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結果很快表明，我們沒有什麼可值得高興的。我們失去了３３個席位。這將會是一屆動盪不定的沒有一個政黨占絕對多數席位的議會。工黨占３０１個席位，在議會中是最大政黨，距占多數席位還缺１７席。我們降到２９６席，雖然我們得票數的百分比稍高於工黨；自由黨得到了將近２０％的選票，佔有１４個席位。那些小黨，包括北愛爾蘭統一黨佔有２３個席位。我在芬奇利選民的多數票從１萬１千降至６千，儘管下降票數部分是由於選區劃分變化造成的。
我對大選結果感到煩惱。我們最後終於對工會擺好了進攻的架勢，而人民卻沒有支持我們。再者，我喜歡我當教育大臣時的日子，或者說當教育大臣的大部分時間。我會想念我的工作和我的決策，當然還有給我帶來的很多便利，如大臣專車。從現在開始，我將再一次開我自己的沃霍爾-維瓦牌老車出去了。不過，至少我不必去經受清理塞滿了個人物品的桌子和櫃子的痛苦過程。無論怎樣，我從來沒有把許多個人亂七八糟的東西帶到教育部去，而且，出於謹慎，我在競選運動開始時就把大多數東西帶回了家，只是偶爾當我在倫敦市中心活動時到辦公室去簽署緊急信件。我可以說乾淨利索地離開了辦公室。
星期五下午我們開會。這是一個疲憊不堪，垂頭喪氣的收拾殘局的內閣會議。特德?希思問我們現在應當怎麼辦，有幾種選擇可以考慮。特德可以建議女王召見哈羅德?威爾遜，他是議會最大政黨的領袖；或者是，由政府訴諸議會，看看在議會中是否能得到對政府綱領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與較小的黨進行交易，設法制定一個克服國家眼前困難的綱領。由於我們的北愛爾蘭政策使北愛爾蘭統一黨與我們疏遠了，這事實上就意味著與自由黨進行交易，儘管這樣也不能使我們處於多數。毫無疑問，從特德講話的樣子可看出，後者是他主張的辦法。我們對這幾種可能性輪番地進行了辯論。
我的直覺是，在下院佔有最多席位的黨，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設法組織政府。但特德爭辯說，由於保守黨獲得的選票最多人他有責任尋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給自由党領袖傑瑞米?索普在聯合政府中安排一個位置，並許諾請議長召集會議討論選舉改革間題。索普回去與他的黨商量。雖然我願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願意在保守黨永遠不再能形成一個多數政府的情況下留任。而這正是自由黨人要求實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勢。我也意識到，這種交易也會使我們看起來可笑。英國人最討厭的是表現不好的失敗者。我們下臺的時間到了。
當我們在星期一再一次開會時，特德詳細地告訴了我們他與自由黨討論的情況。他們無論如何不願意按照傑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們還在等待著他的正式答覆。但現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辭呈。最後一次內閣會議是在那天下午４點４５分召開的。這時傑瑞米?索普的答覆已收到。從特德的講話中使人感覺到，他的意見已經轉向組成一個所有各黨參加的國民政府的想法，這種想法日益吸引著他。當然，這種想法根本沒有吸引我。無論如何，自由黨人不想與我們組成聯合政府。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悲傷地離開了唐寧街，但卻有些解脫的感覺。我很少想到將來。但我心中知道，不僅是更換政府的時刻到了，保守黨變革的時刻也到了。
第一節 ９．５％的解決方案
從執政淪為在野從來就不是輕鬆的事情。而由於種種原因，特德?希思領導下的保守黨人這時感到尤為困惑。首先，當然，我們一直到最後一刻還在期望獲勝。不管我們政府的經濟戰略有什麼缺點，每個部門都為將來的發展制訂了很好的政策規劃。我們變成了在野黨，這個嚴酷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一切。其次，特德本人拼命想要繼續擔任首相。他已經被無禮地趕出了唐寧街１０號。由於無家可歸，他只好求助於他的老朋友和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在他家裡暫住了幾個月。這件事使我在數年以後下定決心，當我離開唐寧街的時候，至少要有一處能夠安身的房子。特德強烈希望重新擔任首相，其背景是有人大談聯合政府和國民團結政府，這些談論使党不得安寧。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表明了特德的真正的信念。事實上，保守黨離特德本人的想法越遠，他就越想由聯合政府來制服保守黨。第三，也許是最糟的，我們的１８０度大轉彎遺留下來的毒害使我們沒有堅定的原則了，更沒有了我們可以引以為據的成績。而對一個反對黨來說，論據就是一切。
就我來說，我很高興，特德沒有讓我管我過去管的教育部而是把環境部的職位給了我。在６０年代我們上次在野時我就懂得了，要攻擊將在本部門處於某種醞釀階段的方案是有困難的。再者，我自己在這次大選中感受到，地方稅和住房問題，特別是後者，造成了我們的失敗。在這兩方面構想和提出健全的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務，對我有吸引力。
對特德的職位有些風言風語，但也不過談談而已。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大多數人期待儘早舉行一次大選，以便讓工黨得到有效進行工作的多數，而現在更換党的領袖似乎並不明智。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特德仍然可以在他的很多同僚中製造神經緊張甚至恐懼的氣氛。從某些意義上說，甚至那些１８０度大轉彎也有助於在他的周圍營造出光環。他單槍匹馬地，在幾乎沒有人公開表示異議的情況下改變了保守黨的政策，並且走得很遠。他還和他的助手們一道進一步改造了保守黨。奇怪的是，那些支持特德方針的人和那些與他的思想很不一致的人，如基思和我，以及許多後座議員們，都一致認為，工黨當前推行的花錢買選票的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崩潰。那樣做的政治後果會是怎樣無法確定。但是保守黨內有不少一廂情願的空想家，他們認為那樣也許會使保守黨拿著"醫生的授權"重新掌權，那時特德也就無疑有了自己的醫生證書。
然而，特德沒有對黨內批評他的人作出讓步，他本應作出讓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變他的態度，他可能會有效地防止出現將來對他的職位的威脅。他本來可至少表示願意承認政府犯錯誤，並從中吸取教訓。他本可邀請有才幹的批評他的後座議員作他的影子內閣發言人，並幫助從新考慮政策。他本來可以改變影子內閣的總體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議會方面的意見。
但是，這些事他一件也沒有做，他讓羅怕特，卡爾接替了托尼?巴伯，後者宣佈打算離開下議院，但暫時留在影子內閣中，不擔任職務。羅伯特?卡爾更熱衷於干預主義的方針，給我們帶來了很大麻煩。那一年，他把諸如邁克爾?赫塞爾廷和保羅?山農這些被看作是他的助手的議員們提拔到影子內閣，而這些人並不代表當時後座議員的意見。只有約翰?戴維斯和喬?高德伯未被錄用，他們在思想上沒有什麼獨特之處。總之，他堅決反對任何意味著他的政府的經濟和工業政策曾有嚴重失誤的政策再思考，基思?約瑟夫沒有被任命為影子內閣財政大臣，這時他說他不想擔任職務而想集中力量研究新政策——這件事對特德將是危險的，但同時對黨是有重要意義的。否則，當選民們明確表明需要新的政策時，這些政策就成了讓人掃興的"還是同樣的東西"的信號。除此之外，頗為重要的影子大臣指導委員會更是按照特德的形象組成的。我在當時未被邀請參加該委員會，其成員中只有基思、也許還有傑弗裡?豪可能對特德的意向持反對態度。
由於人們都預料年底以前舉行另一次大選——大家都願意在１０月舉行——保守黨開始幾乎狂熱地尋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寫入我們下一個競選宣言中去。這些政策要符合兩個標準：它們必須是新鮮的，而且又不能令人懷疑不久前保守黨政府政策的內在正確性。我補充第三點：就我所負責的領域而言，新政策還要公認為是保守主義的。為了滿足這些標準，我們需要絞盡腦汁。
在１９７４年２-１０月份舉行各種選舉期間，我的大多數時間用在住房和地方稅的工作方面。我有一個由議員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組與我一起工作，休?羅西是我的一個朋友和鄰座議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專家，他有地方政府工作經驗。邁克爾?萊斯姆和約翰?斯但利精通建築業。新當選的奈傑爾?勞森才華出眾，總有自己的見解。我們也得到建築協會和建築業方面的人士的幫助。我很高興能領導這樣一個生氣勃勃的小組。
政治上優先考慮的問題當然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技術問題是如何達到這一目的而不是無限地付補貼。當然，純粹主義者的觀點認為：人為地控制購房的借款利率，將肯定事與願違。而在這件事情上純粹主義者是對的，正如他們經常是對的一樣、如果我們過去是推行一種負責的經濟政策，也就不會有房地產價格的大漲大落，而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也不會抬高抵押貸款利率了。穩定貨幣和提供足夠的開發土地的政策，是確保有序住房市場的正確方法。但是，我們當然沒有推行這種政策。工黨已經發起了反對房地產開發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使抵押貸款利率保持在低於市場確定的水平，或更確切他說，建築協會確定的水平，在短期內具有政治意義。執政期間，我們曾經實施過抵押貸款補貼的辦法，甚至討論過掌握控制抵押貸款利率的權力。工黨政府很快拿出了由哈羅德?利弗制定的方案，為建築協會提供大量低息短期貸款。我們的任務則是制訂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
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我有理由堅信在抵押貸款利率問題上需要採取行動，我們為幫助人們購房而制定的其他措施也應付諸行動。我一貫信奉擁有財產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擁有住房。在這一點上我也深切地感到中產階級是多麼痛苦。由於我們和工黨共同造成的通貨膨脹，實際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儲蓄貶值。除此之外，１９７４年房產的價值下跌。股票市場也是一樣：《金融時報》普通股指數跌至１４６點，是２０年來最低點。工會權力和左翼社會主義力量正在上升。稅收的提高加重了商業和老百姓的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暫時照顧一下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利益可能是正確的，國家的未來繁榮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而且，幫助人們以抵押貸款買房子——無論是以抵押貸款利率補貼或定金補助，或者僅僅是以減免抵押貸款利息稅的方式——比建築公房或收買私人房屋歸市所有更加省錢。我經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每所市屬公房，現在每年平均需要繳納約９００英鎊作為稅收和地方稅補貼（包括很老的、市屬公房），而減兔普通抵押貸款稅，如果把這視為補貼的話，平均每年約為２８０英鎊。"
我的住房政策小組每星期一定期開會。住房問題專家和建築協會的代表們各抒已見。我經常向影子內閣作彙報。在他們沒有對經濟政策真正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對任何其他問題有很多建設性看法的情況下，他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負責的領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決心把我們關於住房，可能還有關於地方稅的建議，作為我們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舉行的下次大選活動的中心內容。例如，在５月３日星期五，我們影子內閣全天討論了宣言的政策問題。我彙報了住房問題，並被授權成立一個地方稅政策小組。但是，這次會議還有另外一番重要意義。會上，基思?約瑟夫就用新義的"貨幣主義"方針應付通貨膨脹問題作了長時間的徒勞無用的發言。
地方稅問題的難度超過了住房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由一個成員略有不同的小組幫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術資料。另外，地方稅的改革，且不說取消，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和地方當局各部門的工作特別是教育部門，有著深刻的影響。我依靠專家們的意見——市財政局的官員證明是最好的情況來源，他們隨時提出技術性意見。但是，我的時間很緊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嚴密注視下工作的。他們希望我拿出一個激進的、得人心的和有說服力的東西。我的任務絕非輕而易舉。
話說到這裡，我想我可以說很好地懂得了當時的政治已經到了怎樣的緊要關頭。例如，５月２１日星期二，我遇到了３５０名來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議者，每個村、鎮都有一名代表，他們對地方稅上漲３０％至１００％極為憤怒。幾種因素使得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突出出來：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個單身寡婦與家裡有３個已經工作的成年兒子家庭，繳納相同數量的稅款；我們於１９７３年進行的地方稅重估導致了無節制的地方稅上升八最近，工黨的地方稅補助解決辦法對郡縣地區特別苛刻。簡言之，像在住房問題上一樣，在地方稅問題上也存在著中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導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決心這樣做。
住房政策小組已經舉行了７次會議，６月１０日地方稅小組開始工作，住房小組的建議也在順利地擬定著，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我們作出取消地方稅的堅定許諾。但是，在弄清楚用甚麼來代替地方稅之前，我實在不願意做出這種保證。無論如何，如果秋天舉行大選的話，如今除了找一條可以持續執行的路線寫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時，在１９７４年整個夏天，主要是由於我們的住房政策，我在媒體上露面的機會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有些是無意的。我向影子內閣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組的中期報告出現在６月２４日星期一《泰晤士報》的頭版上。在前一個星期五，影子內閣整個上午都用來討論宣言的第囚稿，到這時，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內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築協會為購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綜合稅率，這樣把抵押貸款率壓低到某種水平，換句話說，以減稅的形式進行補貼。第一次購房者的定金存款將得到一筆補助金。但還是沒有規定具體數字。將對建築協會進行一次強有力的調查，這種想法是效仿對教師培訓進行的詹姆斯調查的做法。我希望這種做法能為抵押貸款高利率問題找到長期解決的方案，同時又不使我們無限期地付出補貼。
最後一點是關於住戶購買他們住的市政公房的權利問題，在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中，這一項是影響最廣泛、最得人心的。１９７４年２月的競選宣言向這些住戶提供了購買他們住的公房的機會，但保留了市政當局為反對出售公房而上訴的權利，而且沒有提出折扣問題。我們都想再向前進一步，問題是走多遠。彼得?沃克不斷敦促將"購買權"以最低價格擴大到公房住戶。我的直覺趨於謹慎。並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擁有房產的好處。而是我怕疏遠了那些已經承受著很大壓力的家庭。這些家庭節衣縮食以市場價格買了一棟新的私人房產，經受了抵押貸款利率提高和房產貶值之苦。這些人是保守黨選票的基礎，我對他們有一種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們會對那些公房的住戶有強烈的反感，這些住戶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就突然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實際上是一大筆資產。結果，我們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來，這種論點似乎既狹隘又缺乏想像力。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在１９７４年當人民的住房價值災難性地下跌時，這在政治上來說是不無道理的。
最終，我們沿著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遠。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競選宣言提出，３年以上的公房住戶有權按低於市場１／３的價格買房。如果住戶在５年內又將房子出售，則要交出部分資本收益。到宣言最後定稿時，我們已經在數量上確定了對首次購買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給予的幫助數額，即每儲蓄兩鎊定金將得到１鎊資助，到一定限額為止。（我們回避了取消房租限制問題。）
然而，競選宣言中關於最低抵押貸款利率的上線到底許諾多少的問題成了我的最大麻煩。雖然由於我已列舉的上述原因，我確信，在這一領域給予許諾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通貨膨脹和利率的不斷上升將使財政部的開支多麼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邊的人似乎沒有這種顧慮。８月：日星期四，他把我從蘭伯赫斯特召來，參加他在威爾頓街的新家舉行的一次會議，到會者還有彼得?沃克、伊恩?吉爾莫和羅伯特?卡爾。宣言中關於把抵押貸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壓力，要我超越這種說法。特德他們想要具體的數字。我強烈反對，但最後我不得不讓步，保證將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１０％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體數字。我希望事情會到此為止。
然而到８月２８日星期三，我乘車從倫敦到桐布裡吉去錄製"保守黨政治廣播講話"的路上，尋呼機響了，要我立即回電話。特德顯然有話跟我講。是威利?懷特洛接的電話。很清楚、他們兩個，肯定還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開會。特德接過電話，他要我在廣播講話中宣佈我們將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具體數字，並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數字。我說我可以理解低於１０％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這種需要可以用９．５％的數字得到滿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點太輕率了，我已經為將來的開支擔心了。我不喜歡這種習性，即為了一時的政治影響而把數字搞得滿城風雨，而不是很好地考慮它們會造成什麼後果。所以我堅持９．５％。
關於地方稅的問題情況也是類似的，６月２１日星期五，當我們在影子內閣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我設法避免作出任何確定的承諾。我想我們的做法應當是所有各黨通過一個特別委員會共同進行改革。我第一個承認這樣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驚。這個問題比住房問題更為困難，在這一領域做出輕率的保證是不明智的。特德對這些都不接受，他說我應當再想一想。幾天以後，下議院就地方稅進行的辯論確實表明需要更明確的方案。我們主張根本性的改革、暫時減少地方稅，規定水費應有稅收回扣。在我的發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權限制地方政府的開支，有權對地方稅進行總體調查。但是，儘管我作為議員獲得了未傷毫毛的名聲，環境大臣托尼?克羅斯蘭還是占了上風，他主張增加中央政府給地方當局的補貼，而不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大的改革。他的勝利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增加補貼未能降低地方稅，反而提高了地方開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克羅斯蘭嚴肅地宣佈："宴會結束了。"
７月份，保守黨研究部的查爾斯?貝萊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關於地方稅的部分，我們仍然從進行一次調查和臨時減少地方稅角度制定計劃。我到影子內閣指導委員會去討論我們的方案。地方開支中最大的一項是教師的工資。我主張將這項開支轉移到財政部。我提出的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用一攬子撥款的辦法取代地方稅，地方政府同時有權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總數以內的開支。我提到的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特別有吸引力。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至少向出席會議的人表明，在地方稅問題上做點事和知道做什麼有很大區別。
８月１０日星期六在聖斯蒂芬俱樂部召開了候選人大會，我利用我在會上的講話宣傳了我們的政策。我主張地方稅體制的全面改革要考慮到個人的支付能力。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建議將教師工資轉移到財政部負擔並實行更好的臨時減稅辦法。這時是新聞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時機。因此我們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傳。
我當時覺得似乎這證明我們可以不提出更具體的數字就可以在競選運動中獲勝。實際上，回顧這段時期可以看出，我們已經太具體了，因為，正如我１５年以後發現的，像把勞務費從地方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這種措施本身，並不能降低地方當局的稅率。
我本來想離開倫敦的濕熱天氣和政治的紛擾，到蘭伯赫斯特同家人過個愉快的假期，這將是３年來的第一次。但這次又不成了。電話鈴不停地響，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慮新方案。然後到８月１６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爾頓街去參加另一次會議。特德、羅伯特?卡爾、吉姆?普賴爾、威利?懷特洛和黨中央總部的邁克爾?沃爾夫等人都到會了。我很快明白了開會的目的：他們要迫使我同意在競選宣言中做出承諾，在一屆議會期間全部取消地方稅。我表示反對，理由與反對保證把抵押貸款利率降到９．５％以下是一樣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們在２月的意外失敗嚇壞了。在新一輪大選中獲勝的迫切願望使他們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們的行話來說抓住宣言這個"金塊"。
為地方開支籌款有各種辦法。對於中央政府撥給地方政府一攬子補貼的制度，我們都感到憂慮。因此，我告訴影子內閣，我認為財產稅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選擇。不過我心底裡還有一個想法）即以地方徵收汽油稅來補充財產稅。鄉然，對這兩種方案都持反對態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稅要好。
無論如何，我的同僚們所關心的，很明顯，就是保證取消地方稅，特德在威爾頓街的會見中堅持這一點。我由於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而感到受到傷害和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處理具體問題的小心謹慎態度和我大膽的表達風度相接合，那麼我就可以使我們的地方稅和住房政策成為為黨贏得選票的手段。這是我當時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８月２８日星期三下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會上我宣佈了我們的最後方案。我毫不遲疑地宣佈了一攬子措施——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９．５％左右，取消地方稅。正如老練的《旗幟晚報》記者羅伯特?卡維爾說的"飽經風霜的記者們對這些措施幾乎象對黨中央總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樣的歡迎"。報上登的大都是關於我們的消息。人們普遍認為，自２月大選失利以來，這是黨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談論保守黨可能在民意測驗中又要領先，當然這過份樂觀了。建築協會聯合會歡迎抵押貸款利率９．５％的方案，但對我提出的費用的數額表示懷疑。事實上，我憤怒地告訴他們，是他們的計算有錯，然後他們收回了。在經濟問題上持右派觀點的人持批評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們需要爭取回來的保守黨基層黨員非常歡迎我們的方案。關於地方稅的保證也受到他們的歡迎。工黨驚慌失措了。不尋常的是，"舉辦宴會"的托尼?克羅斯蘭反應過火，將我們的方案說成是"瑪格麗特仲夏的瘋狂"。然而所有這些宣傳報道對我個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儘管當時我不知道，從這時起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競選運動結束的這段時期使我有機會在全國和議會中的保守黨黨員中留下好的影響。沒有這些，我後來的事業無疑將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第二節 第一次再思考
雖然我作為環境事務發言人的職務占去了我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從那年６月底開始，我又參與了另外一項事業。這項事業對保守黨、對國家和對我個人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實是基思?約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從希思政府的殘局中擺脫出來，堅決認為有必要從基本原則上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要做這件事，基思確實是理想的人選。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謙遜的品德。他對經濟和社會政策都有濃厚的興趣，他有長期的從政經驗。他有著與性格、觀點、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尋常的本領。雖然感覺強烈時他的言辭可能激烈並有說服力，但他的出色之處還在於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他從來不是被動地聽。他研究各種論點和主張並將回家去思考的問題記錄下來。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他不斷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懷有敵視情緒的聽眾面前採取不同尋常的態度的勇氣贏得了他的朋友們的稱讚，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天性靦腆，甚至膽怯。他這個人太好了，幾乎不適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會令人難以容忍。
沒有基思我不會成為反對黨領袖，也不會取得我任首相時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沒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爾雷德?謝爾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這樣說也是公平的。這兩個人除了都是猶太人之外，沒有共同之處，要不是親眼看到他們在一起工作是多麼富有成效，人們很難相信他們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爾弗雷德初次見面是在１９６２年，當時基思是住房大臣，艾爾弗雷德在《每日電訊報》報導地方政府事務。他們經常有接觸。後來在"改革俱樂部"的一次討論之後，基思徵求艾爾弗雷德對他帶來的一篇演講稿的意見，自那以後，基思經常徵求艾爾弗雷德的意見。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們接觸少些。但在３天工作週期內，基思與艾爾弗雷德常見面討論中東問題，艾爾弗雷德可以說是中東問題專家，他為以色列一家希伯萊語大報寫文章。
艾爾弗雷德的才華有自己的特點。他以一個改變信仰者（一個過去的共產主義者）的熱情，以及廣博的知識和犀利的辯論家的技巧，著手構想一種新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我覺得，他對政策背後蘊藏的哲理比對政策本身更感興趣。他擅長把許多結構草率的論點理清，而不是設想出新穎的方案。但是，他的頭腦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對他的感覺和意見於不顧，這使他和基思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與基思進行有力的配合。艾爾弗雷德幫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變成了保守黨關於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另一個思想來源地。
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件事。不過我從基思那裡瞭解到，他正在想辦法把他在影子內閣中承擔的政策研究工作轉移到建設性的渠道。３月份，經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個研究機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特別是西德實行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進行比較研究。特德派亞當?裡德利參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會（亞當在保守黨的研究部內擔任他的經濟顧問）。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極其信奉自由企業的成功的大企業家奈傑爾?文森，負責給中心找辦公地點。後來在靠近維多利亞的威爾弗萊德街找到。主持英國一北美研究協會的西蒙?韋伯利確保中心出版物登載的文章永遠兼顧經濟理論和工商業的實際情況。此後在１９７４年，現在的主任，傑裡?弗羅斯特也加入了中心，並為可能是一片忙亂的知識分子們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還有喬克?布魯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萊。中心的成功還得益于秘書和廚師的辛勤工作，廚師每週兩次供應倫敦最物美價廉的午餐。（也許並不一定總是價廉的：傑裡?弗羅斯特有一次在留言簿上寫道："我們似乎一定要證明一種論斷是假的，即根本就沒有什麼免費午餐。"）中心逐漸成了一大批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家的聚集地。他們並不都是保守黨黨員，但他們都在尋求改變輿論的氣氛和深入瞭解市場的作用和國家統治經濟的弊端。
我是在１９７４年５月底直接參與該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過邀請影子內閣的其他成員與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請了，他們一定沒有接受。他處在一個冒險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發火和左翼評論家的嘲笑是參加中心工作的強大障礙。我在這樣的時候跳出來並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氣最少的機構。管它叫"智囊團"並不合適，因為它沒有使人聯想起任何美國有名的大基金會的氣勢。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變革的載體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會市場方針沒有顯示出特別的效果，最後悄悄地被人遺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為什麼英國需要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的概念——像其他過於從字面上翻譯的外來名詞一樣——被一些問題弄糊塗了。僅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場經濟才能維持社會進步，可能有這麼簡單嗎？既然有高度的"社會保障"即調節，它在多大程度上顯示出是市場經濟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導者西德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對社會市場經濟在以後一些年的實施情況都明顯地表示了懷疑。
然後，中心幹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預造成的徒勞無益和自食惡果的後果。接著就發起在最高知識層進行公開政治辯論，目的在於實現變革，改變輿論氛圍，改變對變革的"可能"性的看法。為了做到這點，必須再次借用艾爾弗雷德的另一句話，"敢於想不可想像的事"。過了不長時間，這種做法開始引起了一些風波。
基思決定要在１９７４年夏秋期間做系列演講，他在演講中將對已出現的錯誤進行自己的分析並指出應該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演講於６月２２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進行，這次是為了吸引潛在的基金捐助者。艾爾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講一樣——除了那個重要的埃奇巴斯頓演講之外——我後面還要談到這次演講——他沒完沒了地散發演講草稿徵求意見。他對所有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認真考慮，每個多餘的字都刪掉，從而使文字很精練。基思的演講一向注重嚴謹的分析和精確的語言，重視的程度勝過講話的風格。就整體而言，這些講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講究修辭的作品。
這次演講激怒了特德和保守黨權勢集團，因為基思把保守黨和工黨政府所犯的錯誤混為一談，統稱為"３０年來社會主義式的時尚"。上一次敢於說這種話的人是１９４４年海克等的《走向農奴制的道路》。基思搶在一定會對他進行的批評之前，先發制人地承擔了對於當時和以後保守黨所犯錯誤應負的全部責任。他把過去一直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一個個地拿出來批評。在談到瘋狂追求經濟增長時他說："增長是好事，但我們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長速度；更快的增長也許就像幸福那樣、不應該是主要目標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種副產品。"
