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本住在市区的瑞金路，与邻居们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无奈之下，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
晚年，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相依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1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大口吐血，走完了自己的六十九个春秋。
她被平静地火化，骨灰三年后被一位亲属带出国。
她临终前希望葬回老家，最终却与张爱玲一样远涉重洋，犹如她病危时想看一眼自己的《结婚十年》，遍寻不见，还是女婿高价复印了一本聊以慰藉。
天地之大，她和她的作品却无处容身。
曲终人散时有尽，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个单纯与坦白的女子，最终单纯坦白地离去。
治愈你：
生活是门艺术，更是一项本事。
前者需要天分，后者需要技巧。
当我们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不喜欢一个人恨不能跳到ta面前指着对方的鼻子咆哮：“你知道我烦你吗！”
后来，我们长大了，不喜欢一个人却依旧和ta敷衍，小心地藏起自己的不鸟，换上含蓄的外套，大不了绕个道。百分百的坦白和真诚，就好像没装防护程序的电脑，随时能让生活崩盘。
苏青这个直率不矫饰的女子并没有错，只是，人生哪能因为你个人没有错就一路绿灯呢？它总是板着面孔告诫你：适者生存。
第十一章 梦想是朵永不凋零的花——宋庆龄
宋庆龄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二十八岁，宋庆龄一岁。
作为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这个聪慧的女子，居然公费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学院，而不是仰仗显赫的家庭，获得求学的机会。
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时，她和妹妹美龄还是两名小小的留学生，她们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龄挥舞着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
她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她洋洋洒洒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她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这般深刻的思想，连待在大总统孙中山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或许，这就是后来“受尽非议”的婚姻的伏笔。
当她的姐姐宋霭龄因为结婚不再担任大总统的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甚至，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的婚姻：“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她确实是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他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他不能没有她。
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
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宋家大姐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宋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里人尽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宋家大姐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宋霭龄郑重地与父亲交谈了这件事，反过来将了妹妹和她的爱人一军，纵然是曾经敬爱的领袖，纵然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那又如何？
要成为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必须经历政治与亲情的双重考验。
宋家三姐妹中，她的性格并不像姐妹那样大胆泼辣、锋芒毕露，相反，在大多数照片中，她都是沉默而安静的，细软的鬓发与坚毅的嘴角对比鲜明，雕刻般美丽的脸庞与清冷笃定的气质相得益彰。
她腼腆内向的外表，与倔强刚强的内里相辅相成，形成了柔中带刚的牢固组合。宋氏家族教养、交往阶层和主流美式学校教育深深渗入她的血液，她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坚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个。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连好教养的父亲也听不下去了，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
父亲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她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在跳下窗子的那一刻，不知她是否有过瞬间的犹豫。
10月25日上午，他们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朋友庄吉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四十九岁，她二十二岁，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幸福和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庄吉女儿回忆，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他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然后，磕了三个头走了。
合情合理的开始和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
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的裂缝。
她晚年提起这事充满伤感：“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但是，她与她的大姐，此生难得情投意合的默契。
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他叫来何香凝，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何香凝立即表示尽力保护夫人。他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最后，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那根忧伤的稻草早已压弯了腰。
斯诺说：“孙博士1925年去世后，蒋通过一个中国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于是断然拒绝。”
他去世后，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去上海接她。
火车在旷野上奔驰，他们一路畅谈，旅途好像一眨眼般，火车就进站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设法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虽然与她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芜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
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宋庆龄”这个被尊崇敬仰的名字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性。
