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像所有坚强健康的人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他是一个最最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自己也成了孩子。不仅如此，那些陌生的、隐于困苦之中的、特别无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来，他就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在穿过贫民区时，会突然离开我们，走向坐在门槛之上的衣衫越楼的孩子，抚摸他的头发，并将一个或半个便士塞进他们的小手之中。他对于乞丐则疑虑重重，因为乞讨在伦敦已变成有利可图的行当，并且成了金饭碗，尽管讨到的是铜币。可是如果一个男乞丐或一个女乞丐领着一个抽泣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么马克思就会无可救药地输掉，尽管在乞丐的脸上可明显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诈。马克思无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
…… ……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可其残酷的程度远逊于我们的世纪，……一个20世纪的马克思没有可能度过长达十年多的流亡生活。19世纪在恐怖、剥削和压迫方面，在进行冷酷地、有计划地杀戮方面也逊于我们的世纪。社会和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马克思肯定是对这种对抗感到是一种光荣，因为它认同了他。争吵、妒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锋芒毕露而又固执的马克思也不无过错。如果是与斯大林历次清洗的那种冷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于事业毫无意义的残暴和杀戮相比，与即使是逃至国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胆战心惊之中的那种恐惧相比，这些马克思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意是不足挂齿的。如果是将19世纪的监狱和20世纪的强制劳改营相比，将19世纪的警察恐怖和20世纪的社会恐怖相比，那就几乎没有人敢于有这样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马克思斗，马克思和他人斗，在论战的文字中、在报刊文章中、在讨论会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可是没人会想到论事之外对人进行斗争。
对思想运动及其后果加以推断，连最后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或者是对它们加以表达，这可能是想像力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不过也可能是想象力的无用功。人们想像，如果没有某一位杰出人物，比如说没有马克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在拉萨尔、蒲鲁东和在争夺国际社会主义领导权斗争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巴枯宁死后，卡尔?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了国际的首领。马克思对上述的对手曾激烈地斗争过，有时刻骨地仇恨过。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真正斗争的时代，直接政治斗争的时代才算开始。
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马克思的事业、马克思的生活。……对公众来说，在寻找所谓榜样的过程中，任何模式都可用而再用，都算不上低俗。公众一方面崇拜“理想的新婚夫妇”，同时也崇拜“理想的情妇”。但那位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所缔结的姻缘却没有希望成为样板，然而正是卡尔?马克思的这种坚贞不渝也许才使得他免遭他那个世纪受到误解的其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的命运：自杀或发疯。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尽管他们也出身于基督教，他们在马克思死后还是急切希望马克思遭到上述三人的命运；他们对那位女性不予尊重，因为她将其贞操献给了这些别有用心之人意欲将其从19世纪一笔勾销的那个男人；他们也拒绝尊重在德国思想史上举世无双的友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后者也像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一样，为有别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斗争。这三个人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离开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年轻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数十年的不倦的细小工作中，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为构筑他的理论收集材料，天才地加以阐发。没有年轻的马克思，没有和年轻的马克思的相遇，思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会有勇气坚持下去。恩格斯在英国工业基地曼彻斯特为马克思而工作，给他以物质上的支持；在马克思流亡伦敦的整个期间恩格斯都给他以金钱上的支援，在马克思与国际内部各种思潮进行令人厌恶的长期的斗争中，恩格斯总是站在马克思的一边；卡尔?马克思如果没有这个不倦的朋友肯定也会失去勇气。像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之间的婚姻一样，马克思和思梧斯之间的友谊，可谓举世无双。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益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
马克思从未出卖过自己，他与自己的家庭和他朋友恩格斯的生活以及他所描述的金钱的魔力绝然对着干，上述的描写则可以一成不变地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不适用于某些特例，比如像其父系和母系皆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经师家族的马克思。他的敌人嘲笑他，并非嘲笑他是犹太人，而是嘲笑他是一位枯燥无味、自以为是的杰出的德国教授，嘲笑他是一个德国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因为他不想委曲求全，伪装自己。马克思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是卡尔?马克思，一位学者，生活得像个无产者。（返回）
大屠杀：日本冷脸欧洲热泪 [148]
丁刚
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总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
55年前的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仓库里，士兵们发现了成堆成堆的人发。检验表明，这些头发中含有大量的毒剂。二战大屠杀最悲惨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据估计，仅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就至少有150万人被纳粹分子用毒气、枪决等各种方式屠杀。
如今，德国、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将1月27日确立为法定纪念日。今年的1月26日至28日，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当中有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以色列总理巴拉克等。本次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出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来促使人们永远不忘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警惕新纳粹主义势力抬头。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使人类世世代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是一个永久话题，50多年来，人们歌颂了许多英雄，同时更没有忘记那场战争中的丑恶。
5年前记者曾在瑞典工作，当时媒体因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发起了一场大讨论。一些学者和记者依据新公开的瑞典战时档案，揭露出表面中立的瑞典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二战期间，瑞典的企业曾为德国纳粹生产过高质量的机械、轴承和铁矿石；瑞典还曾要求纳粹在犹太人的护照上打上印记，以便于边防人员辨认，好将这些前来避难的犹太人拒之门外。5年来，这场刮骨疗伤式的反思并没有停止。瑞典人仍在不停地揭自己身上的伤疤。据瑞典报纸揭露，瑞典的银行曾参与了纳粹掠夺犹太人黄金的交易；至少有260多个瑞典人参加过盖世太保，这些人战后回到瑞典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两年前，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发放一本名为《告诉你们的孩子》的小册子，在中小学发起了一场“活着的历史”的大屠杀教育活动。这本小册子如今已成为许多瑞典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以10多种语言在全欧发行，这场教育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美国一个犹太人组织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2％的瑞典家庭都了解这场活动；16％的家庭主动索取了这本小册子；94％的瑞典人表示，即使是在二战已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不应忘记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上，面对各国领导人、学者和犹太人，瑞典首相佩尔松为瑞典政府当初的行为道了歉。他说，我们知道瑞典当局在二战中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瑞典政府表示“深刻的道歉”，我们将永远为瑞典社会在战争期间所做的或没有做到的，负起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奥地利总理维克托?克利马也作了真诚的道歉。他说：“我在此再次向犹太人民表示道歉，我向纳粹的所有受害者们鞠躬。”还有，瑞士也为二战期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进行了深刻反省。
其实，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永久话题。去年荷兰人报登出一篇文章，针对有些人说大屠杀早已是过时的老调，不值得重弹，文章用了这样一个词：Horrified（极其可怕）。那意思是说，忘记过去简直太可怕了。文章提到了荷兰的犹太小姑娘安妮。二战时，安妮一家和朋友共8名犹太人在荷兰朋友的帮助下，在“密室”中躲藏了两年，后来不知被谁告密，8人全被送进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幸存。战后，安妮在“密室”中所写的日记以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回顾战后西欧各国的反思浪潮，它对社会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显然，“奥斯威辛”已不再只是表示那个设在波兰的建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它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学术名词，象征着人类对自身文明和历史灾难的重新认识。
日本人对二战的理解不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日本人仅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由此产生严重的“角色错觉”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在从网上收看国际大屠杀论坛会议实况转播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的中小学生对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了解呢？他们是否知道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几年前，也是在瑞典，记者在一次瑞典人组织的抗议核试验集会上碰到了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日本女士。当时，她在对一些瑞典人讲述广岛被炸的惨景，用了“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听到这个词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而且又指的是日本，我的心里十分别扭。集会结束后，我问她：“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大屠杀？那是因为希特勒纳粹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日本又为什么会遭到原子弹轰炸呢？”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你知道广岛被炸，但你知道广岛附近那个岛（大久野岛）上的毒气工厂吗？”她继续沉默。我说：“你也许不知道，因为你们的教科书上没有这一节。你们的文部省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731细菌部队的罪行。但我们中国人知道，因为那里制造的毒气毒害了数万中国人。”这位女士不愿再与我交谈，匆匆离开了。
