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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③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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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79年3月2日。
在此之后不久，冰心又写作了一系列有关兵士生活与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冰心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海边，她对那些与她父亲朝夕相处的海军军官与水兵，是很熟悉的。这些慈爱憨厚的大朋友，与她热爱、眷恋的大海，与她童年时代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我的童年》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每逢回忆起这些人，冰心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怀念、敬重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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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于1942年3月27日的那篇。
做为一个善良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对那些背井离乡，渴念亲人，过着飘泊不定生活的下级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她为他们写出了象《一个兵丁》这样的小说。《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本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日夜为兵营站岗守门，心中却只是思念远在家乡的儿子，他无法解脱渴念儿子的心情，只能憨憨地与住在兵营附近的孩子小玲亲热，这个小玲与他的儿子胜儿同年，他用与小玲亲热、嬉戏的办法，来填补内心的寂寞和怅惘。
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有的兵白吃小摊贩的东西，白坐车子，他都默默地掏出钱来还给摊贩和车夫，有的兵踢打卖花生的孩子，他上来劝解，却被平白无故地狠狠踢几脚。他剩下的零钱，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哥哥、嫂嫂和舅舅。待他因为被踢害了痨病，以至去世以后，“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冰心通过这个形象，却歌颂了那些朴实、憨厚、善良，心地纯正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
因为冰心十分喜爱象老兵、福和这样的兵士，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她希望人们之间互相友爱，不明白为什么同胞之间要互相杀戮。在小说《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她就通过一个士兵的口，倾诉了她本人对为什么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的迷惑不解：“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
《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算是一篇反战小说。这是她的一系列的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但是该篇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其他几篇略有不同，这次是由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年轻的女大学生葰如女士，在构思一篇反战小说，而不是由作家冰心自己来叙述故事。葰如笔下只有三个人物——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一位在家中盼望儿子归来的老母亲，第三个人物是那个儿子的表兄，这位母亲的侄儿，他也正在前线作战。葰如女士笔下的故事极其简单：老母亲正在家中等待着即将归来的儿子，这是一间极为暖和的房间，母亲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又热又香的酒菜，她怀着一颗慈母的爱心，把这些酒菜盖好，静静地等候着儿子，时时摸一摸菜肴是否仍然温热。衣袋里装着的，是儿子半年多前的来信，这封信已经被母亲看烂了，背也背得出来。当门外终于响起了皮靴和腰刀的声音，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儿子，走进来的，却不是儿子梦涛，而是侄儿希和，——原来她盼望已久的亲爱的儿子，已经被战争杀死了。儿子曾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上，向母亲倾诉过这样的烦恼：“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当葰如女士将这篇故事构思成为这种结局时，她自己也不禁十分吃惊了，因为她本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尾，写成母子团聚的乐境的，但是却自然而然地写成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
在小说《鱼儿》里，冰心又通过对那位失去了右臂的老兵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混战的反感，当那位老兵告诉小说中的小姑娘——“我”，在一次海战中，两边都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的情况后，“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啊！’”这位被战争莫名其妙地夺去了右臂的人，“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冰心对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制造战争，盅惑人们互相残杀的封建军阀，充满了憎恨的感情；而对那些在混战之中受到伤害和遭遇痛苦的军人，则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她在《一个军官的笔记》里，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这个军官和他的亲爱的堂兄在战场上遇见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统领下成了对立的双方，都糊里糊涂地负了伤，成了残废，然后又在医院里碰面了。“为谁牺牲？为谁奋勇？”“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
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冰心反对战争，反对那些发动战乱、制造战乱、利用战乱谋取私利的军阀，但是冰心对于普通的士兵，却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就弹出了她对军人看法的基调。
她对有些报纸、杂志把军人描绘成兽性的、沉沦的、罪恶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文人产生了不满：“文学家啊！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她认为正是这类的文学家歪曲了军人的形象，是他们“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冰心对离乡背井的军人充满了同情，他认为正是好战的军阀，“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切声中度生活。”
