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上那套寶石藍的最好的套服會見首相。見面時間很短。哈羅德?麥克米倫很有魅力地向我問候，並任命我預想中的職務。我熱情地接受任命。我希望儘快開始工作，於是問他我該如何處理部內事務。他以他獨特的方式說道："這樣吧，先給常務次官打個電話，明早１１點到那兒去一下，到處走走，然後就離開。我是不會呆太久的。"這樣，第二天上午，還不到１１點，我來到了位?斯特蘭德區約翰６亞當街的美觀的喬治大廈，當時這兒是"養老金和國家保險部"的總部。我的大臣約翰?博伊德-卡彭特在大門口迎接我）把我領到我的新辦公室，我非常欣賞他的這種表示，而且當我任內閣大臣後也總是仿效他的做法。約翰是那種容易使人喜歡的人，人們會欣賞他的善良、對細節的把握及將複雜的事情簡捷地解釋清楚的能力。他是個出色的演說家和辯論家。總而言之，他是值得一名新任政務次官學習的好榜樣）１９６２年他升任財政部首席大臣後，我的新大臣是耐爾?麥克佛森，他的後任是理查德?伍德。有他們任大臣我真是十分幸運。只有大臣指揮得當，政務次官的工作才會有意思並勞有所值。我感到他們給予我一切機會。在約翰，亞當街的第一天只不過是認識些新面孔和陌生事件。沒有更多的時間做別的事。我只是先辨辨方向、聽聽別人的介紹而已。
星期五（那天是我生日），在布賴頓保守黨年會上，我被安排坐在主席臺的顯著位子。當我穿戴品藍色裙服和帽子、乘坐品藍色汽車出現在會場人口處時，只聽得一片照相機的哢嚓聲。伊恩?麥克勞德在最近的一次小規模改組後就任党的主席，因此人們普遍認為，保守黨正在向左轉，這次大會的總體氣氛也是如此，而我的任職和穿著卻與這種氣氛格格不入。
回到部裡，枯燥的工作代替了抛頭露面時的風光，對此我毫無怨言。當時"養老金和國家保險部"（也就是今天的"社會保障部勺處理的問題比政府其他部門的工作（財政部的稅收工作部分可能是個例外）從技術上說更複雜些。這不僅關係到在下院能否避免成為他人攻擊的對象。如果一個人希望為政策的制定作出一點認真的貢獻，他必須對主要原則和個別細節都了如指掌。我開始朝此方向努力。
第一步是重讀貝弗裡吉報告的原文。該報告明確陳述了戰後養老金和福利體系的基本原理。我原來已對其中的主要內容十分熟悉並非常贊同。其核心是全面的"社會保險計劃"的概念，目的是彌））失業、疾病或退休而弓！起的喪失掙錢能力所造成的損失，這是通過由統一定額的個人投保金資助的基本生活水準救濟金體系實施的。與此並存的還有"國家資助"體系。其資金來源于普通稅收，目的是幫助那些由於沒有能力交投保金或因保險金已用完而無法繼續享受"國家保險"福利的人。"國家資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視為一種過渡性的體系進行試驗的，它涉及的領域將隨著養老金或個人儲蓄的增加而消失。
現在回頭看看貝弗裡吉作的許多設想和預言而感到可笑是很容易的、他大大地低估了其建議的成本，儘管其中部分原因是戰後的工黨政府立即實施了全額養老金，而沒有像貝弗裡吉設想的那樣經過一個為期２０年的過渡階段。還有些其他的問題。投保金和福利收益之間的關係因養老金增力"和老年人在人口中比例的上升而愈發變得不明朗，這種關係在任何一個個案中總是間接的。"國家資助"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與後來的"補充救濟"和"收入補貼"一樣，不斷膨脹，成為納稅人的危險的負擔。這兩個按定義應互為補充而實際上卻常常互相矛盾的關係的不正常體系已成為難以擺脫的麻煩了。
儘管有上述問題，貝弗裡吉還是竭力防止對福利的依賴和喪失個人主動努力的不良後果，這些正是後來的政府多少忽視了、而現在又回過來給我們帶來災難的問題。不管在實踐中的結果如何，貝弗裡吉報告的措辭帶有後來人們所說的撒切爾色彩：
……國家應為服務和投保金提供擔保。在承當擔保者的同時，國家不應抑制激勵動力、機會或責任心；在制定國家最低投保金標準時，應留有餘地，鼓勵每個人自願地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繳納高於最低標準的金額。［第９款］
……受保人不應認為可以源源不斷地不勞而獲，無論其原因如何。［第２２款］
……物質進步依賴于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依靠投資並最終靠儲蓄……部分發放給工薪階層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額外資源應由他們儲蓄起來，而不是立即消費掉，這一點很重要。第３７６款］
貝弗裡吉最初的構想和這一體系的實際發展情況（及公眾對此的期望）之間的差距產生了一些困難問題，我們在部內的大部分時間就用在處理這些問題的影響並找到解決辦法。例如，當通貨膨脹還沒得到控制時，救濟金每年就得上調以應付局面，這時就有各種呼聲反對國家保險養老金上調，而在一定程度上用於構成個人收入一部分的"國家資助"卻沒有增加。人們也越來越期望退休時能得到比基本生活水準養老金更好的東西，但其所需的投保金水平或從普通稅收中得到的資助使它看來是行不通的。這就產生了約翰?博伊德一卡彭特關於"分級養老金"計劃的立意，在這個計劃中較高額的投保金將確保得到較高額的養老金，這一規定的制定目的在於鼓勵私人職業養老金計劃。另一個始終困擾我們、而卻找不到最終可行答案的問題是"收入規則"，按照此規則，還在工作的領養老金者可能根據收入的一定水平喪失部分或全部養老金。這一條對領養老金的寡婦們的不利影響使我感到困難和費心，這點我後面還會解釋。
另外還有３個將困擾政府多年的問題也開始出現了。一個問題是對於那些沒有繳納足夠的投保金而得不到全額"國家保險"養老金的老年人，應該如何保證他們有不錯的收入水平。第二個，繼續尋找"社會保障"救濟的更大的"選擇性"（當時的術語），即，把救濟集中在最急需的人、而不是泛泛地用於一大批普通受救濟者。（事實上，我們當今關於"有目的的救濟"——這是現在的術語——的辯論表明，這種做法無濟於事。）最後一個，是對"國家資助"及其方式所蒙受的壞名聲的爭論。正如我常指出的，這一問題有兩面性。一方面，真正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當然應得到鼓勵接受國家提供的幫助。另一方面，那些我曾稱之為"高做的人們"的自尊心從道德上說值得欽佩。他們不食"嗟來之食"，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也可防止依賴性的滋長，因為依賴性意味著一旦失去依賴就會最終導致破壞性的社會後果。
除了貝弗裡吉報告和從部裡得到的其他一般性介紹外，使我更多地學到社會保障體系知識的是個案工作，即就某人在信中提出的具體問題進行調查。如果感到對背景情況沒有充分瞭解的話，我是不會在回信中簽名的。結果，官員們絡繹不絕地進出我那間不大的辦公室，以他們無與倫比的學識在每個問題上使我受益。對待議會問題我也採取了相似的做法，即與其他大臣商量。我不滿足於知道答案或口徑。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做。我第一次在議會講臺前露面回答提問的前一個周未恐怕對我的私人秘書和我都是一種神經折磨，因為我幾乎不停地通過電話尋求他對各種問題作出的解釋。
除了與那些受指派處理我的"私人法案"的文官有過一些言辭激烈的對話外，我是在養老金部才開始首次與文官們打職業性交道的，該部的常務次官實際上權力比政務次官大得多。我早就被明確地告知，他只對部內的大臣級領導負責。我在養老金部期間的前後兩位常務次官埃裡克?寶野和克裡弗德?賈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聰明、認真、非常正直。但真正的專家可能來自更低級別的文官。我不久就發現，有關養老金的正確可靠的資料來源於一個名叫約翰?瓦雷的副秘書。一般來說，我所見過的官員的素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門的３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務次官，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針對同一問題，文官們提供給不同大臣的建議是不相同的。因此，當耐爾?麥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議措施與我所知提交給他們前任約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時，我指出了這點，記得我接著說："你們不是這麼建議前任大臣的。"他們回答說，他們早知道他永遠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當時我即決定，一旦我負責一個部的工作，我會堅持對任何文官彙報給我的意見作出絕對坦率的評價。應由其本人陳述理由。
我還得到了另一個教訓。廢除針對寡居母親的"收入規則"一事面臨重重壓力。我對此深為同情。作為一名新議員，這確實是我公開表明自己立場的問題之一。我認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須撫養子女的婦女決定外出工作以多掙點錢，她不該因此而喪失撫恤金。也許，作為婦女我更瞭解寡婦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我仍然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蘭瑟姆我父親的店裡，一個新近守寡的母親為了節省她那點微薄的收入而購買殘次的水果。面對反對黨的攻擊，我感到幾乎無法為政府的立場辯護。我向官員們和我的大臣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一次，當首相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來給政務次官講話時，我甚至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顯得很同情，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
部內官員們對此問題的觀點總是這樣：即使對這些最值得救濟的人群兔用"收入規則"也會造成其他影響。從邏輯上說他們當然是對的，但我是多麼厭惡"影響"這個詞。大臣們如果只接受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對其作出政治判斷；那麼這就是錯誤。１９６４年工黨政府上台伊始最初的舉動之一就是對我所力爭的這一問題作出了更改並因此贏得了信譽、對此我毫不驚訝。這件事對我的教訓是：官僚邏輯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斷。一旦忘了自己是個政治家，那麼政治"影響"就會影響自己。
我在養老金部的日子過得十分忙碌，儘管我和負責戰爭撫恤的政務次官合用一輛車，我總是一早從法恩伯勒自己開車上班。在部內，一天的工作從兩位政務次官與約翰?博伊德-卡彭特討論重大政策問題或當前的政治形勢開始。然後是一大堆需要我簽字或給我提建議的信。我可能參加一個與某一負責領域有關的會議，這些負責領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撫恤金問題制定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為準備"社會保障"前景計劃的論文而會晤某些官員，這一任務既有必要又很困難。下午，一些來自壓力集團的代表可能來找我要求糾正某些所謂的不正常情況或要求增加某項救濟，即使在那個年代，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壓力集團就已層出不窮了。有時我走訪地區"社會保障"辦公室，與職員們談論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聆聽他們的建議；我會在議會用餐，或與政界朋友共進晚餐。厄內斯特?馬普爾斯是位熱情奔放、見解獨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間聲譽鵲起，如應邀與他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則不但可欣賞到美酒佳餚，與他們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進行分組表決，我通常１０點趕到議會投票，然後帶著兩三個裝滿信件草稿和政策論文的紅色文件包驅車回家，晚上閱讀這些信件和論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後座議員的兩年中養成的對下院的感覺。我們的工党議員對手們很難對付。迪克?克勞斯曼有個極出色的政治頭腦，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頓是簡短辯論的行家裡手。這兩人我都喜歡，可我還是決定贏得一切辯論。我喜歡在政策問答或我本人辯論時就事實與數字進行交鋒，不過有時做得還不夠謹慎。有一天我在議會講臺發言時有人交給我一張寫著有關辯論中提到的某一點的最新數字。我得意洋洋他說："看，我拿到了新得燙手的數字。"議會中爆發出哄堂大笑，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這句話的一語雙關。
仿佛命運在安排，我們定於星期一在養老金部回答提問，這正緊接著１９６２年７月那次被稱為"大刀橫掃的一夜"的著名的內閣改組。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離開原職改任財政部首席大臣，而耐爾。麥克佛森還未取代他在養老金部的職位。由於議程表上的多數問題與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動有關，而不是涉及戰爭撫恤方面的，因此我必須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時的口答。對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擾的官員們來說那又是一個折磨神經的周未。工党議員吵鬧異常，而伊恩?麥克勞德是當時在議會中的唯一一名內閣大臣。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對付過來了。當有人問及未來的政策時，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後，我會就此事向他請教。"
第五節 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過去？正如許多年後我本人經歷過的一樣，每一次內閣改組都蘊藏著不可預見的危險。然而我卻從沒遇到過比"大刀橫掃的一夜"更為困難的情況，即使１９８９年也沒有這麼困難。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財政大臣在內的、內閣的１／３人員被撤換，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約瑟夫和愛德華?博伊爾在內的一代新人進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給我的教訓是：每次改組都應設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輕人，以避免出現排長隊的現象。可是，這次改組被麥克米倫笨拙的補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無法恢復。
因許多明顯的和不太明顯的原因，我們已經遇到了麻煩。通貨膨脹開始急劇上升，為控制通貨膨脹開始實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燈"為形式的收入政策，勞資糾紛、特別是機械和造船業的罷工，使得１９６２年損失的工作日比１９２６年大罷工以來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沒有從問題的根源即工會權力上著手處理，而是通過成立"全國經濟發展理事會"——不久又增加了一個"全國收入委員會"——與有組織的工人按照"總體主義"方式進行交易，從而對英國問題的癥結從根本上接受了一種集體主義的分析。
更嚴重的是，全國各地已可察覺到一種新滋長的情緒，即認為保守黨執政時間太長了，已走入迷途。當大多數的百姓也許只是模糊地感到應是"有所改變的時候了"，那麼政府的最危險時期也就來臨了。１９６２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種麻煩之中。即撒爾間諜案，費爾比逃往蘇聯，這證實了對他自３０年代起一直充當克格勃雙重間諜的懷疑。１９６３年夏又出現了普羅夫莫醜聞，這一切使政府陷入關於它敗落和無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強壯健康，這些麻煩不足以懼，但這些使人難堪的事件所影響的是一個全面欠佳的政府。
歐洲是導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哈羅德?麥克米倫授權特德?希思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特德的執著和重大貢獻，多數問題看起來馬上就可以解決、包括如何解決英國與共同體在農業和貿易上的聯繫。但１９６３年１月，戴高樂將軍對我國的加入投了否決票。那時候英國國內對歐洲沒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眾的看法一樣，認為過去我們低估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潛在好處。無論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還是我國與英聯邦和美國的關係都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貿易前景，現在已到了我們加入歐共體的時候了。我是歐洲婦女聯合會的積極成員，這一組織于１９５３年成立於奧地利，目的是推動歐洲一體化。我參加了聯合會"司法小組"，其工作是就涉及法律與家庭的問題進行辯論。我主要把歐共體看作一種貿易框架——一個共同市場，對於那些關於"歐洲"的理想主義的說法，我既不贊同，也不認真對待。事實上，現在我才明白，戴高樂將軍當時比我們更具洞察力，他如下言辭曾使我們深為惱恨，幾乎招致一致的譴責：
英國實際上是個島國，靠海生存。她通過自己的各種交往、市場和補給線與形形色色的、通常是最遙遠的國家連在一起。她基本上從事產業和商業活動，而只有少量的農業……簡而言之，由於其本質、結構和特殊的處境使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有深刻的差別……
但他還說：
如果布魯塞爾談判短期內不能成功，沒有什麼可阻止共同市場與英國達成一項旨在保障交流的合作協議，也沒有什麼可阻止英國和法國保持、尋求和發展它們間在各領域的直接合作……
顯然，如果這是戴高樂提出的真正建議，這要比１０年後英國成為歐共體成員時最終同意的條件更能反映英國的利益。我們也許錯過了最好的一趟歐洲客車。不過，當時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他的歐洲冒險事業中已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他的不光彩的垮臺使我國的外交政策失去了主要目標，也使大眾形成了政府已失去方向的印象。
１９６３年１月休?蓋茨克爾的英年早逝對工黨是個悲劇。哈羅德?威爾遜當選該党領袖。儘管他缺乏蓋茨克爾已贏得的名望，威爾遜本人對我們是個致命的政治威脅。他知道如何討好報界以產生最佳效果。他會製造那些意思含糊的詞語來保持工黨的團結（如："有計劃的收入增長"而不是"收入政策"），他也可以以休?蓋茨克爾根本做不到的方式激怒哈羅德?麥克米倫。如果說蓋茨克爾比威爾遜更具政治家風範，那麼威爾遜則絕對是個更有成就的政客。
由於這些因素，當沉悶的１９６３年快過去時，參加競選的保守黨人的形勢一落千丈。７月份時工黨領先２０個百分點，１０月初在工黨年會上哈羅德?威爾遜關於"白熱化"的科學革命的華麗而淺薄的演講使國人、或至少使評論家們橫生出許多想像，沒過幾天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向正在布萊克普爾召開的保守黨年會宣讀了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醫院病床上寫就的辭職聲明，此事很快引發了爭當領導人候選人的激烈戰鬥。
這就使布萊克普爾年會成為人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保守黨會議。整個氣氛是鬧哄哄的，開始是拉布?巴特勒與昆廷?霍格，接著是雙方的支持者作為競爭對手用盡手段以爭取優勢。作為一名政務次官，我處於這個魔力圈子外層的外面。但我感到拉布將穩操勝券。他是個經驗豐富、有一定遠見的政治家，６年前以微弱劣勢失去領導人地位。昆廷?霍格（他後來受封為黑爾舍姆勳爵）是個更有眼光和雄辯才能的人，他當時也以其乖僻的判斷力而知名。總之，拉布沒能抓住到手的機會，最後一次集會上作的演講平淡乏味；而昆廷抓住並搶走了原先一直不屬?他的機會。因此當政客們星期六登上返倫敦的火車時，競爭仍未見分曉。
如果用軍事術語比喻當時保守黨領導人"產生"的微妙過程，可以說保守黨領袖之爭的真正戰鬥是在別的地方進行。最徽妙的過程是哈羅德?麥克米倫以某種方式讓人們知道他在霍格與巴特勒之間更看重前者。從而遏制了後者的勢頭並為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鋪平了道路。伊恩?麥克勞德準備在《旁觀者》上把黨內魔力圈如何拋開巴特勒、按麥克米倫的意圖操縱一切的經過全部揭露出來。我欽佩伊恩?麥克勞德，也欽佩伊諾克?鮑威爾，他們兩人後來都拒絕進入新首相的內閣。但我不同意他們對過程和人選的批評。當時我認為，為避免公開選舉將導致的黨內的公開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說一說。我一般並不主張僅僅由於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變習俗和慣例。對我來說，党的領袖選出的方式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領導是否是位合適的人選、而我當時認為已產生的最高領導確是位合適的人選。
會議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了議會督導辦公室的電話，瞭解我對領導人的態度。我首先告訴他們在拉布和昆廷之間我支持拉布，因為他更有資格。他們隨後又問我對亞曆克的看法。這就向我展示了一種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這是可能的嗎？"我問道。他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於是毫不猶豫地回答："那麼我堅決支持亞曆克。"
"我當時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見是，如果請求女王選擇一名首相，那麼要設想選舉的結果就有點沒把握了，亞曆克可能不得不放棄他的貴族爵位而在補缺選舉中一搏。但我又說，這一問題應讓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考慮。反思此事，我可能還應該再加一個條件。後來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給予新產生的領導人以合法性。這對亞曆克出任首相是個障礙。當新體制宣佈產生時，我也早已看到了這種必要。
我對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並不源於最近的一次交談。１９６０年６月他任外交大臣時我向貝蒂?哈維一安德森（倫弗魯郡東區的議員）表示過疑慮。我認為下院的大臣中理應能產生合適的候選人。此外，我還記得，安東尼?艾登基於這些理由公開反對將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予索爾茲伯裡勳爵。但貝蒂告訴我，亞曆克相當出色，應該得到這一職位。因此我決定在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中讀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講；講話精闢地概述了東西方關係，強調了對蘇聯既威懾又談判的必要性，也強調了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亞曆克都不同尋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與清晰的見解相結合。有些渴望成為外交大臣的人有個顯著特點：總是把談判的過程看作是談判的目的，而亞曆克從沒表現出這種傾向。他具備一個完美的談判者的優雅圓滑的風度和對細節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個顯而易見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將擔當重任的人們時，好人的品行是不應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無階級"的。你總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為某類人、而是作為棠個人對待。當我與他談論有關寡居母親救濟金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時，我發現他確實在注意地傾聽。
但報界卻殘酷無情地、並幾乎是矛頭一致地反對他。他很容易地被醜化成一個難以接近的貴族，這意味著倒退到最反動的保守主義類型中。我一向認為，性格倒惜的勢利小人比直截了當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厭惡。到１９６４年時，英國社會已進入了以個人自我表現為形式的自由適應主義的病態時期，只有進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為是和自信的輿論界的尊重。當亞曆克自我貶低他說出自己用火柴棍來制定經濟構想時，他們簡直笑個沒完。這與哈羅德?威爾遜那極富技術才華的頭腦所熟知的經濟學模式真是天壤之別。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英國經濟的弱點是否在於其表面的複雜而本質的簡單。事實上，如果政客們被迫使用更為樸實的語言和簡單的舉例來保證人民能明白他們的政策，那麼我們可能早已使英國免於滑入相對的衰落之中。
儘管遭到輿論批評，儘管麥克米倫政府結束時吵吵鬧鬧，儘管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廢除了"零售價保護"，這一做法儘管是正確的但卻嚴重冒犯了支持保守黨的小企業主們，儘管發生了上述一切，我們還是差一點就贏得了１９６４年的大選。我們力量的恢復並不是因為經濟有所好轉，事實上通貨膨脹情況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張開大口。也不是因為我們１９６４年的宣言，那個宣言著重強調把總體主義作為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方式，而在這一領域社會黨人肯定比我們更有說服力。我們力量恢復的部分原因是越細看工黨的綱領和領袖，他們就越顯得不實在。但我們党的政治復蘇應主要歸功於亞曆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人認為保守黨的失敗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報紙猜測我也許會失去芬奇利選區的議席。自由党人談論自己的機會時從不有所保留，他們開始預測這將是又一個奧平爾頓。儘管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巴尼特市政會選舉中表現得不夠好，他們卻已經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會。高爾夫俱樂部醜聞還沒銷聲匿跡。自由黨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選人約翰?帕多原則上以當地問題為競選主題，而我則選擇全國性的問題——即如何保證繁榮而又沒有通貨膨脹。保守黨讓我在倫敦市內及周圍的幾個選區演講。在貝斯納爾格林的一次鬧哄哄的充滿敵意的婦女集會上，我回答了對政府養老金和救濟金工作情況的攻擊。我在《旗幟晚報》上寫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當家理財"是良好政策的考驗。
保守黨總部也明白，我應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競選活動表是這樣的——每天外出遊說，回信，到各地參加公眾集會，我感到不僅與會者越來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一般選舉日那天我總是心煩意亂；在１９６４年的選舉中，儘管競選伊始就有預測說我會失敗，可我更擔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況，而是我們黨在全國的表現。
選舉結果證實了這種擔憂。我本人以接近９０００票的優勢戰勝了約翰?帕多，但我卻與約翰?亞當街的養老金部告別了，工党以４席的優勢獲得多數。持續１３年的保守黨政府結束了，對保守黨思想作徹底反思的階段即將開始，上次沒有這麼做真是個悲哀。
第一節 撤換鋼琴手
用撤換鋼琴手的辦法代替改變調子，保守黨用這種辦法尋找替罪羊的動作從來都是不慢的。我們在１９６４年大選中，以微弱票數失敗，這一做法又一次得到驗證。任何認真關心保守黨前途的人都會開始仔細考慮，是否是由於在社會主義擺下的戰場上使用了總體主義的武器這一既定的傾向造成了黨的困境。在那時，也只有在那時，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經歷第二次大選失利後，才是考慮重新選舉領袖的時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工黨要實現其綱領，就需要更多的足以使其順利工作的多數議席。我曾一直希望並天真地認為保守黨將在立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領導下繼續前進。後來我得知特德?希思的支持者和其他急於想把亞曆克搞下臺的人正在幕後積極活動。但我從來不敢走進那個"吸煙室"，所以等到我知道那些神秘的陰謀小集團的情況時，已經太晚了。當亞曆克告訴"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他打算引退，以便為其他人讓路時，我大吃一驚，並很傷心。而他臉上那顯而易見的不悅更讓我沮喪。我不斷地對人們說："他為什麼不早一點讓他的支持者知道呢？我們或許能幫得上忙。"
雷吉?莫德林和特德?希思被公認為是真正有心競爭党的領袖的兩位人選。而由誰擔任党的領袖將第一次由議員投票決定。伊恩?麥克勞德被認為太左傾，許多人對他的看法正像索爾茲伯裡勳爵嘲諷的那樣"太自作聰明"。雖然伊諾克?鮑威爾確定提出要競選党的領袖，但當時他還沒有太多的支持者。在特德和雷吉這兩個競爭對手之中，人們認為雷吉?莫德林成功的機會大一些，儘管他在擔任財政大臣時，曾招致強烈的、在某種程度講也是很有道理的批評。但雷吉在經驗、聰明才智和控制議會的能力上都是毫無疑問的。他的主要弱點，而且在後幾年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的是有某種惰性——那些知道自己不需要任何努力天生就比他周圍的人聰明的人往往養成這種惰性。
特德的性格則完全不同。他思維填密，辦事井井有條，有影響力，至少對他來講，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的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意志堅強，決不妥協的人。作為影子財政大臣，他在攻擊１９６５年財政法案時，有機會一顯他的各種才能。當時該法案在下院討論。人們認為特德比雷吉右傾，但是如果用政黨術語來講：他們倆基本上都是中間派。在對待歐洲問題上，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觀點。雷吉更贊成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而特德則相信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是必要的。但是他們對具體政策的看法幾乎影響不到支持哪一方的問題。
起初，我在這件事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觀點。我對他們兩個人都熟悉：雷吉?莫德林是巴尼特選區的議員，而巴尼特選區和我的選區相鄰。我和特德?希思都曾是肯特郡的選區候選人，相識的時間更長一些。但目前我更瞭解雷吉，我欣賞他的沉著以及他的敏銳才智。我和特德的關係雖決非是後來幾年所發展的那種敵對關係，但我們倆從來就不是莫逆之交。儘管我們的出身背景並非毫無相同之處，都沒有享受過傳統的保守黨政治家所擁有的教育、社會上的種種好處，但我們完全是兩類不同的人。當然特德曾在戰爭中英勇作戰，而我那時還只是薩默維爾學院的一個學生。特德的那一代人深受３０年代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抬頭和綏靖主張的影響。雖然我也深受其影響，但與他所受到的影響有很大不同。當時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有過許多流行的看法。在我看來特德儘管半信半疑，還是接受了其中許多的看法，我覺得對於特德和許多主張全盤歐化的積極倡導者來說，民族主義是當時的惡魔，所以英國有責任幫助建立一個涵蓋全歐洲的體系，它將代替國家，向人們提供另一個可效忠的中心，並以此來防止戰爭。這種宏偉的設想對我絲毫沒有吸引力。我認為衝突的主要起因是對獨裁者的綏靖政策——特德在牛津大學時曾勇敢地反對過這種政策；同時我認為贏得衝突勝利的因素是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而講英語各國人民的精神和團結是和平的最好保證。特德的性格中有許多方面令我敬佩。但他沒有魅力——公正他說，他從來也不想有魅力。他跟男人談話顯然比跟女人談話要輕鬆得多。但並不只是女人發現與他難以相處。我感到儘管我認識他多年了，我仍覺得根本不瞭解他，或許我永遠也不會瞭解他。那時我沒有感到他絲毫的敵視態度，只是覺得他缺乏熱情。無論那時或後來我都不認為友好溫和的性格是領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或者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經過全面考慮後，我決定投雷吉?莫德林的票。
