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养读本
又名《叩响命运的门》
马小平
第一章：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
人性分析 [1]
郭枫
人是什么?人是神和兽的混合物。
神是什么?神是品格最崇高的人。什么叫做“最崇高”?很简单的一句解释就能把意思说完：“抱着爱心，愿意为人群牺牲，牺牲个人的名利甚至于生命。”这种品格就是最崇高的品格，这种人，就是神。世界上真有这种人么?当然有!不过并不多见，而在浊世之中尤为难得。举几个大家所熟知的名字：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墨子、林肯、孙中山先生……等人，都是神，都是品格最崇高的人。
神的行为方式有种种风貌，他们可能以学问、以宗教、以政治、以各种工作为人群而奉献自己，可是基本上都是从“无私”出发。神和一般人相比，犹如石中之玉。神性的人似乎把人性中最好的成份集于一身，再加上他们有高远的人生识见，于是就造成了品格最崇高的人。可是，神生活在人间的时候，总是平凡得让人不易觉察而不知加以敬重的。
兽是什么?兽是性格最劣等的人。一般人骂缺少人性的人为“禽兽”，其实，真正的禽兽比“性格最劣等的人”还好得多哪!禽兽大多合群，亲子之间的感情很浓，即使为了自卫或生存而有攻击的行动，这种行动还有极限。人呢?假如他丧尽天良就会六亲不认，一切行为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至于大奸巨恶，利用政治权力而危害了整个社会人群，更是把“自私”的劣根性发展到极点。这些性格最劣等的人，不是比禽兽更狠毒凶残么?
神和兽是人类中的两极端。神固然少有，兽也不太多，绝大多数的人，本性是神和兽的混合物。所谓好人和坏人之别，不过是神性和兽性混合的比例不同而已。
正因为人性中有神性的成分，所以人皆有是非之心和羞恶之心，都希望能够“伟大”或“崇高”。正因为人性中有兽性的成分，所以人皆有七情六欲，有自私和贪婪的一面。
我们不必要求别人“十全十美”，那几乎是不存在的一种理想人物。也不应该随便指责别人十恶不赦，往往群起指责的人，并不见得真正罪大恶极。对于一个人的是非之辨，千万不能陷入“善”和“恶”的二分法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他的性格所含的神和兽两种成分，假如神性以正数表示，兽性以负数表示，二数相加之后，其总值是正的，他就比较好，其总值是负的，他就比较坏。正值愈大、愈好；负值愈大、愈坏。对于人性分析，这可能是接近真实的考察方法。怎样了解他的神性和兽性呢?别听他的语言，从语意学的观点来论，任何语言都是宣传，愈美的语言宣传的可能性就愈大。我们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生活、行为和动机，从这三方面考察，增进“公益”的就是好，损害了“公益”就是坏，好与坏的分析就是公与私的分别。能够这样考察，无论他说得多么漂亮，也没法子掩盖他内在的真相。
当然所谓善恶或神兽的成份，在人的品格中并不全是天生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尽量提升人性中神的成分，压抑人性中兽的成分；使公益心为生活的信条，自私心成为无损于人性中的小疵，这应该就是教育工作的主要课题，也是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吧。
人的属性 [2]
高清海
人来自于物，人原本就是物，然而他却突破了物种的限制，具有了某种超物性；人是生命存在，同样有生也有死，人却从来也不满足于生命的存活，总是要去追求神圣的永恒生存。人仿佛来自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天地里，全身充满了“二律背反”式的自我矛盾：人依赖着自然，又要不断去否定自然；人要与物区别开，又必须同物结为一体；人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只能在他物中去实现自我；人本属软弱的动物，却有能力与大自然抗衡；人的生命很有限，生存价值却可以是永恒的；人受制于必然性，却又能够同时享受自由；人并未走出自然，却完全超越了物种的局限；如此等等。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以致我们说他是“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超自然的自然存在”也完全不过分。这怎么能够理解呢?在历史上，正由于人们解释不了这种矛盾性质，所以只好说“什么是人?一半禽兽，一半天使”。了解了人的自我矛盾性质，再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反而可能认为它有一定的道理了。
说人是一半禽兽、一半天使，这话有二元论之弊。但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也有它的合理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既不能把人看作单纯的物，也不能看作就是神，然而人又既是近于物同时又类于神的存在。事情的确是这样的，这里就体现了人不同于他物的奇特性质。对于人，我们已不能再用单一化的绝对观点和对象性的意识去看待，像通常认识其他物那样去认识，而必须用完全新的观点和特殊的方法，即运用两重化的观点，通过自我反思的意识，我们才能把握人作为人的本性和特质。
所以在我看来，认识人的最困难之处，不是难在你把人看作什么、规定为什么，由此把人同物区别开来，这点是容易做到的；主要是难在怎样去看人和怎样去规定人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我们不改变认识的通常观点和方法，仍然按照认识物的方式去看待人和人的本性规定，试图以形式逻辑的方法从人身上找出区别于他物的单一本性，那就不管我们把人看成什么、规定为什么，他也只能是一物，哪怕那是一个特种之物、神圣之物，例如理性动物、文化动物、符号动物、社会动物等等说法，人终究还未跳出动物的圈子，他只不过是具有某种附加值的动物，永远不会是活生生的人。以往人们关于“人”的看法，总是落入抽象化的观点，摆脱不了僵化性和片面性的弊病，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人的本性是双重性而非单纯性的，是自身肯定而又自身否定的，这样的双重性就是一种“超越性”，它意味着人既是对物的规定的超越，也是对生命的局限的超越，而且人对自身也同样是永远处在不断超越之中的。
如果说生命的产生是自然进化的一次重大飞跃，那么人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生命进化的重大飞跃。人生成为人，便意味着“生命”的本性、功能被提高到了完全新质的水平，他已是超生命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仍然从生物生命的观点去理解人了。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说人在自然给予的本能生命基础上又进一步创造出了属人的自为生命，人是具有双重生命的存在，这样才能表达出人之为人的特质来。关于双重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区分为自然生命、生理生命、心理生命、社会生命、事业生命(如艺术生命、科学生命、体育生命、哲学生命等等)……这些生命不但不是等值的，生命的长短也各个不同。这种说法就表明了，人的生命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不完全是给予的而是由人自己创生的这种特点。
生命的双重性，使人必须经历二次的生成。人不像猫，猫生下来就是它自己，取得猫的生命它就已经是猫，对猫来说不存在“为猫之道”的问题；人则不同，人仅仅有了自然给予的生命还不能算作完成的人，必须再次获得人的第二次生命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猫无须去做猫，人则必须去“做人”，还要讲求“为人之道”，只能在做人中成为人，并成就他自己。
所以生而为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远不如做动物省心；然而人所以优越于动物之处，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甚至做人的“神圣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猫不必去做猫就能成为猫，这说明猫是没有它的自我的，它的一切都在自然掌握之中，它的本性是预成的，命运是前定的，行为是程式化的，它仅仅属于它的物种，自己没有任何作为的。人之为人的特点和优长恰恰表现在这里，人不甘愿于人以外的力量的主宰和摆布，人要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安排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便发挥和实现人自身的创造价值，这才使他成为了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生命活动对人来说已变成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由人自己主宰着的，人的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其实所谓“人”，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生命的自由主宰者的意思，我们通常说人是“主体”，其含义也在于此。如果我们嫌做人麻烦，省去了这里的一切，人之为人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也就会因此统统失掉。
动物只有它的生命生活，那是很单调的生存式的生活……如果能够把它称作生活的话。维持并延续物种生命，这就是动物奔波终生的最高追求和惟一目的。所以动物日常吃饱了，喝足了，便悠哉游哉，无所事事。对人来说就不同了。人也很宝贵从自然获得的物种生命，只是因为只有以它为基础和前提，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创造和实现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为生命。人的出现已赋予了生命以完全新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生存已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通过人的生命活动，打通生命与无生命的界限，实现整个存在的一体化，发挥存在本身蕴涵的内在潜能，进而使宇宙走向活化，变成本质统一的类存在，这才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目标和价值。
从这一意义我们应该说，人是肩负着使存在走向活化，即类化存在的使命来到世上的，所谓人的生命，可以看作也就是“宇宙生命的人格化身”。
所以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命的存在的“存在”，对人来说，首先是在于它的“意义”，意义是人之为人的生活内涵。那种“宠物”的生存方式虽然十分惬意，它只能对猫和狗有吸引力，绝非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思索过还是没有思索过人生的人，甚至包括某些孩童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人都希望在他人中间占一席位置，不愿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人；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把自己当做不存在。人要表现自己，追求“自我实现”，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甚至人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本能，要用“啼哭”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存在”对人怎么会成为问题，变得如此重要呢?其实，这里蕴涵的主要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存在对人并不是问题，人最惧怕的，是自己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毫无价值的存在”。
人作为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归结到一点来说，就在于发挥“创造性”。创造属于生命的潜能，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超生命(即类生命)价值又只有通过生命活动才能体现和实现出来。因而人的生活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多彩，人的“活法”也总是多种多样的，这点和动物也完全不同。
这一切表明，“人”这一称呼本身就是高贵的，甚而可以说有着神圣的意味儿；我们作为人来到世上，这点是值得庆幸的，应当感到自豪，因而也就要好自为之，善待他人；敬重人格，讲求修养，以便提高我们做人的水准，无愧于人的称号。
给我未来的孩子 [3]
张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拌而行的又有几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论教育 [4]
爱因斯坦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人们应当反对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地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教育永恒的支柱：历史和文学 [5]
肖川
教育是传承文明和接续历史的活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而不是控制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作为教育的内容，作为承载我们的心灵飞升的载体，历史与文学对于拓展我们的精神空间，丰富我们的内心感受，对抗我们精神的平庸和堕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历史的学习，是增进个体与整个人类阶情感联系和熟悉人类经历的心路历程的桥梁和纽带。因为，“人是什么，只有历史才能告诉你”(狄尔泰)。在人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刀光剑影、生离死别、血腥与暴力、眼泪与欢笑以及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的艰辛与曲折，一曲曲的喜剧、悲剧、闹剧竞相上演，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这种丰富性其本身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世界原本就是丰富多样的存在，谁又有理由推行霸权与独裁?
