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学过，也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老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①“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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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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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曾看见外国的军队，如何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一意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靠，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谢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象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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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最痛快的一件事》
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除去教授功课之外，还向女孩子们传授宗教思想，教授《圣经》课。少女冰心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义，《圣经》故事，耶稣，爱，等等。这些思想开始向她的头脑里灌输，使得这位从小就陶醉在父母之爱的温暖怀抱里的小姑娘，逐渐地萌发了一种思想，即她想用“爱”的眼光，去看待她所认识、所接触的人，去对待她所遇见、所看到的事。这种思想，待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形成了冰心特有的处人与处世的哲学，这就是被她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的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不过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的少女冰心说来，这种哲学仍是一种潜在的、幼稚的意识，她只是愿意用充满了善意的眼光，去看人和看事，并且用充满了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这种待人处世的善良出发点，支配了她的一生，并且几乎始终贯穿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她的独特的思想和风格。她的杰出的成绩表现在其中，在纷乱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她的彷徨与惆怅也同样表现在这里。
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反对封建复辟的一片声讨浪潮中死亡。中国的政体，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度。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仍有不小的市场。曾经一度在光绪年间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这时候，却又积极地唱起了尊孔的调子，他上书当时的代理大总统黎元洪，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封建军人张勋，更做了极为反动而愚蠢的尝试，在1917年的夏天，竟然拥戴已被辛亥革命废除了的末代皇帝溥仪，再登上皇帝的宝座。当气势汹汹的张勋，在徐州集结起他的辫子军人马，准备杀回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早已纷纷传说，野蛮而又愚昧的张勋辫子兵，就要开进北京城里来了。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假如他们闯进北京，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如果这样，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况且，谢葆璋一家和杨子敬先生的政治态度，都是拥护共和的。所以，谢葆璋决定，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暂避一个时期。
这样，十七岁的少女冰心，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烟台。
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然而，不，这次旅行简直象逃难，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地可怕，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所以，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军学司长的家眷，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度过了几十个小时的窒息、炎热、黑暗的海上生活。
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冰心赶紧走出货舱。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大海，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窒息的气息，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内心里轻轻地向它诉说着：大海啊，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
谢葆璋的老朋友、现任的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一家，并把他们母子五人，安置在从前他们住过的房子的西半边。
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她又可以象她儿时那样，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去散步了。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长大，她觉得，面对着的自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还有沙滩，山峦，灯塔，等等，似乎与过去的它们相同，却又似乎与过去的它们有了一点儿不同。因此，在她的十七岁的心田里，就引起了许多的感触：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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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往事·八》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象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
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巷十四号的家中，准备上学去了。
冰心在贝满女中求学的这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当时，思想界的那些勇敢的领袖人物们，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等，都在这几年里，陆续地从国外回到了国内。他们立志要从启蒙青年的思想入手，于是，便开始大量向中国青年介绍外国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勇猛地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及僵尸一般的偶像，发出了声讨的檄文。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用后辈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为了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都在热诚地向国内引进西方的哲学、法律、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掀起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主义那样的运动。
现在的青年读者们也许都知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学生，开始走出国境线，到外国去求学。据我国赴美留学生在本世纪初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披露的数字，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5年，在美国的专门学校及大学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人。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之后，这些留美学生，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十卷六期发表了以《我们的责任》为题的社论，向留美同学发出了热血奔腾的呼吁：“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几乎与此同时，在本世纪，我国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急剧增长。根据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的统计，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了一万三千人。这些留日学生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极大。陈独秀青年时代在杭州求学时就攻读法文，后来又去日本留学，据说也到过法国。他十分赞扬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甚至法国的文学。胡适说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时，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还在台上，正一心一意地梦想登基作皇帝，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刚刚回国的陈独秀，却勇敢地创办了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旗帜的杂志——《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里，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赞扬拉斐特提出的人权学说，拉马尔克提出的进化论学说，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对欧洲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都非常赞赏，他主张推倒传统的腐朽艰涩的中国古典文学，建设起完全新型的中国的写实文学来。②他说他自己不但爱卢梭、巴土特，更爱雨果和左拉，不但爱康德、黑格尔，更爱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爱培根、达尔文，更爱狄更斯和王尔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产生一批象他们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热诚地表示：“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今译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译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译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铿士（今译作狄更斯——引者注）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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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②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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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五四”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