是基思?約瑟夫勸我改變了主意。那時基思不僅僅是一個我喜歡的老同事，還是一位朋友。我們曾經於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在年金事務上共過事，當然，他是一位資深的搭檔。像任何瞭解他的人一樣，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動。同許多左翼的人一樣，基思步入政壇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離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開發的人。關於基思的笑話很多，最好的笑話是基思自己講的關於他如何改變主意，更改他對住房、健康、社會福利等問題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尋找解決人類苦難的正確答案。所以當他得知我當時準備投雷吉的票時，他打來電話勸我重新考慮，我對他的話非常看重。基思瞭解雷吉的弱點，而作為在政府及影子內閣與雷吉長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對雷吉的弱點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談的是特德的力量，他總結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當然，基思也是這樣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話幫我拿定了主意。當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書內爾?馬騰我將投特德?希思的票時；他們非常失望和驚愕。大多數人的想法差不多。由於特德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明顯的多數票，雷吉退出，因此沒有進行第二輪投票。
新的領袖給了我一個不同的職位，我還是滿意的。這樣我從影子內閣年金事務發言人轉而擔當住房和土地事務發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級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領導之下。我一直認為我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所獲得的知識對我日後成為首相是至關重要的。我把這些看作是為當首相而進行的各種鍛煉。雖然我們是反對黨，但是要反對工黨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還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後來工黨政府大把花錢所造成的財政方面的全面影響才突現出來。所以，調到住房與土地事務部門對我來說是如釋重負。在這裡我可以義無反顧地去攻擊最富意識形態色彩的社會主義措施之——設立土地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是一種實現社會主義者一貫追求的人人享有發展帶來益處的目標的手段。正是在負責這項工作時）我首次完全領教了制訂房租標準制度的複雜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現象，它的命運好像與我的命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早早的幾項任務之一是制訂改革地方稅的辦法，並向對此改革充滿疑慮的保守黨年會作出解釋。我們想進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讓中央政府承擔部分開支，另一方面實行地方稅回扣制，並將兩者結合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在年會上發言，至少那些聽到我演講的人會認為我抓准了問題。但如果說我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將是誇大其詞。這只是一個受到尊重的勝利。
第二節 與財政大臣作對
不出大家所料，哈羅德?威爾遜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末宣佈提前進行大選。大選結果同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黨失敗，工黨以比保守黨多９７個席位的總優勢獲勝。我們的競選運動平平淡淡，題為"要行動，不要空話"的競選宣言蒼白無力，只是準確地總結了特德對政治的影響。這次大選被多數人看作是威爾遜１９６４年大選勝利的延續，因此無人責備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選區競選。這次，我繼續保持了比工党候選人多９４６４張選票的較大優勢，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還是滿高興的。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期。丹尼斯瞭解我的心情，出去為我買了一個四周鑲滿鑽石的戒指來使我高興起來。
特德?希思任命我為影子財政大臣伊恩?麥克勞德手下的財政部稅務發言人，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奮。新聞界一直猜測我將被榮升進入影子內閣。我當時並無此奢望。現在讀了吉姆?普賴爾的回憶錄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確實考慮過我，但他卻比較有先見之明地決定不那樣做，因為如果把我召進來，"他們就永遠別想把我趕出去"。
不管怎麼說，我擔當影子內閣之外的財政事務發言人比在影人內閣內任什麼職更能發揮作用。作為一個稅務律師，我所承擔的新任務對我來說是輕車熟路。儘管我沒有受到過經濟理論方面的正式訓練，但我天生在經濟學的概念問題上得心應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務部的低級別部長時所發現的，我很幸運地擁有抓住技術細節，比較容易地理解相當複雜的運算的那種天賦。當然，這些並不意味著我敢懈怠。作為反對黨，在辯論財政法案時，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門在技術方面的幫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議會外的專家及議會同事的幫助，因此這是一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運的是，我家裡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夠按著議會極為緊張的日程去工作。馬克和卡羅爾都上寄宿學校了，不在家。雖然１９６５年丹尼斯將他的家族所屬公司出售給卡斯特羅爾公司，該公司不久又被伯馬赫石油公司收購，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躍。我們感到如果我們在離下院不遠的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租一幢房子，生活將更為方便。我們賣了我們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裡奇韋爾斯附近的蘭伯赫斯特買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這是一幢模仿都鋒式建築風格的房子，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室內裝飾是我少有的幾種業餘愛好之一。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給臥室刷油漆。貼壁紙上——共有８個臥室。但我還是被那大客廳和樓梯嚇壞了，不得不請來了專業人員。我們買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讓孩子們放假從寄宿學校回來後在鄉間有個去處。但他們這個年齡的孩子們好像更願意在倫敦與他們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得以充分利用。但我進行的裝飾和修繕並不是徒勞的，在１９７２年我們把房子賣了，用賣房款買下了在福拉德街（切爾西）的房子。１９７９年我搬進唐寧街１０號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這項新的工作很適合我，而且我是在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開始這項工作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方式的不連續性和不負責任的現象當時已經顯而易見。由於工黨政府未能實現喬治?布朗在１９６５年９月發表的關於《國家計劃》中對經濟發展作出的樂觀的預測目標，他的"國家計劃"成為工黨的沉重負擔。工黨政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預算中宣佈將徵收"選擇雇傭稅"，工黨這樣做違背了它選舉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稅收"的諾言，這種工薪稅的重擔實際上特別落到服務業頭上。反對這項新稅是我的一項重要任務。政府與職工大會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的多事之秋就宣佈了一項聯合"意向宣言"。該宣言的失敗表明工黨政府依賴它所宣稱的與工會的特殊關係來實現"自願限制收入增長"，並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辦法已經失去了它的信用。１９６６年７月工党政府放棄了這種"自願限制收入增長"方法，宣佈凍結工資６個月，繼而實行６個月的工資"嚴格限制"。價格將被凍結一年，還呼籲在同期內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權成立的全國物價及收入委員會有權要求有關單位在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時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該委員會。該委員會還有權以樞密院命令的形式將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的計劃推遲，但推遲時間最多不超過３個月。政府還可利用其權力指示某項具體價格或工資增長不予執行。從總體上反對這項政策並在伊恩?麥克勞德領導下反對那些提交給下院的"暫緩執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幾項重要任務。
作為財務發言人為準備即將在下院發表的首次重要講話，我讀了從下院圖書館借來故自大戰結束以來每個預算講話及財政法案，因此，我能夠向當時的財政大臣吉姆?卡拉漢和他的財政部首席大臣傑克?戴蒙德論證，這是戰後唯一的一個未能在社會服務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讓步的預算，卡拉漢聽了無言以對。接著我猛烈抨擊了"選擇雇傭稅"。我對該稅的滑稽可笑之處痛痛快快地進行了揭露。企圖將製造業與服務業區別開來，將稅務負擔轉移到服務業。然後把錢作為補貼再轉交給製造業，可以證明是一種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議會所說的："不管這項工薪稅究竟是什麼，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今天還活著，那麼我們就可以再寫一齣戲劇了。這次回擊博得了我黨下院同僚的熱烈喝彩。新聞界也紛紛報導我。《每日電訊報》評論道：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國務大臣們打倒在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伊恩?麥克勞德親自在另一家報紙上就我在這次辯論中的表現寫了不少讚譽之辭。
同年秋季，我在布萊克普爾保守黨年會上作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講。伊恩?麥克勞德同樣在報上寫了大量文章。為準備那次演講我下了很大功夫——當然我所花的９個小時要是與我後來當保守黨領袖時花在寫大會講話的時間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講話只用提綱，這樣可以更加自然隨意，也更靈活，可以隨時加進一個笑話或譏諷。儘管我所談到的這個辯論是關於稅務方面的，當我批評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稅收政策上獨斷專行、破壞了法治時，代表們齊聲喝彩。我還十分誇張地說——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對英國來說所有這一切是根本性的錯誤。這不僅僅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而且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一些動輒大驚小怪的記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為中左的《太陽報》態度則截然不同，它評論道："一個厲害的金髮女郎警告人們正在走向毀滅之路。"
我正確地看到，社會主義者對待公共支出和稅收的態度與他們對待公共開支與收入政策的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即同一個集體主義綱領下的兩個方面。如果它們得以全面實施，危害的將不僅是經濟自由，還有政治自由。但那時我和幾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認真考慮以上問題對我們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響。儘管我們想降低和簡化個人以及商業稅賦，我們始終傾向於設想（這不僅僅是為了公共宣傳，而是我們的真正想法）——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的不斷降低，將允許我們減少稅收。我們曾有一些用於降低社會主義項目的公共開支以減少浪費的計劃。但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創造一種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以便建立一種"良性循環"，即經濟高速發展，既使稅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稅收；而稅率低又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來認真對待緊縮公共支出問題。實際上，在這上整個時期，無論是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６年，或１９７６年，保守黨政府或工黨政府都是在英鎊危機，黃金短缺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預時的緊危情況下才真正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直到１９７９年大選前期才最終得到改變。身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提出緊縮公共支出的計劃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相信必須這麼做。
６０年代，我們作為可能成為未來政府的在野黨未能考慮我們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場，這至少同樣是個嚴重的問題。例如，伊恩?麥克勞德和我在強烈反對工黨的法定收入政策時，我們知填我們反對什麼，但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贊成什麼。這也情有可原，因為影子內閣內部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貫注重實際，力求解決問題，並引以自豪，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從來沒有起應有的主導作用。影子內閣中唯一從原則上反對制定各類收入政策的人——無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是伊諾克。鮑威爾。而在我１９６７年進入影子內閣時，他還沒有能夠說服他的同事們。
但伊諾克是對的。他在經濟政策上有過兩次理性飛躍。而基思?約瑟夫和我在多年後才做出這樣的理性飛躍。首先，他已認識到並不是工會抬高工資而引起通貨膨脹，而是由於政府增加了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引起了通貨膨脹。因而，收入政策與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極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引起誤導、導致罷工，而使國家與工會對立——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問題，卻指責別人。那時及後來伊諾克卻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個方面是工會權力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間接關係的重要性。這主要是因為工會權力過大會使實際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市場水平，這種過高的工資又會使工會會員失去工作，導致會員及非會員的失業人數增加。由於政府對排長隊領救濟的情形極為敏感，就會做出如下反應：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這會在一段時間內擴大需求，增加就業，但同時也增加了通貨膨脹。所有這些變化將促使工會再次抬高工資。一切又將從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上再次重複。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減少工會的權力。前者是為了制止通貨膨脹，後者是為了不讓工會製造失業，因此，我們將不得不在某個時候解決工會法的問題。除此之外，伊諾克關於通貨膨脹原因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認識到共識性經濟政策造成另外一種十分有害的想法，這涉及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所謂"制約"作用。為了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人們認為有必要實行總體主義的干涉主義產業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約"是由聯繫匯率制帶來的。人們接受了它，沒有向它挑戰。如果像伊諾克倡議的那樣允許英鎊自由浮動，所謂的國際收支的"制約"就會消失了。實行其他干涉主義做法的壓力也同樣不復存在。正如他１９６７年在經濟事務研究所的一本小冊中所闡明的，"控制貨幣的國際價格像控制市場價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樣，將導致其他的控制，而這些控制是對每個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資的嘲弄。"
當然，如果放棄聯繫匯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黃金）的依託作用。同樣正確的是一個經常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很可能是一個經濟虛弱，因而需要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的國家。然而不會永遠是這樣：有經常項目赤字也可能證明有大量私人資本湧人某國經濟。由於改革，在該國的投資回報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資本湧入，造成經常項目赤字。
當然，任何不足與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諾克?鮑威爾所做貢獻的巨大重要性。通過說明政府貨幣政策而不是工資引起通貨膨脹，自由浮動匯率將打破所謂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制約"，伊諾克使保守黨對其經濟政策進行重大修改成為可能。他使我們擺脫了那種老的思路，那種思路會使英國的經濟和社會計劃性越來越強。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特德任命我為前座燃料及動力事務發言人和影子內閣成員，也許是由於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現，也許是由於伊恩?麥克勞德的推薦，特德改變了他不願意讓我入閣的初衷。我的第一個任務是閱讀所有關於引起去年阿伯凡災難原因調查的資料。這個災難是由於礦碴堆滑入了威爾士的一個礦山小村造成的，共有１１６名兒童和２８名成人喪生。許多死者的家長在公眾席旁聽這次辯論，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國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嚴厲的批評。我想，有人應該引咎辭職，但作為影子內閣發言人首次在議會講話，我並沒有十分明確他說出我的這個想法。這個報告揭示出來的問題使我認識到：在任何一個大的組織中，人們會多麼輕易地認為別人已採取了必要的行動，負起了責任，正像後來的悲劇所證明的，這是工業文明亟需解決的問題。
在議會活動之外，我的主要興趣是試圖尋求發電私有化的機制。為了這個目的，我參觀了幾個電廠，並且盡可能地徵求我的商界朋友的意見，但結果是毫無所獲。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調任交通運輸事務發言人時，我還沒有找到我認為可行的方案。交通運輸事務部並不是非常有趣的部門，因為議會剛通過了一個重大的交通法案、該法案改組了鐵路、對公共汽車公司實行國有化，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運輸貨物局。這實際上等於一下子就實行了政府提出的交通運輸政策的大部分內容。在我擔任運輸事務發言人期間，我極力反對港口國有化。但是，總而言之，交通運輸事務不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部門。
第三節 特德和伊諾克
作為影子內閣的成員，我參加了內閣的每週討論會。討論會通常是於星期三在下院特德的辦公室舉行。總的來說討論不是很活躍。我們首先展望一周內的議會事務，決定誰來發言，根據什方針發言。也許會有某個同事提交一份東西，並向大家做介紹。
但是毫無疑問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之間存在很大分歧，特別是在經濟政策上，涉及重大原則性的問題，我們通常不公開辯論。特德是很稱職的會議主席，在他十分感興趣的問題上，如歐洲，一工會立法）他會主導那場討論。但在通常情況下，他讓發言人主持有關問題的討論。
我自己並沒有對影子內閣做出特別重要的貢獻，也沒有人要求我這樣做。對特德或許是其他的人來說，我主要是作為一個固定的婦女形象參加影子內閣的。我的主要任務是向人們解釋"婦女們"，諸如基裡?德?卡納瓦，芭芭拉?卡特蘭德，埃斯特?蘭特，斯泰拉?莉明頓等不加區別地作為女人和女性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的想法和要求，當然，我非常喜歡影子內閣外交大臣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我與大多數同事也相處得很好。但是其中只有３位是我真正的朋友——基思?約瑟夫，彼得?托馬斯和愛德華?博伊爾。而愛德華這時已完全站到了黨內與我對立的另一派立場上了。
由於大多數領導人之間關係都有些緊張，我們會議的氣氛也毫無疑問是很彆扭的。特德決意承擔起党的領袖之職，但又沒有真正的十足的自信。副領袖雷吉?莫德林自從在領袖競選中意外地敗北後，一蹶不振。伊恩?麥克勞德是我們中政治最敏銳的一個。他對新聞界將如何看待我們所採取的政策總有特別的判斷力。儘管他是一個非凡的公共演說家，但他實際上是比較內向、矜持的。他與他的老朋友伊諾克?鮑威爾在感情上日益疏遠，因為伊諾克對移民問題越來越關心，而伊恩也同樣關注移民問題，但觀點卻與他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伊諾克是我們中最好的人才——古典學者，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聖經通。與伊恩大不相同，伊諾克是一位非凡的公共演說家，他總能以其無懈可擊的邏輯，控制得恰到好處的激情抓住下院，甚至任何聽眾的注意力。但在這個時候，他在影子內閣中幾乎是孤家寡人。特德?希思不喜歡他，也可能是懼怕他。他曾為反對收入政策而戰鬥過，卻失敗了。作為防務發言人，儘管他自己認為撤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得不去攻擊工黨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回英軍的政策。此外，作為西米德蘭的議員，他目睹了大規模移民對他的選區造成的影響。他對保守黨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感到灰心喪氣。
第一個現代控制移民措施是拉布?思特勒於１９６１年制訂的。在那以前，英聯邦公民不受針對外國移民入境限制的約束，１９６２年的英聯邦移民法-工党及自由黨激烈反對該項立法-規定每年對移民來英就業實行配額制，以限制移民流入。１９６５年工黨政府更加嚴格執行這種制度。１９６７年間，肯尼亞政府對肯尼亞的亞洲移民實行歧視性的政策造成大量移民湧入英國。這使大家意識到過去的移民規模及影響，並擔心如不加以控制，將來移民人數將更多。大家特別擔心那些持有英聯邦護照，但無論從出生地還是從血統上與英國均無聯繫的人。１９６８年２月，吉姆?卡拉漢宣佈了解決這個問題的立法。這件事與議會通過的一項種族關係立法-１９６８年種族關係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該法的目的是防止歧視有色人種。右翼的許多人士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該法可能會使移民成為法律上有特權的群體，這樣他們不再會有與英國社會全面融合的積極性。
１９６８年２月，星期一，影子內閣討論了政府的英聯邦移民法案，依據該法案政府將實行新的移民管制。一周前，我們已發表了一項聲明，闡述了我們評價該措施的原則。特德。希思說現在影子內閣應來討論該法案是否充分地滿足了那些原則條件。實際上法案已包括了我們提議的一些內容，但它沒有規定移民家屬的登記問題，也沒有規定被拒絕入境那些人的申訴問題，更沒有規定向自願接受遣返者提供經濟幫助的問題。因此，會議決定支持該法案，也決定將在可能的、適當的時候提出修正案。但伊恩、麥克勞德說他將對該法案投反對票。他真是說到做到了。
４月１０日，星期一，影子內閣討論了政府政策的另外一個方面，即種族關係法案。開始討論時，特德?希思首先發言，他說雖然法案本身好像有許多缺陷，但他仍認為改善英國有色移民的處境，建立某種法律機制是必要的。影子內閣內政大臣昆廷？霍格比較詳細地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立法是必要的，但我們應該提出修正案。同時，他指出我們的後座議員對該法案的反對意見較大。雷吉?莫德林同意昆廷的以上兩點。我沒有參加後來的討論，討論的中心是該法案雖有缺陷，但如果我們在二讀時投票反對，人們有可能誤解我們是種族主義者。影子對閣的觀點是：建立良好種族關係的最好保障是讓人們相信未來移民的數目不會太大，現行法律將得到維護。最後內閣決定將起草一份說理充分的修正案，實行兩方面兼顧的方法，一般性地要求本党議員投贊成票。自由派的基思?約瑟夫，愛德華?博伊爾及羅伯特。卡爾在看到修正案的內容前保留其立場，後來他們都投了贊成票，但也仍有一些後座議員投了棄權票。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１日，星期日，即議會辯論的前兩天，我早晨醒來發現各大報紙的頭版皆是有關伊諾克?鮑威爾前一天下午在伯明翰就移民間題發表的演講報道。這篇講話措辭強烈，其中一些話不無兇狠之意。但我對他就大規模新的英聯邦移民湧入英國而表達的憂慮和不滿深表同情。我也認為，這不僅威脅著公共秩序，也威脅著一些社區的生活方式。因為不合人意的住房政策，對社會保障的依賴以及"放任社會"的到來已經開始使他們的情緒低落。儘管他演講中的某些話聽起來可能像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所言，但我確信，伊諾克決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大約１１點鐘，特德６希思打來電話，他說："我正在給影子內閣所有的人打電話，我已得出結論、伊諾克必須辭職。"這與其說是徵求意見，還不如說是發表聲明。但我回答說我確實認為目前讓事情冷卻下來比加劇危機更好。特德根本聽不進我的意見。"不，不。"他說："他一定得辭職，大多數人認為他必須辭職。"事實上，我後來得知：如果伊諾克不走的話，影子內閣的好幾個人都會辭職。
從幾個方面來講這是個悲劇，從短期來看，它使我們未能以主張更加嚴厲地控制移民而贏得政治上的好處。移民問題受到各政治派別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像倫敦碼頭工人遊行支持伊諾克所證明的那樣。此外從現實情況來看，在這個問題上，特德的政策和伊諾克的政策並無很大區別；雖然是伊諾克的演講使保守黨在移民問題上的政策更加明確，但實際上我們都希望嚴格限制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移民，"我們也都準備向那些願意返回自己國家的人提供經濟幫助。
但伊諾克因這件事並在這種情況下辭職所造成的長期的影響遠遠超過移民政策。辭職後他可以開始自由地從理性的高度考慮一系列政策，擺脫了由於集體負責而必須作出妥協的約束了他的政策思考涵蓋了經濟及外交事務，後來所謂的"貨幣主義"以及減少政府控制，非國有化，結束區域政策等，最終他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讓伊諾克獨自宣揚這些思想對我們影子內閣及後來內閣中的右翼人物既有好處也有不利。一方面，他的政治立場向右轉，可以更加容易地提出頗有道理的理論，而不會被指責為採取極端立場。另一方面，特德和伊諾克嚴重對立，人們對領袖提出的任何政策進行質疑，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忠。另外，伊諾克提出的各種主張均屬?一個統一整體，僅贊成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則更加困難。例如，他的反對物價及收入政策：干涉主義和關於總體主義的觀點，如果不是與他的關於移民或歐洲的觀點聯繫在一起，可能會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那時，其他保守黨人在除歐洲以外的其他問題上都趨向採取相同的立場。特德給我提供了規劃這條路線的機會。保守黨政治中心的年度講話目的在於向那些來參加保守黨會議的人介紹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誰來發表演講通常要由党的領袖來決定。毫無疑問，看來是一項民意調查或保守黨的一位顧問提出建議認為讓我講一個對"婦女"有吸引力的題目也許不失為一個好主憊。幸運的是我可以自己選題目。所以我決定選一個對於善於思考的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會有吸引力的題目。我的題目是，"政治上出了什麼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沒有比清楚地向別人講述一遍自已的見解更好的辦法了。我知道那時政界正在討論許多重大問題，不管人們對６０年代如何評價，那些年代總歸是活躍的思考，能引發熱烈的爭論，儘管要求變革的許多想法來自左派。我借了一抱關於哲學的、政治的、歷史的書，白皮書，議會記錄，各種演講稿，拿回蘭伯赫斯特的家裡。沒有人指導或幫助我，我只有埋頭苦幹，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終完成的文件背後是我付出的大量勞動。
我首先列舉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對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確實是由於人們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報紙多了，對事物的批評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則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計劃裡充斥著各種諾言，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大，這些諾言的影響就更大。我由此談到了我所認為的公眾越來越遠離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黨競相允諾他們將使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而這種認為政府可以實現這一切的觀念就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一次大規模擴大國家控制和干涉的機會。這反過來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們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發言權太少。左派宣稱問題的答案在於建立一套允許人民民主參與政治決策的結構，但真正的問題是政治本身已經涉足了許多本不該由它來管的決策。隨著政府管制的不斷擴大，形成了一種追求規模的政治心態——也就是單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論調。實際上則恰恰相反，小單位、小企業、家庭、最終個人應該再次成為關注點。