3年前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过一篇专家论文，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这种态度与德国人作了一个对比。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而是广岛的原子弹。原子弹使日本人把自己看成了受害者。从此文的分析来认识日本战后的教育，我们不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角色错觉”。
德国人更理解“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这句名言的含义
英国作家威尔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在二战教育的问题上，德国人显然要比日本人对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中小学推行了全方位的二战历史教育。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用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时事课上，老师常常会结合当前的屠杀事件讲述纳粹大屠杀，帮助学生认识民主社会的价值，看清新纳粹的毒害。在宗教和品德课上，学生们通过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学生们还常常就“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这样一些题目展开讨论。在德语课上，老师向学生推荐有关反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是中学生。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是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记者从网上查到了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公布的有关大屠杀教育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的题目是“从反人道的思想到灭绝人类生命”。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到希特勒当年崛起的社会思想基础：破坏依法而建的民主政府；强迫服从领袖的原则；通过宣传来煽动整个民族；种族歧视和恐怖威胁；反人道的优等民族思想。“原则”指出，希特勒正是依赖了这些条件才得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并且进行了一场有系统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大屠杀。“原则”提出课程的设置要着重让学生了解纳粹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使学生认识到，牢牢铭记纳粹的罪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对未来有着长远的影响。
战后，联邦德国还与美国、以色列的专家一起分别建立了有关教科书的合作委员会。合作委员会的专家们依据相关历史和合作国家的教科书的编写，对德国的教科书提出意见。1985年，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公布了有关调查报告，这对后来德国教科书的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色列的一些教育专家虽然对德国教科书还有一些意见，但他们的总体评价却相当高。
教育重在培养反对错误的勇气和对人类的爱心
在德国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有不少有关纳粹文件的详细介绍，比如1935年通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一些集中营中的规定、纳粹头子格林或戈培尔的讲话等。老师在让学生阅读了这些原始文件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个政府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那么作为个人该如何对待呢？老师不仅是在帮助学生认识这段历史，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更是在培养他们反对错误的勇气和良心，培养他们对人类与和平的爱心。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时还着重让学生认识到，在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亲自参与，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犯罪。
荷兰作家布鲁马结识的一位女教师对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的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很难相处，总是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些孩子向他问起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竟突然哭了起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说，“我们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整个德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对纳粹有着深刻认识的不只是德国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更是德国的普通民众。
日本教育不仅仅忽视了历史的真实性，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布鲁马后来到日本工作，他自然而然地拿德国与日本作比较。他说他曾看过一本日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日本军人杀人的照片，而只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和美国战舰在珍珠港沉没的照片。
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提供给记者几段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英译文。其中第一段引自1998年版的《新社会研究：历史（新版）》，据说大约41％的日本学校使用了这个课本。在题为“中日战争的开始”这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254页）：“在控制了满洲之后，日本进入了中国北方。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未经宣战而发生冲突。
战争从中国北方扩大到中国中部。这一年年底，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队杀死了大约20万人，包括妇女与儿童（南京大屠杀）。”
读完这段话，我不能不为教科书的撰写者如此“用心良苦”地选择用词而感到震惊。一场由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血腥战争被写成了“中日战争”，侵略被写成了“进入”（原文是Advance，意为前进）。“不宣而战”者究竟是谁，难道还要让中小学生去猜这个谜吗？
文中尽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可稍稍关注一下有关日本教科书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为了这轻描淡写的一笔，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家永教授为此打了32年的官司，他获得的赔偿却只有3400美元。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特约记者在对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作了一番考察后说，教科书有关这段历史的页数与内容虽有所改善，但这种努力不完全出自政府。日本文部省对整个侵略战争记述的立场基本上变化不大，甚至在背后利用保守舆论或议员做“应声筒”，推销另一套历史观。
从日本的教科书联想到这几年从网上看到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评论，最让我气愤的并不是那些极右翼分子，因为他们的言词原本就是无赖和疯子的狂言。可怕的是那些以一副“专家学者”面目出现的讨论者，他们似乎并没有不承认这场大屠杀，只是说没有杀这么多人，是20万，或者10多万；对于日军屠杀平民，他们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军人化装成了老百姓，继续向日本军队袭击，日军不得不还击。他们就像是在认认认真、冷冷静静地与你探讨一个学术问题。这简直太让人毛骨悚然了。我多多少少明白了日本的教育忽视的是什么。它忽视的不只是对历史真实性的维护，更忽视了对人性的培育。
近年来，日本也建立起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展览和教育中心，其中有一个就建在广岛。我不知道，讲述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惨景时，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地提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屠杀。从网上的介绍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我还是查到这样一段颇具意味的对话。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希博士到广岛访问，与几位日本孩子交谈。有位14岁的日本小姑娘说她读过许多介绍安妮日记的书籍，有本书上说，人会变成野兽，他们甚至会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另一位日本孩子则问她：“在那种环境下，你会不会也成为纳粹的追随者呢？”艾利希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受过良好的热爱人类的教育。”
是啊，“请将它（大屠杀）告诉你们的孩子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孩子又告诉下一代……”大屠杀不仅仅是20世纪最残暴的罪行，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罪行。任何否认和淡化大屠杀的人，都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性。日本呀，请你一定要好好反省。
（返回）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149]
朱学勤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
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浯，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30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惟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宿怨已久，其锒铛入狱的悲惨遭遇与周扬不无关系。此时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这之后，这个囚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在。而其他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了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你绝难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后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内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考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 ——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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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有温度的词汇
你是人 [150]
【黎巴嫩】米哈依?勒?奴埃曼
你是人，带着他的一切。
你是其始，亦是其终。由你，他的清泉涌溢。向着你，他的溪水流淌。在你身上，他注入了人性。
你是他的治者与被治者，施虐者与受虐者，摧毁者与被毁者。
你是他的施主与受赠人，是他的钉入于十字架者与被钉于十字架者。
你是他的贫者与富者，弱者与强者，显现者与隐遁者。
你是他的行刑者与受刑者，批评者与受批评者，嫉妒者与被嫉妒者。
你是他的高尚者与卑贱者，圣徒与罪人，天使与魔鬼。
你是每一位父母和母亲的儿子，是每一位兄弟和姐妹的父亲。我来自于你。我逃不开你，你逃不开我，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俩即全人类。
如果没有你，便没有我之为我；如果没有我，便没有你之为你；如果没有你们，便没有他之为他。
先于我们者，便没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更没有广阔时间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你邻居的心中有幸福么? ——你何不以他的幸福而高兴呢!因为在他的织品中有你灵魂织进的线。你邻居的眼睛看到还是没看到这条线，你均无忧，因为那看到一切的眼睛，已看到了它?
