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 [81]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82]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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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短文两篇
我们需要一场新生活运动 [83]
郝铁川
契约关系一般来说就是法律关系，契约意识是现代法律意识的核心。培育契约意识是提高国民法律素质的重要任务，法治现代化的实质是“从身份到契约”，没有正确的契约观念，就把握不住现代法治的精髓。
培育契约意识，关键在于要把契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契约是生活的理性化的产物，理性化的生活需要借助契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透视一下美国人家庭理财方面的契约精神。
据介绍，美国的夫妻们在家庭理财方面普遍地约法三章。第一，一个家庭开立两个账户。即：丈夫开一个账户，妻子开一个账户，家里的一切生活开支一笔不漏地全都记在一个流水账簿上，夫妻双方每一季度或半年结一次账。如果丈夫为家庭开支数额较大，那么妻子就会用丈夫的家庭开支数额减去自己的家庭开支数额，将余额平均后，主动将自己少支出的那一笔钱划到丈夫的户头上去，达到家庭生活开支两人平衡。据统计，目前在美国，这样的家庭占全美国家庭总数的74．5％以上。第二，夫妻双方经济独立，但朋友是共同的。美国人认为，不管是谁，我们都可能成为朋友，每一个朋友，带给一个家庭的好处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所以，尽管丈夫的朋友妻子不认识，或者妻子的朋友和丈夫没有什么交往，但礼金费用是必须由两人分担的。第三，家庭风险投资，需先进行法律公证。家庭风险投资是对夫妻双方经济独立的最大挑战。因为丈夫或妻子个人行为的风险投资，常常对家庭经济造成威胁，对于一个家庭，法律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而不针对某一个家庭成员。现在，实施风险投资公证，已成为美国人家庭理财的一种新手段。州立法议员劳拉解释说：“如果丈夫要搞风险投资，必须经过妻子的同意。假若妻子不同意，夫妻双方可以到司法机关进行公证，以确定这项风险投资纯属个人行为，与妻子和家庭其他成员无关。投资赢利也完全属于个人赢利。如果投资失败，家庭和妻子将不承担任何风险，亏损债务将由投资者个人承担和偿还。”
于此可见，美国人在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视契约化管理。而这种契约化管理无非就是清楚地约定、划分各自的权利义务。家庭是每一个人的免费的启蒙学校，平日里耳濡目染，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便如同春雨润物般注进了人们的心田。
我们近年来大力宣传、倡导依法治国，进行普法教育，但在把法治变为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在生活领域贯穿现代法治精神方面却考虑得很少。家庭生活中的非理性精神过于浓烈，不少家庭享受的是现代物质文明，过的却是颇具封建味道的传统精神生活，“家法”与“国法”相悖，法治与生活脱节。
因此，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然呼唤我们进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就是确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权利，人们各有选择、各得其所，互不妨碍、互不干涉，彻底废除过去在生活上一部分人管制另一部分人、老年人时时管制青年人、所有人都在受别人管制的“奴隶制”，人人都平等地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人类历史早已告诉我们，生活方式比生产方式更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影响人们的个体和群体意识。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从意识萌芽到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影响因素大多来自于他日常的生活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造成人们一定类型的社会意识。虽然人们的意识会有许多具体的差别，但在同样的生活条件下，在最基本的方面，一定有其共同的特征。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在通过塑造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而塑造一个时代的人。
在我们今天的婚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中，有不少关于婚姻、家庭、社会交往、民族关系、风俗习惯等有关生活方式的多方面的内容，然而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是平等、自愿、自立、自尊和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精神。中国的法治必须扎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必须追求以现代契约为表现形式的理性化生活。
总之，为了中国的法治，我们需要一场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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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风波”的法律透析 [84]
郝铁川
余秋雨先生是我国近年来声名昭著、成就突出的学者。近来，以“文坛怪才”余杰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围绕两个问题，穷追不舍地向余秋雨发难：一是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是否做到了守身如玉；二是余秋雨该不该对“文革”时期的“失身”忏悔。笔者无意介入这一风波，但感到其中的某些法律文化现象，令人关注和深思。
第一，余秋雨是否享有某些个人历史资料不为公众所知的隐私权？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名人，其作品已面向社会，而不仅仅限于学术界。因此，可以把他列入公众人物。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程度要低于普通百姓，但又要高于政府官员。夸张一点地说，政府官员因其与普通百姓的利害关系特别密切，因而几乎没有什么隐私需要法律保护，他们在公众面前是“全裸”的。但作家、歌星、球星在公众面前只能是“半裸”的，即与他们取得成就的相关因素是需要向公众暴露的，而与其成就无关的隐私内容则要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因为他们和公众的利害关系不像政府官员、政治家那样密切。
余秋雨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其散文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余秋雨的散文何以写得好？他受到过哪些老师的指点、受到过哪些严格的写作训练？他阅读过哪些作品、受到过谁的较大影响？这些本来属于他的个人隐私内容，但因余秋雨由其散文成就而成为公众人物，则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要求，不受法律的特殊保护。
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守身如玉，这属于余的政治表现，与其散文成就并无直接关系，无需向公众暴露，法律亦应将其列入个人历史资料，作为隐私权而给予严格保护。这样的保护之所以必要，一定有利于余秋雨的内心安宁，保持旺盛的精力，写出更多的散文；二是有利于余秋雨家人、后代的内心安宁。不恰当地抖落余秋雨的所谓“丑行”，无疑会殃及余氏家人、后代，因此，我们一定要严肃地想一想，究竟应不应该让余氏付出这样的代价？
第二，余秋雨是否享有不为自己过去行为忏悔的内心自由权？笔者未曾、也无必要去调查余氏在“文革”　中有无劣迹，现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他在“文革”中确有污点，是不是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来向公众忏悔？否！
思想自由、行为守法，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要受法律的约束，而一个人的思想则不受任何强制性专政。这在现代民法中被视为内心自由权，她属于人格权范畴。即：内心自由权是一种以意志、意思决定的独立和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不法强制他人接受思想观点、接受或者变更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都属对内心自由权的侵害。
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无规定任何公民都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忏悔的义务，借助外力强迫一个人进行忏悔是有侵害一个人内心自由权之嫌疑的。既然不是法定义务，那么公民个人愿不愿意进行忏悔，完全由公民个人实行意思自治。但在这里存在一条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即：民主社会对于一个人是否做出道德高尚的行为（包括忏悔），实行自愿原则，虽然提倡、但不强迫；而专制社会则实行自觉原则，不管你是否自愿，但在行为上你都必须自觉地这样做。