除以上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報告有的部分是關於價格和收入政策。在這兩個問題上堅持了內閣的口徑、既譴責了強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談自願性政策，但我還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們現在過多地強調了與政府職能無關的控制收入，而忽視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視這個作用，少強調外在的具體控制，將能夠取得更多的經濟成果，當然，這將意味著，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於要求別人做的那樣實行自律。這就意味著用於眾多公共部門的開支不應超出稅收及實際結餘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過頭來看，以上想法說明我對這些問題究竟理解了多少，還有多少沒有理解。我那時已認識到貨幣供應量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並沒有看到控制貨幣供應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沒有認識到貨幣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徑。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報告時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電訊報》約我為該報撰寫兩篇關於一般政治哲學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裡，我就同樣的主題做了進一步閘述。我特別闡明的是：相互對立的政黨之間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是有效民主運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識"從根本上講就是剝奪了人民選擇的權利。談論把重大問題排除在政治之外"或者是暗示人們對某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遊戲"都是錯誤的。我在談及國有化或自由企業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這一點。但我本該在一系列其他問題上，特別是在教育上都這麼做。不久，教育成為我關心的主要政治問題。社會主義者所極力追求的推行綜合學校的計劃不僅威脅著英國的學校，還威脅著長遠的社會進步。後來無論我擔任反對黨領袖還是首相時都一再談到：要求"共識"本身充滿了誤區。
第四節 走向未來的旅程
到這時（１９６８年），左翼關於經濟政策的共識受到了挑戰，以後也將繼續受到挑戰。但是在道德和社會問題上新出現的開明共識卻無人挑戰。也就是說，政府、媒體及大學中處於影響地位的人們成功地使一個在道德上仍較為保守的社會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較為開明自由的觀點。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英國，傳統的基督教的價值觀與國家的權威開始分離，現在已幾乎是完全分開了。一些政治家把此看作是一個相互連貫的問題。但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就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改革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是對那些殘酷的不公平的有關規定進行改革的問題。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我投票支持列奧?艾伯斯提出的關於同性戀的法案。他在法案中提出：只要雙方同意，兩個２１歲以上的成人在非公開場合的同性戀行為不應當再被認為是犯罪。同年我投票贊成戴維?斯蒂爾關於墮胎的法案。該法案允許：如果孩子處在由於身體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可能出現如嚴重殘疾等危險時，或者一個婦女還不能盡母親的職責的時候，可進行墮胎。在以上兩個問題上，我對別人的痛苦都有切身體會，這對我的影響很大。比如：我作出庭律師時，在一個碼頭看到了當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男士因為被發現有同性戀行為而受到羞辱，我深受震動。
另一方面，既使在那時，我也覺得自由派人士的議程上的某些內容走得太遠了，離婚法改革就是一例。在我的選區的診所裡，我與許多因受到丈夫虐待而過著痛苦生活的婦女談過話。對她們來講，婚姻已變成一座監獄，我認為應該把她們解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離婚可能是唯一的答案。但如果離婚變得太容易，它也會破壞那些只是遇到一定麻煩的婚姻。如果人們可以輕易地推掉他們的責任，那麼他們在開始承擔這些義務時也不會那麼認真。我為那些一心想使婚姻成功但卻被拋棄的妻子（或丈夫）擔憂。我也更關心那些因男方（或女方）建立第二個家庭後，他（她）的第一個家庭成員所處的處境。因此，１９６８年，我是投票反對那項使離婚更加容易的法案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離婚應是在判定婚姻。"已經破裂，無法挽回"時才成為可能，我也支持了兩個修正案。第一個修正案規定某種婚姻不可解除（除非法院特許）。第二個修正案是：無論發生任何利益衝突，第一次婚姻法律上的妻子與孩子比事實婚姻的妻子與孩子有優先權。
同樣的，在１９６５年，我投票反對悉尼?塞爾沃曼提出的關於廢除謀殺罪死刑的法案，像前面列舉的所有其它措施一樣，該法案獲議會通過，但是條件是議會必須做出決定接受保守黨的修正案，否則該法案將於１９７０年７月底失效。我在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投票反對使此法案永久化的動議。
在肉刑問題上，正如我作為一名後座議員時在許多講話中所主張的，我認為國家不僅有權也有責任遏制和懲罰暴力犯罪，並保護守法公民。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亦或在某種情況下剝奪其生命，這種懲罰的權力無論用的有多少，都是同國家的主權分不開的。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最大的威懾力將是它對潛在殺人犯的影響，我對此從未有過任何懷疑。而且極刑對那些手持武器行兇的犯罪行為，如搶劫，具有同樣巨大的威懾作用。我所想到的最嚴重的困難在於無辜的人可能被判刑甚至處死——這在少量案件中確實發生過。而與此悲劇案例相對的是另外一類受害人。一些殺人犯眼刑期滿釋放後，再次犯罪殺人——這樣的人數量還不少。儘管有各種不確定因素及複雜性，比如在法庭上提供證據，我認為潛在的受害人應得到最大的保護，只有死刑繼續存在，才可提供這種保護。把某些特別兇殘的謀殺犯定為"死刑殺人犯"（根據１９５７年法）——這種概念再次引起有關無期徒刑制度的變革——對我來說這是正確的模式。我以後一直在議會投票主張恢復對這類謀殺犯的極刑。
關於墮胎、同性戀及離婚改革，顯而易見，事情後來的發展並沒有達到起初的意圖。對我們議會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當然對我也是如此——做出這些變革的思路是它們能夠解決少量事例中出現的不正常或不平等現象，或者它們能夠去除法律本身的某些不確定性，或者它們的本意是從法律上承認那些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情。與此相反，可以說它們促使社會變成了一個冷淡的、自私的、不負責任的社會。改革墮胎法的主要初衷是制止年輕婦女被迫私下裡進行墮胎的情況，而不是為了使墮胎成為另外一種"選擇"。雖然普遍實行了人工避孕，但墮胎的數字一直不斷擴大。同性戀積極分子從尋求隱私權到發展為要求社會認可他（她）們的生活方式，並進而要求與異性婚姻的家庭享有同等地位，甚至要求承認利用青少年在性生活方面的不穩定是他們的的合法權利。離婚法改革造成婚姻破裂的情況大幅度增加——雖然這並不是說它是婚姻破裂的唯一原因。婚姻破裂造成眾多兒童在沒有雙親的關心與指導下成長。
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發展會是這樣，我會不會在就以上問題投票時做出不同的決定？我現在明白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思路太狹窄了。作為一名律師，作為一個篤信法治的政治家，我感到最首要的考慮是：法律應是能夠實施的，而且對違法者是公正的。但是法律還有其象徵意義：它們是社會向什麼方向發展的路標，也是立法者期望的社會應該發展的方向。此外，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這些"開明"改革的總體意義要比它們的各個部分更大。人們可以看出它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框架來約束年輕一代人的行為舉止。
確實，這是一個對青少年格外關注的時期。父母們對一代溝"十分擔心，甚至連十幾歲的孩子也開始非常注意這個問題。當時，出現了一整套的"青年文化"——對東方神秘主義的曲解，奇裝異服，醉心於幻覺藥。１９７０年我們搬回倫敦時發現切爾西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我對發生的一切懷有十分複雜的心情。那裡有活力和才華，但在很大程度上講也是一個虛假的世界。人們對英國在這些趨勢上的貢獻有一種反常的自豪感。索霍的加那貝時裝街。甲殼蟲樂隊，超短裙，拖地裙成了"時髦英國"的新標誌。它們確實也證明它們都是極好的出口創匯產品。哈羅德?威爾遜也善於從中撈取最大的政治資本。麻煩是它們掩蓋了真正的經濟上的弱點，即使是一個有才氣的時裝工業、開拓進取的唱片公司也難以保持相對平衡。正如德斯蒙德?唐納利說過的："我最大的恐懼是英國將在歡笑中沉入大海。"
雖然英國使各種新趨勢色彩紛呈，但它們所迎合的這種富裕的消費社會卻只能在美國找到。我第一次訪問美國是在１９６７年。那時美國根據它制訂的"領袖"計劃，邀請正在崛起的世界政界和商界年輕領導人赴美訪問。在訪美的６個星期裡，我遍遊美國。此行帶給我的激動之情從未真正平息過。我每到一處都受到熱情友好的、開放的、慷慨大方的人們的歡迎和招待。他們帶我走進他們的家庭和生活，並十分自豪地帶我遊覽他們的城市和鄉村。訪問的高潮是我在參觀位於休斯敦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宇航中心的時候。我看了宇航員的培訓計劃，兩年後，他們將把人送上月球。英國的人才政策中行政管理過多，稅收過高，致使人才外流，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在航空航天局見到了來自我的芬奇利選區的科學家，他們在那裡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錯，而是為一個英國科學家做出這麼重要的貢獻而感到高興。但是，如果我們不從企業經濟中吸取教訓，英國就無法希望即使在更為簡單的技術領域裡與別國競爭。
兩年後，我對蘇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我的選民，格拉德?布魯克講師在蘇聯因所謂的從事"顛覆性犯罪活動"（即走私反蘇材料）被拘捕一事，已使我對蘇聯一貫的不尊重人權的做法極其反感。我多次要求政府和下院解決此案，但均未奏效。當時蘇聯人已把布魯克先生當作他們玩的把戲中的一個小卒，他們想用布魯克來使他們的間諜克魯格夫婦獲釋。（最終１９６９年進行了此項交易。）我在幫助格拉德?布魯克獲釋中得到的一個好處是：我與英蘇關係議員小組有了接觸。使我吃驚的是隨著我們交往的增多，我發現這些議員與我有著同樣的反共意識，但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這個領域的真正專家。特別是西裡爾?奧斯本首先在評價蘇聯策略並提出對策方面給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蘇聯之前，向我建議，首先我不應該讓蘇聯人負擔我的機票費，第二我應堅持要求訪問幾個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他還告訴我贏得他們尊重的唯一辦法是明白無誤地向他們表明你不是軟弱可欺的。這一切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是與和藹可親的保羅?查農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們的日程很滿，不僅遊覽了莫斯科，還去了列?格勒（以前的名字，現在又恢復原名聖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爾加格勒）。儘管各個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們所聽到的宣傳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毫無感情的、源源不斷的數字，證明蘇聯的工業和社會比西方優越。至少對訪問者來說，這種做法毫無想像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來諷刺。我參觀的一家美術館外面有一座塑像，一個鐵匠用鐵錘鑄打一把劍。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這代表共產主義。""其實，不是。"我反唇相譏："這來自《舊約全書》——他們將把利劍錘煉成犁頭，把長矛錘煉成鋤頭。"對此這位體格健壯的審美家毫無反駁之力。天啊：我記得在衛理公會主日學校裡學過這段聖經。
還有一次，有人隨便問我既然和平與和睦相處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標，那麼是否可以解散象徵"冷戰"的北約。"當然不行"，我說："北約保持了和平，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其強大地位。"我在訪問斯大林格勒時也遇到類似情況。當地的政治領導人報怨說自從上一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斷絕了與他們的關係，我不會為這件事道歉。實際上，隨著國際制裁的解除，很難有這樣的組織使蘇聯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傳、灰色的大街、空蕩蕩的店鋪以及嚴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後是苦難的俄羅斯人民。當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講述戰爭年代他們所經歷的巨大痛苦時，他們的眼裡充滿淚水。毫無疑問，這些淚水都是真實的。我與之交談的俄羅斯大學的年輕人，談話時特別謹慎，因為他們深知他們在克勃格的監視之下，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為能瞭解到西方的一些情況而感到十分興奮。另外，政府人員也還是人，我在訪問莫斯科客運系統經理時，他向我詳細地介紹了一個新的開發項目的決策是如何經過一個又一個委員會作出的，——我把這種程序稱之為一個無限的不決策的鏈條。我的眼光與一個年輕人相碰，他也許是這個經理的助手，正站在他的身後，他難以抑制臉上的明顯笑容。
我對俄羅斯還有另外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而這一印象在我後來對該國的訪問中進一步加深。一方面俄羅斯有著豐富的文化成就，它源於古老的俄羅斯，共產主義者又給予了很好地保護；另一方面，普通人民群眾生活十分艱苦，兩者形成強烈對比。列?格勒有典藏豐富的艾爾米塔什美術館和基洛夫芭蕾舞團，以上兩地我都去訪問過。在列?格勒一個寒冷的早晨，６點３０分，天還沒亮，我從飯店臥室的窗戶裡看到許多外出工作的母親帶著她們的孩子穿過大街。她們把孩子全天放在國家辦的托兒所裡，約１２小時後再把孩子接回。在莫斯科機場等候延誤航班回國時，我買了一套精美的珊瑚綠茶具，它是我收藏品中的驕做。我每每看到這套茶具，就想起生產該產品的國度裡的人民，他們所受的折磨和所付出的無望的辛勞。
第五節 塞爾斯登女人
我回到倫敦後，就被調任影子內閣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將離開政壇出任利茲大學副校長。愛德華因在保護文法學校方面不夠堅決，在年會上受到基層許多人的反對。儘管我們的意見相左，但他的離去仍使我很難過。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會思念他的才智、敏銳及正直。但這對我完全是一個提升，儘管我後來得知我本來只是一個後備人選，基思?約瑟夫最初是接任愛德華的第一人選。我之所以得到這個職位，是因為雷吉?莫德林拒絕接替基思任影子內閣貿易、工業發言人。
我對我的新角色很滿意。我知道我能幹到今天的這個位置是因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于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讓其他人有同樣的機會，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齊，以求平衡，剝奪了有天賦的學生繼續深造的機會，是學生獲得良好教育的一個重要障礙。我還被這一職務的科學方面所深深吸引，當時這個職務負責影子內閣的教育和科學部。另外，我想，婦女至少母親們，從本能上關心兒童的教育。
教育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主要戰場之一，１９６４年大選以後，工黨決意把整個中等教育體制變成綜合性學校體制，並採取一系列舉措要求地方教育當局提交改革計劃。（在我擔任影子內閣教育事務發言人幾個月後，工党向議會提交了有關法案。）愛德華在考慮保守黨該做出什麼反應並解釋為什麼這樣做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很快擺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內閣及保守黨在中等教育選拔制原則上，特別是在對１１歲以上學生進行選拔而舉行的考試，即中學入學考試上有很大分歧。為了更簡單一些，有必要區分在保守黨內的４種不同態度。第一，有一些人對國家教育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興趣，因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學校。這部分人很重要，他們不大可能為政治上的權宜之爭所動搖。第二，有一些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都未能進入文法學校，而且對他們在現代中學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黨人，或者因為他們自己是教師，或者因為與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聯繫，接受了許多當時流行的平等理論。最後，是像我一樣受過文法學校教育的一些人，強烈反對取消文法學校，而且義無反顧地支持選拔制。
我也意識到，影子內閣內部的觀點也與上述情況大體相同。總的來說，影子大臣們並不想使教育成為下次大選的一個主要議題。這未必是一個愚蠢的觀點。保守黨內部民意測驗和公開的民意測驗都顯示，１１歲以上學生的選拔制不受歡迎，人們至少準備說他們支持綜合學校。如果他們被問及他們怎麼看待根據綜合性計劃重新組建某些具體的地方學校，他們是否還會持同樣看法，以及他們是否懂得"綜合化"意味著什麼，那當然是兩碼事了。例如，綜合性概念的全面含義和一個學校對所有入學新生開放，但要根據智力對學生進行劃分之間存在很大不同。綜合性概念首先屬?社會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這種教育中不把學生按智力劃分。事實上，正如我後來於１９７０年２月在關於工黨的教育法案二讀辯論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對選拔制的攻擊是荒唐的，因為選拔制一定會繼續以某種形式貫穿１１歲以上學生的教育體制。我當時還應補充一點：如果你們不根據智力進行選拔，你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其它一些不令人滿意的標準來選拔，實際上這個標準常常是收入，因為富裕家庭才會舉家遷往有適合他們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學校的中產階級居住的地方。一些工党議員和許多工党支持者對此非常清楚。因此，當哈羅德?威爾遜放棄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學校的承諾時，他們感到他背叛了他們。我之所以在委員會的辯論中意外地取勝，使工黨刪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條，就是因為兩名工党議員故意缺席。
在後來我接管影子內閣教育部時，黨的政策小組已提交了一份報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確定。它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我們已決定把重點放在改善初級學校上。二是為盡可能減少１１歲以上學生選拔制的辯論，我們強調地方教育當局在建議保留文法學校或建立綜合學校上有自主權，以代替工黨強制推行綜合學校的政策。
支持這個計劃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會數數的人不斷上升的趨勢，改善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實際上保留文法學校的最好辦法是反對中央集權。當然還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錯了的話，將大量費用花在幼兒園、小學教育及教師上就沒有什麼意義。當然，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不是建立在原則基礎上，從長遠來講我們就不能捍衛文法學校，或者就此而言捍衛私立學校，不能捍衛直接拔款學校，甚至是實行分離制的綜合性學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現實許可的範圍之內，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後來，我得知：對某些人來說，我走得太遠了，我被任命為教育事務發言人後不久曾應邀出席教育新聞記者在倫敦的坎怕蘭飯店舉行的午餐會，是在那裡，我瞭解到這一點。我不但為文法學校辯論，而且也為現代學校辯論，那些在學業上難以出類拔萃的孩子事實上可以在現代學校中獲得自我表現的機會和個人尊嚴。如果他們與那些學業上更加優秀的孩子進行直接的不斷的競爭與相處，他們永遠也得不到這些。如果人們希望的話，我也完全準備看到１１歲以上學生選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時候對孩子進行考試。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轉到當地的文法學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們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開發。我確信太多的現代學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這個弊端可以通過提高其教學水平來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學校的水平。參加坎伯蘭飯店午餐會的人中只有兩個人好像同意我的觀點。此外，我所面對的是懷有敵意與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見的人。不只是他們認為我錯了，而且他們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這類事情。這使我驚奇地發現那些為公眾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保守黨的教育政策中還有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問題需要作出決定。我極力爭取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無條件地承諾將學生離校年齡提高到１６歲，並成功了，只是負責財政的人們對此持有疑慮。我還在保守黨於１９７０年初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討論會上提出、竟選宣言應贊同擬議中的成立新的獨立的白金漢大學的計劃，遭到特德?希思的強烈反對。儘管有基思?約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還是沒有成功，但至少最後我被允許在某次演講中提及這所大學。我從來也未明白為什麼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對這件事。
保守黨在１月底２月初的一個周未，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政策會議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並非是人們經常說的那樣。那種"保守黨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進行激烈爭論，導致保守黨政策從根本上向右轉"的說法是錯誤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達成一致，並已寫入競選綱領的草案裡。我們曾花費了好多時間仔細斟酌。我們已經對我們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閘述。我們關於工會改革的建議已經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現了令人有些費解的向右轉。工党已經完全放棄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沒有必要再談及是否需採取某種"自願"收入政策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顯然，雷吉?莫德林對我們沒有提出解決所謂的"工資膨脹"的計劃而感到不滿。事實上，這個競選綱領既回避了貨幣主義的觀點，也回避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只簡單他說："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稅收，貨幣貶值政策。工黨的強制性工資控制是一個失敗，我們不會重蹈其覆轍。"這種說法看似糊塗，實為明智之舉。
但這又使我們後來遇到一些麻煩。競選期間，高稅收引起通貨膨脹的謬誤論點使中央總部寫了一個短評，而這個短評使工黨後來得以宣稱：保守黨說他們能夠通過減稅來一舉降低物價。
由於新聞界對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的大量報導，我們似乎成了能認真地對英國的未來政策進行長遠考慮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羅德?威爾遜攻擊希思是"塞爾斯登人"又幫了我們的忙，它使我們平添了幾分腳踏實地、善於爭取民眾的右翼政黨的色彩，這對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沖淡作用，總之，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和保守黨的競選綱領《明天更美好》均使威爾遜政府暗淡無光。特別是威爾遜政府在工會的壓力下放棄了《取代爭吵》之後，政府內爾虞我詐，莫衷一是，交易不斷。
在我們結束塞爾斯登帕克飯店的會議後和５日競選運動開始前的一段時間裡，反映兩黨地位的民意測驗結果出現過反復。我們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開會時，是我們領先，我們認為我們能贏得大選。到了５日，我們非常突然地落後了。竟落後工黨幾個百分點。受民意測驗結果的短期變化的鼓舞，哈羅德?威爾遜宣佈６月１０日舉行大選——我當上首相後從來沒有忘記威爾遜的這個錯誤。當時，保守黨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我們將在大選中失利。這種憂鬱越來越強，大選期間，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的保守黨研究部辦公室索取一些材料，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似乎每個人都極其沮喪。
民意測驗結果的變化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或者其真實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選即將到來時、總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對党表示忠心。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我們多年在野期間未能認真地著手準備贏得反對社會主義思想鬥爭的勝利。我們將來執政時，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另外，我們未曾意識到，我們本應對我們的政策進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們沒有去做。
在這次竟選中，工黨大肆攻擊我們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對黨一樣，但比大多數反對黨更理直氣壯和不失時機地揭露工黨破壞了一系列承諾——"工業不斷穩步增長"，"沒有權宜措施"，"不增加稅收"，"不增加失業人數"，"你口袋裡的英鎊不會貶值"，"經濟奇跡"等等。這也是我競選演講的內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國主任教師聯合會在斯卡伯勒組織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講的機會介紹了我們的教育政策。
很難知道是什麼使形勢出現了轉機，如果說確實存在著對我們不利的形勢的話。說來也怪，但情況確實如此。為保守黨做出最重大貢獻的兩個人竟是勢不兩立相互為敵的兩個人：特德?希思和伊諾克?鮑威爾。沒有人能說特德是一個善於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視交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特德是一個正直、有遠見的正派人。他對英國的未來有自己的構想——雖然這種構想有點專家治國論的味道。用基思５年前對我評價他的話來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這突出表現在特德為競選宣言所寫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擊工黨的政府是"廉價、平庸的政府，是騙人的政府"。他承諾要"建立一個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後一次競選廣播講話也表明他是一個深切地關心著他的國家、並願為她獻身的忠誠的愛國者。儘管如果我們輸了，什麼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競選中表現得很出色。
伊諾克?鮑威爾也很出色。關於伊諾克是否會支持保守黨的領導人以及他的計劃曾經有許多猜測。黨內對伊諾克的態度也有很大分歧。他３月曾到我們的協會講話，我們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評。我決定發表一個聲明，大意是："那些享受這個國家言論自由的偉大傳統的人，不應該否認他人，特別是像鮑威爾先生這樣在戰爭年代建立卓越軍功的人，享有這樣的自由。"
在６月份的竟選中，伊諾克就工黨政府經濟上的失誤，法律與秩序，歐洲問題作了３次重要講話，呼籲人們投保守黨的票。此外，托尼?本對伊諾克惡毒的人身攻擊——把他和法西斯主義聯繫在一起，很可能使許多本來不支持他的選民站在了他的一邊。一些統計數字表明，伊諾克的介人使本來勢均力敵的西米德蘭的競選向保守黨傾斜。
當我的競選結果在亨登技術學院宣佈時，贏得了人們的巨大喝采。結果顯示，我比工党候選人多得１１，０００張選稟，優勢比以前擴大。然後我去薩伏依大旅館參加《每日電訊報》的聚會，在那裡我很快得知：民意測驗的結果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即將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選區清理文件，像往常一樣寫一些感謝信。我想特德會至少吸收一名婦女進入他的內閣。既然在影子內閣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將成為那個幸運的女士。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職。