历史既不是子虚乌有的过去，也不是凝固的实体性的存在。历史的丰富性、偶然性给了我们感受历史的体温、气息和色彩的畛域，给了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的广袤的空间，给了我们的心灵自由地舞蹈的宽阔舞台。在历史的荒原中，有我们可以发现的、能够深刻地校正我们观念的最为异己的文化，使我们获得对于我们自身所处状态的一种洞见，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应付陌生事物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狭隘走向广阔。
“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就都成了幻觉。事实上，只有在这个世界之内，我们才能超越这个世界地生活。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雅斯贝尔斯)要真正历史地把握过去，就要体验到时间异质而充实的内涵，在这个体验中唤醒我们深刻而丰富的记忆，从而进入历史。
我们只有通过记忆苏醒的瞬间才能进入历史；只有进入历史，才能真正历史地把握过去。面对历史，我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追思，也可以戏说；可以歌唱，也可以怒骂。历史给了我们宣泄情感、升华体验、深化认识的处所，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了使这笔财富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培植年轻一代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摒弃那种按照某种政治需要将历史涂抹成宣传工具的企图；摒弃那种将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惟一正确解释的企图。
这并非危言耸听的记人忧天。据《历史与未来》披露：亚洲大部分国家都患了选择性健忘，历史教材被明显删节与肆意歪曲弄得千疮百子孔。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其“二战”侵略史早已臭名远扬，而韩国那些斩手指抗议的青年又是否记得所学课本也极少涉及“慰安妇”的历史，印尼更加不会提到1965年苏哈托执政后那场50万人大屠杀，泰国、印度、柬埔寨也是这方面的“典范”。真不知道这些国家是否清楚历史是明镜，不让下一代人从完整的历史中学习与思考，又怎能期望他们能更好地建设未来呢？
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是想象的殿堂。无论什么时代，文学都是对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象征性的解答，因此而成为生活的教科书；文学还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文学之于读者，是精神得以寄托与憩息的殿堂；读者与文学，应该是走进这殿堂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有作家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碰触人类伤口之后流出来的血。好的小说是过渡读者精神的桥梁，通过这样的桥梁，我们可以抵达广阔的精神彼岸，奔向崭新的精神天地。好的作家，会让不同的人在自己修筑的殿堂里找到恰当的座位，让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走进去流连忘返。想一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可以构筑这华美殿堂的超凡圣手。手捧他们的作品，读着读着，我们久已忘却的梦想和沉沦的激情也渐渐升起来了。想起安徒生，想起美人鱼，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想起了爱与美，那是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它们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使我们平凡的生命焕发出非凡的亮丽。
然而，我们有一种很令人沮丧的阅读习惯：人们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文学作品富有更多的社会意义，或者哲学意义，或者其他什么意义。这种功利性极强的阅读习惯由来已久，文学的艺术价值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文学沦落为宣传的工具。由于这种比较浅薄和恶劣的阅读习惯，导致我们的语文教学成为枯燥乏味的、模式化的流程。
在文学经典那里找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形骸，也可能是一束思想、一点灵光、一把可以拾得起的记忆……莱昂内尔?特里林说：“文学是教会我们人类多样性的范围与这种多样性之价值的唯一武器。”相信人生许多感悟，就在捧卷细读之时——感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茶烟轻扬，书香浮动，风尘仆仆的心灵终于可以回家了。抑或在那幽静的夜晚，我们守在小窗前，望着那灿烂的星空，憧憬着美妙的人生境界，吟咏着自己宽广而又温柔的心灵。久而久之，我们的身心都与那广阔的星空、美妙的境界融为了一体，实现着人生的超越。
我们倡扬人文教育，其目的并不在于熟识作品名称、文人姓氏，而在于引导学生迈进价值观念、学术思想的角斗场，竞才智之技，将学生引领到广衰的时空之中，感受博大、丰富、深邃。惟其如此，人文精神方有望养成，才能实现教育的真正价值。
让学生从历史中、从伟大人物的传记中、从文学作品中，去感悟生命的伟大，去感悟人性的美好，去感悟人生的创造之美、奋斗之美，去激发和推动他们追求比生活本身更高远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和文学的教育价值。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历史、文学、人物传记，并不是能更直接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但它却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改造世界的冲动和欲望，能唤起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豪感受，能唤起一个人坚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信念。”
教师通过历史与文学作品中的大量事例这一最丰富的资源来进行有关好与坏、对与错、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真理与谬误的辨识、领悟，从而起到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生成信念的作用。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历史与文学，在这里成为相互解读的依凭。还是孔德说得好：认识了人，就是认识了历史。而“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未来也将是盲目的”（德国前总统魏茨曼）
随着历史变迁，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的课程，总会有所增加或者减少，但历史和文学，作为两大永恒的支柱将一如既往地支撑着教育大厦的巍然耸立。
我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 [6]
赵鑫珊
我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理性和感情，必须和愿意，崇高和渺小，孤独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就像一捆乱麻纠结在我一身。
每当我抬眼在碧净夜空搜索织女、天狼这些辐射出黄白色波长的恒星，默然想起“宇宙的熵趋于极大值”这条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大胆推广，一缕地球人的孤独感、无意义和惆怅就会像池塘里的蚂蟥猛烈向我偷袭；当我追问起无限时间和空间究竟是什么，生命对每个人为什么有个了结，了结之后会是什么，我又体验到一种无可救药的茫然和失落。那心境令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在夏夜，一道闪光、一声清脆的霹雳过后，周围一片墓地般的寂静。
可是，只要我一低下头，俯视着灾难深重的大地，那构成一座大城市的各种设施，那民以食为天的农田和牧场，便会化成一股强烈的社会意识顺着我的每根血管流遍全身，这尤其是旱灾、水灾和虫灾在许多省份肆虐的年月。这时，当我平安、舒适地坐在书桌旁，仿佛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粗浅和显而易见的一次推理中，我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条令我肃然起敬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公理：从头到脚，我身上居然没有一样东西是出自我本人的双手制造出来的！
我的眼镜是别人造的；衣裤是别人做的；鞋袜还是别人做的。再由近及远：我手中的笔、纸张、书桌、参考书、收录机、电灯和我所栖身的大楼，无一不是别人的产品。这别人，正是全社会。不久前我牙痛，后来去医院，医生给我打麻药针，把病牙拔了，解除了我的痛苦。于是，我又想到人类社会组织的好处。傍晚，我去食堂，当我端起一碗稀饭，拿一个咸蛋，一股强烈的社会意识再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发觉我的生存时时处处都在依靠和仰仗他人的辛勤劳动。那末，我自然要问：我应该为他人和社会做些什么、回报些什么？这种意识，就叫社会意识吧。依我看，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前提和公理，也是最大的道德和良心所在。
公理化思想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是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它渊源于古希腊的几何学，后波及到整个数学和物理学的逻辑体系：用数目最少的不证而直接自明的公理来奠定一门科学的基础，然后再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整座科学大厦。
我主张坚决把公理化思想引进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艺术和历史科学。本文所提到的“社会意识”，应构成这些人文科学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少数几个不证而直接自明的公理之一。
我常想：倘若一旦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分工，那末，生存对于每个人该会变成多大的障碍！那我就要亲自动手去播种、喂猪、织布、伐木、造纸、发电和拔牙……而这是办不到的。社会，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组织形式，是人类最伟大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帮助每个人实现他在单个生存时所无法实现的那种自由和发展，达到仅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永远也达不到的生存高质量和高水平。按我的理解，这也是政治哲学第一原理。对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情。
若有外国学者问我：“你认为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就回答：“让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每个平民百姓，都怀有一股浓烈的社会意识，把个人生存的质量同社会的繁荣进步挂起钩，而不再是脱钩。”
若有外星人问我：“当前地球上最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就说：“让地球上面的每个居民都树立起全球意识。地球太小，又太脆弱，经不起工业的污染和核武器的折磨。”
我们中国人在进晚餐的时候，从来没有在饭前合掌、低头默祷的习惯。但我想至少要在晚餐时怀着两重感恩的情愫。感谢大自然风调雨顺，生态平衡，赐给我们这顿丰盛的晚餐；感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条人类社会公理！
果真如此，我敢说，中国会加快摆脱贫困。为着这目标，我才在稿纸上的每个格子里画窗口，让习惯多吃多占社会、掠夺地球的“田鼠”们见到公理的光芒。
政治人的人文素养 [7]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
龙应台
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你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25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 [8]；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105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25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25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25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的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的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
（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傍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位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领导人”？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
（投影打出“五蠹篇”）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于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后，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人 性
潘旭东
这是个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事。
北军上尉指挥官龙德在一次战斗中，与两名敌手短兵相接，经过半小时的搏斗，终于解决了对手。
但龙德自己也伤痕累累，肩部被重重地刺了一刀，右小臂被割下一大块肉，疼痛几乎使他昏倒。好在没有倒下，不然会因在昏迷中流血过多而死亡。可就在他包扎好准备离开时，一个声音吓得他全身一动，尽管很小，很沉闷。它来自刚刚倒下的士兵。
“不要走……请等等！”说话者嘴角仍在滴着血。
龙德猛转身，两眼死盯着尚未死亡的士兵，一声不响。
“你当然不知道被你杀死的两人是兄弟了，他是我哥哥罗杰，我想他已不行了。”他看了看另一个士兵，喘喘气又说：“本来我们无怨无仇！可战争……我不恨你，何况是二对一，不过你的确太早一点送一对兄弟入地狱！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们！”
“你要我做什么?”龙德问。
“我叫厄尔。萨莉?布罗克曼是罗杰的妻子，他们结婚快两年了，不久前罗杰错怪了萨莉，她一气之下跑回了父亲的农庄，对此，罗杰后悔不已，几次未得谅解，心里很难过，就在半小时前，我们还在谈论她，罗杰刚为她雕了一个……一个小像……”
这个自称厄尔的士兵还未说完便昏了过去。
“喂喂……”龙德上前扶起厄尔喊道。
厄尔吃力地抬起眼睑说：
“请告诉萨莉，罗杰爱她，我也爱……”
说着，厄尔又昏了过去。
龙德放下厄尔，迅速收了罗杰的遗物：一张兵卡，一块金表，上有一行小宇：“Only my love！ S．L”显然是萨莉的礼物，还有一个握在手里的精美的女人头小雕像。随后，龙德背起厄尔向战地救护所飞跑而去。
两年后战争结束了，厄尔回来见到萨莉时，两人满眼盈泪。
“对不起!萨莉，我没能保护住罗杰，回来的应该是他。”说完厄尔低下了头。
“别这么说，厄尔，你很坚强，龙德已全告诉了我。”萨莉说，“罗杰牺牲了，你受伤被俘，当时我也不想活了，是龙德救了我，他好几天不离我左右，待我有点信心时，他留下这张字条：‘上帝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我决心死后接受炼狱的烈火。'便默默地走了。别太悲伤了，厄尔，上帝会原谅我们!”
