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继续地工作了。
冰心笔下的另外几个知识妇女，象M太太、S、K老太太等，她们的自身，虽然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她们却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种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同样表现在描写异国知识妇女的《我的房东》里。六十开外的R小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终生全心全意地从事写作，而没有结婚。她有高雅的生活情趣，择友极严。但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巴黎之后，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冬天的巴黎缺乏燃料，而如果家里没有德国军官居住，就不能领到燃料，但是以她那样的为人，怎能想象，她会允许异国侵略军的军官住进自己的家呢？“男士”顾念着她，她也顾念着回到了沦陷的北京的“男士”，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互相勉励：“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关于女人》中还有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为两位劳动妇女而作的。其中的《我的奶娘》颇富感情，写的是她幼时的乳母。这是一位忠厚、朴实、责任心强的农村妇女，她长相虽然不大好看，心地却正直善良。她的丈夫是被日本人欺负死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仇恨和深深的戒心。她的唯一的女儿夭折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她哺乳的荣官身上，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为她报杀夫之仇，能“跨海征东”，“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她常常当着荣官父母的面，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及他们的种种兽行。冰心为何在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怀念起了已经去世很久的奶娘，是很令人注意的。因为正是这位丈夫被东洋鬼子欺压而死的劳动妇女，第一个在冰心幼小的头脑里灌输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冰心清楚地记得她的聪明的预见：“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谢葆璋，每逢听到这里，总是连连地点头，称赞奶娘有见识：“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正象冰心自己说的：“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奶娘为她播种下的爱国抗日思想的种子，象父亲为她播种下的一样，在冰心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当她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她一方面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而今天，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冰心，在抗日的大后方，又怀念起了为她播种抗日思想种子的乳母。她这样地告慰着九泉之下的故人：“安息吧，这良善的灵魂。抗战已进入了胜利阶段，能执干戈的中华民族的青年，都是你的儿子，跨海东征之期，不在远了！”
另一篇以劳动妇女为题的文章是《张嫂》。冰心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这是一位极其能干，而且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永远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地，挑水，砍柴，洗衣，织渔网，打豆子，做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干；总是在做，不是匆匆的进来，就是急急的出去，手上，肩上，背上，腰上，总不空着，总有活儿干；虽然贫苦，十二岁就当了童养媳，但却一直自尊自爱，从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言地苦干。艰苦的劳动已经吞食了她的青春，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看上去却象三四十岁的人，但她从来没有怨言，只是一味高高兴兴地勤恳地苦干。冰心对象她这样的劳动妇女充满了敬意，她借用作品中的“我”，这样地赞扬着张嫂：“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么？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用这样虔诚的口吻表示对劳动人民的敬佩的赞颂，并且谦恭地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加以对比而自愧不如，这样的态度，与冰心过去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相比，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起以前写作的《最后的安息》、《六一姐》来，固然是有了极大的不同，就是比起十年前写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变的《分》和《冬儿姑娘》来，也可看出明显的变化了。
冰心对于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中国妇女，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她在开头的那篇《我最尊敬体贴她们》里，就说过：“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冰心对女性的了解很深刻，评价也适当：“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敏锐，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正因为冰心对女性有如上这样一种看法，她才又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继续抒发了她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的爱的哲学：“女人似乎更重视亲子之爱，弟兄姐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实际上，还不是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她是无条件的，‘摩顶放踵’的牺牲了，爱了再说！在这‘摩顶放踵’的过程之中，她受尽人间的痛苦，假如牺牲而又得不到代价，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象了。”“你说，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冰心这本《关于女人》，与她过去的作品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冰心的作品群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象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样，又一次地女扮男装，不过这次不是穿上小军服，佩上小军刀，而是用自己的那枝生花妙笔，和非常俏皮的笔名“男士”了。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喜欢，笔头也极端胜任，因此使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扮相也十分美好。