70年代初，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曾下跪于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陵墓之前，为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此举受到世人的普遍赞颂；但我们同样看到，在西方仍有极少数信仰纳粹的人，只要他们行为上没有违反法律，其信仰仍然受到法律、世人的容忍。这大概就是伏尔泰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政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至于他如何认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愿不愿意公开忏悔，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事情，与公共利益无关，与其散文成就无关，余杰等人口诛笔伐，并声称要“穷追不舍”地逼其就范，倒有点“文革”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全面专政”味道。
当今的农民通过“海选”、乡村自治，将逐步熟悉法律；工人、企业家亦由于涉足商海而逐渐熟知法治，而文化人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文联、作协等又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批堡垒，因此，我们真切地喊一声：文化人啊，别成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法盲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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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故事
最后关头的民主
李金声
“9．11，，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现在想起在电视上目睹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的那一幕，心脏仍然有被电击的感觉。上周阅读《南方周末》上学者研讨“9．11事件的文章，从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这个细节几天来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沉甸甸的。
细节的详情是这样的：“9．11”这天，恐怖分子在美国上空劫持了四架民航飞机。其中的两架先后撞击了纽约的世贸大厦，另一架也扑向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被劫持以后，机上的乘客已经得知上述恐怖行为，面对就要降临的灾难，全体乘客进行了一次是否和歹徒进行搏斗的表决，表决的结果是飞机上的大多数男人赞成和歹徒进行搏斗。这一细节由于当时飞机上一个美国男青年的冷静，用手机陆续将这些情况告诉地面上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女友，从而没有随着飞机的坠毁而淹没，从而成为世界各种文字的报纸引用最多的一段新闻情节。
在现代社会里投票表决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惟独这次表决会给我以无比的震撼?这是因为这次表决充分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可能有人会说这架飞机上的乘客过于迂腐，是否和歹徒搏斗这样千钧一发的事情还要通过表决来进行，不是明摆着书生之举吗?采取表决的方法是不是因为贪生怕死?用传统观念来看待这一行为的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片面地宣扬英雄主义，培养了不少英雄也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牺牲，特别是一些英雄在自己奋不顾身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利，是否会侵犯别人的什么权利。飞机是一个特定的场合，和劫机歹徒搏斗极有可能机毁人亡。这个时候献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搏斗者本人的生命，还包括飞机上所有人的安全。因此反抗者仅有自己的不怕死精神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不怕死能换来的是什么，要考虑别人对你的这一举动持什么意见。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人身权利，尊重众多人的权利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表决。“9．11”事件中的第四架飞机最终没有逃脱坠毁的命运，这不是乘客们缺乏勇气和果断，更不是反抗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恐怖分子的残暴才造成的。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由于进行了表决使大家空前地团结起来，男乘客们齐心合力与歹徒搏斗这才防止了第三幢大楼被撞，才使成百上千的无辜者免于死难。
民主是一个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制度，但是建设它却需要极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并不紧要的时刻需要，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更无法弃舍。它并不总能代表最好的结果，但是依靠它人类就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不可饶恕
蔡玉明
一位留学德国的中国高材生，以优异成绩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可求职时，被多家公司拒收。高不成只好低就，他就找了一家小公司。结果，小公司同大公司一样，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
这位高材生愤怒了，嚷着要控告这家小公司种族歧视。德国人为愤怒的他送上一杯茶水，从档案袋中抽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一份记载着他曾3次在公共汽车逃票的记录。逃票这区区小事，竟成为德国大小公司拒收他的同一理由。
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毕业回国时，在机场拿着机票却没能登机，原因仅是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而尚未归还。
北京广播学院在2002年初的期末考试中开除了7名作弊学生，其中有3名是应届毕业生。读了4年大学，仅仅是一次考试作弊就被勒令退学，是否太严重?北广说，他们这条校规定了9年，没有饶恕过一个考试作弊的学生。
和一位香港学者谈论以上几例小事，这位朋友居然为“不可饶恕”拍手叫好。她列举的理由很简单；
一是社会规则。规则是一个社会成熟与规范的标志，必须人人遵守，规范执行。
上车买票，借书还书，考试自律，在“规则”这个概念上，同不能杀人越货是同一性质的。
二是个人信誉。上车逃票是“贪”，借书不还是“赖”，考试作弊是“骗”，一个人在小事上都靠不住，还可以保证在大事上不贪不赖不骗吗?在美国，如果说你上过一次“黑名单”(信用卡透支逾期不还，拖欠电话费等)，你将在以后的生活中寸步难行，没有信誉就没有了生存。
而美、英、德、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政府能够大量拨款，雇专门的义工对犯罪边缘人、酗酒成性之徒进行心理治疗，试图帮助他们重获新生。可这些国家仍在“逃票”“借书不还”这类小事上“锱铢必较”，不容宽恕。矛盾之中似乎见高招。
信息时代令社会有了更科学地执行规则与监督的手段，欧美大国，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都时兴建立个人信誉档案。即使你逃过一次票，“赖”过一本书，都会毫不留情地记录在案，锁定你一生。
走近“不可饶恕”的日子，小事不小噢!
在“规则”面前低头
张丽钧
最近读到一篇短文，是嘲笑循规蹈矩的德国人的：中国的留德大学生见德国人做事刻板，不知变通，就存心捉弄他们一番。大学生们在相邻的两个电话亭上分别标上了“男”“女”的字样，然后就躲到暗处，看“死心眼”的德国人到底会怎么做。结果他们发现，所有到电话亭打电话的人，都像是看到了“男”“女”厕所的标志那样，毫无怨言地进入了自己该进的那个亭子，有一段时间，“女亭”这边电话闲置，“男亭”那边宁可排队也不往“女亭”这边运动。我们的大学生惊讶极了，不晓得德国人何以“呆”到了这个份上！面对大学生们的疑问，德国人平静地耸耸肩说：规则嘛，还不就是让人来遵守的吗?
德国人的刻板可以让我们开心地一连笑上三天，他们看似有理的解释也足以让某些一贯无视规则的“国产大能人’’笑掉牙齿。但是，在开心之余，在嘲笑之余，我们是否也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漠视规则已经多久了?我们总是聪明地认为，规则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活人为什么要被死规则套住?
