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对于阳光的敏感与迷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体验阳光、体验美、体验幸福、体验纯净、体验温馨、体验柔情、体验思念和幻想。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心理空间，实在太有魅力。即使事受尽心理折磨的尼采，到了晚年还依然怀念着年轻时代“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时光”。那些最深刻最博大的灵魂，几乎都是既能充分体验人性之暗昧，又能充分体验阳光的明朗和温暖的人。
究竟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容易感到人世间的美丽温馨，还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更容易感受到这样的美丽温馨？我老是被这样的问题所萦绕。也许无论是否受过伤害，一颗善良的灵魂总是可以敏锐的感受阳光与温暖的。
但是，没有受过伤害的心灵，他不止是能够感受阳光，他就是阳光本身，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不难感到他的纯净、透明与温暖。这是任何受过伤害的心灵所不可比拟的。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照耀与沐浴。由黑暗到光由痛苦而幸福，这是一种漫长的灵魂洗礼。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
为了成为阳光，我祈祷于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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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明亮的人 [114]（外一篇）
王开岭
⒈
上上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做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陪伴你的，有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矗”和“伊始”，乃富有动感、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热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种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⒉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
睡眼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慵懒灌铅的腿，被浩荡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拥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霎，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拂了你一下，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昏脑胀，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什么也不想，一刻也不愿再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的机会，比如登泰山、游黄山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喷喷称奇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人声鼎沸和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那个与电视里一模一样的场面──像升国旗一样，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和游览图计划好了的。美是美，但就是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不自然，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不免“主题先行”的味道，像租来的、买来的……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第几万次地打着呼噜。
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到萎靡的身体和灵魂。
⒊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人中年。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经历了。
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
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老有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出租车的喇叭声。没有真正的黑夜，自然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施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种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感受不到婴儿苏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昏沉的睡梦中。
⒋
千禧年之际，不知谁发明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这个诗化概念，尔后，又吸引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府投资，再经权威气象人士的加盟，竟打造出了一个富有科技含量的旅游品牌。为此，浙江的临海和温岭还发生了“曙光节之争”(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曙光”赐予了临海的括苍山主峰，北京天文台则咬定在温岭，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将“曙光”大奖正式颁给了吉林珲春)。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电视现场直播，鞍马争趋，庙门披红，山票陡涨，那峦顶便成了寸土寸金的摇钱树……
其实，大自然从无等级之别，时间符号只是人为的制造。对大自然来说，根本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所谓“新世纪”“新一缕”……看日出，本是一种私人性极强、朴素而平静的生命美学行为，而一旦搞成热闹的集市，搞成一场阵容豪华的商业演出，也就失去了其本色的自然含义。想想我们平日的冷漠与昏迷，想想每天的昏头大睡，这种对“光阴”的超强重视简直像一种讽刺。
对一个习惯了对自然的漠视的人来说，即使那一刻，你花大钱购下了山的制高点，你又能领略到什么呢?又能比别人多争取到什么呢?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够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应该说，真正热爱日出的，像福楼拜，即这种童心未泯的人。还有梭罗、史蒂文森、普里什文、蒲宁、爱德华兹……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们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们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与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而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桌子和墙壁，只剩下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
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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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115]
王开岭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篮枞果》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挪威少女达格妮是一位守林员的女儿，美丽的西部森林使她出落得像仙子一样亭亭玉立，像花朵一样迷人。18岁那年，为了迎接新生活，她告别父母，来到首都奥斯陆。
傍晚，她在公园边散步，远处飘来了美妙的交响乐声。
原来是在举行盛大的露天音乐会。她挤在人群中，使劲地朝舞台那儿眺望。猛然，她一阵战栗，报幕员在说什么?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下面，请演奏我们的音乐大师爱德华?格里格的最新作品……这首交响乐的献辞是：《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18岁的时候》。”
达格妮惊呆了。这是给自己的?音乐响起，如梦如幻的旋律似遥远的松涛在蔚蓝的月夜中汹涌，渐渐，少女的心被震撼了，她虽从未接触过音乐，但这支曲子所倾诉的感觉、所描述的景象、所传递的语言……她一下子就懂了!那里有西部大森林的幽静、脆美的鸟啼、黎明的雾、枞果的清香、露珠的颤动、溪水的流唱、松软的草地、云雀疾掠树叶的声音，还有一个拾枞果小女孩颤颤的身影……她被深深感动了，隐约想起了什么。
十年前，她还只是个满头金发的小丫头。秋日的一天，她挎着一只小篮子，在森林里采摘枞果和野花。一条幽静的小路上，她突然看见一个穿风衣的陌生人在散步，看样子是从城里来的，他看见她便笑了……他们成了好朋友，陌生人非常喜欢她，给她讲故事，帮她摘枞果，采野花，做游戏……最后，陌生人一直把她送回家。就要分手了，她恋恋不舍地望着他：我还能再见到您吗?陌生人也有些惆怅，似乎在想心事，未了，他突然神秘一笑：“谢谢你，美丽的孩子，谢谢你给了我快乐和灵感，我也要送你一一件礼物──不，不是现在，大约要十年以后……！”
达格妮迷惘又用力地点点头，时光荏苒，森林里的枞果熟红了一个又一个秋季，那位陌生人没有再来……她想，或许人家早就把这事给忘了吧。
此刻，达格妮什么都明白了。那曾与自己共度一个美好秋日的，就是眼前音乐会的主人：尊敬的爱德华?格里格先生。音乐降落时，少女泪流满面，她竭力克制住哽咽，弯下身子，把脸颊埋在双手里。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演出结束了，达格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她像一只羞红的小鸟，朝着海滩跑去，似乎只有大海的胸怀，才能接纳自己内心的澎湃。在海边，在六月的白夜，她大声地笑了……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如此评价道：“有过这样笑声的人是不会丢失生命的!”
最初读到这个故事，我立即被它的美强烈地摄住了。被大自然的美，童年的美，少女的美……这样的经历，对一个孩子的灵魂将产生多么深远而奇特的影响啊!少女的明亮笑声中包含了多么巨大的憧憬，多少对生命的信心、感激和热爱……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幸运的少女会一生正直、勇敢、善良、诚实……她会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这份礼物，她要对得起它!她决不会堕落，决不会庸俗，决不会市侩和丑陋……她会用一生来追求美，她会在很久以后的某个夜晚，深情地将这个故事讲给子孙们听，她会在弥留之际，在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要求再听一遍那支曲子……
她的后代也将像她一样热爱这支曲子。和她一样，他们是不会丢失生命的。一切美好得不可思议!这是我所知道的、由艺术送出的最灿烂最浪漫的花篮，最贵重的成年礼!而达格妮，也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幸运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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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的时刻 [116]
【美】格拉迪?贝尔
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刻。
记得我的这一时刻出现在八岁那一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我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看见屋子里洒满了月光，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梨花和忍冬树丛发出的清香。
我下了床，踮着脚轻轻地走出屋子，随手关上了门，母亲正坐在门廊的石阶上，她抬起头，看见了我，笑了笑，一只手拉我挨着她坐下，另一只手就势把我揽在怀里。整个乡村万籁俱寂，临近的屋子都熄了灯，月光是那么明亮。远处，大约一英里外的那片树林，黑压压地呈现在眼前。那只看门狗在草坪上向我们跑来，舒服地躺在我们脚下，伸展了一下身子，把头枕在母亲外衣的下襟。我们就这样待了很久，谁都不出声。
然而，在那片黑压压的树林里却并不那么宁静──野兔子和小松鼠、负鼠和金花鼠，它们都在那儿奔跳、欢笑；还有那田野里，那花园的荫影处，花草树木都在悄悄地生长。