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却没有体验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五十六年。
她没有姐姐一般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远离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欢、爱恨纠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真正想做的？
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治愈你：
有些女子生来不关注你我这些凡俗女人毕生的渴盼：爱情圆满、美貌永存、夫唱妇随、儿孙绕膝、事业小成等等，比如宋庆龄、居里夫人、秋瑾、吕碧城这些心怀理想的“大”女人。
对于她们，梦想的驱动力才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
所以，她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想象的寂寞和孤独，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议的利刃，穷尽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阔天地宽，永不言弃。
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走得多宽多远。
小女人改变生活，大女人改变世界。
第十二章 爱是欣赏，亦是改造——宋美龄
关于婚姻的心灵鸡汤都一再强调，持续不断地改造男人，把男人打造成适合自己的模型是家庭幸福的基石。
真正的已婚妇女大多对此嗤之以鼻：如果婚前的热情都改造不了男人，更别指望婚后的琐碎与现实去化腐朽为神奇。
可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第一家庭”，妻子不仅重塑了丈夫的性格和脾气，更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丈夫转而信仰基督教，这种改造不单是日常生活，甚至渗透到宗教信仰，如此彻底的精神革命，让至今仍在婚姻的北冰洋上颠簸的女人们望尘莫及。
十一年后的1924年，当冰心来到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就读时，经常听到美国老师们自豪地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
十一岁时，她便跟随十五岁的二姐宋庆龄到美国留学，1912年进入了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那时，她扎着乌黑的辫子，住在著名的塔院，每天穿过树林和草丛来到主校区，眼前是碧波荡漾的慰冰湖（WabanLake）。
四年间，她主修英国文学，兼修哲学，选修法语、音乐、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辩论术，还在佛蒙特大学选修过教育学，她成绩优异，热爱体育，几乎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典范。
美国的十年求学对她影响极大。
首先，她能讲一口流利而优雅的南方口音英语，比她的两个姐姐更熟悉美国的习惯和方言；其次，她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对中西方文化了解更深，演讲、交际等能力也得到巨大提升，为她日后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便利；第三，生活与观念更西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盘美国化”了。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文章里，她为现代中国女性，尤其是她自己，描绘了清晰的自画像。
从1917年到1927年归国的十年间，上海名媛宋美龄一直待字闺中，尽管有过与刘纪文若有若无的婚约，她却一直未下决心。两位姐姐，一位嫁给了孔子75代玄孙、山西首富孔祥熙，一位嫁给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姐妹们的际遇以及美国式教育足以吊高她对未来夫婿和生活的期望值。
宋家姐妹有晚婚的传统。
宋霭龄二十五岁结婚，宋美龄三十岁出嫁，即使二十二岁追随孙中山的宋庆龄也比当时十七八岁就当妈的女子推迟结婚多年。
千万不要小看年龄的作用，女人不同年龄段对男人和生活的选择截然不同。
十五岁的女孩心仪的对象是班里品学兼优的班长，或者高年级善投三分球的体育委员；二十岁的姑娘则对那个送自己999朵玫瑰的高帅富毫无免疫力；三十岁的女子，更关心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契合度，她们深知，选择一个男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婚姻对女人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塑功能；而四十岁的女性早已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少年夫妻老来伴有着或多或少的认可，头疼脑热时候的一杯热水，显然比一朵玫瑰更能打动她们。
放眼世界，亲爱的沃利斯让爱德华八世心甘情愿放弃王位时已年过四十；二十九岁的凯特击败至少六名前女友，成为小她一岁的威廉王子最终的新娘；丁健在开普敦和三十七岁的许戈辉重组了家庭；杰奎琳肯尼迪改嫁希腊船王欧纳西斯时也是三十九岁高龄。
掌控婚姻主动权的励志姐从来都不是小女孩，人生的风向标也总是把握在熟女手中。
所以，直到蒋介石的出现，三十岁的宋三小姐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1934年，婚后第七年，她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章中部分吐露了隐藏的抱负和对婚姻的选择。
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她不经意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她不仅期望过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像自己描绘的那样，做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能量。
而嫁给他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这是在复杂而动荡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最渴慕的生活选择。
于是，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很多人说，这桩婚姻是宋霭龄牵线搭桥，蒋介石刻意逢迎，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也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她婚姻的真相，她微笑着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虽然，两人的结合既有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和推动，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待嫁的宋美龄手中。
一个对自己和生活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女子，怎么会听由旁人摆布？
选择了婚姻，接下来便着手按照期望值打造丈夫。
她的规划有条不紊。
首先，她需要确立自己唯一的合法妻子地位。
王者之师向来名正言顺，于是，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从此，她成为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蒋夫人。
第二，描绘并兑现愿景，结成牢固的事业夫妻档。
中原大战爆发后“中央政府”缺钱，蒋介石找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筹钱被拒绝，她便亲自游说。
她来到亲哥哥面前，把房产和珠宝拿出来作抵押，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蒋介石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