这样的扮演给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幽默，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的情趣。冰心这位细心的“男士”，绝不显露自己女性的真身，但又常常运用一些妙语双关的神来之笔，使得了解作者真相的读者，不禁要拍案叫绝，赞赏作者的幽默，同时敬佩作者的聪明。比如：在《我的母亲》里，她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又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却了‘家’之一切！”在《我的择偶条件》里，她又这样写道：“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假设中，吐露出了冰心自己实在的情形，而又不露痕迹，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正因为《关于女人》的别致儁永，所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地，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连续地出，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Best—Sellerinchingking’”①。TheBest—Sellerinchingking这句英语译成汉语，意思就是：重庆的畅销书。
除去这个集子之外，冰心过去的作品，还由巴金主持，重新编辑成为《冰心著作集》（包括《诗集》、《小说集》、《散文集》），在大后方的重庆出版了。关于这件事，巴金这样说：“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了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给开明书店刊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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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②巴金：《〈冰心著作集〉后记》
除去《关于女人》之外，冰心还在重庆写了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与诗。象上面提到过的以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为题材而作的诗《鸽子》，就不仅记述了日本飞机如何骚扰重庆的平民，还表现了冰心这位刚毅的母亲，如何用慈母的胸怀，保卫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象描写她在重庆的新居与生活点滴的《力构小窗随笔》。象纪念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死在重庆的女农学家沈骊英女士的散文《悼沈骊英女士》。沈是一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范、最聪明、最识大体的贤妻良母。她有幸福的婚姻，又有美满的家庭，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终因劳累过度而死亡。还有象回忆性的散文《我的童年》，这是应一位名叫李曼瑰的学生之约，而为李在编辑的一个妇女刊物而写的。象为吴文藻的朋友罗莘田教授的一本“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蜀道难》所作的《〈蜀道难〉序》。其实这篇《序》中写的并非关于这本游记的本身，而是写作这本游记的这个人。象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悼念她的多情的老友——她在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时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界联合会活动中的同伴，抗战期间对山而居的远邻，又是她的同乡的王世瑛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王世瑛是北京女高师的毕业生，“五四”时期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同窗好友，她有一个极为美满快乐的家庭，但却没有等到抗战胜利，就病逝了。
而在所有的这些散文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在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面，断断续续地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为什么这四篇写给小朋友们的通讯，会写了整整两年，冰心没有说明。但是，冰心在住进了潜庐之后，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房子里常常很静，孩子们一上学，连笑声都听不见。只主人自己悄悄的忙，有时写信，有时记账，有时淘米，洗菜，缝衣裳，补袜子……却难得写写文章！”①可见冰心在战时的重庆，辛苦劳碌的状况，生活方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了。
这一次写《再寄小读者》，与1923年7月开始写《寄小读者》的第一封通讯，中间已经间隔了十九年半的时光。那时候，冰心还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出国留学的女青年，而现在，却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妇女了。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冰心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她长大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教师，作为一名知识妇女，她又多读了许多书，多走了许多路。这正如冰心自己所说的：“这二十年的生命中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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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力构小窗随笔》
②冰心：《再寄小读者·通讯一》
然而，当她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再与小朋友们通讯时，她最喜欢歌唱的主题，仍然是母爱。当然，也还有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她在1942年1月3日（阴历腊月初八）写的那篇《再寄小读者·通讯三》里，通篇都是对于母爱和自己母亲的歌颂。与二十年前在《寄小读者》里对于母爱的歌颂所不同的只是：那时她的母亲仍健在，而现在她的母亲却是早已去世了！然而慈母的形象和精神永远保留在她的心底：“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起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她在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碌之中，常常希望能有母亲相伴在自己的左右，尤其是在她感到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更是希望能有母亲做自己精神的支柱，每逢这种时候，她就希望：“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的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然而，母亲确实是早已不在人间了，每逢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就感到了失母的莫大的悲哀。因此，她希望小朋友们“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她也希望：“没有母亲的小朋友”，能让自己“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二十年来，冰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但是，过了不惑之年的冰心，似乎仍然不能给“生命”、“人生”下个确切的定义。她只能把生命比喻作向东流去的一江春水，有时会遇到巉岩前阻，有时会遇到细细平沙，有时会遇到暴风雨，有时会遇到晚霞新月，总之是并不平坦，而终于还会流进大海。她又把生命比喻作“一棵小树”，在春、夏、秋中成长，而在冬天的朔风中倒下，落在大地的怀抱里。她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而这每一个微小的一息、一滴、一叶，又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使命。