那些红的桃花，白的梨花，很快就会飘散零落，留下的将是初结的果实；那些野李子树也会长出滚圆的、像一盏盏灯笼似的野李子，野李子又酸又甜，都是因为太阳烤炙的，风雨吹打的；还有那青青的瓜藤，绽开着南瓜似的花朵，花朵里满是蜜糖，等待着早晨蜜蜂的来临，但是过不了多久，你看见的将是一条条甜瓜，而不再是这些花朵了。啊，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生命──这种神秘的东西，它既摸不着，也听不见。只有大自然那无所不能，温柔可爱的手在抚弄着它──正在活动着，它在生长，它在壮大。
一个八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想得那么多，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正沉浸在这无边无际的宁静中。不过，当他看见一颗星星挂在雪松的树梢上时，他也被迷住了；当他听见一只模仿鸟在月光下婉转啼鸣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他的手触到母亲的手臂时，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舒坦。
生命在活动，地球在旋转，江河在奔流。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已经使他模糊地意识到：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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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意地栖居 [117]
黄素珍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中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当你凝视那静默的山，那温柔的水，当你把那山水灵气，雨露晨光，风丝云影温柔地握在掌中，纳入胸怀，融入梦中，当你在那一刻突然驻足，聆听阳光的声音，聆听树木生长的声音，聆听风抚过花瓣、云掠过碧天的声音，在那一刻，你拥有了诗的心境，大自然赋予了你诗意的感动，在那一刻，你的灵魂深处正静静地流淌着真正的欢乐。
在大自然面前，人怎么能不谦卑，能不承认自己的渺小？
大地上的风景是最伟大的诗，能让人醉，让人痴，让人滤净凡尘，心清如水，让人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重新变回一个赤诚的婴孩。
大地上的风景怎能不让人流连迷醉？
你听，听听那雨声，雨落灰檐令人静，雨落残红令人愁。听听那春雨的缠绵、夏雨的豪奢，秋雨的淅沥，冬雨的清寒，听听那雨与大地接吻时的欢乐的微颤。你听，用心去听听自然的天籁，生活中那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清香，一只小蝴蝶翩然飞在冬日阳光中那小翅膀与空气的摩擦的声音，一只雏鸟在清晨第一次张开嗓子呼唤晨光的声音，风过树冠，花叶在阳光下欢笑的声音。山风不在高远，风景不必雄奇，只要有诗的心境与感悟，山水灵光自会在你心中，鸟兽虫鱼，花卉草木自会与你相亲。
“听”的感动已如此令人迷醉，更不必说那丰富的色彩，变幻的光影，或和谐或奇特的氤氲流动在眼中所唤起的无限惊喜了；也不必说那花瓣的柔软，流水的缠绵，山树的杳缈，那大地的沟壑错杂于柔软敏锐的感触中所引起的宁静的喜悦了。天地有大美，而你身边的小空间也能筑起诗意玲珑、让心得以栖息的精神花园，这里有四季风景，这里有天籁和音，这里有泉水汩汩、雨雾濛濛。就在这里，就在平凡的你的身边，蕴藏了大量的“诗意”的资源。只要你愿意，只要你静静地去感悟，摒弃心中的杂念，你就能在这里获得生命之源。
“江山风月无常主，闲着便是主人”，自然物态自有意趣灵动。一旦你有了诗的心境，你便能自由地在大自然、在天地之间诗意地栖居。
与作者对话：
我在一种非常宁静的气氛和心态中读你的作文，同时，我正聆听着一首神秘的曲子（里面有着自然原生态的声音），这样的曲子与我此时的心态及你作文所呈现的状态是一致的。这样，我才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隔绝——与尘世的隔绝，这样我才能与你的心灵产生共鸣。
（我好像看见了）你是这般诚挚地对待你所亲近的山水天地，你是这样人性地理解山水天地。你就怀抱着这样的恬然静静地切入了进去——悄无声息地切入了进去。我知道，自然正在召唤着你——那流水之光，那露珠之声，那星月之魂——你无法抗拒这样的召唤。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那就是你的世界，你有一种植物性的力量——所有的孩子都有这种力量，而后来又程度不同地失去了这种力量，而你却保留得非常完美——这种力量让你从本质上与自然亲近。当年，你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而今，你就像回家一样，“回归”到自然中去，是的，你就像回家一样融了进去。
其实，你还在这里，你并没有离去，你的身体就在这里，进去的是你的心灵，是你的魂魄。但是，你已经懂得了山的语言，水的语言，鸟的语言，花的语言，于是，你便有了自然的眼神，自然的感悟，自然的襟怀，你便在现实的世界里，显出一种雍容大度的超然和祥和。
这样，你便能在最世俗的地方发现心灵的“桃花源”；你便能随时随地，建构起自己精神的家园了。
而你的文字，也就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纯净，自然而然地闪烁着灵性之光。
马小平20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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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思想的诞生
热爱思想 [118]
彭俐
希腊一位哲学家因为一边仰观天星一边思考而不慎落井。他的女仆见了当作笑谈，智者听了当作美谈。为思想而痴情，是我们人类的心性，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别说为思想而跌脚，就是为这被判死刑如苏格拉底，为之蹈火如布鲁诺，为之蒙受不白之冤、惨遭驱逐如伏尔泰和卢梭，对贤者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得惊奇和诧异。
没有自己思想的生灵形同朽木和干尸，“我思故我在”，意在于此。思想不能果腹，不能蔽体，也不能当作日常家什来使用，但是，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生活却绝不是可有可无。思想带给我们的，是无法估量的价值。思想使目标明确，使行为合理，使方法得当，使效果圆满。思想使我们遵从理性的指引，不致狂妄与无知，不致盲从和盲动，思想提升我们的血肉之躯，使之变得优雅和高贵。
人只有因思想而高贵才是真正的高贵。谁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脑子判断和思考，谁就是天生的贵族。
思想不存在的地方，寸草不生，一片荒凉；人们的目光呆滞、四肢懒散、心理扭曲、行为怪异，除了到处蔓延不可遏制的野蛮、忌恨、猜疑和迫害以外，别指望那里会有什么鲜活和美妙的东西。人们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先要给思想一席之地。上天安在我们双肩上的这颗头颅，不是只当作标记的木桩，也不是供他人扭动的万向阀，它是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意志的枢纽，是思想的至尊至贵的“廊庙”。
热爱思想就是热爱生命。让思想伴随我们的生命到永远。热爱思想就是热爱生活，只有思想能让生活具有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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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119]
【法】帕斯卡尔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颗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
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
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我们于人则称之为可悲；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有似于动物的天性，那末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而堕落下来的。
因为，若不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 [120]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乃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 [121]再作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作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也无法慰藉了。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渴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中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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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译)
思想的诞生 [122]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 [123]
“谁在我的脑袋里一个劲儿地敲?”
“思想!”
“你要干什么?”
“让我出来!”“现在?深更半夜?当人人都熟睡了，我困得连眼皮都睁不开的时候?”
“是的，刻不容缓……要是我现在出不来，就永远出不来啦!”
“你难道没有瞧见我困得直打呵欠。你就不能耐着性子等到天亮吗?”
“我等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出来……”
“那你干吗偏偏要选我快睡着的时候呢?”
“我是无法自己选定时间的，我在你的脑袋里生长成熟了，就象母腹中的胎儿已经足月，现在该呱呱坠地了。”“既然这样，我原先怎么对你一无所知?我只觉得我脑子里空空如也，就象一个有不少窟窿眼的破皮囊。”
“我是在你一点儿也不觉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而且已经有许多时候了。现在我成熟啦，瓜熟蒂落了……”
“你准备上哪儿?”．
“到生活中去，到纸上边去!快起床，懒虫，去拿稿纸和铅笔来，将我公诸于世。”
“你未免自视过高了!就算现在让你出世，生活又会有什么改变?”
“谁知道……兴许生活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会变得更好、更美丽……说不定还会出现某种重要的转折，使整个生活的实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都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思想吗?”
“是的，正因为有了像我这样的……我已经好几次这样做了。就拿从你窗口望得见的那几座金字塔来说吧——它们起初不也只是一些想法么……再譬如，把你屋子照得通亮的电灯、让你能够听到全世界各地的声音的收音机——起初不也只是一些想法么……推动人类进步的是思想，创立宗教，使人的灵魂得以超脱的是思想，创造出供人们鉴赏的艺术的也是思想……世界上的全部文明都是思想产生的。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畜类就是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而牲畜是没有思想的。快起来，别赖在床上!应当为你头脑中产生了思想而高兴！……”
“难道只有我的头脑中才有思想?难道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有思想?”
“也有，不过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能够让思想出世的却寥寥无几。”
“你的意思是，你的价值全在于你能否出世?”
“是的，我出世以后还要活下去。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如果你对算术还略知一二的话，快去拿笔和纸来，你就会为以下的事而大吃一惊：世界上有几十亿人，设若每一个世纪只让其中的一百万人各自产生一种思想，那么每个世纪便会有一百万种思想!……这自然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即使一个世纪只诞生十种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且能够给人类带来益处的思想的话——这个世纪便可称作为进步的世纪或人类的黄金时代了！”
“这么说，仅仅让你从我的脑袋瓜里出来还不够罗?”
“是的，还不够……那些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每天都在搜索枯肠，冥思苦想，用他们的头脑酝酿出许许多多的思想，尤其是现在，多如牛毛的人专门在炮制各式各样的思想，自以为这些思想都是永恒的真理，将它们塞满了成千累万册的书籍和报章杂志，其实它们的用处只不过相等于你每天早餐时吃的小蛋糕上的那几滴奶油！”
“我原先以为最要紧的只不过是让你出世……”
“最要紧的是让我在诞生以后还活下去。”
“这么说，重要的与其说是你的诞生还不如说是你能够活多久！”
“不错，你说得很对。对我来说，要是跟时装或者时髦货那样只不过流行一年的话，还不如根本就不到人世来!”
“那么请问，当你问世以后，你打算活多久呢?”
“无论如何也要比你本人活得长些，最起码要比你的寿命长一倍。当你妁尸骨已经在地下腐烂的时候，我还正当青春年华呢1……”
“愿真主诅咒你和你的愿望！”
“怎么，你死了我还活着，你觉得不高兴吗?”