星期六早晨，唐寧街１０號的私人秘書打來電話說特德想見我。我到了內閣辦公室，祝賀他贏得了大選的勝利，但我們沒有花多少時間客套，他還是直截了當，一本正經。他給了我教育大臣之職，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的公寓，然後開車回到了蘭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難過，我父親沒能活到今天與我分享這一時刻。在他２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蘭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後來發展成肺氣腫，靠床邊的氧氣瓶維持生命。我的繼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他們是幾年前結婚的，我的父親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兒的時候，時常有教堂、商界、當地政界、扶輪社和保齡球俱樂部的朋友來"看望阿爾夫的身體狀況"。我希望在我臨終前也有那麼多的好朋友。
我曾參加了一個電臺的節目討論會，我知道，在我的父親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聽那個節目。他不會想到我會成為一名內閣大臣，我確信他從來也沒有設想我會最終成為一名首相。他也許會希望我得到這一切，因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這個女兒與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為政治權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東西。當我翻閱我的文件，為本書收集材料時，在我六年級化學筆記本背面，我發現了一些父親的零散佈道講話提綱：
法令、權力、法律都不能挽救人類、國家，甚至任何特定的一代人。我們為此而擔憂，最終我們喪失了信心，我們的信念開始動搖。而這種憂慮自古就有——耶穌兩千年前就遇到了這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耶穌來到了人間。
我的父親一直到死都懷有這樣的信念。
第一節 初步印象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遺憾，１９７３年我們從這裡搬到了滑鐵盧區令人憎惡的新辦公地點。）我受到常務次官比爾?派爾（後來受封為威廉?派爾爵士）和即將離任的常務次官赫伯特?安德魯爵士的迎接。他們向我表示熱烈歡迎，然後把我帶到我自己的極為氣派的辦公室。文官們對你左一個"大臣"，右一個"大臣"，很容易讓你一次又一次地為恭維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認識到，等待著我的是艱巨的工作。總的說來，我對為我配備的領導班子感到滿意：一位對我友好，一位懷有敵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計長埃克爾斯勳爵負責藝術教育，特德的親密朋友比爾?馮?斯特勞本齊負責高等教育，貝爾斯特德勳爵負責與上院聯繫。特別讓我高興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維?埃克爾斯就在身邊，雖被安排在另一棟樓裡，他可以根據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經驗，給我提供個人意見。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煩主要不是由於個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為第一次文化衝擊後出現的工作作風上的對立——我的行政作風是決策時當機立斷，而他們更習慣於互相磋商。實際上，我離開教育部時才知道，他們只是勉強對我表示尊重，因為我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希望他們儘快有效地執行我的決定。因此，從廣義上講，當時真正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我不知道，也沒有去打聽，我周圍的高級文官投的是哪一個黨的票，但教育和科學部的精神氣質是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氣質。這些人多半依舊本能地相信，統一計劃論者和社會理論家們有能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說這話並不是想挖苦他們。工黨裡的許多人早已開始對此產生懷疑，可是這些教育家們仍保留著原來的使命感。他們不顧在一些學校實行平等主義政策所產生的實際後果，認為教育平等就是絕對地好，而且是實現社會平等的踏腳石，而社會平等本身也是毫無疑問地好。我很快就認清，我的周圍沒有朋友。
從反面來說事情大概就是這樣的，我既然決心向傳統教育觀念挑戰，就不能因遇到反對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兩點必須加以考慮。第一，文官們向大臣提出的建議必須說實話，準確，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選民）擯棄的抱有偏見的舊觀念。第二，即使從政府機關工作必須真誠無私、不偏不倚的狹義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部門和它的工作對象關係過於密切是危害極大的，而教育和科學部與教師工會特別是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恰好就是那樣。這一點我早已看得真切，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２日，星期六，在一家同業會館舉行慶祝全國教師聯合會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會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臨時由我代他宣讀他的講話，當時有許多教育和科學部高級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們與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極為親密，他們互相開著玩笑，表達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謂的"身勢語言"，這些舉止表達的不是一般禮儀，而是說明彼此意氣相投。
我們在１９７０年當選時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針並不十分明確，這使得我與教育部文官們的麻煩更加複雜化。、在競選運動中，我曾反復強調以下７點：
把著重點轉移到小學；
擴大幼兒教育（這符合基思?約瑟夫的制止"惡性循環"論點）；
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當局有權決定什麼樣的學校最適合當地情況，但應提醒他們不要"不可挽回地改變優秀學校，除非……另一種情況更好"；
將離校年齡提高到１６歲；
鼓勵直接撥款學校，保留私立學校；
擴大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
對教師培訓問題進行調查。
但競選時提出的這些承諾並沒有反映出明確的觀點。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保守黨內不同成員和不同派別對總的教育方針特別是對中等教育和文法學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黨人贊成綜合教育，這種主張與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毫無二致。另一方面，所謂教育《黑皮書》的作者們詳細提出了極為不同的觀點，他們強調紀律、選擇和水準（包括保留具有高水準的現有文法學校）。他們的論點牢固地建立在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評上。我們就被夾在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之間。儘管我們常講重大政策要前後一致，決策要小心謹慎，但本屆政府絲毫沒有去解決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識到，在與本部文官的鬥爭中，也許不能指望得到內閣同僚們的支持。
第二節 文法錯誤
到教育部上班第一天，我把周未在蘭伯赫斯特寫在舊練習本上的大約１５條行動綱領帶在身邊。對這１５條加以補充說明後，我撕下那幾頁紙，把它們交給了比爾?派爾。其中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一條是、取消托尼?克羅斯蘭的第１０／６５號通知和第二年發出的第１０／６６號通知。前者要求地方當局按徹底實行綜合教育方針提出改組中等教育的計劃，後者規定，凡是拒絕實行學校綜合化的地方教育當局，要收回發給它們的基本建設資金。
教育部肯定已經知道我黨竟選宣言中有這樣的內容——他們在競選期間總是詳細研究反對黨的政策的。但他們顯然以為上述政策會被淡化，或至少推遲執行。對我來說，我知道，關於停止迫使地方當局實行綜合教育的承諾，對我們的支持者極為重要，任何延遲都將被視為軟弱的表現，所以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以結束猶豫不決的狀態。我甚至在將１５條交給比爾?派爾以前就已告訴報界，我將立即撤銷工黨的兩個通知。我甚至說明本來是打算在女王講話時就這樣做的。看來這話引起的驚慌傳到了首相府，因為他們提醒我，推行此項政策須經內閣同意，儘管只是一種形式。
更嚴重的是，我不瞭解，撤銷一項通知時必須發出新的通知，而發出通知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教育部內外不同意此項政策的人會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手下的文官們毫不隱諱地表示，他們認為通知應以大量材料闡明教育部關於全國中等教育應採取什麼形式的看法。這樣做也許需要很長時間；我覺得完全無此必要。我們的政策的實質是鼓勵多樣性和選擇人才，不是"規劃"一套制度。而且，即使需要中央制定出一個標準，好讓地方當局在實行改組時有所依據，現在也可以先說得籠統一些，以後再詳盡闡述。很難使他們相信我的考慮是認真的。最後，我自己擬了一個初稿。他們立即認定表現勇氣的較好方式是進行合作。結果，在６月３０日，星期二，發出了一份非常簡短的通知——稱為１０／７０號通知，正好趕在７月８日（星期三）就女王講話進行教育辯論之前。
現在我遭到了教育界權勢人士的猛烈攻擊，因為我沒有在發出通知前進行"正常磋商"。我覺得沒有必要道歉。我在下院發言時是這樣說的：我們畢竟"剛結束最大的磋商"，那就是大選。但是對那些經過過去２５年後，深信只有他們懂得最多的人來說。我的講話起不了什麼作用。工党教育問題發言人特德，肖特（他本人當過中學校長）甚至建議教師拒絕給升學甄別考試閱卷評分）以示抗議。全國教師聯合會派出代表團前來見我，對我的做法表示不滿。意味深長的是，他們著重批評我："在明確教育形式方面放棄責任"。我想，如果那確是我的責任的話，全國教師聯合會是不會喜歡我為教育明確的形式的。
事實上，我現在推行的政策比他們的諷刺畫所描繪的要細緻得多——雖然對有些被他們冷嘲熱諷的立場本來還可以說得更多一些。１０／７０號通知撤銷工黨政府的有關通知後接著說："本部大臣希望將教育方面的一般考慮、地方的具體需要與願望以及妥善使用財力作為決定地方辦學形式的主要原則。"通知還明確指出，設想的改組基本上不應引起劇烈變動："如果某種具體組織形式運轉良好並博得廣泛支持，如無特殊理由，本部大臣希望對它不要再作進一步改變。"
地方教育當局過去慣常將它們管轄下的所有學校的總體改組計劃送交教育部，但是、聽起來也許令人覺得奇怪，這些計劃和教育大臣對它們的意見，都沒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按照１９９４年教育法第１３款發出公告後，計劃才產生法律效力。該款要求地方教育當局必須將其關閉或開辦學校、顯著改變學校性質或修改學生就學年齡的意圖公之於眾——並通知教育部。對地方來說，學生家長、學校領導和當地居民可在兩個月內提出反對意見。對中央來說，我作為教育大臣可以進行干預。該款稱："按本款規定向大臣提出的任何建議，進行他認為適當的修改後，由他批准。"
利用上述權力保護一些優秀學校不受全面改組之害不僅背離工黨政策，也是有意違反愛德華?博伊爾的路線——博伊爾曾把第１３款稱作"保留權力"。我本人是律師，而且知道改變或關閉學校的決定對地方民意至為敏感，所以我想最好還是將我的政策建立在第１３款賦予的權力的基礎上，而不是靠發出幾則通知來進行規勸。這聽起來好像有些不合情理，但事實上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行動處於法院的嚴密監視之下。我進行干預的理由有限。而且等到下院辯論發言時，我可以更清楚地闡明政策將如何貫徹。
我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雖然對此洋加說明從政治上考慮不大審慎。在此甚至有些保守黨地方教育當局也遭受學校綜合化的病菌侵襲之時，我的做法為挽救地方上一批優秀文法學校提供了最好機會。政府也有它的不利條件：仔細審閱大量個別建議必然會延遲答覆。因此，我不可避免地遭到攻擊，說我為了拖延關閉更多文法學校有意進行阻撓。但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我非常注意設法加速作出答覆。實在是建議大多，應接不暇。我出任教育大臣後第一次參加下院辯論時需要對付的另一個問題是，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全部學校實行綜合化的人經常提出的一個論點。他們認為實行既有綜合中學又有文法學校的"混合"體制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這只是平等主義教育家們最拿手的論點的巧妙翻版。但粗看起來，它還頗有點兒說服力，把一批孩子分成文法學校學生和現代中學學生，然後把他們全體混合在一所綜合中學內，這在理論上畢竟是不可能的。要麼不對他們進行挑選，要麼不把他們混合。但是這個論點忽略了下面這個事實，即如果實行指定入學的地區比較大，那麼同時開辦按資質能力挑選學生的學校和資質能力參差不齊的學生一起學習的學校是可能的。正如我在辯論中答覆特德?肖特時指出的那樣：
當然，在某些很小的農村地區，我不認為可以同時開辦一所綜合學校，又開辦一所文法學校，但這在一些很大的城市地區是可能的，因為文法學校和直接撥款學校的指定入學地區與綜合學校的指定入學地區完全不一樣。［尊敬的議員們喊，"不可能。］尊敬的反對派先生們說這不可能，可是現在就有這樣的情況。有些最好的綜合學校就在有非常出色的選擇制學校的地區內。
改變政策儘管引起了不少政治噪音，但它的實際效果有限。在我整個擔任教育大臣期間，我們權衡考慮了大約３，６００件改組建議——絕大部分建議實行綜合化——其中我只駁回了３２５件，約占９％，１９７０年夏，似乎出現了更多地方當局決定徹底改變或停止執行它們的改組計劃的可能性。例如，保守黨控制的伯明翰市是最早歡迎１０／７０號通知的教育當局之一，為挽救該市３６所文法學校曾進行激烈鬥爭。但到１９７２年，工黨控制該市，提出了他們自己的綜合化計劃。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駁回了該市市政會提出的１１２件建議中的６０件，拯救了該市１８所文法學校。
薩裡郡裡士滿市政會的情況大致相似。他們曾拒絕按工黨政府１０／６５通知提出改組計劃，但１９７０年９月以很大的多數票表決通過結束選擇制。我毫無選擇餘地，只能同意他們在下一年實行改組。
我不得不作出的最令人尷尬的決定也許是有關巴尼特市的決定，我自己的選區就在該市區內。１９７０年１０月，保守黨控制的巴尼特市政會決定實行綜合教育。他們事前曾在學生家長中進行調查。７９％的家長顯然贊成結束選擇制。（事實上，其它全國性民意調查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思想混亂，大多數人既贊成綜合教育，同時又贊成保留文法學校。）有人堅決反對巴尼特市的計劃，１９７１年１月，我一共收到５，４００封抗議信。２月，我批准停辦兩所文法學校，但保住了第三所文法學校，理由是當地建議的並校計劃會導致一校分處兩地所造成的不便。４月，我又保住一所文法學校；６月，又阻擋兩項計劃，從而保住了一所很好的現代中學和另一所文法學校。當地保守黨陷於分裂，我受到該市市政會的指責。同年９月，事實上大部分城市中等學校都轉成了綜合中學。地方當局一再修訂計劃。基督中學與伍德豪斯文法學校是爭議的焦點。１９７５年我成為反對黨領袖時，這兩所中學依舊是文法學校。工黨１９７６年教育法廢除了第１３款並力圖將綜合制度從中央強加給英格蘭和威爾士；到１９７８年，這兩所學校也只是成了綜合學校體系中的一部分（伍德豪斯是一所只有第六年級［最高年級］的私立中學。）
現在回過頭來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對教育結構的關注幾乎到了著迷的程度，這是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特點。並不是說教育結構——無論是對行政機構還是對學校來說——不重要，但教育理論家們聲稱，有這樣一種制度，它在任何情況下、對所有的學校來說都優於其它制度。他們表現出來的這種自信卻並未被事實證明正確。我在教育和科學部任職期間討論中學改組計劃時，遇到的首先是對文法學校的偏見。他們甚至想在學校裡消滅把學生按能力分組的做法。我試圖讓女王陛下學校督察員辦公室相信，不管他們的理論表明什麼意思，他們至少應該承認文法學校裡有大批優秀教員做著第一流的工作，女王陛下學校督察員辦公室的許多報告的口氣抹殺了他們最優秀的東西。
這種認為可以設計並實行一種單一結構的不切實際的觀點也一再不攻自破，我聽到過一些家長的親自經歷。有的人住在犯罪活動猖獗的地區，按照地方當局的規定，他們必須把孩子送往那裡指定入學地點的綜合性"社區中學"上學。他們在絕望之中不得不遷居他鄉。少數幸運家庭附近有直接撥款學校，可以送孩子去那裡上學。"但有些持有社會主義觀點的地方教育當局根據教條主義的理由反對不受他們管轄的學校，拒絕接受分配給他們的進入直接撥款學校的學生名額。我對此不得不進行干預，以保證有學生補足這些空缺名額）但不管怎樣，只有少數家長和孩子能夠通過這種辦法逃脫惡劣條件；當我告訴那些母親，在現有體制下我實在無能為力時，心情無比沉重。
只是到後來當首相以後，我才能對他們進行一些實實在在的幫助——先是實行"助學計劃"，繼而設立"撥款維持學校"。今天依舊保持著這種情況，但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我們應該做到更加容易開辦新的學校，以便讓家長有更多擇校機會。如今要求實行教育擔保貸款的議論日益強烈。它將最終彌合私立學校與國立學校之間的鴻溝。
此外，最近幾年我很欣賞一種想法。保守黨人保衛文法學校也就正是在當地保衛一種現有的社會公共機構，這種機構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同時我們也是在保衛一種原則——即國家應按能力這個唯一標準挑選孩子，並把他們送進僅有的兩種學校之一，這種原則遠比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相聯繫的自發社會秩序更符合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國家按能力挑選學生是統籌規劃人力資源的一種方式。教育多樣化和講求辦學質量——這一原則具有非常鞏固的基礎，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父母願意擇校，而不是國家按能力挑選，證明了此項原則的正確。
儘管如此，可是到１９７０年底，情況已經變得非常清楚，一時還不會擺脫綜合教育。
第三節 科學與教師培訓
我到教育部任職，個人懷著對科學的濃厚興趣；部內有關科學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負責。當時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把一大筆經費撥給５個科研機構使用——它們包括科學與工程、醫藥、農業、環境和社會科學。但後來討論科學政策時，討論很快決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稱'思想庫'）報告"所支配，這個報告後來成為１９７２年７月的白皮書《政府研究與發展綱領》的基礎。報告的主要建議是，今後應將這筆經費撥一定比例給有關政府部門、使其能決定由它自己的機構出錢興辦項目——這就是所謂的"顧客——承包人"原則。我不反對這項原則，但是我擔心這樣做會減少科研機構直接支配的金額一除非增加科研經費的預算總額。
這一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的確，與整個科學政策相比，它確實並不重要。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關於政府部門與科研機構之間的確切關係的爭論，與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戰略作用這個更廣泛、極端重要的問題相比，的確無關緊要。特德認為，由政府出資的研究與發展工作不應進行純科學研究，雖然他也承認，任何研究機構必然會有一部分純粹的基礎研究。我的觀點恰好相反。只是在過了若干年我當上首相以後、我才能系統地闡明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政府應集中力量為基礎科學提供資金，而把基礎科學的運用和發展工作留給私營部門去做。但當時我已對有些政策可能使純科學研究經費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參與了支持一項耗資巨大的前沿科學研究工程，那就是參加歐洲建造特大質子加速器（也稱原子擊破器）的科研計劃，它的目的是最終揭示物質結構的奧秘。上屆工党政府於１９６８年退出這個項目。作為政府初期緊縮開支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對此也退縮不前，因為有些人認為，考慮到該項目的理論研究性質，耗資未免過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國在經濟嚴重困難的３０年代沒有堅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製造出原子彈，保證二次大戰的勝利，後來又保住西歐免受斯大林的進攻。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因此，１９７０年９月，我和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主席布賴恩?弗勞爾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內瓦附近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去親眼看看想像中的東西並進一步瞭解這項科研項目的情況及其發展前景。回國後我深信，如果我們能保證搞好財政控制，這項由１２個國家參加的科研項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設法說服了我的同事們。
可是總的說來，我感到政府對科學的態度不夠激進，想像力很不夠。我料想許多科學家——不僅是那些專業觀點很強的人——有此同感，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６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為英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學學習時的導師多蘿西?霍奇金——舉行晚餐招待會，我當然也參加了。由於幾方面的原因，這次招待會是一次富於啟發性的集會。特德在討論中談到了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情況，他認為歷史學家將會作出結論，斷定此舉是本屆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學描述為某種能用來幫助英國工業進入歐洲市場的東西。有人支持這種觀點，也有人提出批評，批評意見代表了我的立場。從實質上講，我認為政府應該資助純科學研究，而不是組織歐洲科學家共同參加巨大項目，從技術上去提高歐洲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科學已經國際化；擴大歐洲共同體不會起重大作用；發展已經國際化的科學要靠一些科學家各自在本國工作。可以這麼說，國家組織他們越少，產生的效果會越好。當然，這條規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項目投資過大，一個國家單獨承擔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對我作為教育大臣不得不實行的科學政策有所懷疑。但我們的政策始終沒有取得多大結果。科學不會像政治家們喜歡想像的那樣迎合政治方向。實際上，科學發展的歷史在許多方面並不像經濟發展的歷史，而更像是富於想像力的藝術發展的歷史。偉大的科學發展並非來自"實際的"研究與發展計劃，它來自有創造性科學頭腦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圍的那些人——那些將科學推向知識前沿，揭示宇宙奧秘的人。政治家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希望技術能立竿見影，迅速產生效果。而科學家有比較長遠的眼光，他們是正確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見到邁克爾?法拉第時間他，他對電的研究真會有什麼用處嗎？法拉第很有預見地回答說："是的，先生。將來有一天你會收電費呢。"
第二個使我失望的問題是教師培訓問題。我前面已經提到，競選宣言已作出承諾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這是我到部裡上班第一天交給比爾，派爾的單子上寫得清清楚楚的行動綱領之一。對這個問題我早已有明確看法。我覺得，教師數目大量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影響教師質量。雖然不斷出現不易找到願教數學和科學的實習教師的現象，實際上"缺乏教師"的怨言並無多大根據。真正缺乏的是優秀教師。改變教師的工資結構，獎勵和鼓勵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和高級教師會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全國教師聯合會對擴大工資差別非常謹慎。但教師培訓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想認真調查一下，受培訓教師是否以正確的方式和恰當的水平在學習恰當的課目。於是我任命魯肖爾米的詹姆斯勳爵為教師培訓調查委員會主席。他曾任全國最優秀學校之一的曼徹斯特文法學校校長。我堅持要求和他一起進行調查的人以此為專職工作，一年內提出報告。結果，報告及時在１９７２年１月發表，內容細緻詳盡，提出了一些切合實際的建議。報告著重論述了我感興趣的在職培訓方式，這樣的培訓能使教師實際瞭解如何在坐滿孩子的課堂裡上課。其次，報告建議高等教育增設新的兩年制一這一條也是我所竭力主張的——在這種兩年制學校裡，將來當教師的學生與其他打算進人工業界或專門職業界的學生一起學習。但報告局限於培訓結構，沒有討論培訓課程內容，使報告的價值受到一定限制。結果，我打算在有計劃的調查中討論教師培訓課程的企圖落空。政治家介入這類事情當時仍被視為禁忌，１５年後，情況依舊沒有得到改善。我作為首相仍對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問題感到困惑。
可是，儘管我對許多教師工會會員的觀點很有意見（有些人的工會會員成份多於教師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學部工作這些年所得到的最後印象是，大多數教師對自己的工作是真誠無私、兢兢業業的。有時候，一些在最困難的學校裡教書的教師到部裡來找我，告訴我他們處理"成問題的"孩子的經驗（學生的"問題"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長身上）。有幾次，我到他們的學校去跟他們交談，看他們如何解決課堂上出現的問題。
教師永遠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個好的教師不能忽視孩子放學回家以後的情況，比如，會不會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師提出的問題使我陷入兩難境地：
星期五下午４點，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個孩子呆在你身邊不走，求你別讓他回家。你感覺到肯定出了什麼嚴重問題，但無法證實。也許是孩子受到打罵，也許是家裡無人照管，也可能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他極不愉快。你是否應該陪孩子回家，告訴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緒低落？當然，你對他們說孩子沒有抱怨，也沒有幹什麼蠢事，你只是溫和地問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不知道會不會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該向當局彙報？那樣做也許會產生更壞的後果。或者你不採取任何行動，希望這只是暫時發生的問題，會自行解決？撒切爾夫人，你會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合適答案。我們經常碰到這類棘手問題，但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所有情況的解決辦法。我們需要訓練有素、能識別虐待兒童跡象的教師、社會工作者和警察，同時要記住一個誰都明白的觀念：大多數父母是愛自己孩子的。在這３種人中，教師的作用最重要，因為他們幾乎每天都和孩子們在一起，最瞭解孩子的情況。如果要他們完成這項細緻而又重要的任務，那麼，只要充分恢復他們的權威——不僅是對孩子的權威，而且是在家長心目中的權威——他們是能夠完成的。做到了這一點，那些不好的家長也可能會有所收斂。
第四節 供應牛奶事件
在教育部工作幾年，至少在一個方面為後來擔任首相作了極好的準備。我不斷遭受猛烈攻擊，而那些攻擊與我的過失幾乎沾不上邊。
但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我前面講述了關於文法學校與綜合學校的爭論。然而這些爭論給我帶來的麻煩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許多人——不僅是保守黨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在其它方面給不少人帶來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溫和的方式讚揚我挽救了開放大學。在反對派方面，伊恩?麥克勞德和愛德華?博伊爾都曾公開表示反對舉辦開放大學，他們認為有許多教育機構比它更需優先得到政府幫助。競選宣言並沒有提出取消該大學，很多人卻希望讓它死亡。但我對被稱作"空中電波大學"的概念真心感興趣，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能使更多人廉價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因為我認為特別是實習教師能從中受益，因為我非常關心用技術手段給學生創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機會，尤其因為它給許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機會。不管怎樣，這年秋季開放大學即將招收第一批學員，停辦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同時使許多人的學習希望破滅。在此情況下，我同意暫時減少招生人數並開闢其它節約經費途徑，以此為條件，我的內閣同僚們允許開放大學繼續辦下去。
１９７０年秋，對政府開支問題討論得很多。財政部開了一張緊縮教育經費的單子——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學校膳食和牛奶實行收費。根據我自己在格蘭瑟姆念書的經驗，我知道使用圖書是多麼重要。因此，我說服內閣取消圖書館收費的建議，同時勉強同意博物館和畫廊收取門票（保留每週一天免費開放）。但要求削減更多開支的壓力繼續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減開支的項目單子。
我不得不承認，學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慮的節約開支項目。有條件的家庭似乎沒有理由不為負擔學校膳費多作一些貢獻。我想，只要我能表明節省下來的一部分錢將用於建設初等學校的計劃（這是我們已經確定的優先項目），我就可以為削減學校膳費進行辯護。在教育部的預算範圍內，理應先安排教育方面的開支，後安排"福利"方面的開支，"福利"方面的開支原則上應由基思?約瑟夫的社會服務部負擔。
至於學校供應牛奶，對於從健康需要考慮供應牛奶有好處，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爾路上小學的時候，我父母為我在學校裡喝牛奶每週付兩個半便士，對此毫無怨言。到１９７０年，已經沒有哪個家庭困難到如此程度，以致學校供應的牛奶成為維持孩子營養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他於１９７０年７月接任財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學校免費供應牛奶。但出於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慮，我比較謹慎。我設法將界線劃在：提高學校膳食的價格，同時對年滿７歲的小學生取消免費供奶。為防止招致不滿，這些溫和的改革還附加了一條規定：因醫療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兒童可繼續得到供應，直至進入中學為止。總之，我有效地保護了教育預算。