在你邻居的心中有一团火吗? ——那就让你的心因这团火而燃烧!因为在这团火中，有从你的憎恨与轻蔑的炉火中进出的一颗火星。
在你邻居的眼中有泪珠吗? ——那就让你的眼借它而流泪吧!因为在这泪珠中，有你的一粒残酷之盐。
在你邻居的脸上有笑容吗? ——那就让你的脸对它发出微笑吧!因为在它的甜蜜中，有你的爱发出的光。
你的邻居因犯下的一条罪行而入狱了吗? ——你何不把你心中的一部分遣入监牢和他同囚?因为你是他罪行的同犯，尽管合法的权力未曾用其法律对你进行审判，而同你一样的一个人也没有判定入狱。
昨天，我看见你在跳舞，且在人群中高喊：“鼓掌呀!鼓掌!”难道你不认为，在你身上有欢畅的生命，只有当你目睹他人生命的欢乐并向其鼓掌时，我欢畅的生命才起舞么?当别人跳舞你不鼓掌时，你在想着什么?
昨天，我听见你在诉苦，痛哭：“人们啊，听我讲!人们啊，公正地对待我吧，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不是向那些人本身讨公平，那你还能向谁去讨公平呢?如果说你向人们控诉世人，那你为什么不倾听他们向你的控诉和向你本人寻求公正的声音呢?
昨天，我看见你在计算自己的利润，你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大为赞赏。我没听见你说：“这是赚别人的钱。”今天，我看见你在计算自己的损失，诅咒着别人的精明狡猾。我听见你说：“这是别人抢我的。”你难道对自己成为生活中的股东——“投机商”——不感到羞愧吗?
你是人，带着他的全部一切。对此，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是你的图像和标本。除非你能从自身逃出，那你能从我这儿逃到何处呢?
如果你能逃出自身，那你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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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的信 [151](外一篇)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亲爱的儿子，你好！
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封关于自我教育的信会引起你这样大的兴趣。你十分敏锐地看到了现代青年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容易激动，有时甚至达到神经过敏的程度。我相信，人们之间的许多冲突，以及时常发生的争吵，其原因往往是他们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本不注意感情的自我培养。
然而，培养自己的情感境界，这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肌肉力量以及诸如固执和残忍等神经系统的粗野本性所决定的。
每个年轻人最主要的是要记住，不要用粗野的情感，如喊叫、暴躁和凶狠来填补思想上的空虚。在人的心理深处，在潜意识里隐藏着一种本能，即动物的恐惧心理、凶恶和残忍。一个人越是缺乏文化修养，缺乏智力和美感，那么这些人的不好的潜质就会表现得越突出，让人感到粗暴无礼。当一个人无法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时，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证明的了（一般说来，情感丰富、在理智上具有涵养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大喊大叫，即用“本能的反抗”来填充思想上的贫乏。应该珍惜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神经系统和情感世界。要记住，现在对人来说，需要细腻的情感，如同需要空气一样，而细腻的情感来自于细腻的思想和丰富的智力。感情可以使思想高尚，但是，真正的人的感情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感情来自思想，思想滋润感情，感情寓于思想之中。丰富的思想使人成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独立力量，它激励人们去实践高尚的行为。
怎样培养自己具有细腻的情感呢？首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活在人们中间。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同你一起劳动的人，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忧虑、牵挂、思想和感受，各自的喜怒哀乐。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看来，这是人的最大的技能。细腻的情感只有在集体中，只有在同你周围的人们经常的精神交往中才能培养起来。
没有比在充满智力和美感的亲密友谊中能更好地“磨砺”和锤炼情感的了。要在友谊中培养自己的情感。友谊帮助你培养对周围每个人的细腻情感。
然而，能使人的精神丰富，帮助人战胜本能和发展人所特有的本性的这种真正的友谊需要什么呢？需要你个人精神上的充实。只有当你给你的朋友以某种帮助时，你的精神才能变得更充实起来。当然，不能奢望，在建立一个新的集体以后才仅仅几个月就能结识新朋友。但是真正的友谊终究会建立起来的。你将同他们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分享快乐和忧愁。
如果我现在有机会到你那里去，那我就去了，把你同屋的同学聚集在一起，并邀请其他一些同学，跟他们讲讲：“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你们的情感，并去培养它。要记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对于来自周围世界的影响，变得日益敏锐起来。‘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一思想里面，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但是它的深刻内涵远远没被理解。做一个朋友，这首先意味着教育人，肯定他身上的人的特性。”
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本能并发展人所特有的全部本性。
兽性就是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缺少怜悯，对别人的精神世界漠不关心，这是所有杀人犯、暴行者的心理基础。要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之心。你将来会有孩子，要记住，一个小孩子，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从小对飞鸟、花草和树木的态度。
寄给你一本书，A.谢伊特?埃克久佩里的《选集》。我希望你认真地读一读《小王子》这篇童话并思考它的内容。
祝你健康，精力旺盛！
拥抱你，吻你！
你的父亲
给女儿的信 [152]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亲爱的女儿：
你提出的问题使我忐忑不安。
今天你已经14岁了，已经迈进开始成为一个女人的年龄时期。你问我说：“父亲，什么叫爱情？”
我的心经常为这种思想而跳动，就是今天我不再是和一个小孩子交谈了。进入这样一个年龄时期，你将是幸福的。然而只有你是一个明智的人，你才是幸福的。
是的，几百万年轻的14岁的少女怀着一颗跳动的心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爱情？每一个人对它的理解都各不相同。希望成长为男子汉的年轻小伙子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亲爱的小女儿，现在我给你写的信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信了。我内心的愿望是：告诉你要学会明智地生活，也就是要善于生活。我希望做父亲的每一句话都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促使你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幼芽萌发出来。
