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呢？我们的家呢？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儿时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说。
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只见两根石柱子，再看一眼，仍然只有那两根石柱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我们走过英租界的兰陵街，走到一个弄堂口。同福里！我叫了起来。抗战爆发，我们母子寄住这儿，日本飞机来了，母亲把儿女一把拥在怀里，躲在桌子底下。
我站在同福里前面。一栋栋小红砖房陈旧得变样了。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狠狠盯着我们。
我转身说:走吧。他们好像要武斗的样子。
我们也一同寻找甫义里。父亲去后，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那儿过着愁苦的日子。
我们又一同走过德租界的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日租界我最后一个家，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一层层楼，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墙内园子角一棵梧桐树，夏天知鸟吱──吱──
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在北京，是吗？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不见艾青，我是不离开北京的。
蔡其矫微笑着。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他仍然微笑着。
第二天，蔡其矫告诉我们，他已安排第二天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见面。我们全家都很兴奋，将其他节目都取消了。但是，第二天，蔡其矫又告诉我们：艾青不能来了。
我以为见不到艾青了。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
哦！你真是艾青吗？
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
我也约了蔡其矫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我家四人兴高采烈地走向艾青的家。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只见那人向我们这头盯着眼看。
那就是艾青！
Paul和艾青相见拥抱，两人都泪汪汪的。
怎么现在才来？这是艾青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他和高瑛住在小院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占了一半屋子，上层床堆满了书。两张小桌子占了另一半，桌上摆满了招待我们的点心。两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的菊花，程十发的少数民族画，还有一张周恩来像，他斜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在椅臂上，微笑望着远方。
这张齐白石的画是真的吗？我问艾青。
我这儿的东西全是真的。
好一个回答！我说。
Paul说：艾青，今天我们一家人见到你，实在高兴！我读过你许多诗，华苓翻译的。非常佩服。我没想到会见到你。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
你们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三年了。我们在新疆差不多二十年，1959年去新疆。这屋子是一位年轻的写作朋友借给我们住的。
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走到房门口，艾青走过去打招呼。他们仿佛是从远方来的，大概是爱诗的人吧，看见我们在那儿，只好走了。
有很多人来看你吗？我问。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2)
很多。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编辑来要他的诗。高瑛说。
选以前的诗吗？
嗯。
现在的诗呢？
也会发表的。艾青说：我刚有一首诗《红旗》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是我二十年来发表的第一首诗，我收到许多读者的信，高瑛都感动得哭了。