尽管后来厄尔和萨莉从没放弃打听龙德消息的机会，并几次亲自出马，但终无消息。
高处何所有
张晓风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位老酋长正病危。
他找来村中最优秀的三个年轻人，对他们说：“这是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了，我要你们为我做最后一件事。你们三个都是身强体壮而又智慧过人的好孩子，现在，请你们尽其可能的去攀登那座我们一向奉为神圣的大山。你们要尽其可能爬到最高的、最凌越的地方，然后，折回头来告诉我你们的见闻。”
三天后；第一个年轻人回来了，他笑生双靥，衣履光鲜：
“酋长，我到达山顶了，我看到繁花夹道，流泉淙淙，鸟鸣嘤嘤，那地方真不坏啊?”
老酋长笑笑说：
“孩子，那条路我当年也走过，你说的鸟语花香的地方不是山顶，而是山麓。你回去吧!”
一周以后，第二个年轻人也回来了，他神情疲倦，满脸风霜：
“酋长，我到达山顶了。我看到高大肃穆的松树林，我看到秃鹰盘旋，那是一个好地方。”
“可惜啊!孩子，那不是山顶，那是山腰。不过，也难为你了，你回去吧！”
一个月过去了，大家都开始为第三位年轻人的安危担心，他却一步一蹭，衣不蔽体地回来了。他发枯唇燥，只剩下清炯的眼神：
“酋长，我终于到达山顶。但是，我该怎么说呢?那里只有高风悲旋，蓝天四垂。”
“你难道在那里一无所见吗?难道连蝴蝶也没有一只吗?”
“是的，酋长，高处一无所有，你所能看到的，只有你自己，只有一个人’被放在天地间的渺小感，只有想起千古英雄的悲激心情。”
“孩子，你到的是真的山顶。按照我们的传统，天意要立你做新酋长，祝福你。”
真英雄何所遇?他遇到的是全身的伤痕，是孤单的长途，以及愈来愈真切的渺小感。
看灵魂 [9]
林贤治
人与自然比邻而居，遂得以常常看风景。
风景是人类闲居或静处时，对自然的一种选择。所以，陶渊明有南山，梭罗有瓦尔登湖，高更有塔希提岛。即如火山、海啸，也须在不相干的远处，才能观赏到蜿蜒流畅的美丽。列维坦在崖头看海，放声恸哭，其实那已经是病，不是看风景了。
人生多辛苦。看风景是人生短暂的中断，是不带惊恐的逃跑。一直逃至踪影全无时，便是古来的隐者。
结庐在人境而无人世的烦忧，或许是令人神往的呢?然而可惜不能。威猛如魏武。当月明星稀之夜，尚有无枝可依的喟叹；豁达如东坡居士，月下访友，看庭中积水空明，树影绰约如藻荇交横，竟也无端兴起时不再来的寂寥。日落黄昏，雨打梨花，都会被风流倜傥的才子看出血泪来。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或“一树梅花一放翁”，都是在看风景时看到了自己。临到最后，人总要面对自己。
作为人类而崇尚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与其看风景，我想．不如就看灵魂。
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哪一片大陆会比惠特曼更辽阔。在他那里，群山耸立，河川奔流，大路箭一样射向远方。在他那里，所有动植物都因为人迹的出现而充满生气，既有疾蹄，巨翮，强壮的枝柯，自然也有知更的啼唱，紫罗兰的芳馥，繁密的草叶在爱抚间变得碧绿和温柔起来。在哥尼斯堡，那个喜欢散步的智者不是仰望灿烂的星空，就是俯视自己的内心，俯仰之间，摸索着通往人类的哲学道路。康德是一个宁静的湖，因为浩瀚，致使有翻卷不已的波澜也全被人们忽略了。灵魂的博大使人敬畏。爱因斯坦飙风似的在宇宙间往来驰骋，虽或不见形迹，但在日后的圣殿的废墟中，却不难发现他的存在。
我热爱英雄的灵魂甚于太阳，我为他们庄严、热烈而慷慨的照临而常怀感激。在历史书里，我认识斯巴达克斯。如果说第一个神是普罗米修斯，那么，斯巴达克斯就是第一个人。自从他和他的兄弟握紧扭断的锁链而躺人血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由于不再相信眼泪。马尔克斯曾经描画过一位“迷宫的将军”，那是玻利瓦尔，他勇敢地放弃了从殖民者手中夺取的可以垄断的权力。由于目标过于远大，结果无人追随，在他所做的自我流放的无比孤寂的旅途中，我读懂了内心的坚强。我喜欢这个外形枯干而灵魂丰满的人，他是不屈的抵抗者、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我猜想，英雄的灵魂是由爱和意志所构成。有两个生活在囚狱中的汉子康帕内拉和葛兰西，为了守卫梦中的太阳城，他们先后战胜了无尽的酷刑、子弹和时间。当我知道他们同是意大利人的时候，是何等地惊服于人文思想的伟大啊!圣地佛罗伦萨，产生了又养育了多少伟美的灵魂!
有这样一些英雄，人生在战场和牢狱之外，却一样作无休止的抗争。他们的力量，仅仅留在纸片上，画布上，留在不可触及的动荡的旋律之中——
矮小的贝多芬，以他旋风击电般的音乐，扼住命运的咽喉。米勒毕生以农民的身份抵抗巴黎精致的画室艺术，决不肯在自己的土地上让出哪怕是木鞋大小的地方。对于上流社会，他有一种宁静的藐视，当人们向他啧啧描述王子命名仪式的壮观场面时，他感叹道：“可怜的小王子!”然而，他笔下出现的农民，一个个是圣徒般的完美。在铜黄色所铺设的同样的宁静安详底下，分明隐藏着另一种情愫，一种难言的心的悸动……
深邃的灵魂比峡谷还深。多少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望不见他那黑暗的底部，却又同时感受到从谷底升腾起来的温暖的雾气。他真诚，真诚是艺术的灵魂。卡夫卡只是因为真诚而变得极度虚怯，所有纷纭怪诞的梦，其实都缘于一种单纯。他是一棵孤独的树。西方有许多这样孤独的树。自我眷注使他们彼此远离，惟荒原的风，吹来复吹去，逐个地抚慰他们，成为他们共同的艰难的呼吸。
我喜欢忧郁的人，一如喜欢孤独者。孤独者只身应对来自庞大的实体或虚无的挑战，所以是勇敢的。忧郁却是无奈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情思的无奈；“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是哲思的无奈。李商隐守护烛火，陆游骑驴远游，龚自珍把箫而吹，都是一种无奈。忧郁是感伤的姊妹。哈代、黑塞、契诃夫和蒲宁，一生都在诉说着忧郁。哈代在上流社会中隐瞒了乡下人的身份，确乎令人遗憾，但是我知道，虚伪不是他的灵魂所固有的。谎言是环境的产儿。他早已赤身裸体站在自己的字行里了。我看得见，他的灵魂不在“麦克门”——瞧他怎样深情的凝视德伯家的苔丝吧!