爱情这个问题也同样使我不平静。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最亲近的人是玛丽娅，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渗透到我内心的一切美好、明智和真诚的品质都是受恩于她。她死于战争前夕。她在我面前打开了童话、本族语言和人性美的世界。有一天，在一个早秋的寂静夜晚，我和她坐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苹果树下，望着空中正在飞往温暖的边远地区的仙鹤，我问祖母：“奶奶，什么叫爱情呀？”
她能用童话讲解最复杂的事情。此刻她的一双眼睛呈现出沉思而惊异的神情。她以一种特别的、与往日不同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什么叫爱情?……当上帝创造人类时，她在地球上播下了一切有生命的种子，并教会他们延续自己的后代，生出和自己同样的人。他把土地分给一个男人和女人，告诉他们怎样搭窝棚，给男人一把铲子，给女人一捧种子，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一起过日子吧!延续后代，我要办事去了，一年之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整整一年之后，有一天一大早，他和大天使加弗利尔来了，他看见这一对男女坐在小棚子旁边，地里的庄稼已经熟了，他们身旁放着一个摇篮，摇篮里睡着一个婴儿，这一对男女时而望望天空，时而又彼此看看，就在这一瞬间，他俩的眼神相碰在一起，上帝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美和一种从未见过的力量。这种美远远超过蓝天和太阳、土地和长满小麦的田野。总之，比上帝所制作和创造的一切都美，这种美使上帝颤抖、惊异，以致惊呆了。
他向大天使加弗利尔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大天使耸耸双肩，上帝走向这对男女，问他们什么是爱情，但是，他们无法向他解释，于是，上帝恼火了，他说：
‘那么，好吧!我要处罚你们，从即刻开始，你们要变老，你们生命的每一小时，都要消耗掉一点你们的青春和精力!五十年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眼神里表现出什么，人……”
“上帝为什么还能生气呢?”我问奶奶。
“是的，要知道，一个人不能擅自创造连他自己本人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往下听啊!五十年后他和大天使加弗利尔又来了。他看见了一座非常好的小木屋代替了原来的小棚子，草原上修起了花园，地里的庄稼已经熟了，儿子们正在耕种，女儿们正在收麦，孙子们正在绿草地上玩耍。在小木屋门前坐着一个老头和老太婆，他们时而看看红色的朝霞，时而又彼此望望。上帝从他俩的眼神里看见了更加美丽和更加强大的力量，而且好像又增加了新的东西。
‘这是什么?’上帝问大天使。
‘忠诚!’大天使回答说，但是，他还是不能解释。
这次上帝更加恼火了。他说：
‘人!你们为什么没有老多少?那好吧，你们的日子不长了，以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的爱情将变成什么。’
三年后他与大天使又来了。他看见男人坐在小山坡上，一双眼睛呈现出非常忧虑的神色，但是，却仍然表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美和力量，已经不仅仅是爱情和忠诚，而且蕴藏着一种新的东西。
‘这又是什么?’他问大天使。
‘心头的记忆’。
上帝手握着自己的胡须，离开了坐在小山坡上的老头，面向着麦田和红色的朝霞，他看见，在金色麦穗旁边站着一些青年男女，他们时而看看布满红色朝霞的天空，时而又彼此看看……上帝站了很久，看着他们，然后深深地沉思着走了，从此以后，人就成了地球上的上帝了。
这就是爱情，我的小孙子!爱情比上帝权威大，这是人类永恒的美与力量，一代一代地相传。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变成一把骨灰，但是，爱情将成为赋予生命的、永不衰退的、使人类世代相传的纽带。”
我的小女儿，这就是爱情!世上各种有生命的东西生活、繁殖，成千上万地延续自己的有生命的后代。但是，只有人懂得爱。而且说实在的，只有在他善于像人那样去爱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他不懂得爱，不能提到人性美的高度，那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能够成为人的人，但是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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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父亲
有温度的词汇 [153]
艾苓
想起她很突然。当时我正在外地，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在闹哄哄的餐厅里慢悠悠地吃饭对我来说已是最大的享受。那天我正独自吃着午饭，她仿佛就隔着一桌又一桌的人，隔着20年的时间走了过来。
她是我的同学李伟的母亲，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那次开家长会，来了五六十位家长，我和几个女生负责接待。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实在不懂得如何接待大人，只是把家长迎进来，让座、倒水，稍有空闲，我们便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传递新闻。我记得其中一条是：“李伟的妈妈是北京人，说话和咱们不一样，特别好听。”
我循着她们的指点看过去，那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衣着和发式都很普通，容貌也算不上漂亮，不过坐在那里就是显得与众不同，她偏偏没有说话，正在认真倾听另一位家长的高谈阔论。
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有个词叫“鹤立鸡群”，我们用幼稚的眼光和自己掌握的词汇得出一致的结论——李伟的妈妈最有风度。
有一个女生倒水回来，脸颊红红的，她迫不及待地说：“我倒水时你们猜李伟的妈妈说什么?”不等我们猜，她就告诉我们：“李伟的妈妈说，谢谢。”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20年前，在这个边远的小县城，我们当中有谁用过、听见过“谢谢”?没有。有谁仅仅为倒水这么丁点儿小事说过“谢谢?”当然更没有。“谢谢”，是一个多么新鲜、多么温暖的词汇啊。
醒过神儿来，女生的倒水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争着抢着去拿壶。另一个女生回来报告：“是呀，我听见了，李伟的妈妈说：‘谢谢’。”这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女生，因为激动面色红润起来，害羞的样子。
轮到我了，我竟有点儿心跳，李伟的妈妈面前的水杯已满，她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用了。”
但我还是坚持着倒了一点儿，我清晰地听见她说：“谢谢。”我脸红着摇摇头匆匆走开了，那时我还不会说“不客气。”
家长会后，瘦瘦高高的李伟成了女生羡慕的对象，大家都在想，他的家庭应该怎样幸福呀。
20年过去了，曾经窃窃私语的女孩子都已过了30岁，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像我这样，在异地他乡突然想起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同学的母亲，但我知道从那时开始，她们和我一样，学着使用那个词汇。词汇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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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美丽 [154]