她对这些军人不仅是充满了同情，她对他们可以说是满怀着敬意。她说：每逢看见穿着灰黄色军服的人，就觉得亲切，不仅是亲切，而且还“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
在《到青龙桥去》中，她就描写了七位凝重，温柔，有教养，守纪律的军人。这些军人的神态、言语和行动，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赞美，以至于当她下了火车，登上了万里长城之后，那七位军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脑际萦绕，竟使她面对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也产生不出她平时最易产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着那七位军人的平和而又庄重的语言，严肃而又温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适温暖的家庭里，但是她对贫困、苦难的劳动人民，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写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时，她还写出了象《三儿》这样的小说。
这是一篇极为短小的作品，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可称为“小小说”。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无辜丧命的故事。象三儿这样生活在军营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烟台的大海旁边曾经见到过，他们的境遇与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这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对他们还是表现出了极为友善的态度。三儿是个以拣拾破纸烂布为生的孩子，一天偶尔走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拣拾几个打过了的弹壳，多卖几个钱，竟被一个打靶的下级军官当场打死了。三儿的母亲悲痛欲绝地要让军官偿还儿子的命债，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眼为理由，反诬是孩子自己闯的祸。冰心这篇小说笔下的下级军官，已与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画的军官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残忍凶暴的家伙，而她笔下的穷苦孩子三儿，倒是一个长着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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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故乡》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让自己的子弟们去读书，他们却答以：“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树木，他们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听之于天命，但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使对他们的困苦怀着悲愤的同情，而对他们的愚昧又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
这种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怜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恐怕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即使是在中国的城市，这种愚昧和保守，也仍旧是普遍地存在着。
在开明的父母亲的薰陶和教育下长大，自己又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学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本人又曾立志当一名医生的冰心，她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风气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时候，却写了一篇歌颂科学、歌颂西医西药、肯定精神因素对于人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影响的小说《骰子》。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个老太太的病情，从沉重到康复的简单而又简单的故事，说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坏处；并对那些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身上都不洁静的中医，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而对那位懂得科学的规律，懂得治疗生理的疾病，要以治疗精神的郁结一齐下手的西医，表示了赞赏；尤其是对那一个正在接受着新式学校的教育，聪明、懂事的小姑娘雯儿——病老太太的孙女儿，利用奶奶的迷信思想巧施小计，为她治愈了心病的小学生，更是表现出了由衷的喜爱之情。
年轻的冰心，在一两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十余年之后，她在为自己的全集所写的《自序》里，曾经概述过她写作问题小说前前后后的经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姐姐》之类”。“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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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全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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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爱的哲学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冰心：《繁星·一三二》
1919年的冬天，已经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的十九岁的冰心，在一本杂志上，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个十分新鲜的名字——泰戈尔，同时看到了这个老泰戈尔写出来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了哲理，又十分美妙的诗歌，这是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StrayBirds》）的连载。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冰心与她的大弟弟一起，在他们那个舒适温暖的家里，围炉而坐，倾心阅读着这位异国诗人写作的神奇的诗句。当冰心读着泰戈尔诗中那些关于太阳，月亮，星星，土地，大自然，特别是那些关于上帝，神，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等等富于哲理，而又十分清新美妙的词句的时候，这位十九岁姑娘的那颗敏感、善良的心里，充满了虔诚的感动：“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①。