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
1931年，我家在北平那年，不知是什么隆重场合，我和弟弟、妹妹以及两位世交大姐，摆着姿势照相。两个豆蔻年华少女，经过家国变故，已经作古。弟弟汉仲年仅二十五岁，飞行失事。只剩下我和小妹，远离故园，寄寓他乡。
1934年，小学四年级，正是那个时候，那一身灰布长衫，一手提起一边衣衩，露出西装裤的国文老师，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男人形象。（汉口）
1932年，汉口市立六小三年级的两个小女孩，一个跷起二郎腿，另一个捧着厚厚一本大书。两人一本正经照张相，只为表示友谊长存。小学毕业，就再也没见面了。她好像叫毛慧贞吧。（右：作者）
抗日战争鼓励母亲（前左一）去三斗坪避难的陈勉公舅舅（前右二），也在1946年回到武汉。原来他早就是共产党。当年父亲逃避国民党中央的逮捕，而庇护他躲藏阁楼的日本护士中根（前右一），即将从武汉遣回日本。大家照张相吧！20世纪的一页历史翻过去了。华桐（后左一），聂华苓（后左二），王正路（后右二）。
1937年，我是湖北省一女中一年级的学生。中学生呀！得意扬扬，一脸不屑的神情。收到小学一个男同学的信，吓得我扔进茅坑。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武昌）
抗日战争，一群女孩流亡到四川长寿桅子湾的国立十二中，好胜，好强，好玩，好吃，爱唱歌。歌中有“国”，有“家”，也有“我”独立的个人。自以为放荡不羁，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居然还留下这点儿遥远的青春。（右一：作者）
1943年，高中毕业，我和宗志文，李一心，李一林相约十年后重聚。1980年我从美国回乡，李一心已离人世，临终时将丈夫托付给妹妹一林。一林的前夫当年是风流才子，50年代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杳无音讯，终于潦倒而死。(聂华苓，前左。李一心，前右。宗志文，后左。李一林，后右)
我和王正路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同学。胜利后学校回到南京，常到玄武湖去划船。他生于长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妹妹说他比姐姐漂亮，长辈夸他一表人才。（1946，南京玄武湖）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1946年从重庆回到南京。外文系同班好友特在学校大礼堂前留影。仿佛当时已知此情可待成追忆。内战已开始了。(聂华苓，前左。依次：段永兰，侯寄双，章宝娟，邓林欣)
我在一旁静听胡适和雷震谈论《自由中国》所受到的权威当局的压制。
1959年，《自由中国》庆祝创刊十周年，只剩下寥寥几个编委和工作人员了。戴杜衡（前左一），依次为傅正，聂华苓，夏道平，殷海光，雷夫人宋英，陈济宽。马之（后左一），依次为雷震，金承艺，宋文明。
《自由中国》编委郊游。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1959)
1957年，正路赴美。我和两个女儿（薇薇七岁，蓝蓝六岁）码头送别。从此就分道扬镳了。
萧孟能在台湾1957年11月创办《文星》月刊。当时以“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为宗旨，1959年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萧孟能在寓所宴请特约作者，宴后和聂华苓、林海音闲谈。林海音也是《自由中国》作者，《城南旧事》发表于《自由中国》。1965年4月《文星》月刊遭台湾当局查禁。（1959，台北）
1960年《自由中国》遭封后，我完全孤立了。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我教小说创作。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复观继而也邀我教小说创作。我又见天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时候。
1964年6月，平鑫涛邀几个皇冠基本作家去宜兰，从罗东到土场再到太平山。《自由中国》事件后，第一次出游。在太平山上，就是笑，也是黯然。
我已与外界隔离一年了。香港的《今日世界周刊》登出我的小说《绣花拖鞋》，记者来家照了这张相。(1961)
我和母亲与两个女儿在一起，才是踏实的。
在台北机场喜见来过爱荷华的朋友们。痖弦（右一），姚一韦（右二），林怀民（右三），王祯和（右四），殷允（左一），张兰熙（左二）。王祯和小说根植于台湾风土人物，而运用现代手法，60年代初，对台湾现代小说有开创的作用，1972—1973年来爱荷华。张兰熙翻译那时年轻作家的小说如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对台湾文学很有贡献。
1988年，我终于能入境台湾。二十八年以后，《自由中国》星散而仅存的几个人，终于重聚了：夏道平（左一），雷夫人宋英（左二），马之（后左一），傅正（后左二），陈积宽（后左三），宋文明（后左四）。欢喜透着欷觑，兴奋却又怅惘。许多话要说，都不知从何说起。既真实，又虚幻。（1988年台北）
台先生很怀乡，我知道。他特别喜欢听我谈大陆。我告诉他初次见到沈从文时在宴席上，他没吃什么，他说只吃面条，吃很多糖。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台先生听得开心笑了。（1988年台北）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青天(1)
这绿岛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摇呀摇
情郎呦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
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
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
情郎呦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情动人。那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传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平，结了婚。1949年春又从北平围城出来，左兜右转，到了武汉，立刻拖着母亲弟妹一大家子，经广州6月到了台湾。到达台北那天，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嗒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
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护士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有个什么《自由中国》杂志要出版了，胡适是发行人。我在中学、大学就喜欢写文章，在南京用笔名发表过几篇文章。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仿佛灵机一动，告诉我《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正在找个管文稿的人。
他带我去见雷震。他在书房写稿。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他书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来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开始的头两年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我们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六个榻榻米的小房间里。雷先生在他书房工作，偶尔来我们办公室，魁梧的个头在那矮小的榻榻米房间里显得特别高大。他很少和我说话。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你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参加《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青天(2)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读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例如郭衣洞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他以柏杨火辣辣的杂文出名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50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登出。