虹莲
那天晚上看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我流了泪。因为有一种真实和聪明在里面，还有那分期待和紧张。
是那个人感动了我。他的家庭梦想都是为别人，几乎没有自己一件东西。他有个妹妹在加拿大，妹妹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于是他想得到一台打印机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王小丫问，那你怎么给妹妹送去?他说，我再要两张去加拿大的往返机票啊，让我的父母去送，他们想女儿了。听到这，我就有些感动，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作为兄长，他是体贴的。
主持人也很感动，她问，那你为什么还要一台电脑给你父母?他说，因为父母很想念远在万里之外的妹妹，所以，他要给他们一台电脑，让他们把邮件发给她，也让妹妹把思念寄回家。
这就是他的家庭梦想，几乎全为了家人。主持人问，有把握吗?他笑着，当然。因为要答12道题，而每一道题几乎都机关重重，要达到顶点谈何容易?答到第6题时他显然很茫然，这时他使用了第一条热线，让现场观众帮助他。结果他幸运地通过了，但他很平静，甚至有些沮丧，主持人很奇怪，因为要是别的选手早就欢呼雀跃了，为什么他这样平静?他答，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这道题而他不会。
答题依然在继续，悬念也越来越大了，人们也越来越紧张。到最后一题时，我手心里的汗几乎都出来了，好像我是那个盼着得到一台打印机、两张往返加拿大机票和一台电脑的人。仅仅为了他的孝顺和对妹妹的宠爱，也应该让他答对吧。
最后一题出来了，是六选一，而且是有关水资源的。
他静静地看着这道题，好久没有说话，他的父母也坐在台下，紧张地看着他，而主持人也好像恨不得生出特异功能把答案告诉他一样。
这时他使用了最后一条求助热线，把电话打给了远在加拿大的妹妹。电话接通了，他却久久不说话，对面的妹妹着急了，哥，快说呀，要不来不及了。因为只有30秒时间。
王小丫也着急了，快说吧，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妹妹，你想念咱爸咱妈吗?妹妹说，当然想。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着急了，天啊，这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慢悠悠的，难道他要放弃自己最后的冲刺吗?我几乎都要生气了，怎么有这样冷静的人啊?怎么还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
他又说了：“那让咱爸咱妈去看你好吗?”妹妹说；“那太好了，真的吗?”他点头，很自信地：“是的，你的愿望马上就能实现了。”然后时间到，电话断了。
天啊，我一下子明白了，这道题他根本就会，答案早就胸有成竹!他只是想给妹妹打个电话，只是想把成功的喜悦让妹妹早点分享!
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为他的智慧，为他超乎常人的冷静和美丽。
果然他轻轻地说出了答案，我看出了王小丫的感动和难言，王小丫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选手。
是的，从来没有，像他一样的冷静和智慧，在最后的关头，在久久的沉默之后，给大家带来了满怀的喜悦。而坐在台下的父母，眼角也悄悄地湿了。
我从来以为只有“情”是美丽的，比如爱情、亲悄、朋友之情，从来没有想到，智慧也会如此美丽。它让我们慢慢麻木的心灵，在这个美好而机智的晚上，轻舞飞扬!晏子的智慧是不卑不亢，维护人格国格；邹忌的智慧委婉而讽，纳谏除弊；曹冲的智慧是独辟蹊径，攻破难关；曹植的智慧是从容不迫，七步成诗……他们是集智慧与仁爱于一身的大智大勇者，身上的智慧光彩熠熠，同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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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空间与公共地域 [155]
金大陆、黄宏基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涉及到私人空间的问题。就像进自己的家门不必敲门，进别人的家则必须敲门，必须征得人家同意方能进入一样，私人空间是不能随意闯人的。这是因为每个个体不仅是独立的，即有独立的生存权利、独立的生活方式、独立的个性意志，而且每个个体都还有部分属于不可显露、不可告人的隐秘，以致每个个体都会很本能地护卫着这个自我空间，在这个自我空间里或者布置着、或者珍藏着、或者闪避着什么。
那么，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是不是能注意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呢?非但不冒昧地进入，甚至压根儿就对他人的隐秘不感兴趣，这确实是现代文明人的重要素质之一，是与人共处的重要原则。
《萌芽》杂志曾组织过一次京沪大学生的对话，有一事例引起了讨论：某沪籍大学生和某京籍大学生是同系的朋友，有一天沪籍大学生买了本热销书，放在书桌上转眼就不见了。过了两天，那位京籍大学生笑嘻嘻地把书还来了。上海籍大学生很不愉快，说即使是朋友也要分清你的和我的；北京籍大学生反唇相讥：既然是朋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弄得不欢而散。讨论的结果是：这位沪籍大学生的意识是现代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应表现得大气一些。固然，这是两种个性、两种风格的交往引出的故事，尽管不关涉到做人的品质，却说明朋友之间也是应该有界限的。尽管这种界限因人而异，可以清晰，也可以模糊，可以坚固，也可以松散，却都是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这正如贝多芬所说：即使是最神圣的友谊里也可能潜藏着秘密，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不能猜测出朋友的秘密而误解了他。
朋友之间应该如此，一般的同学、同事之间的交往，更应该在意识上亮起一盏红灯，告诫自己，约束自己，在文明举止和人生格调上提升自己，以免自己无意识地跨人他人空间。殊不知那些委琐者、势利者、闲散者专事打听别人的“趣闻逸事”，以及种种关系的来龙去脉，然后议论之，搬弄之，传播之(有的甚至还会窥视、乱翻别人的东西)，不仅破坏人际关系，更会混淆是非，归根结蒂是要被公众唾弃的。其实，古人对此也早有评点和教导，孔子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就是说那些在道路上听来的，又马上在道路上传播给别人，这种作风为道德所不容。《礼记?曲礼上》说得更具体：“户外有二履，言闻则人，言不闻则不入。将人户，视必下。”就是说门外有两双鞋，听见里面有讲话的声音就可以进去，否则就不要进去。将进门时，眼睛一定要往下看，意谓不要妨碍室内说话人的隐秘。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等级十分鲜明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德”的要求，一种“礼”的规范，那么，对现代社会的青少年来说，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尊严是需要由双方来共同维护的。有意识地打探他人、骚扰他人，闯入私人空间，是难以原谅的非文明行为。