陆游的神州有一个很西化的女子，一生在刀边奔逐，临死时竟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天性的柔弱吗?新大陆有一个很东方的女子，任流年似水，把青春、诗、无望的爱全关闭在一个连一朵栀子花也没有的小房间里——“与自己胸中悲哀的骑兵搏斗” ——可是一种坚强?或许，坚强是人所应生成的，而柔弱是有待改变的，但谁又能说无期的忍受不是坚强呢……”
美丽的是灵魂，不是风景。
“任何桌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是一片风景，跟整个安第斯山脉一样……”谈到绘画时，杜步飞这么说过。桌子展现的风景，究其实，乃是灵魂的辉光。
我爱看灵魂，在风景那里；我纯然是一个陌生客，始终无法变做其中的一株树，一只鸟，跟随它们一起摇曳鸣唱，而一旦与灵魂相通，便当即为它所缠裹，无从回避那人性的无言的呼喊与倾诉。风景使人在静止和忧雅中瘫痪，隐遁和沉迷，惟灵魂使人奋起，逼进，正直地站立着。多年以来，我默默注视东方的一具大灵魂，以致几乎忘却外面的世界和自身的存在——那是何等奇异的灵魂啊!(灵魂的感通给人温热，给人濡润，使人在孤独和荒凉中无畏地茁长)大约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卡莱尔才讲说他的英雄，罗兰才写他的巨人传的吧?然而，大群的被称为“卑贱者”的灵魂，草野间的灵魂，痛苦而无喑哑的灵魂，却以一代又一代顽强地保护着的高贵、完好的内质，叫我感动得流泪……
乞乞科夫及其同行收买的是死魂灵，不是灵魂。
虚伪的人没有灵魂。
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 [10]
上官子木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设置不仅是侧重理论、侧重书本，而且是侧重少数几门“主科”。仅以目前小学的课程为例，除了“大三门”语、数、外和“小三门”音、体、美以外，还有劳动课、科技课、社会课、自然课等等课程，这些被称为“副科”的课程无论从哪一门来看都设计得很完美，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而且还包含有大量动手的作业，但学生们被告知，这些课程中的大多数内容都因为缺乏足够的课时而不能讲授。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不仅占据了最大量的课时，而且这三门课的作业也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
中小学阶段主副科的划分，以及在课时分配上各学科之间鲜明的主次地位，构成了学科的等级化，这种等级化课程教学的结果，必然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建构以及各类知识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学生正确认识知识整体，并导致群体偏科现象，即将所有学生的精力集中导向少数学科，构成群体知识结构的整体性缺陷。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曾对世界21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进行调查，其结果是，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但是，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却排名倒数第5。此项调查还显示，中国的中学生在学校用来做数学题的时间是每周307分钟，而其它国家孩子学数学的时间仅为217分钟。同时，中国学生回家后每周还要在数学上花4个小时，而其他国家孩子在家学数学的时间每周不到1小时。毫无疑问，在学数学和演算数学题上花费的时间太多，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学生缺乏参与其他活动的机会；数学能力的过度发展，实际上是以透支其他方面的发展潜能为代价的。因此，中国学生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加创造力。
从我国学校的课程安排来看，基础教育存在着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诸如历史、地理之类的人文课程，与国外相比，不仅教学课时少，而且教学要求低。即使是语文，尽管课时并不少，但语文教学对学生阅读量的要求比国外低很多。阅读引发思考和拓展视野，缺乏阅读则必然影响视野的广度和思维的深度，并具体表现为狭窄的知识面、低能的文字理解力、浅薄的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不仅重视课外阅读，而且对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有较高要求，国外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训练学生收集、查找、检索、分析信息，并结合社会生活按科学研究的程序写论文。这种研究性的写作训练与我国为应试而进行的作文训练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研究性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会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站在知识总体之上选取为己所用的知识，以及如何将所学的知识排列组合出新的阵容。其结果是，最初表现在阅读、写作、收检信息能力上的优势，最终表现在判断、组织、运筹能力上的优势。
仅以美国中学为例，即使是在数学资优班，课后的作业中也很少有数学作业，而阅读和写作方面的作业量却相当大，为了满足学校的基本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课后查阅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不断地写出作文乃至论文。中美两国的学校在数理与人文两方面的要求存在着明显的相异之处。譬如，美国的学生若想在参加数学竞赛之前进行赛前培训，会发现很难找到相应的培训机构。相比较，我国奥校培训班遍地都是，真可谓数学竞技培训大国。对比是鲜明的，在我国的学校重视培养学生数学解题能力的同时，美国的学校重视的却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我国的基础教育强调数理解题训练相对应的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强调的是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的训练，重视用语言来表达思维，以思维来提高语言，其中既包括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别人能了解自己，同时也包括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使自己能理解别人。我国学校在语言方面的训练，不重视个人思想观点的表达，重视的是记忆背诵名家的名篇，并模仿名家的写作方式写命题作文。由于缺乏在语言理解基础上的思维训练，使学生普遍缺乏足够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
正是因为我国基础教育偏重于数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忽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最终构成了学生整体性薄弱于人文能力与创造能力。从教育内容来看，这不仅是由于对阅读量和写作能力等方面的低要求，而且是由于学校的教学训练很少包括那些与创造性活动紧密相连的内容，诸如收集信息、加工和处理信息、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动手实践、实验操作等等。这些活动的缺乏必然导致我国学生在独立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独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缺陷。
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基础，因为人文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总支撑，这种支撑作用具体表现为理性的思维、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作意识等等。人文素养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和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创造能力的重要内涵。
第二章：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人生 [11]
【丹麦】勃兰兑斯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文学家、文学史家。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第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了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够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留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使他们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因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之激流。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必需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也不害怕失去力量。
如果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象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计，沙子总是在那儿下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计，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返回）
(罗洛译)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12]
秦光涛
从古至今，关于人的定义，可以列成一个长长的单子：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人是政治动物；
人是社会动物；
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
人是意指性动物；
人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
人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
当然，如果愿意，这个单子还可以不断开列下去，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生存，这个单子就永远也不会终结。
单子之长和它的无限开放，一方面表现着人类本性深邃难穷，任何人想一劳永逸地结束它，恐怕都难以如愿。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人类对自身本性有一种强烈而隐秘的渴求之情。一串长长的单子，正表现出人类在世界的动荡和历史的变迁中对自身本性的步步追踪。
看到这一点，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显然，人类渴望了解自己，而渴望了解自己，不断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又正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我们对人的研究，何不就此开始呢?
我们知道，山石草木、风花雪月存在着，运动着，但是它们并不自知自己的存在，更不会追求存在的意义。虫鱼鸟兽也存在着，活动着，但是它们也不自思自己的存在，不去寻求存在的意义。它们彼此之间传递着各种信息，但这些信息还不是意义。
唯有人有所不同。人不但存在着，而且不断寻求着存在的意义，创造着存在的意义。对存在的意义的不同理解，还会导致人的不同的存在。
人寻求自身的意义，也寻求一切事物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妨说，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
寻求意义，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体现在前面所列出的各种本性中，同时，还可以使那些本性得到统一的说明。
例如，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是，如果人的语言没有意义，便会与鹦鹉学舌无异。
不错，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有理性的标志便是能够理解意义。动物停留于感官感知的水平，只能接受和反映感官感知的感性刺激；唯有人才能突破感性的局限，把握到对象的意义，理性对事物的本质、规律、价值的追求，就是对意义的寻求。
是的，人会制造工具，会劳动，能创造，而这些都以人知道自身活动的意义为前提。没有意义的活动，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动；意义出现错误，活动将难以成功。人一旦发现活动的意义与原有的期望相反，人也可能反过来，放弃或反对这种活动。这时，制造工具的人也会破坏工具，劳动创造者也可以去从事破坏及至毁灭性活动。因为人的各种活动，都应该以对这些活动的意义的理解为前提。
人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而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形成，则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意义的交往。离开这一点，单从生物的种群聚合和种群调节本能上去说明，则很难成功。经济活动、生产关系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和政治活动的基础，也需要以人对这些东西的意义的理解为中介。
卡西尔认为，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而符号这种东西，正如卡西尔自己所说，“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正是由于有了意义，一个通常的物质对象，对象的一个性质或过程才成为一个符号。符号必须有意义，没有意义的符号便不能称其为符号。意义的表达依赖于符号，但是，意义本身不能被归纳于符号。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认为人是“意指性生物”(SignifyingCkeature)，当人用名称称呼一个事物时，就是把它置于一个连接系统中，通过系统的内在关系来确定它的意义。因此，概念的意义不是来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咨询，其意义是由它所在的系统中的结构地位决定的。结构主义看重结构在人的意义活动中的作用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里隐含的前提，便是承认人要寻求意义。
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人本性的各种见解都与对意义问题的认识相关联。比如说，当尼采盛赞人对自身的超越本性，把人看作一根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认识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人是一座桥梁而非一个目的时，他首先认为，世界原本没有意义，是人给了大地以意义和价值，所以人有权利改变它们，变革一切旧价值，创造新价值。当萨特宣称人就是自由，人不是一片青苔，一堆垃圾或一朵花，没有什么东西对人的命运进行了预先的安排或规定，人只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只是他自己的行为的总和时，他是以现象学的意义理论为基础的。他认为，那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可利用的客体，都具有一种与人这种意向性的存在物相关的存在方式。因此，正是通过人，世界才有其意义。当人们向外在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陷入烦恼时，关于存在的心理分析是想让人们在烦恼中发现自己是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源泉。
一下子把这么多关于人本性的观念拿来讨论，很容易使人头痛，好像是想把寻求意义的问题作为理解所有人本性问题的阿基米德点。其实不然。这里想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点：在讨论人的问题时，不要忽略了人有一种寻求意义的本性。
其实，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被发现。人在世界上生活着，奋斗着，追求着，表面上看，和动物一样，也在同各种各样的物质打交道，然而，实质上是不同的。动物所需要的，只是各种物质性东西本身；人所追求的，则往往是这物质性东西所具有的意义。以动物的眼光来看人，一定觉得很滑稽：人为什么会放着一大堆球不动，十来个人去争夺一个球，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围坐在高台上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并且一阵铺天盖地的欢呼之后，那个球反而被扔在一边，没人理没人要了?