我想，世界上如果真有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应该比地狱的规则更详细，天堂的人应该个个堪称遵守规则的模范。甘愿接受规则约束的心灵是真正自由的心灵。相反，无视规则、对抗规则的心灵是被魔鬼钳制着的不自由的心灵。在规则面前低头，是人类崇高精神的最佳体现。
规则看守的世界才是高贵生命的圣洁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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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科学探索精神 [85]
在高中阶段，学生们处理抽象问题和假设问题的能力会得到改进。此时，学生们有些意识到科学所具备的试验性和科学研究是无穷尽的。但是，学生们不应据此得出结论，认为科学的易变性允许人们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信念可以同其他的信念一样好。各种理论相互竞争，以求得认同，但是，只有那些证据充分和逻辑说服力强的理论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在这个年龄段，还可引导学生们认识科学预测的性质和重要性。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教学内容中，应强调统计、概率和建立模型，在对生物、气象和社会体制等复杂现象进行科学预测中的应用。注意应该把对科学的预测同大众对占星术的看法和对体育比赛结果的竞猜区分开。
到十二年级结束，学生们应该知道：
? 进行科学探索有种种理由，包括探索新的现象，检验前期的结果，试验理论预言的可信度，以及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比较。
? 在科学探索中，可以广泛地应用假设来确定需要重视的资料和需要寻找的新资料，并引导人们对资料(包括新的和已有的数据)作出解释。
? 有时，科学家们为了获得某些证据可以对实验条件加以控制。当这样做由于实际上的或伦理上的原因而不可能时，他们就努力去观察尽可能扩大的自然过程的范围，以便对不同的模式加以甄别。
? 在科学的各个领域，对研究哪些内容和怎样研究有不同的传统。但是大家对证据，逻辑和好理论的意义却具有共同的信念。而且，大家一致认为：科学所有领域的进步都依赖于智慧、勤奋的工作，想像力，甚至机遇。
? 由于在任何一个研究小组里工作的科学家们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看法，所以，即使组成若干个科学研究组，也不能消除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的疑虑。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人们期望科学研究小组在制定调查计划和分析数据时尽量摒除偏见。互相核对研究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能够起些作用，但仍然无法保证根除偏见。
? 在短期内，与科学的主流思想不一定吻合的新观念常常会遭到激烈的批评。在较长的时期内，判断新的理论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它与其他的理论相适应的情况；它所解释的现象的范围；它对观察结果所作的解释的可信度；以及它预测新发现的有效程度。
? 在科学领域，新的观念常常受到孕育这些观念的环境的限制，它们常常受到科学上条条框框的排斥；新的观念有时是从意想不到的发现中产生的；新的观念通常是经过许多研究人员作出贡献后慢慢地成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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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生 [86]
钱穆
科学头脑，冷静，纯理智的求真，这是现代一般知识分子惯叫的口头禅。然而整个世界根本上就不是冷静的，又不是纯理智的。整个人生亦不是冷静的，亦不是纯理智的。若说科学只是冷静与纯理智，则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生就根本不是科学的。试问你用科学的头脑，冷静，纯理智的姿态，如何能把握到这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生之真相。
张目而视，倾耳而听，如何是真的色，如何是真的声。视听根本便是一个动，根本便带有热的血，根本便参杂有一番情绪，一番欲望。不经过你的耳听目视，何处来有真的声和真的色。因此所谓真的声和真的色，实际都已参进了人的热的血，莫不附带着人之情和欲。科学根本应该也是人生的，科学真理不能逃出人生真理之外。若把人生的热和血冷静下来，把人生的情和欲洗净了，消散了，来探求所谓科学真理，那些科学真理对人生有好处，至少也得有坏处，有利也须有弊。
人体解剖，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架活机构，血冷下了，肉割除了，活的机构变成了死的，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生人，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决不能让你纯理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是赫然的一个尸体，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你在纯理智的对待他。但你莫忘却，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群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但病态不就是生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却对整个人生，活泼泼的人生应用不上。
先把活的当死的看，待你看惯了死的，回头再来看活的，这里面有许多危险，你该慎防。解剖术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曾屡次应用过，但屡次遭人非难，据说在西方历史上亦然。这并不是说解剖死人的尸体，得不到对活人的身体上之某几部分的知识。大抵在反对者的心里，只怕养成了你把活人当死人看的那种心理习惯。那就是冷静，纯理智和科学头脑。反对者的借口，总说是不人道。不错，冷静，纯理智，便是不人道。人道是热和血之动，是情与欲之交流，哪能冷静，哪能纯理智。若科学非得冷静与纯理智，那科学便是不人道。把不人道的科学所得来的知识，应用到人生方面，这一层不得不格外留神。
科学家所要求的，在自己要头脑冷静，要纯理智，在外面又要一个特定的场合，要事态单纯而能无穷反复。那样才好让他来求真。但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根本就不单纯，根本就变动不居，与日俱新，事态一去不复来，绝不能老在一个状态上反复无穷。因此说世界与人生根本就不科学，至少有一部分不科学，而且这一部分，正是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用人为的方法，把外面复杂的事态在特设的场合下单纯起来，再强制的叫他反复无穷，如此好让我们得着一些我们所要的知识。然而这真是一些而已。你若认此一些当做全部，你若认为外面的世界和人生，真如你的实验室里的一切，也一样的单纯，也一样的可以反复无穷，科学知识是有用的，然而你那种心智习惯却甚有害。而且你所得的知识的用处，将抵偿不过你所养成的心智习惯的害处来得更深更大。
原来科学家本就把他自身也关闭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的，他把他自身从整个世界整个人生中抽出，因此能头脑冷静，能用纯理智的心情来对某些单纯的事态作无穷反复的研寻。他们所得来的知识，未尝不可在整个世界与整个人生中的某几处应用，让我们依然把这些科学家在特定的场合中封闭，研究人体解剖的医生，依然封闭在解剖室里，整个医学上用得到解剖人体所得来的知识，但我们不要一个纯解剖的医学。人生中用得到科学，但我们不能要一个纯科学的人生。科学只是寻求知识的一条路，一种方法。我们用得到科学知识，但我们不能要纯科学的知识。否则我们须将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大大地解放，是否能在科学中也放进热和血之动，在科学中也渗人人之情感与欲望，让科学走进人生广大而复杂的场面，一往不复的与日俱新的一切事态，也成为科学研究之对象呢?这应该是此下人类寻求知识一个新对象，一种新努力。
前一种科学，我们称他为自然科学，后一种科学，则将是人文科学了。近代西方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出发的，我们渴盼有一种新的人文科学兴起。人文和自然不能分离，但也不能用自然来吞灭了人文。人文要从自然中出头，要运用自然来创建人文。我们要有复杂的变动的热情的人生科学，来运用那些单纯的静定的纯理智的非人生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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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 [87]
程亚文
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19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遗憾的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一面也就统统显露。
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
“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科学的这种影响，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力，但这绝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 ──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对科学中的军事介人，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下，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样的危险。1947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1948年，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年前与50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50多年前的声音：“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 ──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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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 [88]
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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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　译）
公众的科学观 [89]（外一篇）
史蒂芬?霍金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100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出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的，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现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当矛盾。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新发展继续导致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而不信任科学。一位在实验室中制造佛朗克斯坦机器人的发疯科学家的卡通人物便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这也是支持绿党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兴趣盎然，这可从诸如《宇宙》电视系列片和科学幻想对大量观众的吸引力而看出。
如何利用这些兴趣向公众提供必须的科学背景，使之在诸如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和遗传工程方面作出真知灼见的决定？很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中学基础教育。可惜中学的科学教育既枯燥又乏味。孩子们依赖死记硬背蒙混过关，根本不知道科学和他们周围世界有何相关。此外，通常需要方程才能学会科学。尽管方程是描述数学思想的简明而精确的方法和手段，大部分人对之敬而远之。当我最近写一部通俗著作时，有人提出忠告说，每放进一个方程都会使销售量减半。我引进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也许没有这个方程的话我能多卖出一倍数量的书。
科学家和工程师喜欢用方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需要数量的准确值。但对于我们中的其他人，定性地掌握科学概念已经足够，这些概念只要通过语言和图解而不必用方程即能表达。
人们在学校中学的科学可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现在科学进步的节奏如此之迅速，在人们离开学校或大学之后总有新的进展。我在中学时从未学过分子生物学或晶体管，而遗传工程和计算机却是最有可能改变我们将来生活方式的两种发展。有关科学的通俗著作和杂志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知悉新发展，但是哪怕是最成功的通俗著作也只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阅读。只有电视才能触及真正广大的观众。电视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科学节目，但是还有些人把科学奇迹简单地描述成魔术，而没有进行解释或者指出它们如何和科学观念的框架一致。科学节目的电视制作者应当意识到，他们不仅有娱乐公众而且有教育公众的责任。