写作道路。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它把中国的近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那就是——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本人）的命运。因为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的开端，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扎和觉醒起来，反对专制和愚昧，争取过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文化修养，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真象，只要我们查找翻阅1917年至1921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刊物和报纸，就会使我们这些无幸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变革运动的后人，对于当时那一代思想界的巨人们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出来的，震聋发聩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学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主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阐述的有关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同时，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了欧洲文学名著。
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学习了法国和美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要在老大封建帝国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组织了同盟会，他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地鼓吹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三民主义。他们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又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联络会党，争取新军，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与法制，奋不顾身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帝制。封建主义的思想，还牢固地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事件，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生的，它们十分形象地证明了：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比推倒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要困难。而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严复，他们曾经大量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给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巨大的冲击，不愧被称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1）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2）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3）准备5月7日（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最后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4）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5）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下午一时半左右，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十三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和汇文大学两校的学生来得最早，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上午十一时左右，忽然有几个政府的军警长官及教育部的一个职员驾临北大，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为此双方展开了辩论，致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
下午两点钟左右，学生队伍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走着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举着两面当时的五色大国旗。在他们后面，又有人举着一幅赠给三个卖国贼的輓联，这条輓联上写着：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来指喻曹汝霖和章宗祥。参加游行的学生都举着用白布或用白纸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抵制日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等标语。
也有的小旗上，画着讽刺漫画。
学生们一边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一边向围观的群众递送他们事先印好的传单。这传单名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上面印有恳切而又激昂慷慨的文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大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秩序地走着。围观的群众静静地站在街上，看着从学生们手中接下来的传单，听着学生们呼喊出来的口号，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示威游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自动地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有的还帮助大哥哥大姐姐散发传单。有些外国人也向大学生们脱帽，喝采，有的还挥动着帽子，向大学生们表示同情和敬意。
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走到了东交民巷西口，要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时候，警察挡住了去路，声称这个地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擅自入内。中国人不得走入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真是岂有此理！大学生们派出了四名代表，先到美国公使馆去见芮恩施。大学生们想要问问他，巴黎和会将要承认二十一条这事是否属实，他本人是怎样看法。因为这天正逢星期日，芮恩施到门头沟那边的寺庙旅游去了，不在公使馆。用芮恩施本人在以后回忆五四运动时所讲的话来说，就是：他逃掉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离开美国公使馆之后，学生们又派了六名代表先后到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同样是因为正逢星期日，各公使都不在馆内，只由馆员接见了代表，对他们表示同情。
学生们的大队在东交民巷外等候了两个小时左右，使馆区的外国警察坚决不准中国的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开来的中国军队与警察的队伍也已经包围住了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大学生们愤怒起来了，他们除了要爱自己的祖国之外，别无他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本国的军警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们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他们退出了东交民巷，掉头朝北，然后朝东，沿着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一直朝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一边继续散发他们的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学生大队来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门口，曹家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是持枪把守的军警。这个曹汝霖是个大滑头，他是东京法学院的留学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作过法律助教。后来他从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为目的，曾经积极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此受到了这个窃国大盗的重用及大力提拔，当上了袁世凯手下的外交总长，专管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二十一条的谈判以及以后中日所签的条约，都是由他领导处理的。袁世凯死后，他又拍上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马屁，先当交通银行总理，后任交通总长。他当官有术，虽然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接二连三地更换，他却一直安稳地坐在交通总长的宝座上，后来还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财政总长。他参加处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银行的借款，并利用职权盗窃国库，大大地饱了私囊。据五四运动后不久一位记者确凿的调查，曹汝霖的私产，最起码也在二千万元以上。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施加经济压力。而昏庸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授给了他一枚三级勋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期间又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1949年全国解放前，他逃到了台湾，次年又从台湾到日本，受到了过去与他有过各种往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照顾。1957年又移居到美国，成了一个美籍华人。