人们追求物质，往往是追求它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意义的改变，常常引起人们对它的态度的转变。一则外国幽默描述了一位深谙人类这种本性的剧院经理：剧院中的女士们不肯摘下她们用来表示阔绰高雅、身分不凡的大沿帽，害得后面的观众看不到舞台，经理灵机一动，宣布说：“请女士们脱帽，有病者或年老者可以例外。”这样一来，帽子就全不见了。剧院里戴帽子不再是身分不凡的表示，反而成了有病或年老的标志，那么还有谁不愿意脱下它呢?
有时，人们为了强调人的物质性，常常把人和外物的关系简单地归纳为物质和物质的关系。这种还原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人只看作了物，抹煞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一只猫，生下来就是一只猫，不需要再学习怎样做猫，本能就可以支配它追求什么，回避什么。而人则不然。人生下来并不就是一个人，它需要学习怎样做人才能成人。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回避什么；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饥饿的动物看见食物只知道吃，而人则需弄清食物的意义，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与事物之间，是通过意义而发生联系的。人追求事物的意义，在对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因而人在生物学上可以被看作一个未完成的生物，他必须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意义的引导，表现出人的主体性行为。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有意义。一只猫活着可以捉老鼠，可以供人玩耍，它的各种叫声可以表达不同状况与要求，熟悉自己所养的猫的主人，可以从猫的一举一动中分辨出各种不同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其实都是猫的存在本身所具有的东西，不是它利用自己的存在所追求和创造的意义。
人的生存与此不同。人不能单纯地满足于活着，也就是不能单纯地满足于活着所具有的各种自然意义。所谓人不肯白白地活着，就是说人总要利用活着这个前提，创造出与单纯地活着不同的东西。人活着，就像拥有一定数量的颜料或墨汁，而生活，就是要利用这些东西涂写成图画或文字。当生命的颜料耗尽之时，只有有意义的画面才是图画，无意义的画面仍不过是一堆颜料而已。
由于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比其他生物多了这样一重本性，所以人的生存条件也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环境，而且需要一定的意义环境。所谓意义环境，就是指人能与周围进行意义交换，能够寻求意义，创造意义的条件，离开这一条件，仅仅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人将难以存活下去。人要活得有意义，就是要通过活的过程，创造出某种比活更伟大、更崇高的东西。
追求生命之外的某种东西，为高于自身生命的意义而生活，可以产生某种比生命本身更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人的生命，缺少这种支撑，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人的生命很容易枯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活着之所以一定要寻求意义，创造意义，并不一定是世界上真有什么东西逼迫着人们去追求，去创造，而是不这样做，人就很难活下去。
寻求意义、创造意义构成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点，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莫不与此相关。
也许有的人会说，人生寻求的不是意义，而是快乐，只要听凭快乐的指引，就会领悟到生活的真谛。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避苦趋乐，也是人之本性；缺少这种本性，人人自讨苦吃，世界也会变得可笑。然而，人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呢?人所要寻求的快乐与动物所追求的感官上的快感有什么区别呢?
笼中的小鸟，只要让它吃饱喝足，它便会高兴地唱起来，并不追问这些吃喝是怎么来的，自己身在何方。然而，人却不同。倘若人意识到自己眼前的享受是用牺牲了自由换来的，那么，即使吃的是山珍海味，也会有如鲠在喉之感。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所掀起的拜金狂热中，不少人认定钱能给人以快乐，便拼命去抓钱。然而，钱到手后是否一定快乐呢?这就要看这些钱的意义是什么了。你为弄这些金钱牺牲了什么，这些金钱就永远揭示着你这方面的缺憾。倘若一个人为了金钱而牺牲了爱情、事业或理想，那么，这些金钱就永远揭示着你的这些牺牲。人生有许多损失是金钱所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境中，即使是一掷千金的无度挥霍，也难以掩盖因失去爱情、理想或事业所引起的痛苦。因为人毕竟是人，只要他还没有完全异化为经济动物或赚钱的机器，金钱本身便不能直接使他快乐。
在人的生活中，每种东西都是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出现在人面前的。这种东西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使人快乐，值不值得去追求，都要视一个人对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而定。人感觉到快乐的前提，必须是人感觉到它对生活有意义。只有有意义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快乐不能直接去寻求，它只能体现在有意义的活动中，是活动成功的一种副产物。把快乐当成直接的目的去寻找快乐的人，到时可能感觉不到快乐，因为人无法享受无意义的快乐。这一点，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认为自己的生命无意义的人，不只不快乐，而且根本不适合生活。”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意义治疗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彻底，他在《求意义的意志》一书中说：“分析到最后，快乐原则就是自我欺骗。人越走向快乐，目的就越迷失。换句话说，‘追求快乐’反而不能得到快乐。这种追求快乐的自我欺骗的特质，可以在许多心理病态中发现。”他认为，当今世界人们充满了厌倦和麻木不仁，也充满了空虚和无意义的感觉，而这种存在的真空，生活意义的丧失，已经成为今日的大众精神病。
人类追求意义，就是在追寻自己，实现自己的本性，而整个人类文化的创造，就是人对人类自身主体性的培育和引导。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通过不断创造新意义、改造旧意义来引导人们的追求方向的文化调整能力，其后果将是可悲的。在中国当前新旧经济体制交替的时代，恐怕更是如此。
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当前社会生活中许多方面和许多人的意义的丧失和迷惘感到担忧。商品经济所引导的人对财富的追求，虽然可以激发出经济上的活力，但却弥补不了人心灵上的空虚。如果人们经受不住意义变化所引起的震荡和冲击，难免会出现人心冷漠的趋势。那么，意义究竟是什么?它怎样影响社会和人生?人应该怎样追求意义，创造意义?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在思想上推开一扇新窗，观看一下我们先前很少顾及的意义世界。（返回）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3]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为了说明人的“自我实现”的潜能发展趋向，提出了需要层次说。他认为在个体的个性中，包括不同的需要层次，这些层次由低向高发展。当基本的需要满足后就会产生上一个层次的需要，直到需要层次的顶峰。
最初，马斯洛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自我实现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归属与爱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图1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第一层次也是最基层的需要。指食物、性、母性等生理动机。这种需要比较强烈，它往往比其它需要占优势，而成为其它需要的基础。当一个人处在饥饿状态或极端口渴，或疼痛难忍的时候，这就要消除这种不适状态，充分满足这种需要，才能较容易地去关心高级需要。所谓“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由机体的生理需要所产生的动机，也不仅仅是以该种需要的对象来满足，它可以从追求行为的社会目标的满足中得到补偿，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在最高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支配下去行动。
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当生理需要得到相当满足之后，便随之产生安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是指安全的环境、稳定的秩序、躲避身体遭遇的危险、无忧虑、希求保持免于威胁等心理上的需要。生理的需要也可能被某些安全的心理需要所控制，机体的生理需要也在寻求安全措施。另外，安全的需要也体现在哲理、科学和艺术方面，从事这方面活动的人们都试图从其观点中获得安全。心理上不健康的人的心理体系更足以说明他们在寻求安全的需要。总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成为寻找安全的工具。只有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个人生活才有安定感。
第三层次是爱与归属需要。当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时，个体就开始渴求与别人接触，并和别人发生亲密的关系。马斯洛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喜欢而且热爱别人是他们的天性，也希望别人喜欢和热爱自己，并希求参与某一集团或多个集团。如果爱和归属的需要得不到适当的满足，将会产生诸如黄色的社会的病态和各集团之间的反抗现象。
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人生活在社会中，渴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使自己既受到社会和别人尊重，自己也能尊重别人。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和他尊两个方面：自尊是指个人对自己的尊重，如渴求力量、成就、自强、自信、自主、胜任，支配等。他尊指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如渴求名誉、地位、尊严、承认、注意、欣赏等。
当个人被爱和爱人的需要得到适当的满足，人就开始追求尊重需要。尊重需要被满足，即当个人的能力和成就为他人所重视和承认时，个人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价值，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时个人的力量、能力和自信倍感增强。反之，这些需要受到挫折则会产生自卑、软弱无力、脆弱等体验。
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上述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自我实现的需要就进入活跃期。据马斯活的推断，达到自我实现的个性特征有下面一些方面：（1）他们有一种积极肯定自我的观念，有接纳一切人和全世界的能力；（2）能和其他人建立浓厚的人际关系；（3）能够有效地感知现实，较客观地对待现实，永远保持与现实和谐的关系；（4）对现实永保新鲜感，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乐趣；（5）尊重自己的行为和价值标准，成为自主的人，不受文化和环境束缚；（6）不墨守成规，有首创性；（7）尊重他人的独特性；（8）灵感的频度较多；（9）相信新生事物具有无比生命力；（10）把肋人当作是个人应尽的义务；（11）有与人合作的愿望；（12）有良好的心境和幽默感；（13）有强烈的道德感，他们需要有独处的时机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具有自我实现的个体，将努力发展和实现上面所谈到的崇高的潜能或需要。科学家要发明创造，文学艺术大师要创作，音乐家要作曲，都是为了要把潜能发挥到更高的境地。任何一位父母、学生、教师都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做到完美无缺，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从上面所述五种层次来看，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过程，在现实的不同的个人向上表现有差异，但个性形成的一般趋势总是如此。