后来几位台湾出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当初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当年有名的作家，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所有的文章，吴鲁芹的《鸡尾酒会》所有的文章，朱西宁的《铁浆》，陈之藩的《旅美小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等，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自由中国》文艺版自成一格。我在台湾文坛上是很孤立的。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胡适，他那时还住在美国。雷震是《自由中国》实际主持人，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有国民党官员，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那时《自由中国》已逐渐孤立了。
雷震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教育部长杭立武，由教育部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
《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加入《自由中国》不久，全家就搬到松江路。那时雷先生在台湾政府中还有支持他的朋友，他向台湾省政府要来一栋房子，作为《自由中国》宿舍。我们和殷海光住在一起。他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饭后常和我们谈到深夜，和我家三代（母亲，女儿以及我）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一颗饭粒，有一下没一下喂进嘴里，仿佛嚼蜡。他的谈话总是很有趣。他那时就气冲冲地说：雷震！无论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
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撑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青天(4)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作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的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作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彩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作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雷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摩拳擦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
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
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
什么事？我问。
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
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
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
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涌进来了，涌进傅正的房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蓝蓝停住了。
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
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
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高声叫了起来。
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
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
你别管，蓝蓝，弹琴吧。
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
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和母亲跑过去。
傅正对我和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他把一串钥匙递给母亲。
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
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来抓我。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
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
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
还不知道。
傅正也抓走了。
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就是组织新党。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
9月27日，雷震被捕后两个星期，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检察官发表起诉书，指控刘子英是匪谍，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宣传中共为政宽和、军力强大，行将解放台湾，并相机策动雷震等人“为人民立功”，雷震保证入境，刘子英将他任务面告，雷震明知其为“匪谍”而未报，而且证诸雷震在《自由中国》的言论，雷震“以文字为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期达颠覆政府之目的”。马之曾因“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向匪南下工作团报名登记，南下从事制造派系及劳资纠纷等任务”,而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后由雷震保外候审，“继续潜伏待机活动。”傅正因为写了几篇反对蒋总统三任的文章，“企图挑拨分化，破坏法统，阻扰国民大会集会，适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契合，涉有叛乱嫌疑。”
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仅仅七个半小时的审讯，不准雷震与刘子英对质，不准雷震的律师梁肃戎见面，仅仅根据刘子英片面自白供称雷震“知匪不报”，就宣布雷震以“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交感化教育三年。
原来刘子英和马之是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
还有跟随雷先生多年的老瞿呢？他本是雷先生和雷太太的司机，后来雷先生汽车坐不起了，便坐公共汽车，老瞿就在《自由中国》为雷先生办些杂务，雷先生对他非常信赖。就在雷先生被捕前几天，老瞿骑车从台北回木栅，路上一辆大卡车撞来，他被撞倒了，昏迷不醒。雷先生正忙着和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戚世英、夏涛声、傅正等筹组新党。雷太太天天去医院看老瞿，对他细心照顾，路过《自由中国》社，讲到老瞿，忧虑他不久人世，念念不忘跟随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瞿。几天之后，雷先生被捕了。特务逮捕雷先生时搜查雷宅，径直走向各种文件、信件所在地，毫不犹豫。老瞿昏迷三个月后死了，临终前告诉雷太太，他曾被特务收买，供给他们有关雷先生的详细情报。大卡车撞死老瞿，是杀人灭口。