高瑛笑笑：信上说：艾青，我们等了你二十年了，找了你二十年了，我们勒紧裤带，省下粮票，去旧书店找你的诗，我们一个个人传着抄你的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坐在双层床上照了几张相。人在下层床一坐，艾青就用手顶着上层床，不断地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小心！小心！
上层床堆的书摇摇欲坠。
照完相后，我提议去北海仿膳吃晚饭。
我们第一次坐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很兴奋。Paul一上车，就有个年轻人站起让座。
Paul说了声谢谢，对那年轻人点点头，坐下后问我：因为我是外国人吗?
因为你是老人。我笑了起来。
太阳快落下去了。北海的游人也少了。湖上漂浮着一大片荷叶的绿，映着塔尖的白，湖畔的柳条一路飘过去。
真美！真美！尤其是和你们几位在这儿。我没想到会见到你们。我对艾青说。
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父女一同来逛北海吧，艾青突然站住了。那人也停住了。两人突然走近热烈握手。
我的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艾青告诉我们。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北京的朋友吗？
艾青点点头。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走向漪澜堂。湖畔的柳条仍然在微风中飘逸撩人。燕子来回穿梭其间细声地叫。
爱荷华也有燕子。Paul说。
真的吗？我从来没有听见爱荷华的燕子叫。我说。
Paul大笑：大国沙文主义！爱荷华的燕子当然也叫，而且，叫得一样好听。
蔡其矫不多讲话，总是微笑着：中国古典诗里常提到燕子。这些燕子在漪澜堂做窝，每年去了又回来，回到它们的老窝。
艾青，美极了。你应该写首诗。高瑛说。
我又不是一条牛！一挤就挤得出奶来！
两个女儿一直听着我们谈话，这时突然笑了，望着艾青笑个不停。
我说：艾青，你好像还没写过关于燕子的诗，你写过耙地的马，浇地的驴子，为割麦插禾叫唤的布谷鸟。
很对。
Paul说：我们离开爱荷华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见到你们，艾青，是我们中国之行的高潮。我们在武汉见到华苓三十年没见的家人，今天又和你们在北海散步。这是我们到中国来两个最动人的场面。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你们可以多留几天吗？
不行。许多许多事，我们必须回去。我们会再来的。Paul望着落日下的白塔：我在想，我来中国之前，并没打算再来。现在，我真希望再回来，很快地再回来。
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搬家了，我来做几样好菜请你们。高瑛说。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3)
好！Paul说：我们会来的。我会怀念北京。是人，人，非常精彩的人，叫人兴奋，叫人感动！
我们一同吃了饭，又一同坐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厦，在我们的房间里继续谈下去。
艾青你是南方人吗？Paul问。
嗯，浙江金华。
你在北方的时候多，这会影响你的诗吗？
当然。
他的诗多半是和北方的土地、河流、原野、人民有关的。他的诗就有北方的雄浑。我说。
你在巴黎三年。你受了象征主义诗的影响吗？Paul问。
有个时期。但我相信人民，为人民写诗。欧美现在的诗是怎么样的？
欧美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物象的诗，由具体物象而提示意义。蓝波创始了西方现代诗，他的《醉醺醺的船》就是个好例子。
LeBeteauIvre。艾青用法文说出了那首诗的题目：我是相信人民的。王震看过我的诗《西湖》。他说：明朝有人写西湖，清朝也有人写西湖。你这首《西湖》有什么不同？西湖只有和人民发生关系，才是不同的。
这话很对。你写叙事诗吗？
写。比如，黑鳗，藏枪记，就是叙事诗。我试验用民歌的风格来写叙事诗。
希望你有一天到爱荷华去。Paul说。
艾青笑笑：我在1954年去过智利，是聂鲁达（PabloNeruda）请我去的，庆祝他的生日。我经过莫斯科、维也纳、日内瓦去智利。他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我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聂鲁达住的地方。对了，我希望要一张你们全家的照片。
我们用快照相机照了张照片，送给他和高瑛，也要为他们夫妇照一张。他们俩并排坐着，端端正正。Paul走过去把艾青的手放在高瑛腿上，他连忙缩了回去。
Paul大笑：别那么严肃呀！
高瑛说：艾青变得这么严肃了。他以前有说有笑，蛮有风趣，蛮轻松的。
艾青看见自己的相说：简直像妖怪！
高瑛笑着说：又妖又怪，那还得了？快11点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要收班了。咱们走吧！
现在就走？后天我们就走了。Paul说。
明天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再见见你们？我说。