《再寄小读者·通讯二》，可以算是冰心的“友谊篇”。她在这篇通讯里，向小朋友谈了友谊的重要、交友的艺术。她的“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等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对于今天的小朋友以至于年轻人，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住在歌乐山上的冰心，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理家和写作。有时，也与文化界的朋友们交往。1943年的夏天，郭沫若就托老舍把一张条幅转交给冰心，上面书写的，是郭沫若赠冰心的一首五律：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山楼。
碧帘锁烟雨，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1945年的8月，终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这是盼望了八年之久的消息啊！当这个消息象旋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重庆，传遍了四川，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时候，冰心正在潜庐里。周围的小孩子们在放声地笑，周围的大孩子们在放声地哭，周围的朋友们在向她讨酒喝。而女作家冰心，却静静地沉默着。——她是在回想这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乱，并思考着这场灾难带给人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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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战后
含辛茹苦再来收拾，再来建设，再来创造。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这时候，冰心的老父谢葆璋先生，已经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后的谢冰心，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去。这是她青年时代读过书，和留学之后教过书的地方，也是她结婚以后，与吴文藻共同经营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的校园，与战争爆发前一样，仍旧是郁郁葱葱，幽雅清静。湖水依然清清地漾着，树木青草依然绿绿地长着。大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建筑群，在一片湖光树影的衬托之下，也仍然象战前一样，翠瓦飞檐，富丽堂皇。
只是冰心和吴文藻战前在燕南园所住的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廊子前种植的红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连根拔去，一株也不见了；小院里搭起来的一架紫藤萝，连花带藤带架子，也不翼而飞。但是，最令冰心伤心的，是楼上吴文藻教授的书房里，四壁皆空，吴文藻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荡然无存了！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的住所，吴文藻的书房，就是日本宪兵拷问教授们的地方，吴文藻的笔记、教材，连同装存它们的书匣子，早就被日本宪兵运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赶紧离开燕南园，跑到了另外一个珍藏她的爱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的顶阁，就是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存放书箱的地方。冰心视为珍宝的东西，上面提到过的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朋友和许多“小读者”写给她的信件，吴文藻从做学生时候起就坚持写作的日记，她父亲年轻时在海上写给她母亲的信和诗，以及许多中外作家和学者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册，善本书，画集，字画，笺谱，艺术品等等，共十五只大木箱，冰心都把它们存在这间顶阁里，结果也同燕南园的书房一样，也都变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吴文藻视若珍宝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飞，荡然无存了！
冰心兴冲冲地从大后方飞回北京，没想到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的燕园，内里却遭到了这样重大的劫掠。她面对着眼前见到的一切，心里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学校的工友见到她这样，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轻声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①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作家和学者说来，大概没有什么损失，能比丢失了最心爱的书籍和资料更重大了！聪明才智堪与李清照媲美的冰心，这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词人：“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贫困……充分描写了战争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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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②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1946年的冬天，吴文藻博士做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的职员，到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冰心把孩子们分别寄养在舅舅家里，于这一年的秋天，和吴文藻一起来到南京，进行出国远行的准备工作。离开中国之前不久，在这一年的10月，冰心写了一篇别有情趣的散文《无家乐》，讲的是她远行之前，把小家庭暂时解散，三个孩子寄养舅家，她与丈夫准备远行，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从结婚以后，直到这时，已经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妇，尤其是抗战八年，这位作家兼家庭主妇的担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蜗牛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而现在，当她把孩子寄养在弟弟们的家里，只剩下了她与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她便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无家一身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她不必再为菜单、算账、洒扫之类的事情来动脑筋了。所以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说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现在听见了，过去看不出的颜色，现在看出了，过去想不起来的人物和事件，现在又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摆脱了重担之后的轻松，使她没事也想找点事情来做了。