他直率他說，公有部門一直在"耗費著私有部門創造的財富"，並對政府"投資"旅遊業的價值和擴大大學的做法表示異議。他譴責社會主義者仇視利潤並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對勞動力流動造成的危害。最後他談到"混合經濟的固有矛盾，這在主張共識者的眼裡尤其不可饒恕"。這次短短的演講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內容還在後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國受到很大損害的一些做法說成是惡意造成的，如過分龐大的國家開支、國有化、經濟的管理控制、稅收和工會權力等。相反，他認為，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願望。也許在這點上他是過於大度了，認為別人也和自己一樣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顯的真誠和博愛精神，連同他對過去３０年政治的毀滅性批判一起，增強了講演的實際效果。８月間，他在利斯重新談到這一問題。當時，我本人更多地參與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動，參加基思的會議，對他的見解發表看法，並且準備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會事務領域的意見和文稿。
從基思和艾爾弗雷德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重新閱讀了有關自由派經濟學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創新觀點的著作。我還定期參加經濟問題研究所的午餐會，那裡有拉爾夫?哈裡斯、阿瑟?塞爾登、阿蘭?沃特斯等人——換言之，都是那些在我們執政期間出大差錯時持正確觀點的人——他們正在忙著為英國規劃一條新的、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道路。我常常與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飯，這位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我的一個非正式經濟顧問。
大約就在這時，我還結識了文雅風趣的戈登?裡斯，他以前是電視製片人。他當時是保守黨電視形象問題的顧問。我覺得他對電視這一媒體有著異乎尋常的見識。事實上，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大選前夕，我已經和那些我在擔任保守黨領袖的年代裡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聯繫。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講共有三次，最後一次於９月５日星期四在普萊斯頓舉行。（當時他是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早些時候影子內閣就基思的觀點進行了討論，但未作結論。特德拒絕了基思提出的對經濟進行全面重新估價和討論的要求。基思決定，他的意見既不能就此被壓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邊無人理睬，他宣佈他要就經濟政策發表重要講話。特德和我們大多數同僚都極力阻止他這樣做。傑弗裡?豪和我被認為是影子內閣中最可能影響他的兩名成員，因而被派去設法說服他不要這樣幹，至少要降低他要講的內容的調子：不管怎樣，基思給我看了一份講話初稿。這是一篇我所看到過的作出了最具影響力和說服力分析的講話稿。我沒有提出修改意見。就我所知，傑弗裡也沒有。普萊斯頓演講至今應仍然被看作是為數不多的從根本上影響過一代政治家的觀點的演講之一。
這篇演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詳細地陳述了貨幣主義的方針。它那憂鬱的開場白說："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被通貨膨脹毀滅的威脅。"這種說法通常會被看作為危言聳聽。但當時通貨膨脹率達１７％，且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使他們感到束手無策。這種情況只能使基思所說的歷屆政府都對通貨膨脹達到如此地步負責的說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內閣所持的觀點，即通貨膨脹是"進口"的，是全世界物價猛漲造成的。事實上，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過分增長的結果。他解釋說，"鬆馳的貨幣政策和出現通貨膨脹之間有幾個月或甚至一兩年"的時間差。他也含蓄地——當然也是準確地——指責希思政府造成的剛剛開始的通貨膨脹問題，而且下一年還會增長到災難性水平。他同樣拒絕把收入政策作為抑制通貨膨脹的手段。整篇分析細緻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僅僅把收入政策（我想僅僅這個詞是對影子內閣官方路線的一個小的讓步）作為抑制過量貨幣供應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方法，就像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關龍頭而是試圖堵住漏洞一樣，堵了一個還會發現有兩個……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們就知道所有這些論點了。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間我們處於反對黨地位時，就曾使用過這些論點。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試圖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們拼命要信奉它是因為我們實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貨幣政策。"
（當然，我在１９６８年保守黨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講中也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分析，所以我感到這也同樣適用於我。）
基思於是指出我們搞災難性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的根本原因——害怕失業。當失業人數達到１００萬時，希思政府感到緊張了。不過，基思解釋說，這個失業統計有些水份，因為它包括"短期失業"——即有些人暫時沒有工作，正在調換工作——還有一大批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是可以解雇的。同樣，還有大量假失業，這些人在有收入的同時領取著救濟金。基思指出，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在於勞動力不足，而不是過剩。他說，由於控制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可能會有暫時增加失業的危險，對此我們應當有所準備並予以承認。但是要想壓低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本身就減少就業機會，以後基思和我將多次提到這一論點），貨幣量的增長就必須受到控制。基思沒有爭辯說如果我們的貨幣供應正常，那麼其他一切都會正常。基思特別指出這不是他的觀點。不過，如果我們不能實現貨幣控制，我們就絕不能實現任何其他經濟目標。
普萊斯頓演講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他讓特德和保守黨權勢集團感到極為難堪。有些人仍然希望，關於可怕的社會主義的警告，加上暗示組織國民政府以及我們關於抵押貸款利率和地方稅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黨重新執政——基思演講當天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我們領先工黨兩個百分點，這又助長了上述錯覺。普萊斯頓演講使基思的戰略真相大白，因為很清楚，如果保守黨重新執政並由特德?希思擔任首相，就幾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樣對政策進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謹慎，他決定在威爾弗萊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裡多花些時間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為這裡他的一些同僚對他十分惱火。就我來說，我根本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們党獲勝的機會。在短期內，我準備盡我所能為我們的政策而鬥爭，為這些政策辯護是我的責任。從長遠看，我確信我們必須使整個黨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領導下。
第三節 特德孤注一擲
保守黨的競選宣言，由於對報界走漏了消息而於９月１０日星期二提前公佈了，這時約在宣佈大選前一個星期。當我正在主持切爾西古董交易會的開幕式時，有人提出關於這件事的問題，這使我很吃驚。這樣公佈競選宣言，特別是在我們並沒有什麼新東西的情況下，絕不是竟選運動的好開端。不過，從兩天以後影子內閣的所做所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讓希思和他的核心擔心的是基思——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我——可能說什麼，特德發出了命令：我們只能談宣言，不能談別的，財政策的任何發揮都必須經過與有關發言人、保守黨主席和他本人討論。影子內閣成員必須把精力特別集中在他們自己負責的問題上。所有的人都明白這些話是沖著誰來的。
下一個星期三正式宣佈大選將於１０月１０日星期四舉行。早在這以前，我實際上已經為競選運動進行活動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區演講，支持弗格斯?蒙哥馬利，他是我極好的議會私人秘書（下議院前座談員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營建者聯合會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們的政策答覆有關的提問。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選擇》雜誌的採訪。這件事後來又來煩擾我，下面我將對此作出說明。星期四，影子內閣就競選一事再次進行廣泛討論。第二天，議會解散了，議員們回到他們的選區去，競選活動隨之正式開始。
我從來沒有像在這次競選活動中這樣頻繁地在媒體面前出頭露面。工黨認識到住房和地方稅問題方案是我們競選宣言中僅有的兩項吸引人的政策，於是他們立刻就開始批評我們的這兩項政策。９月２４日星期二，托尼?克羅斯蘭把這兩項政策說成是"一派謊言"。（也是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丹尼斯，希利拋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發言，聲稱通貨膨脹率按３個月的數字計算是８．４％，而實際上年通貨膨脹率為１７％。）為了繼續開展辯論，我馬上發表了一項聲明反駁這一指責，這樣會引起人們注意我們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說，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將是新的保守黨政府採取的第一批行動之一。然後，為了達到同樣的目標，經與特德和影子財政大臣羅伯特?卡爾商議之後，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總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說，如果我們獲勝的話，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可望"于聖誕節"時實現。第二天早晨的主要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這條消息，我被稱作"撒切爾聖誕老人"。人們普遍認為我們在競選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動。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在黨的競選廣播節目中稱這一點是"堅定的，不可動搖的承諾"。而政治的嚴酷性在於，儘管我對提出保證是否明智有保留，我們將只能不惜一切代價來兌現它。
就是在這時，我陳述住房和地方稅政策的方式第一次與特德要求在競選運動中採取的總方針相矛盾。在他的堅持下，我已經使我提出的政策盡可能明確具體。但是在宣言中，特別是開篇的部分，還故意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即保守黨可能考慮某種形式的國民政府，並且因此將對提出的政策採取靈活的方式，原文如下：
保守黨，不受任何教條支配，不依賴任何一種利益，廣泛植根於整個國家。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在這次選舉中贏得下議院的明顯多數席位。但是，我們首先要用這個多數去團結全國。我們執政時不會採取狹隘的宗派主義。獲勝之後，我們將同國內其他黨派和其他利益集團的領導人協商和會談以保證國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懷著美好願望的人們的贊同和支持。我們將邀請黨外人士和我們一起來克服英國所面臨的困難。
人們可以設想這些將與保守黨人一起參加政策工作的沒有明確指明的人，包括工黨的一些右翼成員，也許還有自由黨人。後者一直公開地爭取建立聯合政府。這類說法使我十分不安。不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當首相對的英格蘭一樣，我不喜歡聯合政府。具體來說，這種說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負責的領域內所作出的保證的信譽。黨派之間就這些承諾做什麼交易，誰能說得清呢？
特德在１０月２日星期五召開的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他作為首相時將願意吸收非保守黨人參加一個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這裡被認為是同義語）。明確的保證和含蓄的靈活性之間的矛盾，有使我們的競選運動變得毫無意義的危險並使影子大臣之間產生分裂。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星期了。我還是不能相信我們會獲勝。民意測驗顯示，自競選運動開始以來，我們大大落在後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稅政策已證明是政治上的勝利，儘管在重要報紙上受到過批評。我還想，通過剩下幾天的工作，利用現在對國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態度，也許我們能夠蒙混過關。
星期四，我在倫敦地區的競選活動中繼續大力為我們的住房政策辯護，同時對通過城市化能使"社會主義鑽進來"的做法進行了攻擊。那晚，特德叫我去威爾頓街見他。他的顧問們顯然一直在催著他再前進一步。要他開始談論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因為人們都知道我出於戰略的策略原因堅決反對這麼做，還因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廣播節目"回答問題"中露面，我被召來是為了向我講述新的方針。特德說，他現在準備號召建立一個顯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國民團結政府，我生氣極了，畢竟是他自己堅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稅政策盡可能搞具體，但現在當競選運行幾乎要結束的時候，他卻將宣言中的保證拋棄了，因為他發現這樣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寧街。
總之，我想像不出來為什麼他把自己想像成聯合政府可能的領導人。這時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雖然他自己確信他代表著"共識"。"共識"不符合他以往的作為，又違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這樣評價他。而我自己決不準備收回在他堅持下我一直倡導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離開了。
在"回答問題"的廣播節目中，我讓步說，如果我們不能取得明顯多數，也許需要建立聯合政府。不過我的條件是，我本人決不和邁克爾?富特、托尼?本這樣的左派在一個政府裡共事。也許還可再補充一點，即基思?約瑟夫和我參加一個由出色而優秀分子組成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實上，這比特德領導這個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競選的最後幾天主要都是由於談論聯合政府而帶來的各種難堪問題。在保守黨１０月７日星期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堅持自己的職權範圍，坐在特德?希思旁邊重複著宣言中的保證。兩天以後的竟選結果說明，雖然選民們一般願意給少數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國家的機會，但仍然對他們有很大的不信任。工黨最後以３票的多數獲得總席位多數，這不大可能使他們執政到屆滿。保守黨結果獲得２７７個席位，而工党獲得３１９席，保守黨的表現還可能更糟，但這種情況很難表明選民認可我們的方針。
第四節 基思引退
雖說我在芬奇利選區的多數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競選活動還算好，人們認為我搞了一次不錯的競選活動。甚至有一種說法開始流傳，說我可能成為保守黨領導人。對這種說法記者們的興奮程度超過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信眼程度。就個人而言我為特德感到難過。他熱愛音樂，有一個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則是他的生命。不僅如此，那年他還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擊，他的遊艇"晨雲"號沉沒了，他的孝子也因而喪生。競選的失敗對他則是又一次打擊。
然而，我想特德無疑現在該下臺了。在先後４次大選中他失敗了３次。他本人不可改變了，他過分維護自己過去的政績，因此完全看不到徹底改變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儘管我不願去證實自己可能成為保守黨領袖的說法，但這無助於特德繼續留任現職。這倒是有利於基思接替他。事實上，到了那個周未，我事實上已經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競選經理人。這樣我阻止了人們對我的前途的猜測。例如，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五我對倫敦《新聞晚報》說："你們可以把我的名字從候選人名單上劃掉。"
同樣，我於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二告訴《旗幟晚報》："我認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職位是極其困難的……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想作領袖必須擔任過３個要職中的一個……這些職位讓你自信，也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此後，到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頓作了一次演講。這並不是為改變保守黨的思想而準備的系列重要演講之一，也許因此而沒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顧問中廣泛傳閱過。當然了，我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人們普遍認為是埃奇巴斯頓演講使他失去了當領袖的機會，演講中的下列論斷起了破壞作用："我們的人口，我們人類的平衡受到了威脅"。他接著哀歎說、那些"處於社會第四、五階層的懷孕婦女"是"最不適合將兒童帶到世界上來的"母親，這些母親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貧困兒童行動小組"發表的兩個左翼社會專家的文章。然而人們很快就忽視了其中的區別，因為從主教、小說家、學者、社會主義政治家到評論家都急不可待地譴責基思是瘋狂的優生學論者。
另一方面，民意測驗顯示基思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來信裝滿了６郵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義的信，據《旁觀者》報的戴安挪?斯皮爾曼分析，概括了來信者的心情。這封信是由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簡單地這樣寫的：
親愛的約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次演講除了那幾句倒黴的話以外，還提出了有關家庭衰退、道德敗壞以及放縱的社會的危險等能打動人心的觀點，並把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相聯繫，提出了"重振不列顛道德"的長遠目標，正如基思為經濟政策所做的一樣，他這次演講是試圖為保守黨的社會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煩在於他建議更廣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為解決他所列舉的社會問題的唯一短期方法，這使那些可能已經對他的更高層次的道德觀有好感的人離開了他。
艾奇巴斯頓演講無疑具有很強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演講本來定在星期六晚上進行，因此講稿可先散發，散發時規定禁止媒體使用。但是《旗幟晚報》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違背了禁令並對基思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歪曲了他說的話，在滑鐵盧車站我看到了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來，此後基思自己的不斷說明、解釋、道歉都無濟於事。保守黨權勢集團和得意情緒幾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裡犯了一種致命的罪——缺乏判斷力，即不願為自己著想。記者們在他的住宅外面安營紮寨，並拒絕讓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寧。可能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我因有過被誹謗成為搶走牛奶的人的經歷，感到他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傷害一樣。但這時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沒有別的辦法。
毫無疑問，這一切使特德覺得安全了許多。在下個星期二的影子內閣會上他甚至對我們說，"這次競選控制得不錯，運作也很正常。"我們的討論充滿了奇怪的假像。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問題在於他仍然是領袖，而他卻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向蘇格蘭問題，轉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輕人的支持，如何爭取工人階級選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兩天以後，我接受了《旗幟晚報》麥克斯?黑斯廷的採訪。這次採訪以"撒切爾夫人和中產階級的曙光"為標題刊登出來。我指出，我們應當設法恢復中產階級對我們的支持，因為"［作為中產階級］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問題，而是對生活的整個態度，一種承擔起自己責任的願望"。出席影子內閣會議的人中絕不只是我一個人感到我們在這次大選中的失敗，使我們沒有理由感到絲毫的自我安慰。
這時，特德正在與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進行難解難分的艱苦鬥爭。他們要求通過競選產生領導人，實際上是要求改革選舉領導人的程序——他在答覆他們的要求時，對他們作為後座議員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理由是他們是由上一屆議會選出來的，他們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黨議員選舉產生。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對者從執委會中趕走，換上順從他的人。為了試圖爭取後座議員——這多少有些為時已晚，特德還建議應從他們當中委任額外的前座發言人，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議會下設的各委員會的官員可以坐在前座發言。很快即將改組影子內閣的說法這時也已不翼而飛廣為流傳。
對我的前途，媒體再一次比我本人更為樂觀。《星期日快報》和《旁觀者》都在１１月３日編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財政大臣的故事。這個想法不錯，而且是我喜歡幹的事，不過我覺得特德極不可能把這個差事交給我。那個星期一的《金融時報》和《每日鏡報》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說我將要擔任經濟方面的高級職務，但不是影子財政大臣。事實果然如此。我被任命為羅伯特?卡爾的副手，專門負責財政法案，我還被任命為指導委員會成員。我的一些朋友為我沒有得到更重要的職務而惱火。但是，從那些年我跟隨伊恩?麥克勞德做財政法案的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這個位置最能發揮我的才能。當時特德和我都沒有料到在後來的３個月裡，我的這個職位是多麼重要。影子內閣改組總的來說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愛德華?杜坎拒絕加入影子內閣，因此，它對黨內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爭取過來。新加進來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傾向，儘管很能幹，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１１月７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內閣改組的當天，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全部成員，包括愛德華?杜坎，都重新當選。這對特德是個壞消息。領袖競選在所難免了。他給愛德華寫信說，他現在願意討論修改選舉党的領袖的程序問題了。從這時起，趕在其他候選人可能發動有效的競選運動之前儘早結束這次選舉，可能對特德有利。
這時，我開始參加由尼克?裡德利於１９７２年組成的"經濟問題聚餐小組"的聚會。小組主要包括像約翰?比芬、喬克?布魯斯-格丹、約翰?諾特等主張健全的貨幣政策的人。我埋頭於我的新職務的具體工作中。這時從事這項工作是帶有挑戰性的，因為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預算。預算對工業中迅速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驚慌失措的反應，其中包括營業稅額削減７．７５億英鎊（６個月以前剛剛新增了４．９５億英鎊的新營業稅），還停止了對國有化企業的某些補貼。特德在還擊時，保守黨後座議員的驚訝聲不絕於耳。他批評了財政大臣使國有化企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到市場價格的水平。他的話根本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下一個星期四我的機會來了，我在預算辯論時代表反對黨發言。我事先作了準備，將工黨過去的宣言與它現在的行動進行了對比。我的演講中有些內容是技術性的、具體的，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對那些插問的回答贏得了後座議員們的歡呼和支持。哈羅德?利弗（沒有他，工黨在經濟上可能更加愚蠢無能）在我演講不久就打斷我，糾正我引用的他過去的觀點。對此我進行了直接答覆。在一陣陣歡樂聲中，不少歡樂來自這個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覆說："我總覺得我永遠比不上財政部的他［利弗］，因為獲取金錢的方法有４種：賺錢、掙錢、與有錢人結婚和借錢。他似乎在這４方面都有經驗。
在另一問題上，我被大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斷。當時我引用《星期日電訊報》報道他的話說："我從來不存錢，一有錢就出去給家裡買些東西。"丹尼斯?希利極為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聯繫這樣的事實即像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家一樣，他有他自己的鄉間別墅）說："我很高興我們瞭解這樣的事實，財政大臣是一位樂意存錢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張在保守黨居住的好地盤上購置房產。"
沒有人說下議院的答辯必須敏銳機智才算有效。但這場問答振作了保守黨議會黨團搖搖欲墜的士氣，我本人的名聲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這時，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作為霍姆勳爵已經回到了上議院。他同意主持審議選舉領袖的程序。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我收到了傑弗裡?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鄰座的議員，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說："如果你競選領袖，很可能獲勝——就我來說，我希望你成為候選人，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可是我仍然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在我看來，雖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頓演講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的候選人還必須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議院的辦公室裡埋頭研究那份財政法案，電話鈴響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話要過來對我說。他進門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他說："我很遺憾，我確實不能競選了。自從我作了那次講話以後媒體就把我的房子圍住了，他們一點情面都不講。海倫（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決定實在不能作候選人了。"
他的情緒明白無誤，他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快要到了絕望的邊緣。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保守黨和整個國家丟給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顧。我聽到自己在說："基思，是這樣，如果你不打算競選，那我就參加競選，因為總得有一個代表我們觀點的人出來競選。"
不必再多說什麼了。我的腦子裡已是一片混亂，我不清楚我得勝的機會如何。我對競選領袖的事一無所知。我只好暫時把這一切丟在腦後而繼續集中精力研究財政法案。然而，不知為什麼，消息還是傳出去了，我開始接到議員朋友們鼓勵的電話或便條，那天很晚的時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訴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發瘋了。"他說，"你沒有希望。"他說的有道理。但是我絕對相信他會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馬利來電話，我告訴他基思不競選了而我要競選。我不知道怎樣讓特德知道此事最恰當。弗格斯認為我應該私下和他面談。我在蘭伯赫斯特度過了周未，遠遠地躲開了媒體評論和推測的喧囂。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點是，我雖然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進行，但我對基思的反應肯定是正確的。特德必須離開了，這就是說，必須有人來向他挑戰。如果他獲勝，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樣當然不好，但還是可以忍受的，比當後座議負更糟的事還多著呢。而我獲勝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過我確實認為我參加競選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選人出來競選。即使他門與我和基思的想法不盡相同，但仍可說服他們同意改革保守黨現行的災難性方針。
我安排於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一會見特德。他坐在下議院他房間裡的桌子前。我其實根本不必擔心傷害他的感情。我走進去對他說、"我得告訴你，我已經決定競選党的領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著我，轉過身去聳聳肩說道："請便。"我輕輕地走出了房間。
於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為公開的保守黨領袖競選人與媒體見面。我很高興可以指望得到戈登?裡斯的幫助和建議，他現在已經是我的朋友並且參加過我早些時候的記者採訪。這些採訪進行得都很順利。當然，因為我是個女人，所以這就成了人們感興趣的主要話題。那天晚上影子內閣和指導委員會的氣氛多少有點"緊張和尷尬。環顧左右，我發現除了基思，到場的人中支持者寥寥無幾。我猜想人們覺得我做了一個荒唐的決定，因此就沒有公開表示更多的敵意。在稍後舉行的保守黨財政委員會會議上，沒有這種明顯的壓抑氣氛。我覺得我就像特曼的一個非凡的卡通片中那個"想當保守黨領袖的男人"，只是我是個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們和憤怒的貴婦們對他大發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還有黨中央總部裡至少有一個人，曾經希望我碰到點什麼事像毀掉基思那樣毀掉我。在兩個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選擇》雜誌的採訪時，我為那些面臨食品價格迅猛上漲而勉強維持生活的老人們提供了一些我認為是比較實際的建議。我說可以儲存一些罐頭。我小時候就有人對我提過與此完全一樣的建議。任何精明的主婦都要挑價錢便宜的時候買東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時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價買同樣的東西。