什么时候？高瑛问。
明天4点，好吗？
好，明天4点。对对你的表。艾青笑着指指我的表。
艾青是有名的等人的人。他总是早到，等别人。高瑛说。
今天你们5点才到。我从2点就跑出跑进，在门口等你们。我说：他们一到中国，就不守时了。
我笑着对艾青说：我不是在电话中说过吗？我们要在4点以后才能到。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要早来，越早越好！
1980年秋天，艾青到了爱荷华。
林中，炉边，黄昏后
——丁玲，1981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4)
园子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了。小雪飘了一阵，飘在地上就化了。Paul在园子里砍了一截倒下的核桃树，又劈成短短的柴火，一叠一叠整整齐齐堆在屋檐下，夏天在园子里烤炉上熏鸡熏牛排，冬天在壁炉里生起火来，围炉聊天看书。Paul又在园子里为小鸟、松鼠、兔子、小鹿撒了一把把碎玉米，一面自顾自说：可怜的小家伙，冬天来了，到这儿来吧！
丁玲和陈明住在山下五月花公寓里，我们住在山上，散步十分钟就到了。他俩常常突然出现在我家楼梯上，呵呵笑着走上来了。Paul大叫一声：丁玲！双手握她的手。他们在临河长窗前坐下。Paul张罗着泡茶倒茶，还端出一碟五香瓜子，只因为他看见我每晚必躺在床上，一面看书报，一面嗑瓜子。服务完毕，他就回书房去了。丁玲一直笑眯眯看着他。有时他也留下来谈谈话，他们彼此都很好奇。谈到有趣的地方，我、Paul、丁玲大笑，陈明笑眯眯的，偶尔补充一两句。
那天小雪之后，我们四个人──丁玲、陈明、Paul和我，从园子走进树林。小雪已停，浑圆橘红的夕阳缓缓沉下去，爱荷华河透着柔润的红，顶空却是明净的蓝──爱荷华河上特有的黄昏风情。
我们在鹿园后面林中小路上走。小路铺着厚厚的落叶。丁玲、陈明手牵手，我和Paul手牵手，两对人一前一后，只有脚踩落叶的飒飒声，偶尔一只兔子嗖的一下跑进林中。
你们这辈子不会分开了。丁玲指着我和Paul说：我们也不会分开了。丁玲微笑着指指她和陈明。
我回头向他们点头笑笑。突然想到丁玲的《牛棚小品》和陈明的《三访汤原》，想到他们被关在牛棚时，陈明在纸烟封皮、破火柴盒子、包米叶子、废报纸上偷偷写信给丁玲，她又如何在没人监视的片刻，从心口掏出来抚摸，一再默读。但当她戴上手铐、衣服被脱光搜身的时候，她用生命珍藏的那些情笺，却当作废纸毁弃了。我也想到1967年冬天的凌晨，丁玲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抓走之后，陈明亡命地四处寻找，在黄昏的街灯下，突然在地上发现丁玲的蓝色头巾，又惊又喜地紧紧捏着丁玲肤温犹存的头巾。
现在，1981年的初冬，丁玲和陈明竟和我与Paul在轻寒斜阳的爱荷华树林中散步。
我们一面谈话，我一面翻译给Paul听。
我又回头看了丁玲、陈明一眼。
你看！她总是这样！陈明笑着指点丁玲，不管有人无人，她总是要拉着我的手。
亲热嘛！我说。
丁玲笑了起来，头向陈明肩上一靠，开心得像个小女孩。
唉！陈明故作痛苦状，仿佛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
你那篇《三访汤原》写得实在好。我对陈明说。
我的《牛棚小品》就不好啦？丁玲翘起头，小女孩争糖果一样。
我哈哈大笑，翻译给Paul听，他也哈哈大笑。
我还没来得及说呀。我对丁玲说：常想到你在《牛棚小品》里的几句话：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你们俩分离了多久？
六年半哟。丁玲说。
我告诉Paul，他摇摇头说：我大概活不下去。
我们都关在秦城。我知道她在那儿，她不知道我在那儿。陈明又笑着指点丁玲：我们后来分到两个农场。抓我的那天，也抓了她。我在火车站等车，前面有人上车。我进了车站，两个女兵伸出头来看了一眼，我心里就明白了，丁玲也在火车上。我听见她在另一间房里咳嗽，就知道是她。我也咳嗽，咳嗽。
她知道吗？
不知道！陈明指点着丁玲：这个人！她不知道！
Paul哈哈笑了一声说：丁玲，我以为你很聪明。
丁玲笑得前仰后合，拉着陈明的手，头靠在他胳膊上，指着陈明说：他比我灵，“反右”运动，别人就说，丁玲这个人还可以，就是陈明主意多。
幸亏他主意多。没有他，你可活不过来呀。我说。
你这么说，他更骄傲了。丁玲指着陈明。
陈明抿着嘴笑，很有把握的神情。
你们分别了六年之后，就去了山西，是吗？
她先去。他们放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了。陈明说
我都不认识他了。他在牢里剃光了头。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5)
分别六年！Paul叫了起来。怎么可能！
自古以来，中国夫妻久别多年，不是稀奇事。丁玲说。
你们再见面，是什么滋味呢？我问。
总不会像你和Paul那样，拥抱接吻吧。陈明笑着说。
我们不分别也拥抱接吻呀。这树林正是拥抱接吻的好地方。Paul笑着说。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你们哭了吗？我问。
没有。
你们到底是怎么见面的？
陈明抿着嘴笑，然后一脸认真的神情：当然，六年多不见，见了面总是高兴的。