可是，当她尝到了这种一身轻的快感之后，却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虚和怅惘，就象是在童年时候，盼望着过春节，而一过了正月十五，却又感到寂寞一样。也象那只爬行的蜗牛，虽然尝到了解脱责任的自由，却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壳。她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之中，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在南京、上海做着出国东渡的准备，又忙里偷闲，在远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并流连于苏堤之上，一方面饱览着美丽的风光，一方面也在思索着八年抗战带给人们的惨痛的教训。她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自己仍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①她坚信她自己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爱的哲学：“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
“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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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②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她就抱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与丈夫吴文藻一起，于这一年的11月到了日本的东京。抵达东京之后，11月29日，她就写了一篇阐述她的上述观点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向异国的妇女讲授她的关于母爱的看法：“母亲的爱是慈爱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满地的瓦砾，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她的慈爱的眼睛，会变成锐明的闪电，她的温柔的声音，会变成清朗的天风，她的正义感，会飞翔到最高的青空，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
冰心把未来的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了正义感的母性之中，她希望各国的母亲，都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都来“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都来“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她希望全世界的母亲都要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
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设法满足你了”。①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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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年的6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1947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讲谈社出版。这本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9年9月出版的讲演集，即是冰心所著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或译《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正文的后面，还列有仓石武四郎所作的鉴赏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这是讲谈社的学艺课长洼田稻雄要求仓石武四郎附上去的。据说这是仿照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尔曼·海赛编辑《世界文学文库》所列书目表的例子，而提出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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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女作家兼学者的冰心，又在1949年至1951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除去授课之外，她还应东京大学校刊及日本的妇女杂志之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文。如散文《丢不掉的珍宝》，就是应《妇女月刊》之约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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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归来
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
形容。
——冰心：《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住在战败国日本的冰心，一直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①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东京。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又传到了东京。冰心和吴文藻，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着这一来自祖国的喜讯。“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②
“从这时起，他们夫妇俩和同在东京任职的谢南光、吴半农两位进步人士，出于爱国赤诚，经常聚会交换情况，下定了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的决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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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周明：《记冰心》
1951年的秋天，美国的耶鲁大学以优异的待遇邀请冰心夫妇去彼校担任教授职务。冰心和吴文藻看准了这是一个离日返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立即表示应聘，“并以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为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来到了香港，“然后冰心全家便由港秘密乘船转到广州。”①“1951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②