讓我感到驚愕的是，１１月２７日星期三報上充滿了所謂我在"囤積"食品的故事。有人顯然是在利用這次不起眼的採訪把我描繪成吝嗇、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氣"。他們以特有的方式幹得很聰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醜化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適合了保守黨內那部分小人的勢力眼口味，因為不言而喻，意思是說對一個雜貨商的女兒所能指望的就是這些。它還使公眾回憶起我在教育部時被傳說和報道為"搶走牛奶的人"。
現在上演了一場真正的聲討鬧劇。壓力集團受到慫恿，大肆抱怨。一個家庭主婦代表團據說要從伯明翰趕來向我要罐頭。食品化學家就罐頭食品儲存過久發表他們的看法，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黨議會督導員，保守黨權勢集團可信賴的人物，現任哈羅茲百貨商場副董事長，在電視上說："任何一種勸誘搶購都有背於公眾的利益"。其實，雷德梅勳爵家的食品儲藏室裡可能存著比三文魚和牛肉罐頭之類更誘人的東西。對付這樣的事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請攝影師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請他們檢查我的食品儲藏室和食品廚裡都有什麼。這也許能讓保守黨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標準，根本不是他們想像中渴望領導他們党的那個人的樣子。而這肯定表明了所謂我在"囤積居奇"，的說法純粹是惡意中傷，無稽之談。
最後，為了使這個正在消聲匿跡的故事繼續下去，我的對手們做得大過火了，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五，我正在約翰-科普的南克羅賽斯特選區，突然接到了秘書阿利森?沃德的電話，說廣播裡正報道有人看見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裡買大量的糖（當時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經做過調查，發現那裡根本沒有這麼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費量怎麼說也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謊言。我對此予以堅決的否認，阻止了媒體的傳播，結束了這場荒誕的攻擊。
我認為這種做法最終總是事與願違。它向全國的婦女表明了這些男政治家們對普通的家務事多麼無知。它也說明這些保守黨的達官顯貴們對於許多像我一樣出身平凡的人，懷著多麼醜陋的蔑視，只把他們看作是投票的機器。對我的反對者來說最嚴重的是，他們的做法激起了保守黨內持公正態度的議員們對我的同情，他們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擊的目標。
儘管如此，我當時的確很難過，有時幾乎要落淚。有時氣得發抖。但正如我對我的朋友，斯特裡瑟姆的議員比爾?謝爾頓所說："我看到他們怎樣毀掉了基思，可是，他們毀不了我。"
已經發生的這些事更促使我下決心參加競選。還有關於愛德華?杜坎也要參加競選的許多傳說。作為後座議員委員會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獲得更多的支持。１２月５日星期四，就在囤積的謠言就要結束的時候，我在羅伯特?黑德利的克賴斯特丘奇選區參加保守黨的一次集會。羅伯特是杜坎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杜坎會出來參加競選。我說如果他真這麼做，我就要重新考慮我的立場了。我們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賓頓的議員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的同僚，我對他也很熟悉。我們在業務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師時，我們曾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園區他曾是我的鄰居。在我擔任反對黨社會保障發言人時，曾在他起草８０歲以上老人撫恤金法案時幫助過他。我們都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任教育和科學大臣時，艾雷曾考慮辭去他擔任的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我幫助說服他留了下來。
艾雷是個有著各種截然不同特點的人。他態度溫和但又很有主見。作為一名作家和從科爾迪茨戰俘營逃出來的英雄，他帶有一種浪漫氣質。比起其他議員，他的經歷要多得多，也經受了不少磨難。他有幸有戴安娜這樣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誠地支持他。５０年代艾雷曾當過短期的低級部長，後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辭職。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訴他。這是他事業的終點，艾雷的政見不大容易說清楚，我認為他在意識形態方面不屬?右翼，可能他並不從右翼的角度觀察世界。我們相處得不錯，我感到我們互相尊重。但是那時我們還不像日後那樣成為親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決定參加競選後不久來看我。他希望說服杜坎出來競選，而杜坎本人還在猶豫不決。由於特德沒有給他高級職位，他專心致力於城市工作，他現在不願放棄這項工作，當然，在杜坎作出某種決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積極支持我的。不過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議，他也答應和我保持聯繫，我們後來也確實保持了聯繫。從那時到那年年底，他幾次來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與我交換意見。整個的"囤積"風波足以說明我將面臨的是怎樣嚴峻的鬥爭。如果我最終能正式進入候選人名單，艾雷最好能在身邊幫助我。
１２月７日星期二，內政委員會宣佈的結論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強了他的潛在競爭對手。保守黨領袖將每年選舉一次，競爭者只要有一個推薦人和一個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輪投票獲勝所需的多數票數卻顯著提高到了５０％，另加上有資格投票者１５％的票數。這實際上激勵了競爭者，它意味著有困難的領袖需要贏得更大多數參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蘭伯赫斯特度過的聖誕節氣氛仍然不如其他節日。我們競不能像平常那樣散散步，天氣很壞。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時，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競選領袖，對我都是一個考驗的時期。丹尼斯也在為他的生意著急，伯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對未來都沒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節 威斯敏斯特的小動盪
回到倫敦以後我決心理清競選領袖的事。我邀請文雷來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飯，以便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我還發現羅伯特?裡德利的一封來信，催我和杜坎快作決定，到底由誰作候選人，不要分散選票。問題在於，這只有等到杜坎明確了他要幹什麼後才可能，而從我和他的談話中又很清楚，他仍然舉棋不定。１９７５年１月９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進午餐，情況仍然如此。我告訴艾雷我認為傑弗裡?豪可能會支持我。我還對他說，在特德領導下進行正常的討論是多麼困難。艾雷向我講了他最近一次與特德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清楚地認為更換領導人的時候到了，唯一的向題是杜坎和我誰出來更合適。艾雷持有一種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對特德在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計過高。後來的事態發展與這一觀點相符合。
１月１５日星期三，愛德華?杜坎公開宣佈他不準備競選領袖。這樣，我的道路就敞開了。現在急需建立一個有力的競選班子。
事態發展得很快。當天下午我在委員會階段的會議上作為反對黨的主持人對財政法案進行審議。弗格斯剛剛得知他必須參加一個議會代表團去南非進行訪問。他認為他會在競選領袖首輪投票時按時趕回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他在議員的分組投票走廊裡遇見了比爾?謝爾頓，請他在他出國期間主持我的競選。比爾同意了。當比爾告訴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競選時，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忠誠，他會是一個精明的競選運動組織者。後來我才知道，在以後一次投票過程中，艾雷找到比爾說："你知道我一直主持愛德華?杜坎的競選運動，現在愛德華退出了，如果我們能達成某種協議，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瑪格麗特這邊來"。實際上，這個協議不過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競選運動，比爾成了他的副手。
當艾雷來到我的辦公室見我時，這一安排就確定了下來。我們都表演了一點外交小步舞。他有點明知故問地問我是誰在主持我的競選運動。我也不得不裝摸作樣地回答他，我並沒有真的進行競選運動。艾雷說："我看，最好是我來替你做這件事"，我很熱情地同意了。我知道這就意味著他將盡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這邊來。突然一下子，我多日來的擔憂全都煙消雲散了。從那時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爾就為我爭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勞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議應與哪些人取得聯繫，他明確他說這類事全交給他辦，不要我分心。他認為我應該集中精力於財政法案。這是一項好的建議，部分是由於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樓上的委員會會議和一層的議會大廳顯示身手了。說到底。最終決定保守黨領袖的，將是保守黨議會黨團的黨員們，我的表現和我的辯論發言一樣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我的競選班子開始時只有６個人，但很快就壯大起來，到了第二輪投票時已有四、五十人了，有點過於龐大了。遊說工作做的相當精確。議員們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訪問以核實他們投誰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們深知無捷徑可走。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在進行著，他和比爾勾出一個個名字，記錄著票數。艾雷時常向我報告進展情況，不過還附帶著精明的選票遊說者通常提出的告誡。競選班子也來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與我一起討論一周內將要發表的文章、演講和提出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
在競選活動的初期階段，我得到不少後座議員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裡森，他後來成為我在唐寧街的議會私人秘書。他告訴我３年以前，他的父親，後座議員委員會前主席瑪格岱勒勳爵就曾這樣說起過我："那個女人會成為下屆保守黨的領袖。"這也許是"那個女人"這個說法的最早記載。
與此同時，和媒體打交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在這方面，戈登?裡斯的作用是寶貴的。記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闢的見解，１９６６年由於在《旁觀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而被特德無禮地撤掉了前座議員的職位。他幫助我寫了題為"我心目中的保守黨"一文，刊登在《每日電訊報》這樣的大報上；我同時收到了許多《每日電訊報》記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議，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約翰?奧薩利文、弗蘭克?約翰遜和艾爾弗雷德?謝爾曼等人，他們都支持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報紙也給了特德一些支持。喬冶?加德納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選舉中加入進來的議員，此人是記者，還是《保守黨新聞》的編輯，瞭解保守黨中央總部的閒談信息。他幫我起草文章，這確實是一個思想活躍的班子。
事實上，人們對我參加競選的態度的變化是可以感覺到的。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幾尼俱樂部的聖斯蒂文餐廳的午餐會上講話，在場的有全國和地方各大報的記者。到這時，根據艾雷收集的調查結果，我開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機會。我苦笑著對他們說："要知道，我真地認為現在你們應該開始認真對待我了。"他們驚訝地回頭望著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這麼做了。到了那個周未就出現了從全新的角度評價我的競選活動的文章。
同樣，第二天在下議院與總是一幅謙和模樣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鋒也沒有損害我的前途。他以惡毒但含糊的語氣把我說成是"享有特權的熱情之花"。我草草寫下幾句回敬的話。稍後，我興致勃勃他說："有的財政大臣是微觀經濟學家，有的財政大臣理財有道，可這位財政大臣卻是廉價的。"保守黨議員很愛聽這些話。
就在離選舉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爾來到我家中討論最新形勢，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從已作出承諾的人數來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還不到８０人，似乎情況太樂觀了。我們還需要對人們作口訪，重新研究他們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和肯?貝克是希思競選運動的主要籌劃人。估計他們收到了二人票數相同或者更樂觀的消息，他們的錯誤在於相信了那些消息。與艾雷的作風成明顯對比的是，他們在第一輪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預言將獲得巨大勝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員會１３號會議室向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成員講話。關於競選活動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即使他們忘記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實際上是政治的欺詐，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轉而去談我個人對保守黨社會的看法和設想並回答問題，從１０點半一直談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東西講一些肺腑之言，並且感覺到對我的事業至關重要的人們在傾聽，其感受實在是妙不可言。顯然，我的聽眾也有同感。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從來不曾聽到任何一位保守黨高層人士從哲學角度談政策。看來，對過去幾年保守黨沒有方向、得過且過的做法感到沮喪的不只是我一個人。
這時希思陣營改變了竟選方針，但仍不得要領。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敗。他們改為攻擊我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他們說我的觀點可能吸引黨的中產階級基層支持者，特別在南部地區，但絕不會贏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義的人。我於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電訊報》上發表的文章從正面談了這個問題：
（作為教育大臣時）我曾被攻擊為為了保衛'中產階級的利益'進行後衛戰。現在當我領導著保守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轉讓稅"方案時卻再次受到同樣的指責。如果"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包括鼓勵多元化和個人選擇，提供公平的獎勵，對技能和勤奮工作給以報償，堅持有效地制止過份的國家權力，崇尚個人私有財產的廣泛分佈，那麼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維護的……如果一個保守黨人不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話，那麼他最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並照此行事。實際上，我們大選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大多的保守黨人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者。英國邁向社會主義的進程總是進兩步又退回半步……人們為什麼要支持一個似乎敢於直言不諱地表示沒有信念的政黨？
找回保守黨的根本宗旨和捍衛中產階級價值觀這個主題在黨內十分受歡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選民協會重複了這一主題。我反對把我的競選說成是代表一個派別的說法。我強調我代表所有近些年來對保守黨政府失望的人說話。在特德領導下出現的問題，我也打算承擔我的那一份責任。
但是（我補充說），我希望我已從過去的失敗和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並能夠建設性地幫助為未來作出規劃……全國上下普遍感到保守黨未能足夠明確地堅決捍衛（保守黨的）理想，所以英國才不可避免地沿著朝向社會主義庸人的道路走去。這個行程不僅必須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轉方向。
不過，在星期六下午發佈的致本選區主席的公開信中，我才真正地總結出了對特德及其領導進行指責的要點。特德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強有力的領導（特別是他自己的領導），又很容易迫於事態的壓力而屈服。他總是在大談爭取別的党的支持者，卻不願聽聽保守黨的意見。與此相對比，我則說我們需要一種"聽得進話的領導"，並補充說，"在執政時……我們使自己脫離了許多給我們支持和信任的人"。
從與保守黨議員的談話中我得知，還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為他現在在那個位置上。許多人不敢反對他，因為即使連連失利他仍讓人害怕，他不會饒恕叛變。再者，更多的人是覺得我沒有經驗——正如我公開承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還有人懷疑我太教條主義，缺乏激情。當然了，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我是個女人。
錯綜複雜的因素使許多議員舉棋不定。他們想和我談話以便瞭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的立場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這些議員來見我。會面的地方是競選班子成員羅賓?庫克在下議院的房間。我就用紅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們，與他們個人或小組交談，盡我所能回答他們的提問。特德則不同，他更願意組織議員們的午餐會。我不相信那種場合下會有許多直率的談話——至少客人們不會這麼做。顯然他的競選班子把客人都當成了支持者，其實許多人並不是。
２月３日星期一的報紙全都登出了消息稱，據保守黨全國聯盟說，７０％的選區協會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數保守黨的支持者們也贊成這種意見。我們聽了並不感到驚訝。各保守黨協會在中央總部的授意下，忠於現任領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在下議院以外還是個相對的未知數。但是很明顯這對特德並無幫助，這肯定增強了希思陣營的信心。實際上有跡象表明，後來在議員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爾最後的遊說結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還有第三位候選人，勇敢又傳統的休?弗雷澤撈走了幾張討厭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選票。而他們告訴我，當晚我在電視節目《行動中的世界》裡表現很好。
２月４日星期二是第一輪投票日。我早早起來為丹尼斯做了早飯，送他出門去上班，然後我開車從福拉德街去下議院向等在外面的記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說了幾句友好的話。這一天我又來財政法委員會工作，而就在下議院的另一房間裡，選舉領袖的投票已經開始了。投票預計於３點３０分結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間等待結果。比爾?謝爾頓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計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擔憂的結果出來之後，希思陣營仍；日希望最後統計的代理投票將幫助特德度過難關。然而大多數代理投票也選了我。當艾雷進門的時候我儘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閃著光輕聲地告訴我："好消息，你的票數領先了。你得了１３０票，特德１１９票"，休?弗雷澤只有１６票。
我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我已經肯定地處於領先地位，儘管按規定要在第一輪投票中直接獲勝，我的得票總數還差３１票——５０％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數的１５％——因而必需進行第二輪投票。我深知，如果這次輸給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結束了。而現在這種情況，我就可能當上領袖。誰知道呢？我甚至還可能當上首相呢。我走到樓下，有人開了香擯酒。不過我必須保持頭腦冷靜，我還得回去繼續研究財政法案，置身于朋友和對手的玩笑之中，因為消息傳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處商討行動方針。
我對這一結果的驚訝程度遠遠不能與保守黨權勢集團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對他們的處境沒有同情之心。他們一直肆無忌憚地反對我。但我確實為特德難過。他很快宣佈辭去領袖的職務不再參加第二輪競選。威利?懷特洛現在參加進來並立即受到歡迎。我本人認為威利很有可能獲勝，雖然我不能嚴肅地想像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樣改變黨的方針政策，但我很高興地想到我們之間不會出現像我和特德之間那樣的不愉快。吉姆?普賴爾、約翰?佩頓，傑弗裡?豪也參加了競選。我有點擔心的是傑弗裡，他的觀點與我有相似之處，這就可能分散我們的右翼選票。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這點很重要。休?弗雷澤退出了，他勸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
事實上我當時不知道我獲得了美國人所說的"勢頭"。我已經估計到，第一輪投過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於一種策略，先把特德趕下臺，再提出一個更可接受的，但觀點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實是，我得到的支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也許是人們對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個把保守黨搞得不能在大選中獲勝的人從領導地位拉了下來。也許我的相當多的同僚們確實認為，保守黨要前進就應該採取基思和我所倡導的徹底重新考慮黨的政策和方針。也許人們認為當特德看來似乎不可能被擊敗時他們未能向他挑戰，如果現在插進來撈取被特德丟失的好處，未免"有點越位"。也許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藹可親的本性，面對新的好鬥的、採取攻勢的左翼工黨政府，懷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夠重新考慮保守黨的主張和政策的適當人選。
當然了，威斯敏斯特內外的許多保守黨人現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結束整個過程。首輪投票時對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輪投票中成了幫助我成為領先的候選人的因素。《每日電訊報》是保守黨基層意見的晴雨錶，現在決定性地偏向我這邊。２月６日星期四英一美關係議會小組在蘭開斯特大廈舉辦晚餐會，我和威利在晚餐會上談話時，他看起來相當自信，認為自己在選舉中會處於領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選票統計結果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情況。不過我還是很小心。已經有人背後議論說我反對歐洲共同市場，人們認為這可能損害我的形象。所以，在喬治?加德納的建議下，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支持歐洲的聲明。我還繼續看望一些議員，有時與他們用便條進行交流，就一些具體問題消除他們的疑慮。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２月８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開的保守黨青年大會。臺上一名婦女身穿黑色喪服，面色陰沉。我很關心地問她出了什麼事。她說："是的，我在為希思先生哀悼。"在場的還有幾個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攝影師的鏡頭前親吻。我說："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過他多次，他也吻過我多次，我想，對他來說，吻我不是那麼困難。"威利回答說："我常常吻她。但我們過去從來沒有在伊斯特本一個旅館外面的人行路上親吻過。"大家興致很高，氣氛輕鬆了起來。
我利用我在大會上的講話，情緒激昂地陳述了我的觀點。我說：
你可以糾正經濟政策，但這個社會仍然是我們沒有人想要的那種社會。我相信，我們應該以功過而不是以出身來衡量人。我相信願意做最艱苦工作的人應該得到最豐厚的報償，並在納稅之後擁有那些報償。我們應該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脫責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勞讓你自己的家庭受益，這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值得讚揚的。
保守黨已經許多年沒有聽到這些話了，這些話受到了歡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顧問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後的形勢。我們總的方針是把精力集中於選舉上，即２７６名保守黨議員，並指出我已經差不多爭取到了他們中的多數，支持我的人數正在穩步上升／而我的４個競爭對手正在為爭取第二把手的位於而奮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我與其他競選者的辯論就沒什麼好處了。當我決定不同他們在《全景》節目中露面時還是產生了一點小小的波瀾。他們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這只能突出我作為領先者的地位。
然後，星期二進行了第二輪投票。我還是懷著緊張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間裡等待。還是艾雷進來將消息告訴我。但這次他的情緒發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著說："現在你是反對黨的領袖了。"我得１４６票，威利得到７９票，其他人的票數微不足道。
我連忙在日記本的背面記下幾點想法，因為現在我就要作為反對黨領袖去舉行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了。我寫下的第一條是特德的名字，稱讚他的領導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要趕快下樓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旁的委員會大會議室，新聞記者正在那裡等著我。我向他們說："現在在哈羅德?麥克米倫、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勳爵和愛德華?希思等一串名字後面加上了瑪格麗特撒切爾，我覺得真像是在做夢。他們的領導風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偉大之處也各有特徵。我將以謙遜和獻身的精神來完成我的工作。"
然後我就按慣例去訪問保守黨中央總部。走進總部時，我不禁想起那裡的一些人曾怎樣拼命阻止我成為領袖。我和站成一排的黨的工作人員握手，停下來吻了保守黨政治中心主任拉塞爾?路易斯，我知道他實際上是希望我獲勝的。我認為那天晚上，在客氣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後一定有許多焦慮。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雖然我不喜歡報宿仇，但我確信，變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我被送到皮姆裡科，在比爾?謝爾頓的家裡參加朋友們的慶祝活動。丹尼斯在那裡。我曾想要打電話親自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但讓新聞協會搶了先。馬克是在工作時知道的，他那時是見習會計師。至於卡羅爾，她在那天下午參加初級律師考試之前不能打擾她。
我和議會督導員弗裡?阿特金斯一起吃過晚飯，很晚才口來和家人一起慶祝這一好消息。和家裡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覺得，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生活再也不會與原來一樣了。
保守黨也不會像原來那樣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電訊報》在一篇頗有洞察力的社論中所指出的：
撒切爾夫人將提供什麼樣的領導，人們將拭目以待，但在當前階段有一點是足夠明確的。撒切爾夫人是個善戰的鬥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對成功給以大量報償的道德觀。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氣起家。她沒有任何繼承的遺產或特權。所以她不必對保守黨在２０世紀所特有的、對財富的負疚感，不必為這一致命缺點感到痛苦。這一點經常意味著保守黨認為自己在保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處於道義上的劣勢。這是英國在集體主義的道路上走得這麼遠的原因。撒切爾夫人能夠提供的應當是保守黨在抨擊社會主義時所缺乏的道義感。如果她能這麼做，她的就任將標誌著英國黨派政治辯論的整個特徵的巨變。
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在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有多麼巨大。
第一節 組建影子內閣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組織影子內閣。我在下院反對黨領袖的房間裡會晤了議會督導員漢弗萊?阿特金斯，還在那裡品嘗了由他夫人馬吉準備的一頓美餐。當然，漢弗萊?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領袖職務角逐中身居此職的他確實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愛可塑之人，作為議會督導員，他見多識廣，要委以高級政治任命，這種特質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訴漢弗萊，雖然我自感對有些人如基思?約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種人情債，但我並不想全部撤換原班人馬。經過與特德的苦鬥，要維持黨的團結就必須讓它有足夠的連續性。
然而，我倆談得越多就越是發現所有其他安排都取決於特德。在競選領袖期間，我曾公開承諾要給他機會，如果他想在我領導下供職的話，就可以在影閣三大要職中選擇一個，或是一個無任所的職務。其實，我內心希望他根本不領這番美意。我們誰也不知道他那受傷的感覺會持續多久，但已很難想像特德會步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後塵，成為其繼任者班底中忠實而出色的一員。反正各種報紙都已經在說特德無意供職，但是我必須親自探知。我曾打算當晚就去看他，可思來想去還是覺得由漢弗萊先出馬更好些。漢弗萊試探了特德的意見，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關其意向的猜測準確無誤，便報告給我。可我已經說過提供職位的事，於是第二天上午我還是乘車前往特德在威爾頓街的住宅親提此事。