泰戈尔的诗使她十分的感动，而泰戈尔诗中流露的思想，同样使她觉得与自己的思想十分的合拍：“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她觉得自己的思想与泰戈尔的思想“在‘梵’中合一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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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冰心在协和女大理预科这所教会学校里，学习了西方的“梵”学——《圣经》。她在下一年的秋天所写的一篇散文《画——诗》里，就记述了《圣经》给她的印象：她在教授《圣经》课的安女士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幅小羊与牧羊人的图画，画面上的景象是：“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摩抚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到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画上的天色，也和那天一样，阴沉——黯淡。”“牧人的衣袖上，挂着荆棘，他是攀崖逾岭的去寻找他的小羊，可怜能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迫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并不责备它，却仍旧爱护它。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①这幅画给了她“暗示”、“教训”和“安慰”，而安女士放在膝头的《圣经》，又让她看到了这样的思想：“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②《圣经》课带给她的，是诗情和画意，这种诗情和画意，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从那时到现在永远没有离开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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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画—诗》
②②冰心：《画—诗》
东方的哲理诗人泰戈尔的诗句，和西方的宗教教徒信奉的《圣经》，都对着她歌唱上帝的爱，神的爱，大自然的爱，人类的爱，不朽的爱；歌唱永生，死亡，幸福，受苦，沉默，等等。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在上面生存的世界到底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
于是，她在1920年的8月至9月，连续写了三篇思索性的，也可以称之为探讨性的散文，这就是《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无限之生”的界线》和《画——诗》，又在下一年写了一篇同样性质的散文《问答词》。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写在冰心读过《飞鸟集》半年多以后，那是因为泰戈尔的诗给她留下了十分隽永的印象。她在这篇散文里，向这位印度诗人描写了自己初读他的诗作后的感受：“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她要向这位印度诗圣表示她的赞叹和感谢，虽然泰戈尔可能并不知道有一位中国姑娘正在向她敬礼，然而冰心却要向他倾吐自己的心思。
但是最使冰心费神的，还是关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假如每一个人的生命，最终都要匆匆地归结为死亡，那么还要生命干什么呢？既然世上所有的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一遇见死亡，就立即倒下，化为尘土，即使你是权势显赫的帝王，功名卓著的英雄，一遇到死亡，也就立即屈服在它的权威之下，那么，“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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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冰心每逢想到这里，就觉得极度的灰心和失望。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的灰心和失望，有时也会把她（或他）的思想引向虚无。
在冰心1920年9月4日写的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里，一个名叫冰心的女孩子就说了一段十分透彻的话：“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伙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象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
然而，女作家冰心在让作品中的人物冰心说完了这段话之后，却又立刻借着作品中的另一个女孩子，假拟的已死的宛因之口，用万全的爱的观点，来说服作品中的那一个女孩子冰心：“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
“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吧！”
从此之后，冰心便一直徘徊在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里，她常常陷入欢乐还是烦闷的判断之中，不能自拔。
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在一年之后的1921年10月1日所写的散文《问答词》里，又再一次表现了出来。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冰心的心：“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
冰心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更多地表现在她的一些小说里。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冰心从她那个小家庭里，卷了出来，卷入了外面这个更广阔的，但也是十分庞杂的社会。这个大的、错综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的社会，与那个她所熟悉、所眷恋、所依傍的亲切温暖的小家庭，完全不同。在生她、养她、爱她的那个小家庭里，人和人之间，总是充满了爱护、关怀、信任，父母之爱，手足之情，使这个家庭总是洋溢着欢乐、温暖、和谐的气氛。但是，当她从这种气氛的包围之中走了出来，踏进了外面那个广阔的，但却是庞杂的社会之后，心地善良的冰心，面对着种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使她常常感到困惑不解，有时甚至忧郁烦闷。她在这两个环境、两种境遇中徘徊，她爱这个小家，也爱那个大社会。但是小家回报给她的，是同样深沉的爱；而社会回报给她的，却是排解不开的矛盾与问题。
她虽然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问题小说，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和痼疾。但是，她一方面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入了作品，另一方面，她自己的心里，却又产生出了更大的矛盾，那就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与她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她的家庭里充满了温暖，而社会上却到处都有严寒和辛酸。泰戈尔、《圣经》故事，还有她所享有的母爱、父爱、手足之情，等等，都告诉她：世界是爱的；但是，社会上却又充斥着憎恶，甚至杀戮。那么，世界究竟是爱的，还是憎的？人生究竟是欢乐的，还是烦闷的？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位温柔娴雅的青年女作家，常常静静地思索这样的问题。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有静坐沉思的习惯，现在，当她倾心思索，想要寻找改造社会痼疾的药方的时候，她的最好的同伴，仍是一根细细的笔杆。她常常徘徊于互相矛盾的思绪之中，自己也找寻不到明确的答案。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内心也就充满了矛盾。