当然，私人空间的界限相对明晰，一旦进入会有冒犯之嫌，所以在与人共处中，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例外，一般不会形成普遍的影响。倒是当每个个体面对公共地域的时候，一方面因为个体的权利蕴涵在公共的权利中，其得失都不会那么直接，另一方面因为公共权利的代表或许是象征性的，或许是事务性的，以致会生发出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北京独生子女社会适应能力研究课题组曾选拔5名区级三好学生、20名校级三好学生、30名校级优秀少先队员参加情景测试。镜头之一：一把扫帚、三块砖头随意地扔在礼堂门口，这55名优秀生经过时竟然视若无睹地从它们上面跨过或绕过，没有人理会这有碍环境整洁，并给人带来不便。镜头之二：当5名区级三好生演讲时，按要求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可是这5位演讲者讲完后都没有意识到应擦黑板，每次都是老师帮着擦的。再看《校工眼里的大学生》的报导：“有些大学生将隔夜的茶水，用完的洗脚水，黑灯瞎火中往门口一泼了事。”“下水道堵塞了，学生会埋怨，可泔脚桶这么近，他们怎么就不能走两步路把这些东西倒到桶里去呢?”校园里的公用电话亭人满为患，有人一打就是二三十分钟，如果是救急电话倒也罢了，多是些风花雪月，鸡毛蒜皮的事，看着身后一长溜焦急的面孔，他们照样处之泰然。”
应该承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这批受试的小学生和这些大学生无疑都是属于优秀者，那么他们怎么会在学习生活以外的公共地域，表现得如此自私，如此狭隘呢？看来公共地域是真正的人生考试场，因为那儿没有老师的眼光和尺度，也就无须遵循外在的权威而刻意地表现；因为那儿只有自己的意念和行为，也就只有依靠内在的觉悟而自由地追求。这就好比有的青年人进入公共地域就注意使自己处于平静的状态，就要求自己遵守公共的秩序，即便有人蛮横，有人莽撞，他们也十分地忍让，克制，始终以公共的利益为自身行为的准则。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一则消息令人感动，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日本球迷离开看台的时候，看台上竟没有留下一张纸屑。为此，法国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了日本球迷自觉清理看台的全过程。其实，当一个人处于公共地域的时候，他就是在与公众共处，在与公众交往。所以，对公共地域的一系列秩序的认同，一系列规则的遵守，就是对公众的礼貌，对公众的尊重。反之，那些在公共地域的不文明行径，表面上不是针对人的，实际上确是忽视公众，甚至侵害公众的。
何况，在公共地域，人与人之间多处于陌生型的交往关系中，不像熟悉型的人际交往，既有情感的纽带，可注入感情的色彩，又有关系的缘由，可加入表现的内容。这就如同在公共汽车上给相识的人让座不仅会很自然，也会很必然，若是给不相识的人让座，则一定是有一份意念在支持着的。所以，在公共地域里只有真诚地去实践，去交往，才能在与人共处中立于端正的位置。上海的两位大学生游览黄山时随手从天都峰上扔下两个矿泉水瓶，其中一个挂在悬崖的树枝上。只见放绳工系好安全带，默默地坠绳而下。当放绳工悬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捡起矿泉水瓶时，两个大学生惊呆了。他们说这一幕胜过十万张罚款单，他们不仅向黄山管理局写了致歉信，还利用暑假组织了志愿者投身到黄山的文明创建活动中。由此可见，在公共地域中的表现是一个人学会共处的重要功课——它需要从细微的小事做起，并从中不断地求得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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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156]
金大陆、黄宏基
我们提倡人际交往中要贯彻一条基本原则，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我为人人”做起，只有这样你才嗜可能享受到“人人为我”的恩惠。只有履行了“我为人人”的义务，你才有享受“人人为我”的权利，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得以正常维系的基本准则。
人际交往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精神与物质的交换过程。只有在这种交换达到互惠平衡时，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而且只有在互惠平衡的条件下，人际关系才能维持。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一条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将其引申到人际关系中，虽未必十分恰切，但也告诉了我们，在社会、在学校，在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人们之间情感和利益的转换也要有一种相对的平衡。如果只是一味的索取，没有回报，或总是单方面的付出，没有相应的收获，这样一种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我们提倡人际交往中要贯彻一条基本原则，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原则也许我们早巳耳熟能详，但并不是我们人人都能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我们备受关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已经习惯了父母对我们的那种单向的、全身心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宠爱(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到了社会上，在与家庭以外的人的交往中，我们还能像在家里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对你的关爱吗？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的次序绝对不能颠倒。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我为人人”做起，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享受到“人人为我”的恩惠。只有履行了“我为人人”的义务，你才有享受“人人为我”的权利，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得以正常维系的基本准则。反之，要是每一个人都希望享受“人人为我”的恩惠，却不思如何去履行“我为人人”的义务，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谁都无法得到“人人为我”的服务，这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极端自私和混乱的人间地狱。具体而言，在我们和同学朋友相处的时候，也要贯彻这一原则。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付出的是成本，获得的是报酬，报酬减去成本就是交往的利润。这种成本、报酬、利润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人的情感因对利润的评价不同而产生差异：当利润呈正值时，评价积极肯定，就会产生亲切友好的积极情感；利润呈负值时评价消极否定，则会产生嫌恶憎恨的消极情感。
看起来我们是在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类推人际交往的关系，似乎太多的世俗味。但我们仔细地分析其中的规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的科学性。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我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我为人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投资”(事实上如果你觉得某人不值得交往，那你在情感上也就不会有投入)，而这种投资，追求的利润有近期利润和长远利润之分。