在最近的将来，什么是公众在和科学相关的问题上应做的决定呢？迄今为止最紧急的应是有关核武器的决定。其他的全球问题，诸如食物供给或者温室效应则是相对迟缓的，但是核战争意味着地球的全人类在几天内被消灭。冷战结束带来的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解表明，核战争的恐惧已从公众意识中退出。但是只要还存在把全球人口消灭许多遍的武器，这种危险仍然在那里。前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把北半球的主要城市作为毁灭目标，只要电脑出点差错或者掌握这些武器的人员不服从命令就足以引发全球战争。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有些弱国也得到了核武器。强国的行为相对负责任一些，但是一些弱国如利比亚或伊拉克、巴基斯坦或甚至阿塞拜疆的诚信就不够高。这些国家能在不久获得的实际的核武器本身并不太可怕，尽管能炸死几百万人，这些武器仍然是相当落后的。其真正的危险在于两个小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会把具有大量核储备的强国卷进去。
公众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并迫使所有政府同意大量裁军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核武器销毁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武器的数量以减轻危险。
如果我们避免了核战争，仍然存在把我们消灭的其他危险。有人讲过一个恶毒的笑话，说我们之所以未与外星人文明所接触，是因为当他们的文明达到我们的阶段时先把自己消灭。但是我对公众的意识有充分的信任，那就是相信我们能够证明这个笑话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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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霍金
佚名
想起霍金，眼前就浮现出这位杰出科学大师那永远深邃的目光和宁静的笑容。
世人推崇霍金，不仅仅因为他是智慧的英雄，更因为他还是一位人生的斗士。
有一次，在学术报告结束之际，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捷足跃上讲坛，面对这位已在轮椅里生活了三十余年的科学巨匠，深深景仰之余，又不无悲悯地问：“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
这个问题显然有些突兀和尖锐，报告厅内顿时鸦雀无声，一片肃谧。
霍金的脸庞却依然充满恬静的微笑，他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随着合成器发出的标准伦敦音，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
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心灵的震颤之后，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涌向台前，簇拥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人们深受感动的，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苦难，而是他直面苦难时的坚定、乐观和勇气。人生如花开花谢、潮涨潮落，有得便有失，有苦也有乐；如果谁总自以为失去的太多，总受到这个意念的折磨，谁才是最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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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念 [90]
玛丽?居里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记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坐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比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分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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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捷　译）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91]
【法】巴斯德
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那使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很远大的，便亲自跑到我的家乡，好得到些帮助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但可以应用预防癫狂病的方法，并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很满意的援助。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
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建言。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
你相信你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很殷切地想发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着，总想推翻你自己的实验，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设完全消灭了之后，才宣布你的发明。是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尽了许多努力之后，终归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到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人类的灵魂所能感受到的一种伟大的快乐；而一想到他的祖国也因此荣耀，这快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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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11月14日)
没有灵魂的教育 [92]
李政涛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德沉默片刻，叫来仆人，吩咐说：“给他6个铜板，让他走吧，这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当时的反应，也许他会面红耳赤，幡然悔悟，也许会理直气壮地接过铜板，扬长而去。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欧几里德还在，他的大部分不是为铜板而学习的学生留了下来，在那个时代里，欧几里德们占多数。他们研究算术是为了观察思考数的性质，唤起思考的能力，引导心灵超然于变幻的世界之上而把握着本质和真理；学习几何学是为了引导灵魂接近真理和激发哲学情绪，以便了解关于永恒存在的知识，进而掌握“善”的本质，使人的智慧和能力更趋完善……对于他们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现实，成为他们生存方式的一个部分。
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这已经变为一种单纯的理想了。因为欧几里德们已经成为少数，倒是那类学生茁壮成长，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到老师面前，摊开双手问道：“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归宿在于“什么”，前提却是“从中”，也就是知识。所以，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
1884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表了一篇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感到这是一切教育的“问题中的问题”，全部教育都来源于它。斯宾塞的回答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因为它最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自我保存。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答案，在他之后的教育就变成了对这一结论的充分实践。也正是从那时起，人类的教育开始堕落了，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斯宾塞却给出了一个物质至上的答案，而且人们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我并非反科学主义者，这是荒谬的。我关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现有的科学知识给我们的生活与教育带来什么变化？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指出，科学知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足够的便利、充分的物质享受和种种不可言传的微妙好处，这依然没有脱离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之类的老套路。所以，欧几里德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可笑的，他们会钦佩那个学生的勇气，并用羡慕的目光遥望那6个铜板，把它视为革命性的象征。但他们忘了：革命有时能解放人，有时也能毁灭人。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实证的：那个作为革命者的学生从此就消失了，包括他得到的铜板。
现代教育的革命是从反智慧开始的。现代人追求的是与智慧无关的知识（一种可以使人聪明和精明的知识），它可以为人们带来实利，因而，这个时代流行的是金融、商务、会计、法律、电脑和公共关系学（这是一门有关如何温情脉脉地骗人和如何避免被人骗的科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遭到普遍的漠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理念的外化，智慧是人生的反观；知识只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智慧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
在柏拉图那里，智慧即关于“善之相”或绝对的善的知识，绝对的善就是绝对的价值。教育的目的是使人通过“认识你自己”趋向那绝对的善，为此，人要不断地去爱智慧，追求智慧，它能照料人的心魄，实现心灵的转向。孔子之所以鄙视樊迟，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樊迟孜孜以求的只是知识（如何种菜之类），与孔子心向往之的智慧相去甚远。可以说，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东西方古代文明共同的特征，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智慧之爱。
但不知什么时候这一源头不再流淌智慧，汩汩而出的只是知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淡化甚至吞没了对智慧的渴望，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但是由此导致教育界出现的种种现象就不奇怪了：我们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教育书籍和文章，教学方法和技巧不断花样翻新；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实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教师辛辛苦苦地工作，结果只是让学生学了大量考试之后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最佳发展，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看重和考试成绩；我们的素质教育讨论得热火朝天，但如何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至今没有搞清楚，结果把素质分割成各种技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堆集，而与智慧无关。因此，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训练”，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这绝非真正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应包括智慧之爱，它与人的灵魂有关，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93]。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路，而导向事物的本原，在本原中把握安身立命之感。如果单纯把教育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今流行的教育口号诸如培养学习兴趣，学得一技之长，增强能力和才干，增加见闻，塑造个性都只是教育的形式，而非教育的灵魂。
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真正的教育理应成为负载人类终极关怀的有信仰的教育，它的使命是给予并塑造学生的终极价值，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而不只是热爱学习和具有特长的准职业者。对此，北大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先生当年曾说过：“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此话今天听起来依然难能可贵。