新聞界的反應也不錯。《每日郵報》稱我已成為"新的女中豪傑"。《每日電訊報》報道了我改造４６０所破舊小學的計劃。《衛報》指出，"這次對教育預算的襲擊極為輕微，學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擊對象。撒切爾夫人贏得了一場保全建設小學高額計劃的戰鬥，並使它變為改建破舊小學。"
這種情況如能維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煩在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６個月後，我們提出一項法案，解除地方教育當局向學生免費供應牛奶的法律義務，並允許它們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費。這為工黨提供了在議會制造事端的機會。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報界已在有關學校膳費的報道中登載一些他們發掘的材料。有一篇報道稱，有些地方教育當局將向攜帶三明治到學校當午餐的學生收費。《太陽報》的標題是"孩子攜帶三明治'受罰'風暴"。工黨也在議會參加大合唱。我發出通知禁止此類做法。但那篇報道重新引起了公眾對學校提高膳費的關注。一夜之間，在學校就餐的學生人數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標。我在６０年代擔任政務次官時經常聽到一種議論，說按調查家庭經濟狀況結果領取補助是一種"恥辱"，這種議論現在又開始出現。有人說，家境貧困有資格享用免費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學自己花錢付餐費會感到蒙受羞辱。我通過電視講話——這樣做大概不明智——建議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家長不妨把餐費放在信封內讓孩子交給學校，老師把找頭放在信封內帶回家。有資格免費就餐的貧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幣零錢放在信封內交給學校。然後由老師如數退還給他們。這一建議當然只是使問題更加棘手。
不管怎麼說，時隔不久，大規模的"牛奶喧鬧"使膳費問題的辯論相形見繼。原先讚揚我通過削減牛奶和膳費開支成功地保護了教育預算的報紙，突然改變了調門。《衛報》把教育（牛奶）法案說成是"一項懲罰性措施，永遠不該提交議會討論"。《每日郵報》要我"重新考慮"。《太陽報》則想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通人情？"工黨年會上的一名發言者建議報界用一個順口溜式的標題："撒切爾夫人，搶奪牛奶的人"。
新聞界一旦發現一個新聞富礦，自然要一挖到底。編輯和記者們畢竟是靠新聞生活的，政界人物則是他們最合適的獵物。於是，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報道內容。例如，某地工黨市政會正在考慮購買一批乳牛，給本地孩子供應牛奶；某些地方教育當局為了回避執行有關法律，以含乳飲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當局的市政會根據１９６３年《地方政府法》規定的權力，開始採取步驟給７-１１歲兒童兔費供應牛奶。只有在蘇格蘭和威爾士，市政會此類行動屬?違法，但這要由內閣中蘇格蘭事務部和威爾士事務部的同事們去處理，我就管不著了。但所有這些指責最後落到誰身上，那是不問可知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１９７１年１１月達到高潮，《太陽報》把我說成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女人"。
也許我過於天真，以為做了普遍認為對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爭論為此作出的犧牲時，是會考慮到的。地方當局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願向孩子們出售牛奶，而強迫他們出售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學到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我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與地方當局幾個月的鬥爭中，我和我的同事們受害不淺；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不斷受到新聞媒體的冷槍和暗箭，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節省９００萬英鎊，而如果從基本建設預算中削減這個數目幾乎不會產生絲毫影響。我決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今後如果遭人非議，也應該是為了重要的大事，不該是為了區區小事，更不能是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難過，苦惱，多少有些傷心，但比過去聰明了。一個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專門職業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時，感情上比大多數男子更易受到傷害，這話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們在一起就感到最為快樂，可是反對我的人和報界卻把我描繪成冷酷無情地侵害少年兒童福利的人，這使我受到深深傷害。但任何希望擔任高級職務的政治家都必須作好經受這種考驗的思想準備，有些人被擊倒了，有些人卻變得更加堅強。丹尼斯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對這一切處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過難關，是由於他對我的愛和支持。後來，我養成了對報紙上有關我的報道和介紹不再去專心注意的習慣。我轉而靠情況簡報和摘錄來瞭解情況。這樣，如果報道失實，我就不予理睬；如果報道屬實，那是我已經瞭解的事情。
整個１９７１年，正當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使我遭到的攻擊不斷加劇時，在內閣討論政府開支問題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場苦鬥。我主張按原先的設想繼續進行建設小學的計劃，它是重點發展初等教育總政策的關鍵，對我在學校膳食和牛奶問題上的論點也至關重要。因此，當部內一開始有人建議與財政部主張削減預算者妥協時，我表示反對，１９７１年４月，我交給比爾?派爾一個條子，寫下了我們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不能接受按實際價格計算低於去年預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況已經不僅是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我意識到，其它部的同僚們並沒有像我們部那樣交出痛苦地節約下來的錢，結果照樣讓他們順利過了關。作為削減膳食和牛奶開支的回報，我的建設小學計劃提前一年獲得同意。但由於從計劃到動工修建一所小學需要幾年時間，這項承諾的撥款也涉及好幾年。其它部門得到准許可以在政府開支計劃的整個５年期間擴大開支（即所謂的政府開支調查委員會制度）。此外，我們教育部如今還要向財政部上繳從高等教育方面縮減下來的節約款一億多英鎊，而同時內閣卻把大筆大筆的錢花在工業補貼上。
我無法與當時的財政部首席大臣莫裡斯?麥克米倫取得一致意見。於是我向內閣提出申訴——每個內閣大臣都有這樣做的權利。可是使我惱火的是，我瞭解到首相府決定不允許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給特德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信，指出我在宣佈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設小學計劃預算方面受到的壓力。信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你經常敦促我改進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設方面正在妨礙我去改進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個令人滿意的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度建設小學計劃預算額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預算可由政府開支調查委員會開會考慮，但我希望屆時能與他們取得一致意見。"
這封信可能過於簡單，但寫得太長你會有意見。你從巴黎回來後我能否見你？
他同意我於１９７１年６月提出我的預算計劃——我控制了局面。在這個月稍晚一些時候，內閣幾乎滿足了我的建設小學計劃所需要的一切。這正好趕上在伊斯特本舉行的教育委員會聯合會年會上進行宣佈；報紙用了這樣的標題："改善破舊小學校的創記錄計劃"。
我一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就是我唯一優先考慮的工作。由於這一考慮，正如我剛才說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關於削減教育開支的決定，這項決定使日子變得異常困難。當時有些學校教室漏雨，設備簡陋，廁所設在屋外。我認為，７０年代不應該再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既然入學兒童"膨脹"的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入學高峰是１９７３年），現在財政上還有些富餘，可以用來改善仍在使用的破舊小學的狀況。
然而，我參觀倫敦南部一所新建學校後，事實向我生動地表明，除磚瓦和灰漿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須作很大改進。帶我參觀的老師顯然是沒有受過正規業務訓練的新手。一位老師告訴我，這所學校裡的孩子看到他們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舊學校上學，感到非常沮喪。大部分孩子顯然是事先教好的，都異口同聲表示同意這個說法。因此，當有個孩子站起來發表不同意見時，使在場的老師非常難堪。那個孩子說："哦，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來這裡以前，我念書的那所學校比這裡舊而且小，但比這裡舒適，同學之間更友好，知道別人怎樣看待我們。"隨著時間的逝去，我也愈來愈強烈地認識到了小規模學校的重要性。以後幾年，我還開始考慮，我們大家過去過於注重於"投入"（新的校舍，昂貴的設備，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教師），而忽視了"產出"（教育質量，教學效果和行為標準）。
對教育體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機構——中的弊病，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說來奇怪，這種看法主要不是靠閱讀發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與目光敏銳的批評家的辯論，而是通過（幾乎是偶然地）實際接觸學校裡發生的真實情況。
以初等教育為例。沒有人會反對這樣的說法：這最初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但是究竟應該給這些孩子教些什麼？怎樣教法？前保守黨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委託撰寫的普勞德報告，幾乎人人都認為是最有權威的專家意見。它強烈主張小組教學，甚至是一對一授課，不主張以班級為單位講課。我來到教育和科學部時，對這個問題沒有成熟的見解。當時對報告爭議頗多。但我現在懷疑這個報告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小學引入了歧途。另外，參觀一些小學以後，我的疑問開始出現。我發現，事實上個別孩子常常不參加小組活動，更沒有參加全班教學，基本上是讓他們玩自己的東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東西）。我看到在一間開敞式平面佈置的大教室裡）分成幾個小組的孩子們吵吵嚷嚷，毫無秩序，比較膽小的孩子不知道該幹什麼，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脅。我回部後告訴部內的建築設計部門不要再鼓勵此類開敞式教室。
我一開始就反對在中等階級和專家中間流行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兒童的最佳學習方式是通過自我發現學到東西。這種信念拋棄了我們這一代的那種學習方式，認為那只是"死記硬背"。事實上，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教學方式都包括傳授知識、訓練記憶力、運用所學知識以及做到這些所需的自我約束能力。在空談理論的狂熱中，忘記了這些真理。
第五節 學生王子
這時在大學學生會經費問題上出現了新的激動情緒，因此不管對我維護建設小學計劃的讚揚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很快淡化消失了。與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上的爭論不同，學生會經費問題主要是左派運動中的強硬派組織的一次運動，因此政治上的危險性較小。但是它極為猖狂，它的矛頭不僅是針對我的。我的女兒，正在倫敦大學學院念法律的卡羅爾，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使我感到慶倖的是，她當時住在家裡。
在歐洲和美國，這都是"學生革命"的高漲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作為這場運動特點的幼稚馬克思主義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關注，實在是異乎尋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６０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發展，那時青年人被認為是透徹理解人類狀況的源泉，於是很多學生希望大家尊重他們的意見。
然而，當時的學生抗議運動根本不是社會進步的先導，它只是一個即將消失的世界現象。大學在６０年代增加太快，許多大學的水準下降，傳統特點消失。而且，這種現象正好發生在市場原則退卻的時候，幾乎普遍設想人人都有權得到一份工作，國家也有能力讓每個人就業。因此，這些沒有根基的年輕人既缺乏他們５０年代前輩具有的權威，又不具備８０年代學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紀律性。
左派運動設法控制了許多學生會，因此也把持了撥給學生會的公款，他們用這些錢開展破壞活動。這種做法激怒了普通納稅人，甚至激怒了許多隻希望好好學習的學生。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學生會的經費；第二，學生會的活動。關於第一方面的問題，學生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地方教育當局依法必須提供的會員費。學生會會員通常是強制性的；會費是直接撥給學生會的。關於學生會的活動，有些學生會利用這種方便條件，常常不顧學生會章程和會員的意願，把收入用於派性目的。
１９７１年７月，我向內閣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我本來考慮設立一名學生會登記員，但這樣做需要通過立法程序，於是我僅僅提出了比較溫和的建議。今後，學生會會費不再包括在應付給大學的經費之內；稍稍提高學生助學金，使學生能按自願原則參加某些俱樂部或社團；學生會所需設施由各學校負責提供；學生會的設施向所有學生開放，不管他們是否是學生會會員。這些改革除了能解決公款的使用問題外，還將消滅學生會的"封閉式工廠"性質，這種性質原則上是非常令人討厭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不準備立即支持我的建議，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論點，而且充分認識到可能會引起很大爭論，結果取得委員會同意。
比爾?馮?斯特勞本齊是直接負責磋商這些建議的國務部長，可是學生很快把我當作最仇恨的攻擊對象。我不論到哪裡都受到一群群學生的圍攻。１１月初我在利茲大學參加一所新建築奠基儀式時，大約有５００名學生企圖用大聲呐喊把我壓倒。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在倫敦伊麗莎白女玉大廳發佈南岸工業大學命名文件時，遭到２０００名大聲叫喊的學生阻撓，當地不得不出動十幾名騎警保護我的汽車。１２月，抗議學生利用放假組織了一次全國性抗議日，各大學焚燒了我的模擬像。
這時候，許多大學的校長和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抗議採取默許態度。愛德華?博伊爾甚至在利茲大學學生群眾大會上宣佈他反對我的建議。既然這些建議只是提出來供磋商的（雖然發生的情況顯然不能用"磋商"二字來描述），完全有可能讓學生的情緒冷卻下來並推遲採取行動。我就是這樣做的。主要問題是，如果大學當局自己不準備維護大學的價值並行使其權威，改革計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當時一部分學生在神經緊張的學校當局的縱容支持下，開始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大學裡不容異說的狀況７０年代初達到了最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樣的審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過去明顯而且更加制度化罷了。
第六節 嘗試，再嘗試
１９７１年，對政府和對我個人都是艱難的一年。不斷加劇的壓力愈積愈多，越來越難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將描述的，到１９７２年初，政府終於喪失了信心。我雖然受到的壓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信心卻始終保持不變。
可是，有些時事評論員懷著欣賞和遺憾的複雜心情，認為我已經完蛋了。我在蘭伯赫斯特過完聖誕節回來上班時，讀到報上正在對我的命運前途進行公開討論。有張報紙稱我是"沒有人喜歡的夫人"。另一張報紙發表一篇貌似體貼他人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撒切爾夫人如此不受歡迎》。但是我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推到一邊，專心處理工作。
事實上，不久，對我個人的攻擊浪潮開始轉向（對政府的還沒有）。大概反對"搶奪牛奶"運動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１９７２年，更嚴重得多的問題——礦工罷工以及政府實行政策大轉變所帶來的各種因素——開始向我們襲來。這些問題使反對我個人的運動相形見繼。當然，我顯然是不會——至少不會心甘情願地——屈服或退卻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員１月１２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別墅去開會，對教育問題進行一般性討論。我隨身攜帶一份總結和瞻望教育情況的備忘錄。儘管還有許多困難，但選舉前的承諾只剩下一項尚未實施：即擴大幼兒教育。完成一些重大項目需要花許多錢。使我們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是中等教育組織結構問題。這裡存在的問題是——用我表述的原話來說——"我們本黨的許多地方委員會正在順時勢隨大流。問題是，在保衛現有文法學校與允許地方教育當局自作決定之間保持什麼樣的平衡？"我們在契克斯別墅討論了上述問題以及諸如學校供應牛奶和學生會等其它令人惱火的問題。特德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他很關心幼兒教育；他一直要求對學生會採取行動；他還非常合理地詢問，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來證明我們選擇學生政策的正確性，而不只是討論地方當局的自主權。
但是從我的觀點來看。特德邀請我和我的官員同他一起討論教育問題，這件事至少和討論本身一樣重要，它意味著在可以預見到的一段時間內他並無讓我離開教育部的打算。對於當時面臨各種問題的我來說，這是對我的權威的有力支持。幾天後，特德又在下院列舉我取得的各項成就。他為什麼要給我如此強有力的支持？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需要在他的內閣中有二位婦女，而當時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選。但我認為這也體現了特德最令人欽佩的品格。他知道，我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擊的各項政策，實質上就是我在財政部壓力下考慮政府財政困難而不得不勉強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並沒有試圖把責任推卸給別人。
儘管不能指望他堅持某些政策，但對於那些為他和他的政府盡了最大努力的人，他總是支持的。這正是他的內閣成員能夠團結一致支持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特德對我表示的支持，僅為我提供了短暫的喘息機會。但這就足夠了。從１９－－７２年春天開始，我所經歷的寒冷政治氣候開始明顯地解凍。４月我在全國教師聯合會會議上的講話不僅受到多數與會者的歡迎（講話結束時他們向我歡呼），更重要的是新聞界也表示歡迎。這一次與通常不同，我在講話中提出的建議是說給各種不同政治派別聽的。我宣佈增加建設小學計劃的預算，現在已達到創紀錄水平。我還宣佈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瞭解小學校裡教閱讀和使用英語的情況，這已成為群眾廣泛關注的問題。我暗示將進一步擴大幼兒教育，同時提醒大家存在著經費問題。但真正抓住評論員們想像力的是我對大型綜合學校的批評。（這次講話後，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又對最後這個問題作了詳細說明，著重提到前不久我否決了威爾特郡興建一所招收２７００名學生的綜合學校的計劃。）
我站起來講話時，一些左翼教師工會代表無禮退場。但這反而產生了額外的收穫。新聞媒體不僅喜歡強調規模較小學校的優點，而且對這些人的退場提出批評，認為身為老師甚至不願意聽取不同意見，就沒有給學生作出好的榜樣。５月，那家過去說我是"沒有人喜歡的夫人"的報紙，這次卻當眾讚美我是"變得成熟老練的瑪格麗特"。帶有幾分嘲弄意味的是，這個擊中要害的題目——我主張小規模學校——正是我自從在格蘭瑟姆當小學生時起就一直信守不移的看法。
然而，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發表教育白皮書，才使我們的教育政策恢復運氣。發表白皮書的決定是在部內討論３份《綱領分析與檢查報告》後作出的。內閣經過討論，到最後一分鐘才決定白皮書的標題。原先建議採用《教育：前進的綱領》，後來改為《教育：擴展的綱領》。現在看來，這是那幾年過於雄心勃勃、高額開支的典型表現。白皮書提出了一個高額開支和改善政府供應的十年計劃，其中有６點主要內容：包括改善或重建破舊中等學校的計劃，增設弱智與殘疾兒童特殊學校，適當提高中小學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的比例。為滿足以上幾方面的資金需要，控制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對詹姆斯委員會提出的教師培訓方面的建議，我們也作出了反應。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宣佈大力發展幼兒教育。這個計劃將滿足９０％４歲兒童和５０％３歲兒童的入學要求，工作初期的重點放在缺乏幼兒教育設施的地區。現在看來，白皮書標誌著"政府為解決英國教育制度中固有的問題而作出的最大努力，準備為此投入大量資金。
白皮書得到意想不到的熱烈歡迎。《每日電訊報》雖然批評白皮書未能對學生貸款提出建議，但認為它表明我是"我國最出色的改革——和花錢——的教育大臣之一"。《每日郵報》稱它是一場"靜悄俏的革命"，並評論說"戰後還沒有出現過這種做法"。比較令人不安的是，《衛報》的報道讚揚它是一個"進步的綱領"，並評論稱——我希望這是言不由衷——"除了沒有強制結束對１１——１２歲小學畢業生進行甄別考試的做法，撒切爾夫人離令人嚮往的社會主義教育政策的目標已經不遠。"
第七節 現實的打擊
除了其能說會道的工黨新任教育事務發言人羅伊?哈特斯利就教育支出增加速度問題進行過幾次激烈辯論以外，１９７３年頭幾個月是教育和科學部比較平靜的時期。但此後不久，政府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造成的後果不斷向我們襲來。第一次是在５月，為了使過熱的經濟冷卻下來，採取了一連串削減開支措施。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設開支，特別是政治敏感性較弱的高等教育顯然是削減目標。結果，我避開財政部的壓力，使建設小學計劃的經費免遭削減。
但是教育和科學部預算中出現了其它問題。通貨膨脹壓力推動建築業的價格上漲，而愈來愈擔心的財政部拒不批准增加開支。建設小學計劃餘下的部分不得不放慢速度。政府將在１０月作出堅決壓縮開支的決定。隨著１０月的臨近，我愈來愈清楚地看到，削減政府開支已勢在必行，及早向新任財政部首席大臣帕特裡克?詹金表示同意削減教育預算已具有政治意義。結果，削減了建設小學計劃和教師培訓的經費，提高了學校膳費。
節約開支並沒有到此結束。由於１２月石油危機和礦工罷工的影響，托尼?巴伯開始拼命尋找進一步緊縮預算的途徑。基本建設支出是能夠立即大量削減政府開支的唯一領域。因此，要求各部大臣將基本建設計劃削減１／５，將採購物資及其它經常性貨物和服務開支削減１／１０。按照此項要求，我對中小學及高等教育建設計劃進一步予以削減，最令人痛苦的是不得不暫停更新破舊小學；從長遠意義上講，也必然會降低學生人數的增加速度。教育和科學部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度預算削減了１．８２億英鎊——政府開支總共削減了１２億英鎊。但我還是設法暫時挽救了幼兒教育計劃和建設特殊學校計劃。
這時，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臨政府頭上的各種災難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將不得不走上街頭演講台，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間執行的政策進行辯護。我發現這樣做並不難，因為幾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如果衡量"進步"的標準得到同意的話——指撥出的金額，不是取得的結果一這幾年的工作同樣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進。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重建或修繕了將近２０００所過時小學；幼兒教育取得很大發展；我提高了學生離校年齡，而工黨政府一直拖延時間未予實行；如今在面積很大的教室裡上學的小學生人數減少；合格教師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間，花在爭論教育結構和經費問題上的時間大多，花在處理教育內容這個關鍵問題上的時間大少。
同樣，到大選時情況已很清楚，《擴展綱領》提出的數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觀念都已被發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兒教育的計劃是無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還得湊合著繼續使用一些年，直到學生人數減少並關閉一些學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財力。羅賓斯報告中提出的原則——"凡是能力和造詣合格者都應有機會學習高等學校的課程於（第３１段）——只能服從財政緊縮的要求。
但是，儘管眼看自己珍視的計劃遭到削減是多麼令人沮喪，現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即迫使我們去創造性地考慮如何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取得最好的結果。在經濟方面，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６年發生的危機導致人們對凱恩斯主義擴大需求理論的價值產生了深刻懷疑，對平衡預算、降低稅收和實行自由市場等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產生了新的興趣。差不多同樣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會政策的其它領域，人們開始認識到增加政府開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打開了眼界。人們開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達到預期的結果？這種形式基本上對管理它的人有利，還是對接受它的人有利？國家——不論是教育和科學部還是地方教育當局——做得太多了，還是太少？我們能從其它國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學到些什麼？必須對這些政策進行反思；而不久以後我們就會得到進行反思的充分時間。
第一節 愉快而自信的早晨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二上午將近１１點時，我坐著新的大臣專車來到唐寧街，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唐寧街１０號門口受到報界和電視臺記者的夾擊式採訪。首相府的候客室裡洋溢著熱情的歡聲笑語。我們以愉快的步伐相繼步入內閣會議室。特德?希思，還有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在他旁邊，正在那裡等候我們，我找到我在內閣會議桌旁的座位坐了下來。但是，教育和科學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一樣，仍然在我的頭腦裡索繞。正如我要說明的，我無法擺脫這些問題，也許它們在我頭腦裡占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讓我感到欣喜的不僅僅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內閣會議，我認為，我想我們都認為，這是國家生活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人們感到特德自己在盡一切努力進行辯解。在他宣佈建立一種新型的行政管理並以嶄新的方法處理公務的打算時，其語調洋溢著衝動，他在剛剛過去的選舉開始之前介紹我們的競選基礎文件競選宣言時也是這樣。他強調深思熟慮，避免操之過急和魯莽行事。這就是要與過去一刀兩斷，一切重新開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講話的調子正是我們大家所預料的。他堅信，只要政府採用正確的辦事程序，組織機構健全，再加上人們提出恰當的、高質量的具有專業水平的建議，並適當地採用這些建議，心胸開闊的政治家們就有能力解決根本性問題。基於這一觀點當年秋天組建了以維克多?羅斯查爾德為首的中央政策審議部，使政府機構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組（包括建立龐大的環境保護部），還建立了計劃分析與審議系統。更全面他說，它激發了人們對政府能夠駕馭和控制局勢的信心，後來證明人們對政府寄予的信心過分了。
當然，我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後認識到的。我不是內閣中關鍵的機構經濟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雖然在討論教師工資和學校開支問題時，我有時也參加會議。當實行極為嚴峻的複雜的法定價格和收入政策時——我們的宣言要求回避這種政策，我經常出席由特倫斯?希金斯主持的關於工資問題的專門委員會，並作些發言。當然，我不是特德制定絕大多數重要決策的核心集團的成員。希思政府執政一年之後直至結束，內閣本身的作用一般說來不那麼重要了。因此，關於這些年代的詳細情況，要等待特德?希思自己的回憶錄了。
然而，我這樣說是為了說明情況而不是為了推卸責任。作為內閣成員，我必須為我在政府的授權下所做的工作負全部責任。在２０年之後再回顧這段經歷時（包括十多年我任首相的時間），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特德?希思——一個誠實的人，無論他是對是錯，他的人格力量使他不屈不撓，走了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犯的錯誤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他的錯誤——我們的錯誤，因為我們都跟著他走——對保守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我們也很容易理解他所承受的壓力。