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特森引我走進樓下面對花園的書房。特德正坐在書桌旁。他沒有起身，而我沒等讓座就坐了下來。無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對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問他是否願意加入影閣，但沒有提具體職務。他說不，他要當後座議員繼續幹下去。談話實際上就此結束了。從我這方面來說，我無意拖長會見的時間。我知道這對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種羞辱。可我同樣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過記者人群，離開威爾頓街的話，那麼午間新聞就會充斥著關於我倆關係冷淡和分歧的故事。況且，我的咖啡還沒有喝完，於是我略微扯開了話題，問起他如何看待工黨許諾的就英國繼續留在歐共體內進行全民公決的問題，尤其是他是否願意率領保守黨搞這次活動。他還是說不。至此我已經為團結特德和確保這次會面的終止不至於過於突然做到了仁至義盡。可我離開特德的書房時，時間才只過了５分鐘左右。於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樣知道不利宣傳的可能）和我為了拖延時間又閒聊了１５分鐘，此後我才離開這所房子。出於對特德個人自信的尊重——我是這樣想的，對這夭的談話情況我甚至沒有告訴正負責組建我的辦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後來公開此事只是為了澄清有關記載。我回到下院告訴了漢弗萊?阿特金斯，特德確實不想加入影閣。
接著，曾在領袖競選期間任党的代理領袖的羅伯特?卡爾希望見我。當然，他一向是親近特德的，並被認為是代表黨內的總體主義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對在我手下供職不感興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見到他時他明確表示說，唯一願意接受的職務是影閣外交大臣。我說我不能下這樣的保證。理由之一是我不願在充分考慮整個班底的構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腳；我還沒有肯定影閣中是否確實會有羅伯特?卡爾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懷特洛。他的聲望已在領袖選舉中展示出來。他極富經驗，有他在，就能使許多後座議員確信，當今的主流是漸進而不是革命。我們或許都感到彼此能夠成為牢固的、優劣互補的政治夥伴。雖然我當時還不能給他提供具體的職位，等我後來請威利擔任党的副領袖時，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誠還不僅表現在這件事上，他從一開始就是忠誠的。在我走進大廳聽哈羅德，威爾遜發表一項聲明時，有人發出大男子主義的叫嚷："親一個，馬吉（瑪格麗特的呢稱）！"凡此種種。我坐在了前排威利與羅伯特?卡爾之間，吉姆?普賴爾、傑弗裡?豪和約翰?佩頓另一位失敗的領袖競選人——也都在場，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機敏中含刺的祝賀，而我的答辭卻少有睿智，哈羅德?威爾遜當時依然處於議會中無人可比的最佳狀態。我一邊聽他的講話一邊思付著，作為一個經歷了動盪而且還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党的領袖，作為一個在這個喧囂、紛雜的男人世界中奮力爭取主導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來將是困難重重。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當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閣會議。會場有一種略欠真實的氣氛，因為在座的人都還沒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會再受任命了。昆廷?黑爾沙姆代表影閣向我表示祝賀並保證效忠與合作。我感覺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誠意的。我說威利已經同意擔任副領袖，而特德已拒絕我提供的影閣職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領袖一職，並期待著以此身份供職。這些禮節標誌著在相互競爭的觀點與個人之間實現了一種不解除武裝的休戰。
次日晚上，我作為領袖頭一次出席了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會議。當時我與這個人數更為眾多的議會黨團之間的關係比同影閣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走進會場時，全體起立。愛德華?杜坎送我一張沒有簽名的情人節賀卡（提前一天）。後來我把它與匯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節賀卡和玫瑰花擺在了一起。在１９２２年委員會講話，最重要的是領袖的情緒和舉止，而不是講稿的內容。然而這次大家似乎同樣喜歡我講話的內容——那就是，要讓保守黨的政策明確區別於社會主義者，回歸傳統的獨立、自助價值觀，並對所謂左翼勢力增長已不可逆轉的假想提出挑戰。在一片掌聲、拍案聲和保守黨議會黨團表示贊許時所用的粗聲怪調中，我坐了下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時間全部用於會見記者和商量有關我的辦公室安排事宜，還辦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選區公務。絕少有機會與漢弗萊和威利坐下來討論影閣人選的事。我還總是想用周未做最終的拍板。然而拖延總是引起人們的猜疑。有報道說，時下正有一場防止基思?約瑟夫擔任影閣財政大臣的戰鬥。其實，這個職位他沒有要過，我也沒給過他。
我組織影閣的事，由於彼得?托馬斯和傑弗裡?裡彭申明他們不想繼任而得以順利進行。這意味著又多出兩個空缺可用。我利用週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單，同時也與漢弗萊和威利合計某些具體問題。星期一在我的下院辦公室裡通過一系列與同事們的會晤而確定了任命。
頭一個進來的是威利。我向他簡要地介紹了情況，其中包括權力下放問題——他作為前任議會督導員又是代表英格蘭一個選區的蘇格蘭人，可能有辦法解決這方面已經出現的政治難題。接著，我見了基思?約瑟夫，請他繼續在影閣中負責政策與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威利與基思是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領導班子裡決策方面的智囊。我還認為，要使自由企業經濟的思想更加廣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須從政策研究中心著手繼續他的思想改革運動。我絕不幻想我在領袖選舉中的勝利是一種全域性的轉變。我們改變党的政策（作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決於我們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來改變思想。不幸的是，當基思旋風般巡遊大學時，他卻發現在那些明火執杖的左派聽眾當中，戰鬥傾向派們準備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勝一籌。
我的下一位造訪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雖然他曾公開表示願意供職，但當我任命他為影閣外交大臣時，他同新聞界一樣驚訝。此舉雖在當時受到廣泛稱讚，可這卻不是一項好的任命。我一向欽佩雷吉的才幹，並對他１９７２年不得不因為波爾森事件辭職感到遺憾。另外，讓雷吉回來掌理外交事務對那些將特德的老練與我的不足相比的人好象是一個令人服氣的回敬。但是事實很快證明，雷吉不準備改變他的觀點，也就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他對基思和我想要追求的貨幣主義路線有一種輕蔑，只是稍作了些掩飾而已。我本應任命一位在國防和外交政策上與我有共同直覺的人，那樣要好些。
那麼，還有一位性情與我更不相投的人就是伊恩?吉爾默了。我想當他得知我要見他時，他就作了最壞的打算。他曾是特德的有力支持者，且少有充分證據證明免除他的職務意味著很大的政治代價。但是我器重他的智慧。我覺得他會是有用之才，只要讓他遠離經濟崗位。雖然他後來以主張"通貨再膨脹"的急先鋒而著稱，但是無論是他的素養還是性格，都不適合讓他搞經濟工作。我請他擔任了影閣內務大臣。
接著進來見我的邁克爾?赫塞爾廷，在性格上比伊恩要外向得多，雖然他倆有許多一致觀點。他也曾是希思的長期支持者，但人們總覺得他最為奮力倡導的事業就是他自己。我的競選班子確信，在第一輪領袖職位竟選中他是棄權者。說實話，他總是爽快地公開自己的野心。我請他留任影閣工業大臣。這是個令他興奮的職位。因為要由他去打擊工黨政策的主要國有化建議，這個職位使他為保守黨充分發揮了才能。當時我沒有充分把握的是，他思想上對我所不能接受的干涉主義路線相信到什麼程度。我在全國貿易總會的中小企業家午餐會上首次以領袖身份公開講話，隨後便回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繼續規劃影閣的組建工作。我請彼得?卡林頓留任上院議長。同樣，我對彼得在保守黨的政治圈子內所持的立場不抱幻想：他的思想方法與我不同。當然他曾是特德的圈內人物，參與過在政治上對付礦工罷工的問題和１９７４年２月的選舉的決策。而自我們失去執政地位後，他成了一名公認的、極其能幹的上院議長，而且作為前國防大臣和國際型商業家，他有廣博的外交經驗。人們公認，他有可能在內閣成為我在經濟政策上的對立面。但他從未讓經濟上的歧見阻礙他行使一般職責。他帶來了風度、經驗、智慧和——也許我的想法從政治上講是不正確的——-點階級的味道。
傑弗裡?豪自有他詼諧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許多方面是一位相當與眾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無論如何有義務給傑弗裡一個影閣職位。只因為他曾是與我對立的競爭的候選人這一點，我也希望盡最大可能團結全黨。任命他為影閣財政大臣卻是一場精心籌劃的賭博。我知道，作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師，他會做到忙而有序。我還知道，雖然他作為貿易與消費事務部長曾執行過希思政府的價格與收入政策，但他完全無愧於自由市場經濟學說信徒的名聲。像他這樣的人在保守黨上層人士中只是鳳毛麟角。既然我已決定任用基思負責政策的反思，那麼傑弗裡就該是財政大臣的最佳人選了。沒有哪個初次擔此重任的人會認為在這個崗位上會無憂無慮。傑弗裡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還要在議會為我黨辯護。如果把他免職，另謀一位能與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爭雌雄的高手，我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而我知道，傑弗裡的難處就像我的難處一樣，多半是環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賦。後來在我們作為反對黨的日子接近終了時，他已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經過周密思考，我決定讓吉姆?普賴爾繼續擔任影閣就業大臣。人們正確地把這看作我無意在近期內從根本上改變工會法的一個信號。吉姆適合這一職務的原因只有從希思政府那敗壞了的名聲中才能理解。１９７２年特德試圖通過勞資關係法來對工會法進行自１９０６年以來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敗後，全體保守黨黨員都惟恐重蹈覆轍。再者，自特德與戰鬥傾向派較量並在１９７４年２月失敗後，公眾心目中的主要問題是到底有沒有一個保守黨政府還能與工會建立工作關係。人們認為，工會當時享有實際有效的政策否決權。吉姆堅信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創造這一種局面，即我們既接受斑行的工會法（也許還帶有改進意見），又相信與工會領導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這種政策在作為反對黨的最初歲月裡比在後期更具合理性，但無論怎樣，還有兩個重要問題沒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實表明，經社會主義者修訂的現行法律的理論弊端產生了惡劣的實際後果，我們該做何反應？後來的格倫威克事件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罷工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第二，既然工會領導人在擔任工會代表的同時起碼也是社會主義政客，那麼他們憑什麼會甘心與保守黨合作呢？他們與我們在經濟思想上本來就是不可調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問題上他們與我們的觀點也是如此。那麼，吉姆與工會搞個人外交會有什麼價值？也許不會大多。但是就這時來說，他是這個位置的合適人選。
艾雷?尼夫私下告訴過我，他想要的唯一職務是影閣北愛爾蘭事務大臣。他的消息網和已得到證實的內在勇氣與機敏足以使他能夠擔當這一嚴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討好的任務。
其它的任命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爾沙姆沒有任職，但卻是實際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閣農業大臣，雖然數月之後他不得不由於健康原因放棄這個職務。我讓我的老朋友帕特裡克?詹金繼續留任影閣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間就認識的諾曼?聖約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閣教育大臣。他既是一個活躍的才子，又是在領袖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開支持者。曾作過新聞記者的諾曼?福勒是政治上舉足輕重的西米德蘭選區的議員，他人選擔任了影閣社會服務大臣。我並不清楚這些安排究竟與平衡黨內左右兩派觀點有何關係。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為影閣環境大臣時我知道我所晉升的是位與中左派有關的人物，但他思想堅定，在綜合性社會政策上足智多謀而且知識豐富。我相信他會成為一寶。我提供的影閣職務中有兩項受到了拒絕一一個是給約翰?比芬的，他後來加盟進來；另一個是給愛德華?杜坎的，他的早期競選班子後來成為我的競選班子的核心。愛德華繼續擔任１９２２年委員會主席，這也許對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處理了一些不那麼有意思的公務。１０點３０分，彼得?沃克走進我的辦公室。早在他接替我當達特福德選區候選人時我們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過去，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那種熱呼勁兒。他過去一直是特德圈內人物中最能幹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決心採取的政策。他顯然得離開他的職位。說破這一點對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後多少年來這事情總讓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沒有什麼奢望。他成了後座議員中一個頑固的批評者。
在同隨後走進我辦公室的傑弗裡?裡彭商量了一陣後，我確信他不願任職：這對我倆都合適。然後，我又見了曾任影閣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黨內的左派。由於我已經把住房（大臣）併入了環境大臣一職，這使談話較為輕鬆了些。這份工作就這麼讓我從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來我轉身去同羅伯特?卡爾進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談。我告訴他我已把影閣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經知道了此事。也許他剛好期望太高，也許我本該勸他留下擔任另一個職務。但我不願在領導班子裡再有一位強硬的反對派了，不論他是在哪個位置上。於是我明確宣佈我不能請他留在影閣裡任職了。過了艱難的幾分鐘後，他走了出去，並告訴新聞界他對"那些似乎認為（貨幣主義）是什麼自動機制的人"表示擔心。所謂"那些人"是誰就毋庸猜想了。
後來公佈的影閣名單（其中彼得?桑尼克羅夫特為党的主席，安格斯?莫德為保守黨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後來補充的）被正確地看作是妥協的產物。這可惹惱了黨內左派中那些對我罷兔羅伯特?卡爾、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滿的人；這同樣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複返、由傑弗裡而不是基思任影閣財政大臣，缺乏來自後座議員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種種都讓他們擔心。事實上，這是一次相對成功的行動，因為當時我的地位還不夠穩定，又需要在影閣中反映出一種能團結全黨的意見平衡。它標誌著一支贊同我與基思的自由市場經濟觀點的財政班子形成了，從而把影閣內思想的天平總地轉移到了我這一邊，而且使那些我從特德陣營中留下來的人效忠于我成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這個領導集體（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認為已經一統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則上。
第二節 機器政治
據說１９５０年當特德，希思被封為議會副督導員時，他曾向保守黨的資深政治家斯溫頓勳爵討教是否接受該職，"先鑽入這部機器——無論級別多麼卑微。"斯溫頓勳爵說。特德牢牢地記下了這句忠告。而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導部件，在立足未穩時，對這句話自然不得忘記。鑒此、我著手去控制這部機器。
艾雷，尼夫和我決計要改革保守黨中央總部。根據黨章規定，中央總部是党的領袖的辦公室、發生在領袖竟選期間的一些事使我確信，那裡的某些工作人員，要在我手下繼續以原來的身份工作是很困難的。
我認為我們所需要的中央總部主席應是高效率的管理者。一位最好能與商界有關係的人，一位忠實於我的人。我一向敬佩彼得?桑尼克羅夫特。想當初他因公共開支問題於１９５０年辭職這一勇敢的行動預示了戰後保守黨的一次錯誤的轉向。他自我進入議會之初就是領導本党的老前輩中的一分子，作為數家大公司的總裁，在我看來彼得當是首選之人。可是怎麼說服他呢？後來發現威利?懷特洛曾與他有過來往，於是威利說服他接受了這一任職。這份工作即使對一個比他年輕得多的人來說也是很費精力的，因為即使在黨深陷低谷的時期，党的主席也必須鼓舞士氣，而低谷階段的出現何止一次。除此之外，彼得的另一難題是，在現階段，大多數鄉村黨員只是勉強接受了我的領導。這種情況直到１９７５年黨的年會後才漸漸改變。經過更長一段時間——並在進行了一些痛苦的和有爭議的人事變動之後——才使我感到中央總部的領導人真正有心效力於我。彼得逐漸以忠誠之士取代了一些人，我從未過問他是怎麼幹的。
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就任党的司庫無疑頗有助益。現任兩位司庫阿什當勳爵和切爾莫勳爵都告訴我他們已決定辭職。艾雷?尼夫建議說，曾在全民公決運動中任"歐洲的英國"派司庫的阿利斯泰爾具備擔任這一工作的個性條件、精力和關係網。他說對了。雖然阿利斯泰爾是出身于保守黨黨員家庭的一名鐵杆保守黨人，但他還得迅速將自己變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訴他，他得放棄他那輛德國奔馳轎車，改用一輛英國產的"美洲虎"，他立即照辦了。但我卻沒有告訴他準備好對付在中央總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卻又煩人的不順心的事；他在試圖說服工商界人士時同樣會遇到巨大困難，他得設法說服這些人，儘管我黨多年來執行了希思式的總體主義政策，我們党依然是一個值得支持的主張自由企業的黨。
有些人預料我會在保守黨研究部進行更大的人事變動。保守黨研究部理論上是中央總部的一個部門，但它有自己獨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間。這主要因為它在辦公地點上與中央總部分離（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學術上有其榮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研究中心是作為研究部的替代機構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領袖，保守黨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應當團結協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裡斯?帕頓屬黨內左派，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之間的諸多齷齪與競爭由來已久，在許多右翼人士看來，正是保守黨研究部所集中體現的那種追求共識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們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約瑟夫的話說，"滯留在中間地帶"一我決定用在政策問題上能與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爾莫擔任研究部主席，而讓克裡斯?帕頓留任主任，讓特德的前顧問亞當?裡得利作他的副手。這些都是妙計。我賞識該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擔當起影閣秘書處的作用後，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雖然偶有陰影，保守黨研究部還是漸漸轉到了基思和我確定的方向上來。
與此同時，艾雷?尼夫和我還要物色一個負責我辦公室事務的小班子。領袖競選結果出來後第二天，我會見了特德手下的秘書們，他們顯然很難過。我還察覺到了某種敵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讚賞他們的忠誠。我請他們繼續留下工作，如果他們認為可能的話。結果大多數人留了下來，至少也幹了一段時間。當時，反對黨領袖議會辦公室是現在內政大臣的辦公室，有一個大房間，外邊一間能作為兩名秘書的接待室，還有樓上的幾個小房間。這裡空間狹小，夏季一到就非常悶熱。（只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夏，我們才搬進了一套寬敞了許多的房子，這裡曾是議會禮儀衛士的用房。在此辦公期間，我的活躍。可靠的選區秘書艾裡森?沃德加入了我從特德時期承接下來的秘書班子。）
當選領袖之後，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時每天８００封。儘管中央總部的女孩子們過來幫助分理郵件，但一般情況下這是我４名秘書的任務。他們坐在主房間的地板上，將信開封、歸類。他們盡了最大努力，可還是毫無希望地缺乏條理。後來，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建議我請戴維?沃夫森負責郵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爾覺得如果曾經擔任過通用郵購商店郵件部負責人的戴維都不能理順這種混亂狀況，那就沒有人能行了。事實上，無論是在反對黨時期還是後來在唐寧街１０號，戴維的才幹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為廣泛的發揮：他洞察商界的意圖，提供了重要關係，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亂麻。
但我還需要一位全職的辦公室主任，他必須勤奮、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麼多的講話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學素養。我的老朋友兼同事，湊巧又調任《每日電訊報》編輯的比爾?迪茲推薦了理查德?賴德，他當時正從事《每日電訊報》高雅的花邊專欄《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於４月底來到我這裡，開始與我從特德那裡接過來的秘書之一卡羅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後來成為卡羅琳?賴德。
理查德?賴德在經費少的情況下，將這個不大的辦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只快樂之舟，幾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濟，去成就更美好的事業。馬修?帕裡斯負責信函回復工作，他表現出後來為《泰晤士報》工作時的速寫的天賦；那是在１９７９年競選開始前夕，當時一名婦女在、封充滿哀怨的來信中反對我們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時訴說自己的抱怨。馬修告訴她，能夠享用我們及其它納稅人為之付帳的家宅已是幸運的了。像維多利亞女王，我可沒覺得這個答覆有趣——尤其是當《每日鏡報》在競選伊始就發表了這封信。但馬修還是渡過了難關。
理查德來後一個月，戈登?裡斯奉調來我這裡工作一年。他由電氣和公用事業公司來加入了我的專職工作人員的行列，幫助處理新聞等其他許多事務。戈登真是天賜良才，憑著他那從不失效的出色幽默，這位熱情奔放的前電視製片人總能讓我樂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會對別人拒絕的事。他的觀點是，如要宣傳我們的主張，千萬不能只看重《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這類大報，而是要同樣重視中等暢銷的報紙，如《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視《太陽報》和《世界新聞》。此外，他還認為即使是在社論類文章中支持工黨的報紙，如果我們真的有意提供給它們有意思的文章，它們也會願意公正對待我們。他這兩個觀點都是對的。後來《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在向傳統的非保守黨選民傳達保守黨價值觀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鏡報》也給我以平等和全面的報道，無論其評論性文章怎樣批評我們。戈登定期與報紙編輯們談話。他還勸我說，他們真正想見到並聽取其看法的人是我。於是，後來無論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麼，只要戈登說我們必須與某位編輯共進午餐，那麼這件事便是最優先考慮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極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為適應媒體而改變自己的舉止和形象，如果拒絕讓步，聽起來可能會頗為勇敢和尊貴，但作為公眾人物著持這種態度，極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不想認真地去贏得權力，或更可笑地被認為是缺乏故作謙卑的那種美感。戈登運用他搞電視時的經驗，建議我換一種髮型和服裝以改善給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頰近旁用大多珠寶。臉上的梭角在鏡頭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顏色與你的著裝產生不和諧之感"。這著實是門學問。
還有我的聲音問題。在下院講話時你的聲音得蓋過喧鬧聲才能讓人聽得見。這對尖嗓門的人就越發困難，因為在提高音量時，你會不由自主地走調。這成了大多數婦女的一個突出的難題。你不得不學會在不出尖聲的前提下設計聲音。即使是在戶外對聽眾講話時，我的聲音也是自動的高調門，這很容易變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訴過我這一點，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調。不幸的結果是，也許聽眾感覺我的聲音有了改善，但我卻患上了咽炎——而對經常要向公眾講話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戈登為我找了一位專家，他說首要的是正確的呼吸，然後講話時不用後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獲益匪淺，而她對我的問題的那份同情和瞭解，只有她的那只多病的小貓才能同樣得到。不幸的是，那只貓碰巧在我開始上課前得了病，於是不得不把課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歡貓，所以我們完成了全部課程。
有一次戈登帶我會見勞倫斯?奧立維爾爵士，看看他有什麼好辦法。他很客氣，說我注視聽眾時的眼神挺好，這是重要的。還說我的聲音恰到好處，這——不必感謝那只貓——在現在可能是對的。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念別人的臺詞、進入別人設計的角色與發表一篇反映自己觀點的講話和設計自己的個性之間的區別。的確，在我們這次談話之後，我對政治講演者與演員之間技術上的異同產生了興趣。例如，後來有人告訴我，大多數舞臺演員寧願看不到淹沒在黑暗中的觀眾，而願意聽見台下的反映，但我無論在哪一種公共講壇，總是堅持一定要既能看到又能聽到人們對我講話的反映，這樣我就可以加快或放慢語速，或在講話進行得不順利時，加進我後來命名的"掌聲之句"（即曾經得到眾多掌聲的語句）。所以即使是在調暗了燈光的大廳裡，戈登也總是儘量保證我能在講話時看到前幾排聽眾。
搞好這一切花去我幾個月的時間。但總體說來，這裡的一切從未讓我不快過。然而，對反對黨領袖的真正政治考驗還在後頭。
第三節 往昔的桎梏
在我的反對黨領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開亮相是從２月２１日星期五訪問蘇格蘭開始的。伴隨著由一位幽默的風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這樣"，我在愛丁堡機場一走下飛機，就受到蘇格蘭式的熱情歡迎。所到之處成群的人擁過來看我。我原定漫步愛丁堡市中心的計劃不得不整個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聖詹姆斯商店區中心原預計會有數百人，結果３０００人擁了進來，可那裡只有６名警察在徒勞地試圖擋住他們。幾位婦女暈倒了，有的人眼含淚水。因為人群擠靠著商店廚窗，此時真有發生悲劇的危險。眼看繼續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進一家珠寶店，在那裡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誕辰石），後來我將它嵌在了一隻戒指上。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從現在起，在組織我的訪問活動時，後勤工作中不能有絲毫外行做法。
我在蘇格蘭保守黨基層組織總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種腹背受敵的處境仿佛磨礪了這裡人們的鬥志。但從更普遍的角度說，我的蜜月持續時間並不長，緊接著那種常見的政治生活便洶湧而來。民意測驗在２月時還顯示出保守黨領先工黨４個百分點，僅在一個月之後就成了工黨以２％領先——也許在統計上意義不大，但卻驚醒了那種過早的自鳴得意。形勢很快就清楚他說明，黨內一些實權人物開始給我們製造麻煩了。４月初，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黨年會上發表講話，主張警惕保守黨右轉。歐洲問題全民公決運動把焦點放在歐洲問題上，進而又刺激了聯合政府的倡導者們的胃口。這一切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困難。
我在議會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參加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經濟問題辯論，會上我與哈羅德?威爾遜進行了交鋒。那次我被嚴厲而公正地批評為沒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黨的替代性政策。當時的困難是）我們還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替代政策。當時我們要為希思政府站不住腳的政績記錄進行辯護。由於這種束縛，我們還不能突破現狀，提出一套適用的自由市場政策作為替代。
由於這些原因，我的這次辯論發言及數次其它場合的發言都沒有講好。要率領反對黨參加已有定式的辯論，僅靠幾句提綱（這是我擅長和喜歡的）是作不了內容廣泛的講演的。作為議會前排議員的講話必須有一份準備充分的講稿，可以提供給新聞界。但是這類講稿同時必須大大有別于那種適用於對一大群熱心聽眾發表的只在鼓掌時才被打斷的書面講稿，而且，當然你只有在議會樹立起相當大的權威時，才能在沒有人喝倒彩和打擾的條件下讀完講稿——這種殊榮常常只給予首相，但也並不是一貫如此。
然而，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決。因為有了基思?約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盤負責，使我能夠相信制定政策的進程會沿著我認可的路線發展，但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從來不是理論或技術上的，而是個人和政治上的因素。無論我們花多少時間爭論有關公共開支、收入政策及工業補貼政策的是非，我們影閣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數）堅信自由市場政策定會成功，而其他人卻與我們一樣堅定地相信它不會成功——或起碼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後才會奏效。另外，我們不是在真空條件下討論這些問題的。那幾年裡，工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方針，每一個方針都迫使我們確定自己的立場，把我們的立場與反對其政策的立場一致起來，並使我黨的替代主張更有棱角。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們討論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關於制定政策的文章。他們建議讓後座議員備委員會和外面支持我們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組的數量繼續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們一般由有關的前座發言人主持。傑弗裡?豪的經濟重建小組是推敲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影閣中也不時搞一些由我親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討論會。主要的影閣發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組提出政策論文，以此為基礎，全體影閣批准而不是設計我們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顧問，尤其是經濟問題顧問，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張和建議（基思還與影閣中從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會）。在此基礎上，我有時也會在某次講演或接受採訪時提出某項新的政策——這並不總能得到我的同事們的讚賞。
現有的決策體制總讓人感到捉襟見時。但在當時，無論我們的機構有多麼完善，都不能解決我們需要做出決策的根本問題。事實說明，從最主要的意義上說，這一制定政策的體制還是"奏效了"：到１９７９年５月我們上臺執政時；諸多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影閣大臣們對自己工作重點的清楚程度毫不亞午戰後任何一屆英國政府上臺伊始時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問題是如何對付通貨膨脹。１９７５年８月通貨膨脹開始下降前曾驟升到２６．９％，１９７８年１月降到１０％以下。民意測驗顯示，通貨膨脹問題一再成為公眾希望採取行動的最緊要問題，但同時又經常認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戰勝通貨膨脹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業問題總是緊隨其後。而我們歐對的來自工黨的主要抨擊之辭就是我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