而现今的教育，从课程体系、内容到授课形式、有多少与这种信仰和理想有关呢？它是有科学而无灵魂的教育。
有灵魂的教育不会排斥科学，相反它能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因为科学的基础和目标不能从科学本身中得到。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以科学为其直接任务的大学的真正活动，在于它丰富的精神生活，大学借助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从事科学的研究，追求绝对真理。” [94]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就有了灵魂，成为人类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意斯宾塞的结论：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成为老北大人竭力追求的目标，并不在于科学和民主本身，而在于科学民主过程中的精神，即蔡元培着力强调的“服从真理”、“独立不拘之精神”，在这一基础上，北大重建了强调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从而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与人格置于教育的中心。北大之所以成为莘莘学子的精神圣地，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后蔡元培时代”的教育愈加发达，灵魂的声音却愈加飘渺微弱。如今的教育并不缺少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并不缺少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也不缺少教育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惟独缺少有灵魂的教育。那种饱含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的自由、公正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被淹没在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可以预见，未来浮出水面的将是一群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理想的一代人，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将组成我们的民族，幸耶？灾耶？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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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可持续发展 [95]
──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牛文元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我想，“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目前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可能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所面对自身的发展和前途，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我记起一件事，1994年，李政道先生跟我谈过一次话，在这次谈话里他讲了这么一段精神，他说理论物理学家所关心的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来源，它的变化以及互相之间的关联，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我认为更加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本身。我说这个话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认为，更加艰难的和更难以把握精确行为的可能是人类社会，是我们地球。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勇于探索、自我前进，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有效规范的一种表达。
为了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讲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挑战。我们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人口，而且中国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20到30年，要相继来临，人口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居于首位的国情和我们必须要对待的问题。大家讲以人为本，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现在的13亿人，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经常讲，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做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无法体验的。人口问题，所谓三大高峰，第一是人口的总量，目前我们13亿，这个人口巨大的列车，它的惯性还是汹涌向前，每年一千到一千二百万的新生人口，我们还要坚持好多年。同时，就业人口，一个是由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升级换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培训，就是工厂的下岗职工，同时我们新的劳动人口应当怎样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是不可绕开的大问题。当然还有第三个高峰，那就是老龄化人口。在人口问题上，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在高层决策方面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我们的人口处于5.4亿到5.8亿的时候，实际上人口的压力我们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一些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人口问题将会是中国巨大的负担。当时马寅初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很可惜，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去批判它。马寅初知道人有一只口要吃饭，要消费，没有看到人有两只手可以劳动，去创造。这个问题经过五十年以后，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因此我经常用一句话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失策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目前我们人口数量的控制还在继续执行，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人口的结构，社会劳动力，社会抚养能力，老中青三者之间的匹配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当2050年，我们人口的数量基本稳定，或者达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更多的工夫去调整人口的架构，这需要再有二十到三十年。因此，1950年我们对人口所犯的错误，可能要到2050年才能纠正。也就是说，一百年的时间，给予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第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改革开放以后，翻两番，而且现在速度不减，这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每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增长率的换来，我们是靠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因此，我们粗放式的生产就导致了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超常规利用，而这种超常规利用，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
第三，我们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大家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我们有很多环境绿化，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对我们的支持。但是事实是，据国家权威人士发布，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形势其实是整体恶化。我可以想象，在座的诸位没有人能看到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到三番，而他们的生态环境却没有受到干扰，而且变得越来越好。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碰到过这种状态。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划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的速率，用横坐标代表人均的财富从少逐渐加大。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的速度是加大的。到了这个倒U型曲线，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再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变好，绕过这个临界点，向右侧逆转。我们统计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无一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也不会。这就是说，即使在你非常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仍然是要表达出来的。
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达到人均八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向右侧逆转。但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肯定不能再走，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鉴。当大部分中国人均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逆转的时候。
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现代化是我们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追求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将会在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得到具体的实现。这当然是能产生非常伟大的民族自豪感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给我们带来的肩上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所面临的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工业化的进程，超过城市化进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人吃的是闲饭。其实弄错了，真正生产力的聚集，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应该是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我们五十年来，执行城市战略一个偏差，造成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一个是落后，一个是城市本身完善程度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因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斯涅夫分析表明，其实在人均处于三千美元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扩大。只有过了3千到5千美元之后，他们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党和政府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诸如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等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改善区域不平衡。