当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他与日本秘密订约的原因。守卫的警察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反而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学生们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们高声喊叫着：“卖国贼！卖国贼！”的口号，许多学生把手里拿着的小白旗扔进曹家的院墙内，有的学生还捡起了石头，向着曹家的院子里抛去。有五个勇敢的学生，跃上曹家的院墙，跳进了曹家的院子里，搬开了堵住大门的石头和木块，把曹家的大门打开。于是，大队的学生就涌了进去。
学生们以为，这时候，曹、章、陆三个亲日分子，一定正在曹家的客厅里开秘密会议，于是就先径直地朝客厅跑去。但是，客厅里却一个人也没有，书房里也一个人都没有。愤怒的学生们气极了，一边激动地高呼：“曹汝霖在哪里？”“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一边就把客厅和书房里的瓷器当成了发泄怒气的对象，噼里啪啦地摔碎在地上。之后，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两个女儿的卧室，也没有人，就把铁床的柱子和零件拆了下来。然后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室，曹妻锁住了房门，学生们就用刚刚到手的铁柱子把房门撞开，见曹妻一个人在内，就问她曹汝霖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来。
其实，当学生们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外的时候，曹汝霖确实正与章宗祥以及当时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丁士源，还有一个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他是曹汝霖的好友）在家里商量事情。狡猾的曹汝霖一看见学生们丢进院子里的石头，就立刻换上了佣人的服装，打扮成佣人的样子，从窗口跳了出去，从家里的后门逃出，穿过一条小胡同，叫了一辆汽车，急驰到东交民巷，躲进了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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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童年杂忆》
学生们找不着曹汝霖，就把他的卧室里的镜框家具等物打了个粉碎。又把他的抽屉打开，想要搜出一些卖国的秘密文件，但是一无所获。只得翻箱倒柜，把首饰等等抛在地上，用脚踏碎，以泄心头的怒火。
之后，学生们又来到了曹汝霖父亲的房间里，在这里，也未找到曹汝霖。他们又找到了曹汝霖的儿子，和曹汝霖的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学生们对曹汝霖的父母、儿子、小妾都未惊动，只是吩咐卫兵们把这四个人通通带走，只把他们房间里的燕窝银耳等物品，摔在地上。
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使得学生们无法排解心中的怒火，就捣毁家俱，放火烧屋。这时候，有的学生忽然发现，有三个人躲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这三个人就是章宗祥、丁土源和中江丑吉。学生们冲进去，误认为章宗祥就是曹汝霖，于是立刻把章打倒在地，章躺在地上装死。等学生们走了之后，中江丑吉才把章扶起来，两人逃到了曹宅附近的一家卖油盐的小铺子里。不久，章又被学生们认了出来，把他拖到小铺子的大门口，问他到底是谁，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学生们便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又抓起店里出售的松花蛋，把它们抛掷在章宗祥的身上。
当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席卷着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冰心已经长成为一位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在此之前，她绝对不曾想到：这场运动会改变她的生活道路，把她推上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
她当时正在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读书，是个一心想当医生的大学一年级学生。5月初，大学生们正酝酿着要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她正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里，陪着她动了手术的二弟，在精神上安慰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她是事先向学校请了事假的，所以学校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她一概不知道。
非常凑巧的是，5月4日那一天的下午，她父母家里雇用的女工，到德国医院给冰心姐弟送东西。这一带，是大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必经之路。从铁狮子胡同到东单，再从东单至东交民巷东口，这位女工一路上看见了好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手上举着纸旗，嘴里喊着口号，向沿街围观的群众递送传单。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位女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到医院。她一走进冰心姐弟的房间，就把路上所见的新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冰心姐弟。
这是冰心在5月4日的当天，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个运动的新闻，她觉得非常新鲜。但是因为这位女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学生运动并不了解，所以冰心听了之后，并没有弄明白这个运动的真实情况。女工刚走，黄昏时候，就有一位探视的亲戚，又走进了冰心姐弟的房间。这位是个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二十一条，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以及学生运动等等，都很清楚，就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描述给冰心姐弟听。
当冰心得知详细情况后，感到十分兴奋。她想起了自己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到中山公园社稷坛参加反日讨袁爱国集会的情景，想起了童年时代在烟台的大海边，父亲向她讲述过的他青年时代参加甲午海战的经历，以及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沿海港口的悲愤，使得她对今天的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感到无限的轻蔑与愤慨。
这时候，她虽然身在清洁宁静的病房里，心却随着新来的信息，飞向了屋外那广阔的世界。她望着外面的夜色，兴奋得睡不着觉。父亲自幼灌输给她的爱国思想的种子，在她的心底里萌动。她多么想仍象在中学时代那样，和同学们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啊！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劝说好了二弟，一起出了医院，回家去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对冰心就读的学校——协和女大，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冰心陪着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绪，然后再到学校一看，情形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协和女大本来是所教会学校，一向与政治运动相距甚远。过去对于什么社会问题，政治形势，思想潮流，等等，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教会学校的院墙，似乎再也无法抵挡得住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了。爱国思想的浪潮，终于也冲进了协和女大的校门。本来象修道院一样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会活动的场所。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她们的爱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她们象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一样，也痛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她们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在5月4日的当天下午，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钱能训，就亲自派出了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让他们自己出马，带领着警察、军队、宪兵，来到了赵家楼胡同。在吴、李当场督战的情况下，那些本来对学生们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态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在赵家楼胡同以及东单附近搜捕爱国学生。被捕学生的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稍有不服，就用枪柄、短棍或拳头打他们，军警们把这些被捕的学生们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有的甚至与刑事罪犯关押在一起。晚上，钱能训又在他的官邸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决议。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反而从反面推进了五四运动浪潮的进一步高涨。