傾向的不同種族之間出現相對的不平等。所以，如果一個人知道放棄了有限管理這一經過考驗的模式、法治和自由市場會帶來什麼結果，他就會懂得為什麼非洲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後的經濟狀況如此糟糕。
情況的確非常糟糕。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非洲按人口平均產量事實上下降了，因此，非洲比６０年代更窮。可是按人口平均計算，非洲人在８０年代從西方獲得的發展援助的份額比其他人都大。為了貼補城市的顯貴們而對農產品價格實行的控制破壞了農業，就像與出口銷售局有關的沒收性政策和強制執行野蠻的農業集體化所帶來的後果一樣。外國進口和外國投資受到了阻撓。積累起來的大量外債被用來建造了一些構思錯誤的、為了樹立威望的工程。由於這類錯誤，有一種傾向，即對非洲不再抱任何希望。對此必須要進行抵制。無論怎麼說、西方國家應該回憶得起，像世界銀行這類機構的所作所為以及促成這些愚蠢行為。的那些西方經濟發展學家所起的作用，沒有什麼可令人感到自豪的。
此外，對非洲經濟情況作一更加仔細的調查會對某些先入為主的見解提出異議，以南非為例，在礦產資源、經濟發展和結構嚴密方面，它是突出的。到目前為止，關於秩序會遭到破壞這一最令人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對此，該國主要的政治家們值得大加讚揚。但要極力縮小它的經濟問題，或者認為大量外資的流入會解決這些問題，這對南非一點好處也沒有。國家對投資的指導大多，而競爭太少。工業聯合大企業的利益未受到接管的威脅。強有力的總工會南非工會大會推動了實際工資的增長。在工業中，它的工資與臺灣大體相似，比韓國要高，大約是巴西的一倍。毫不奇怪，在這種情況下，投資用於購買節省勞力的裝備，失業人數非常多，從而帶來了貧困。不幸的是，在大選中，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一些不那麼負責任的成員，他們的社會主義高調和不切實際的期望將會使這些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但是，前進的道路仍然要採用我們為其他過分集體化的經濟所採用的辦法：減少通貨膨脹和稅收，控制公共費用，減少規章條例，促進競爭和避免採用保護主義。要提高南非黑人所需的教育質量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經費的唯一來源是造就適當的條件創造財富。唉，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也沒有捷徑。
其他國家的經濟證實自由企業經濟在非洲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能有效地成為取得進步的源泉。東非正在進行一場悄悄的革命，它是如此的寧靜以至也許無法得知它的經驗教訓。我感激波得?安懷爾。哈裡斯和ＧＴ管理公共有限公司使我得到以下許多材料。傳統上，過去未把肯尼亞這個東非工業化程度最高、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列入該地區管理不善的範疇。但是現在，烏幹達、贊比亞和坦桑尼亞所有這些以前因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而陷入窮困的國家，現在在向前迅速邁進。烏幹達控制了它的通貨膨脹，將預算赤字變成了結餘。它幾乎取消了外匯管制，歡迎外資，並且對農業銷售局實行了私有化，因該局曾給棉花和咖啡生產帶來了很大損失，現在它計劃開辦一個證券市場。贊比亞的私有化計劃雖然進行得很慢，但在降低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大的進步，並且開辦了一個證券交易所。坦桑尼亞降低了關稅率，取消了對物價的控制，並且還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私有化計劃。自然，政治不穩定仍使它們中間許多國家的經濟進步有遭到破壞的危險。但是經濟進步本身又為建立穩定的民主政府創造了條件。在非洲大陸確立自由政治制度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促進自由經濟。
第七節 中、東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