“是的，当然不高兴!我只消能比你多活哪怕一个小时，我也会感到非常愉快的!”
“你的思想已经死亡后，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有的儿子都死了，当老子的还孤苦伶仃地苟延残喘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说得对，这是真理，一个忧郁的真理，让那些个养出儿子来的人去考虑这个真理吧。至于我，眼下还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你的诞生，而且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让我这样做。我何苦要让你出世，给我招来那么多麻烦呢！”
“不过要是我出世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1”
“什么好处?”
“我出世时已完全成熟，已尽善尽美，我将成为你身上一切优秀的、高贵的品质的宝库，我将延长你的存在，也许我还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使人们欣喜若狂，从而使你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是的，确实如此，正因为我们有虚荣心，所以才会让你们这些思想跑到人世间来！”
“我可愿意利用你们的这种弱点呢。让我出来吧!”
“不过你还没有讲，你出世以后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哎哟，多么愚蠢的问题!你不妨去问问小毛虫，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须知自然界中万物都是有求生欲的呀！”
“这么说，你现在就在我的头脑里罗?”
“嗯，是的……我求你、恳求你：让我出生吧！”
“请稍等片刻，让我去拿铅笔和稿纸来。”
“可是千万别拖延时间！”
“出了什么事?”
“我的呼吸减弱了……我的光亮暗淡了。你同我抬杠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还没出世就已疲惫不堪。”
“唉，真糟糕!我记不得把铅笔放在哪儿啦……稿纸也找不到。只有桌子上有一张纸……包着我的早点。你把我吵醒倒没什么关系。要紧的倒是填饱肚子。倘若肚子里空空如也，脑袋里装得再满又有什么用处!请你再耐心地等待片刻，让我先把嘴巴塞满，再来为你办事。你放心，我吃得挺快，绝坏会让你久等的。我还可以边嚼边找铅笔嘛。瞧，这不找着了！铅笔就在桌子上……好啦，现在你可以出生罗……喂，思想!快点儿……开口吧……出来呀!真奇怪，你出了什么事?你干吗不出声?你躲到哪儿去啦?刚才你还那么健谈，唠唠叨叨的，吵得我没法睡觉，可现在你这股劲头上哪儿去啦?喂，思想，你随便讲几句也好嘛!别卡在我喉咙里!你在哪儿?你溜走了吗?……你死了吗?多么可惜!思想来不及问世就夭折了!……”
是的，毫无疑问，思想还来不及诞生便在我的头脑里呜呼哀哉了!但是难道能怪我拖延了吗!难道是我的错?说不定该怨它自己?……哼，见它的鬼去吧，让它跌进地狱吧!我这就把糕点吃完——然后上床睡觉。这样的事又不是头一回，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碰到……就这样，我的思想诞生后又死亡了，或者未及诞生就死亡了，就象数以百万的思想，在数以百万的瞬间，数以百万次地敲响数以百万人的头脑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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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毅译)
思想和思想者 [124]
林贤治
人是什么？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说，人是从制做工具以及运用这工具从事劳动的时候开始，转身与猴子揖别的，其实，除了劳动，人还必须会思想，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独立自主的意识。这是最基未的。倘使仅仅懂得劳动。耕植和采集，充实了肚子，发达了四肢，最后也很难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传播历史的《世界人权宣言》，赫然写着如下条款：“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着便可以尊为人类，从“温饱”到“小康”，如果人类只是被当做一种结构性物质，而满足于生命的维系，是无法体现存在的本质的。人类是精神的人类。没有哪一种生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热爱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着同样涵义的成语在世代流传：“不自由，毋宁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对此痛苦的觉省。没有先验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是对于既存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种思想是满意现状的呢？除非是统治者——鲁迅常常称作“权力者”，“权势者”．个别时候也称“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说到：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哪里会有自由思想？
纳粹有句座右铭式的话：“思想先行，行动紧跟。”这“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称作思想的，因为已然失却自由的含量。思想是个体的，弱势的，异质的，非正统非主流的。人类拥有自由思想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推算起来，最早也当在“后酋长时代”。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阴影看见：怀疑与信仰共存，异端与信徒并现。思想锋芒初露，虽然随即为人与剑的方阵所包围，却依然咄咄逼人。僧侣们无法预料，他们以日夜积聚的大量的统一思想的工作，培养出一种普遍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诱使思想者在更为开阔的地带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种子，及至近世，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思想将会变得何等活跃，至于思想者，当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伪装，睥睨气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说了！然而，事实上，张捕与逃逸仍在进行，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有时候，言路特别狭窄，甚至完全被阻断！
进化论遭到挑战是必然的事情，社会的进步与否，怎么可以根据时间的先后论定呢？权力者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动地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恒定地听命于“权力意志”；而思想者，却难免为环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忧心忡忡——角逐的双方，谁也天暇顾及钟表。
近代历史确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说到底不过是在“原型”那里作出量的增减而已。随着大学的勃兴、科学的昌明，知识分子势力迅速膨大；相应地，权力也变得更为集中，打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阿伦特在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专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它们都是在本世纪建立起来的。盖世太保、格鲁乌、窃听器、集中营、特别法庭、秘密审讯和处决等项发明，足够叫中世纪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艺相形见绌。在权力者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着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识分子。到底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精心设计的机械、技术，各种关于管理的理论，包括宪法，最大限度为谁所利用？这个问题很难量化，故而长期被悬置起来，无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贯标榜“革命”，信奉“社会主义”的，他曾经弄过一个由总统签署的非常法令《人民与国家保护法》，其中规定：“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许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还许可侵犯私人邮件、电报，电话、通信保密权，许可搜查民宅，许可下令没收财产和限制财产权。”类似的法令是否经由法学家的润饰，我们不得而知，但它通过剥夺进行“保护”是明显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较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要庄严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了！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
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对莫斯科大学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给世界贡献出了一批富于头脑的人物。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安置了特务网，还有政法委员会之类。思想与青春结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贬斥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争取青年，他说，德国青年应当“像猎犬一样敏捷，像揉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一样经受过锻炼”，这些青年什么都具备，就是不具备思想。1933年4月，政府明令规定大学生必须加入大学联合会，还须参加四个月劳动锻炼和两个月集体军训。教师也有统一的组织，主掌管人员进行苛刻的挑选和培训。1933年至1934年。纳粹党在大学进行了一场清洗运动，有1／6的教师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开表态支持政府。著名哲学家，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可耻的海德格尔，在弗顿堡大学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斯大林对大学的控制一样严密。在苏联高教部的16个职能司中，属于思想统制方面的大大超过半数。所有学科的教育为政治教育所笼盖、所渗透，因为这是不能不服从于制度的总体的集权性质的。
集权主义者无不重视意识形态，重视宣传，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设立的部，就是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即从中世纪在罗马设立的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专门机构演化而来。可见，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图书审查、禁书、焚书，在中世纪已经相当流行了，《禁书目录》委员会，犹如宗教法庭一样声名赫赫。但是，焚书在当时只是零星进行，像纳粹德国这样狂欢节一般的盛况，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1933年5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20000册。纳粹党领袖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率举行了“焚书日”。鲁迅曾经把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称作“希特拉的黄脸干儿”，查查家谱，其实秦始皇爷爷的“焚书坑懦”，倒也不失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从来便有，如唐诗写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嘲笑此举的愚蠢的。在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头傲视希特勒及其党徒吗？问题是，这些大独裁者，仅仅凭了他们的无知与专横，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战人类的尊严！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好在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罢，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伽尔询、梅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50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80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被处决，约200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100万人，在劳改营中约700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84批，共计5000人。爱因斯但、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楮；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出思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一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权话语，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断了。作为思想，它可以被折断，但自始至终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却永久保持着坚硬的质地。只要称得上思想，你便无法置换它，消灭它。正因为思想能够这样以弱质而存在，所以是强的。
但是，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思想和思想者毕竟是一个异数，一个变数，其实是极少数，也可以称“一小撮”。尤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哪怕是开明专制罢，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贩，乐呵呵地唱卖他的货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那么作为一种精神界的现象，它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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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真理” [125]