要討論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就要涉及對希思政府的評價。如果說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結果，而且是大約用了１８個月以漲價形式完成的，那麼本屆工黨政府在頭１８個月左右裡高通脹的主要責任就該歸咎於保守黨了。但是，如果說高通脹的原因是繼上屆保守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失敗及工黨對工會讓權之後採取的過高的工資政策，那麼我們現在作為反對黨在政治上日子就會好過些。雖然我們也許還提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但至少可以把一切歸咎於現政府。我的那些為自己懷疑一切經濟理論而感到自豪的同事們會尤為贊同這種做法。其實，阿蘭?沃爾特斯早就申辯過通脹是由於希思政府放鬆銀根造成的，我看這是有道理的。他對此進行口誅筆伐的言論主張和預測文章首次出版於１９７２年６月。基思曾把這份材料作為１９７５年３月影閣同仁討論的背景材料散發過。但如果我那時就公開接受這種觀點的話，則勢必會挑起特德?希思及其支持者製造更多的麻煩。
然而，由於我們沒能明確闡述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於是方便了別人對我們的收入政策進行側翼攻擊。因為如果像我們為希思年代辯護時所說的那樣，工資的增長是引起通脹的原因，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我黨執政將會怎樣遏制這一增長呢？我們會借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嗎？如果這樣做，我們不僅會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嚴重的干涉主義，同時也會遭到工會的強烈反對。採取自願的收入政策嗎？這樣做我們也會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為工黨與工會有傳統的聯繫。並願意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會主義政策。這樣做將使二者聯手對付我們。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保守黨宣言曾表示我黨承諾在價格和收入問題上探索一套自願的政策，但保留了一點，即如果該政策無濟幹事，將有必要轉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黨擺脫眼前的處境。有兩件事使我的任務更為艱巨，一是當時工資和物價飛漲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爾克給我很大的社會壓力，要我支持各階段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在１９７５年５月一次與羅賓?戴的訪談中，我說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實行工資凍結，但這並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黨執政以來，工資畢竟還是以每年大約３０％的比例增長，但我從不認為工資凍結除在降低通貨膨脹的戰略中起過渡性作用外還有什麼更大的作用，通貨膨脹的降低必須以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政府借貸為基礎。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醒悟，認識到緊縮財政的必要性。１９７５年４月的預算宣佈降低原計劃的支出水平並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提高了２便士——至３５％——以求減少將在１９７５一１９７６年度不斷遞增到９０億英鎊的赤字。
這並沒有阻止政府採納那項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賴德計劃，欲以１４億英鎊納稅人的錢挽救英國萊蘭汽車公司。可是，不論這項決定有多麼不負責任，保守黨作為反對黨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會遇到最大的困難。該公司是我要上臺執政必須爭取的西米德蘭諸議席所在地區一個至關重要的收入和就業來源。但資源一旦被用於不贏利的實行了國有化的這項轎車工業，就意味著以稅收或提高利率、通貨膨脹等形式從成功企業和其它納稅人身邊把這些資源抽走了。基思?約瑟夫、邁克爾?赫塞爾廷和我都在公開聲明中以某種不承擔義務的態度作出了反應，但其中調子的差別，尤其是基思與邁克爾之間的差別，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說公共開支問題是兩黨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辯論的一個方面，那麼工會權力問題就是另一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近幾年來影閣一班人的陣容與在採取"自由集體談判，還是自願或法定收入政策問題上的陣容稍有不同。傑弗裡?豪在工會問題上一貫持鷹派立場。在我們的討論中，他一開始就強調有必要改變勞資關係中權力的平衡。的確，我猜他是懷著理想主義的想法，要回到他設計的"勞資關係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約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儘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諾太多而又力不從心。吉姆?普賴爾和影閣內其他多數成員都站在與此對立的一邊。
但在收入政策問題上，傑弗裡和吉姆（得到伊恩?吉爾默的支持）強烈主張與工會建立某些全國性共識。傑弗裡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西德搞"協調行動"的那種公認的成功經驗。他們的目的是教育勞資雙方認識經濟現實，在達成某種一致後限制工資。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拒絕貨幣主義。與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傑弗裡對此越來越熱哀。而這種做法裡的確含有嚴重的總體主義和經濟決策中央集權化的現象。基思對此強烈反對，我也同樣不喜歡。
雷吉?莫德林是最堅定地反對貨幣主義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所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增加了他的觀點的份量。雷吉是最熱衷於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５月給影閣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見的信中所說："毫無疑問，對純粹派經濟學家來說，價格只是反映通貨膨脹的症候，而對我們政界人士來說，它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飛漲的價格正在分裂國家。"由於存在這種內部分歧，長期以來人們感到我們的經濟政策缺乏連貫性就不足為奇了。
在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議會經濟辯論中，我遇到了一系列困難。由於這些困難，我當時沒能針對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選擇。由於這件事，我認識到急需理清我黨的立場。進一步劇烈的社會分歧確認了這一必要。６月，我在艾伯裡斯特-威思召開的威爾士地區黨的大會上發言時，對法定性工資控制政策表示了堅決的保留態度。同一天，雷吉?莫德林在契塞爾一赫斯特講話，暗示我們可能會支持強制性政策。幾天後，基思在一次講話中對工資凍結的價值表示了嚴重懷疑，並指出它會被利用來為拒不削減公共開支及採取其它的經濟步驟進行開脫。同日，彼得?沃爾克呼籲採取法定性工資政策一結果遭到基思的駁斥。基思直率地說，工資凍結在過去就沒有奏效過。新聞界於是大肆報道保守黨的內部分歧，這並不奇怪。然而，政府內部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比我們還要多。這個事實對我們是一種有限的安慰。
我決定，即使我們尚不能對某一觀點達成全體一致，至少也必須一致同意堅守一套能夠彌補裂痕的口徑。我們聽到丹尼斯?希利在７月１日發表的聲明中預示工黨將實行一套以制裁雇主而不是制裁工會為基礎的收入政策，我們立即召開影閣會議商量對策。最關鍵的問題是，一旦要在議會表決，我們是應該支持政府、棄權還是投票反對。使此事難上加難的是，實際上財政大臣只是靖蜒點水地暗示他的打算。要搞清其政策是屬自願型還是法定型，必須等到其所許諾的白皮書下發以後才能證實。另外、我們並不想一概拒絕支持降低通貨膨脹的措施，既使這些措施中包括法定性收入政策。
這時議會督導員告知至少已有３０位保守黨議員原則上反對法定性控制措施，並希望我們也反對這些措施。我盡力進行了。總結分析）認為我們現階段的公開方針必須闡明，保守黨一貫支持其認為符合國家利益的措施，但財政大臣的聲明卻眼高而手低，況且他絲毫沒有談及削減公共開支，也未涉及放棄進一步國有化的政策，而這兩條與控制通貨膨脹均有直接關係。
我在自己周圍發現，國內的保守觀點強烈反對主張在實行反通貨膨脹措施時必須由雇主首當其衝的觀點。我們的支持者們希望我們對工黨強硬些、第二天，後座財政委員會開會，比爾?謝爾頓向我報告了他們的擔心。雖然要求我們投票全盤反對政府的一攬子計劃的人很少，但普遍的擔心是，支持這些計劃將意味著我們贊同工黨繼續實施社會主義政策。
７月７日星期一，吉姆?普賴爾與基思?約瑟夫在影子內閣就其相互對立的觀點展開爭論。但關鍵問題依然是，如果要投票，我黨應走人哪間投票廳。迄今為止，好像最保險的選擇，即使是最不光彩的，是棄權。危險是這種戰術會使我黨議會黨團中的兩翼都會感到失望，我們內部可能出現３個方向的分裂。
不論使用哪種戰術，我還需要搞清希利提出的措施究竟是向約束財政邁出的真實步驟，還是只是一個煙幕。在影閣討論會後的第二天，我在下院我的房間裡與威利、基思、傑弗裡、吉姆和幾位經濟學家及工商界專家共進工作晚餐，其中有阿蘭?沃爾特斯、布萊恩?格裡菲斯、戈登?佩琅和薩姆。布裡但，他們都是我定期接觸的人，我很看重他們的意見。正如傑弗裡在那天晚上開始時所說，雖然我們必須全面看待這個一攬子政策，尤其是貨幣和金融部分，但當我離開時覺得越發不願意支持那些站不住腳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建議。
載有詳情的白皮書於７月１１日星期五發表。不出所料，是一個大雜燴，雖然包括進了我們贊同的控制現金等措施，但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削減公共開支的配套計劃。其核心內容是將來年的工資增長控制在６英鎊以下。而其中最令人驚異的忽略是，政府拒絕公佈其據稱已擬好的一份方案草案，即要在自願限制工資增長的計劃不能奏效的情況下，實行法定性控制。待到投票表決時，保守黨後座議員和影閣都贊成棄權，這時大家取得了一致認識。辯論中我本人的講話並不怎麼精彩一鑒於我所要扮演的複雜角色，這並不奇怪，這可能已經夠糟的了，可特德卻對我們沒有支持政府表示遺憾，繼而又拒絕支持我們提出的重要修正案，這倒又使我得到了解脫。
如果說在這一系列的艱辛中還成全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形勢促使影閣在收入政策上採取了一條團結的路線，既然要克服通貨膨脹，就要求一切經濟政策都必須以反通貨膨脹為方向，尤其是公共開支和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可能會作為一整套綜合政策的一部分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它並不能取代其它政策，也不能對它本身期望太高。這雖夠不上是新穎的經濟學高見（連正宗的也夠不上），至少也提供了一個暫時的避難所。
無論怎麼說，人們正確地判斷政府７月份出臺的一攬子政策不足以對付正在出現的經濟危機。那年夏天通貨膨脹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２６．９％。
八月，我們躲到布裡坦尼作了一番假日的運河漫遊。我帶了一本寫英國諸位首相的書作假日閱覽之用。當哈羅德?威爾遜在電視上公佈其收入政策並以堅持６英鎊之限來請求人民"給英國一年時間"的時候，我還在外地。在我不在的情況下，威利?懷特洛在第二天晚上的答覆中對那一派胡言表示了熱情歡迎。如果是我，絕不會被說服這樣做。
第四節 鼎立之難
擔任領袖幾個月以來，雖然遇到過諸多困難，我還是以不錯的精神狀態迎來了秋季黨的年會。特德和他的朋友們看來會盡力繼續作梗，但我的幾次出訪活動已經改善了我的處境。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搞得一塌糊塗。黨的年會前的民意測驗顯示，保守黨領先工黨２３個百分點。在布萊克普爾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我能夠在這個國家贏得全黨的支持來鞏圃這些成績。在党的年會上，領袖講演與影閣其他發言人在年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它必須有足夠廣泛的內容，以免有人批評講演者"逃避"某項棘手的問題。另外，講演的各部分內容之間均要與主題呼應，否則到頭來你的講演就像我所說的那種掛滿誓言與功勞的"聖誕樹"，而且每談到一個新活題總是用"我現在談一談……"這樣呆板的傳統開場句式。一場有份量的講演要能煥發全黨的信念，緩釋懷疑者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像詩而不像散文。作者不應試圖使用華麗的詞藻，重要的是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緒。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來寫出觀點清晰又有說服力的文章，但也許根本不適合講演之用。演講者必須細審講稿，發現有危險和語意不明之處則一定要刪掉。但即使是這樣，一篇效果好的講演也許在印出來後讀起來卻幾乎是蒼白無力。所有這些我需要在後來的幾年裡全部學會。我在１９７５年著手準備第一篇党的年會領袖講演稿時，還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這些知識。
我告訴我的講稿撰寫人，我不打算發表一篇經濟問題講演。經濟上之所以出了差錯是因為思想上和哲學原則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錯。經濟危機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機。但當時我把自己的講稿起草想法提出來與克裡斯?帕頓和研究部的諸位討論時，我感到他們根本沒有理解我想傳達的思想。於是我整個周未坐在家裡用大字寫了６頁手稿。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困難：文思不斷湧流筆端。但這是一篇講演稿嗎？星期天早晨，當我重讀一遍後正在修改的時候，伍德羅"懷亞特一這位由前工党議員改行的企業家、作家、我黨同情者和密友——打來電話，我告訴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議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飯，這樣他可以看看這篇稿子。這位老道的記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問題。於是我們倆個開始進行刪改、構思和重新組織。我抵達布萊克普爾時，手頭已準備好了年會講稿的開頭部分。又發現克裡斯?帕頓等已寫出新的材料，我把兩部分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第一份草稿。
過去，党的領袖只是在年會結束時才露面，像從天上下凡似地來到滿懷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發表他的講話，是特德改變了這一常規。我又把它推進了一步。除了到會早之外，由於是第一次作為領袖出席年會，我還利用每個機會會見選區代表。我知道我必須爭取他們的忠心。實際上，我做到了年會組織者們所認可的極限，在本應在臺上就座時卻花時間在台下與人交談。
在參加招待會和討論會的間歇裡，我還要過問講演稿撰寫人的工作進展情況。亞當?裡德利協助寫經濟問題。安格斯?莫德也不時參與進來，他同伍德羅一樣有那種只屑一調整就能讓講話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賴德是講稿的總潤色人。戈登?裡斯用他的專長輔導我如何宣講這份稿子，他關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後不要打斷掌聲急於往下講——一個不夠老練或缺乏自信的講演者會經常這麼做。
然而時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間裡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們中竟沒有一位是行話所說的"文字匠"。我們已經確定了稿子的結構、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們需要有一位對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將整個文稿貫通起來。戈登推薦了過去曾起草過特德的廣播稿的劇作家羅尼?米勒前來助一臂之力。於是整篇稿子被緊急送到羅尼那裡進行"羅尼化"（我後來總是這麼說）。稿子被送回時面目一新，更確切他說，總算是作為一篇講演稿回來了。接著又進行了一番刪減並重新打印，幹了星期四的整個通宵。到星期五淩晨４點３０分整項工作完成時，我才感到可以進屋睡上個把小時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時候，我正在通讀剛寫好的講稿，有人叫我到電話機旁與威利?懷特洛通話。威利告訴我特德已到達這座城市，並且與我下榻在同一家飯店（帝國飯店）。他的套間在我套間的兩層樓下。幾個月來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他與我言歸於好。無疑是他們促使威利認為現在是和好的最佳時機。他向我解釋說，這類事情中有自尊心的因素，特德不能親自來見我。那麼我願意去見他嗎？我立即回答說當然願意。威利說那"絕對太棒了"，並說將給我打電話確認此事。我馬上又一頭鑽回到了演講稿裡。約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沒有電話來。因為當時已是大約１０點鐘，而且我還有許多關於講稿的事要做，我認為我們必須當真開始"和解工作"了。於是我打電話問威利進展如何，結果得知特德已另有想法了。顯然干戈還是未得化解。
布萊克普爾真正發展成為海濱度假地時，城裡的冬宮便以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自信風格成為一處名勝。這裡有各式咖啡館、餐廳、酒吧、一家劇場，還有保守黨舉行年會主要活動的皇后舞廳。"舞廳"一詞還遠遠不能真正表述其敞擴大廳的富麗堂皇，連同那寬敞的樓臺、那餾金、飾粉、光豔奪人的奢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仿佛是對講演者的歡迎。較之更現代化的會議設施裡的那種冷漠感和醫院似的整潔，我總是更喜歡這裡。保守黨年會高潮的來臨在布萊克普爾營造出了一種特別的激情。對我來說，雖然幾乎是終日未眠，但我對自己那篇講演稿充滿信心，並把一切都寄希望於它。此篇演講有兩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總結性的控訴，不只是對工黨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對工黨政府，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闡明保守黨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光是從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場"和"個性獨立"之類詞句，而且認真地將這些詞句當作今後政策的基礎。即使在２０年後的今天再讀起它來，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闡述我個人信條和信念的部分。
讓我來提出我的觀點：人按其意願從事工作的權利、開銷其收入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讓國家作奴僕而不是作主人的權利——都是英國的遺產。……我們必須把私營企業帶回到復興的道路上來——不僅僅是給予人們更多的屬?他們自己的錢，以供他們按自己的選擇進行消費，而且要有更多的資金來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們。我認為，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各盡所能那樣，政府也有義務制定一個制度框架，使我們置身其中的人們能夠如願以償。我們要麼沿著老路走下去，繼續沉迷下去，要麼我們就此止步，毅然決然他說聲"夠了"。
當我講演開場並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時，我便放鬆了下來。人們在歷屆保守黨年會上總能找到舞臺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別得出哪些是發自內心的贊許的掌聲，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這些發自真心的掌聲震撼了我。另外、這個場面同我以往親身經歷的任何一次歡迎會都大不相同。正如評論家們所說，這與近幾年的年會情況也是大不相同的。顯然，我撥動了人們的心弦，與其說是以我發表講演的方式，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因為我表達出了自信的保守黨人的情感。在場的代表們聽到了他們自己的心聲發自會議講臺之上，於是報以巨大的熱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無論是臺上還是台下，都蕩漾著一種氣息，那就是形勢正發生著某種變化。
在皇后舞廳外還會有這種效應嗎？我希望，而且從內心來說也確信，《每日郵報》就這篇講演所發表的社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就是她的批評家所聲稱的突然右轉的話，那麼９０％的國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經這樣做了。"
在當了一年反對黨領袖後，我覺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適應在下議院擔任的新角色。我已與議會黨團及全國的保守黨組織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對於我辦公室內的一小隊人馬的工作情況，我很滿意。我只希望影子內閣也能被導人正軌。
我的家庭生活也進入了新的軌道。丹尼斯已正式從寶馬公司退出，儘管他還忙於他的其它生意。一對雙胞胎都２２歲了，過著他們獨立的生活：卡羅爾將要完成她的律師培訓，並將於１９７７年去澳大利亞當記者。馬克還在學會計。福拉德大街是我們在倫敦的家，我在那兒招待客人，議會開會期間則在我在議會的房間裡。
保守黨年會兩周後，我們搬入了在蘭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個舊套間（我們在賣了"芒特"住房後，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為過渡）。我們的朋友西馬爾?卡紮勒特基爾是一位前任議員，他在那兒也有一套房。他經常舉行午餐會，看來方園幾英里之內的人他都認識。哦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在不遠處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鄰居還有朗福德夫婦，愛德華?克蘭克肖（他是海茲伯格的歷史學家）和馬爾科姆?馬格裡奇。但在西馬爾?卡紮勒特一基爾家的餐桌旁進行的討論最引人入勝。對我來說，那是離開威斯敏斯特高度緊張而熾熱的政治氣氛的一種休息。餐後告別時，我經常下決心設法去多瞭解一些關於某一話題的知識或拓廣我的閱讀面。例如，在一次討論共產主義的時候，馬爾科姆?馬格裡奇說共產主義的整個心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產者》中都可體會到，他建議我一讀讀這本書。"我讀了這本書，發現他是對的，並且進一步更深入地鑽研起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來。
我們在斯科特尼過的第一個聖誕節非常愉快。但無疑，我認為１９７６年將是對我進行考驗的一年。英國正陷入一場經濟危機，持續下去的話，不久就會把國際貨幣組織捲進來直接充當在英國經濟運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對此毫無良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議會裡的微弱多數小但我們保守黨也很難把這種情況轉為我們的優勢，顯然這是因為人們把工會組織看成是力量強大、無所不能的。因此，我們總是被這個問題所迫而處於不利地位："你們將如何對付工會組織？"或者更不祥他說："工會將怎樣來對付你們？"
除此之外，還有對影閣表現的廣泛批評，當然也包括我在內。我決心要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我重組了班子。反對黨班子的重組總有著強烈的鬧劇色彩。反對黨領袖在議會的套間的格局佈置使得我無法控制人們的進出，從而無法用適當的微妙的差別來對待走運的和不幸的同事們。尷尬的碰面總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組不會有許多血濺到地毯上。
我很高興約翰?比芬願意加入影閣成為能源發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時，他可能是那時後座議員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評者，我歡迎他的加入。如果說提拔約翰?比芬意味著我們正認真地改正過去犯的總體主義錯誤，那麼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個親密助手——作党的歐洲事務發言人，則顯示出不論特德自己感覺如何，我對在他手下幹過亨的人並不懷恨在心。我讓威利代替伊恩?吉爾摩任內政大臣，伊恩?吉爾摩則去負責國防事務，他成了一個極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閣發言人——如果他到此為止，所有有關的人便能活得輕鬆些了。其它的職務安排象做搶座位遊戲似的。我把帕特裡克?詹金移開去到社會服務部門取代諾曼?福勒，諾曼?福勒則成為影閣外的交通事務發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癒後口來分管農業。
重建的影閣面臨３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首先，前文已經提及，這就是評論家們不斷重複的問題："如果你們組成政府，你們將如何與工會組織相處？"我們急切需要拿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因為隨著１９７６年底的到來，工黨政府垮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因為無法依靠英國工業聯合會知名的實業家們，他們被"３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臺嚇怕了，所以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更嚴重了。基思、傑弗裡、吉姆和我於１９７６年１月會見了英國工業聯合會領導人。我們聽到一樁奇聞：如果我們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話，英國工業聯合會的會員們顯然將被"嚇倒"。他們自己已決定對這項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兩年。他們不喜歡對紅利加以控制並且竭力想擺脫價格控制。這都是好事。但顯然他們不論是對我還是對他們自己都不夠坦誠。他們不但神經受到驚嚇，甚至在世風日下的情況下，對控制工資極感興趣——並且對"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地方工農業委員會會議"——俗稱"小全國經濟發展委員會"——那整套總體主義的辦法感興趣。這些人是一群無望重新真正管理他們的公司的經理。
我不同意這種失敗主義。我還是同意吉姆?普賴爾的觀點：我們必須顯示出如果我們組閣的話，我們能和工會建立一種工作上的聯繫。２月初在斯卡巴勒對青年保守黨的講話中我採用了這個主題，指出"我們越佔有多數，越是顯然表明工會中的人投了保守黨的票。因此，不難與有責任心的工會領導人相處。"必須承認，這並沒有給我們多大幫助。
在隨後的２月１３日星期五，我們影閣進行了一天討論，主要是以吉姆?普賴爾的一篇論文為基礎。論文敦促我們既要向選民表明我們在形成政策時是與英國職工大會協商過的，又要向英國職工大會表明這些政策會帶來繁榮和就業。但不用進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這一切嗎？我心存疑問。我強調我們一直願意並能夠和工會友好相處，２月份我通過訪談和演說表達了這個觀點。這激起了我的右翼支持者們的不滿。最終這個思路未能進行下去，不是由於黨內右翼的反對，而是由於英國職工大會未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反應、吉姆的論文討論過後，一年又過去了，在１－－９７７年，我在非正式場合私下會見了英國職工大會領導人：會見本身是相當親切友好的，但令人吃驚的是雙方的觀點沒有真正的相同之處。不論怎麼說，格倫威克事件和關於"封閉式工廠"的爭議那時已開始給我們的關係布上陰雲。不論吉姆相信與工會"坦誠相見"從策略上來說可帶來多少好處，我們沒有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而當１９７８-７９年"不滿的冬天"來臨時，我們和英國職工大會的不良關係反而成了我們的一個確定無疑的有利條件。
政府最初在議會擁有的席位比其它所有政黨的席位合起來還享有３票的多數，但這一多數在不斷地縮小以至於１９７６年４月消失。我們怎麼最有效地利用這一情況是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這顯然對反對黨是有利的，但也存在著潛在的困難。新聞界傾向于誇大我們實際戰勝政府的機會，而政府畢竟比起保守黨來還擁有可觀的選票多數。因此當某些措施勉強得以實施時，我們國內的支持者往往感到憤恨、失望，並想責怪有關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間或取得的勝利看來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政府的地位不穩，但仍能維持度日。２月１１日星期三（我成為黨的領袖一周年之際），我們贏得了一項動議，把工業部長埃裡克?瓦利的薪水減了１０００英鎊——這是正式表達我們拒絕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後，在１９７６年３月，英鎊危機之際就政府的開支計劃進行投票時，由於左翼的反叛，政府被擊敗。那麼，正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的那樣，我要求首相辭職。在隨後的那個星期二，哈羅德?威爾遜真地辭職了，在他宣佈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這件事的一張便條。
對於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的兩屆任期，我沒有什麼好話可說。無疑他是有原則的，但由於巧妙的規避使他的原則模糊了，以致使敵友都難確定他的原則是什麼。但出於多種原因，對他的離職，我仍感遺憾。作為個人，我一直喜歡他。我欣賞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還是議會的雄辯高手，在通常情況下，我在議會最多只能與他打個平手。
而他的繼任者吉姆?卡拉漢也是如此。他在議會表現出一種長者風度，而實際上是傲慢的態度。這使得我難以認真嚴肅地提出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而又不顯得是在啼叨不休。從更大意義上說卡拉漢先生是他的左翼政黨和它的工會後臺的一種溫和的掩護。其結果是他發表的關於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在政府政策中從來沒有體現出來。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戰略上並不成功——直到最後在"不滿的冬天"中整個工党的溫和形象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一樣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黨領袖；在他當首相的３年內，他對民意有真實的感覺；並且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他勇敢地與自二戰以來主宰政府政策的凱恩斯經濟思想決裂。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對手。
在吉姆?卡拉漢成為首相後的幾個星期內，政府與反對黨的關係冷至冰點，因為工黨在關於飛機和造船業國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們的一位後座議員羅賓?馬克斯韋爾-希斯洛普的遊說下，議長最終裁定說這項議案是一個混合物，因此需通過眾議院的特別（也是很耗費時間的）程序處理。工黨宣佈說他們可以要求議院把有關的議事規則擱置一邊，從而在實際上使議長的裁決落空。這種做法夠卑鄙了，他們還有更甚於此的做法。那天晚上雙方都有兒名議員不舒服，因此做出了兩黨一對一地不參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黨比我們多一名生病的議員，我們党沒有議員與他對應一起不參加投票。那天晚上有兩項表決，第二項緊接著第一項進行。第一項出現平局。按慣例，如議長投票要求保持現狀那麼政府就失敗了，這向政府的議會督導員們表明，他們在下一項——並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決時，缺少一張票。因此他們出去找了個結過對的工党議員——也就是說他和一位保守黨議貝雙方已約定兩人當晚都不參加投票的。他們把他推人工黨投票廳，結果政府以一票多數獲勝。
由於工黨實際已失去多數地位，做這種事對他們的吸引力顯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兩大工業部門國有化，破壞事先的約定，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雙方都怒氣衝衝。邁克爾?赫塞爾廷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的反對黨帶頭發言人，他是工業事務發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雙方中間的權杖試圖把它交給工党的議員們，以此象徵他們破壞了議會傳統。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對議會秩序的嚴重冒犯，當吉姆?普賴爾使邁克爾冷靜下來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採取的行動沒有那麼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關於議員對於不參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議會事務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該法案重新表決。這麼做旨在給政府製造最大的麻煩：不但他們所有的議員——不論多顯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時到場，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辦的事務多長時間才能進行下去——很多事務都需要與反對黨達成協議才能得以通過。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月直至卡拉漢先生要求見我並且有些激動他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告訴他說這對我沒有什麼。最後我們同意讓政府和反對黨議會督導來調查事實真相，當他們的報告表明我們是對的時，首相做出了讓步，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表決。這次工黨的議會督導確保他們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從而勝利了。