不應忘記，１９７２年春至１９７４年２月間，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數有影響的評論家所極力主張的而且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美國的尼克松政府採取了大致類似的方針，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當時有些勇敢的、有遠見的批評家的意見證明是正確的，但他們四面受敵，孤立無援。儘管我的保留意見日益增多，但在這一階段，我還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但是，我們有些人從這些錯誤中汲取了教訓（儘管特德恐怕從來沒有）。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我才很好地，伊諾克?鮑威爾以及其他少數勇敢的保守黨後座議員為什麼對於政府政策接連不斷的１８０度大轉彎提出抗議。他們聲稱："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踐踏在泥海裡的原則撿起來的話，你尋找的對象不應當是那些踐踏原則的人。"但是，伊諾克錯了。用拉迪亞德?基普林的話說，基思?約瑟夫和我"有著數不完的教訓"：
讓我們老老實實地承認，
正如一個講求
實際的民族應當做的那樣；
我們有無數的教訓；
這些教訓將對我們稗益無窮。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後來的成功歸功於我們對內部情況的瞭解和對早期失敗的認識。希思政府特別使我們瞭解到，保守黨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果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比工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後果更加慘重。集體主義，如果沒有平等主義的理想主義氣味來彌補的話，是一種絲毫沒有吸引力的信條。
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已經簡單闡述了一些背景。儘管我們由於塞爾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稱譽，但對我們的政策的思考遠遠不像表面看來那麼透徹。特別是在經濟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們對通貨膨脹以及工資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沒有明確的理論。由於沒有這種理論，我們陷入了盲目，認為通貨膨脹是提高工資和工會權力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們被無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價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這一特點，我對人經常沒有耐心。但我知道——當然，部分是由於看到了在特德領導下所發生的事情——從廣義來說，要制定一項行之有效的導致長遠變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堅持執行不干涉主義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只著眼於制定一種機制而不是制定一項計劃的話，就特別需要耐心。１９７０年特德領導下的政府和１９７９年我所領導的政府的情況正是這樣。由於執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變方向對戰略的信譽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因此，特德政府上臺執政，一方面可以為保守黨政府過去堅持的原則和一貫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問題，包括大量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的怪事。１９７０年特德介紹競選宣言時所說的話又回過頭來纏繞他了：
一旦一項決定已經作出，一項政策已經制定，那麼首相和他的同僚們就應當有勇氣堅決地執行下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幾年我們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斷後退和修補對英國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從另一層次來看，從在政府中日常的體驗來看，對所發生事情的解釋要從事情本身中去尋找，從困擾我們的力量以及我們對它們的反應中去尋找。我們過去以為我們已有足夠的準備來面臨這些問題。但是情況不是這樣。我們逐漸被風吹得偏離了航道，直到在絕望中掙扎，我們撕毀了地圖，扔掉了羅盤，在新的旗幟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換，他仍然堅信他的航行，重新啟程駛向未知的、暗礁密佈的海域。
動盪來得很炔。由於全國碼頭工人罷工的困擾，政府上臺幾個星期就被迫宣佈緊急狀態。同時成立了調查法庭，以尋找一種代價高昂的解決辦法。雖然在兩周內罷工解決了，但這是否是一次勝利，也很難說。
下個月的危機是國際性的。９月６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陣線的恐怖主義分手劫持了４架飛機（沒有一架是英國的），並要求這些飛機飛往約旦。其中３架飛機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從以色列飛往倫敦的飛機，劫持者被保安人員制服了。倖存的劫持者萊拉?哈利德在希思羅機場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要求釋放她。正當內閣於９月９日星期三開會之前，他們劫持了一架英國飛機以施加更大壓力。當我們開會時，該飛機正在飛往貝魯特。有人向內閣說明，我們已經默認了美國的建議，釋放萊拉?哈利德以換取釋放人質。以後的幾個星期內，在進行交涉的同時，內閣對這個問題討論了許多次。在此期間，約旦本身陷入了在國內進行的一場戰爭，因為侯賽因國王為反對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國家而與之作戰，而敘利亞人入侵並佔領了他北方的大片國土。特德拒絕站在侯賽因國王一邊並參與進去，他肯定我們與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談判是正確的。儘管釋放哈利德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最後還是達成了交易，所有人質也隨之被釋放了，雖然被劫持的飛機被恐怖主義分子炸毀了，但侯賽因國王勉強地但又是成功地經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時，我國政府已經遭受到一次打擊，也許我們從來也沒有從這次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７月中旬，伊恩?麥克勞德因腹部小手術住進了醫院。手術是成功的，手術後他回到１１號去休息幾天。７月２０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電話鈴響了，是保守黨議會督導員弗朗西斯?皮姆打來的。他說，特德要他打電話通知所有內閣成員，伊恩因突發心臟病於當晚去世。他享年只有５６歲。
我個人感到受到打擊。因為我與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寬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給了我發揮才能的機會，使我進入了影子內閣，然後進入了真正的內閣。但同時我也立即意識到我們失去了最機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溝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當了財政大臣他的表現會怎樣。但是，如果人們承認，正如我過去和現在都承認的，即經濟政策的最大錯誤來自特德對財政部的壓制；人們可以有理由假設，如果伊恩還活著，事情可能會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職務。托尼?巴伯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財政部的時間，總的說來並不愉快。隨後幾年的經濟問題都來源於這一職務的變換。雖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經濟天賦，但伊恩在政治上卻強得多。
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的那次內閣會議是沉悶的。內閣會議桌旁坐著的幾乎都是此後我四年半的同僚。他們的個人素質將受到嚴峻的考驗。托尼?巴伯是我擔任律師時的老朋友，雖然不是特別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能幹的稅務律師，但他不是有可能起來反對特德的那種人。雷吉?莫德林任內政大臣，直到１９７２年由於普爾森事件而辭職。他一直對經濟政策有興趣並持有鮮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對他的新職務並不那麼高興。他在業務上還是極為稱職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干預經濟政策的倒退，他不大會起來反對。實際上，他一向是主張這種政策的。
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費吹灰之力恢復了他原來在外交部的職務。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費很大力氣來實現我們作為反對黨時所作的承諾，即取消對南非的武器禁運，並設法制定一種我們承受得了的方法來保持英國在蘇伊士以東的駐軍。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內閣中時那樣更多地參與國內政治事務了。昆廷?黑爾沙姆如願以償，當上了上議院議長，他在特德和以後在我領導下任該職很長時間。在他任該職期間，他設法將他一貫的惡作劇和表演意識與上議院的斯文莊重的傳統相結合。彼得。卡林頓是國防大臣，他沉著地擔任了這一適合他的職務。我知道他與特德關係親密。在他擔任党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後，他們的關係就更加親密了。他在處理最後的礦工罷工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這次罷工促成了１９７４年２月提前大選。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員。
相反，儘管基思?約瑟夫是內閣中的資深成員，他的見解一向受到重視，但他肯定不是內閣核心成員。而且，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核心集團。在被任命為社會事務大臣以後，首先浮現在他頭腦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會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經濟信念，儘管他仍然極不信任一切形式的總體主義。由於他的熱情。解決使兒代人遭受貧困的週期性貧困問題就成了他的任務。像我一樣，基思負責一個開支很大的'社會'部門，因而他（也像我一樣）的優先項目的開支與緊縮公共開支的要求之間自然就產生了矛盾。不知是出於偶然還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內閣中兩個在經濟問題上最保守的成員排除于經濟問題的決策之外，而將經濟決策留給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響的人。
約翰?戴維斯是英國工業聯合會前總幹事，（當伊恩?麥克勞德死後他被召來擔任技術部大臣時，他對政治一竊不通），他肯定是經濟決策圈內的人。我喜歡約翰，事實上後來我任命他在影子內閣中擔任了一個職務。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熱心的仰慕者，對他處理動盪不定盼產業政治的做法，也很難為他辯護，而現在他的職責就是處理這類問題。約翰還代表'商業'界，這是由於特德有潛在的總體主義意識，認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種'作用'。
羅伯特?卡爾是就業大臣，他是繼托尼?已伯和約翰?戴維斯之後在特德領導下負責經濟戰略的第三名關鍵人物。他年紀比我大很多，我們的觀點和性格也不同。他雖然刻板，但卻是正派的、工作勤奮的人。他負有一項困難的、有理由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設法使有缺陷的勞資關係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黨左派的名聲，但這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有用。工會會員認為保守黨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為第一次煤礦工人罷工（１９７２年）時期的就業大臣和第二次煤礦工人罷工（１９７４年）時期的內政大臣，在這些事件發生期間，很少有人比他遇到過更大的困難。
有一個遇到更大困難的人，那就是威利?懷特洛。他相繼擔任下院領袖、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最後在三天工作周時他擔任就業大臣。威利屬?參加過戰爭的那一代人，我們二人之間似乎很少有共同點，而且，肯定我們兩人誰也沒有設想過我們的政治生命將會聯繫得那麼密切。因為當時教育部不需要搞許多立法，我們在工作上很少接觸。但我已經意識到威利是一個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談舉止和才幹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下院領袖。在那一屆政府末期，他的判斷力和素質使他所起的作用僅次於特德。然而，威利在公開場合的坦率形象卻掩蓋了他機敏的政治才能和駕馭人的天賦。
伊恩?麥克勞德過早地去世之後。傑弗裡?裡彭負責進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談判。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有類似的背景——我們都曾擔任過牛津保守黨協會主席，都曾當過律師——但我們兩人的關係從來都不密切。我總是感到他設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論點的力量來壓倒對手。這可能是由於特德給了他任務，要他在與歐共體談判時儘量爭取到最好的交換條件——而這種交換條件並不總是符合我們最大的長遠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的印象是，特德最信任的兩名內閣成員是吉姆。普賴爾和彼得?沃克。他們都對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黨作為反對黨時是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而彼得是特德１９６５年竟選保守黨領袖班子的組織者、吉姆是農業大臣。他的農場出身和紅潤的臉色幫助他得到這一職位。此後，１９７２年４月，在彼得?卡林頓領導下他擔任保守黨副主席。彼得?沃克熱衷於英國機構的現代化，這一點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為新成立的龐大的環境部的大臣。這時，他開始積極推行他的最不受歡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實行'社區稅'時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嚴重的官僚主義。後來他到了另一大機構，即貿易和工業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輕，彼得更年輕些。但他們對政府總的方向都有著大得多的影響，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與我很不相同，他們對特德的忠誠和他們的政治能量都使我欽佩。
其他內閣成員有蘇格蘭事務大臣戈登?坎貝爾，掌璽大臣兼上議院領袖喬治?傑裡科，威爾士事務大臣和党的主席波得。托馬斯是我在議會中的親密鄰座和朋友，邁克爾?諾貝爾曾一度任貿易和工業大臣。這些成員在內閣的討論中沒有發揮顯著作用。因此，我發現在內閣中只有一個政治朋友——基思。儘管總的說來我與其他內閣成員的關係是客氣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們不是意氣相投的朋友。無疑，他們也瞭解這一點。這種情況經常更清楚地表現在偶然的交談和啟發的反應中，而不是在辯論中。由於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難，所以我不想在內閣中佔據很多戰略據點。
特德完全控制了內閣，未受到挑戰。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贏得了１９７０年的大選，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個人人品的競選贏得的。我們瞭解這點，他也一樣。再者，以根本原則為基礎進行辯論是違反他的天性的，而且與他的脾氣格格不入。直到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以及到發生１８０度大轉彎事件時為止，特德領導下的內閣能夠保持團結，至少部分原因僅僅是由於承認這一點：他是首相，因而有權在執行計劃過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計劃本身被放棄而代之以實行總體干涉主義時，氣氛就惡化了。這種惡化並不表現於發表不同意見，而是偶然流露出來的抱怨。我們知道我們陷入了困境。
第二節 羅爾斯—羅埃斯政策
儘管１９７０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難向我們突然襲來，我們的頭腦中還完全沒有出現憂鬱的想法。事實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羅伯特，卡爾、約翰?戴維斯等人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實施他們激進的改革方案，而內閣中的其他成員則是熱情的啦啦隊長。
首先，政府決心著手削減公共開支。（事實上，這是整個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期間唯一持續在內閣一級進行審議的一個問題。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的削減是匆忙進行的，沒有在內閣詳細討論。）討論於７月底開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標是對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度的計劃開支淨削減１７億英傍，而且特德還散發了一個關於經濟形勢的文件以表明他對這一戰略的承諾。削減的開支多半在工業方面，但我已經指出，在教育部內在開支問題上也會有一場戰鬥。投資補貼取消了。工業改組公司將關閉。飛機和航天工程將受到最嚴格的審查。甚至耗資巨大的協和式飛機項目，主要由於歐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暫緩執行。這是一項大規模的自由市場經濟項目。這樣在１０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項減稅預算。根據該預算，標準所得稅率比原來的一英鎊收８先令３便士（折合新市約為４１便士）降低了６便士，並且從下個財政年度開始對公司稅進行削減。
我們經濟計劃中的另一重要環節也毫不遲疑地提了出來——勞資關係法案。該法案的框架已經是大家熟悉的了：這是我們作為反對黨時制訂出的最詳盡的政策的一個領域，而且早在１９６８年我們就發表了我們的方案。它試圖雄心勃勃地、全面地為勞資關係提供一個新的基礎。其主要原則是，集體談判達成的合同在法律上應當是強制性的，除非參加談判各方做出其他決定，而且歷史上工會在民事訴訟中享有的豁兔權應大大縮小，而且只限于那些其章程符合一定最低標準的工會（'註冊工會，）。
有關這一法案的案件將由一個新的司法系統即產業法院和法庭來處理，其上級機構為高等法院的一個分支——全國勞資關係法院。該法案也賦予就業大臣新的權力，即當談判破裂時，作為最後的辦法，可要求全國勞資關係法院命令推遲勞工行動，最長為６０天的"冷卻時期"——或要求發出有關工人在舉行罷工前須進行無記名投票的命令。
該法案儘管受到左派方面的敵視，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對工會運動是積極有利的。在英國的法律中將第一次規定工會享有（或不享有）某種法定的強制性的權利。對不公平的被解雇者也將有法定的保護條款——這在英國法律上也是一條新原則。最後，該法案將廢除過去立法中規定的煤氣、水、電工在合同有效期內罷工為刑事犯罪的條文。
當時我是該法案的強烈支持者，儘管我對某些特定部分持有懷疑，如對有關重要服務部門的規定。我們大家意識到，前工黨政府在工會和黨內的壓力下，從它為改革工會而提出的"取代衝突"的方案後退了。因此，我們進行必要的改革的決心倍增。
回想起來，該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亂的。它假定，如果工會權力從總體上得到確認，那麼工會就要在勞工行動方面規範它們的會員行為，例如減少未經工會同意的"野貓罷工"，並且以美國的模式有節制有秩序地使用它們的勞工力量。但法案也包括一些加強個人權力而對工會不利的條文。因此，該法案的指導思想一部分是總體主義，一部分是自由主義。
具體來說有４個缺陷。第一，該法案漏洞百出。如果雇主不承諾協議在法律上不是必然具有約束力，工會就可用拒絕在協議上簽字的辦法有效地躲過了法律制裁。工會還找到了一個有效策略，使該法案企圖改變英國勞資關係的奢望落空——許多工會索性撤銷了註冊，然後繼續我行我素，好象它們仍然享有過去的豁免權。對遭到它們的活動損害的人，不承認他們有權起訴。而且即使在少有的情況下受到起訴，它們也蔑視法庭。
第二，我們對勞資關係法如何與我們的總體經濟戰略配套還不清楚。我們走向'自願'收入政策的行動——始於被稱為'Ｎ-１，的政策八該政策在勞資關係法案提出之前即開始實行——增加了發生工資爭議的機會，並使羽毛未豐的勞資關係法案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下。最終，為了與工會在工資問題上縫縫補補達成交易，勞資關係法案被擱置起來，至少是暗中擱置起來了。
第三，如果我們想在這麼大程度上依靠法律來改善勞資關係的氣氛，我們就應該避免建立那麼多新的機構，設定那麼多新的程序。這會使我們的對手認為這是針對他們的。而當我們行使新的權力，規定'冷卻'時期，執行罷工前必須進行無記名投票的規定時，這些做法會立即聲名狼藉，因為這樣會使分歧升溫，決定是否罷工的投票結果又會對我們不利。
最後，我們天真地認為，我們的對手會像我們一樣遵守規則。"特別是我們認為，對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會有群眾性的反對，也不會像１９７２年礦工罷工那樣群眾性地違反刑法。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是在與不講道德的人進行鬥爭，他們的主要目標不是勞資關係而是政治。如果我們當時瞭解這一點，我們會採取步步為營的方針，在我們的勢力範圍內，按照我們規定的時間表進行鬥爭，正如１９７９年以後我們做的那樣。直到後來成為反對黨領袖時我才認識到，極左派滲人工會領導層的程度有多麼深，而且為什麼５０年代後期保守黨的小冊子中提到的那股'巨人的力量，現在這麼被無情地利用著。共產黨員們知道，他們不會再回到議會了，因此，他們選擇了以進入工會運動的領導來推進他們的事業的辦法，威爾遜政府和希思政府都曾與工會對抗過，然而都失敗了。如果最初不對工會權力挑戰，工會的影響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
但是，在這一初期階段我們還是在努力向前邁進的。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羅伯特?卡爾告訴英國職工大會說，勞資關係法案的主要部分是不能談判的。該法案發表了，並於１２月通過了二讀。１９７１年２、３月份發生了針對該法案的群眾性抗議和罷工。工黨使用一切計謀反對它、但在１９７１年８月，該法案終於編入了法典全書。職工大會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命令其下屬工會撤銷註冊。因此，現在就要看該法案於１９７２年２月底生效時實際效果會怎樣——革命、改革還是一切照常。我們不久就會知道。
同時，還有其他問題令我們關注。有時有人認為一這次是伊諾克?鮑威爾認為——政府航天部於１９７１年２月接管羅爾斯——羅埃斯公司的決定標誌著第一次１８０度大轉彎。這並非如此。在該公司通知政府它面臨著不可克服的財政困難前不久（由於為它的三星式飛機製造ＲＢ一２１１型引擎而與洛克希德公司簽訂的合同的費用不斷上漲），我的選區的一名選民告訴我，他為該公司感到憂慮。我請丹尼斯為我查一下數字。有一天晚上我口家看到他被公司６年的帳本包圍著。他告訴我，羅爾斯一羅埃斯公司將研究與開發費用當作成本，而不是放在損益帳上。這說明了真正的問題所在。
幾天以後我突然被召去參加一次內閣會議。我在內閣候見室內看到航空大臣弗雷德?科菲爾德在那裡等候。我問他："你在這裡做什麼，弗雷德？"當他憂鬱地回答"羅爾斯-羅埃斯"時，我並未感到吃驚。他的表情說明了一切。在那次會議上我們聽到了問題的全部情況。根據丹尼斯告訴我的情況，我確認了科菲爾德的分析。這使得我們同僚們很驚訝。我們未經很多辯論即決定讓該公司自己停業清理，但將其航天部門國有化。在這以後的兒個月期間，內閣又進行了更加複雜的討論，因為我們與洛克希德之間又對最初的合同進行重新談判，而該公司財政當時也處於困境之中。人們可能會對因此而需要提供的條件和款項提出爭議——而且確實有人這樣做了。但我不認為我們之中任何人懷疑，出於國防考慮，我國保持本國製造飛機發動機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當然，從長遠看，這只"跛足鴨"在我當首相時又重新獲得力量，飛回到私營部門。
羅爾斯-羅埃斯糾紛是短暫的。一年之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政策１８０度大轉彎，表現在通貨再膨脹、對工業的補貼、物價和收入政策等問題上。然後在議會中保守黨右翼內部開始分裂。許多議會外的保守黨支持者也出現分歧。為了打開成功的局面而進行的這些政策上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的失敗，進一步分裂了保守黨並造成了其他後果。它造成了一個通貨膨脹高潮，而通貨膨脹又使得資產價格飛漲，並大大地鼓勵了勝負難卜的金融投機，從而玷污了資本主義，也一同玷污了保守黨，儘管許多人否認這一點。我將很快回頭再說，導致這一切的經濟形勢。但是，重要的是不能低估兩個非經濟問題對保守黨的影響——歐洲問題和移民問題。
第三節 從帝國到歐洲
我全心全意主張英國加入歐共體，原因已在前面簡述。戴高樂將軍于１９６９年４月離開愛麗舍宮使形勢發生了變化。他的繼承者喬治?蓬皮杜熱衷於英國加入歐共體；而在海峽的我們這一邊，當然沒有比新首相特德?希思更熱衷於此事的了。從來沒有人懷疑剛剛上臺的保守黨政府會採取什麼立場；也沒有人懷疑政界各派中會有許多人反對這一立場，其中包括許多最有影響的成員，如邁克爾?富特，彼得?肖爾和伊諾克?鮑威爾。但是，無論是出於各種高尚的還是低下的原因，工商業界、新聞媒體和流行的輿論都普遍表示強烈支持。
正式談判於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底在布魯塞爾開始。傑弗裡?裡彭向特德和一個內閣委員會彙報情況，有時也向我們全體內閣成員彙報。１２月份，我們兩次詳細討論了英國對歐共體預算問題的談判立場。無疑，加入歐共體的財務支出會是很高的。估計，我們可能指望的最佳方案是：英國所繳納會費的毛額占歐共體總支出的１７％，有５年的過渡期和５年之後的３年所謂'調整期'（以便使百分比保持在１７％）。為了防止不可避免的批評，傑弗裡?裡彭還希望談判制定一條特殊複審條款，以便當應對歐共體預算繳納的淨會費變得使我們負擔不了時，我們可以引用。但他似乎對這點不大重視，並認為，無論是否有正式的複審機制，我們都能夠重新提出這一問題。
當時特德說，沒有人認為這一負擔是難以忍受的以致我們應中斷談判。這樣他就解決了關於加入歐共體費用的討論。但是，整個財務問題還是應當進行更加仔細的考慮。這一問題是以後的十多年期間英國與歐共體關係中的主要問題，而且證明不那麼容易重新進行談判。雖然在進行加入歐共體談判期間，歐共體發表了一項聲明：如果在當前的歐共體內或擴大了的歐共體內出現一種令人不能接受的形勢，歐共體的生存將要求有關機構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英國應繳納的費用還是在很炔地增長。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的工黨政府在縮減這筆費用上未取得任何進展。這件事留給了我以後去做。
１９７１年５月初內閣又討論這件事，這時據報告說談判已陷入僵局。當時有些未解決的難題：新西蘭產品（奶油和羊肉）和英聯邦的糖的優惠協議問題，還有法國人在英鎊作為一種國際貨幣的功能問題上打太極拳。但是預算仍然是真正的問題。我們對於可提出什麼樣的交易條件有這樣的想法：許諾削減由共同農業政策導致的費用並建立區域發展基金，這樣英國可從中得到超出比例的好處。這仍然不是我們所想要得到的解決辦法——而且無論如何承諾是不能兌現的——當時我們沒有人預料到這項負擔將會多麼大。特德告訴我們，他計劃在巴黎與蓬皮杜總統舉行首腦會談以結束辯論。內閣的討論就這樣結束了。
特德用了兩天時間與法國總統會談，鑒於過去與法國之間存在的困難、這次首腦會談被看作是他的一次真正的勝利。此後的談判迅速完成——共同漁業政策除外，這個問題用了好多年才解決——有關條款於下個月由內閣批准。議會能否通過還是問題，因為兩黨內部都存在深刻的分歧，而且工黨改變了它過去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支持態度，聲稱當前的加入條件是不能接受的。最後，政府決定保守黨一方在是否加入共同體這個原則問題上進行自由投票。這使工黨很難堪，特別是６９名工党議員不顧他們自己黨的命令而投了贊成票，使得贊成加入共同體的票達到了１１２票的多數。但是，當涉及條件而不是是否加入的原則時，辯論遠沒有獲得勝利。１９７２年２月對歐共體法案進行二讀時只以３０９票對３０１票通過，自由黨支持了政府，而且保守黨議會黨團督導員們施加了強大壓力。該法案于１０月份成為立法。
當時很少惹人注意的問題是主權問題，包括國家和議會的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１９７１年７月內閣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些討論，只是討論了在白皮書中對加入歐共體的一般表述。文件中經過討論後的段落——第２９-３２段——現在可以對照事態的發展來閱讀，顯然是以巧妙的混亂來掩蓋根本問題的突出範例。特別是有兩句話堪稱傑作：
沒有國家基本主權受到侵犯的問題；現在提出的建議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分享和擴大各自國家的主權。
習慣法將仍然是我們法律體系的基礎，而我們的法院將繼續像現在一樣運行。
我自己當時對這些問題也沒有特別深入的瞭解。當時我感到，我的同僚們也這樣認為，伊諾克?鮑威爾和其他人提出的關於主權的論斷，是把理論性論點作為辯論手段使用。
在對該法案第二條進行辯論時，傑弗裡?豪作為副檢察長在簽複德裡克?沃克-史密斯的批評時，對這件事似乎作卞令人滿意而信服的說明。他說，"說到底，如果有人建議［歐洲共同體法案］整個廢除，議會的根本主權必然絲毫無損"。他還自問："如果將來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無意間或多或少地與共同體法案相抵觸，那將會怎樣？"傑弗裡說："法院會設法按照傳統的辦法根據我們的國際義務來解釋法規。"但是，如果二者不能協調又該怎麼辦呢？他繼續含蓄他說：
無路可走時人們只能作到這種地步，使不可回避的和永久存在的議會主權與下面的前提相協調：即我們應當履行我們的條約義務以保證給共同體法以優先地位……如果無意中這種矛盾產生了，那就要由當時的政府和議會來考慮了……
歐洲法庭裁決１９８８年的商船運輸法違反羅馬條約，這就使得我們不可能再拖延對這些問題的考慮了。
然而，並不是這個問題使得共同市場成為政府面臨的難題。主要的政治錯誤在於我們過高估計了參加歐共體帶來的好處。在政府本身，這一傾向導致大臣們制定並容忍了不健康的政策。為了"裝備"英國工業以應付歐洲的挑戰，有人說有必要提供補貼和進行干預——這種思路在１９７２年關於預算的講話中得到了支持。更糟糕的是，放任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被看作是正確的。根據是，高水平的經濟增長——約為５％左右——現在可以在約３億人口的新歐洲市場內持續下去。也有人認為，來自歐洲的競爭將迫使工會採取較為負責的行動。至於一般公眾，對加入共同體帶來利益的期望提高了——然後又大為失望，因為由於經濟情況惡化工業的混亂情況更加嚴重了。然而，白皮書許諾："參加擴大的共同體將導致英國工業的效率和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同時，投資率將提高，實際工資也將更快地增長。"
英國加入共同體的談判成功並得到議會批准，似乎對特德?希思的心理產生了影響。他對歐洲的熱情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激情。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激情又發展到癡迷的程度——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們也日益癡迷起來。人們越來越少地談論什麼是英國的最大利益，而更多地談論做一個好歐洲人的重要性。