她在1920年写的那篇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里，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提出了她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疑问：“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前后后，如何能不烦躁？”
也正如她在组诗《繁星·一三二》里所写的那样：
我的心啊！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做为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女性，她愿意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了欢乐；但是做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她又看到了许多令自己失望的事情。这种失望的情绪，是当时那些有理想、肯思考的一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心绪。在与冰心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思绪的流露，不过因为她们的处境，尤其是性格的差异，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比如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的另一位女作家庐隐的作品里，失望往往是用血泪般的控诉和热烈的呼喊倾泻出来的；而性情温柔恬静的冰心，则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用温婉忧郁的语言，温文尔雅的态度，轻轻地，含蓄地，吐露出了她的失望和不解。正如她在《繁星·八七》中所唱的那样：
知识的海中，
神秘的礁石上，
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
感谢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难行的路！
1921年年初，“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后，最活跃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文学研究会成立了。许地山和瞿世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介绍冰心参加了文学研究会。
做为一名严肃的作家，冰心愿意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她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表达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感受和感慨。而做为一名端庄的女性，她却不愿意走出家门和校门，到社会上去活动，去交际。这种娴雅的作风，这位女作家保持了一生，除了非常必要的活动之外，她是很少走出家门校门的。这真象唐朝诗人王昌龄的那句诗所写的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一个始终保持着清高节操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年轻的一代，正在冲破长期封建思想的桎梏，开始有了正常的交往。而处世谨慎的冰心，却在一篇名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的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
而她的文学写作实践，也确实正处在欣欣向荣的高潮时期。
她已经用“问题小说”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她又用散文、小说和诗歌，探索着人生的意义，现在，当她成了文学研究会中的一员之后，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着人生与社会的诸问题，以及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法。
在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之后不久，这一年的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冰心就又发表了一篇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超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发表十四年之后，在评论中国二十年代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地讲到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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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冰心在《超人》中描写的男主人公何彬，就是生活在这片好似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一样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患有阴郁症的一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何彬表面上很“冷”：“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其实，他的这种表现，都是内心痛苦的反映，不过是他的满腹理想，一腔热情，在现实面前遭到碰壁之后，在他的心里引起的巨大失望，扭曲地发泄出来的结果。
他常常痛苦地叨念：“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搞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甚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但是，他的这种厌世的思想，却因为受到了一个纯朴、天真、可爱的孩子——禄儿的启发和感召，而转变了。
禄儿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慈爱的母亲，家中院里的鲜花，还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当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后，护理他的白衣妇女，使他以为是慈爱的母亲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别是在何彬的帮助之下恢复了健康的禄儿，也到医院里来看望他，给他留下的那一段话：“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的这一段歌颂母爱的话，深深地震动了何彬的灵魂。这个原来被人认为心肠很冷的人，竟然泪流满面。他不仅接受了禄儿的启示，而且极为诚恳地向这个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啊！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爱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象何彬这样的患着忧郁症的青年人。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想用童心这一个无病不治的药方，来医治凌瑜这样的患有厌世症的青年人一样。这是她的善良的愿望，她希望象何彬这样的同时代人，能够从苦闷、悲哀、抑郁、幻灭的精神境界中摆脱出来，重新走上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人类的道路。