冰心在回到了祖国以后，曾经写文追忆过她在日本时的心情，以及她离开日本时的心境。尤其是她在横滨码头，登上了轮船之后，看到的一只漂在水上的木屐，更是引起了她的许多联想。战后的日本人民，处处面临着苦难，冰心经常看到的，是悲哀憔悴的老人和老妇，痛苦愤怒的工人和农民，忧郁彷徨的青年和少女，他们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嘎达嘎达作响的木屐。每逢冰心夜晚无眠的时候，她听着楼前走过的嘎达嘎达的木屐声，就会同情地遐想：“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魆魆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嘎达嘎达地往哪里走呢？”③因此，当她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又看到了海上漂着的一只日本人民穿在脚上，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木屐时，虽然她归国的决心早已下定了，双脚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但是面对着这只漂浮的木屐，与日本人民的惜别之情却又油然而生，她对着这只木屐悄悄地自语：“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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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明：《记冰心》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一只木屐》
关于冰心全家在东京时准备回国的情况，她在回国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也透露出了端倪。她用作品中的“我”——一个住在东京、向往祖国的女青年，和“我”的表兄、作品中的祥哥——一个热爱祖国、具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对于“我”的父母决定从东京到美国去，并把“我”也带到美国去上学，表示坚决的反对，而当作品中的那位“林先生”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不是去美国，而是回北京的时候，“我”才喜出望外地看着父母亲笑容满面的面庞。“林先生”继而又向“我”解释了过去未曾把真相泄露出来的原因：“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啊！现在你放心了吧？”那位因为“我”要去美国而不再理睬“我”和“我”的全家的祥哥，当“我”悄悄地告诉他，他们是回北京的时候，态度也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经过了深思熟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的冰心，看到了她从小就如此熟悉的地方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内心感到非常的兴奋。她说：“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①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曾经是她三十年前在学生时代，与同学们一起，排成长队，游行示威走过的地方；如今，那昔日的黯旧的城楼及荒凉的广场，已经变得金碧辉煌，明光四射了。她所熟识的故宫，天坛，北海白塔，仿佛也都换成了新的模样，在她所喜受的北京特有的蓝色高空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庄严美丽。然而，最使她感到惊奇、新鲜的，还是首都与祖国的人民：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群众，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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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归来以后》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回到了北京之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冰心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之后，又于这一年的春天，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
祖国的新面貌，和新的人，新的事，都使冰心的心中充满了欢欣，创作的灵感如一股股清泉，奔腾流泄。她写散文，写小说，写诗，歌颂北京城，歌颂天安门，歌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这些新建筑，歌颂十三陵水库，歌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歌颂改天换地的农村新面貌，歌颂福州的工艺美术，歌颂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她也歌颂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的新人：新一代的“面人郎”，十三陵工地上的英雄民工——小五虎，南口农场的农工，大连港务局的码头工人，十七八岁的苹果脸姑娘，三门峡工地上的青年劳动者。无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还是从感情、笔调等等各方面来看，冰心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气氛变了，对作家的要求也变了。
新中国的老作家冰心，她在写作“今天”的时候，往往也与“昨天”相比较。她在歌颂她所熟悉的天安门时，就不仅写到了天安门的今天，也写到了天安门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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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仰望天安门》
她在写到她的故乡和出生地——福州时，也不忘记与过去的福州相比较。回到祖国之后的冰心，曾经象她在十一岁时那样，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当她为阔别四十四年终于再见的故乡，而写作散文《还乡杂记》时，她虽然象过去一样写到了故乡的大自然，写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葱的树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时，她也写到了故乡的农民。不过这些农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经在小说《还乡》中描写过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农民了，而是健康、欢快，正在从事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造性劳动，面貌完全崭新的，可敬而又可爱的新型农民了。她还写到了故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威武、健壮、严肃、活泼的新一代，他们与冰心过去曾经描写过的那些和蔼的兵丁，不重要的军人，写日记的军官等等，渤海湾里的海军官兵，也已经有了绝对的不同。