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的意义，政治层面上的作用大于经济层面上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西部那样的生态脆弱和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下子提到东部这样的发达水平。这恐怕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允许东西部差异过大。我记得朱熔基总理，上任第一天答记者问，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是多少？熔基同志回答是0.39，0.4是国际上认可的警戒线，过了0.4之后，区域上的不平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目前是0.44到0.45之间，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因此我们看到目前的大案、要案，目前的腐败的势头，目前我们对黑社会、走私、绑票、抢银行等等，从前没有碰到过的现在都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包括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区域经济不均衡，可能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努力希望把经济系数控制在0.4以内，这是我们很大的任务。
我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知道，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计算，当时经济系数已经达到0.61，因此就发生了李自成的起义。李自成的纲领就是六个字，迎闯王不纳粮。千万人跟着他把明朝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搞了十几年，清朝从此以后就衰败了。那个时候经济系数是多少呢？根据历史学家分析是0.56。因此，洪秀全的起义也是不可避免。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际当时的经济系数在多少呢？历史学家的统计超过0.5，因此社会的稳定状况和整个有序状态就发生了变化。非常有意思，明朝的陕西甘肃起义、清朝的广西起义都是我们说的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光靠东部的发展，不顾及西部的发展，将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西部起来打烂你东部的坛坛罐罐。因此我基本看法是与其说我们从西部换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红利，倒不如说保持全国比较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
我们面临这六大挑战，意味着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这些战略和方向，不是传统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经过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反复讨论而提出来，这一点我非常钦佩。这说明他们是具有远见的，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这样一种精神提出来的。
现在我要讲到中国发展到世界大国的地位，我们所谓的世界大国是领土面积超过720万平方公里国家——我讲的是陆地面积，我们才叫世界大国。有人从经济方面，我们从领土。我们不和新加坡比，因为这个不可比。这7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有六个，我们比了这几个国家，当我们用人口平均除，中国在所有平均的下游，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列出几项，中国的国土面积的65%，也就是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国土面积的70%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当然东亚季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古代文明，但是，如果这个季风来得时间不对，或是数量不对，就会发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因此每年三月以后，中央的防洪抗灾的指挥部就忙起来了，每年都是如此，我讲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的55%国土的面积实际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这是很厉害的，一半以上。我们17%的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大陆的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1.83倍。稍有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离地心越远，要搞公路，搞建设，开发矿山，要建立城市，高出它一倍的地方，想想看要付出多少代价。
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每年多少次？这里每年的次数是标准化的，如果是按照标准一样，损失了多少经济、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面积，由此算出这样一个规律。大致在隋代的时候，每年只有1.6次，以后一直上升到现在的3.9次。将来到2030年左右会达到4.1次。这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济密度高了，同样是一种灾害在天津和新疆的沙漠里面，造成的损害当然不一样。最近我们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灾害，应该是正常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做特殊的情况来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我劝在座的诸位，不要轻易相信报纸说的特大自然灾害，它有五项标准，国际上是基本的同。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中国近500年来，大致有四次，明朝两次，清朝两次。清朝第一次雍正年间，第二次光绪年间，大概是1880年左右。大致有这么一个规律，每发生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周期135到150年。从1880年到现在，应该说中国还没有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尤其是1959年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特大自然灾害。这个周期已经临近了，1880年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因此我们计算机反复演示的结果，认为到2010可能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中国的概率74.6%。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计划部门，决策部门，应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考虑到这种突变、考虑到这种脉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危害，提早做好战略储备和各种准备，同时提高我们抗御灾害的能力。
再谈谈我们的决策失误。人口问题是我们第一次失误，58年大跃进是第二次失误，文革十年，是第三次失误。三次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牛津大学的计算，后来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计算，大概是列出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什么呢？人口不发生错误，现在大概10亿左右。GDP大致这样可比的。如果现在是100的话，如果我不犯这个错误，超过现在的0.4%。人又少了，人均GDP又增长了，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套战略，这是头脑清醒的决定。我们不会再去做重大的决策失误的事情，因为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扩大，这个要消耗掉每年的新增GDP五分之一，到目前来看，也就是20%左右，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如果你人口基本上不增长，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有的还有减少，那他新增GDP就完全可以用于它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中国目前却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负担。
资源的压力，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瓶颈。这个就不讲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我们和工业发达的七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创造的一美元消耗的能源大约是11.7乘上10的6次方焦耳，中国经济每创造一美元消耗的能源是69乘10的6次方焦耳，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创造我们的GDP。说明了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的。由此在制定战略目标的时候，必须把国家集约化生产方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集约化生产方式正是可持续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用好，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们人类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内涵，大致总结为6个方面，1.要惠及全面福祉；2、保障基本人权；3、创造机会平等；4、男女平等参与；5、弱势群体的救助；6、文明共建共享。我想它的实质就是要做到这些，以人为本的基本思考。我们所谓的全面的发展的内涵，大概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经济社会负责系统的全面的思考，不是光考虑经济，要考虑到社会，也要考虑到自然能不能支撑。二是我们要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不是光搞物质文明。第三是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结构的调整。
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第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是平和的、协和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种，而人要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奴仆，这当然不合理，这会受到自然的严重处罚。第二是是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大关系是核心走向。人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多赢、共赢，而不是谁要吃掉谁。当然在系统发展某一个转换的时刻，也就是系统转换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破坏旧系统，成立新系统。但是在一个长时期里，我们要在系统进展的过程当中，互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环境还要优美，共同创建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很难的，但是不走这条路，人类的未来是不可乐观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六大平衡，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另外还有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可持续供给与理性消费的平衡，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富足的平衡。这个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描绘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形态。
可持续发展催生新型国民核算体系，也就是进入绿色GDP的时代。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我们简化一点，从现在传统的GDP减去自然部分的虚数，减去人文部分的虚数，自然部分的虚数是过分的利用环境。两个车不发生事故，GDP没有任何增加，假如这两辆车碰了，GDP就来了，你要修车，要仲裁，要医院看护，这都创造财富，都加到GDP当中了。但是，我们需要那种GDP吗？人文部分的虚数包括更多，二十几项，把这些东西都减去了，才能得到真实的绿色GDP。
从社会角度看，GDP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都算为国民财富当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不计入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的退化，认为是可以自由取用的，是公用的。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他的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被排除在外。