在此之后，马斯洛又把需要修改为七个等级，如下图
自我实现的需要
美的需要
求知与理解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归属与爱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图2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
马斯洛把图中下层的四种需要称为缺失需要（dificieneyneeds）,它们如果得不到满足，将会使满足这些需要的动机增强。越是饥饿，寻找食物的劲头越大，就是这个道理。他把层次中上面三层看作是高级需要，称之为生长的需要。它们与下面四层需要不同，不是依靠别人得到满足，而是依靠自己和“无人”的环境实现的。这些高级需要得到满足，并不意味着动机的停止，而是动机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如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会增强进一步取得成就的信心，促使他加倍努力去完成更大的事业。可见，高级的的需要是无止境的。
1970年，马斯洛把需要又归纳为三大层次，并在其上添加一个超级需要。
满足个人的特有的潜能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评价需要，对成就，能力得到认可和确认，归属和爱的需要 心理需要
安全需要，安全感、安全和逃脱危险生理的需要，饥、渴和性 基本需要
按照马斯洛的意见，从需要层次来说，必须先满足基本需要，然后是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最后才能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在不同时期对需要层次的归纳是有区别的，但关于需要分层次满足，最终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返回）
人的三种状态 [14]
张曙光
我们认为，人动态地表现为以未来为取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格逐步地走向确立和完善。具体而言，人及其人格是由“潜在”状态走向“现实”存在进而向“理想”境界跃升的过程。
(1)人的“潜在”状态。人首先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可能性的潜在性存在。所谓“潜在”，指人的能力尚未得到开发、实现，人还只是可能性的人。而既然人在潜在状态并非空无所有，而是蕴涵着有待发展和实现的丰富可能性，那么，潜在的人就必定是一个“潜能”系统。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是人最原初的潜能，它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的体力、智能、意志力、理解能力、情感能力等都源自于人的生理本能。然而，较之动物的本能，人的自然生理本能又是相当低下和贫乏的。一个婴儿的生存能力远不能和一个虎崽乃至一个羊羔相比；离开了母亲的喂养和照料，这个婴儿甚至不能站立起来。即使一个成年人，其力不如牛、走不如马，无毛皮可御寒、无利爪可戮敌，单靠其自然生理本能也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有效地适应环境。正因为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有如此缺陷，所以人的“智能”反而超乎寻常地日益发达起来，以智能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人的“自觉能动性”成为人社会地进化产生的最大潜能。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马斯洛列举的人的这些潜能大都不是人的自然生理本能，而是人在社会历史中内化积淀而成的“似本能”的生理——心理秉赋和意向，属于我们所说的自觉能动性范畴。马斯洛同时也注意到人的“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但他不同意弗洛伊德主义者将它们视为人的固有本能，而认为这些“似本能”性的问题是由于人的基本需要“受挫’’而导致的病态性变化。马斯洛认为人有本能性的五大基本需要，它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这五大基本需要能够依次顺利地得到满足，人就会健康地发展，形成健全的完整的人格。马斯洛的这些看法虽然有抽象化之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次序，并不遵循同一模式，它们往往是矛盾的；并且，他们之向“善”或为“恶”也不一定是由于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或受挫所致，何况“善”“恶”是相反相成的，并不存在纯然之善或纯然之恶)，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把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潜能状态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潜能”概念，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2)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存在是人在当下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他是人的潜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开发、发挥而又未达到完全实现的存在状态。从人的可能性来看，任何人都可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形成自由的人格、进入自由的境界。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在实际上只能在一定的尺度上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有着某种局限或缺陷的人，我们自己也不例外。人们的某些潜能在被开发、发挥的同时，另一些潜能却被忽视、埋没了；人们的某些需要得到了正常的满足，另一些需要则受到限制或压抑。即使人们摆脱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也仍然要受到自己能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显然，无论人的能力发展到何等程度，在实际上它总是有限的。据英国科学家布赞估计，人的“大脑的潜力远远超出人们一般的想像。就连我们通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平均只使用了我们脑子的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很不正确的，因为现在看来，我们对大脑的使用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这就是说，你的脑子还有庞大的潜力可供挖掘。”（卡西尔《人论》）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百分之六。奥托则指出：“愈来愈多的行为科学家认为，人只发挥了十分之一，或者较十分之一更少的潜能。”他并且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发挥潜能的历史。发挥人类潜能，也是开启人类未来的钥匙。”马斯洛也认为，人类具有大量的尚未加以利用的潜能，“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发挥着自身潜力的很小一部分，小如芥豆之微。”（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片面性”和“局限性”便成为人的发展的常规形式。健全的人格固然并不鲜见，萎缩的、残缺的人格却也所在多有。所以世上的人才总是各色各类、参差不齐，但这正是真实的人生。并且，惟其如此，人们便总是对现实不满、对自己不满，总是力求超越现实、完善自身，这便有了人对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追求。
(3)人的“理想”境界。理想是非现实的观念性存在。然而理想并不是虚幻的观念，它产生于现实并表征着未来，是现实的人对人的未来的预设和希冀，本质上反映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辩证本性和价值取向。莱布尼茨曾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现在”——现实存在——是人感性的实际的存在方式，人只能生活于“现在”，而不能生活于已逝的过去和尚未降临的未来。然而，“现在”不是一个静态的几何点，而是人的生命运动的进行时态，是过去与未来不断生成并不断转化的活的机制。在人的“现在”的活动中，人的潜能总是被开发着，新的可能性总是在产生着，而已经形成的既定的东西又总是被扬弃着。因此，“现在”才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未来”也不是“现在”的无批判的翻版。对于不满足于现实的人来说，“未来”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的更大程度的发展发挥，意味着人的更全面更完整的自我实现。由此，当未来还在时间之维的遥远彼岸潜伏时，它已经被处于时间之维的现实此岸的人们建构为具有人文价值意义的“理想”了。而“理想”一旦在人们心头浮现，它就会成为人们在精神上的栖息地。因此，理想本身也就成了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所言：“我们更多地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或恐惧、悬念和希望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回想中或我们的当下经验之中。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人类天资，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引入了一个相异于一切其他生物的不确定成分”；其实，在卡西尔看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正是凭借这个“部分”，人的活动才有了明确的目标，人才会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人们在精神上生活于理想之中，当然是为了使现实本身理想化，亦即让理想成为现实。然而，理想一旦成为现实就不再是理想，任何现实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想的。而处于现实中的人们总要萌生并追求理想。于是，“理想”在现实中重新升起并逐渐地获得了普遍的终极的意义，成为人们藉以观照并批评现实、激励并引导自己的绝对尺度。也正如卡西尔所说：人的理想“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期望，不如说已变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并且这个绝对命令远远超出了人的直接实践需要的范围——在它的最高形式中它超出了人的经验生活的范围。”这种理想也就是信念或信仰。柏拉图提出的人的“理念”、善的“理念”；孔子所推崇的“圣人”，庄子所称许的“真人”、“至人”，以及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向往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是人关于自身的理想、信仰。可以说，这种理想、信仰永远也不能彻底地实现于人生的当下之中，但因此它也就永远地吸引着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更完满的人格。