雷颐
宗教是支配人们生活的一种最古老的原理和原则，但从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的昌明，精神信仰受到知识积累的步步紧逼，宗教则往往被认为是“前现代”的“迷信”而屡遭批判。不过，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无疑仍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精神力量。不久前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滥杀无辜的“沙林毒气事件”举世震惊，再次显示了宗教的巨大力量。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像真理教这种非常极端的邪教居然能在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的日本滋生蔓延，广招信徒。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真理教对科学却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好，拥有大量名牌大学出身的科技专家，它的高级干部几乎全是日本一流大学理工、医学系毕业的优秀人才。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受过高深科学教育的专家们中魔般地转而崇信真理教，并对未受过正规教育、且被认为心智不全的教主麻原彰晃无限崇拜，心甘情愿地为其充当杀人工具呢？的确值得深思。
现实社会总是不完美的，而对完美、至善、终极的永恒追求却又是人类无可更改的天性之一。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精神根源。无疑，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其意义之深远和作用之重大是无法、也不应否认的。但在另一方面，“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超过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越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 [126]
的确，一些宗教和一强势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乌托邦总是宣称自己手握“最终真理”，而对其他宗教、思想、理论则宣布为异端，要无所不用其极地“共诛之”。这种惟我独“真”的独断性真理论，可说是专制主义的理论特征之一，“奥姆真理教”再次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
对完美社会的追求往往是以道德／真理为基础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图》的主要论点便是寻求最终真理，也就是说，只有认识、掌握了形而上的“至真”才可能达到道德上“至善”的理想国。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认识、掌握真理的能力，在他的“理想国”中，这些少数人就是理应位于社会顶端的哲学家。由手握绝对真理的贤哲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统治，并对芸芸众生进行严格彻底的思想改造和控制，以使真理为大家共有。为达此目的，个人没有任何自由（因为手无“真理”），甚至婚配也要由国家来安排。这样，真理的追求就成为道德的要求，道德性要求实际又转化为政治性强迫。用不顾一切的专横强暴手段来改造人、改变人性，使之臻于“至善”（姑且认其为“善”）的企图如果仅仅是一种“企图”也还无妨，倘若付诸实施，则必定是一种可怕的罪恶。但是，全社会精神、道德高度一致的构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至于像实证主义哲学和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以反宗教著称的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孔德在晚年也提出了“人道教”作为全人类必须崇信的最高宗教，在他的设计中，精神世界与俗界均高度专制，“精神导师”与俗世的统治者有权管理、控制、干涉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即便于他人毫无干系的纯个人事物和思想也要受到严格的管制。其理论预设也是可以用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改造人，实现一种全社会一致承认的道德信仰。所以约翰?穆勒拜读了孔德的“巨著”后心有余悸的言近旨远地写道：“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约翰?穆勒自传》，中译本第126页）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对精神和道德纯洁性（一致性）的过分强调必导致对异端思想和异己者的迫害，“坑儒”是“焚书”的逻辑发展。只有消灭“污染源”才能彻底，维护“纯洁”。纳粹德国正是要维护“日尔曼精神的纯洁性”而由焚烧犹太人的书籍一步步走向焚烧犹太人的。
由于人类德行的缺欠和智识的限制显然无法使社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因此，对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必须要有一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救世主”来拯救、领导、训诫、统治、管理和控制众生，才能达到目的。在全能的“救世主”面前，品德智慧都“残缺不全”的人们自然只能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救世主”有权为众人规定种种严苛的清规戒律，自己则当然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监督和管治。从理论上说，他是超越现实的道德和法律的。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超人”实际却很难“超越”，有时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堕落，封闭型宗教或实行超级专制的政教合一社会中的“救世主”更是如此。如日本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为“真理教”规定的食禁甚多，必须严格遵守，但他本人的食品却百无禁忌；信徒的子女必须在“集中营”接受教育，但麻原的女儿上的却是外面的高级学校。
没有“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平庸的，但却未必是“灾难性”的；产生“道德旗帜”的时代无疑是高尚而激动人心的，但却又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对充满豪言壮语的“教主”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否则后患无穷。恕我借用（仅仅是借用）一段警语：“你们要防止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时，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新约?马太福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一耳熟能详的著名歌词颇具哲学深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能设计出一套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终极方案的全知全能的“超人”。海耶克将那种由“超人”重新安排社会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工程师式的心态”（engineering type of mind），这种“心态”来自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na?ve rationalism），即认为人类社会完全可凭借某种理性的“蓝图”来建构、重组，因此又可成之为“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istic constructivism）。
正是人类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人类社会的祸源之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理性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并非缺能动，其中“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作用不容低估。所谓“自发秩序”是指社会中的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关联和互动关系，并非有意设计而成的。所以社会的改造也应是点滴的，是不断“试错”的，而不是整体和一次性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终结、绝对、简约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不能以真理的独占者自居，必须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一个容许个性差异存在的社会才会是真正稳定却又生气勃勃、充满创造性；一个表面上高度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社会不仅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可言，而且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救世主”式的狂热和激情与其说令人可敬，不如说令人可怕。无论他们的理想多么高尚，都应受到怀疑，没有任何思想享有不被怀疑的特权。怀疑与宽容，是一平常但健康的社会所应有的基本准则，也是各类“终极”理论的消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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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故乡 [127]
赵汀阳
灵魂是一个游子
如果你吃了一顿美餐，你会感到快乐，是什么东西在快乐呢？当然，是你的身体，如果你读了一本好书，听了一支优美的乐曲，看到了一片美丽的风景，你也会感到快乐。是什么东西在快乐呢？显然不是身体了，你只好说，是你的心灵、灵魂感到了快乐。
你犯了胃痛，你摔了一跤，你被虫子蜇了一口，你的身体会受疼痛的折磨，可是，当你失恋了，你的亲人去世了，你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会死；或者你遭到了不义的事情，是你的哪一部分在痛苦呢？当然，又是灵魂。
看起来，人有一个身体，又有一个灵魂，它们是很不同的东西。有些哲学家否认人有灵魂，他们把灵魂说成是肉体的一种功能。可是，如果没有灵魂，我们怎么解释上述种种、精神性质的快乐和痛苦的根源呢？
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不像眼睛、耳朵、四肢、胃、心脏、大脑那样是人体的一个器官，但是，根据人有着不同于肉身生活的精神生活，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存在的。其实，所谓灵魂，也就是承载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内在空间罢了。
人的肉身是很实际的，它要生存，为了生存便要求温饱，为了生存得更好还要到社会上去奋斗，去获取名利地位。人的灵魂就不那么实际了，它追求的是理想，是诸如真、善、美、信仰、思想、艺术之类的精神价值。我们把这种对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追求称作精神生活。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睡和赚钱，完全没有精神生活，我们就会嘲笑他没有灵魂，认为他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
灵魂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它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这种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从何而来？当我们看到美的形象，听到美的音乐，我们的灵魂为何会感动和陶醉？一颗未被污染的淳朴的灵魂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喜欢美善的东西，讨厌丑恶的东西，它是怎么会具备这样的特性的？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他推测，灵魂必定曾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生活过，见识过完美无缺的美和善，所以，当它投胎到肉体中以后，现实世界里的未必完善的美和善的东西会使它朦胧地回忆起那个理想世界，这既使它激动和快乐，又使它不满足而向往完善的美和善。他还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灵魂和肉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肉体会死亡，而灵魂是不朽的，他的这个解释受到了后世许多哲学家的批评，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怎么没有听出柏拉图是在讲一个寓言呢？他其实是想说，人的灵魂渴望向上，就像游子渴望回到故乡一样，灵魂的故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只要生命不止，它就永远在思念，在渴望，永远走在回乡的途中。至于这故乡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永恒的谜。我们只好用寓言的方式说，那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地方。我们岂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当我们享受灵魂的愉悦时，我们离动物最远而离神最近？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罗马军人的剑下，当剑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
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珍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珍惜内在的精神财富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贤哲的共同特点。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旅行，入境时，海关官员问他有什么东西要报关，他回答“除了我的才华，什么也没有。”使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拥有不能用钱来估量的艺术才华。正是这位骄做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告诉我们：“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跟它相比。”
其实，无需举这些名人的事例，我们不妨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现象。我常常发现，在平庸的背景背景下，哪怕是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