在這種情緒對立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就會被責怪，說我們沒有盡力打擊這個由於失去多數地位就採用陰謀詭計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會顯得很蠢。而我們很可能會失敗，因為小黨害怕過早地舉行大選，而且無論如何會被政府議會督導員的動聽允諾所誘惑。當然結果真地是這樣。幾乎等了３年以後，政府才因為失去多數支持而下臺。
同時經濟情況更加糟糕。１９７６年２月政府宣佈１９７７-７８年度的支出減少１６億英鎊，１９７８-７９年減少３０億英鎊（在今天來說，分別相當於６０億英鎊和１１５億英鎊）。儘管聽起來這是很大一筆款項，其實只是巨大的計劃增加支出額的一小部分。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幫助英國渡過難關批准了備用信貸額度的申請。儘管如此，在３月還是發生了一場全面的英鎊危機。６月英鎊再次面臨沉重壓力，英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用更多的備用信貸，需在６個月後償付，如果不能償付，英國不得不再要求獲得更多的國際備用信貸。那時通貸膨脹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沒能真正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使政府仍無法控制潛在的金融和經濟問題。９月份的新一輪英鎊危機將可能導致英國恥辱地把經濟控制權轉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輪英鎊危機正是國際市場對工黨政府的經濟管理完全無可非議的失去了信心的結果。
這種情況無論對國家來說是多麼艱難，反對黨的日子本該期望會好過些。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難題。人們希望我們支持工黨政府猶豫不決而又柵柵來遲的使用金融管制的舉動。這很公平。但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壓力，要求我們在處理工黨政府自找的磨難時，採取負責的態度，無論這是多麼值得讚揚的做法，卻必然會束縛我的攻擊風格。
比如，１９７６年黨的年會是在政府面臨無法遏制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舉行的，這本該是一次凱旋式的盛會。但卻不然。在布賴頓開會的我們都神經質般地覺得需要責任感，需要小心謹慎。當然，實際上，我所說的關於政府經濟政策的話中沒有什麼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比其現狀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講話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１５％。在我最終定稿前，我在布賴頓召開了一個影閣會議，討論我們應該採取的立場。雷吉?莫德林幫我重寫了那已改得不成樣子的關於經濟的幾段。文章寫得很差，而且是在一個臨時安排的狹小大廳裡，氣氛不夠融洽，也可能是由於我缺乏信心，這個講話沒有講好。隨後，我來到隔壁大會的一個分會場，發表了一場即席演說。幾名聽到這場演說的記者都讚不絕口。但由於沒有寫下來，這場演說也就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了。
總的來說，１９７６年常規的政黨政治充滿挫折而義毫無結果。儘管保守黨在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工黨在眾議院的多數也在消失，政府還是步履瞞跚。我們對英國職工大會採取了開放的舉動，但陷入了僵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管起了我國的經濟政策，極度危機的氣氛開始緩和。但從更根本的角度來看，我們的事業正有所起色。
第五節 高屋建瓴
１９７６年年會前夕，我們發表了《正確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闡述了新保守主義。該文確實通俗易懂，並且至少從文筆上來說，可與《我們盟友的變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稱戰後保守黨發表的寫得最好的文件。這得歸功於克裡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他們和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及吉姆?普賴爾一起起草了這份文件。
我們內部已就收入政策達成一致，這也有助於這份文件的成功。１９７６年５月，傑弗裡?豪向"弓組織"（一個保守黨的骨幹小組）做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一條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線"，而《正確的思路》一文遵循了這條"路線"。文件指出價格和收入政策並不能從長期上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同時又表示"斷然地永久地"否認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們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綜合治理"。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折衷說法，但暫時來說卻迎合了眾人的口味。
但《正確的思路》一丈的成功根本上還在於它著重論述了大的命題，重申了我們的路子與社會主義的路子的不同之處。該文受到新聞界的好評，這並不是因為我和同事們事先花了相當的精力向編輯們解釋它，而是該文開篇部分自信而又充滿權威的口吻給了批評家們一個驚喜，它一掃他們對日復一日的政治內訌及政府總是對不斷變化"標準"樂此不疲的印象，從而提高了他們的眼界。
《正確的思路》一文的成功揭示出在這整個時期存在著的一種至關重要的矛盾現象。由於一系列原因，我們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特別成功的反對黨。我們內部不時有紛爭，在眾議院尤其不順利，而且我們沒能抓住政府犯的錯誤好好地做文章。但是從更高信仰、決心和哲學層次來說，我們卻做得極有成效。我們正在贏得思想領域戰鬥的成功，這不但是贏得選舉的必經之路，也是我們想要進行的變革和贏得持久的廣泛的支持所必須的。
基思?約瑟夫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他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得出的論點。他３月份在哈羅公學做了一次演講，迎頭痛擊了政府關於有必要以高額的公共支出來維持高水平就業的論斷。事實正如基思指出：
政府超支一直是失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挽救經濟，就必須立刻砍掉失控的國家開支，這樣才能恢復高水平的穩定就業……在受政府保護的職位上每多一個保羅，就使幾個彼得因此失業而去領救濟。為使每一個消耗財富的公共部門的保羅保住他們那人為的工作，就得有幾個創造財富的私營部門的彼得失去工作。保住的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則是無名的、分散的。
幾個月後，基思在斯托克頓的講話以《貨幣主義之不足》為標題出版時我為它寫了序言。由於貨幣主義遠沒有被影子內閣的多數成員接受，這個標題意在採取一種大膽的方式表達一個重要的真理：僅僅採取貨幣政策是"不夠的"。貨幣政策確實會降低通貨膨脹。但如果我們同時無法減少政府開支和公債，那整個經濟緊縮的不利後果就會落到創造財富的私育部門身上。
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幫助基思準備他的斯托克頓講演。在我起草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星期一）向蘇黎世經濟學會的講話時，他也助了我一臂之力。儘管演說在瑞士進行，但主要還是針對國內聽眾。艾爾弗雷德和我花了很大功夫準備講稿，儘管英國正處在經濟危機中，文章對英國的未來仍持樂觀態度，我們論述道：
現在的潮流轉向反對集體主義……這種轉變是由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經歷引起人們的反感而產生的。潮流總是背向失敗者的。但它不會自動地把我們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應該由我們來提出思想和政治方向……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失去了勢頭。但如果我們抓住了它，在本世紀最後的１／４時間裡，一場不遜于我們悠久而優秀的歷史的復興運動將蓬勃興起。
這次演說打動了蘇黎世的銀行家們。卡羅爾和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及埃莉諾?格洛弗也在其中。道格拉斯多年來任奧姆斯科克地區的議員。但關鍵還得看演說在倫敦的反響如何。其實，此時對我來說著手發展高層理論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在低層次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我們已遇到了足夠多的麻煩。
我已描寫過了正在席捲英國的經濟危機所帶給我們的一些策略上的難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對工党的信任危機日益發展，民意調查顯示我們領先十幾個百分點。不久，在北沃爾索爾和沃肯頓的補缺選舉中我們大幅度的勝利將進一步證實這種局勢。正在這個緊要關頭，保守黨內部一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讓我在勝利的關口走向挫敗的人又談起了聯合政府。
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號召成立一個"全國團結的政府"。看來誰被召回來領導這個政府他心中也是有數的。我想我得去和他談談，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安排在凱瑟琳一普雷斯的莫裡斯?麥克米倫家裡會面。我到得早，就在樓上起居室裡等著。我聽見莫裡斯的父親到了，他問："電話來了嗎？"莫裡斯回答說："沒有，還沒來。"他不得不勉強應付我。我們的見面是愉快的，但毫無結果，麥克米倫敦促我不要在危機時期對政府太挑剔。最後他打的唯一一個電話是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電話。
這時我決定進行一些自己想要進行的變革。雷吉?莫德林做為影子內閣成員和外交大臣的所做所為一直令我為難。他既不同意我在外交事務上的做法，而且他越來越不願掩飾他對我的不滿。他只好靠邊站了。當我告訴他他得離開時，他盡其所能無禮地發作了一通。但他還是離開了。
我還想把邁克爾?赫塞爾廷調出工業部門並以約翰?比芬取代他。前者只要不作出過份的反應，就是一條揮向政府的有效的鞭子。邁克爾顯然對在工業部的工作極其熱心。麻煩的是他看問題的方式和我截然不同，而且也沒有一絲保守黨的味道。例如，在１９７６年１月，他發表演說譴責工党政府部長們不經常開會以便"達成一致並制定國家工業戰略"。他實際上似乎是批評工党干預工業時挑選的對象都是虧損戶，而他干預工業時將會挑選盈利戶。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政府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誰會虧損誰會盈利。這樣就會拿納稅人的錢去干預經濟，證實自己的判斷。這種做法是揩整個經濟的油。同樣的，當我要求邁克爾離開工業部去環保部就職時，他說他不願去。我派我的議會私人秘書約翰?斯坦利——-個很瞭解他的人去和他談。邁克爾勉強同意讓位給約翰?比芬，前提是一旦我們掌權，不要安排他擔任環保大臣。解決了這個問題，其餘的步驟就可以進行下去了。我讓約翰?戴維斯取代雷吉掌管外交事務。約翰?戴維斯一直工作努力，成績卓著，直至不幸病倒。
由於越來越有可能不久我們就會被要求組織政府，所以擁有一支活躍高效的前座議員隊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丹尼斯?希利進一步提出了一項小型預算。他宣佈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並作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的一個部分提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儘管表述時用的是國內信貸擴張度這個術語）的目標。這事實上正是基思?約瑟夫和我篤信的那種貨幣主義的舉措，這麼做從右的方面繞開了我自己影子內閣中那些還固守凱恩斯過時的需求管理理論的假藥方。按照我們決定的不反對政府為克服危機而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一原則，我們在對這些舉措投票時棄了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政府採取的一攬子計劃是一個轉折點，在此新的金融秩序下經濟開始復蘇。從政黨政治角度講，這令我們喜憂參半。憂的是，對政府經濟管理的不滿將減少，人們又可能重新支持工黨。喜的是，我們現在可以說社會主義做為經濟信條完全失敗了，甚至社會主義者們也不得不接受保守黨所描繪的現實了。至於這一切對選舉結果的具體影響，我們還得走著瞧。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擁有壓倒性的多數。沒有人知道在一項具體問題上小党的議員們會如何投票。甚至我們這些有議會督導員報告議會票數動態信息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國內保守黨的支持者們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政府致命一擊促成一次大選。事實上，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２日星期二，政府在關於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法案截止審議時已經被打敗。由於蘇格蘭和威爾士已沒有任何立即贏得"權力下放"的希望，這使得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們收回了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一場新的議會危機——政府不再擁有效工作的多數——擺在我們面前。
第六節 自由黨與工黨結盟
在描述這場危機的結果之前，有必要從頭追述一下關於"權力下放"之爭的一些背景，這場爭論此後還將以更猛烈的勢頭再次出現。這場爭端——至少到１９－－７９年３月的最終結局前——已經給工黨和保守黨帶來了幾乎同樣多的麻煩。
由於蘇格蘭民族党曾經一度獲得很多支持——事後表明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蘇格蘭黨大會上，特德曾承諾說將在蘇格蘭下放權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眾多保守黨人大吃一驚，甚至包括那些在蘇格蘭的保守黨人。我從不欣賞這項政策，而且整個英國保守黨一般對此也不熱情。但特德堅持這麼做。他設立了一個以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為首的委員會負責起草詳細的計劃。亞曆克的建議於１９７０年普選前在蘇格蘭黨會議上通過，並寫進了宣言中（對威爾士沒有權力下放的承諾）。然而在１９７０-７４年我們黨執政期間對"權力下放"的承諾卻不怎麼提了。儘管基爾布蘭頓皇家憲法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詳盡的權力下放方案並於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提出報告，我黨二月宣言只承諾研究一下這份報告，而工黨則承諾他們將就此事立法。
大選後，特德堅信我黨應該向蘇格蘭下放更多權力以此贏回對我們的支持，並任命艾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為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來負責此事。在５月份的蘇格蘭黨會上，特德重申了我們"權力下放"的政策，允諾由北海油田款項資助一個蘇格蘭發展基金，這比霍姆在資金方面的建議內容還過份）在這項政策基礎上，我們致力於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後舉行的選舉——儘管我們提出了眾多權力下放的措施，我們在蘇格蘭的支持卻進一步減少了。事實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選中排在第三位。
對於我們黨採取的這種新政策的憂慮從來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蘇格蘭保守黨議員，包括我的老朋友貝蒂?哈維一安德森，他們從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後開始大聲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建議將威脅而不是鞏固聯合王國的團結。他們不認為有必要與工黨採取同樣的戰略，更不要說提出更甚於工黨的提議。而蘇格蘭黨本身意見也是極不統一，代表基層意見的"權力下放"反對者和左傾蘇格蘭党領袖象艾歷史?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費金和喬治?楊格等人意見相左。
這就是我剛坐上黨魁的交椅時留給我的攤子。特德把我黨尬尷地掛在了這個極其令人痛苦的大鉤上，留給我一個棘手的任務：把它解下來，作為一個本能的保守統一黨人，我不喜歡"權力下放"的承諾。但我意識到對這項計劃已進行了巨大投資，我已無法立刻改變政策方向。如果我這麼做了，就會有很多人辭職，這是我無法承受的，暫時我只得接受現狀。
我讓威利?懷特洛領導一個關於權力下放的政策小組。在影子內閣內，我們及時討論了威利提出的關於建立一個直接選舉的議會的提議，井同意他們實行比例代表制，但我們沒有承諾採取這一制度不少主張權力下放的保守黨人想要實行比例代表制，他們害怕在簡單多數選舉制度下蘇格蘭民族黨將會在蘇格蘭取得勝利，他們似乎並不厭惡將來在南部或北部實行政治聯盟制度，對此，我並不為之所動。
１９７５年５月，在丹迪召開的蘇格蘭黨大會上，我盡可能簡短地重複了對其建立直接選舉產生議會的承諾。與參加會議的人進行談話使我更清楚地瞭解到，有一些蘇格蘭保守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和他們的領袖們意見極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蘭保守黨議員們開始對蘇格蘭權力下放表示疑問，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對聯合王國的團結有不利影響，此外，他們的疑問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礎：如果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又同時留有現在的（眾多的）議席份額的話，它將在威斯敏斯特議會中擁有過多的代表。另外，工黨內部對這個問題也因有異議而相持不下，顯然"權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個有利於使政府為難的課題。我和後座議員們開了一系列會議。他們和我有同樣的顧慮。這更加劇了我的憂慮。到１９７５年底，後座議員們持強烈反對"權力下放"的立場。此時，亞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馬爾科姆?裡弗坎德更加脫離實際，竟想出了設立獨立的蘇格蘭行政機構這一主意。這進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議，把我們帶到了工黨的策略範圍中去。
政府提議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直接選舉議會的白皮書於１１月出臺。但影子內閣對此應如何反應，意見極不相同。在準備１９７６年１月進行的關於白皮書的辯論時，艾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爾摩要求在我們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黨對蘇格蘭議會的承諾，而反對"權力下放"的人則爭論說，如果我們不再重述這個承諾，工黨內反對"權力下放"的人的棄權可能會使我們勝利。我暫時聽從了艾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見。
爭論在１９７６年繼續進行。朱利安?艾默裡和莫裡斯?麥克米倫顯示出他們是保守黨陣營反對"權力下放"的有力領袖。威利設計出一項希望全黨能團結在其周圍的方案，５月份在琅思召開的蘇格蘭黨會議上我使用了該方案。我們重申對直接選舉蘇格蘭議會的支持但又表明我們反對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書為基礎的計劃。為了加重語氣，我補充道："我不能支持這樣一個蘇格蘭議會，我們誰也不能支持成立這樣一個議會——如果我們認為它可能使聯合王國陷入危險境地的話。"在珀思的這場演說聽眾反響良好，但它顯然解決不了黨內糾紛。
我開始堅定我們的反對派立場，在１１月份，當該法案公佈時，我與二位憲法律師——伯明翰的揚德裡教授——共進晚餐，討論其中的細節。我也見了憲法學者內維爾?約翰遜多次。我聽得越多，越仔細地閱讀這項法案，就越覺得它對聯合王國是危險的。它帶來的是官僚主義和無休止的爭吵，而指望它能撫慰那些想要獨立的蘇格蘭人則越來越不可能了。再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我黨私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證實了我對"權力下放"問題對選舉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懷疑。蘇格蘭人的意見四分五裂：政府的"權力下放"計劃只獲得了２２％的支持——比我們黨的主張所獲支持（２６％）少，甚至比"不進行任何變革"（２３％）都少。只有１４％的人贊成獨立。一項深遠的憲法變革需要比這多得多的公眾支持。
在１９７６年１１-１２月問，該法案即將在議會進行二讀（辯論是否採納該法案）。影子內閣為此進行了４次辯論，討論是否要發出一個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我們的態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僅我們後座議員中的絕大多數，影子內閣的部長們也大都不贊成"權力下放"，至少不贊成任何與"白皮書"觀點類似的做法。但在"權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條：他們認為這是唯一阻止蘇格蘭獨立的辦法，甚至一些極不喜歡"權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謹慎，惟恐給人以反蘇格蘭或超越了蘇格蘭保守黨領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後，在一場１２月２日星期四淩晨結束的馬拉松式長會上，我們決定——有很注目的少數人持異議，包括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發出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議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們這麼做會沒有人辭職抗議。我想把辭職數量降到最少，但同時也不削弱對"權力下放"的攻擊力度。影子內閣會議後那天上午，馬爾科姆?裡弗坎德、喬治?揚格、約翰?科裡、赫克托?芒羅、哈米斯?格雷和拉塞爾?費爾格裡夫（蘇格蘭黨主席）來見我，說應該給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許，讓其在投票中棄權，否則他們６人就都從前座議員位置上辭職。對此我不同意。讓我生氣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時報》登出了這次談話內容。代表黨內左翼的""保守黨改革小組"——當它成立的時候，我曾以假設的無知口吻寫信給它的發起人之一羅伯特?卡爾，間他們到底想"改革"什麼——他們把我們描述成"下定決心在蘇格蘭選舉中自殺"。後座議員們的態度則不同。當那天晚上在１９２２年委員會宣佈發出緊急通知的決定時，人們大聲歡呼。當然，當特德?希思４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佈說他自己不會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時，我也並不感到吃驚。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適時地辭去了他的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一職，同時辭職的還有馬爾科姆?裡夫坎德。４名其他前座議員也想離開，但我拒絕了他們的辭呈，甚至允許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在辯論中與我們唱反調並且投了政府一票。沒有任何政黨領袖能比我更寬容。為填補艾曆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從貿易部調來做影子內閣的蘇格蘭事務大臣，他的強烈的愛國之情和穩健早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你知道這場辯論，甚至很可能是這次投票，將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時，而且你還不得不作為前座議員發言，這真是令人氣餒的事。但我在１２月１３日星期一這項法案進行二讀時作的演說卻正是我喜歡的那種舌戰。關於我們自己的提議我說得很少，只簡單提及我們曾承諾在蘇格蘭設議會，我強調了很多這項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後不一致之處。辯論結束。２７名保守黨議員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棄權票。５人投了贊成政府主張的票，其中包括艾曆克?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黨內部意見也不一致：２９名工党議員棄權，１０名和我們一起投了反對票。在二讀時出現的４５票贊成的多數掩蓋了這個問題給工黨和我們帶來的同樣的不愉快。而這個問題還沒有結束。在辯論中首相暗示說政府將可能在蘇格蘭和威爾士進行全民公決——這項承諾後來成為解決"權力下放"問題的關鍵。
弗朗西斯?皮姆這時已從威利處接過了前座議員"權力下放"問題發言人一職。但他和特迪?泰勒關於如何對待這項法案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則想使之夭折，最後這項法案還是夭折了，１９７７年２月該法案截止審議時政府被２９票的多數反對票打敗（有２２名工党議員和我們投票一致）。突然間政府發現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權力下放"問題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時，政府總是能贏得有效的多數。儘管這一年過些時候工黨還將提出新的關於"權力下放"的法案。但他們眼前的形勢嚴峻，這使我們倍受鼓舞。
具體來說要發生什麼事情還遠不明朗。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星期四，政府拒絕迎戰我們的動議，在一場有關公共開支的辯論後宣佈休會，因為他們害怕左翼工党議員倒戈。我馬上稱這種幾乎聞所未聞的對正常議事規則的破壞為"不光彩的失敗"。我們不得不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進行普選。儘管我天生謹慎，我仍認為這是會發生的。那個週六在我在托基向中央理事會作的報告中提醒全黨注意一場大選正在來臨。
連日來各黨派和他們的督導員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我卻不願被牽制在其中。自由党黨魁戴維?斯蒂爾已經表示，如果條件對他們合適，他們可能準備讓工黨繼續執政。為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直接選舉議員進入歐洲議會立法，"工業民主"和稅收改革等的話題已經成為公眾的話題。但沒人相信自由黨人在是否支持工黨的決定這個問題上會被一些細枝未節所左右。對自由黨人來說他們有兩個大問題必須回答：把一個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臺上，他們會受到指責嗎？或者他們將會由於使政府的政策變得溫和些而受稱讚嗎？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會和政府達成什麼契約——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那時內閣中會有幾位自由党人擔任部長，但簡直不能想像工黨的左翼會容忍這種做法。
事實上，我對政治均勢的計算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我忽視了虛榮心這個重要因素。儘管工党一自由党同盟對自由黨危害不小，而對吉姆。卡拉漢有無窮的好處，但它確實給自由党發言人以令人激動的幻覺——認為他們自己舉足輕重。
在對"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後，有人攻擊我說我沒有準備與自由黨進行某種交易。我事先沒有這種念頭，事後也不後悔。１９７４年２月大選失敗後保守黨就曾試圖把自由黨拉過來組成少數派政府，這種不夠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險性。更何況，即使在現在情況下，不需要費神去對付自由黨的這些不負責任的怪人，我的負擔已經夠重了，為了使英國撥亂反正，我得設法使保守黨左翼和現在影子內閣中的部分成員相信我們將來的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
當然，既然我們已經反對了"權力下放"，那麼要贏得民族主義黨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應該支持我們。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們應該明白他們找到了聯合王國的強有力支持者。他們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議席以彌補他們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會支持的，因為從公平角度講他們很占理。但他們對希思政府廢除斯托蒙特議會——１９２０至１９７２年由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控制的管理北愛爾蘭的機構——這一做法的普遍厭惡以及伊諾克?鮑威爾一一他現在作為統一黨人擔任代表南丘地區的議員——私人的恩怨意味著實際上我們不能依靠他們的支持。
事實上，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也很少。小黨都會根據舉行一場普選對他們是否有益來決定他們的立場。要衡量這一點，每人都會去看民意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示保守黨將以絕大多數當選並組閣，這將極大減弱一些具有不同觀點的其他個體影響政府的能力。
在我將要在議院提出不信任案的幾個小時前，我被告知自由黨將支持政府。對於他們會同意那麼拙劣的條件，我感到震驚。顯然這些條件首先將在本期議會期間有效。自由党人不能成為政府成員，但將同部長們有單獨的聯繫並派代表加入邁克爾?富特議長主持的聯合顧問委員會。政府承諾實現進入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和"權力下放"（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實行自由投票）。允諾找時間通過自由黨關於無家可歸者的法案井同意限制計劃中的關於地方當局屬下的直接工黨組織立法的規模。這並不是什麼誘人的條件。已經知道我們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失敗，並想到新聞界和我們的支持者將對我發出諸難，面對這一形勢我簡直有些一籌莫展。
安格斯?莫德幫我起草了發言。我們決定使它十分簡短。事實上，太短了些。其實這篇發言稿是在看來就將進行一場普選時起草的，因此更傾向於對我們的政策作正面表述，而不是對政府的政策細節發起攻擊。這篇發言在我所有的發言中是報界反映最差的一篇。當然如果那天我們最終勝利了，我就是全文宣讀威斯敏斯特冗長的電話號碼薄也沒有人責怪我。但是，政治如同人生一樣，"如果"之類的話從來無濟幹事。那天深夜，當我開車口福拉德街時，令我沮喪的不是我在議院沒有取得良好反響，甚至也不是政府贏得了２４票的多數。令我難受的是經過這麼多努力，看起來我們能令英國開始調轉方向的機會還和以前一樣渺茫。
第一節 歐洲
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面臨的第一個大的政治挑戰是關於英國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的公民投票。舉行公民投票是工党在野時為使黨保持團結所作的許諾。出於若干理由我倒希望這是一次關於某個其他問題的挑戰。歐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熱衷的問題。他認為他的最大業績是使英國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而且既然現在他已失去領導地位，他願對此事投入更大的熱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競選領導職務運動期間已經明顯表明的那樣，人們有些懷疑我對這個問題不太熱心。與特德相比情況也許確實如此。但我的確真誠地相信脫離共同體將是愚蠢的；我認為共同體提供了同其他西歐國家聯繫的經濟紐帶，這一點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且我尤其是歡迎加入共同體後其成員資格所給予的更大的貿易機會。然而，我並不把歐洲問題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事情的試金石。雖然我認為英國最好呆在共同體內並且盡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樣能夠完全理解總的來說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來，關於英國的歐洲命運、更不用說關於歐洲的認同的誇張言辭；並不真正中肯，雖然有時我在公開講壇上也稍許使用一些。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極其樂於由特德在公民投票運動中擔任我們這一邊最主要的角色，並由威利代表保守黨擔任"歐洲的英國"的副主席，"歐洲的英國"是同親歐的工党下院議員和自由党人合作建立的"投贊成票"運動的組織，康?奧尼爾和後來的羅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這個安排具有兩個優點和兩個不利之處。優點是，雖然我在運動的開始與結尾時需要以高姿態公開露面，但我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黨內最熱衷於歐洲事務的人將能把他們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線。兩個不利之處也許是我應該預見得到的，首先這將使特德東山再起的胃口增強，其次是保守黨內外決意擺脫我的勢力將會試圖利用正在開展爭取"贊成"票運動的各黨聯盟，把它作為一場爭取成立"中間派"聯合政府運動的核心。