因为当她自己苦闷、彷徨的时候，她也是用“母爱”这一无病不治的法宝，来医治自己的：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①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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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繁星·三三》
②冰心：《繁星·一五九》
然而，冰心为何彬、凌瑜这样的青年找来的医治厌世病的药方，是否就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药方呢？
童心，母爱，这两个被冰心崇尚得甚至已经带上点儿神化了的情感，是否就是医治一切精神疾病的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呢？
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超人》发表之后，立刻在知识分子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冰心的《超人》审稿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达篇小说时，特地用“冬芬”作笔名，在这篇小说的末尾，加了一个《超人·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冬芬附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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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10日出版。
头脑冷静的茅盾，竟然能被这篇小说感动得流泪，可见冰心笔下的何彬，是如何的典型了。他确实地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具有如此思想感情的青年知识分子。
象何彬这样的一批青年人，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急骤地觉醒，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认识，投入了乐观救世、改革社会现状的呐喊洪流之中，不久，就在中国特有的现实生活面前，到处碰壁，一直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又急骤地跌入了悲观厌世，甚至是悲观恨世的深渊之中。其中有些痛苦得不能自拔的青年，就走上了与社会决绝，因而决心自杀的道路。翻开当时的报刊，有关这类青年自杀的报导，时有所见。
冰心通过凌瑜、何彬这样的人物反映的，就是这种时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动得下泪。
茅盾在这篇小说发表了十四年之后，在他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第13卷3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笔下，大概只有“爱”，才是唯一能够拯救青年灵魂的法宝。题材与《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说《烦闷》中，那位没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称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个患了厌世症的青年人。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简直就是冰心本人经历的再现，他“有生以来，十二年荒凉落寞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无际的海天，听着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独学无友，只得和书籍亲近。更可恨我们那个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学作品，偏偏我又极好他。终日里对着百问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怀忧世”。“他”虽然是个男性，但他表现出来的忧郁和烦闷，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表现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过冰心的抑郁和烦闷，不象“他”的那样强烈，那样极端，那样难以排解罢了。
“他”也象何彬和凌瑜一样，是个患了忧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被一种幻灭的情绪支配着，觉得自己与这个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见一位聪明的同学，就想：“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总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实用思想又有什么用处，只多些烦恼，不如浑化些好。”
他看见两位同学之间，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内心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只谋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爱和仇，也只是以此为转移——世间没有真正的是非，人类没有确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着无名的烦闷，同学们吃饭去，他偏不吃饭去，还想：“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饭么？假如人可以不吃饭，岂不可以少生许多的是非，少犯许多的罪恶么？”
他在烦闷已极的时候，还写了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时代人的共同的苦闷。这篇文中之文的题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机》，“他”在其中这样地写道：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青年人当初太看得起社会，自己想象的兴味，也太浓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观，只有冷笑。他心烦意乱，似乎要往自杀的道上走。
原来一切都只是这般如此，说破不值一钱。
他当初以为好的，以为百蹴不能至的，原来也只是如此。——这时他无有了敬礼的标准，无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他由看不起人，渐渐的没了他‘爱’的本能，渐渐的和人类绝了来往；视一切友谊，若有若无，可有可无。
这是极大的危险不是？我要问作青年人环境的社会！
那么，他的这种极端的烦闷，怎样才能得到解脱呢？——
冰心为他找寻的方法，仍然是母爱和童心。
他百无聊赖的时候，只能奔回自己温暖的家庭。因为“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乐”，他“轻轻的推开门，屋里很黑暗，却有暖香扑面。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跳荡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脸儿，和母亲扶在他头上的手，都幻作微红的颜色”。
这一片温馨光明的景象，这充满了“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的图画，便把他的满腔烦愁立刻驱散出心头，化成为两眶“爱感之泪，聚在眼底”。他完全从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心里竟然喊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