人作为由潜在到现实，又在现实中追求着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存在物，是既不能成就于先天，也不能在后天被限定的。人一旦被强制地固定在某一种尺度上，他就会向着异己的、非人的东西转化。而人只要憧憬着理想，他就会尽一切努力让可能转为现实、将应有化为现有，从而走向世界和未来，走向自身的更普遍更自由的存在。人之所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萨特语)，就是因为人总是在生成着、变化着，而生成、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是)的否定、超越和对未有(非)的肯定、实现。由此可知，“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诚然是指“人之所是”，但更是指“人之当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正是在提出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这几个问题之后，总括性地提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而康德以“人是目的”作为自己的回答，这正说明人的未来、理想就是未来的、理想的人，而人是他自己永远需要加以开发和实现的最高价值、终极关怀。（返回）
我为什么生活 [15]
【英】伯特兰?罗素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在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销魂，爱情令人销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
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象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曾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是这种力量使数在无常之上高踞主宰地位。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析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一次。（返回）
（泰云译）
生命的意义 [16]
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赴欧美留学。1932—1941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我们人类的生命很多，宇宙间万物的生命更多。生之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我们为什么生在世上？这个问题，数千年来经过多少哲学家科学家的研讨和追求。如果做了人而对于人生的意义不明了，浑浑噩噩，糊涂一世，那他真是白活了。因为对于本身的生命还不明白，我们的行为，就没有标准；我们的态度，也无从确定。有许多人觉得生活很是痛苦，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毁灭掉。他觉得活在世上，乃是尝着无穷尽的痛苦；在生命的背后，似乎有一种黑暗的魔力，时刻逼着他向苦难的路上推动，使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因此他常想设法解除这生命的痛苦。佛教所谓“涅槃”，也就是谋解除生命痛苦的一个方法。不过是否真能解除，乃是另一问题。又有些人认生命是快乐的，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宇宙间一切创作，都是供我们享受的，遂成为一种绝对的享乐主义。其他对于生命所抱的态度很多，要皆各有其见解。我们若是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就会彷徨歧路，感觉生命的空虚，于是一切行动，茫无所措。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有一种初步的，也就是基本的反省。
第一，在无量数生命中，人的生命何以有特别意义？
如果就“生命”二字来讲，他的意义非常广泛。谈到宇宙的生命，其含义更深。这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此处暂且不讲。生命既然很多，人类的生命，不过为宇宙无穷生命之一部分。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蟪蛄，何尝没有生命？大之如“天山龙”，固曾有其生命，小之如微生物，也有生命。但是在这无量数的生命中，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价值？为什么只有人才对他的生命发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第二，生命是变动的，物我之间，究有什么关系？
生命是变动的。我们身上的细胞，每天有多少新的生出来，多少陈旧的逐渐死去。这种新陈代谢的变动，可说无一刻停止。我们采取动植矿物的滋养成分为食料，以增加我们的新细胞，维持我们的生长；但一旦人死了，身体的有机组织，又渐腐败分离，为其他动植矿物所吸收。生命之循环，变化无已。我们若分析人类的生命，与其他动植物的生命，可以发生许多哲学上的推论。如近代柏格森、杜里舒等哲学系统，都是由此而来的。即梁启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一段话，也是由于观察生命不断变动的现象而来的，不过他得到的是不正确的推论罢了。可见我们总是想到在生命不断的变动当中，物我之间究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
第三，生命随着时间容易过去。
生命随着真实的时空不断地过去。人生上寿，不过百年，转瞬消逝，于是便有“生为尧舜死亦枯骨，生为桀纣死亦枯骨”之感。在悠悠无穷的时间中，人的一生不过一刹那。印度人认宇宙曾经多少劫；每劫若干亿万年。人的生命，在这无数劫中，还不是一刹那吗？若仅就生命现在的一刹那看来，时光实在过于短促；生命的价值，如果仅以一刹那之长短来估定，那末人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尧舜苦心经营创制，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桀纣醉生梦死，作恶殃民，也不过是一刹那的过去。若是把他们的生命价值认为相等，岂非笑话！故以生命之久暂来估定他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是不妥。一个人只要有高尚的思想，伟大的人格，虽不生为百岁老人，亦有何伤？否则上寿百岁与三十四十岁而死者，从无穷尽的时间过程看来，都不过是一刹那。欲从这时间久暂上来求得生命的意义，真是微乎其微。故生命的意义，当然别有所在。这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初步的反省。我们从此得到了三个认识，就是：生命是无数的，生命是变动的，生命是容易过去的。
人生的意义在能认识和创造生命的价值宇宙间的生命，既是如此的多，何以只是人类的生命，才有特别的意义？想解答这个问题，是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人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人能认识和创造人生的价值。因为人类能够反省，所以他能对于宇宙整个的系统，求得认识；更能从宇宙的整个系统之中，认识其本身价值之所在。人类的生命，虽然限制在一定的空时系统之中，但是他能够扩大经验的范围，不受环境的束缚；能够离开现实的环境而创造理想的意境。其他动物则不能如此。例如蛙在井中，则以井为其唯一的天地；离开了井，他便一无认识。人类则不然，其意境所托，可以另辟天地。只有人才能把世上的事事物物，分析观察，整理成一个系统，探讨彼此间的关系，以求得存在于这个系统内的原理，并且能综合各种原理，以推寻生命的究竟。说到人类能创造价值一层，对于生命的意义，尤关重要。一方面他固须接受前人对于人生已定了的价值表，一方面更须自己重新定出价值表来，不断地根据这种新的启示，鼓励自己和领导大家从事于创造事业和完成使命。如此，不但个人的生命，不致等闲消失，并且把整个人类生命的意义提高。古圣先哲，终生的努力，就在于此。这是旁的生命所不能做，而为人类生命所能独到的。所以说宇宙间的生命虽是无量数，惟有人类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义。
人格的统一性与一贯性生命不断地变，但必须求得当中不变的真理。我们人类虽每天吸收动植矿物的滋养成分，以促进身体上新陈代谢的变化，但是生命当中所包含的真理，决不因生理上的变化而稍移易。这种生命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就是人格。人因为有人格，所以不致因为今日食猪肉，就发猪脾气；明天食牛肉，就发牛脾气。只是以一切的物质，为我们生命的燃料罢了！至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见解，正是因为缺乏了整个的人格观念，所以陷入于可笑的矛盾。世界上人与人相处，彼此之间全赖有人格的认识。大家所共认为是善人的，应该今日如此，明日也必定如此；今年如此，明年也必定如此。若是人类无此维系，便无人类的社会可言。所谓人格，就是一贯的自我。他应当是根据我们对于宇宙系统的研究与反省所得到的精确认识，而向着完满的意境前进，向着真善美的世界发展的。他须努力使生命格外美满和谐，使个人的生命与整个宇宙的生命相协调。他更须佐以渊博的知识，培以丰富纯正的感情，从事于促成生命系统的完善。这种好的人格才真是一贯的；因为是一贯的，所以是经得起困苦艰难，决不会随着变幻的外界现象而转移的。有了这种人格，然后在整个宇宙的生命系统当中，人的生命才可立定一个适当的地位。倘若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苟且偷安，随波逐流，便认为是自我的满足；那不但是无修养，而且是无人格。人与其他生物的分际，就在人格上。人虽吸收了若干外来的食物成分，变其血轮，变其细胞，变其生理上的一切，但他的人格，理想上的人格，永久不变，这就是人格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可见生命虽不断地变，尚有不变者在。这也是人类生命的特殊性。
要保持生力，从力行中以生命来换取伟大的事业生命随着时间容易过去。《庄子》上所说的朝菌蟪蛄，固然生命很短；楚南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种生命可以说是很长了，然而在整个时间系统之中，又何尝不是一刹那的过去？故生命的长短，不足以决定生命之价值。生命之价值，要看生命存在的意义如何，乃能决定。吾人之生，决定要有一种作为。生命虽易过去，但有一点不灭，那就是以生命所换来永不磨灭的事业。古今来已死过了的生命不知有多少，若以四万万人每人能活到六十岁来计算，那么，每六十年要死去四万万，一百二十年就死去八万万，照此推算下去，有史以来，过去了的生命，不知若干万万。但是古今来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名垂青史，虽在千百年以后，也还是为人所景仰崇拜；那些追随流俗，一事无成的人，他的姓名，及身就不为人所知，到了后代，更如飘忽的云烟，一些痕迹也不曾留着。所以唯有事业，才是人生的成绩，人类的遗产。孔子虽死，他的伦理教训，仍然存在；秦始皇虽死，他为中国立下的大一统规模，依然存在；拿破仑已死，他的法典，仍然存在。生命虽暂，而以生命换来的事业，是不会磨灭的；其事业的精神，也永远会由后人继承了去发扬光大。诸葛亮在隆中，自比管乐；管乐生在数百年前，其遗留的事业精神，诸葛亮继承着去发扬光大。左宗棠平新疆，以“新亮”自居，也就是隐然以诸葛亮自承。所以生命之易消逝，不足为忧；所忧者当在这有限的生命，能否换来无限光荣的事业。若是苟且偷生，闲居待死，就是活到九十或百岁，仍与人类社会无关。生命千万不可浪费，浪费生命是最可惜的事。萧伯纳曾叹人生活到可以创造事业的年龄，即行死去，觉得太不经济。他想如果人能和基督教创世记所载的眉寿是拉一样，活到九百六十九岁，则文明的进步岂不更有可观。但这是文学家的理想，是做不到的事。然而西洋人利用生命的时间，比中国人却经济多了。西洋人从四十岁到七十岁为从事贡献于政治、文艺、哲学、科学以及工商社会事业的有效时期，而中国人四十岁以后即呈衰老，到六十岁就打算就木。两相比较，中国人生命的短促和浪费，真可惊人！我们既然不能希望活到九百六十九岁的高龄，那我们就得把这七八十年的一段生命，好好利用。我们要有长命的企图，我们同时要有短命的打算。长命的企图是我们不要把生命消耗在无意义的方面。短命的打算是我们要活一天做两天的事，活一年做两年的事。不问何时死去，事业先已成就。我们生在世上一天，就得充分的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生力一天。无生力的生命，是不会成就事业的，无永久价值的事业的生命，是无声无臭度过的。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因生命之数量过多及其容易消逝而轻视生命，不要因生命之时常变动而随波逐流，终至侮辱生命。我们须得对人生的价值有认识，对人格能维持其一贯性；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加紧的去把自己的生命，换成有永久价值的事业。这样，才不是偷生，才不是枉生！（返回）
爱是世上最伟大的 [17]
——使得生命最值得活的事情
【美】洛克菲勒
下面我要列举的信条，是我和太太用来持家的原则，也是我父亲深信不疑，并用以治身之道。其中许多条都是我母亲教给我的。
这些信条使我们善待人生，并引导我们走向幸福之路。给予我们鼓励，让我们死得安详。
如果他们对我、对你都有所启示，那么对我们的子孙也会有帮助的。
下面就让我把他们列出来吧!