我還碰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難。我從特德那裡繼承下來的立場是徹底反對關於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個思想，理由是這違反憲法而且不是英國人的習慣做法。即使我曾經想要改變這一立場，我也沒有時間這樣做；在我就任領導職務僅僅兩周後，政府就公佈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書。此外，把公民投票攻擊為一種只是圖謀使工黨內閣保持團結的憲法上的畸形怪物，黨就可以獲得取之不盡的政治好處。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顯然有個實際問題，即無論保守黨提出什麼樣的抗議，我們橫豎都必須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們將會很快就不得不認真地對待它——而且要讓人們看到我們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想要取得恰當的結果的話。其次，而且還只是個模糊的想法，我認為在將來的某個時候，當某個個別問題使得國家而不是政黨發生了分裂、大選並非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手段時，也許就需要號召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樣，如果一個獲得好鬥的工會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試圖在憲法慣例的掩飾下向基本自由權挑戰的話，保守黨反對派就可能試圖這樣做。
我決定閱讀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材料。舉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國政治中具有相當悠久的淵源和歷史。從１９世紀９０年代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在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上議院的權限、徵收糧食關稅等問題上都被提出過——有時是由保守黨領袖們提出的。１９４５年丘吉爾曾提出討論就議會任期延長到日本被打敗時一事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這些案例中沒有哪一次曾經舉行過事實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嚴肅認真地對待主張舉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則顯然是錯誤的。我尤其被迪賽的《憲法的法則》第八次修訂版中的下述論斷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決權；全體國民擁有主權，他們完全可以發佈命令稱，沒有國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憲法。"
我就這些論點諮詢影子內閣的法律事務發言人邁克爾?海弗斯。他的回答當時在我看來是很有權威的。他說回顧一下保守黨曾經支持過的舉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們可以說除了徵收糧食關稅的案例——這次是黨力圖避免發生破壞性分裂（如同工黨現在的情況一樣）——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完全合乎憲法的。此外，議會都沒有就其中的任何問題作出過決定，我們也都不曾冒單方面破壞條約的風險。他的結論是，過去的先例並沒有為就是否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舉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當的理由。
因此，３月１１日星期二我在議會的公民投票問題辯論中發言時，已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這將是我作為反對黨領袖的初次演說。儘管我對我所談論的情況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這是我喜歡作的那類演說。政府在論辯中的主要理性弱點是在關於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樣對議會"具有約束力"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混亂不清。如果它具有約束力，那麼議會的權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議會的權力對於議會雙方的反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並不具有約束力，那麼它的威力何在？我並沒有在我的演說中排除採取公民投票的辦法，但我極力主張有必要考慮全部的憲法含意。我駁回政府提出的關於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一案很獨特因而需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論點。我說：
"要採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問這樣的問題：公民投票應該適用於哪一類情況呢？推測起來答案將會是：適用於憲法性的變化。但是按照英國傳統很難確定什麼是憲法性的變化，因為我們大都沿用慣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備了合適的憲法基礎——這就是說，確定了可以舉行公民投票的條件，公民投票也許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這樣會意味著，像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那樣，情況要發展到有一份成文的憲法或者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成文憲法，這對議會權力的影響會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們關於憲法法則和慣例的意識日益削弱，有一天我們也許會需要考慮這類問題了。
雖然該演說中還有些段落我現在是不會同意的，但這些論斷對於考慮就一些問題比如說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或者單一的歐洲貨幣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來說仍然似乎是個很好的出發點。我此時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條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滿足。這一點有些人已經領悟。英國法律服從歐洲共同體法律是加入羅馬條約的結果，連續的條約修改和共同體制度的實行也都會加速這一進程，這就確實導致了一種憲法的變化。而且我們由於接受了羅馬條約的內容和一個特別的歐洲法庭，就已經朝成文的憲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當議會通過的法律與之衝突時，該法庭就可以消除這些法律。
下議院以３１２票對２４８票通過了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４月９日星期三關於繼續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問題辯論的結果則預示著一種未來的事態：贊成票３９６張，反對票１７０張。從這時起直至６月５日星期四這個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勢力，兩黨的領導人員以及更廣的、可敬的幕後統治集團一起稱頌加入共同體的好處，詳盡闡述對於工作崗位減少的擔憂，警告歐洲內部衝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黨反動分子的奇特聯合——組成"投反對票的"院外活動集團／投贊成票的"運動組織得很好，經費也十分充足——這與亞曆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很快就徵聘他為保守黨司庫。人們談論的這場"大辯論"，實際上是戴維和戈利亞什之間的一場較量，戈利亞什最後獲勝。實質性的問題往往不翼而飛。
對我來說最令人厭惡的是工党領導人的公然的機會主義。英國加入共同體條件的"重新談判"根本就是不嚴肅的。在３月份的都柏林歐洲理事會上，大家同意採取一項特殊的"財政機制"使英國兔於承受過重的財政負擔：這個機制從未啟動，因而也從未帶來一便士的好處。然而政府分發給各家各戶的小冊子拋棄了工黨、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在大選中使用過的所有懷疑歐洲的詞藻。小冊子包含著諸如下列的勸慰言詞：
作為這些談判的結果）共同市場的農業政策（通稱共同農業政策）現在更加靈活，對英國的家庭主婦和農民雙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條件下，英國對共同市場預算的繳款強加給我們的負擔過重。新的條件確保英國將繳納較為合理的份額……
過去共同市場朝經濟與貨幣聯盟方向的變遷對英國的就業是個威脅……
這個威脅現己消除……
說什麼加入共同體可能迫使英國吃歐洲麵包或者喝歐洲啤酒是荒謬的……
……採取重要決定的是部長會議，而不是共同市場的官員。
我及時地在聖歐明旅館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動了保守黨贊成共同市場的運動。招待會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繪成為"在師傅面前講演的學生"。我在我的選區和其他地方發表了講話。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電訊報》投了一篇文稿。我認為我為運動貢獻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並不這麼看。報紙上出現了批評意見——例如《太陽報》評論說：
尋人啟事：一位保守黨領袖。名叫瑪格麗特撒切爾，１１天前神秘地從共同市場公民投票運動中消失。自那時以來未再被人看見過。懇請找到她者叫醒她並提醒她說，她作為反對黨領袖失職了，使得國人失望。
這樣的批評無疑是由以我為犧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圖的某些人提供給報界的。但是亞曆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這位很快從支持者變成朋友的人十分關心地告訴威利?懷特洛說，我應該更積極些。不幸的是，作為運動的一部分，在我預定在中央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一天，愛德華?杜坎這位１９２２年委員會主席發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對"票的號召。我在就要面對報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得不轉變方向迂回而行，而不是直接朝著布魯塞爾前進。
公民投票的結果本身並不令人驚訝，６７％投"贊成"票，３３％投"反對"票。較難預料的是對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投票結果是對工黨左翼的一個打擊；整個運動都受到哈羅德?威爾遜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縱，這時他則把托尼?本從工業大臣調任為能源大臣，他擔任前一職務已成了一個政治負擔，而擔任後一個職務造成危害的範圍受到了更多限制。對保守黨人來說，博得大部分讚揚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們。我自己在議會中稱讚了他。他沒有作出反應。他是後來作出反應的。
報紙上很快就充滿了關於特德早些時候和我在威爾頓街會晤的報道，但報道的方式暗示我並未認真提議他參加影子內閣。這些報道還暗示他現在想要利用他通過公民投票運動所獲得的地位東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關於威爾頓街會晤的真相應該讓人們知道。因而，我把有關情況告訴了《泰晤士報》的喬治?赫金森——他並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聞工作者——報道及時地發表了。
毫無疑問，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兩件事情的鼓勵。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識到各種各樣消息靈通的評論家都在預言我擔任領導職務的任期不會持久；具體說，到聖誕節時我就會離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財政上的不負責行為和威爾遜政府現行的反企業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國陷人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這也許可以想像會導致聯合政府的出現，而特德的前程則可乘勢一展宏圖。而且比例代表制的採用也許會使聯合政府執政並長期存在下去、像我這樣的人則會退出。
實際上，發生任何這種情況的機會都比評論家們想像的要小。這不只是我並無放棄領導權的打算，甚至保守黨的後座議員們也沒有準備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羅德?威爾遜這樣精明、自信的政治家會拱手禮讓，放手讓他所鄙視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國的問題。如果他想退讓，那要按照他的條件並在他選擇的時間去做：當然這是後來所發生的情況。當時沒有被普遍領悟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儘管有人批評我，說我沒有用足夠的氣力來鼓吹歐洲，但我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個使黨統一的人物。反對共同市場的保守黨議員們對我並不感到怨恨。大多數後座議員對於歐洲的感覺也同我的感覺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個框架，英國能夠在其中得到繁榮，而不是充當十字軍。關於英國是否應該是歐洲共同體成員的爭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已經獲得解決。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樣的共同體？在這個問題上保守黨內部不同的意見將重新組合。
我在歐洲問題公民投票運動期間到國外進行的兩次短期訪問給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於４月底訪問了盧森堡並參加了歐洲大會，後者要求被稱為"議會"。一場關於一些瑣細問題毫無生氣的辯論正在進行中，在這之後我向熱切的通訊社團所能說的最好的話是，該機構顯然"很有價值"，它的成員也工作得"十分努力"。這個時候的大會成員仍然是由成員國指定的那些議員組成的。我們大家也許早就應該更仔細地權衡結束這一制度而贊同直接選舉是否正確的問題了。至少在舊制度下，在各國議會議員和歐洲大會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實際上他們是同一些人。歐洲大會的作用有限，對它來說專職的歐洲議會議員是不必要的。當後者出現時他們就會要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證明他們的薪金、大方的開銷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這將引起無數的問題。然而，我從訪問盧森堡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這樣一個歐洲大會中人們並不講同一種語言，也沒有相同的傳統，這說明試圖創建人為的全歐洲機構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歐洲大會中的保守黨領導人彼得?柯克在盧森堡為我組織過一次招待會，他盡其所能引進一些英國的議會觀念並強制實行一些財政紀律。但是要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還得做比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為戴高樂黨——當時稱共和國民主人士聯盟，後來稱保衛共和聯盟——的客人被邀請去巴黎。就是在這次訪問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雅克?希拉克總理，我和他在馬提翁宮（他的辦公處和官邪）共進午餐，還首次在愛麗舍宮會見了總統瓦列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儘管這兩個人的性格遇然不同——總理具有魅力，充滿活力，與總統的冷恬與嚴謹截然不同——但是馬提翁宮和愛麗舍宮都同樣表明了法國的歷史輝煌和民族自豪。法國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體或任何其他講壇上總是要首先得到體現。有的人也許對於這一點感到憤憤不平，但是我卻奇特地感到這一點讓人心裡踏實：你知道自己的立足點。
從這時起有３個不同的但有聯繫的事態發展引起了我對歐洲的注意。首先，是關於歐洲一體化的速度與程度：尤其是，我們不得不考慮對於有關歐洲大會的直接選舉的安排以及我們對待歐洲貨幣體系的政策。其次，人們認為，我也有同感，歐洲的中間偏右政黨應該更加密切合作，以針對社會黨國際提出對策。第三，需要確定西歐在東西方關係中應起的作用，尤其要考慮赫爾辛基進程，此事在後面評述最為合適。
７月初比利時首相裡奧?廷德曼斯來到英國。他應１９７４年夏巴黎首腦會議各國政府首腦的要求草擬關於"歐洲聯盟"的報告。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個房間裡會見了他。我已成立了一個在雷吉指導下的委員會來考慮這類事情，委員會的成員有前外交官安東尼?羅伊爾爵士和其他人。我對廷德曼斯強調說，如果共同體自然發展而不是按照某種預先規定的結構發展那將會是最好的事情。我打算以此作為一種警告，即雖然我設想當保守黨政府執政時英國將會對共同體採取比工党執政時更加積極的態度，但是我們的夥伴們不應想像我們渴望著來自中心的強加於人的宏偉計劃。
在保守黨內部，關於歐洲的辯論越來越集中在直接選舉問題上。我定期收到黨內意見的報告。尼爾?馬頓領導的一批議員進行有力的爭論，根本反對進行直接選舉。人數更多的一批議員勉強承認，直接選舉的通行證已經賣出，真正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和按照什麼選舉制度來進行選舉。第三批人渴望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來牽制部長會議和委員會的行動。幸運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與我們方面的分歧一樣大，因而我們能夠團結一致指責他們沒有將有關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時提交給下院。同樣令人滿意的是，政府關於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這是一種維持自由黨一工黨聯盟的姿態，於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徹底失敗了。因而，第一次有關的直接選舉是在我擔任首相時于１９７９年舉行的，而且是按照獲多數票者當選的選舉制度進行的。
關於政治一體化的壓力必然有其經濟上的對應物。關於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的第一批宏偉計劃體現在１９７２年建立的所謂的"蛇形浮動匯率制"中。英國在特德執政時期參加了這一機制，表現了他對歐洲所承擔的嚴格義務的認真態度；但在６周之內他不得不退出。然而，經濟計劃制定者們反而受到失敗的激勵，１９７８年底歐洲貨幣體系獲得贊同，共同體內的９種貨幣中有８種參加了，只有英國呆在外面。女王陛下的反對黨在我的領導下如果不去利用這一點來證明由於工党治理經濟的失誤使英國貨幣過於疲軟以致無法參加，那將會是不通人情的。這是一種足夠公正的策略性立場，但難於判斷的是一個保守黨政府應如何行事。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底傑弗裡?豪送給我一個便條，概要敘述了主張與反對參加浮動匯率的情況與理由。他認為如果我們現在正在當政並致力於制定正確的財政與經濟政策，我們可能能夠參加進去。傑弗裡還認為，我們需要保持党的對歐親善態度，擔心其他選擇將意味著"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給法-德領導人員"。奈傑爾?勞森，一位資歷較淺的財政發言人，在１０月底也送給我一份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歐洲貨幣體系在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歐洲統一進程中的下一個階段。他敏銳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國加入歐洲貨幣體系作為他們效忠歐洲經濟共同體事業的一部分的人應該停下來想一想，遵守紀律（歐共體的唯一優點）是否實際上有可能證明並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對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支持成為政治自殺"。奈傑爾很不情願地得出結論，不管怎樣我們都應參加：但他的"最佳希望"是該體系在此後不久就會崩潰，不是由於英國貨幣的疲軟，而是因為對其他貨幣的壓力。我們到那時就可以就歐洲經濟的匯合提出某種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議。這兩篇分析的質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還在演變中，但我此刻決定我們應該對歐洲貨幣體系繼續採取一般的積極態度，同時避免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第二個重大的歐洲主題——中間偏右政黨的更密切合作——最終導致于１９７８年建立了歐洲民主聯盟。這個組織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該組織的政治意圖具有更重大的意義，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是民主的與非民主的左派在許多方面和領域中取得進展的時期。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一些共產黨似乎即將進入政府。人們感到歷史與蘇聯的軍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動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決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國領導人才能與之搏鬥並扭轉這一狀況。與此同時，歐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戰線上進行一場惡戰。
任何地方的戰鬥都不如在葡萄牙那麼兇猛。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的幾周內，我與屬?占統治地位的聯盟中右翼的唯一政黨社會民主中心的領導人迪奧戈?弗雷塔斯，多阿馬拉爾教授有過一次長談。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識分子，顯然是出於最高尚的動機而參與政治。在我見到他時，他也陷入了極度的絕望之中。自從１９７４年４月推翻卡埃塔諾博士的專政以來，共產黨人和軍隊中的其他激進左派人士，與葡萄牙共產黨一起，已經千方百計地成功地取得了幾乎全部政權。
鄰國西班牙是比較幸運的，它在佛朗哥將軍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去世後，基本上順利地實現了獨裁體制的轉變。在那裡，人們無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對於過於顯眼的企圖奪取政權做法所進行的抵抗，西班牙共產黨從它１９７７年獲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寧願採取"歐洲共產主義"偽裝的辦法來同它的意大利和法國的對應夥伴們進行競賽。我始終認為歐洲共產主義是一種策略性手法，人們應該用早先的類似事物如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人民陣線來理解它。它確實表明了對開明的公眾輿論的力量的認識，並且預示著共產主義的內部自信心的即將崩潰。但它並不表明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基本目標。關於這一點的唯一"證據"可以在對歐洲共產主義各國領導人員的真正態度和意圖的評價中找到。
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我懷有訪問西德的宿願。當然，當全球的自由範圍正在不斷縮小的時候，它恰好地處歐洲自由的邊疆。西方的防務戰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決於西德政治領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決心。康拉德?阿登納及其繼承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幾位總理堅定地抵制過蘇聯及其東德衛星國的奉承和威脅。但是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的隱蔽議事日程是按照東方的條件實現德國統一，這動搖了人們的許多設想。它無意中產生了一種效果。即促進了西德的（包括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內部）中立主義態度和對東歐各國政府的合法性的認可。人們對新東方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穩妥可靠性懷有疑慮，久不消逝，儘管維利?勃蘭特的繼承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很堅定，他很快就著手以他主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駐紮美國中程核導彈部隊的要求來加強大西洋兩岸的聯繫。赫爾穆特?施密特隨之對吉米?卡特領導下美國對外政策的迂回曲折做法抱著越來越不信任的態度。
我渴望進行這一旅行的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本身的重要性，該黨對保守黨人來說，是另一個最大的中間偏右的歐洲政黨。關於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後來成為歐洲民主聯盟——的思想最初來自奧地利（基督教民主主義）人民黨領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國人和我們自己必然是該聯合組織中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雖然我後來發現在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和英國保守黨兩者的傳統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遠非像在意大利或比利時這些國家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和我們自己之間的差異那麼大。路德維希?艾哈德在德國倡導的社會市場方針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業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黨派，大都奉行一種自我懺悔式、往往有點缺乏方向的經濟學。
我作為保守黨領袖第一次去西德訪問是從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６日星期四至６月２８周星期六。然而，第一個星期四晚上在英國駐波恩大使的官邸內我的頭腦卻集中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上，在那裡西伍爾維奇補缺選舉的選票計數工作正在進行中。與我的前任不同，我決意在補缺選舉中親自參與竟選活動，這是有點冒風險的，但是當事情進行順利時，如同這一次的情況那樣，這是有好處的，因為我們以７．６％的多數獲勝贏得了席位。由於如通常那樣党缺少現金，我沒有帶新聞官員陪同前往，戈登?裡斯在知道這一情況後曾向我建議，如像預料那樣取得成功我應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我們同意我講話的大意是"這是走上結束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步"，然後我會做個丘吉爾式的勝利手勢一既然我是在德國，這就更合適了。戈登並沒有考慮到要教我如何做這個手勢。所以，第二天當我被要求就此選舉結果發表評論時，我笑笑並舉起了兩個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興高采烈的攝影師們把它當作一種輕鬆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對工黨的粗俗的蔑視而不是對我們自身成功的滿意。
那天晚些時候我第一次會見了赫爾穆特，施密特總理這位社會主義者。我們討論結束時我得出的結論是，他比我的影子內閣中某些成員的社會主義思想要少得多。這兩點印象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們對工會問題的看法確實並不一致。赫爾穆特?施密特根據德國的經驗，無法理解我們在英國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會領袖召到會議桌前明智地解決問題。我指出由於戰後英國佔領當局對德國工會結構所進行的改造，減少了它們的數量並使它們建在產業基礎上而不是行業基礎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實際的可能性。在倫敦召開這樣的會將需要一個小型體育館。（就我所知，上屬改造應歸功於保羅?錢伯斯，他是同盟國佔領時期管理德國西部的管制委員會的英國成員：我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來就認識他。）我很想補充說，多數的英國工會領袖和他們的德國同行不一樣，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的興趣至少與對敏感的工資的討價還價一樣大。但是我決定這一點可以國待另一場合去談。
東道主基督教民主聯盟為我安排的午餐時間較晚。３位德國名人出席了午餐，他們是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和下一年聯邦選舉的總理候選人赫爾穆特?科爾，基督教民主聯盟總書記庫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當中最著名的——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偉大的德國財政部長路德維希?麥哈德。我在這一天的早些時候曾經和赫爾穆特?科爾有過一些討論。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和藹可親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具有本能的健全頭腦。但是我們彼此不會講對方的語言，因而我們的討論多少有點停頓。然而，關於下一個１０年，我們在主導歐洲政治的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大體上所見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個具有博大開放性格的人物，過分口若懸河，極度聰明而且精力特別旺盛。他滔滔不絕地談他的思想與見解，我很難插話。像我一樣，他具有明白無誤的決心，要在他的党重新掌權時，為政府制訂一份嚴謹的經過慎重思考的綱領。路德維希?艾哈德此時已不再參加任何現實的政治活動，但是顯然他聽說過我的政見（和經濟學觀點）與眾不同（這就是說與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這次討論具有吸引力。我很高興地發現，這位前總理、德國繁榮的設計師，很有風度，十分精明。他問了我許多關於我的經濟方針的尖銳問題，最後他似乎感到滿意了。我覺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導師輔導課中的表現良好Ｊ這３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著德國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巨大實力，因而我離開時覺得我們這兩個黨都處在反對黨地位但又都準備要掌權，有著很多共同之處。
第二年我進行下一次訪問時是去參加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代表大會，關於這一點我早已敘述過，這次接待部分地證實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遠無法完全適應我在那裡親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動風格。接連不斷的講話者靠近話筒，離它一、二英寸遠，對著它大聲吼叫，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博得掌聲的技巧看來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講的話都消失在使用過度的話筒所發出的劈劈啪啪的響聲中了。不論是保守黨年會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的設備，都可能經受不住。
同時，在歐洲的保守主義政黨和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繼續進行著關於成立歐洲民主聯盟的討論。我力圖說服對此不太熱心的政黨，它們的國家具有聯合政府的傳統，政治原則模糊不清，因此擔心被看成右派。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我出訪海牙去同荷蘭政治家們進行會談——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對個人來說具有較長期重要意義的時機，因為在這次出訪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魯德?盧伯斯，他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後來成為首相，我同他在後來的歲月中建立起一種相互有益的友誼關係。在那裡我還向英國貿易商會發表講話說：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體內思想相同的政黨之間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當然知道歷史在我們的道路上設置了障礙……不過，我確信在我們檢查我們的政策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共同點比我們在開始時所料想的大得多。
１９７７年６月我去羅馬作了一次短暫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也進行了一些有價值的接觸與討論，特別是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者赫赫有名的長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還有意大利最聰明有效的財政部長之一菲利波?潘多爾菲的接觸與討論。我的訪問以與羅馬教皇保羅六世的一次私人會見結束，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岡經歷。這些會見始終是嚴格和私下會見。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後來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討論了北愛爾蘭問題；約翰?保羅二世當選教皇在我看來始終是個天意，另外，我同他還討論了共產主義的非宗教性質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戰問題。
在這次訪問的公開講話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參加到新生的歐洲民主聯盟中來：我承認"保守"一詞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輕蔑涵義，但我敦促我的東道主們考慮我們的政策相似這一現實。我親自對阿爾多?莫羅這位當時的基督教民主黨領袖談了這一論點。他是個處世超然的學者式的人物，在他的黨內屬?左派，我覺得他對我的講話並不怎麼贊同。哎呀，可悲的是，沒有機會再討論這一問題了，因為不到一年時間莫羅先生就遭到綁架並被謀殺了。