權勢集團中有一種歡快的情緒。這種情緒到１９７３年１月份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舉行的"鼓吹歐洲人的慶祝活動中達到了頂峰。在由英國和國際人士在皇家歌劇院舉行的節日盛會中我們以前的隔壁鄰居西比爾?桑代克朗誦了布朗?的詩。之後，丹尼斯和我應邀參加了在蘭開斯特大廈舉行的數百人出席的國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幾年前在特德的一次唐寧街晚宴上唱的兩支小曲："所有的生靈都興高彩烈，心曠神怡"，"尤其顯得匆忙中講述的故事已經晚了"。
另外一個失去許多保守黨支持者的問題是移民問題，特別是在西米德蘭。正如我已指出的，特德和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方針事實上是極為堅定的，１９７１年３月二讀通過的移民法案提出了一個控制英聯邦公民和外國人的單一體制，同時給予"國民"即那些有居住權的人自由入境權。很清楚，對自願移居英國者給予批准的承諾實際上擱置起來了。但是。到底這種體制對移民的淨額有多大影響還是值得懷疑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麻煩來了，當時烏幹達總統伊迪?阿明宣佈大批驅逐那些獨立後仍審慎地繼續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９月份，整個一次內閣會議都用來討論烏幹達的亞洲人問題。我們心底裡都在想，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現在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境。當我到內閣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應當堅持我們宣言裡的承諾，即不應"再有更大規模的移民"。但特德一開腔就說，"我們不可能拒絕接納這些被驅逐出境的英國護照持有者。總檢察長波得?勞林森解釋說，按照國際法，我們有義務接受他們——如果不考慮國內的移民法的話。這以後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爭論了。後來我感到，從其他方面來考慮，這項決定是正確的。這就是我們無法規避我們的人道主義義務——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接受這一義務。我看到來到我的選區居住的亞洲人是令人欽佩的勤奮的人民。而且這一措施確實被證明是嚴格控制移民規則的一個例外，而不是走向放棄這條規則的第一步。
然而，我的直覺準確地反映了黨的感受。黨內對此決議存在一種極為不安的情緒。伊諾克?鮑威爾在當年黨的年會上發言，強烈反對這一決議。１１月下旬，由於大量後座議員對新移民規則的反對，政府的動議未被接受，特德本人也動搖了。他認識到，公眾輿論不會容忍這種現象重複發生。他成立了一個由大臣組成的小組來研究制定一項阻止移民再次流入的立法。１２月份該小組向內閣報告，不主張制定立法，而主張發表一項"聲明"，宣佈英國不一定必須接納被驅逐的大批人員，而是在國際上進行磋商。這時內閣中產生了分歧，因而這種設想也失敗了。這是首相的想法未獲通過的少數情況之一。
我們的移民法案在下議院遭受失敗後，內閣討論移民問題時認識到，人們對其他一系列問題的不滿，給移民問題火上加油。要瞭解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就需要再回到經濟問題上來。
第四節 逆轉的路程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份發生了３件事一礦工罷工，上科萊德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和失業總數達１００萬。這３件事考驗了政府的決心並發現政府缺乏決心）當失業人數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１００萬大關時，總是令人震驚的。經濟學家們稱失業為滯後指標。當時我們不瞭解這一點，它剛剛達到高峰就開始下降。１９７１年失業的增長事實上是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羅伊?詹金斯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後果，鑒於１９７１年貨幣政策已經大大放寬，主要是放鬆財政管制，我們本來可以坐等這一政策產生效果，即失業人數從１９７２年開始下降。事實上，特德從來沒有相信這一分析，而且他大大低估了取消信貸管制的刺激作用。他認為有必要採取緊急財政手段刺激需求和降低失業。這一信念影響了他作出的各種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從而使下屆工黨政府蒙受了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而且，由於通貨膨脹減少了許多工作機會，而不是保持這些機會，它最終導致了更高水平的失業。
政府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的態度來源於對更高水平失業的後果的恐懼。同時這也被看作是對左翼好鬥分子的威脅的屈服，因此，也就成為了我們的一條新罪狀。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份我們第一次討論該公司的問題時，內閣作出了相當強硬的反應。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集團繼續給予支持，但還留了一條救生索：只要廠方同意關閉科萊德船塢，並將亞羅造船廠從科萊德集團分離出來，我們將繼續提供信貸保證。亞羅造船廠是為皇家海軍提供重要裝備的工廠，它似乎還可以搶救過來。但是，到１９７１年６月，上科萊德集團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宣佈進行清算。緊接著科萊德塞德的工人舉行了抗議罷工。７月份，由好鬥的車間代表領導的工會會員們佔領了科萊德集團的４家造船廠。
１９７１年秋，內閣進行了進一步討論，但政府沉溺於與工會談判，相信工會能夠影響好鬥的車間代表。這些人是工人佔領工廠的幕後策劃者。內閣經濟委員會同意，在清算人尋求解決辦法期間，政府繼續提供經費以使造船廠能夠營業。但條件是工會要作出可靠的保證，對新工作條件進行嚴肅的談判。我的一些同事強烈批評這種做法，他們有理由地保持著警惕，認為這種做法存在著危險，看起來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擔保面前做出了讓步。但經費還是提供了，談判還在進行著。
現在，公開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失業而不是造船業的前景問題。１１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黨的政治廣播講話中斷言："政府完全地、無條件地承諾發展經濟並減少失業。"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０日，關鍵的１００萬人失業的大關突破了。２月２４日我們在內閣中聽說，經濟委員會已經於頭一天同意了提供３５００萬英鎊經費以便使１個造船廠中的３個能夠營業。約翰?戴維斯公開向我們承認，新組的公司集團很難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如果失業總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經濟恢復得更快一些的話，他不會提出上述辦法。人們感覺到有一種不安情緒。有人指出，我們可以預料我們的支持者對該決定的反應將是激烈的。但是，內閣批准了它，而且在２月底，約翰宣佈了這項決定。這是一個小的但值得記憶的不光彩片斷。我與約克?布魯斯了格丹進行了純私人性的討論，他對這個決定持尖刻的批評態度，把它看作是一個嚴重的、不可原諒的１８０度大轉彎。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這時我們都有其他傷腦筋的事情。在制定勞資關係法時，我們過於重視如何建立盡可能好的法律體制，而不夠重視如何擊退對我們的方案的攻擊。在對待全國礦工工會對政府和國家構成的威脅時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當然我們知道，礦工和電力。工人在工資談判中手中持有一張幾乎不可擊敗的牌，因為他們可以切斷對工業和民眾的供電。１９７０年１２月電力工人的勞工行動發生後，建立了以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領導的調查法庭。該法庭建議第二年２月大幅度提高電力工人的工資，從而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在礦工工會內部有一個人數很多的好鬥的派別，他們對搞垮保守黨政府的興趣至少與顯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礦工收入的興趣一樣大，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礦工工會舉行了罷工投票，以微弱多數拒絕了國家煤炭局提出的解決辦法。由於害怕發生非正式行動，內閣授權國家煤炭局提出在１９－－７１年中期付一筆生產率獎金。全國礦工工會又拒絕了，這以後國家煤炭局主席德裡克?艾茲拉沒有與各大臣商議就提出立即付獎金，並不附帶提高生產率的條件。內閣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也許約翰?戴維斯和其他大臣們在繼續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我也一無所知。而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繼續關注著事態發展，也沒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上旬，礦工的工資問題才出現在內閣中，而且似乎是相當偶然的。全國礦工工會于１９７１年初舉行的年會大大修訂了舉行正式罷工的規則。修訂後舉行罷工只要求５５％的多數贊成票，而不是過去的２／３多數票。人們認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全國礦工工會的投票已經達到了５９％的多數贊成票。然而，似乎沒有人大為此憂慮。我們都很放心，煤的儲存量無論如何是很高的。
這種自滿情緒是沒有根據的。在聖誕節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上，羅伯特?卡爾向我們證實，全國礦工工會實際上正在號召於１９７２年１月９日開始舉行一次全國性罷工。在煤氣和電力部門也有更多關於工資的麻煩。而且我們只需向外看一眼，就會知道，冬天快要到了，這一切意味著電的消耗。但是內閣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討論，我們全都回家過聖誕節了。
聖誕節期間有人認為罷工可能不是全體一致的，而是只集中在好鬥的地區。但罷工開始兩天以後就很清楚了。這一行動是全體參加的。然後內閣就討論是否我們應當使用勞資關係法中的"冷卻"條款。但是據說很難滿足使用這一條款的法律標準要求——"冷卻"命令只能在存在著有可能促進解決問題的嚴肅前景時才由法庭授權發佈。而在當時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前景是令人懷疑的。使用勞資關係法中投票條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使人認為，強迫全國礦工工會進行投票會導致除繼續罷工以外的其他結果，也許還會導致工會的態度更加強硬。這令人不悅地表明瞭勞資關係法給我們配備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該法的重要部分還沒有生效，而且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公眾同情礦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預以便設法結束糾紛的壓力增大了。回頭來看，把１９－－７２年的形勢與可能發生的１９８１年礦工罷工以及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間一年之久的罷工相比，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怎麼沒有注意到事態的"持久性"——即在有限的或沒有煤的供應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使電站或經濟運行多長時間——而且內閣怎麼那麼容易地相信煤的儲量很大從而被矇騙呢，為什麼不考慮這些儲備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點。也就是說，是不是實際上放在發電站。大規模糾察隊將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進入發電站，內閣根本就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相反，我們作出的反應卻是討論由羅怕特?卡爾進行調解和使用'緊急權力'的前景，使用這一權力能使我們採取減少電力供應的辦法來使發電站的儲備煤多用幾周。我們對於"使公眾輿論倒向我們一邊"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無用的討論。但是，為了結束罷工，公眾輿論能作什麼？這是我從希思年代學到的另一件事——而且無論如何，總的來說，公眾輿論沒有站在我們這邊。希思時期宣佈過不少於５次緊急狀態。我從這一時期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緊急權力"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緊急涵義及有關決定，都不能企望用它來改變一次勞資糾紛的基本現實。
形勢逐漸惡化了。２月１０日星期四上午當我們全都在內閣時，危機出現了。頭二天已經宣佈了緊急狀態。當時羅伯特?卡爾直接與國家煤炭局和全國礦工工會打交道以便尋找一條出路。約翰?戴維斯宣佈了一條爆炸性新聞，他告訴我們說，如今工人糾察隊已把守住大部分剩下的儲備煤使之不能運出，現有的煤甚至都不夠供應到下週末。此後，電的產量將下降至正常供應量的２５％。電力的大幅度緊縮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工業將停產。總檢察長報告說，勞資關係法中有關對付次級糾察行動、抵制供應以及引誘其他工人採取行動從而使商業合同無法履行的條款，到２月２８日才生效。他認為此次罷工期間的大部分工人糾察隊的活動是合法的。根據刑法進行了幾次逮捕，但是，正如他所說的，"工人糾察隊的活動使得警察非常需要做出困難和富有敏感性的決定"。
這是一種含蓄的說法。約克郡礦工的左翼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已經著手在他的積極分子中樹立他的好鬥的名聲，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期間，我所面臨的出於政治動機的礦工罷工就是他組織的。在內閣開會期間，內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個信息念給大家聽。伯明翰警察局長要求西米德蘭煤氣局把蘇特萊焦炭倉庫關閉，因為運輸車無法進入，５百名警察面對的是７千名糾察隊員。
明白他說，這是暴力的勝利，對左翼來說具有傳奇式的意義。對許多政治家的評論員來說，它證明誰也不能指望抗拒礦工。警察的自信心喪失無餘。從這時起許多高級警官更重視維持"秩序"而不是維護法律。實際上，這意味著不能維護個人反對暴民統治的權利——雖然公平他說，警察缺乏採取必要行動的裝備和膽量。對我來說，在蘇特萊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亞于其對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們的所做所為，爭取使工會遵守法治的鬥爭不是在下議院的辯論廳裡進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決定的事，而是在礦井和工廠內外，在那裡脅迫和恫嚇被允許橫行無阻。
現在特德鳴金撤退。他任命了一個以無人不知的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首的調查法庭。如今，權力危機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於我們只能坐在內閣辯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等待全國礦１１會通過其會員投票來結束罷工。組織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個多星期。因此，當威爾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資時，沒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資幅度大大超過了已生效的"不超過１％"的自願工資約束政策所允許的水平。
但是，當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的好鬥的多數執委拒絕了調查法庭的建議，要求更多的錢和一大堆雜六雜八的其他條件時，我們驚呆了。用礦工工會主席喬?高姆萊的話說，他們提出的要求名單是很長的。
特德於２月１８日星期五晚上把我們召集起來，商議決定怎麼辦。簡而言之，必須快點結束這場爭議。如果我們還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裡晚些時候，特德把全國礦工工會和國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寧街１０號，說服工會放棄要更多的錢的要求，同時對其他要求作出讓步，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接受了，而且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礦工投票也接受了。這一糾紛過去了。但它對政府和實際上對整個英國政治的破壞作用繼續存在。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是使思想正統的人們確信，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中，除了"總體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替代辦法。２月２０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社論明確指出：
在威爾伯福斯的解決辦法出臺後，如果政府想從它的工資政策的廢墟上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它只有一條路可走，它必須與英國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正式的嚴肅的談判，以便確定一條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這要求與工業有關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靈丹妙藥。這不是丟面子，政府可以抓住這一最後時機，重建經濟政策。
驚魂未定、疑惑不解的大臣們願意聽到這樣的信息。失業的增加，上科萊德造船廠事件和礦工對政府的羞辱，這一切導致政府對其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估計，首先是特德有這種想法，然後是其他大臣和內閣成員。這並不是說他拋棄了整個塞爾斯登方針，而是說他放棄了該方針的某些方面，而強調了其他方面，並重重地添加了一劑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可能合乎他的性格和他對歐洲大陸的傾心，我們一直是經濟增長的熱心支持者，但我們現在是以犧牲健全的財政來促進增長。我們一直主張工業和技術現代化，但如今我們是依靠政府干預而不是競爭機制來確保現代化。我們一直從根本上混淆了'貨幣主義'理論和由工資帶動的通貨膨脹理論。現在我們忽視了前者，全盤接受了後者，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後我們實行了英國在和平時期從未實行過的對工資和物價進行最全面的調節的制度。
這些情況沒有一點使我高興。但是，如今很明顯，我們沒有能力抗拒工會權力。工會通過提出不負責任的工資要求迫使公司停業清理，使得工人失業，通過罷工造成國家生活停頓。勞資關係法本身看來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空殼：它不久將變得完全聲名狼藉。我象大多數保守黨人一樣，對一項包括我們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制定的某些目標的政策，準備至少給予一次機會。我甚至準備暫時贊同某種法定的物價和收入政策，以設法限制蠻橫無理地濫用工會權力所帶來的損害。但是我錯了。國家干預經濟並不是最終對付過份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辦法：因為它很快就與這些利益集團勾結起來。
星期一一般不召開內閣會議，因此，我事先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０日星期一這一天安排了長期以來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學方面的約會。為此，我未參加那天討論預算和新的工業白皮書的內閣會議。內閣的兩項討論都發出了改變戰略的信號，二者相輔相成。預算執行的是高度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包括大大削減所得稅和購買稅，提高養老金和社會保障津貼以及對工業給以額外的投資鼓勵。很多人謠傳說托尼?巴伯和財政部對預算不滿意，是特德將預算強加於他們的。預算講話把這些措施說成是為了幫助英國迎接加入歐共體後所面臨的挑戰。這一事實多少確認了上述謠傳。它公開計劃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爭辯說，在存在大量失業和閒置資源的情況下，提高需求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升高。貨幣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強調了它的"靈活性"；沒有為貨幣量的增長提出數量目標。
３月２２日星期三，約翰?戴維斯發表了關於《工業和地區發展》的白皮書，該白皮書是１９７２年《工業法》的基礎。在我們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看來，這是比預算更明顯的１８０度大轉彎。基思和我，也許內閣中還有其他人，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有些不滿意見在報刊上透露出來了。據我回想，內閣對白皮書事先沒有討論：它通過預算報告向下議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擬階段一向按照預算措施的保密要求處於保密狀態。從這時開始我感覺到，工黨座位上的敵視情緒已經變成蔑視。我當時不在下院，但我讀到《泰晤士報》對約翰?戴維斯關於工業法案發言的綜合反應的報導：
跛足鴨中沒有比貿易工業大臣戴維斯先生看來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在下院聽到的可能是最為出色的講話開始對工業法案二讀的辯論。最後，工黨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黨議員的幾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對黨所能說的話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於預工業和援助各地區問題上的轉向是多麼徹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讀了這些東西後感到不自在的保守黨黨員。我應該辭職嗎？也許是應該辭職。但是，我們這些不喜歡當前事態的人們還沒有對形勢作出分析，也沒有制定出一條替代方針。實在他講，我的辭職也不會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夠高，因此我的辭職只不過是最小的"局部困難"。我有更多的理由讚揚像約克?布魯斯-格丹、約翰?比芬、尼克?裡德利，當然還有伊諾克?鮑威爾這些人，他們在下議院的發言中和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揭露了這些愚蠢的做法。
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以來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後執行的很不同的方針之間也有著直接的聯繫。一名叫作阿蘭。沃爾特斯的有才華的但鮮為人知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辭去了中央政策審議部的工作，然後不僅尖銳地批評了政府的方針而且還正確地預言了將來的發展前景。
我們１９７０年所採取的方針還要蒙受一次打擊：它不久就發生了。這就是勞資關係法實際上的滅亡。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該法會造成個別工會會員進監獄。當然，如果搗亂分子一定要殉難的話，沒有法律條文能夠防止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雇主和碼頭工人之間一個長期的關於"集裝箱化"的糾紛就提供了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１９７２年３月，全國勞資關係法庭因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違抗准許船隻進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對核工會罰款５千英鎊。次日，由於工會蔑視法庭命令，在碼頭上採取了次級糾察行動，該工會被罰款５萬英鎊。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堅持認為，它不能對它的車間代表的行動負責，但全國勞資關係法庭於５月裁決否決了這種看法。然後，突然間，上訴法庭推翻了這些判決，並裁定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沒有責任。因此，那些車間代表個人要對發生的事負責。這是極為令人不安的，因為它開創了工會會員進監獄的可能性。在下個月，３名參加抵制行動的碼頭工人由於拒不到全國勞資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脅。此刻有３萬５千名工會會員開始了罷工。最後，代訴人請求上訴法庭阻止對工人進行逮捕。然後在７月份，另外５名碼頭工人由於蔑視罪而被監禁。
左派是冷酷無情的。在議會裡，議員們對特德群起而攻之。同情罷工擴展開來了。造成全國性報紙關閉５天。英國職工大會號召進行一天的總罷工。然而，７月２６日，上議院推翻了上訴法庭的決定，並確認工會應對其會員的行為負責。因此，全國勞資關係法庭釋放了這５名碼頭工人。
這大體上就是勞資關係法的結束，儘管並不是碼頭上的風潮的結束。隨後發生了一次全國碼頭工人罷工，並宣佈了另外一次緊急狀態。這次罷工到８月才結束，而且滿足了碼頭工人的大多數條件。在９月份，英國職工大會的年會又雪上加霜，開除了拒絕按照職工大會的指示撤銷其按照勞資關係法註冊的３２個小工會。由於我同黨一樣對勞資關係法抱有滿腔熱情，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震驚。
第五節 走的太遠的１８０度大轉彎
１９７２年夏天，繼通貨再膨脹和對工業進行干預之後，新經濟方針的第三方面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來。這就是企圖通過與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三方'談判，就物價和收入問題達成協議。我們儘管沒有明確的工資政策，但自１９７０年秋天我們制定了工資增長不超過１％的政策以來，我們就一直生活在一個"規範"的世界中。我們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現行工資談判中提出的增資"幅度"。礦工問題的解決辦法引人注目地破壞了這項政策。但特德得出結論認為，我們應進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後退。從１９７２年夏天開始，我們的目標是制定更加複雜的物價和收入政策，而且決策的中心越來越離開了內閣和議會。因此，我只能部分地敘述事情的經過。內閣僅僅能從特德那裡聽到實際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麼政策，而大臣們日益陷入多變的、複雜的工資談判的細節中。政府一方面對工資的細節的關心達到執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後達成的交易上又表現得無能為力。事實上，最重要的結果是使大臣們分散了精力，忽視了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當我們應該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現的威脅時，卻被無關緊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從７月初至１０月底，政府與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工業聯合會進行了三方談判。在這期間政府在用壓低工資要求來控制通貨膨脹的目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然而，它卻使我們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國工業聯合會提出爭取英國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自願"限制價格，將下一年的價格增長限制在５％之內。作為交換條件，我們著手將國有化工業的價格增長控制在同樣水平，其代價是高昂的，這是自尋失敗的政策，意味著這些國有化企業繼續賠本。而英國職工大會利用在三方會談中賦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經濟政策。與我們當選時承諾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們要求採取行動降低公房租金（這將破壞我們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場水平的住房財務法案）。它們要求控制利潤、紅利和價格，目的是從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好處（換句話說就是實行社會主義）。他們還要求廢除勞資關係法。對英國職工大會９月份舉行的年會提出的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當認真對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得到提高，但不會帶來其他工人工資也相應提高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全盤地走到了社會主義陣地上來，即低收入——無論怎樣定義——是一個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場的作用來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建議下一年工資的增長限於每週２英鎊，同時工業聯合會同意在同期內價格增長最多不超過４％，並同意延長政府的５％經濟增長"目標"的期限。
無論如何這是不夠的。英國職工大會不願意——也許不能夠——限制工資增長，１０月底，我們在內閣中對從這時起進一步走向法定政策的論點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持這種論點的人主張從凍結工資人手。我們當時的心態是異乎尋常的，就我的回憶來說，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內閣中沒有任何人由於這恰恰是我們在１９７０年大選的宣言中拒絕考慮的政策而提出過反對意見。然而，沒有人可以指責特德不願多走一步。他只是極不情願地承認英國職工大會是無法說服的。因此，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日星期五，內閣作出了實行法定工資、物價政策的重大決定，並以凍結物價和收入９０天為開始來實行這一政策。特德的話最為真實無誤了，他作總結時警告說，我們面臨著一個多事之秋。
隨著經濟政策的調整，內閣也進行了改組。莫裡斯?麥克米倫——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兒子——已從１９７２年７月開始從羅伯特?卡爾手中接過了就業部。後者在內政部代替了雷吉?莫德林的職務。現在特德提拔他的年輕追隨者了。他派彼得?沃克去代替約翰，戴維斯在貿易和工業部的位置。並提拔吉姆?普賴爾為下院領袖。傑弗裡?豪，一個天生的經濟自由派，進入了內閣，得到了管理物價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傳說還曾考慮派我擔任這個職務，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只能感謝沒有派我幹這個差事。