有一回，我乘车旅行。列车飞驰、车厢里闹哄哄的，旅客们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个少女躲在车厢的一角，全神贯注地读着本书。她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地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她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中的安静的侧影，我心中充满感动，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也和她一样，不管置身于多么混乱的环境，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书了，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埋头读书的少女，无限缅怀已经渐渐远逝的有着同样纯正追求的我的青春岁月。
每当北京举办世界名画展览时，便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节衣缩食，自筹旅费，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来到首都。名画前流连忘返。我站在展厅见望着这一张张热忱仰望的年轻的面孔，心中也会允满感动，我对自己说，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车上的那个少女和展厅里的那些青年，揣摩他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在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愿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追求，没有走上这条可悲的路。
梦并不虚幻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真实的故事——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夏米的老清洁工，他曾经替朋友抚育过一个小姑娘。为了给小姑娘解闷，他常常讲故事给她听，其中讲了一个金蔷薇的故事，他告诉她，金蔷薇能使人幸福。
后来这个名叫苏珊娜的小姑娘离开了他，并且长大了。有一天，他们偶然相遇，苏珊娜生活得并不幸福。她含泪说：“要是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从此以底夏米就把每天在首饰坊里请扫到的灰尘搜集起来，从中筛选金粉，决心把它们打成一朵金蔷薇。金蔷薇打好了，可是，这时他听说，苏珊娜已经远走美国不知去向。不久后，人们发现、夏米悄悄地死去了。在他的枕头下放着用皱巴巴的蓝色发带包扎的金蔷薇，散发出一股老鼠的气味。
送给苏珊娜一朵金蔷蔽，这是夏米的一个梦想。使我们感到惋惜的是，他终于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也许有人会说：早知如此，他就不必年复一年徒劳地筛选金粉了。可是，我倒觉得，即使夏米的梦想毫无结果，这寄托了他的善良和温情的梦想，本身已经足够美好，给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意义，把他同那些没有任何梦想的普通清洁工区分开来了。
说到梦想，我发现和许多大人真是讲不通。他们总是这样提问题：梦想到底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只要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卖钱，就是没有用。他们比起一则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可差远了。这位小王子从一颗外星落在地球的一片沙漠上，感到渴了，寻找着一口水井，他一边寻找，一边觉得沙漠非常美丽，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使沙漠变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沙漠中的水井是看不见的，我们也许能找到，也许找不到。可是正是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梦想驱使我们去寻找，去追求，在看得见的事物里发现隐秘的意义，从而觉得我们周围的世界无比美丽。
其实诗、童话、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人类的梦想，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童话故事，没有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宾逊漂流记》，远处的河岸和对岸辽阔的田野景色就不会如此使我感动，世界对我就不会这样富有魅力。”英国诗人雪莱肯定也听到过人们指责诗歌没有用，他反驳说：诗才“有用”呢，因为它“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的确，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
如果你和那种没有梦想的人一起旅行，你在会觉得乏味透顶。一轮明月当空，他们最多说月亮像一张烧饼，压根儿不会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的豪情。面对苍茫大海，他们只看到一大滩水，决不会像安徒生那样想到海的女儿，或像普希金那样想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唉，有时我不免想，与只知做梦的人比，从来不做梦的人是更像白痴的。
生命树上的果子
按照《圣经》的传说，人类一开始是住在伊甸园里的。那时候，人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不知什么叫苦恼，所以伊甸园又名乐园。伊甸园是一所美丽的大花园，里面栽着许多树：其中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棵叫智慧树，一棵叫生命树。上帝禁止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可是据说在一条蛇的诱惑下，他们终于偷吃了智慧果，上帝怕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便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我们不妨把这则传说当作寓言来读。神与人的区别，无非一是无所不知的智慧，二是长生不老的生命。吃了智慧果，人已经分有了神的智慧，不说无所不知至少也比一般动物高明得多，懂得思考了。一旦再偷吃生命果，与神一样长生不死，就和神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当然不肯让人吃到生命果。与别的动物相比人一方面有智慧，足以知生死，天下惟有人这种动物在活着时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和别的一切动物一样必死无疑。人就好像已经脱离了兽界的蒙昧却又不能达到神界的不朽，这种尴尬的位置给人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几乎每个人在童年和少乍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侯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地死去。这是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无人能回避得了。我相信那些从小就敢于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长大之后对人生往往能持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孙一直在寻找那棵上帝禁止人类靠近的生命树。战胜死亡，赢得不朽是人类一贯的梦想。既然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就试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死。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根本的动机是为了使自己相信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后人的灵魂能升人天堂。在中国儒家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即留下能够传之后世的品德、功绩文章，“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道家则追求一种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的“不生不死”的境界。我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继续活着，也不认为留下身后的名声有什么意义。但是，把肉体的易朽变成一种动力驱策自己去追求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无疑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不管这种精神价值是否真能达于永恒，对它的追求本身就可以使人更加容易与死亡达成和解，同时也赋予生命以超出有限肉体存在的意义。
人所能及的神圣
自古以来对于那些渴望超凡脱俗的人来说，肉体似乎始终是一个麻烦，这个肉体活着时要受欲望的折磨，而最后的结局又必是死亡。神是没有肉体的，所以神不会痛苦也不会死亡。肉体似乎是人的动物性的根源，它决定了人不能摆脱动物的地位，达于神的境界。为了达于神的境界，人好像必须战胜这个肉体，在某种意义上把它消灭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世界各种宗教里都有人主张和实行苦行主义，用许多烦琐的戒律来限制和禁绝肉体的欲望，摧毁肉体固有的动物性本能。
由这个途径能否达于神圣呢？据说有极少数人成功了．例如基督教中的圣徒和佛教中的高僧。我是俗界中人，难以揣摩其中的奥秘。依我俗人之见，灭绝肉体的欲望无异于扼杀生命的乐趣，代价未免太大。而且，如此求得的那个状态究竟真个是超神入化的仙境，抑或只是因为肉体衰竭而造成的一种幻觉，实在也不好说。人生而有个肉体，这个肉体生而有七情六欲，这本是大自然的安排，在我看来任何逆自然之道而行的做法总是有些不对头的。
所以，我更赞成另一种途径，即肯定肉体及其欲望的合理性，不是甩掉肉体、而是带着肉体走向神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现本能的升华。为了实现本能的升华，前提是必须对欲望进行某种限制。一方面有健全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既非加以禁绝，又非任其泛滥，而是使之沿着一定的轨道宣泄，迸发为精神追求和创造的原动力。譬如说，凡正常人皆有性欲，它是种纯粹动物性的本能如果对它毫不加以限制，滥交纵欲，人便与禽兽无异。但是。性欲又是许多美好的情感包括爱情、美感、创造欲的原动力，而为了使它升华为这些美好的情感，限制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在少年时侯，性的觉醒和某种程度的压抑会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成为滋生这些美好情感的沃土。相反，肉欲泛滥之处，爱情和美感便荡然无存。
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身上既有动物性又有神性，人身上的神性不是灭绝了动物性而产生的，而是由动物性升华而来的。这是人所能及的神圣和超越。所谓人性，也就是动物性向神性的升华。我不相信世上有毫无动物性的神人。但是，遗憾的是，世上倒的确有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神性、唯剩动物性的兽人。这种人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价值，百无禁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残杀无辜。在当今社会上，这类人似在增多实在令人担忧。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复杂，因而要改变也就必须作多方面的努力。从精神的层面看，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神圣价值的信仰的普遍丧失，对此我只能说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要有所敬畏，相信世上仍有不可亵渎的神圣价值，否则必遭可怕的惩罚。
谁是最智慧的人
在古代雅典城里，有座德尔斐神庙，供奉着雅典的主神阿波罗。相传那里的神谕非常灵验。当时的雅典人遇到重大的或疑难的问题，便到庙里求谶。有一回，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求了一个谶：“神呵，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苏格拉底听说了，感到非常奇怪。他一向认为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短促，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可怜了。既然如此，神为什么说他是最智慧的人呢？可是神谶是不容怀疑的，为了弄清楚神谶的真意，他访问了雅典城里以智慧著称的人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工艺大师。结果他发现，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却个个都自以为无所不知。他终于明白了神谶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有多少学问才华和技艺，而在于懂得面对无限的世界，这一切算不了什么，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他懂得这一点，而那些聪明人却不懂，所以神谶说他是最智慧的人。
这么说来，智慧有点儿像是谦虚，不过这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才具备一种谦虚，打个比方说智慧的人就好像站在神的地位上来看人类和他自己，他看到了人类的局限性。他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这种局限性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居高临下地俯视这局限性，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它。
有位哲学家说得好：“一个人具有人的一切弱点同时又像神那样坦然处之，你应当把这看作一种成就。”
所以，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在能力方面的素质，例如好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反应灵敏等等。具备这些素质，再加上上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你就可以在社会上活得成功，成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之类。但是，无论你怎么聪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的成就终究谈不上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古到今，聪明人非常多，伟人却很少。智慧不是一种才能，而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个人在社会上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如果他是智慧的，他就不会把这些看得太重要，而能够站在人世间一切成败之上，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成为你自己
