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颤抖着打开了：
一个男孩的影子待在光秃的地上。
我正要关上门，
那黑影的手向我伸来。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我俩和女儿们(3)
我砰的一下关了门。
蓝蓝演出的《门》，最后一大扇闭着的门砰的一下落下了，关闭了整个舞台。
薇薇来美国时，英文已有根底，对美国有新鲜感，读中学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打工到深夜，Paul有时开车接她回家。她将红色围裙小兜里的小钱币哗啦一下倒在桌上。至今我还珍惜地保存着那红色小围裙。她在爱荷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东方研究系的博士，都是她自力完成的。
1983年秋，Paul耳痛剧烈，又经一个医生误诊，最严重的时候，痛得大叫。最后，爱荷华大学耳科名医麦克布（Brian
McCabe）诊断为后脑炎，担心病毒感染，要他第二天立刻住院开刀。
那晚，蓝蓝和9岁的Anthea来看他。
Paul一阵阵剧痛，抱着我哭，一面说：华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他两眼炯炯，闪着泪水。你要知道我多爱你，爱薇薇，蓝蓝，Anthea。你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华苓，假若我出了什么事，你应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你，我不可能有很好的生活。我淌着泪说。
脑子动过手术以后，我也许变成白痴。就别管我了。Anthea，过来！他拉着她的手说：我要你、你妈妈，一切都很好很好。我非常爱你。
Anthea说：我爱你。她也哭了。
他两手捧着我的脸抚摸，温柔地望着我，仿佛是望最后一眼。
蓝蓝回家后，就给薇薇打电话。她立刻回来了。那时她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学位。
第二天，我三代人，还有陈映真和侄儿谈刚毅，一同送Paul去医院。
1991年，Paul突然撒手而去，没能留下一句话。早在1983年，他就留下了。
薇薇独立，有主见，条理分明，可信可靠，决不泛泛交友，但你若成了她的朋友，她就忠心耿耿。她幽默透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王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Paul，帽子放还在Paul的书桌上，留下短笺，谢谢那毛线帽给他的温暖。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工作赚的钱去图宾根（Tubingen）。Klaus在图宾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首先他称呼Paul一声岳父：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第一任结束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70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尔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作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的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Engle。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1)
朱晶嬉说：我一进你家，就要大叫。
我说：你一进我家，就有了色彩。
她是我家的彩虹。
1971年秋天，我和Paul在家有个鸡尾酒会，欢迎“国际写作计划”抵达爱荷华的各国作家。Paul说有位韩裔艺术家朱晶嬉（Chunghi
Choo），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金属艺术。我们也邀请了她。
她一抹黑亮的长发，见面深深鞠躬，简直就是一位娴淑的高丽女子。但她那一身彩幻如云的长衫，既东方，也西方，也很现代。那就是朱晶嬉，也就是她的艺术。
她那个人的色彩，她艺术的色彩，丰富我家的生活，有三十几年了。
她不是平静地有条有理地讲故事的那种人，对于人和事，她只有感性。她的身世，我也只是零零星星听她讲起而拼凑起来的。
她祖父非常富有，父亲那一代逐渐衰落，但仍然是殷实之家。小时上学有汽车接送，但她老远就下车步行到校，不愿同学看到她家境特殊。
父亲喜爱音乐，从小就沁润在音乐中。她幼年丧母，继母对她姐弟三人冷酷无情，父亲偏袒妻子。她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读东方艺术，并修中国书法。毕业后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父亲寄她一大笔钱，她退还给他。凭她的艺术才华读完美国著名的格兰布露克艺术学院（CranbrookAcademyofArt），1968年来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学至今。
认识她这么久了，她每有一位男友，就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和Paul。她有过不少男友，可能同时和几个人交往。她笑说：荷尔蒙太多了。每次和男友有问题，就到我们家来诉苦。甚至深夜，她可能打电话来说：我要马上来和你们谈谈。但她很少听取意见。故态复萌，反反复复。碰上男人，她就迷了窍。我和Paul认为不配她的男人，她也爱得死去活来，一个风姿灼灼的女子就这样浪费了青春。她的结论是：这是命。