过于追逐近期利润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势利小人，因为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先付出；或是稍有付出，马上就要获得报酬；或是把自己的付出明码标价，甚至是高价拍卖，以求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急功近利之徒，往往被人所不齿。而那些与人交往中只知索取，没有投入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人愿意与他们做朋友的。
在这种社会交换中真正的大赢家，应该是那些“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人。眼光远大、心胸博大者，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长远的利润。他们总是慷慨地自己先付出，而不急于求得回报，因而在他们的账目表上，利润长期呈负值。很显然，假如一个人能够首先把利润让给别人，也就是总是先做到“我为人人”，他在人际交往中就处于主动地位，受人欢迎，而且他最终也会得到合理的回报，得到“人人为我’’的殊荣和权利。因为在人际关系的情感和利益的转换中，不管哪一方首先付出，最终总是趋于平衡的。
我国一位著名学者在其新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提出，道德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等价关系或者平等关系。人自利并不错，问题是自利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别人同样有自利的权利，每个人都不得侵犯别人自利的权利。
在人际交往中，一味地强调、单方面地享有“人人为我”，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极度伤害人际关系的。不能想像，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一个从不关心别人的人，一个从不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会有许多朋友。我所认识的一个大学生小H，在与同学交往中很不成功。他说起宿舍里同学们对他的群起而攻，心中很有些愤愤然。小H在家中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饭菜上桌，总是由他先挑，鸡大腿照例是他的专利，最大的荷包蛋他是当仁不让。其他衣食起居，莫不以他为中心。到了学校里，与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家中所有的优惠都已不复存在，可小H惟我独尊的脾性却依然故我。同学买来的零食，他拿起来就吃；人家刚借来的图书，他招呼也不打就带回家去；夜晚进了宿舍，不管别人是否已经熟睡，他总是旁若无人，咋咋呼呼。弄得大家都不喜欢他。
冲突的发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天，一位同学不小心打碎了两只热水瓶。到了晚上，有人提议六个人平均使用剩下的四瓶热水，大家都表示赞同，惟独小H反对。他说谁打碎了水瓶，谁承担后果，并抢先把一瓶水全部用完。这一来，触犯了众怒，大家纷纷指责小H自私。同学甲说那天小H生病，是他帮助他去食堂买的饭莱送到床头；同学乙说那天小H的父母来探视，恰巧小H不在，是他忙着接待小H的父母，端茶倒水削水果；同学丙说打碎水瓶的责任也不全在自己，本来今天应该轮到小H值日，他是看小H1400米体能测试跑得太累，才悄悄地帮他去打水的。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小H无地自容。我想用不着多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小H在学校里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你是他的同学，你会喜欢这种人吗?
中国北宋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境界，是无数先哲为之终身奋斗的崇高目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则应该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准则。当然，“我为人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换取“人人为我”(虽然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抱着功利的目的去履行“我为人人”的义务，那最终的结局也是很可笑的。因为你的心里始终有一杆秤，不断地计量着自己的付出和收获，如同市场上的小贩。你应该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付出必有所得。这是人际交往中的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世界正是在这种利益、情感的互换中维持着互惠平衡。
我们不妨每日思索一下：
当你在新生接待站受到高年级同学的热情关照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明年我也要为下一届新生志愿服务?
当你收到了同学寄来的新年贺卡的时候，你是否也给他寄去了同样的心愿?
当你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接受着别人的祝福时，是否想到也要为别人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当有人为你送来一把你遗忘在图书馆的雨伞时，你是否想过你也会千方百计地为捡到的钱包寻找失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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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 [157]
陶靖
浙西山区有一个地方叫胡家岙，自清末以来就以出勤劳能干的保姆著称。那一带山深路险，土地贫瘠，山民们生计艰难——这大概是造成当地妇女大量外出，到沿海一些富裕地方给人家当女仆、女佣直至现在称之为保姆的主要原因。
胡家岙的保姆除了勤劳能干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主家忠心耿耿。
胡林香，胡家岙小溪村人，家境十分贫穷。她20岁那年丈夫在出山卖柴途中失足坠崖身亡，当时她已有身孕，但因过度的悲伤和操劳而不幸流产。她孤苦伶仃地在家熬了两年后，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外出给人家当保姆的路。
她的第一个主家是浙东某市的一个大富商，她在他们家一待就是10年，带大了富商家的一个小姐和两个少爷。胡林香自己没有儿女，她将自己全部的感情都给了这3个孩子，给他们分别起小名叫大林、二林和小林，对他们百般疼爱和呵护，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的勤劳能干和忠诚也赢得了富商夫妇的信任，他们将家中的许多事务都托付与她，把她当做家中的一员看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到解放前夕，富商夫妇突然决定要举家逃往台湾。临走前他们与胡林香商量，请她留下来保管一批财物，说此去吉凶难料，他们要在家乡准备一条退路，万一将来有什么意外，也好回来靠着这批财物重振家业。他们留下的财物包括大量的银元、金条和一些珍贵的珠宝首饰，富商夫妇说这些东西十分珍贵，眼下时局混乱，人心险恶，只有让她来保管才可放心。
胡林香含泪接受了主家的重托，她发誓为了大林姐弟，自己就是舍命也要守住这些东西，绝不让它们有丝毫的损失。
富商一家走了，胡林香像是被人摘走了心肝，守着那座深宅大院痛哭了一场。后来她记起了主家的重托，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相信自己只要守住了这些财物，就会有重见孩子们的那一天。于是，她用厚实的布做了一条宽腰带，将那些珠宝首饰都密密地缝在腰带里，再紧紧地捆在自己的腰间。那批银元和金条她分成几次悄悄地运回到胡家岙，全都埋在自家房中的床铺底下。