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美好理想的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会给我许多漂亮的问答。譬如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但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问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先应该成为你自己。
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我问你：就让你完完全全成为拿破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有他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得喊起来：太愿意啦！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儿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有些犹豫了，会这么想：整个儿变成了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喽，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
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别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
也许你会反驳我说：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类似情形却常常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真正成为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务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务的一架机器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这是的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个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像卢梭所说的，上帝把你造出来后，就把那个属于你的特定的模子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受人生。你死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焕发出个性的光华。
在历史上，每当世风腐败之时，人们就会盼望救世主出现。其实，救世主就在每个人的心中。耶稣是基督教徒公认的救世主，可是连他也说：“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我，又有何益？”《圣经》中有许多谬说，但这一句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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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家园 [128]
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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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之海，精神之塔 [129]
——对鲁迅先生的自白
李锐
鲁迅先生的生日一一9月25日（1881年）已经过，
鲁迅先生的忌日——10月19日（1936年）也已经过。
既非先生生日又非先生忌日，我以先生为题来做文章是因为自己，是想把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听，也说给先生听听。明知先生去世已有58年；明知滔滔忘川无船可渡；明知先生的铜像下青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明知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昨天的中国，先生或许根本就不想听一个陌生人说什么。可我禁不住想说。
先生生前曾把自己的死安排得绝决而又冷静，“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先生生前曾对自己的文章看待得更加绝决而冰冷，“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如此冰冷透骨的目光，如此漆黑如夜的否决，如此斩钉截铁的对人群的拒绝和反感。以先生五尺之躯，以先生弱体重疴的五尺之躯竟化做如此深邃浩大的虚无之海。这是无语之海。这是怀疑之海。这是拒绝之海。这是否定之海。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种种神话，一切媚人的和骗人的种种谎话，一切正义的和革命的种种大话，一切芸芸众生嘴上人云亦云的种种好话，都在这冰冷的汪洋面前像沙土一样消解融化，露出它们卑劣的本色。先生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说，“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先生的不耐与人交谈，先生的拒绝他人的“侵入”，昭然若揭。尽管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隔在中间，先生的不耐和拒绝依然像一道绝壁赫然在目。知道先生的不耐和拒绝。可我禁不住想说。
先生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做对。
先生以一人之识和五千年的传统做对。
先生以一人之辨戳穿所有东洋、西洋学而成“士”的男士、女士们的面具。
先生以一人之情却承当了中国五千年第一伤心人的悲剧。
大哉斯人！
先生这样做的时候凭以立足的不是“理想”、“革命”、“现代”，而是他脚下这一片深邃浩大的虚无之海。先生或许是明白了这海水对自己的淹没。或许，先生干脆就是渴望着自己融入其中。生也有涯，以有涯投入虚无，或许是先生唯一可以找到唯一可以得到唯一可以实现的最好的安慰。先生深知自己的处境，他说自己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横站”；他临终前一个月写就的《女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一个以一人之勇而走出人群独行于世的人，应该得到自己的安慰，应该得到独属于他一人所有的这一片汪洋。先生真是理性到了极点，终于从理性的极点跨进了虚无之海。先生真是冷静到了极点，终于从冷静的极点走进了生命的自我燃烧。如果先生只有虚无，那鲁迅二字并无多少东西可以品味。古今中外，虚无者多如过江之鲫。之所以感到这虚无之海的深邃浩大，之所以感到这虚无之海对于人心的逼照。正因为在黑暗和冰冷之中站立着先生绝望燃烧的生命的灯塔。以先生的理性和冷静在看过了太多也看透了太多人间的丑恶之后，先生在自己的字典里抹去了“相信”这两个字。在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能信，在每一次的相信之后得到的只有失望和受骗的时候，先生一意孤行地走进了自己的虚无之海；当无所谓相信的时候，也就永远地排除了失望和受骗。可在那个一意孤行的背影上却烧起了绝望的火焰，支持着这燃烧的是先生无以付出的对人的刻骨之爱。如此，我们在这片深邃浩大的虚无之海上，又看到一座精神的灯塔。无论是打算填满这片虚无之海，还是打算绕开这片虚无之海，你都不能不承认，这片冰冷浩大的汪洋，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供遨游的深广的精神空间。当你犹豫不前，或者心满意足的时候，会有一座灯塔为你提醒自己所达到的境界的深浅。
由于先生的难以逾越和不可绕过，竟至有人把先生供奉为神灵，把先生的“骨头”和“脊梁”拿来做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文化革命的浩劫中屠杀生命。这恐怕是变成了铜像的先生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吧。对于先生这已经不仅仅是“侵入”，简直可以说是蒙面的涂染。一切最神圣和最高贵的，都在中国人的眼前崩塌在地，变成最卑鄙和最肮脏的，生命之血浸透神州大地。先生脚下的青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先生站在虚无之海中等著有人走近或者绕过。终于，有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晓明对先生的体察和批评可谓沉着而深切）。终于，有了张承志的《致先生书》（尽管张承志有时偏激到了出轨的程度）。终于，在有人死了之后，又有人出生，长大，成熟。终于，又有人披荆斩棘，九死而不悔的向先生走来。他们在书写了对先生的敬意和批评的时候，也书写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精神的成熟；他们终于书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的成熟。他们把自己精神成熟的里程碑毅然放在这垃圾和腐朽的时代的崎路上，又毅然前行。因为都是成熟者，他们心明如炬，知道各自必将分道扬镳，知道各自都只能选择自己的流向大海之路。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已经来到过这深广的源头，并从这开始了自己的流程。有那座绝望的灯塔燃烧在前，他们绝不会再把自己误认成为“伟人”；有那片冰冷浩大的虚无之海在前，他们也绝不会天真到自诩“壮举”和“豪迈”。在这个连杀人和自杀都要按照广告方式来操作的时代（比如顾城式的丑陋的精神撒娇），在这个把所有的垃圾摆到桌上来“狂欢”的时代，他们沉着地放下自己的里程碑，与所有的狂欢者和撒娇者划清界线毅然前行。因为有先生在，他们时时会感到那灯塔的亮光；因为有先生在，他们时时会听到那虚无之海的阵阵涛声，先生留下的遗产不是学位和奖金，不是暖人的鼓励和保护。先生留下的是冰冷不屈的怀疑，是至死不移的燃烧。
当我这样说到虚无之海和精神之塔的时候，我知道时下流行的是“解构”，是对“权威话语的逃离”。而且，我知道已经有人在把先生当做一种“文化神话”来“解构”人们急着“解构”鲁迅，是为的害怕耽误了“文化狂欢节”的入场券。如今先生的“骨头”和“脊梁”已不再被人当做武器；如今先生的“骨头”和“脊梁”是要被人“解构”了，放到“后现代”的宴席上做一道配菜。每想到此，就不由得苦笑，冷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就在忙着铲除和打碎。铲除打碎到举目四顾皆尽废墟和垃圾的时候，要忙着去做的居然还是“解构”——“解构”这座唯一的精神之塔。由此知道如今的各种“士”们是狂欢第一，余者则是可以皆尽“解构”的。幸亏先生有言在先“收敛，埋掉，拉倒”。幸亏先生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希望着自己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不然，真的还要留下太多的“解构”工程，真的还要耽误了各位的狂欢。
茵茵青草在先生的铜像下，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浩劫”和“狂欢节”在中国演了一场又一场……
也许是终于到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在经历了“文革”浩劫的震撼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轰动”的狂喜和并不亚于浩劫的种种震撼，才终于学会了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了一角不与人言的土地。在这一角土地上静想自己和世界，才明白更该诅咒的不是四周的黑暗，和黑暗的逼近，而是自己的愚钝和轻信。才终于坚信，内心深处这一角以生死之难换来的留给自己的土地，绝不拿出去给什么人“解构”。不管他有怎样的可怕的权势，也不管他有怎样动听而“现代”的理论。先生历尽沧桑，先生看了太多太多，先生怕是早已听腻了这一类的把戏。可我禁不住想说。
以不惑之年，以这样的自白说给先生听，明知先生的拒绝和不耐。可我禁不住想说。先生不听，就说给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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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人类的困境 [130]
喻传赞
目前人类的生存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请看如下事实：
(一)“人口爆炸”。人类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转暖后创建文明的，有记载的文明史仅有5000年，估计当时全球人口约1000万，至公元0年为2．5亿，至1600年达5亿，1830年增至10亿，1930年为20亿，1975年至40亿，预计2000年超过60亿。人口增长表明是一条几何级数增长曲线．且已过转折点，现以每35年倍增趋势至2010年可达80亿。
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笔者曾从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两方面作过估计，全球极限养活人数为100亿，而最佳生存环境需将人口控制在50亿以内，对于我国，极限养活人数为14亿，最佳生存环境应为7亿以内。若我国在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2亿，必须年净增率在9‰以下，而且在2010年达到高峰13亿；若按目前的净增率，2000年将达12．5亿，高峰时可超过14亿。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地大物博”“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说法，殊不知，它忽视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地球不能扩大；二是作为维系生命三要素的阳光、空气和水，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土地沙漠化。据联合国调查表明，目前沙漠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16％，还有43％的土地(在64个国家)面临沙漠化的威胁。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沙漠化得很厉害，这是过度垦殖后大自然的报复。
世界森林面积由5000年前的76亿公顷，1860年减至55亿公顷，1975年降到26亿公顷，1986年仅有23亿公顷。现在森林正以每天3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每年减少1100万公顷。以此速度只需210年就砍光了，届时地球将完全失去“肺”的功能。
非洲出现了近20年的干旱，撒哈拉大沙漠本世纪以来扩大了70万平方公里，4．5亿非洲居民有1．5亿在挨饿，22000平方公里的乍得湖完全干涸。
我国两片大的热带雨林——海南岛建国初有1300万亩，覆盖率占23％，1979年为367万亩，覆盖率仅7％；西双版纳1960年有1290万亩，覆盖率为56％，而1982年只有800万亩，占30％，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黄河的泥沙含量是世界之最，下游成为著名的地上悬河，渤海也许将于500年后填平消失。昔日丝绸之路上繁华的楼兰古国已成为考古遗址，罗布泊已于1965年干涸，黄河以北的大运河也于1976年后断流停航，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全国324个大中城市有180多个缺水，难道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事实还不值得深思吗?