雷震的夫人宋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她的镇静，她的勇敢，她的度量与耐力，令人惊叹。雷先生被捕，一向温婉娴雅的雷太太，干脆住在《自由中国》社，料理被特务搜掠过后的残局，一面在那儿招待记者，强烈抗议执政当局对雷先生的诬陷，要求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呼吁海内外的支持和援助。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1)
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1952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1949—1952年期间，《自由中国》
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
现在，我想藉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做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雷先生筹组新党时，要求他做新党领袖，他不答应。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我可以想象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新党是水到渠成了。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2)
1960年6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新党组织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诬为“涉嫌叛乱”，军法审判。《自由中国》被封。
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
据傅正1989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写着：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将在10月23日回台湾了。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光荣的下场”，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
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1月23日雷震复判结果，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对采访的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记者提到他没去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的新党，他自己呢？不做党魁，“要看新党的情形而言。”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雷案复判那天，他在书房独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
诗人周弃子写了一首诗：
无凭北海知刘备
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
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
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
直将本事入诗篇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3)
胡适曾说过：过河的卒子，只有前进，而无退后的。雷先生认为周弃子对胡适误会了，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认为他因为雷案受了冤屈，并因为雷案突然心脏病复发，倒地而死。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作了一首自励诗，读起来像增广贤文：
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
雷震那首自励诗，倒真像胡适的作风。
【附件】
雷震的信（1964—1974）
第一封信（寄自狱中）
华苓先生：
我们不见已有四年了。前年在《联合报》看到先生哭母的两篇文章，悉令堂大人仙逝，先生以最沉痛的辞语，表达子女悲哀之情，读之潸然泪下。令堂大人一生忧患重重，形容显得憔悴。惟她可以骄傲而对国家民族毫无愧色的，是自己的丈夫和长子先后为国牺牲；次子业已学成，长女更是台湾文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她可以安然于泉下矣。
今年十一月接见家人时，欣悉先生在美深造，无任欣喜。不久又看到先生在《联合报》上美国的风铃文章，获悉先生到美后的近况。
我很好，饮食如常，早晚运动，天晴打球。安眠药戒掉已十个月，八字胡已蓄了一年。希释锦念。惟阅报载讣告，和我年龄相若的人，均相继去世。我想阎王爷也在对我动脑筋吧。
专恳敬颂身体健康，圣诞快乐！
雷震敬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二封信（出狱后）
华苓小姐：
别矣十有余年，遥想一切均吉祥。内子及钟鼎文伉俪均说了一些，惟不甚详。暇时请见告一二。
旧历年前，《联合报》送来四千台币，信封是内子名字，说“是聂小姐的稿费，聂小姐嘱送来的。”家人遂收下了。旋向《联合报》副刊编辑部打听你在美地址，不料回信说:“聂华苓在美通讯处无法见告，此为本刊规矩，恳请见谅。”这就有点打官腔了。去问讯时也是用的宋英名字。现在您的地址是钟鼎文说的。
我在狱十年，身体总算不错。那期间实下了许多功夫，如读圣经、读佛经、读金刚经、心经之类。我常常失眠，上床后要念三十遍心经才睡觉。在牢里，第十个阴历年时，我做了一副春联贴在我住的牢房门口：
十年岁月等闲度
一生事业尽销磨
上面横批：所幸健存。
出狱第二日和内子照了一张相，今奉上一张，足证健存之言为不虚也。惟记忆力近年差极了，而出狱后尤甚。在牢时脑筋比较清醒，出狱后应酬等等事情一来，反而头脑模糊了。有许多地方很不习惯，如穿皮鞋走路，就很不自然。因在牢内除接见家人时外，从不穿皮鞋，平时穿胶鞋或布鞋，行走和运动均方便，而价亦廉也。胶鞋牢里每年可发一双，再买一双布的，买一双布鞋只要台币十二三元，向外买也不过十七八元。
承赐四千元，感激之至，对我一家生活帮助很大。我在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金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收入。后国大加薪，收入每月有一万四千元。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即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要从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支取公家的钱，连选举也没有，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勿怪一般人趋避也。
顷在《联合报》发表的大作《桑青与桃红》，未能全读，有时忘了，有时登得太少，俟单行本出版时再一口气读完，比较舒服。您除了写中文小说之外，不悉还做其他事情没有？
内子身体亦健。这十年是把她苦够了。专此致谢。并祝你们阴历新年快乐！
雷震敬上
宋英同上
《三生影像》 绿岛小夜曲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4)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
又：令堂逝世时，我在《联合报》上看到了您的文字，曾有信吊唁，但被保安室扣发。
第三封信
华苓小姐：
三月四日惠书敬悉，国际写作计划，以及你在那里工作情形，均已明了。这是你去美的成就，获悉深感快慰。你是一个工作努力的人，皇天不负苦心人，努力自会有成就的。
《桑青与桃红》大概因为你又在香港《明报》发表，所以停发，我只看到报上说：“《桑青与桃红》续稿未到，故停登。”，不悉这是口实，《明报》是不准来台的。由于《明报》有一篇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章，所以我获悉你的小说也在那里发表。
谢谢你的盛意。我如有机会来美，一定要来访问你，一叙阔别离情。目前并不需要什么。
我由于国大代表被取消，目前没有工作，自无收入。你送来四千元，对我帮助很大，我要谢谢你的关怀。我被判褫夺公权七年，自去年九月四日出狱之日算起，故今后七年不能任公职，不能接受公款，连选举权也没有。政府待我之刻薄，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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