从1971年开始，绿色GDP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据托宾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的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是GDP的一半。日本政府计算结果，认为1973年的GDP增长虽然是8%，但实际上只有5.8%是真的。卢佩托计算了印度尼西亚，认为增长率是7.1%，但实际上只有4.8%。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将近50年的时间，实际增长率只是官方宣布GDP增长率的70%。由此可以看到，国民财富的真实储蓄率，中国也计算了一下，85年到现在有五分之一不是真正的增长率。
建立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对我们的挑战。为什么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如何构建，如何监控，如何进行，引入到我们对整个自然社会经济的一个全面的管理和清楚的认识，我想今天我所讲的大致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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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96]
卡尔?马克思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的人：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份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份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尢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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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97]
【美】塞缪尔?厄尔曼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态；青春不是粉面、红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弘的想像，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深泉的自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灵魂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你我心中都有一根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一点天线坠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实则垂垂老矣；然而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即使八十高龄，行将告别尘寰，你也会觉得年轻依旧，希望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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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三传》初版序 [98]
【法】罗曼?罗兰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 [99]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 [100]，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傅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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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一月
醒醒吧，睡着的心灵巨人 [101]
魏念滨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人，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来自未来世界的美好呼唤。这个巨人很早就停驻在我的心房，引领我在十年寒窗清苦的学习生活中咀嚼阳光的味道。那段日子确实单调乏味，尤其是高三，学习非常紧张，大家绷着弦拼着命整天与书本做伴，周而复始地吃饭、学习、睡觉，有限的课外活动也是和各种各样的学习知识紧密相联。我那时苦中寻乐，有个小小的习惯，下课铃一响，经常一个人跑到走廊尽头，打开窗户，看天上的流云。一看到那些自由的白云，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激动起来，那是我心中的巨人在作怪。它让我把白云想像成未来，高远而澄清，太阳光一照，有着热烈的色彩。上课铃一响，那个巨人又会不失时机地将我从遐想中唤回，并且谆谆告诫我，要努力听讲哟，要好好用功哟，为了你那多姿多彩的未来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虽然后来我没能如愿以偿实现自己的理想，考取自己喜欢的大学喜欢的专业，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的安排，因为我心中的巨人给了我恰到好处的劝解与宽慰，它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在它的感召下，我摩拳擦掌在大学校园的各种舞台上释放青春的光芒，在它的牵引下，我如饥似渴地在校图书馆里汲取各种各样的知识营养，它总是在关键时刻将我从各种虚浮的诱惑中扯拽出来，将身心投入到更为有益的事情上去。有了它，我才知道辛苦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有了它，我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人生的旅途才不会短路。
大学毕业后，一脚迈进社会。悠闲的工作，甜蜜的恋情，宽敞的住房，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愉悦心灵的同时，也使心灵失去了动力──心中的那个巨人自以为功德圆满竟早早躺在薄薄的档案里昏昏睡去了。生活在喝茶、看报、提职加薪、家长里短中以一种惯性的方式延续，生活的目的早已模糊不堪。和周围的许多人一样，我甚至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够沿着这样一种惯性一直生活下去，波澜不惊，安然至退休，至死亡。在某个不经意的早晨，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偶然间抬头看到了天上那一轮喷薄跃出的红日，映得它周遭的云彩红彤彤的一片，很是撩人情绪，记忆的一角豁然开启，心中昏睡的巨人竟以诗的形式复苏出现：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海子的诗，就是那个后来卧轨自杀的诗人。时光荏苒，青春不再，海子式的浪漫与激情早已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沉淀，“喂马、劈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琐碎的日子里，我们早已忘了还要“周游世界”，我们不再有梦，不再有追求，在面对蔚蓝的天空时我们不再有飞翔的憧憬和拥抱太阳的热望。心灵缺少精神巨人的主宰，窗外的阳光、绿树、和风就不能尽收眼底，我们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们看不到“春暖花开”’我们生活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缺失的，醒醒吧，那些过早睡去的心灵巨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要主人的躯体还活着，你们就应该燃烧出感觉和温度。即使这辈子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放马、劈柴”，我们也不该放弃理想，停止飞翔，我们要怀着一颗诗心生活，面向生活的大海，我们的内心应该永远怀着春暖花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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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一道风景 [102]
胡西淳
生于世界上，存于宇宙间，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同顶炎炎烈日，共沐皎皎月辉，心智不缺，心力不乏，只要你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个性及风采，那么，你就没必要去仰视别人。
你，就是一道风景!
不要隐于云海峰峦之后，不必藏于青竹绿林之中，你就是巍巍山峦的一石，就是苍苍林莽中的一株。所以你没必要敬畏名山大川，没必要去赞叹大漠孤烟，你的存在，其本身就在解释世上所有的景致；你的存在，正注释着时代的一种风情!不必去拥挤了，你就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不断地展示你内心世界的丰富内涵，给苍白的四周以绮丽，给庸俗的日子以诗意，给沉闷的空气以清新，每日拭亮一个太阳，用大自然的琴弦，奏响自己喜爱的心曲。
自然美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性，梅花自有梅花的风韵，红杏自有红杏的丽姿，如今认清自己往往比注视别人更为重要。没必要一味褒扬别人贬低自己，应该果敢地站起，与最佳景观比肩，只要你不懈追求，相信你，不比别人差。真的，你行!
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潇洒，兰草之温柔，自然赋予各异风情，都在各自的一片土地上展示生命的光辉。如今所需的不是自谦，而是自信。很久很久了，虚假的谦逊毁掉个性的展露，模仿、装扮、整容，使人无法认清你的真面目，不知哪个是你自己，那情景似古代砖窑烧出的规格相同的陶俑。
风景这边独好!妙在独好。
我们太忽视这个“独”了。
世上被人们公认的景点都是独特的：埃及金字塔，中国古长城；法国凯旋门，罗马斗兽场……世上被人赞誉的美景也别具风采：泰山日出，威尼斯水城，热带雨林，撒哈拉大沙漠……
让个性伴你，站着该是一座山，倒下便是路基；完整时给人启示，粉碎时使人警醒……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你不用注视人们的眸光便可知道，你在阳光下用身影发表宣言：
你就是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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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西亚的信 [103]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在所有与古巴有关的事情中，有一个人常常令我无法忘怀。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必须马上与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加西亚将军隐藏在古巴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因而无法送信给他。但是，美国总统必须尽快地与他建立合作关系。
怎么办呢?
有人对总统推荐说：“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如果有人能找到加西亚将军，那个人一定就是他。”
于是，他们将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写给加西亚的信。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如何拿了信，将它装进一个油纸袋里，打封，吊在胸口藏好，如何用4天的时间乘坐一条敞口船连夜抵达占巴海岸，穿人丛林，如何在3个星期之后，徒步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将信交到加西亚手上──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明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美国总统将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罗文接过信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放在每一所大学里。年轻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仅仅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教诲，更需要的是一种敬业精神，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加西亚将军已不在人世，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加西亚”。没有人能经营好这样的企业──虽然需要众多人手，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大部分人碌碌无为，他们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根本不用心。
懒懒散散、漠不关心、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变成常态。除非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地强迫他们做事，或者，请上帝创造奇迹，派一名天使相助，否则，这些人什么也做不了。
不信的话我们来作个试验：此刻你正坐在办公室里──有6名职员在等待安排任务。你将其中一位叫过来，吩咐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乎做成一篇摘要。”他会静静回答：“好的，先生。”然后立即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对不会，他会用满脸狐疑的神色盯着你，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
他是谁呀?他去世了吗?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乔治去做呢?急不急?我把百科全书拿来，你自己查可以吗?你为什么要查他?