(三)严重的工业污染。据我国医学界研究表明，80％以上的癌症与环境污染有关。现在地球上的岩石、水、土壤、空气和生命五大圈都已被污染，甚至南极和北极也不能例外。严重的酸雨70年代以每天灭绝一种生物的速度在前进，现在加速至几小时一种。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高，产生的温室效应到本世纪末将使海平面上升0．4—1．4米，如此下去，100年后，世界所有沿海的大城市都将泡在海水之中。
现在化学制品已超过500万种，并以每年2000种新产品的速度在增加。1985年印度博帕尔市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生产的多氯联苯毒气泄漏，造成2500人死亡，10万人中毒。1986年瑞士三多士农药厂起火，大量农药和18吨汞流人莱茵河，使这条号称欧洲生命线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现在，噪声、放射性、垃圾、重金属、农药、石油等污染比比皆是，使大片森林枯死，海洋生物大量减少，就连文物古迹也不能幸免于难。
(四)核大战。美国和前苏联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折合TNT当量，按世界人口平均，每人达数十吨，即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自1945年爆炸原子弹以来，共在地球上试验核武器超过1500次，其中在大气层中爆炸约500次。1962年由于在大气层中爆炸了高吨位的氢弹和原子弹后，使当年大气层中放射性14C的含量猛增一倍，1963年后核试验转入地下。
据在广岛长畸对距爆心附近的植物研究表明，染色体畸变最严重，象羊齿类植物等都长不大。美科学家推测在发生核大战后，首先在地球上燃起森林大火，烟雾弥漫，产生持续数年的核冬天，即使幸存者也将冻饿而死。美国和前苏联两国均意识到打一场核大战的后果，于是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占领外层空间的制空权，前苏联则发展粒子束武器和空间站，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五)天文因素。这是人类尚无法控制的灾变。
(1)超新星爆发：有史记载的超新星爆发为9次，平均每300年一次，每次地球都伴随有明显降温。这9次距地球都大于5000光年；若产生一次1000光年距离的超新星爆发，对地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种几率微乎其微。现距最后的一次超新星爆发已过去300多年了，何时爆发目前尚难预测。
(2)磁极倒转：地磁场每50—100万年要倒转一次，根据人造卫星测量表明，大约再过1000年后地磁场将消失，地球将失去磁层、辐射带和电离层的保护，气候会出现较大异常，宇宙射线可以直接进入地球，人类将面临一场灾难。
(3)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发生碰撞：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发现有约2600万年的生物灭绝周期，坠人地球的陨石和微彗星年年皆有，问题是若有一颗直径l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或彗星和地球发生碰撞，后果与一场核大战相似，不幸者被灭绝了，幸存者得到了更有利的发展，这种几率需几千万年才会碰上一次。
至于地球上大的造山运动和大冰期则需上亿年才会发生一次，但从来都并未造成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完全灭绝，因此，具有高度文明的当代人是完全可以渡过的。
只要人类不造成一个自我毁灭的环境，人类是不易灭绝的。但是由于人类自身繁衍过快，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且看由于人口过度增长而带来的四大危机。
(一)水源危机：每个地区能生活多少人，主要是由水源决定的，历史上由于缺水而导致一个城堡、一个民族毁灭的例子不少。据估测，全球有水140亿亿吨，海水占97％，冰川水占2％，地下淡水占0．76％。世界年降水量共570万亿吨，陆地为170万亿吨，有众多的动植物生命需要水，其中河水年径流量为47万亿吨，因此能供给人类生存用水的上限量为50万亿吨，即目前每人平均可分享1万吨水。若按较科学的食物水平，每人每天吃粮食0．5斤、水果0．5斤、蔬菜1斤(按1：100需水量计算)，食用肉蛋鱼奶共1斤(按l；30000计算)，则年需水量每人为6000吨，则用于工业和个人饮用及卫生的水量每人年均仅4000吨了，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数字，而且分配各地差别是很大的，这里仅作平均而粗略的估计。
当今世界多数用水极不合理，浪费太大。每年工业废水2万亿吨排人河湖中，造成15万亿吨水质污染，占河水径流量的1／3。加之粪便等污物大都排人江河，水质污染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国家人们喜欢饮用矿泉水，且把食用水与非饮用水严格分开。
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4倍，用水问题也相当严重。比如上海需铺设专用管道至长江中取水饮用，华北平原表层地下水苦涩，盐碱度很高，特别是氟含量过高。
(二)食物危机：目前全人类花了极大的努力，年产粮食不足20亿吨，这仅能维持50亿人口的基本温饱。人们企图得到更多的粮食，就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却又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恶性循环。向海洋索取动物蛋白，可是现年海洋捕捞量超过1亿吨，已超过了海洋生物的承受能力，加之海洋受到污染，名贵鱼产量逐年下降，多种鲸类数量已屈指可数，濒临灭绝的境地。
(三)资源危机：笔者认为不存在能源危机。人类当前所用能源的总和，尚不到太阳给予地球能量的万分之一。但是地球的资源却很有限，所谓的“能源危机”实则是化石燃料——石油和煤的资源危机。另外如铁、铜等矿产资源，仅能供人类开采100年即告枯竭，当然还可回收再用，故要珍惜资源。
(四)生态危机：人们应当作一番深刻反思的时候到了。人类是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制造了一个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否由于人类自身繁衍过度而使整个自然生态链中的主环失去平衡而造成的?虽然人是万物之灵，主宰着世界，但是“物及必反”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当世界上大多数物种濒于灭绝时，人类也不能幸免。
在科学发达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人们可以预见未来，控制未来，认识到我们共同生存的地方只有一个地球，应该争取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
现在，归根结蒂就是如何控制人口的过多繁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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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灾难，也是文化灾难 [131]
利雄
生态的底座正在丧失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真正经历过的崩溃时期，大部分的情况是政权解体以后，社会上立起形形色色的山头，拉起大大小小的杆子，虽然打着各种名号，但本质上都是一些军阀土匪。那些小土匪之间互相征战，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土匪，他就登基做皇帝，就成了正统。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偷牛盗狗之辈，一当上皇帝也就神圣了，就成了历史上的头面人物。圣旨一下，威加四方。那以后社会就重新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再重新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还是一个社会。无非是倒退了一些年，人口死亡一批。但是没关系，再继续发展就是了。
过去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最终有一个生态底座托着。如果是人满为患，个个都活不下去，土匪们还打什么呀？哪还有东西供他们抢？扩大地盘不也是多余和自找负担吗？但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口最多也就四亿五千万，大部分时间不超过二三亿人。也就是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那时中国的领土不比现在小。
何况那时的生态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以蒙古草原为例，牧民说，也就是三十年前，他们放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牛羊钻到草里头找不到。草太高了，牛钻进去外面就看不着了。那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场景。可现在呢？一个兔子跑过去——别说兔子，就是一个耗子跑过草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草就那么一点儿高，稀稀拉拉。草原人回忆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小学生每天早晨骑马上学的时候，靴子上都要被露水打湿。小学生个头小，腿短，脚只伸到马肚子。那就是说草原上的草还有马肚子那样高。现在早上骑马，露水能打湿的顶多是马蹄子。
我夏天开车去内蒙，走了几个盟，途经很多个旗。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蒙古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你要是在你踩下的那个脚印上去观察，那一个脚印的面积我觉得有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么多不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又密又厚，几乎永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是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开成它们的根系的。什么叫生物多样化啊？那就是。那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对它的破坏是什么样的罪孽。
可是现在，能保持那样生态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中国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儿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一把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土肥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但甜头就是三年，三年以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下面都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除了风，还有夏天的雨水冲刷。所有那些有坡度的地方，只要是被开垦的，你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在坡下堆成的稀泥滩。那都是最肥活的土啊！那不是仅仅一个水土流失就能概括的，那流失的是珍宝，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命根啊！可是只要是没被开垦的地方，坡度不管怎么大，雨水怎么猛，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清亮亮，一点土都不带。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自身的安排是那样奇妙与合理。
看到那些大片大片被开垦的草原,我想到有些文人学者自豪地说我们用全球5％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7％的人口，我们活得很好，我们现在粮食多得吃不了！也许没错，这些年粮食过剩，但粮食是怎么来的？以眼前那丰饶的草原变成沙漠为代价打出来的粮食，不都是堆在粮仓，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粮食吃不了”的实证吗？然而这种的“粮食吃不了”，意味的只能是将来要有更多的“粮食吃不了”。当然不能说政府是有意做的，政府反复地禁令不许开垦草原，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停地开垦？既然政府1993年和1996上两次把粮食收购价提高了105％,那种撒下种就只管丰收的草原自然就成了逐利者眼中的肥肉。那都是一些大户，有雄厚的资金，一开就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他们有的是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花钱，给官员们一些好处，再给下面那些管事的机构来点甜头。既然都是以利为先，只要有足够的利，就能一路绿灯。下面那些管事的基层机构，乡里区里，财政收入没有来源，你上级让他们自己创收，他们的奖金福利都得自己搞，如果来一个人说我开多少土地，每年交你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对他们就是一个大数啊。他们知道，那都是荒山僻野，上边的人根本看不到。就是偶然看到了,圆活圆活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千年形成的草原，只开垦一年就被毁掉，随后就既没有农田，也没有草原，而只剩沙漠。那沙漠还不是原地不动，它要蔓延,它注定要以沙进人退的结局惩罚人。
接着说我的内蒙之行。那是有象征性的，从那些正在被开垦的草原再往内地方向走，用不了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年后那些正在开垦的地区将要变成的模样。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内蒙草原，是牧区，都是我见过的那种一个脚印里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都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接着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的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部被初期工业化了，蒙古人早被挤得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那里有一些水利设施，有一些农田，还有一些人工林带，大概是“三北”防护林——那个被捧上天的绿化工程。但那真的能改变生态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夸它有多大作用，可是当你真的以对比的眼光审视它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孤零零的树，刷子一般地在那儿立着。树种是单一的，树下光秃秃。周围耕地种的是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单一作物，除此以外就是沙子。那难道能和一脚可以踩到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相提并论吗？
中国的生态状况怎么样，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局部都可以感受得很清楚。我在内蒙所见是有代表性的。内蒙应该算是中国仅存不多的生态好的地方，它的状况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而且我刚描述的生态变化系列，囊括在几百公里的行程内，一览无余，就像一个天然的展览馆一样。它可以说明整个中国，过去的生态是什么样，怎么破坏了它，而它的惩罚又是什么。