她很迷信，相信前生和来世。见人就问：你是什么星座？她会讲出你的性格，你的未来，宛如一个星象家。
她说：华苓，你这水瓶座，有理想，喜欢人，也喜欢孤独，着重艺术形式，我这双子座和水瓶座很投合。
你和Paul那个天秤座呢？我问。
他是座大山，爱人，爱美，帮助人，重道义。我们也很投合。
我笑说：Paul，我不在了，你就娶朱晶嬉吧！
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是很快活的。毫无顾忌，毫无遮掩。
她跑到我们卧房，大叫：这么小的床，两个人怎么睡呀？
Paul笑说：我们不需要大床。
不行！不行！睡觉一定要舒服！走！我和你们一道去买张国王号的大床！
我们终于折衷，买了张王后号的中型床。
她仍不满足，买绸子，找裁缝，为我们做了绸床单，还帮我们铺在床上，好像往日福寿双全的人为新娘布置新房。绸子滑来溜去，我们不习惯，偷偷换回原来的布床单。二十几年了，她那白绸床单至今藏在我衣橱里。她也从来没过问。
她想造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和Paul要给她一块地，在我家山坡上。但她在郊外另看中了一块地，向东的山坡，对着不断变色的满谷绿叶，可看日出，可看新月，可看行云。她说尤其重要的，那地风水好。她要我和Paul去看看。我们当然叫好。于是她自己设计。一栋小巧的房子，走进去突然开阔明亮起来。进门只见一片缕花纤云白纱屏帘，隐隐约约显出另一边乳白客厅，转身进去，长长一幅丝绸腊染云彩迎面扑来。云彩映着阳光灿烂的玻璃长窗。四面圆溜溜的乳白咖啡几上，几枝素兰婷婷，独立在那一丛红叶似的花钵中。橱柜三层斜叠的玻璃门，映出你三重幻影。
朱晶嬉搬进新房子，大宴宾客。Paul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绸衬衫。我在杭州买的云纹白绸，在香港给他做了一件衬衫。他欢欢喜喜穿上，走起来随风似的飘荡荡。Paul从白纱屏外走进明亮的客厅，朱晶嬉在满屋的客人中突然大叫：Paul，你很性感！叫得他神采飞扬。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一：执子之手 《三生影像》 我家的彩虹(2)
她在我家吃饭，像乡下农民弓起两腿坐着，吃到喜欢的菜，故意咋咋出声，一面说：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敢这么放肆。
她自己设计服装。质料、色彩、式样，结合成现代派的作品。这儿鼓出，那儿缩小，配戴着奇形怪状的大项圈，只有她才能那样打扮，才叫人惊艳。宴会上她永远是魅力耀眼的女人。你在校园或街上，有时突然听到有人对你大叫，乍看好像是街头的无业游民，原来是朱晶嬉。她蓬着一头乱发，穿着宽大的褪色旧毛衣，褪色的旧长裤，也许是旧货店的便宜货。
她说她上一代是中国人，见到她喜欢的中国男作家，就会说：我要嫁给他！痖弦、陈映真、白先勇、蒋勋、林怀民、郑愁予等等，一个又一个，她都要嫁！
她喜欢烹饪，法国菜、意大利菜、西班牙菜、韩国菜、中国菜、日本菜……她全会做。但她总会变些花样，结果，就是朱晶嬉菜。每个菜有不同的点缀，不同的设计，花草全用上了。每个座位必有琉璃小瓶插着新摘的小花，即便临时叫我去吃饭，座位面前也有鲜丽的小花。她的烹饪就是艺术，每一道菜，展示不同的色彩和形式。
她对外在世界没有兴趣。她看电视，只是看烹饪电台。朋友在她家吃饭，谈论时事，她宁可在厨房摆弄菜盘上的装饰。然后，端着一大盘精心烹饪而又别出心裁装饰的菜出来，大叫一声：绿色的！没有盐！没有糖！
糖和盐都对健康有害，她一再警告我们。她的菜越来越“健康”，吃的人越来越安静。但是，我们都会对她摆上桌的每一道菜大叫：美极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她对时事毫没兴趣，常要我告诉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大致讲一下。她佩服得很，大声对我叫：你聪明绝顶！
她对美国政治茫然无知。但她本能地，而且热诚地，每次必投票支持民主党。问她为什么，她说：民主党的人看起来叫人喜欢。
她对我谈到死亡无数遍了：我一定短命。基因不好。妈妈三十几岁就死了。我一定会得糖尿病。我死的时候，不要任何人看到我。不要任何人知道，不要任何仪式。遗嘱里都说明了。我就悄悄死去。骨灰洒在大海里。
没人知道你死了，谁去大海洒你骨灰呢？我问。
她至今没给我回答。
她走起路来，可说健步如飞，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件一件金属雕塑，都是她双手琢磨出来的。一件一件惊人的作品，不声不响地展示出来。现在，她已六十七了，仍然说她要短命，仍然不断创造奇妙的艺术。
我家三代，不论任何星座，她都待如家人。称呼我们“我的家人”。我们每个人的喜忧，也是她的喜忧。外孙女Anthea的男朋友，一个又一个，她都要看看。外孙Christoph叫她干妈，一年年长大，一年年给他的礼物，从婴儿的小拨浪鼓，逐渐变化到知识性的礼物。他进大学那年，她送给他克林顿总统自传。后来，礼物没法升格了，干脆塞给他一个红包。
她和我一家人悲喜与共。1987年圣诞节前，蓝蓝和李欧梵结婚。他们在法院公证后，我们在家招待两家至亲好友。我特别请了一个厨子，在我家后园雪地搭起大锅大火炒菜，壁炉里的火光欢喜地跳跃，香槟酒一瓶一瓶啪啪喷出。身为外交官的德国女婿Klaus炫耀他的中文，讲到Paul时，问欧梵怎么说“Father-in-law”，大教授李欧梵醉醺醺地告诉他：丈母爷！一向沉静的华桐笑得前仰后合，将酒一仰而尽。郑愁予醉得要亲吻每个人。满屋喜气洋洋。三岁的Christoph在大人中钻来钻去，大声说：我要结婚！满场大笑。Paul说：你去敲钟，对客人宣布吃饭吧！那沉重的铜钟挂在壁炉台上，小家伙不知道如何敲打。Paul牵着他的小手拿起铜锤。小人敲钟说：吃饭吧！朱晶嬉不住地说：美极了！美极了！她淌了一脸眼泪。
Paul在机场突然倒下。她哭着为他办丧事。追悼会那天，她要我在头发上戴一朵白花。我说：他不在了，看不到了，不必戴花了。她将花插在我衣襟上，突然哭出声来。我已麻木无泪。墓地、墓碑，都是她和我母女三人一同奔走选定的。