可见，母爱和童心，这两个治疗厌世症的法宝，是多么地灵验啊！
然而，“他”，还有《超人》之中的何彬，是否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呢？仿佛并没有。因为，“他”在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之后，依然是泪流满面；而何彬虽然向禄儿悔过了，却仍然把帽儿戴得低低的，也是泪痕满脸地，不声不响地走掉了。
心地善良的冰心，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也看到了同时代人的痛苦和幻灭，她想用母爱和童心，来医治社会和青年的疾病，使自己的同时代人快乐起来，并使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逐渐地走向进步。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面的冰心，没有什么其他的妙法，她便从自己的善良愿望出发，把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结为童心和母爱。
这种结论恐怕也是她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妙法。她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忧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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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繁星·一一四》
所以，虽然她也有着自己同时代人的烦恼和苦闷，却能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解脱和安慰。在面对社会问题而寻求答案的时候，她就想用医治自己不良心绪的药方，来医治同代青年的心病。
这种对于童心和母爱的膜拜，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超人》、《烦闷》和一些诗里，已经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而在《最后的使者》这篇小说里，冰心更把儿童写成了世间一切欢乐与希望的源泉。一个天才的诗人，再不愿把忧愁、烦闷和悲伤带进他的诗作里，他愿为了年轻的一代，而努力歌唱希望和光明。他请求众神之王的神帮助他，给他介绍一位指引他走向光明、快乐的使者。神告诉他：“从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终，这一端是空虚黑暗，那一端是缥缈混沌。人类的生命，只击箭般从这边飞到那边，来去都不分明。因此悲伤是分内的，快乐是反常的。一个人能有多少日月，悲伤是他的颖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但是诗人不肯就此离去，他追随着雨的使者，夜的使者，水的使者，花的使者，这些使者只能给他眼泪、感慨、抑郁、悲伤，并不能使他看见欢乐和希望。诗人乞求众神之王给他介绍一位能够劈开黑暗，摧倒忧伤的使者，聪明的众神之王虽然知道“宇宙的神秘，和人类的深思，本不能遮蔽人生的烦闷”，还是给他指点了一位“未曾长成，只养育在鸿濛的国土里”的天真的孩子：“天外，翩翩地飞来双翅雪白的婴儿，挟着金斧，前面回翔着，欢唱道：‘诗人啊！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现在入世了。诗人啊，跟着我来！’”多少年过去了，似乎只有这个孩子，才能“领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冰心笔下的童心，对人类是多么的珍贵啊！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遗书》里，她更是借着作品中引述的一部著作中的话，直接赞颂了人的童年期：“人间惟襁褓婴儿，初无罪恶。梦中时有笑容，此为人生最乐时期。”
她在组诗《繁星》中，还这样地唱道：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①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②
婴儿，
是伟大的诗人，
在不完全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全的诗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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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繁星·三五》
②冰心：《繁星·四三》
③冰心：《繁星·七四》
冰心自己有一颗赤子之心，又非常疼爱她的同胞兄弟，还格外地喜欢任何一个小孩子。在冰心善良的心目中，儿童的绯红的笑脸，天真的笑声，甚至于走路的姿态，都象天使一样地可爱。
在短篇小说《爱的实现》里，冰心对于童心的歌颂，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作品中的主人公、诗人静伯，在一个有着澄蓝的海水，和起伏不断的远山的避暑胜地，写作以《爱的实现》为题的长文时，给他以创作的灵感和启迪的，不是眼前的美丽的大自然，而是两个有着黑黑的头发，绯红的脸颊，深深的笑窝儿，雪白的臂儿的小孩子。
这是一对姐弟。每天清晨，都要从静伯住处的墙外走过去，傍晚的时候，又会从原路走回来。他们的可爱的形象及欢乐的情绪，竟然成了诗人文思的源泉，以至每天清晨和黄昏，诗人都要侧耳倾听孩子的足音，和他们的活泼的笑声。一天没看到他们，文思就停滞，有时竟然写不下去。这种感情发展到极致，就是一回碰上了阴天，早晨这两个孩子依然象平日一样地走了过去，傍晚因有大雨，却没有按时地返回来，静伯焦急地等待着，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好干脆迎着风雨跑出去，去迎接这两个带给他灵感的孩子。
正当他佇立于沉黑的泥泞之中，头上顶着光亮的闪电，身上淋着密集的雨柱，翘首盼望着他们归来的时候，他听到了身后响起来的快乐的笑声。等到他慢慢地走回自己的住处，进了自己的屋子，却忽然惊喜地发现，这两个前来避雨的孩子，正微笑着酣睡在他书桌对面的摇椅上。他看着这两个孩子的娇憨的睡态，和他们那露在衣服外面的细嫩的肥白的小腿，立即文思如涌，于是笔不停挥地写下去，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长文《爱的实现》。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笔下的孩子，简直已经化成了天使，化成了司文艺的神。
对于童心的膜拜，使得冰心笔下的儿童，总是非常的可爱。即使是那些并未被她神化了的儿童，也都令人十分的爱怜。
象《离家的一年》中的那位小弟弟，虽然也曾为了一点儿小事，与他的小姐姐吵嘴，但是他的软弱、多情、聪明、懂礼貌、老实和爱娇，却使读者非常的喜欢——这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乖孩子。
那么，被冰心反复地歌颂，有时甚至加以神化了的童心，是否就能彻底医治象“他”，象何彬、凌瑜这类青年人的厌世症，为他们解答世界之谜，并且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矛盾和纷争呢？
似乎也未必。
象《离家的一年》里的那位十三岁的小弟弟，还有他的小姐姐，这两个聪明、可爱、纯洁的孩子，这样小小的年纪，就要忍受寂寞和惆怅。
还有短篇小说《寂寞》里的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小小，他虽然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位慈爱的母亲，但他同样无法摆脱“寂寞的悲哀”，他那亲爱的小不点儿的堂妹随家南下了，他也只有任这寂寞的心情，“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他只能伏在枕头上哭泣，而别无其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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