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的学生联合会。接着，北京的女子大学和女校又联合成立了女学界联合会。一向平静的协和女大也组织了自己的学生会，并且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过去对教会学校的校规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学生们，现在都一反常态，个个表现出了情绪亢奋，紧张异常的模样。他们一听见学生会里传出来什么最新消息或紧急消息，就都立即放下书本，涌出教室，到学生会里打听消息，或到走廊上，校园里，交换意见。这些女青年们都一反过去的温柔敦厚的女儿态，经常聚集在校园里，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冰心当时虽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既然协和女大的学生会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是女学界中活跃的一员，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联合会宣传股里的一名成员。去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联参加会议的，都是高年级女生，冰心虽然不出去参加会议，却有许多文字宣传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们宣传的内容很广泛。比如：为了抵制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从抵制日货开始。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就三五成群地举着写有抵制日货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发表演说，挨门挨户地走到商店里，劝说店家和顾客不要买卖日货。正是因为这些爱国学生的宣传，才使得愈来愈多的商人们激发起了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到了6月初，发生了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事件之后，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学生运动一边，用罢市和抵制日货的行动，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女大学生们还亲手制造出文具、绣花手绢之类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卖，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为了慰问、援救被捕的同学，冰心和她的女同伴们，还到处去募捐，有时跑到长安街上，有时跑到天安门前，拦住来往的过客或人力车，请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铜子。
当反动政府公然审讯爱国学生的时候，冰心就与她的同学们一起，组织起一大队一大队的人马，堂而皇之地开进法庭去听审。
除去上述这些活动之外，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们，也开始用白话文作武器，写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章。想要通过这些文章，来表达自己关心时局、过问国事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更是写得起劲。文章一经写出，就想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拿到什么地方去呢？说来，事有凑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刘放园的，当时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他的年龄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对他，一直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与他说话。但是，写作过宣传文字的冰心，这时候为了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这个举动，使刘放园先生大为惊奇，读过文章之后，又异常欣喜。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那时候，各种新思潮，开始涌进中国的大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这些思潮的涌入，各种各样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鐫》，《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觉悟》，《语丝》等等刊物和报纸，先后创办和流传，给中国的文化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办刊的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要批判腐朽的封建传统，唤醒一代中国青年，把建设一个民主的、科学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在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充满热情地发表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看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并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杂志也是文学革命的发难者。陈独秀从1917年开始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先后编发了一系列倡导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象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本人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的公开信，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新文学派导演的双簧信事件——《王敬轩君来信》及《复王敬轩书》，等等，都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小说和杂文），绝大多数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他的《狂人日记》是《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的卓越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他的许多随感录，都是彻底反封建的檄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德赛二先生”，最早从《新青年》杂志提出，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可以代表这个杂志坚决拥护民主与科学，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潮》是由一些年轻人在1918年的冬天创办的，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指导他们办刊的，是他们的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所以这个刊物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青年》与另一本由陈独秀、李大钊合编的刊物——《每周评论》的积极支持者。《新潮》在自己的《发刊旨趣书》中表示：要“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伦理革命，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只不过是封建君主为了愚弄民众而制造出来的玩艺儿。他们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因而在青年男女中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文学方面，他们拥护文学革命的主张，尤其是响应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周作人本人曾短期出任过《新潮》的主编，所以《新潮》主张，要用“人化的文学”来代替腐朽的士大夫文学。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对欧洲的进步文化非常推崇。办刊的年轻人中不乏创作家和翻译家，所以，他们在刊登新创作的同时，也大量地翻译介绍了欧美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为了更集中地介绍欧美文化，他们甚至专辟一期，出版了《世界名著介绍特号》。
《改造》是1920年9月由《解放与改造》改组而成的杂志。刚从欧洲回来的梁启超与蒋百里，成了它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这个刊物的方针，首先是要实行“思想革命”，因为“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维持的，只有实行了思想革命，才能做到“颠覆制度”。其次，他还提出了要确保个性的自由，“确信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务使群性与个性之交融能启发向上”。第三，他反对“思想统一”，主张对于世界上有力的学说，都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允许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主张，是与他的第一点主张互为补充的。但同时，他又反对“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而提倡“忠实深刻的研究”。第四，与他本人的有些观点互相矛盾的是，他一方面主张颠覆制度，主张无限制的输入主义，一方面又同时主张整顿和发扬中国的固有文明。这个刊物既介绍过列宁的著作和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的一些法律条文，又介绍过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介绍过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又介绍过罗泰等欧美哲学家的学说。尤其是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只是一位单纯的学者，所以，《改造》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特辑，如《废兵问题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制定省宪问题》，等等。
冰心自己说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①