Paul每年的生日，和他生前一样，她必做一个他喜欢吃的意大利蛋糕，手捧一束鲜花，和我一同到墓园去。我带着他喜欢的秋海棠，和一大杯威士忌。我们一同清洗墓碑，将花摆在墓前，我将威士忌一滴一滴洒在墓上，一面对Paul说话，就和他生前一样，告诉他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朱晶嬉接着对他说话，告诉他我很健康，生活很好，要他放心。最近出版的书，她坚持烧一本给他。《三生三世》那本厚书，我和她一页一页地烧，烧了好一阵子。
Paul和派克（GregoryPeck）在60年代同时应约翰逊总统之邀参加美国第一届国家艺术委员会。两人都是美国上一代的古典人物，相处六年，共同讨论如何促进美国文学和艺术，成了好友。派克应邀来爱荷华演讲。Paul已故去。他一下飞机就问我是否仍在爱荷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派克说Paul是他所认识的最诙谐的人。他夫妇俩临走前在小城闲逛，突然有人迎面向他大叫：Paul
Engle是我美国爸爸！原来是朱晶嬉。他们就在街上谈起Paul。派克说他很怀念Paul。
她喜欢音乐，奏鸣曲、室内乐、歌剧、协奏曲，她全喜欢。她说音乐引诱她创作，引诱她开拓创新。她的作品是纯美和内涵的结合。她早期的丝绸蜡染色彩富丽，艳光逼人。后期的作品是各种不同金属雕塑，多半是银白雕塑。寥寥的线条所表现的优美形式，隐含心灵的神悟，音乐的谐美，流水的荡漾，女性的孤傲透着性感。你痴痴看着，庆幸你有那份纯美的享受。
朱晶嬉从不谈她的艺术成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史密森（Smithsonian）博物馆、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以及丹麦、英国、德国的博物馆，都收藏她的作品。她主持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金属艺术创作坊，三十多年来，用她创造的特有的金属艺术制作方式，教导出的许多出众的学生，在当代美国艺术界已露头角，得到重要的艺术奖。
朱晶嬉那个人，就是个情字。她对艺术，亲人，至友，都是死而后已地奉献她的情。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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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苏克（中）曾因反苏坐牢多年。妻子（右一）是忠实党员。现在，他热爱塔海瑞（右二）。但决不可能离婚。1972年，他在罗马尼亚大地震中死亡。塔海瑞要去罗马尼亚悼念，并探望狄塔。但没得到签证。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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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除夕，捷克小说家鲁思逖克（ArnostLustig，1970—1972，中，身穿条纹衫）在家举行晚会，要求每人穿奇装异服。鲁思逖克在门口迎接说:欢迎到奥斯维辛来!他一家四口穿着破旧的汗衫裤，手臂描着黑色囚犯号码。原来鲁思逖克在二次大战中，和父母一起被纳粹关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Camp），他才九岁。父亲在毒气室死去。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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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去鲁思逖克家，听主人吩咐，穿上奇装异服的古典装，和他一家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打扮一对照，反衬出当年集中营的残忍──简直就是小说的反讽。我和鲁思逖克无意中一同用形象写了一则反讽小说。（JohnZalensky摄影）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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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Paul在大西洋城，一同接受全美州长的文化贡献奖。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笑得很开心，因为有Paul在一起。（1982）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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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一树金黄。这次是我抓着Paul说：照张相吧！枫树已倒。他也倒了。我从此不照相了。（1985）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6)(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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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和华桐一同返乡，他要我在大江悬崖上照张相。弟媳苏端仪送给我作生日礼物。照片放在卧室梳妆台上。Paul每早起床，走过照片，就会看一眼。他说：这相很可爱，害怕，可又高兴。