越來越多的後座議員認為，新政策是一個走得大遠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當伊諾克?鮑威爾在下院問首相是否發瘋了時，在公開場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許多人私下裡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堅決反對我們政策的人，像尼克?裡德利、約克?布魯斯一格爾丹和約翰?比芬等被選為重要的後座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愛德華?杜坎，黨內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對者成為保守黨後座議員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主席。
由於第一階段凍結結束了，我們設計了第二階段。這就是將工資和物價凍結延長到１９７３年４月底；１９７３年５月以後的半年多時間內工人可企望每週提高一英鎊的工資，但不超過４％，總共全年工資提高不超過２５０英鎊——這是為照顧低收入者而設計的方案。為實施這項政策成立了一個工資委員會和一個物價委員會。
我們的後座批評家們比大多數評論員更有見地。這些評論者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對工會的不負責任行為的明智和務實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裡，似乎這些評論貝們是正確的。３月底，煤氣工人對此政策的挑戰被擊敗。礦工，正如在他們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資以後我們所希望和期望的，４月５日投票拒絕了一次罷工（違反他們的執委會的建議）。由於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急劇下降。失業人數是１９７０年以來最低的。一般說來，政府的氣氛越來越輕鬆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體主義的新帽子，比他戴著用塞爾斯登喬裝起來的帽子時明顯地高興多了。
我們的思想感情應當是很不同的，１９７２年３月的通貨再膨脹預算，以及它所代表著的放鬆銀根的財務政策的影響，如今已經很明顯了。財政部至少已為大大超過５％經濟增長率開始優慮，顯然這是不可能持續長久的。貨幣供應量，如以貨幣供應量之三（Ｍ２）（廣義貨幣）來計量，增長得太快——儘管政府主張的貨幣供應量之一（Ｍ１）（較狹義貨幣）增長的不那麼快。１９７３年３月的預算對冷卻過熱的經濟毫無作用，而且由於需要降低物價和其他費用以便支持"反通貨膨脹政策"而變得極為不正常。人們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價與收入政策稱為"反通貨膨脹政策"。在５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開支。但這太少了，也太晚了。儘管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通貨膨脹已有上升，最低借貸利率仍不斷下降並實行了一種臨時性的抵押貸款補貼。首相也發出命令，作好對抵押貸款利率進行法定控制的準備，如果在補貼取消後建築協會還不能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話。這些異想天開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們注意力的作用，使我們沒有感到需要解決日益增長的貨幣供應鬆馳的問題。只是到了７月時，最低借貸利率才提高，先是從７．５％提高到９％，然後提高到１１．５％。在１９７３年６月的民意測驗中，我們竟然自１９７０年以來第一次領先於工黨，但在７月的補選中自由黨從我們手中奪去了埃裡和裡彭選區。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報應。
１９７３年夏天，特德與英國職工大會舉行了更多的談判，尋求對第三階段的一致意見。具體工作由一個以特德為首的大臣小組來進行，我們其他人對情況瞭解甚少。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們已經在密切注視著礦工可能發生的問題。我想，像我的大多數同僚一樣，我認為他們的非分要求已經得到滿足，不會回來再提更多要求了。
可是，我希望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重視增加煤炭儲備問題，以防發生另外一次礦工罷工的可能性，無論這次罷工是多麼遙遠。礦工或者應被安撫，或者應被擊敗。然而，儘管政府善於打專家治國的官腔，卻極為缺乏戰略意識。特德明顯地認為不必具有戰略意識。因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他與喬?戈爾姆萊在唐寧街１０號的花園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見，他認為已經找到了收買礦工的方案——為"社交活動時間加班"額外付酬。但這種辦法失算了。礦工的要求在第三階段內不可能得到滿足。
內閣於１０月份按時批准了第三階段白皮書。這份白皮書非常複雜，它代表了希思政府集體主義的頂峰——如果這個措辭是正確的話。工資的增加幅度限於每週２．２５英鎊或７％，工資提高按年計算最多不得超過３５０英鎊。關於倒班工人的"社會活動時間加班"付酬的規定是複雜的，而且為關於生產率的協議和婦女合同工付酬的措施額外支付留有餘地。此外，在通貨膨脹達到規定的水平時還確定了"最低報酬"——我們對未來的通貨膨脹率作了樂觀的估計一一還對領取養老金者給以補助，對第二次購房者給予新的抵押貸款津貼。但是，新增加的最重要的內容是規定工資委員會須對各類工人之間付酬的"比照級差"進行調查，目的是在第四階段消除音樂不均。你可能認為，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考慮到了。但是，正如過去實行的工資政策的經驗應當說明的那樣，你可能惜了。
我對這項新的詳細的工資政策的唯一直接參與是經常出席有關的內閣經濟小組委員會會議，一般是由財政部一位國務部長特倫斯?希金斯主持。甚至那些認為這項政策是以"公平"為基礎的人，當看到其條款實際應用時，也開始產生了懷疑。我參加希金斯委員會通常是由於教師工資問題的需要。但有一次當我在那裡遇到文官部大臣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時才知道委員會要討論次官的薪水問題。我知道在我工作的部門，最重要的政策工作是在次官一級進行的，而且我看到，由於工會權力和政府的工資政策，通貨膨脹達到１０％左右，而且工薪等級差別縮小，這些人需要通過合理地提高薪水得到適當的激勵。當然，這些理由也適用於許多其他各類人。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沒有人懷疑這一特定類別的人的薪水需要比工資政策所允許的水平更高些。而且作為公務員的次官們的情況與經濟部門無數其他類的人的情況是一樣的。我們的工資政策不僅僅是荒謬的，它不但不"公平"，而且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事實上，這極好地表明，在適當的機制內運行的各種市場力量有利於實現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國家控制也只能有利於實現平等。
在另一莊嚴時刻，我們就議員的秘書的合理薪水水平進行辯論。這是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事了。我說，我進入政界不是為了對這種問題作出決定，我會付給我的秘書足夠的薪水用來維持生活。其他大臣們同意我的意見。然而，他們瞭解他們的秘書，但不瞭解他們正在為其工薪作決定的其他人。
無論如何，不久現實開始闖入到政策中來。在宣佈第三階段的兩天之後，全國礦工工會拒絕了國家煤炭局的提議，即以提高工資１６．５％為條件簽訂生產效率補貼協議。政府立即主持該項談判。（我們"不干預"的日子早已過去。）特德在唐寧街１０號會見了全國礦工工會的代表，但沒有進展。１１月初，全國礦工工會宣佈禁止加班。莫裡斯。麥克米倫告訴我們，儘管看起來不會很快進行罷工投票，而且，即使投票也不會得到贊成罷工的必要多數。但是，禁止加班加點將急劇降低產量。內閣中仍然普遍認為，政府不能默許對新實行的工資法的違反。相反，我們應當做出特別努力，以表明在工資法範圍內能解決什麼問題。要製造麻煩的不只是礦工。消防工人、電工和技工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糾份。這是工資政策給我們帶來的一種懲罰，我們必須在許多條戰線上作戰。
同樣，我們當時正在迅速向計劃經濟轉變，而計劃經濟不可避免的弱點是很少考慮或不考慮外部事件。我們大家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用來解釋希恩政府經濟戰略失敗的論點（而且有些人很長時間以後還繼續使用）是，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造成石油價格上漲４倍，從而使我們初見成效的經濟政策被粉碎了。這顯然是錯誤的。鬆馳的貨幣政策已經播下了通貨膨脹的種子，在即將到來的工黨政府時期，通貨膨脹將高高湧起。收入政策只不過是在時間的長河中重新分配通貨膨脹造成的惡果，對上述情況的好轉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項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會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樣，表現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為滿足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價。再者，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快，很難持續發展，對這樣一種尚未進行減少管制、沒有實行私有化和沒有進行削弱工會權力改革的經濟來說就更是如此。公共開支也上漲得太快，而且我們在尚不瞭解石油價格提高的全面影響之前就已經在討論減少公共開支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所誇耀的那樣使英國的工業"現代化"一重要的是，因為只有工業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業本身"現代化"，更糟的是，由於對通貨膨脹火上澆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經理人員和工資談判人員作出決定，我們為工業取得成功恰恰創造了錯誤的氣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這些情況，認為石油價格的飛漲僅僅是"倒黴"的基本論點是根本錯誤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慮有關情況，從而妨礙了經濟計劃的實施。而且，正常運轉的市場經濟能夠非常敏感地對每一個信號作出適應性的反應從而可以避免由於壓力的積累造成急劇的混亂。
顯然，由於那年秋天的阿以戰爭可能導致石油禁運和石油價格上漲，形勢更加惡化。由於礦工的勞工行動影響更加深入，我們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識也加深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擺脫這種困境。這就使得儘快舉行大選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們重新當選，我們究竟會幹什麼，這一點當然難以確定。也許特德會喜歡朝管理型的經濟繼續走下去。其他人可能會願意向礦工付丹麥金而尋求一種較安寧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還有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大多數人主張摒棄當時政府的總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標幟，回到我們自１９７２年初離開的自由市場經濟方針。
確實，基思和我除了交換對經濟政策缺點的看法之外，也對政府在阿以戰爭期間所採取的姿態極為惱火。為了從石油生產國獲得有利的待遇——這些國家正在限制對西方國家的石油供應一政府拒絕譴責破壞１９６７年停火協議的阿拉伯國家，而且我們還對雙方都實行了武器禁運，從而剝奪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備件。政府還拒絕允許美國人使用英國基地以便為以色列繼續提供供應。
作為芬奇利選區的議員，我對在英國的猶太人對我們的政策的感覺有第一手的瞭解。戰爭開始的幾天對以色列特別不利——形勢比１９６７年糟得多——我每個小時都聽新聞。內閣中有些艱苦的討論。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風度地為該政策辯護，而特德則決心頑強地控制住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將決定我們整個經濟戰略的成敗。最後，他直言相告，部長們正在傳閱他的便條，上面提出了要求他們表示贊同的公開路線。
第六節 遭到報應
１１月１３日星期二內閣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因為每個戰線的危機都在加劇。托尼?巴伯告訴我們，這一天的１０月份貿易數字將顯示出另一個大赤字。人們在談論削減公開開支和提高稅率（最低借貸利率事實上已提高到１３％的創記錄的水平）。看來還得再宣佈一次緊急狀態，並且要下命令限制商業建築物照明和取暖用電。甚至還在談論要發石油票。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這些措施中還包括停止學校取暖用電的計劃；事實上，我只是在第二天無線電廣播新聞中才聽到這一消息。我極為生氣，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政治上愚蠢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先沒有與我商量過。我進去找工業大臣湯姆?博德曼，在經過外交家們稱作的坦率交換意見之後，這一措施停止實行。
然而，關於學校取暖問題的不同意見是更廣泛的爭論的一個部分，一直持續到宣佈大選之後。當我們要在節約能源的措施問題上做決定時，我們是應當偏嚴些呢還是應當偏松些？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礦工禁止加班加點的命令將持續多久，在甚麼時候或會不會升級為一次罷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業能夠克服電力短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響。但在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採取最嚴格的節能措施肯定將有助於使一般公眾確信，在國際上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時刻，這是由工會的好鬥性引起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但是，也有這樣的風險，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發怒，特別是有些看來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１０點半以後關閉電視廣播的決定。然後，此後的任何放鬆措施，當然又都會遭到批評，說這表明我們過去是小題大作了，而且無疑，首先是保守黨出於政治原因造成的。
１２月初，特德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行動。他將威利?懷特洛從北愛爾蘭事務部調回，代替莫裡斯?麥克米倫擔任就業部大臣，威利既隨和又老練，如果要想找到與礦工的鬥爭的出路，這兩種素質的結合是特別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強了，因為，也許是出人意料的，由於公眾對礦工的行動很憤怒，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明顯領先於工黨。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好鬥的工會會員外，都擔心對抗將促使大選的來臨。不久，新聞界對這方面的推測開始增多。
１２月１３日星期四，特德宣佈實行３天工作周以節約能源。他當天晚上還作了廣播講話。這給人一種危機感，使得全國意見兩極分化。最初，工業產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水平，這本身就說明英國工業不少部門效率低和超員。但當時我們並不瞭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能知道３天工作周能維持多久。我發現保守黨內部強烈支持政府採取的措施。對幾天以後宣佈的削減１２億英鎊公共開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這一階段，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工商界領導人。聖誕節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蘭伯赫斯特參加一個朋友家的晚會。由於削減供電，我們借助果醬瓶裡的燈光上了樓梯。整個氣氛頗有戰爭時期的味道。那裡的商人都一致認為："要反抗他們、奮戰到底、送他們走、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些話在當時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沒有一個體面的或令人滿意的辦法解決糾份。與全國礦工工會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如果全國礦工工會在此條件的基礎上恢復工作的話，政府提出將立即對礦業和礦工工資的前景進行調查，但這個建議被全國礦工工會斷然拒絕。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英國職工大會在全國經濟開發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給全國礦工工會提供更多的好處，他們將不把這一點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談判依據。托尼?巴伯拒絕了職工大會的這一表示。從而失去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二天托尼向我們解釋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宣傳伎倆，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表態。儘管後來內閣同意繼續就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進行工作，邀請了英國職工大會的人到唐寧街１０號來舉行了幾次長時間的會議，然而損失已經造成了：看來好像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我們如果接受了職工大會的表態，我們的處境會好些，會使英國職工大會為難。事實是，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無疑使我們處於被動地位。這一事件給我的教訓是，在其後果未得到充分權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絕任何表態。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裡，丹尼斯和我在燭光下談論著政府當時所處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許多錯誤。而且，如果我們想辦法度過了當前的危機，那就必須對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然而，無論我們已經採取的做法有多麼不同，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我們必須獲勝的鬥爭。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會和工党支持的礦工，正在違抗議會制定的法律。那些鬥士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並一勞永逸地表明，英國只能按照工會運動的意向進行管理，這一點不僅是我作為保守黨內閣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萬看到國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脅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們的朋友和大多數我們党的工作者們都感到，我們現在必須接受挑戰，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舉行大選並贏得大選。從這時起，我一有機會就極力倡導這一見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態度使我感到吃驚和困惑。他似乎脫離了現實"他更關心第三階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機，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內閣的討論集中於策略和細節，從來不談根本性戰略。這種內容的討論也許可在其他場合進行，但我說不準。無疑，他們缺乏緊迫感，令人不可思議。我想，這是由於特德心裡想拼命避免進行大選，因而不願嚴肅地考慮舉行大選的可能性。最後，也許正如我們有些人猜想的，由於他的核心成員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終於在１月１４日，星期一分幾批把我們召到唐寧街１０號他的書房去見他。
到這時，我們離２月７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選的最後限期沒有幾天了。在我們這一批去唐寧街１０號的人中，主要是約翰?戴維斯和我發表講話。我們二人都強烈地勸說特德面對事實，不能讓工會這樣違抗法律和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政策。我們應及早舉行大選並問心無愧地為"誰統治英國"的問題而進行鬥爭。特德很少講話。似乎他要我們來只是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雖然他沒有這樣說，我離開時感到沮喪。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舉行大選，我們可能有突破，因為我們有可能將競選運動集中於工會權力問題。
１月２４日星期四這一天內閣開了兩次會。當時擔任能源大臣和党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頓主張對電力限制放寬些。但是，由於上邊我所說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對這種建議感到優慮。那天晚上舉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是在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為罷工決定進行投票後舉行的。這或多或少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更加有利於採取謹慎從事的態度，儘管對限制措施稍有些放鬆。我感到，贊成罷工的票可能占多數，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就要進行大選運動了。
下一個星期三，１月３０日，礦工投票結果尚未揭曉，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特德告訴我們內閣已經收到了工資委員會關於各種工資比照級差的報告。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這個報告並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便調查因"比照級差"而提出的工資要求。礦工們一向揚言要求提高他們的比照級差工資——因此他們拒絕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時間加班工資"，而且這一提議適用於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可能為他們在收入政策範圍內解決問題提供基礎——尤其是因為該報告特別支持這樣一種意見，即由於"外部事件"而使某種工業的重要性產生的相對變化，也可作為決定工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迅速增長的石油價格正是這麼一個"外部事件"。
我們感到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建立處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的機構。不這樣做會讓人看來似乎我們在極力設法阻止礦工問題的解決，何況我們已經接受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問題的報告。而且當時很可能舉行大選，我們的每一步驟都要考慮公眾輿論。
但是，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還有重要的策略問題。我們可以把要求英國職工大會接受工資政策的原則作為條件。我們可以規定，在工資委員會進行調查時，礦工要復工並接受國家煤炭局現在提出的條件。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條件並非不合理，但是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礦工工會卻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幾個大臣一起起草了給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信中提到把礦工接受當時國家煤炭局的條件和復工作為條件。該信邀請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進行談判。我猜想特德對這封強硬的信稿並不那麼高興。在心靈深處他想要把問題了結，而且直到最後時刻他還相信他會取得成功。但是到這時，甚至他在內閣中最親密的朋友都想要與礦工見個高低。政府核心集團內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選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來。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組內也存在同樣的分歧。
最後，內閣淡化了信的內容，不再把礦工接受國家煤炭局提出的條件作為條件，也不把英國職工大會與大臣們進行談判的建議作為附加條件。這封信發表了。當我們第二天再開會時，大家普遍感到新聞報導反應是好的，因而我們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國職工大會提出的條件問題上失去的某些主動權。但事實上，我們這時承諾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資級差"機構的建議以及它可能隨之提出的任何意見。很清楚，礦工很可能贏得工資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們繼續前進並舉行大選。前景將是：我們在大選後馬上會面臨另一次威爾伯福斯法庭調查。當時它具有策略意義。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必須相信，有些人正在為收買礦工準備條件。
當２月５日星期二我們得知，參加全國礦工工會投票的８１％的選票支持罷工時，大選是肯定要進行了。對舉行大選的推測達到狂熱程度，勢在必行。兩天以後，當特德在內閣告訴我們他決犀舉行大選時，我想我們沒有人感到吃驚。大選將於２月２８日星期四舉行，也就是說要儘快舉行。威利正式建議將礦工的要求提到工資委員會去進行比照工資級差的研究。他婉轉他說明他這樣做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在大選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們獲勝，你們將如何解決礦工問題"時，我們有話可說。然後內閣作出同意威利提議的重大決定。
由於大選的緊急性質，我甚至連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擬定都沒有參加，宣言在幾天之內就發表了。儘管陳述了成績，但新東西很少。無論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題是清楚而鮮明的；在危機時期需要一個堅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諾是修改社會保障制度，為罷工者的家屬付社會保障金。除了通貨膨脹和工會權力問題外，１１％的抵押貸款利率為我們製造了政治上的困難。自然，人們問我的問題主要是關於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競選過程中出席了羅賓?戴主持的"選舉訪談"電視節目，問的也是這類問題。但是，在回答一個提問時，我強烈地表達了我對聯合政府的觀點：如果設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聰明的人組成的，這些最聰明的人對於要做的工作會有一致的看法。我想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你可以讓兩個專家去解決任何一個問題，而他們兩人事實上不會有一致的解決辦法……在聯合政府中，你必須放棄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這一段話與大選後期的保守黨有著聯繫。當時的保守黨領導一方面在設法恢復元氣，一方面在尋找重新掌權的辦法，因此他們被一個"全國團結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還要補充，如果你沒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經放棄了你的信念，"全國團結政府"就對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競選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還算有信心，相信我們會獲勝。那些由於政策上的１８０度大轉彎而疏遠了保守黨的支持者們，開始轉向我們。實際上，過去他們看到我們的缺點而感到沮喪，因為，現在他們看到我們已經決定對工會的好鬥性進行挑戰，他們下定決心支持我們。哈羅德?威爾遜在與工會簽訂的"社會契約"中陳述了工黨的方針。那些渴望過安靜生活的人可望被這一做法所誘惑。但我感到，如果我們能堅持由"誰來統治"？這句話所概括的中心問題，我們會贏得這場辯論，從而贏得大選。
在最後的一個星期內，我具體地感覺到勝利在從我們的手中溜走。電臺廣播了洩露出來的工資委員會的證詞，聲稱在第三階段礦工的工資本來可以提高，意思是說整個大選都是不必要的。我聽到這一消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政府試圖否認這一點，但因為確有失誤，政府的否認吞吞吐吐，沒有說服力。我們被錯綜複雜的工資政策套住了，最後被它扼死。從這時起我們走上了無情的下坡路。
兩天以後，伊諾克?鮑威爾勸人們投工黨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場問題進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採取這種立場的邏緝：加入共同市場使英國廢除了主權，因此，首要的政治問題是恢復主權。但他做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驚。他是在宣佈舉行大選的當天才宣佈他不再競選沃爾沃漠普頓的議員席位的，隨即在競選運動結束時投下這顆炸彈——勸人們投工黨的票。我認為，用這種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選區工作人員是無情無義的。我想，伊諾克在１９７４年２月的決定，像他過去在１９７０年的干預性發言一樣，影響非常大。
接著，３天以後又有另一次打擊。英國工業聯合會總幹事坎貝爾?阿達姆遜公開號召廢除勞資關係法。這是英國工業領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參戰前虛張聲勢，但又缺乏戰鬥的膽量。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干預主義政策很難鼓勵英國商人和經理們為了自由承擔風險和責任。
部分地由於這些事態的發生，但無疑部分地也是由於在為期３周的競選運動中只集中於一個問題，這種做法肯定是難以奏效的。我們的競選活動失去了勢頭。我仍然在想，我們也許可能獲勝，但我意識到我們競選的熱情降低了，我們的目標混亂了。我也從民意測驗和我的選區的反應中瞭解到，自由黨對我們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樂觀已經變為不安。
當我從芬奇利和全國其他地方聽說那天早晨很多選民令人吃驚地參加投票時，我的情緒就更加不安了。我但願這些人都是憤怒的保守黨人，出來表示他們拒絕工會權力的敲詐。但這些選民似乎更像來自工黨控制的公房社區，他們出來投票是為了給保守黨一個教訓。我很高興在我衣服的扣眼上戴著一枝藍色的花而不是平常戴的紙玫瑰花。這枝花是馬克給我的，一天都保持新鮮，它幫助我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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