那些写到海外华侨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对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说《在火车上》，她在歌颂福建农村的变化，和新社会对华侨子女的培养时，更是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解放前福建农村的贫瘠，和海外华侨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艰难，同时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华侨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娇养，以及在北京学校里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回到祖国以后的冰心，着笔最多的，恐怕还是她所喜爱的儿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所说的：“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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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归来以后》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冰心为儿童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象中篇日记体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短篇小说《好妈妈》、《小桔灯》、《回国以前》、《在火车上》，散文集《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等，还有很多短小的诗歌。
冰心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十岁了。但是，从她为孩子们而写的作品中，你却可以看到她那一颗永远不会变老的童心。
她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竟然能够用一个小女孩子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她对那些还上小学的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有很深的了解，象记日记的小淘气——陶奇，象勇敢而又诚实，但是喜欢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象聪明、功课好，可是有点儿懦弱自私的范祖谋，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陶真，象努力上进、愿意改掉不良习惯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象患有腿疾、性格坚强、心地善良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那个学龄前儿童，日本归侨、可爱但很娇气的小秋，个个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冰心这位老小孩儿，竟然能够用看上去十分平常的笔墨，把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可爱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个性，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把自己也化装成了小淘气——陶奇这个“我”，仿佛她本人也混杂在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中间，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员，向读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平凡的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这些孩子们与作品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组织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班集体，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所有少年儿童都很熟悉的生活。即使是作品中那些着笔不多的大人们，比如那位爱学生如子、循循善诱的张老师，那位言语生动、心肠慈善的陶奇的奶奶，那位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陶奇的妈妈，那位勤劳清苦、心地宽厚的李春生的妈妈，以及那位面色苍白、涂着口红的王瑞萱的妈妈，和自私自利、存有偏见的王瑞萱的爸爸，也都各有个性。而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之下，即使是象王瑞萱的父亲这样的资本家，也在努力地学好、变好。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以及在一切少年儿童的眼里，生活总是一片光明了。
五十多岁的冰心，不但具有不变的童心，有时又象一位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她能够细致地分析出某个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又能够对症下药，温和地引导他（或她）改正。在作品一开始，张老师为了帮助聪明但是有点不踏实，又很淘气的陶奇，提高作文水平，和掌握运用词汇的能力，跟陶奇的那一番用心良苦、细心别致的谈话；还有专门为陶奇订好，然后郑重地送给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子，都体现了一位对学生既十分负责任，又善于因材施教的高明教师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象冰心这样地爱孩子，又非常了解儿童的特点，是难以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
同样地，冰心在短篇小说《好妈妈》里，又把自己化装成了一个学习努力，但是不爱劳动，一切依赖妈妈的女孩子——“我”。这个“我”，在邻居也是同学的一对姐妹——永瑛和永珍的热爱劳动的行为的感动之下，终于转变成了一个既爱学习，又爱劳动的好学生。
在散文《从“到此一游”说起》里，冰心也以一个小孩子——第一人称的“我”出现，她用一个有教养、懂道理的学生的口吻，劝说那些喜欢到处书写“到此一游”的人，希望他们改掉这种不良的嗜好。
而在散文《只拣儿童多处行》里，冰心却以她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她不再是一个自称为“我”的小孩子，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作家了，她在这篇短短的散文中，热情地歌颂着春天和儿童。当她在颐和园里看到了成千盈百的孩子，又同时看到了几棵盛开着花朵的大海棠树——那令她非常喜爱的，她曾经歌颂过的海棠树，她就把海棠花与可爱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歌唱着：“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她告诉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为了寻找可爱的春光，她要“只拣儿童多处行”。
在刻画今天的儿童的同时，冰心也没有忘记描写昨天的孩子。她在今天写的回忆昨天的作品，最精采的恐怕要推短篇小说《小桔灯》了。她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歌颂了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并在歌颂这个小女孩子的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歌颂了她的爸爸——一个没有在作品中出场的地下党员王春林。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解放前夕，在父亲失踪、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她还用自己那双灵巧的小手，用作品中的“我”送给她的红桔皮和一段小蜡头，给“我”做了一盏小桔灯，为“我”照亮天黑路滑的出路，这个用“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使“我”“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的小姑娘，不仅使“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也一定会使生活在光明的今天的小读者，觉得非常的可爱。