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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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在后园百年橡树上，吊上一根粗绳，又在一块厚实的橡木板上，用电锯钻两个大洞，穿进绳子，做了秋千。完工那天，他要我坐上秋千，荡上天去，可以看到山下静静流去的爱荷华河。（1972）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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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每天下午在后园树林中散步，有时在倒下的树干上坐下聊天，在小路上捡树枝，拖着小树回家，在壁炉里燃起一蓬大火，在炉前坐下喝酒聊天。（1988）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9)(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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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抓着我说：照相!我们要抓住共同生活的每一刻。徒然！（1978）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1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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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充满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墙上不同地区的面具，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背景。Paul已去，面具犹在。我仍守着。面具已逐渐陈旧了，终究会消失的。（1979）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精选插图(1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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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又去石溪海滨华桐家。临别时，华桐在大风中抢着为我们照相。Paul在风中手按帽子，那就是他在芝加哥机场失而复得的爱尔兰帽子。照片是我和Paul的最后合影了。1991年3月22日，从爱荷华飞芝加哥，转机去法兰克福。他在芝加哥机场倒下了。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1)
又饮长江水，1978
爱荷华头天晚上大风大雨。
鹿园一棵百年橡树，发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红楼也震动了。那正是我离乡三十年后，次晨就要回乡的心情，更何况Paul和两个女儿同行。
我们坐火车从香港去罗湖，坐在第一节车厢里。我最先看到罗湖桥──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
我们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中国的旗帜在前面飘扬。
过了桥，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没有一个人说话。太阳照在头上。
你是跳舞的吗？第一句乡音是检查护照的人微笑着对蓝蓝说的。
对，我是跳舞的。
他又问我：这个美国人是你随行家属吗？
是的。我回答，转身翻译给Paul听。
他哈哈大笑。
走吧！我笑着对Paul说：我的随行家属！
我们就那样子跟着那个跳舞的走上了我的乡土。
旅客在深圳吃午饭，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招待的。Paul在香港本感不适，勉强上路。午饭时喝了瓶青岛啤酒，感觉好一些了，喝了第二瓶，更好一些了，喝了第三瓶，完全好了。他后来一直认为青岛啤酒是世界上顶好的啤酒，几年以后在爱荷华小店发现青岛啤酒，他乡遇故知，高兴得大叫。从此我们家永远有青岛啤酒。
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和哪个人先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
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2)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四十二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眯眯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儿时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清了一下喉咙，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刻！他仰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眯眯的，戴着我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是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三十年了。