人口乘欲望——中国的死结
现在连黄河都干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咱不说迷信的预兆，至少它足以表明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的程度。仔细想一想，咱们这块土地上，茂密的森林还有多少，干净的河流还有多少？林子里还有几只动物，河里还有几条鱼？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有有活物的地方，几乎都有人撅着屁股在那儿往外抠。我家旁边那条引水渠，一天到晚都有人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从那水里和水底的泥里往外弄，什么玩艺儿都给你弄出来，一点儿不拉，然后不是吃就是卖。河边卖鱼的分门别类，已经没大鱼了，从几两重的到一指长的，那都是卖给人吃的。最后是一厘米长的小鱼崽子也要分堆卖，给那些养宠物的人喂猫或喂鸟。你说那水里还能有什么东西剩下吗？
内蒙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里穿行，我开车走过那里时，亮着车灯走在窄窄的路上，暮色中不时看到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肥的大野猪，领着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去；成群的鹿，穿过去了；狍子，穿过去了；闪着漂亮皮毛的狐狸，穿过去了。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的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已经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就宁可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地跑到对面国家去。蒙古16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而这边是13亿人，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们吃进肚子。之所以它们还敢到中国这边来一下，是因为那是边境线，一般的中国人不让去。而一旦有什么危险，它们一抬脚就能出国不回了。
中国的家文化为中国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账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但是从这种家文化中生出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亲见过一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你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中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那些在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一直维持传统伦理，几十个人的消耗不如西方一个人，也不是不能平衡。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境地。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完成，那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无论现在的人怎么把生态灾难的原因往过去年代推，如当年的“大炼钢铁”砍光了不少树等等，但那时就连西方社会都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如何能要求当时的人们懂得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从穷变富，尤其是暴发，欲望是最为贪婪的。因为穷，穷怕了，对财富容易产生病态的渴望。因为穷，修养少，除了钱就很少能树立别的目标。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本来是对欲望的主要制约。问题是在中国，随着文化结构的解体，随着对“私”和“利”的调动，那种制约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中国人的欲望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向“钱”看。于是中国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最”：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欲望最高。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状况，以最多的人口乘以最高的欲望，去吞吃最少的资源，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呢？
古代的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欲望，但是要看平均水平。贪心不足蛇吞象者过去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认“命”的。家文化的等级意识使多数人安于自己的位置，沉重的道德也在很多方面能够压抑住贪婪。然而那一切今天都不存在了。就像装魔鬼的瓶子突然打开，压抑千年的欲望一瞬间爆发。
可以说，这些年生态破坏的最大因素，是人们集体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过去时代的农民，除了种公社的地，个人开荒是修正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就连养只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这一方面制造了广泛的贫困，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保护了生态免受太大破坏。改革让九亿农民焕发出了经济活力，允许他们为个人去追求财富，然而当初却不是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而是继续保持种姓制度式的城乡壁垒，限制农民“离土不离乡”，只能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去折腾。那种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能去掠夺生态和制造污染。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到处是破坏式的开矿、开荒、淘金、滥砍乱伐、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扒发菜。盗猎野生动物，同时千千万万的“乡镇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当恶果已经形成，迫在眉睫的危害已经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时，又回头限制农民，不许他们砍树、开荒、捕猎，关停并转他们的企业，但那已经是毫无用处了。致富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那就是出了瓶子的魔鬼，再收不回去了。何况政权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大大地减弱。
然而什么是摆脱了贫穷呢？没有了等级意识，农村人比城市人，城市人比都市人，都市人比美国人。先不说真正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时是否会满足，至少13亿中国人的欲望现在就是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人均600美元的中国现状迈步到人均25000美元的美国现状，跨过24400美元的空间。谁也不能说这不是合理的要求，平等是天赋人权，没有理由让中国人只能看着别人富有而自己贫穷。然而中国的生态提供这种可能吗？
1995年9月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这个排名到1998年丝毫未变）,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贪婪永无满足，即便像许多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13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这组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怎么合理，都早已注定了很难有实现的可能。
怎么办？除非13记中国人立刻集体把欲望降低到合理的水平，按照量体裁衣的古老智慧去安排生活，也许能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之路。然而失去了文化结构的支撑，一个丧失了终极关怀和价值体系的民族能够靠什么抑制欲望？而除了财富，又能找到什么去填充必不可少的人生意义呢？
说到这，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露。它不仅是支撑和整合人类社会的结构，也是保持人类与生态之平衡的关键所在。不幸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被不断的革命所摧毁，又继而被拜金主义所腐蚀，已经失去血脉和骨骼。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悲观前景，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现在的勉力阻挡只不过是延迟一些时间而已，不可能根本阻止或改变。实际不需要说得那么遥远，至少现在就已经不能存在指望。当中国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时候，中国的生态已经不可能成为承托它的稳定的底座。这一事实，现在的人都不会深思其中的意义，可是它迟早有一天，将会成为致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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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与公民责任 [132]
梁从诫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给同学们，给清华的同学们，也给电视机面前的观众们讲一讲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不参与、不支持、不关注环境保护，仅靠政府和专家，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把环境治理好的。那么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参与环境保护，公民要关注环境保护，首先第一条，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感，要有一种忧患意识，知道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有多么严重，那么我不是现在给大家讲水怎么污染、空气怎么污染，我不从这个角度讲，我从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在我们中华民族，说三千年也好，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这点是大家的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两汉一直到清朝初叶，我们人口是多少？两汉时期的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上下，当然中间波动得很厉害，到了汉朝大家知道，是我们非常辉煌的时代，但是那时候全国的人口不过两千万，我再重复一遍，所谓全国那个时候地域的概念和现在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绝对不会比现在更大。到了唐朝的时候，是我们国家的另一个文化特别辉煌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口多少？五千万到六千万，所以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我们的人口不过是两千到五千万，就是不超过一亿，中国人口什么时候真正的稳定的超过了一亿呢？到了清朝的初叶——乾隆年间，那已经到了18世纪初，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到了19世纪的末叶，中国的人口增加了多少呢？四亿到四亿五千万，1900年义和团失败了，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索取赔款，赔款多少呢？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怎么出来的？当时就是八国联军说你们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要你们每个人赔我们一两银子，所以庚子赔款，清华就是庚子赔款退回来的钱盖的，庚子赔款是四万万五千万两。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的中期，1949年、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我们的人口是多少呢？大概是五亿五千万，增长了一亿，就在50年中间增加了一亿，这中间当然因为战争，抗日战争对人口的增长有很大的抑制的作用。然后50年来，尽管我们中间有过大跃进，有过饿死人的时代等等，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里面，我们的人口一下子从五亿五千万，一下增长到今天的将近十三亿，这个十三亿还是说现在被认为的统计数字，其实很多的人口学家认为可能实际上还不止，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够精确到这个程度。专家们说，中国这块土地能够承受的最大人口不超过十六亿，我在十六亿这儿画了一条线，那么超过十六亿将是什么局面呢？专家们说叫做不可逆转的灾难，我不是小说家，我不是科幻作家，我没有办法用文学性的语言向大家描述所谓不可逆转的灾难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话大家可以去好好想一想，不可逆转的灾难，超过十六亿人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要争夺这片土地的资源来维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将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中国虽然很大，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本上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道理很简单，大家知道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寸草不生，一片黄沙，4000多公尺的海拔、零下四十几度的温度，那地方根本不能活，连野生动物都很难活，不要说人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大一片，西北部、西部和北部的很大一片实际上是不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就是养不住人的地方，当然新疆北部这一带稍微有一点，但是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国家公布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我们的一切吃喝拉撒都是靠这一块土地来支撑着.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而且集中在这么一片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