冰心是一位很有福气的女孩子，在她刚刚提笔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又是亲戚又是内行的刘放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不仅如此，她同时还得到了自己的双亲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当冰心写作问题小说与散文诗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边阅读着女儿的手稿，一边帮助女儿斟酌词句，有时还向女儿提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1932年的春天，冰心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北新书局整理自己全集的文稿，面对着眼前烂漫的春光和盛开的桃花，她怀着深厚的感情，追忆过母亲读她文稿时的情景：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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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全集·自序》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下面，过去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的十九岁的理预科女大学生冰心，开始拿起笔来。
不过，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来引她走上文坛的“问题小说”，而是一篇记叙文性质的杂感，这篇杂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1919年先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爱国同胞的压力，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提出了全体辞职书。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头的爱国学生运动，终于以这样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学生联合会便宣布学潮停止，可以开始复课了。7月，蔡元培也答应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学，重任北京大学校长。表面上看来，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的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蔡元培答应回到北大重任校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阴谋了。
当时掌握着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军阀。他为了对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一直把象蔡元培这样开明的学者，和拥护共和，拥护孙中山，拥护民主与科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当作心腹大患。他操纵的安福系反动政客，一直想要借机打击那些曾经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想方设法地收买拉拢了几个学生，准备第二天也举行一个由他们操纵的集会，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积极参加“五四”活动的学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会之前就事先拟定好了各项决议案，他们诬蔑“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
《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时却要受到强权的压制。冰心想到这里，觉得郁闷而又悲愤。直到她写下了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郁积的感想和不满。
除去写作之外，冰心还参加了女学界联合会的演剧筹款活动。
有一次，女学界的各个女子大学的演剧队，到青年会里来排演，协和女大上台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年轻的冰心也兴致勃勃地扮演了一个角色，走上了舞台。
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一位姑娘——冰心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同乡，现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的大学生，也是女学界的活跃分子的王世瑛，她认出了台上那位小个子的女演员，就是她的老同学谢婉莹。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冰心“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①——于是，这对中间有八九年没有通过音讯的老同学，这一次，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里，在北京，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活动里，意外地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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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五四运动的浪潮，文化革新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以后的职业，也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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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问题小说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
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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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58年4月18日。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有着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家庭，表面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内容却千差万别，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国文豪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她十分珍爱自己的家庭。那种思想开明的父亲，加上有教养的母亲，再加上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结构而成的和谐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写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并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幸家庭的惨剧。这样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当这类悲剧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又影响了他（或她）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以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报效社会和祖国，除了社会痼疾所制造的障碍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现象使冰心很难过，所以她的第一篇“问题小说”，写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对照。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描绘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着重刻画了两位作风不同的家庭主妇，带给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象亚蒨那样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后则是能体贴丈夫、会教育孩子的贤妻良母。冰心极不喜欢那种娇慵，懒惰，不理家务，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要么睡眼惺忪，拖着鞋子，要么打扮得珠围翠绕，出去打牌，结果弄得夫妻龃龉，经济拮据，孩子也缺乏应有的教育，最后竟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逼上了死路。而模范妻子亚蒨的丈夫“三哥”，虽然也对时事有些灰心，但是因为夫妻和谐，家庭美满，居然还能保持住“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的劲头。
冰心这种对于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见解，有她以后所写的小说、散文甚至于诗歌里，还得到了继续的表现；她的这种见解，与当时的以至于以后的其他女作家的见解相比较，可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
新型的夫妻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构成？妇女究竟应该解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也许是，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这类问题，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关注。
冰心在《两个家庭》这篇小说中作出的回答，对于今天的所有女性说来，也许已经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满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答案，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也许还会引起人们议论的兴致。这篇题为《两个家庭》的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上。这位名叫谢婉莹的女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好听而且好认、好记的笔名——冰心。
关于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字作笔名，十三年后，她写了如下一段话作解释：“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①而当小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冰心”后面，又加上了“女士”二字，从此之后，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坛。这一年，她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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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全集·自序》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
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绔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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