三十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几帖速写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3)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映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抹青山。一溜垂柳。灰蓝的天。灰蓝的水。无波，无云。水天之间，一条小船。披蓑衣的老翁拉着鱼网，一把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我在水边跪下，轻轻拍拍水。
一扇褪色的木门半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内竹凳子上。他身旁一丛翠绿的叶子，绿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长长的窄巷，灰色的楼房。地上闪着雨水。很静很静。
突然，吱──吱──吱──很细很细的叫声，一声声，很肯定，很清晰。我转身寻找。路旁一个破竹篓里，两只嫩黄小鸡吱──吱──又叫起来了。竹篓边上吊着一片青菜，绿得水滴滴的。
那两点嫩黄，那一小片水绿，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黄鹤楼呢？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问，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缭绕。
黄鹤楼呢？大江茫茫，到哪儿去找？
大江依旧东流去。白云依旧空悠悠。江上的黄鹤楼不见了，我却回来了，和丈夫女儿一起回来了。我一定要到大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和聂家所有的人一起去坐船，一定要从当年父亲灵柩回乡飘着爷爷写的挽幅“魂兮归来”的江汉关上船。现在，两脚踏上船的那一刻，很严肃，很隆重，在我生命中画了个完完整整的圆圈。我向母亲默祷：姆妈，您可安息了。
船上挤满了人，日正当中。我在老人、孩子、年轻人之间挤来挤去。汗臭，体臭。感到切身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大江上一起挣扎，一起拚命，一起活过来了。
他们大声说话叫嚷。
Paul问：他们在吵架吗？
我笑了：他们就是那样子讲话的。
Paul望着天边黑蒙蒙的烟雾说：我想象不出你是在这儿生长的。
下午，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两家人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生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留下来！
Paul在爱荷华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两个女儿对家中旧事充满好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浩浩荡荡，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走上沿江大道。昔日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沿江的大厦，全是洋行和洋人的住宅。江边鹦哥绿的草坪上，摆着木椅子。江边和一溜黑色铁栏杆之间，有一条水门汀的人行道，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牵着杀气腾腾的大狼狗，在那儿散步。外国军舰飘着各自的国旗。租界以外的江上，三三两两的旧木船，都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跟着大人去江边看水涨水落，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以外低凹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大水，我们去了北平。我家三层楼房，两层淹在水中，出去得从顶层在窗口坐划子。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见大人讲那句话，我想到的是从窗口坐上划子，划着桨去“走人家”。
我们一大伙人一走上沿江大道，我一下子怔住了。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铲土一铲土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拖──那是一幅永恒不变的中国人雕像，当年我在大江上看到的纤夫，也是那样子拖着粗大的绳子，在峭壁悬崖上，一步一步向前拖。
《三生影像》 红楼情事之二：那条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4)
聂家两代人朝圣似的，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俄租界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三岔路口。理发厅对面白俄女人精致的小店，那个有彩虹小洋伞的小店不见了。再走过去，应该就是我记忆中最早那个家了──汽车从雕花铁门内长长一条车道上一直驶到楼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顶着宽敞的阳台，从石柱子之间走上台阶，走进一抹宽大的楼梯，迎面大镜里的人对着你走来，你不得不转弯向上走去，突然看到爷爷巨大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