藏好了那些珍宝财物后，她在家中整整等了9年。她节衣缩食，俭省得一根咸菜也要吃上两天。每天一有空闲她就坐在门口向东眺望，口中反反复复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有好心人劝她再找个婆家，不要太苦了自己，她谢绝了；也有人劝她再出去投一个主家，她也托病谢绝了。
她在一心一意地等着大林姐弟们回来。直到后来她自己的积蓄都用完了，为了不动用主家托管的财物，这才不得不锁上家门，又一次走上了外出给别人当保姆的路。
她的第二个雇主是浙东某军分区一个姓周的参谋。正巧军分区司令部就设在原来富商家的那个大院里，胡林香因为思念孩子，又走进了那个大院，在周参谋家当了保姆。
她在周参谋家整整待了28年，周参谋从军分区参谋一直升到军分区的司令，其间多次调动搬家，夫妇俩一直舍不得让胡林香走。她带大了他们的5个孩子，接着又帮着带周司令的两个孙女。28年来，她只求周司令办过一件事，就是托人关照胡家岙乡政府照顾好她的家，她说自己以后还要回胡家岙去，别让人毁了她的那两间茅屋。
1988年，周司令退休要回青岛，夫妇俩一再劝她一起走，到青岛去共度晚年，说青岛的条件和气候都比南方要好，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但是她却一直在思念着大林姐弟，一直没有忘记富商夫妇临走时的重托。她谢绝了周司令夫妇的盛情邀请，说自己要留下来等大林姐弟们回来，不见上他们一面她死不瞑目。
周司令一家走后，她回到了胡家岙，用几十年的积蓄翻盖了她家的那两间茅屋，因为茅屋已经相当破败，她怕一旦倒塌就要危及埋藏在屋里的那些财物的安全。
翻盖好房屋后她又在家中等了3年。此时她已经72岁高龄，多年的积蓄都已经在翻盖房屋及后来的几年中用尽，于是她决定回到军分区大院的附近。那里是大林姐弟们的家，她坚信只要他们回来，就肯定会到大院里去，自己只要在那里等着，就一定能够和他们重新相见。
军分区大院的门口依然笔直地站着两个哨兵，进出大院的人和车辆也仍然川流不息，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人认得她就是3年前周司令家的保姆了。
此时她除了腰中缠着的那些珠宝外，已经身五分文。白发苍苍的她再也不可能去给人家当保姆，为了维持生活，她只得一手拄着一根竹竿，一手拿着一个压扁了的饭盒，过起了乞讨的日子。白天，她席地坐在大院门口的街道旁边，饭盒就摆在她的面前。每天能要上多少钱她并不在意，只要天天能在这里守着，她就觉得踏实。傍晚时她收起饭盒里的几角零钱，买两个馍到郊外的一处庵堂里，与庵中的那个老尼为伴。
她就这样每天仅靠两个馍一碗水，在那里一坐又是5年。5年来，她望穿了眼流尽了泪，不顾严寒酷暑，天天像石雕铁铸般地坐着，盼着3个孩子归来。无论什么时候，走近她身边的人都会听见她在反反复复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城里人好奇，常有围观的人问她大林二林小林是谁，她就说是自己的孩子；又有人问他们现在怎么了，她就伤心得不再回答，接着又自顾自地念叨：“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
时间一长，大家都说她疯了，想孩子想出病来了。哪里有正常人在那里一坐就是5年，而且每天反反复复就只有这一句话的呢?
1996年7月里的一天，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后就晕倒在大院的门外。军分区里的人赶紧将她抬到医务室抢救，医生发现她的情况很危险，一边对她采取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边松开她的上衣准备做进一步的检查。不料多年的警觉让她突然惊醒过来，随即双手紧扼腰间，拒绝医生对她再做任何检查。医生劝她，说她的病情危急，如不配合救治恐怕有生命危险。她听后流下了眼泪，自己也觉得体力不支，恐怕难以维持。于是她取出了周司令留下的电话号码，请医生交给军分区首长，说自己是当年周司令家的保姆，有重要事情要与周司令面谈，请首长赶紧与青岛的周司令联系。
军分区首长接到报告后相当吃惊，他一边指示尽全力抢救，一边拨通了青岛周司令家的电话。周司令接到电话后更加吃惊，立即搭乘最快的航班飞到省城，当他连夜赶到她的身边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周司令握着胡林香的手听完了她断断续续的一番话后，又是惊奇又是感动。想不到这个当了一辈子保姆的贫苦女人竟是如此仁义和守信，五十多年守着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哪怕是穷到了乞讨为生也分文未动。他这才明白了她临终前千里迢迢叫他来的用意。于是他恭敬地弯下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胡大姐，你放心，我都听清楚了，现在你准备怎样处置这些财物呢?”
的声音更轻，但是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她说：“我等了他们一辈子，看样子他们是不回来了……将这些东西都捐出去，修一条胡家岙到山外的公路……我丈夫当年就是在山上摔死的……胡家岙的人太苦，给他们修一条路……”
周司令亲自执笔记录，他含着眼泪对她说：“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亲自去办好这件事。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把我的墓修在公路边上……”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像一根游丝在空中飘来飘去，“我要在路边……等大林他们……回来''
胡林香老人去世后，她保管的那些遗物经银行收购以及拍卖，共售得现金五千八百多万元。
2002年10月，胡家岙通往山外的公路正式通车。遵照老人的遗愿，她的墓就修在公路起点的山坡上，墓门朝向东方，墓前立有两块石碑，正面的墓碑上刻着：“老保姆胡林香之墓”，落款是“胡家岙百姓敬立”；侧面的碑上刻着老人几十年来反复念叨的那句话：
“大林二林小林，你们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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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天堂”的回信 [158]
【美国】鲍勃?格林
伯尼．迈耶斯身患癌症，他10岁的孙女萨拉?迈耶斯对于他的死感到十分突然，说她还没来得及向爷爷说句告别的话呢。有好几个礼拜，萨拉对此都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可是有一天，她参加完朋友的生日聚会，手里拿着一只鲜红的氢气球回来了。
母亲回忆道：“她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出来时又拿着那个气球，还有一只信封，上面写着‘天堂伯尼爷爷收’。”
信封里装着萨拉写给祖父的信，她说她爱他，希望他能够听到她所说的话。她又在信封上面写上回信地址——伊利诺斯州威尔梅蒂，然后就把它系在气球上放了。
母亲还记得：“那气球看上去那么容易破，我以为它连三棵树都飞不过去，可它竟飞走了。”
两个月过去了。一天，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的信：
亲爱的萨拉及你的家人和朋友：
你给伯尼．迈耶斯爷爷的信看来已经到过目的地，他读到了。我知道，天堂那儿不能接收有形的东西，所以它又飘回到地上了。他们只把思想、记忆、爱心等等留下了。萨拉，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起了爷爷，他都会知道，并满怀慈爱地来到你的身边。
诚挚地，
唐?考普(也是一个爷爷)
考普是一位63岁的退休职员。他在离威尔梅蒂将近600英里的宾州东北部的一次狩猎中发现了这封信和几乎瘪掉的气球。气球落到了一片乌饭树上，在此之前，它至少飘过了三个州和北美五大湖中的一个湖。
“尽管考虑怎么说花了我好几天时间，”考普说，“可给萨拉回信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萨拉说：“我就想收到爷爷的回信。现在看来，我已经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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