我敢以十比一的赌注跟你打赌，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了如何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为什么要查的理由之后，那个职员会走开，去吩咐另外一个职员帮助他查某某的资料，然后回来告诉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当然，我也许会输掉赌注，但是根据平均率法则，我相信自己不会输。
真的，如果你很聪明，就不应该对你的“助理”解释，克里吉奥编在什么类，而不是别的什么类，你会面带笑容地说：“算啦。”然后自己去查。这种被动的行为，这种道德的愚行，这种意志的薄弱，这种姑息的作风，有可能将这个社会带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危险境地。
如果人们都不能为了自己而自动自发，你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为别人服务呢?
乍看起来，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可以分担工作的人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你登广告征求一名速记员，应征者中，十有八九不会拼也不会写，他们甚至认为这些都无所谓。
这种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你看那个职员。”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看到了，怎么样?”
“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个小差事，他也许能够完成任务，但也可能中途走进一家酒吧。而到了闹市区，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
这种人你能派他送信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许多人对那些“收入微薄而毫无出头之日”以及“但求温饱却无家可归”的人表示同情，同时将那些雇主骂得体无完肤。但是，从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如何一直到日发苍苍，都无法使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勤奋起来；也没有人谈及，有些雇主如何持久而耐心地希望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的员工，使他们能振作起来。
在每家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些常规性的调整过程。公司负责人经常送走那些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同时也吸纳新的成员。无论业务如何繁忙，这种整顿一直在进行着。只有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这种整顿才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些无法胜任工作，缺乏才干的人，都被摈弃在工厂的大门之外，只有那些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老板只会留住那些最优秀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但是却缺乏自己独立创业的能力，对他人来说也没有丝毫价值，因为他总是偏执地怀疑自己的老板在压榨他，或者有压榨他的意图。他既没有能力指挥他人，也没有勇气接受他人的指挥。如果你让他“送封信给加西亚”，他的回答极有可能是：“你自己去吧。 ”
我知道，与那些四肢残缺的人相比，这种思想不健全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相反，我们应该对那些用毕生精力去经营一家大企业的人表示同情和敬意：他们不会因为下班的铃声而放下工作；他们因为努力去使那些漫不经心、拖拖拉拉、被动偷懒、不知感恩的员工有一份工作而日增白发。许多员工不愿意想一想，如果没有老板们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他们将挨饿和无家可归。
我是否说得太严重了?不过，即使整个世界变成一座贫民窟，我也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公道话──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导引众人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从成功中又得到了什么呢?一片空虚，除了食物和衣服以外，一无所有。我曾为了一日三餐而为他人工作，也曾当过老板，我深知两方面的种种酸甜苦辣。贫穷是不好的，贫苦是不值得赞美的，衣衫褴褛更不值得骄傲；但并非所有的老板都是贪婪者、专横者，就像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善良者一样。我钦佩那些无论老板是否在办公室都努力工作的人，我敬佩那些能够把信交给加西亚的人。他们静静地把信拿去，不会提任何愚笨的问题，更不会随手把信丢进水沟里，而是全力以赴地将信送到。这种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必为了要求加薪而罢工。
文明，就是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一段长久过程。
这种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在每个城市、村庄、乡镇，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他们都会受到欢迎。世界上急需这种人才，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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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节选） [104]
［美］奥格?曼狄诺
羊皮卷之二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因为，这是一切成功的最大的秘密。强力能够劈开一块盾牌，甚至毁灭生命，但是只有爱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使人们敞开心靡。在掌握了爱的艺术之前，我只算商场上的无名小卒。我要让爱成为我最大的武器，没有人能抵挡它的威力。
我的理论，他们也许反对；我的言谈，他们也许怀疑；我的穿着，他们也许不赞成；我的长相，他们也许不喜欢；甚至我廉价出售的商品都可能使他们将信将疑，然而我的爱心定能温暖他们，就像太阳的光芒能溶化冰冷的冻土。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做呢？从今往后，我对一切都要满怀爱心，这样才能获得新生。我爱太阳，它温暖我的身体；我爱雨水，它洗净我的灵魂；我爱光明，它为我指引道路；我也爱黑夜，它让我看到星辰。我迎接快乐，它使我心胸开阔；我忍受悲伤，它升华我的灵魂；我接受报酬，因为我为此付出汗水；我不怕困难，因为它们给我挑战。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说呢？我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我要常想理由赞美别人，绝不搬弄是非，道人长短。想要批评人时，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时，高声表达。
飞鸟，清风，海浪，自然界的万物不都在用美妙动听的歌声赞美造物主吗？我也要用同样的歌声赞美她的儿女。从今往后，我要记住这个秘密。它将改变我的生活。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行动呢?我要爱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因为人人都有值得钦佩的性格，虽然有时不易察觉。我要用爱摧毁困住人们心灵的高墙，那充满怀疑与仇恨的围墙。我要铺一座通向人们心灵的桥梁。
我爱雄心勃勃的人，他们给我灵感。我爱失败的人，他们给我教训。我爱王侯将相，因为他们也是凡人。我爱谦恭之人，因为他们非凡。我爱富人，因为他们孤独。我爱穷人，因为穷人太多了。我爱少年，因为他们真诚。我爱长者，因为他们有智慧。我爱美丽的人，因为他们眼中流露着凄迷。我爱丑陋的人，因为他们有颗宁静的心。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回应他人的行为呢？用爱心。爱是我打开人们心靡的钥匙，也是我抵挡仇恨之箭与愤怒之矛的盾牌。爱使挫折变得如春雨般温和，它是我商场上的护身符：孤独时，给我支持；绝望时，使我振作；狂喜时，让我平静。这种爱心会一天天加强，越发具有保护力，直到有一天，我可以自然地面对芸芸众生，处之泰然。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我该怎样面对遇到的每一个人呢？只有一种办法，我要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这无言的爱会闪现在我的眼神里，流露在我的眉宇间，让我嘴角挂上微笑，在我的声音里响起共鸣。在这无声的爱意里，他的心靡向我敞开了。他不再拒绝我推销的货物。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最主要的，我要爱自己。只有这样，我才会认真检查进人我的身体，思想，精神，头脑，灵魂，心怀的一切东西。我绝不放纵肉体的需求，我要用清洁与节制来珍惜我的身体。我绝不让头脑受到邪恶与绝望的引诱，我要用智慧和知识使之升华。我绝不让灵魂陷入自满的状态，我要用沉思和祈祷来滋润它。我绝不让心怀狭窄，我要与人分享，使它成长，温暖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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