在这些为了儿童而写的作品里，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再寄小读者》的十四篇通讯。这十四篇通讯写于1958年3月11日至1959年10月14日。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冰心在重庆的潜庐，曾经写过一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这次重写《再寄小读者》，距离上面的一次，已经十六年。①距离冰心刚刚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二十九封通讯，则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当她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祖国到美国去留学，而三十五年之后，当她开始写作第二组《再寄》的时候，她则是刚从埃及访问归来。当她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拿起笔来，再继续她三十五年前的旧题目，写作《再寄》的时候，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面对着她所喜爱的小朋友，心情很兴奋，觉得“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于是，她便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描述了自己刚刚结束的亚洲——欧洲——非洲之行。然而，她刚刚与小读者们通了三封信，就又登机远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欧洲之行。她在远离开祖国的意大利和苏格兰，都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小读者，在后面的五封通讯里，她就向小读者们描写了这次欧洲之行的见闻——瑞士与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到处可见古城遗迹，而又布满了现代化建筑的罗马；庞贝城的废墟；“水如碧玉山如黛”的西西里岛；罗马城里复活节的钟声；水城威尼斯；苏格兰的依山傍海的爱丁堡。她用不减当年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观察，把瑞士、意大利、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美丽风景，描摹给她的小读者们看。但是，与过去的《寄小读者》不同的是，她不再在其中用缠绵的笔调抒写母爱和乡愁，而是用开朗、乐观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并教给小读者们关于历史、地理、风俗的知识。尤其是在后面的六封通讯里，情调更与《寄小读者》有了明显的差别。过去那些抒写母爱、童心和大自然的内容，变成了今天这些关于“六一”儿童节，关于“七一”党的生日，关于暑假读书计划，关于努力学习语文课，关于天安门广场，关于“十一”国庆节等等的亲切的谈心。其中还穿插着关于昨天与今天的对比，关于外国贫苦工人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对比。总而言之，老作家冰心，正在用委婉动听的语言，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虽然从语言的风格上，《再寄》还是冰心体，但是从作品的情调和内容方面看，已与《初寄》有了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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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共写作了两组《再寄小读者》。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谢冰心先生，她在1985年8月8日致笔者的信中说：“1944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因此1958年又写了《再寄》”。
上面已经提到冰心频繁的出访。她做为我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着中国的作家、文化界、妇女界，有时还做为和平使者，到世界各国去访问。她到过泰戈尔的国家——印度，多次地出访过日本，还于写作《再寄小读者》之前，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而到达了埃及。又于写作《再寄》的途中，访问了瑞士、意大利、英国。做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她在1958年10月到苏联的塔什干，1962年2月到埃及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等等。这一系列的赴会和出访，又给冰心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材料。她在自己那些写到异国风情的作品里，歌颂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景物。除去上面提到过的瑞士、意大利、英国之外，她还歌颂了日本的樱花，歌颂了列宁格勒城郊的拉兹列夫湖。她又写到了印度，写到了埃及的尼罗河爸爸，写到了战后日本东京的浅草公园。而对这些大自然的描写，又往往与她对刚刚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描写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会忘记她在开罗结识的那对青年画家夫妇黑白、杜玛德，这是一对在北京的美术学院留过学、会讲汉语的埃及人（《话说文化交流》）。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美丽的意大利姑娘意娜（《忆意娜》），她曾经为冰心朗诵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罗大里的诗。我们更不会忘记日本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罢工的工人兄弟们（《樱花赞》），他们为了表示对中国作家的友情，准时把中国作家代表团送到火车站，竟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原来早已定好的罢工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还有那两位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日本女作家秀子与和子（《尼罗河上的春天》），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女作家三宅艳子（《南行日记摘抄》），她们都向冰心这位中国女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这时在各种国际会议与社交场合上出现的冰心，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堂堂大国的代表，而不是象三十几年前那样，只是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所以她所结交的朋友，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同学和病友，而是包括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了。
关于冰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夏衍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1973年的4月16日至5月18日，七十三岁高龄的冰心，做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抵达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的团员，跟随着廖承志团长，到日本访问了三十三天。回来之后，她于这一年的7月31日，曾经写出了名为《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散文，记述这次访日的情况。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举国一致，对这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极其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仅欢迎实行委员会的委员，就有三千人之众。当时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象盛开的樱花一样，光明灿烂。冰心在这里参加了不下五百次的参观、访问、会晤、座谈和集会，接触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渔民、青年、妇女，以及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体育、宗教、政界和经济界人士。