回想起來，我現在能夠領會，意大利人認為他們與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會學說在不存在強大的世俗的中間偏右政治傳統的社會裡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框架，這種框架也適用于新教徒。問題是，作為一種生活觀點，無論這一學說有多少優點，它本身並不足以為２０世紀後期所需要的切實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礎。就經濟政策而言這一點尤其如此。從地地道道的自由企業到"總體主義"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義的語言來喬裝打扮。有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採用自由市場詞藻（如果說並非一貫採取自由市場政策的話）來彌補這些不足，他們至少已經在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黨，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人，則已全部走完了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義已經表明，它無法說明冷戰後世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民族國家和超國家機構之間的長期關係。我得出的結論是，不管個別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可能會博得我們多少尊敬並值得我們支持，保守黨人從他們那裡幾乎學不到什麼東西。
總之，來自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國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和保守主義政黨還是一致同意成立歐洲民主聯盟。我出席了１９－－７８年４月在薩爾茨堡的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其他政黨領袖有赫爾穆特?科爾和弗朗茲?約瑟夫?斯特勞斯——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領袖，他在赫爾。科爾於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選舉中以微弱少數失敗後，成為德國右翼的總理候選人。他們兩人之間的懸殊差別使我很感興趣。兩個人都身體魁偉，很有德國人特色。但斯特勞斯先生是個生性活潑的知識分子，十分機智，是個有造詣的雄辯家。他缺乏赫爾穆特?科爾的謹慎，在與赫爾穆特?施密特競爭時，他的感情衝動和並不完全名副其實的極端主義名聲後來使他失敗了。這是在克萊斯漢姆城堡的一個光輝燦爛的時刻，歐洲民主聯盟是奧地利人的創見，他們是極好的東道主。對我來說這也是在重要時刻的一個有用的講壇。
我已經提到過，第三個緊迫的歐洲問題是共同體各國在東西方關係中的作用。雖然這個問題從我成為黨的領袖後不久就使我全神貫注、但我只在一個場合直接談到過它，——在由休?托馬斯幫助起草、於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五在布魯塞爾向天主教大會發表的一次講演中。主題是"外交政策的原則"，論述的範圍很廣，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進民主以減少戰爭的危險。但是講話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關於歐洲共同體的政治作用問題。我並不把歐洲經濟共同體僅僅看作是一個經濟實體：它具有更廣泛的戰略目的。作為毗鄰蘇聯控制的東歐的一個民主、穩定和繁榮的地區，它既是一個顯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塊把各國政治家和人民從共產主義拉開的磁鐵。此外，西歐國家在處理它們同蘇聯及其衛星國的關係時，其指導思想不應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是要充分考慮到技術轉讓和廉價貸款對俄國戰爭機器的潤滑作用。
我們必須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西方提供的信用貸款、穀物和技術；關於安全與裁軍的各個不同方面的談判；蘇聯和衛星國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活動，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現特徵。除非我們像蘇聯那樣學會從總體上來看待這一景物，否則我們將不斷失算。
為了瞭解我們是如何得出這樣一種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慮東西方的均勢問題。
第二節 東方與西方
我成為保守黨領袖之後最先會見的外國政治家之一是吉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多年來我對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斷增長，而且——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對國際事件的分析日益趨同。然而，這個時候我對西方對蘇聯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認為是這種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確承認理查德?尼克松在與蘇聯人玩弄實力遊戲時所實行的"向中國開放"的重要意義。這是冷戰勝利中的重要一環，使中國永遠脫離了蘇聯。至於"聯繫問題"——即承認在國家間雙邊關係中一個問題同另一個問題之間的連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是"創建一個獎勵與懲罰的網絡以產生最有利的結果"一我的看法是，由於水門事件使尼克松總統在國內的地位削弱，這個前景遭到了破壞。我對"緩和"戰略是極為懷疑的。
我的肺腑直覺是，緩和是一個撫慰人心的外來詞，它掩飾了平易的英語將會暴露出來的醜陋現實。人們很難看出綴靖與緩和之間有什麼區別。它出臺的背景是，水門事件後選出了一個由極端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控制的國會，美國陷於癱瘓，南越出現了崩潰的形勢。雖然人們對於這一概念頂禮膜拜，直率地攻擊它就是缺乏謹慎，但我還是盡我所能地接近於這樣做了。這不只反映了我喜歡講話直率，也是因為我確信西方受到哄騙的人大多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脅，但還以為很安全可靠。
對付和戰勝這一威脅的第一個條件是歐洲聯盟應該洞察正在發生的情況；其次而且同樣重要的條件是我們應該喚起改變這一狀況的意志。甚至在英國的危險的經濟狀況下我們仍然擁有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部分並且在美國的領導下進行反擊的辦法。但是我們不能設想情況總會是這樣。有時衰退一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不只是局限於一個領域而是在經濟、軍事、政治和心理的各個領域中——可能變得不可逆轉。需要採取緊急行動，而緊急就要承擔風險。相應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務講話就是一個風險。
事態發展繼續證實了我的分析。３月間工黨政府的防務白皮書宣佈大力削減防務預算，在下一個１０年期間削減４７億英鎊。同月，亞歷山大?謝列平，前克格勃頭目，這時負責蘇聯的"工會"，作為職工大會的客人抵達英國，緊接著的那個月在各種混亂的場面中西貢淪陷于北越共產黨人之手，使美國增添了煩惱。古巴的"顧問們"正開始到達安哥拉以支持那裡的共產主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派別。然而，引發我決定講話的是我所聽到的和閱讀到的關於準備召開赫爾辛基首腦會議的情況。
召開赫爾辛基會議的主意來自蘇聯人，受到勃蘭特總理的西德的熱烈歡迎，把它看作是對新東方政策的一個貢獻，然後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議事日程，西方想要蘇聯人參加會談以減小他們在歐洲的軍事優勢——相互均衡縮減武力——並尊重它們各國人民的人權。但是蘇聯人想要什麼呢？這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如同懷疑論者所懷疑的那樣，他們是不會實踐他們簽訂的協議的，所以除非將會產生一些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結果，他們就不會去找這種麻煩。尊嚴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蘇聯及其衛星國——尤其是東歐的一些從潛在的意義來說更加脆弱的政權——能夠獲得國際認可，它們可能會覺得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我們想讓它們覺得更加安全嗎？可以論證的是，極權主義的獨裁最可被利用的弱點之一是它患有感到不安全的偏執症，這是因為政權本身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因而缺乏效率甚至無力進行決策。如果蘇聯人覺得更加安全，如果他們所得到的尊嚴使他們具有獲得信貸與技術的更大機會，如果他們受到的待遇是寬容的尊敬而不是懷疑的敵意，他們又會如何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呢？
這當然導致了下一個問題：蘇聯的根本動機是什麼？如果蘇聯領導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許稍微有點死板，但是願意接受勸說，與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異，那麼與西方緊張關係的緩和確實將會帶來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世界。問題是沒有哪個真正瞭解蘇聯制度的人相信事情就是這樣。那個制度是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它採用精細的或粗糙的手法來塑造該制度內的每個人和機構。這方面的證據是它對敢於對它表示異議的一小部分人的殘酷無情。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不只是某種引起西方同情或義憤的事情：它是一份關於那個制度的性質與目標的自述，該制度把他們視為對其生存的莫大威脅。但是要瞭解關於蘇聯的真相不需要聆聽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話——雖然如同我將敘述的那樣，他的話對我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人們只需要求助於《真理報》乏味的文章就能證實蘇聯領導人是如何看待緩和和由之而來的關於赫爾辛基會議的倡議的：
和平共處並不表示兩種世界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的結束。這一鬥爭將繼續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徹底的最後勝利。［《真理報》，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２日］
換句話說，不會放鬆在世界範圍內發展蘇聯權勢和共產主義革命。如果這一言論是蘇聯意圖的真實反映——而且有大量證據證明事實確實如此——那麼對於蘇聯人的外部壓力的任何減弱都只會造成他們擁有更多的辦法和機會來"埋葬我們"的結果。
如果我就這些問題向公認的智慧提出挑戰，我就需要專家的幫助。但是多數專家都已搶佔蘇聯學這個不費勁而賺大錢的機會，他們獲得官方的贊同，忙於同"經過批准的"蘇聯學術界人士和新聞界的交流，在專業上極為自鳴得意。然而，我從《每日電訊報》的約翰?奧沙利文那裡聽說有個人叫羅伯特?康奎斯特，他是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和大膽的蘇聯批評家。我請他幫助我，我們一起寫出了我於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星期六在切爾西發表的講話稿；此事只在事前幾天才作出安排。我預先沒有向雷吉?莫德林或者影子內閣中的任何其他人講起這件事，因為我知道那樣做只會招來勸阻和告誡，而且無疑會被洩露出去——特別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話。
我在講話的開頭把西方和蘇聯之間巨大的軍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勢力的退卻這個背景下來講述。我把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吸引到蘇聯海軍力量的增長方面去，指出蘇聯海軍作為一支全球力量所擁有的核潛艇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海軍所有的核潛艇加在一起還要多，水面艦艇也超出了保護蘇聯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論證說，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沒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國對歐洲所承擔的義務更重要的了，接著又說一個孤立主義的英國將會鼓勵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
我接著論述了即將來臨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我沒有直接攻擊緩和，實際上我要求實現"真正的"緩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１９７２年６月的講話以闡明蘇聯人的真實意圖。勃列日涅夫曾經斷言，和平共處"決不意味著可能放鬆意識形態鬥爭。相反，我們必須為這一鬥爭將會加劇並且變成一種甚至形式更加尖銳的不同制度之間的對抗作好準備"。
我們早已知道，人權將是赫爾辛基一攬子協議的所謂"第三個籃子"——"在人道主義和其他領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口頭諒解的主題。但是我對蘇聯人的真誠並不信任：的確如此，既然他們的整個制度依靠的是鎮壓，也就很難看出他們如何可能遵守協議。我認為，對那些出席赫爾辛基會議的許多人——而且不僅是站在共產主義這一邊的人——來說，關於人權的承諾可能會被視為天花亂墜的詞藻而不是必須加以嚴格監察的明確條件。所以我特別提到：
我們必須為緊張局勢的真正緩和而努力，但是在我們同東方集團的談判中我們決不能把言詞或姿態當作真正的緩和接受下來。除非蘇聯領導人表明他們固有的態度確實正在開始變化，否則來自首腦會議滔滔不絕的言詞將毫無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烈支持那些歐洲與美國發言人的原因，）他們堅持認為，除非在人員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進步，否則在走向穩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會有什麼重要的進展的。
對於這個講話的反應證實了我是個不合群的女人。赫爾辛基協議受到人們廣泛的歡迎。我能夠想像得到那些聰明人物對我的衝動和輕率會大搖其頭。雷吉?莫德林立即來到福拉德街見我，對我未與他商議就發表這樣一篇講話感到氣憤，他不同意講話的內容。我沒有讓步。確實，勃列日涅夫先生對赫爾辛基會議所獲成就的明顯滿意使我確信我還要談論這個主題：他把它描述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政治結局的一個必要總結"。換句話說他把它——也許還完全包括關於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協議"外不得改變歐洲邊界的承諾——看作是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並使之合法化。他們是在戰爭結束時用武力和欺騙得到東歐的。
如今人們以贊許的眼光來看待１９７５年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因為蘇聯與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們利用該會議的協議條款作為他們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長期鬥爭的綱領。而且事實上，通過使人權成為一種條約義務而不再是國內立法，給持不同政見者們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杠杆。然而，如果沒有繼之而來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重下決心和加強防務，他們的勇氣幾乎會是無足輕重的。這些做法阻止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此之前的擴張使他們在心理上感到進行擴張是歷史的必然。擴張使他們獲得了關於他們的歷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這個鉗形運動——重新獲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見者們——不只是抵銷了蘇聯人從赫爾辛基會議得到的好處，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認。沒有這個運動，赫爾辛基會議只不過是走向失敗道路上的又一步驟而已。
我發表赫爾辛基講話之後，沒有收到訪蘇的邀請。這並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黨領袖是另外一個人，則可能會收到這類邀請。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對在實踐中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瞭解。因而，當有人邀請我去訪問羅馬尼亞時我接受了。我對這個國家早已有所瞭解，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時獲得的。有件事看來似乎不大可能，這時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定期的英國-羅馬尼亞教育研討會，每年一次，輪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劍橋舉行。我的羅馬尼亞交流夥伴是米爾西亞?馬利塔，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像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其他"文化界"大事一樣，這些研討會都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政治與外交目的。話雖然這麼說，但我認為我對羅馬尼亞本身的文化財富是沒有懷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巴爾幹半島的巴黎"知名（那時還沒有受到齊奧塞斯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妄自尊大的建築計劃的晚期蹂躪），而且還有閃閃發光色彩鮮明的布科維納修道院教堂，我在１９７１年９月參觀過。不足為奇的是，羅馬尼亞人在我成為反對黨領袖後急於繼續對我進行教化，而這暫時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於１９７５年９月初第二次訪問羅馬尼亞，這時它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繼承其前任格奧爾基?德治（早已聲名狼藉）的衣缽，已經為羅馬尼亞規劃了一條在華沙條約範圍內的獨立的道路；例如，１９６８年他訪問布拉格，帶著明顯的誠意表示了對波蘭改革運動的支持並激烈譴責俄國對它的鎮壓。當時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認為應該給予羅馬尼亞謹慎的支持，希望它的榜樣可能導致蘇聯控制的東歐內部進一步發生分裂。實際上，齊奧塞斯庫正在耍弄一種殘酷無情的花招，在任何時刻只要認為合適，種族緊張關係（與匈牙利）、東西方競爭（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之間）和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競爭（在蘇聯和中國之間）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於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５年兩次同齊奧塞斯庫談話之間他已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雖然他在１９６５年已經成為實際領導人，但是直到１９７４年他才集党的領袖以及國家與政府首腦的職責于一身。從這時起他就更加無所約束地沉迷於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們西方人沒有充分瞭解的是，齊奧塞斯庫既是斯大林主義的返祖，而且採用了斯大林主義的方法，實際上又是更加傳統的巴爾幹半島專制主義的返租，他的家庭的發跡和財富與權力的炫耀是後者本質的飾物。在我看來，齊奧塞斯庫本人從來不是什麼非凡人物，他是個冷淡而缺乏風趣的人，口中噴吐出一連串的統計數字，舉止做作、拘泥於形式。我們討論了蘇聯威脅問題，他還向我長篇大論他講述了羅馬尼亞經濟取得的驚人成就，這些內容後來又忠實地反映在嚮導、外交官和工廠經理的介紹中。他對於"投資"水平尤其引以為豪，把它看作一份國民收入，這一點肯定使西方國家相形見繼。當然，實際上，誤導的投資是計劃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徵；正是在這一點上羅馬尼亞受到的錯誤引導甚於其他國家，它的人民，除了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還被帶著參觀了一個專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學研究所。我的嚮導不是別人而正是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她早已開始沉迷於個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謬程度可與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對人類的後果不同而已：她決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贏得諾貝爾化學獎。後來的情況表明，她幾乎分辨不出什麼是聚合物，什麼是多邊形。但是由於有翻譯和冗長講話的防禦工事，她的表演相當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羅馬尼亞的確顯示了關於共產主義制度的更多的特徵。我參觀了一個工廠並從負責人那裡——我推測他們是管理部門人員——聽到了一連串的談公司的成就。我說，"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這裡的工會領袖們談話嗎？也許他們可能要補充說幾句。"他們的臉上佈滿了驚訝的神色。"那就是我們！"他們回答說。工廠的工人個人——或者實際上是該工廠正在向他們的房子上空冒著一陣陣濃濃褐煙的左鄰右舍——可能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是另一回事。因為如同在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那樣，羅馬尼亞的工會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產業性的機構。
稍過一會兒我同羅馬尼亞"議會"議員們共進晚餐。有人向我說明，要參加議會競選，必須先成為某個經過批准的、即可靠的共產主義的工會會員。他們給我看了大約有３５個這種機構的名單。我往下看時，"養蜂人工會"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個機會是不可抗拒的。我以嚴肅的方式開始向他們提出問題。養蜂人集團在議會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領導人是誰？派別情況如何？有沒有一個反養蜂人派別？那天晚上悄悄地過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對我一個最後的實用教訓是要設想老是有人在偷聽你的話，這是任何訪問東方集團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儘快記住的事情。這對像我這樣在這個國家只停留幾天的人來說是件令人煩惱的事情。
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早已以一種先進的形式反映了這一點，雖然對我和我的隨行人員來說，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劇。在英國大使館早就有人告訴過我，我們的一位外交官急於為他的幼兒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羅馬尼亞報紙上刊登合適的廣告，他們判定最簡單和最可靠的辦法是在大使館的電話上向一位感到驚訝的朋友談他的緊急要求。顯然，一位羅馬尼亞官員毫不尷尬地，在略微交談一個很不相同的話題的過程中，就提出了一名候選人。
理查德?賴德爾和我被安排在國賓館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個打開的木頭格子窗，這無疑有利於通風，但可能也是為了其他的目的。當我想要聽新聞時我沒有辦法使電視機工作。理查德來弄也不成功。我們正在擺弄時有人敲門，來的是賓館工作人員，他幫助我們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這次訪問之前，我對該政權的壓迫性質也幾乎沒有什麼幻想。不管西方的戰略利益可能要求什麼，我堅決認為應該堅持施加壓力以提高對人權的尊重，尤其是在赫爾辛基協議的墨蹟還沒有幹的時候。在英國流放的羅馬尼亞人團體得悉我即將出訪，送給我一份５名政治犯的名單，請求我強烈要求釋放他們。我立刻應允這樣做。但是不知怎麼外交部得到了關於此事的風聲，企圖堅決勸阻我，理由是這將會沒有意義地疏遠齊奧塞斯庫。一位高級公務員親自指出了我的意圖是極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話並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單交給了羅馬尼亞人並且說這些人是被錯誤監禁的，必須予以釋放。我高興地看到他們後來被釋放了。
毫無疑問，我在１９７５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國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對黨領袖期間意義最重大的——是９月間對美國的訪問。當然，我早已知道一些關於美國的情況；而且我喜歡並欽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況。然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會見那裡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並且以某種近似平等的條件來這樣做。有人向我保證傳媒對此將予以充分的注意，雖然這主要是考慮到英國的股票已經罕見地下跌這個令人沮喪的原因。美國的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正集中報道英國經濟的驟然下降，工會權力的增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展以及人們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潰。除了幸災樂禍以外，明顯地還有某種使人煩惱不已的擔憂，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門事件的創傷之後正在美國本身歷經一種不同的深重危機之苦，它可能會同英國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同諾曼?拉蒙特討論過這一形勢，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羅斯蔡爾茲一起工作，這使他能夠使我不斷瞭解英國金融城和國外的情況。他剛從美國回來，在那裡他同政治家、官員和輿論界人士談過話。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該印象被證明是準確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經開始適度增加，這使他們越發擔憂英國發生的情況。首相最近去過華盛頓，他並沒有做什麼事情來改變人們對英國現狀的感受。他聲稱我們的所有困難都被大大地誇大了。人們所期望的是與此不同的和更加嚴肅的態度。我決心持這種態度。
戈登?裡斯在我之前飛往紐約以便作出傳媒工作安排。就在我離開倫敦之前他打電話對我說，人們對我出訪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應該使我將要發表的第一次講話一在紐約的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講話——成為一顆巨型炸彈，而不是按原計劃作一次低調演講，把主要講話留到此後在華盛頓發表。這要求我同亞當?裡德利如瘋似狂地在最後一分鐘重寫講話稿，而這一點在講稿中留下了痕跡。講話的大部分說得完全恰當。一開始就正面針對美國關於當代英國可悲境地的評論並予以嚴肅的論述。然後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稱之為"漸進式的協商一致的觀點上來，這種主張是指國家應該在許多戰線上積極促進平等關係：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方面"。我接著又詳細分析了上述主張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如賦稅過重、不鼓勵企業、榨取利潤、通過通貨膨脹和負利率欺騙儲蓄者，以及公營部門和政府開支的明顯無情增長等。
不幸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增補了草稿，更為嚴重的是在向報界發表的"最後"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話，說約束政府開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數量一樣，需要作出強硬的痛苦的決定。實際上在工黨政府統治下，作為沒有公開認可的治療配給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數量上受到了限制。不過，但白地聲明這一點——尤其是以輕輕帶過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煩了。在手忙腳亂地進行準備講話稿時亞當和我讓它通過了。幸好，當戈登在紐約看到這一份講話稿時，他立即領悟到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並刪去了這個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發佈的新聞稿通常都附有一個正式條件，即"以實際講話為准"。這樣他就能夠給艦隊街的編輯們打電話說有問題的那一頁，雖然他們是從中央總部收到的，但並未被實際採用，所以也不需要報道。他們都很尊敬他，因而照辦了；但《太陽報》的頭版在用某種較溫和的標題來代替之前已經臨時在顯著位置採用了"瑪吉說，讓它們消亡吧"這個標題，真是千鈞一髮，倖免於難。
實際上，這篇講話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兩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國內就立即受到工黨政府的攻擊，說我在國外貶低了英國。事實上，我帶到美國去的關於英國的信息本質上是充滿希望的信息，即這個國家的潛力很大，足以經受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影響。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後來優雅地批評我在美國講演中放進了"容易引起辯論的段落"，他的批評在我所停留的英國大使館中得到了忠實的反響。大使館的一位高級官員向美國報界吹風時說了對我不利的話。戈登?裡斯很快發現了所發生的情況。我回到英國後就此與吉姆?卡拉漢進行了措詞尖銳的信件交換。
我在意識到想把我變成這副模樣的企圖後，就利用我向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指出，如果放棄目前的社會主義政策，英國就會具有保證其迅速恢復的根本實力。民意的轉變，反對極左派，我國能源的雄厚儲備以及我國科學的潛在能力——獲得７２項諾貝爾獎，比法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加在一起的還要多——都證明從長期看應持樂觀主義態度。
現在我們正在慢慢地找到我們的道路。誠然，從關於英國的一些報道看，形勢仍然是嚴重的，他們這樣報道是正確的。但是形勢正在發生某種變化……我看到一些跡象，即我國人民準備作出頑強的選擇，走更艱苦的道路。我們仍然是曾經為自由而奮鬥過而且獲勝的同樣的人。冒險精神、發明創造能力、決心仍然是我們性格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可能患有某種英國病，但我國的機體是健全的，而且我們有勇氣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勝利。
我在訪問美國期間會見了福特政府的幾位關鍵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認識的。但這是我第一次會見比爾?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場頭腦的財政部長，他拋棄了尼克松總統在位時強制實行的工資與物價控制。我還會見了非常有經驗的詹姆斯?施萊辛格，他是國防部長，美國政府內部反對緩和的主要人物。
我還受到福特總統本人的接見。他個頭很大、性情和藹，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級職位。他已開始喜歡這份工作，這也許使他本人感到驚奇並使其他人也感到驚奇。他已經在他周圍集合或繼承了一批有才幹的人馬並且已向歐洲人表明美國儘管有著國內政治的這些大動盪，仍然繼續承擔著有關他們的安全的義務。實際上，他具有當前政治用語中稱為"一雙安全的手"的優缺點。他不是那種向公認的正統觀念表示異議的人，我越來越認為那些公認的正統觀點應該受到非難。但他是一個使人放心和穩健的人物，他幫助美國治癒了自己造成的水門事件的創傷。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後的困難重重的時期過後，他的政府的命運正在不斷改善。他還沒有宣佈爭取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的意圖而某位名為羅納德?裡根的州長正在開展著天才有效的競選運動。福特總統再次當選的前景顯得很好。我離開美國時希望他會獲得成功。
我回到倫敦時發現了關於我訪美之行的新聞報道已經改變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黨假裝出來的義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為人們越注意我的論點，就越認真地對待這些論點。我還很快意識到保守黨上層集團內部態度的變化。那些把我就任領導職務看作是一次令人煩惱和暫時僥倖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僅顯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權勢人物的認真對待，我在赫爾辛基講話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並不那麼古怪而是更有先見之明了。
９月末，擔當蘇聯代理人的古巴人開始把軍隊大批派入安哥拉。１２月間美國參議院推翻了福特總統關於向那裡的反共勢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聖誕節假期間思考井閱讀了更多有關材料，我決定要再發表一次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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