Paul说：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一句怨言，还笑得这么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不了解。Paul看到躺在落叶上的一根树干：啊，橡树，好柴火。他拖起树根。
我们四人拖着橡树根，在林中走了一段，踩着落叶走回屋子。
晚饭后，Paul在临河的壁炉烧了一炉火，我泡了一壶西湖龙井。四人坐在火光跳跃的炉边聊天。
丁玲，你是哪一年逃到延安去的？Paul现在才有机会讲话。
1936年。
怎么逃去的？
我在南京，他们本来要杀我的呀！丁玲笑了起来，仿佛是说：多么荒谬！现在我却在爱荷华。
听着丁玲的笑声，我也恍恍惚惚的。1936年我在哪儿？汉口市立六小五年级的小女生。
后来呢？Paul问丁玲。
鲁迅、宋庆龄、罗曼罗兰、史沫特莱，还有其他国际人士抗议，他们才没有杀我。刚到南京的时候，好几个人看守我呀！我真是苦闷，我以为我会死。院子里有些小石头，石头缝之间长着青苔，我就想，有一天，我会葬在那儿。后来，他们看守松一些了。他们把我放在和姚蓬子一个地方。姚蓬子变了呀。我不管它。我就看准一点：我决不认错！我决不屈服！我一定要回到共产党里去！否则我宁可死！他们想办法来套我，张道藩，华苓，你知道张道藩吗？
知道。几年前在台湾死了。
张道藩要写剧本，来跟我说：丁玲呀，我们一道写剧本吧！我说：不写！丁玲头一摆，有一股狠劲。后来，他写了，把剧本拿来，又说：丁玲呀，你看看，帮我修改一下吧。我说：不干！丁玲头又一摆。我要是跟他扯在一起，他们就有凭据来造谣呀。后来，有一天，我上街，那时候，我可以上街了，碰到张天翼，我问他上海左联的情况，他说：上海不行了，周扬到日本去了，冯雪峰到苏区去了。我实在没办法，便想到北平去，我想，那里的人一定和党中央有联络。沈从文的妹妹在南京铁路局做事，我就跟她要了张眷属免费票。一上火车，就碰到一个高级国民党！他的爱人是我朋友，他认得我。我想：糟了，完了。我只好装着没事，和他谈谈笑笑，我说：你可别告诉人，我到北平去。他指指火车角上说：那个人就是晨报记者，他认得你。我求他叫那记者别写我，我说：两个星期以后写，就没关系了。他就去告诉那记者。记者果然没写！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高级国民党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
我们四人大笑。
丁玲呀！Paul忍住笑。你的自传比小说还玄妙！
真是。丁玲仍然得意笑着：我到了北平，就去找一个老朋友，她丈夫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丁玲，从今以后不要搞政治了，写你的小说吧。我没有告诉他，我要找党，我只告诉了我那位老朋友。通过她我找到曹靖华教授。他就写信给鲁迅。刚好冯雪峰到了上海，从鲁迅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就找到张天翼。张天翼在南京，和我联络。我就去了解放区。
怎么去的呢？我问。
上海的党组织同意我去保安。我们一共五个人，先到西安，从西安坐汽车到洛川，第二天一大早就骑马走，骑马真不容易呀，马欺生，你越怕它，它就越欺负你。
在父亲马房里长大的Paul大笑：谁也不喜欢一个生人骑在背上呀！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6)
你怕不怕呀？我想起我在爱荷华田野上，骑上Paul一匹叫银月的马，吓得我呼天抢地，他却大笑，我再也没骑马了。
刚骑马，当然怕！丁玲说：后来胆子就大了，眼睛望得远远的，就好些了。骑了一天，到了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一个团部，下了马，一身骨头都要散了。我也不能告诉人我是丁玲，我只能说，我是到延安去找丈夫的。
陈明没和你在一起吗？Paul问。
不，不在一起。我代丁玲发言了：那时候，他们还没在一起。他们在延安时期才……我没说完，两个手掌合在一起。
Paul手一扬：中国历史太复杂了，我永远也搞不清。
丁玲继续说：睡了一晚。第二天，东北军就派人送我们到解放区去。我们得走好几个国民党管辖的村子，保安队全副武装。东北军派了一连人送我们。
那时候，周恩来在西安吗？Paul问。
没有，没有，还没有！不过，那个时候，共产党和东北军张学良──可以说是联合吧。
蒋介石不知道吗？Paul一脸迷惑的神情。
当然不可能全知道。丁玲得意地笑出声来：过去不敢讲，现在可以讲了，张学良也不怕了。
Paul说：张学良的东北军送丁玲去解放区，这说明了一点。他要打日本人，共产党也要打日本人。他们有共同目标。
对！丁玲说：张学良的部队都是东北人，东北老早就给日本人了。他的部队对国家民族的存亡最敏感了。那时候，共产党为了要争取张学良的部队，就经常去他部队做工作。张学良本人也全不知道。丁玲又小女孩调皮似的笑了：有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丁玲唱了起来。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跟着唱了起来。
一个延安共产党，一个流亡小女生，在爱荷华河上同声唱松花江上。前生，现世，混混沌沌，分不清了。
唱得他们都哭呀！丁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