“四人帮”垮台之后，顽强的冰心，重又提笔写作。她写文悼念毛主席，悼念周总理，悼念文化界的老朋友——郭沫若、茅盾、老舍。并在七十八岁的高龄，回到了她的母校——过去的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参加了1978年5月4日举行的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5月5日，她开始写作《三寄小读者》的十封通讯。当她提笔写作《三寄》的时候，距离《再寄》已经二十年，而距离《初寄》已经五十五年了。这位有着不灭的童心，而又异常刚毅的老太太，向她亲爱的小读者们表示：“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在这个百废俱兴，拨乱反正的年代，教育孩子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尤其是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确定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这个方针之后，冰心更是兴奋异常。她在《三寄》的通讯里，就谆谆教导少年儿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努力学习。她在写作的同时，还要接见许多慕名来访的外国朋友，她在《三寄》的通讯七里，就记述了接见五十六年前，她在美国留学时的母校威尔斯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几十位美国姑娘的情景。七十九岁的冰心，看到了这些与她共一母校的小同学，立刻回忆起了那个美丽的慰冰湖，于是，老太太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欢快地向这些二十岁左右的美国姑娘们叫出了：“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冰心从这些姑娘们的口中得知：挂满了海的图画的闭璧楼还在，而且在座的一个美国姑娘就住在里边，而娜安避迦楼却已拆掉重建了，慰冰湖还象《寄小读者》中描述的那样美。冰心还问到了当年的老师的情况，可是这些二十年代的教授们，在座的大学生们已经不认识了，或者是仅只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冰心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版《三寄小读者》所写的序（1980年10月29日写于北京医院）中，充满童心也充满雄心地宣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而令人惊异的正是：她在八十岁的高龄，竟然以短篇小说《空巢》，获得了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是这位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足迹踏遍了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的老作家，当很多人在十年内乱之后，由于对“四人帮”的痛恨，而羡慕起了华侨、外籍华人的时候，热爱祖国、头脑冷静的冰心，却看到了老年美籍华人精神寂寞的一面，他们虽然有洋房和汽车，却不能享受中国老人特别看重的天伦之乐。《空巢》里的美籍华人梁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守着空巢的老人，当他回到祖国，看到了一家老友夫妻团聚，女儿孝顺，外孙女儿活泼，因而对比自己——老妻去世，儿子娶了一个意大利裔的儿媳妇，嫌带孩子麻烦，宁肯养两只波斯猫也不生孩子，回到家里，还要公公给她做饭——的境遇时，对老友一家极为羡慕，不由地发出“你们这个‘巢’多满啊！”的感慨。这样清醒的认识，加上艺术的手法，博得了人们的赞誉。而当同志们向她祝贺获奖的时候，这位在文坛土耕耘了六十余年的老前辈，这位中外闻名的作家，竟然谦逊地表示：“是大家照顾我老罗。不过，我也很高兴！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了，年轻时由于得文学硕士学位，得过一次金钥匙奖，但是作品得奖，这还是头一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吧。”①——这样的言谈，这样的为人，除了赢得晚辈的衷心敬仰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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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明：《记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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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教书生涯与家务劳动的间隙里，利用晚上、周末、星期日、节假日、寒暑假，再加上午休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完了这本《冰心传》。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爱护与关怀我的师长、同学、中年朋友与青年读者们的鼓励和鞭策。如果没有他（包括她）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教学任务很重，身体又常患病的情况下，我是难以按时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的。
尤其是北京出版社的各级领导，以及与此书有关的编辑同志们，特别是文艺编辑室的负责同志，从为此书的写作进行准备起，到开始动笔，直至修改，以至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中，都给予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
在此，谨向这些给予过我指导、帮助、鼓励、鞭策的所有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同时，还要感谢此书的传主，我国现代女作家的老前辈——谢冰心先生。她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又忙于写作的情况下，还对本人进行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指教。在此，谨向她老人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另外，也要感谢1985年新创刊的《女子文学》与《女作家》两个刊物，以及《当代妇女》与《瞭望》周刊海外版等刊物，他们都分别给予了《冰心传》片断以连载或刊登的荣幸。
我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但我仍视自己为初学写作者。因为比起许多我的同代人来，我自知还做得很不够。我亲眼看到过不少比我年纪稍长，或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他（或她）们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而进行着顽强的努力，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虽然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见多、见深，头发一天比一天显白、显稀，视力出色的眼睛突然戴上了老花镜，健康状况显著地恶化，他们仍然为了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而坚定地、忘我地工作着。他们的勤奋地苦干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行动的楷模。
作者
1986年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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