我深信人有其至高的价值，他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种权利都包括着责任；每个机会都合有义务；而每种占有权都该有其职责。
我深信法律是为人民而订的，并非人是为法律而生存的；而政府应该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主人。
我深信劳动的神圣，不管是芳心或劳力；社会不必给予人民生活，却必须供给每个人求生的机会。
我深信无论是在政治上、商业上或个人事情上，勤俭是达成良好的经济组织及生活之道。
我深信真理及正义是维持长久的社会秩序的根本。
我深信诺言的神圣，每个人都应该守信。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原则，而非财富、权力、地位，使他具有最高的价值。
我相信人类都有义务贡献出他的能力，也只有献身的精神才能扫除自私心及发掘人类心灵的伟大。
我相信世上有一个明智又有爱心的上帝，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其名；而人类只有与上帝的意志和谐生存，才能达到最高的成就，最大的幸福。
我深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只有它才能消除恨，也只有它才能征服权势。我所陈述的这些信条，全世界的好人，无论其种族、宗教、教育、社会地位，或职业有所不同，都能够信守，然而也有许多人要受过各种折磨，甚至以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换取这些真理。
基于这些信条，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及上帝为我们的天父的新世界。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不管你是科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尽管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原则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信条，即“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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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意识与主体性 [18]
曾德雄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可。人的现代化的说法并不新鲜，且不说五四先贤关于这个问题的摇旗呐喊，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诸如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新知识、新学科的掌握上。时光转瞬到了90年代末期，人的现代化重又受到关注，这次人们的思考似乎进了一步，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这就已经相当接近了。
但到底什么是人的主体性呢？有一位学者为了说明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进步，说现在中国人个个都想当老板。这个事实或许是不错的，但个个都想当老板是不是就显示了主体性呢？在法国，愿当老板的人比愿找份工作的人少得多，而且想当老板的人都是没有当过老板的。 [19]莫非法国人的主体性还不如我们？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一些很可笑的举动，比如说漂流热。有几个外国人想来漂流长江，很是激起了一些人的义愤：中国的长江，凭什么让外国人先漂？于是漂流热就兴起来了，并且表现出更大的激情。是不是我们发现了生命在挑战自然时的乐趣？看来并非如此：那些外国人走了，我们这里的漂流热也跟着消逝了。但我们的这个德性并没有改变，比如前不久还在折腾的“飞黄”闹剧，不过这其中的“爱国”激情又加进了商业方面的考虑，但这也正符合中国人一向的行为习惯。我敢保证，如果现在的社会时髦或“潮流”是憎恨老板，我相信中国人也会个个都憎恨老板的，而学者同样也可以从中得出中国人的主体性方面的好结论。
袁伟时教授早年就呼吁过“从根救起”。的确，中国的问题就出在中国人的“根”上：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志在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但这个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最高统治者借助“天命论”成了凌驾于万众之上的神，纭纭大众则拜服于这个神的宝座之下，成了臣民。这样的格局通过礼来规范、固定，终于导致中国的礼治社会的形成。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法”，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就是“礼”。
礼的实质是什么呢？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情状来看，中国人一出生，就被认定是作为角色而不是人的存在。这样的角色，我们先是无从知晓，后是无从拒绝。每个人都是诸多角色的混合物，而每一个角色都相应地有一套规范。比如说，一个人，是男人，儿子，父亲，丈夫，朋友，官员，上司，下属，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特定的关系场里边，一个人就只能是适合于这个关系场的角色，他必须遵循这个角色的规范，不可稍有厝越，否则的话，就如孔子所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个人会置身于许多不同的关系场，他就相应地要变换许多不同的角色。对于许多不同的角色的规范和遵守这些规范的要求，就构成了礼的内容。（“礼”还涉及到许多“学理”的内容，论证礼的合理性，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由于每个人都会充当许多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必须加以规范，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礼仪的繁杂多样。
礼服从于一个最终的目的：和（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对礼的规范以及服从于这样的规范所导致的理想结果的最形象的表述。而这个表述也恰恰显示了每个人只是一种角色存在的事实除非他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儒学的功用正在于为这样的事实提供本体论的论证，使之具有某种必然性；而统治者为着维护统治权力的需要，又将其意识形态化，不许稍有违反。久而久之，中国人终于不再是人，而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角色。
作为角色的存在使中国人形成深厚的角色意识。细分之下，角色意识包括两个内容：角色期待与角色认定。角色期待指涉的对象是自己，它的意思是，在某个关系场中，一个人希望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角色认定。与此相应，角色认定指涉的对象是对方，意指在某个关系场中，一个人对于对方的角色评判。角色期待和角色认定同时存在于双方，并且同时发生作用，其最终目的是确立自己在这个特定关系场中的角色地位，以决定角色规范的选择。角色实际上就意味着尊卑高下，一如礼的功用在于“别长幼，定尊卑，序人伦”。如果角色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高低之分，那么这个关系场就会很容易达至和谐，比如老爷和奴才。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容易的是做一个尊贵者或低贱者。做一个尊贵者既可以因为其尊贵而居傲，也可以为获得道义的美名而慈祥。而低贱者的屈从或兼恭又因为这样的角色安排而心安理得。或许正因为可以达致这样的“放心”，做老爷和做奴才的愿望，是同等热切地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的。但不幸的是，更多的人既做不成老爷，又当不成奴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关系场中，角色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高低之分。这样的关系场就不可避免地趋于紧张和动荡。为了在关系场中占据有利的位置，角色期待是不可少的。同时，为了防止对方在角色地位上超出自己，对对方的角色认定就一定会是否定性的。角色期待与角色认定之间的这种相互拒斥，正好可以解释中国人之间的紧张。中国人即便是在国外，也不愿意与中国人打交道。 [20]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中国人在一起，就只会建立基于角色的关系场，而要来个高低之判。倘若真的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天纵英才，固然可以一尝所愿，站居令人足以自得的角色地位。但不幸的是大家都属于芸芸众生，于是角色之间的暗中较劲就不可避免。如果有别种选择，人们是不会进入这样的关系场的。当人被认定为角色时，人的生命的权利就已经被消弭。一个人面临的是角色赋予的诸多规范，如果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他违背了这样的规范，那么他就被看作失去了作为这个角色的资格，他的从肉体上被消灭就成为顺理成章。而对于众多的消灭者来说，他们对这个生命的毁灭也不以为忤，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毁掉的只不过是个角色，且是个不符合某种规范的角色。假如这样的规范被认定具有某种道义的崇高性，那么他们的毁灭行为也相应地是正当的、理直气壮的。当这种规范的道义崇高性程度越高，毁灭违背了规范的角色就越获得充分的理由。因为角色本身的外在赋予性的特征（角色认定），如果人成了一个角色，他的生命就更加没有保障了。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那样视生命如草芥的情形，从“人被认定为某种角色”的角度去观察，的确是很有合理性的。相反，我们倒是很难想象当人被认定为角色时人的生命居然还能受到尊重。角色意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在中国，角色甚至成了衡量、评判人的终极标准。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21]他还说过，中国人决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22]但中国人却肯用性命来换面子。所谓面子，正是角色期待得到了满足。当人丢了面子，也就是说，当人们的角色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他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定与自己对自己的角色期待有出入，只要条件许可只要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强势者，中国人是很有可能拼命的。这种流风余绪依然深潜于我们的头脑，我们看到许多的中国人会很尽心地做某件事，但目的似乎并不在那件事本身，而在其外获得某种期望中的角色认定。当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事件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比如说漂流热，这里，漂流这个事件只具有手段或工具的意义，目的是满足“中国人”这样一个角色期待。当外国人离去，“中国人”的角色已不存在的时候，漂流热也跟着烟消云散人们一下子就忘了先前的豪情。这在那些功利性不会立竿见影的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显明，如中国人之于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态度。这些东西恰好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精神，而中国人也从没有养成真正虔诚于某种精神的心智。
当我们被限定为角色时，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人的权利；失去了人的权利，还谈什么主体性呢？没有人的主体性，还谈什么现代化呢？（返回）
1999年11月26日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23]
张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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