她的举动震撼了一向注重亲情的家人，宋子文很快转变态度积极筹钱。
西安事变中，她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救夫。
登上“美龄号”专机前，她把手枪交给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有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的行动，你可以立刻把我枪杀掉。”
她用梅干菜盒子装着他爱吃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泪如雨下，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反而是她，冷静地安慰他。
夫妻间的救助，只那么至关重要的一次，便足以奠定一生的情分。
在四十六年的婚姻中，她倾尽全力做他的绿叶，她的八面玲珑和善于交友，成为民国政府最好的糅合剂与“统战部长”。
第三，促成他改信基督教，在事业共识的同时达成精神共识。
宗教信仰向来是原则问题，绝不是你为佛祖烧香我替上帝祈祷那么简单，不同的宗教信仰派生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仅异教徒夫妻很难和谐，多少人类的战争起源于宗教的差异。
难道基督教比佛教先进？当然不是。
抛开她的西化背景，基督教教义显然更适合“第一家庭”，基督教信奉一夫一妻、平等互爱、相互扶助，这显然比当时东方盛行的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更能够维护女性权益。
他在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倾吐对她的款款深情，比如“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字里行间的体谅、支持、疼惜，毫无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充满了爱与平等的罗曼蒂克。
再者，信仰不同，他怎能获得英美同盟的真正认可？
有人质疑他们之间的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能够高于半个世纪同生共死的陪伴？什么爱情能够强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什么爱情能够超越对相同利益的守护？什么爱情能够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
西安事变时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书中叮嘱：“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如果这都不算爱，真是再找不出更感天动地的爱情宣言了。
婚姻是成人的契约，缔约前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所需、所得、所付、所弃是基础。
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彼此看透、重新评价对方的过程。当两性的神秘与成长的青涩褪去，当爱上爱情本身的时光溜走，当两个人无限靠近坦然裸裎相对时，彼此的爱是否依然存在或浓烈，取决于双方内心真正默契的程度，取决于双方智慧是否势均力敌。
她的人生最大的幸运在于认清了自己，并且选对了婚姻，为自己赢得了最适合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的优点被打上光化好妆，缺点却被巧妙的遮蔽，最难得的是，她智慧又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丈夫。
而大多数女人，最难的，往往是获得丈夫的欣赏。
改造男人可行吗？总得有说服他们愿意接受改造的理由吧，不管这理由是爱情、家世、财富、理想、智慧还是同生共死的担当。
1949年5月，他大势已去，准备逃往台湾。
5月5日下午，他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这里是他当年与她结婚时的新居“爱庐”，临别前他要再看一眼，那时，她尚在美国，不知归期。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无论何时，她始终在他心底。
治愈你：
所有的爱情，都基于欣赏，很难想象有人会爱上自己轻视的人。
在一场情感SPA中，相互的欣赏犹如滋润的底油，可以调入玫瑰、薰衣草、迷迭香、罗勒、茶树、佛手柑等不同的单方精油，散发各异的香气，糅合不同的疗效，犹如一场心灵的融合、接纳与改造。
真正爱你的那个人，从来无需处心积虑地讨好，哪怕他英俊无双、学霸宇宙、富可敌国、权倾天下。
一个女子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按照流行的样式包装，揣测他的口味改造，然后打包送上门去，巴望着别人珍惜自己。你一定要明白，你不是礼物，做你自己，清楚了解“我”的爱憎和优势，不要盲目地迁就别人，最后被人家说：没有个性，不喜欢。
所以，宋美龄没有成为糟糠，而是做了“达令”。
第十三章 破镜重圆的可能性——孟小冬
分手声明大约是最难驾驭的文体。
措辞激烈了被指怨男怨女飞短流长，曾经模范夫妻的水晶相框华丽丽碎了一地；轻描淡写了被指薄情寡义，比如蒋介石那著名的“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透着再娶的另有周章，与过往的恩断义绝。
究竟怎样写才算好聚好散又不伤情面呢？
不如参考崇文盛世唐代莫高窟壁画上的范文：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蛾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文风从容大气，给足祝福与情分，透出一派分手快乐的欣欣向荣和款款深情。
可是，孟小冬1933年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刊三天的分手声明却是另外一番语调。
这篇名为《孟小冬紧要启事》的文章称：
“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字里行间透着一身的傲气，怨气和悲绝。
孟小冬与梅兰芳，须生之皇与旦角之王，在婚姻的轨迹里同行七年，却在二十六岁和三十九岁时此情可待成追忆。
孟小冬1907年生于上海京剧世家，祖父孟七（清同光时期的红净名角）和父亲、叔伯都是京剧演员，1925年在京城登台，十八岁就一炮而红。
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曾把孟小冬的美与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相比，结论是“无一能及孟小冬”。当年撰写剧评的“燕京散人”也曾说孟腔“在千千万万人里是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是前无古人”。
可是，如此美丽又年少成名的孟小冬在绝大多数照片中却没有笑容，她气质极好，冷静、沉稳却总透着点儿淡淡的忧郁，中年之后，又庄严得有些木然，气场强大凛然。
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唱戏，十二岁开始接替摔坏了腿无法演出的父亲跑码头养家的女子，必定早早体会了世态炎凉。当年的“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她在舞台上又扮演老生，生活实在没给她留下发嗲、卖萌、扮弱女子的机会，她的性格，充满了男性化的刚烈和决绝，还有年少成名的敏感与孤傲。
北平政要王克敏五十大寿时，席间有人提议梅兰芳和孟小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已过而立之年的他遇见了不到二十岁的她。
对于他，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与他一样年少成名，前途无量，他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不同的是，她比自己又多了份遗世独立的果决。对于她，他不仅代表艺术的最高成就与声望，更像一把遮天大伞，让她迫切想把漂泊的人生安顿下来。
于是，台上阴柔之美与阳刚之俊的珠联璧合也延续到了台下。
1926年8月28日，《北洋画报》刊载了一篇署名“傲翁”的文章：“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佬，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
当时三十一岁的梅兰芳已经有王明华、福芝芳两位太太和一双儿女，孟小冬绝不愿委屈做妾，梅兰芳便提出当年曾过继给伯父算“兼祧”，即兼做两房的继承人，可以娶两房正室。
名分解决后，两人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在东城东四牌楼九条35号冯公馆缀玉轩开始了新的生活。
只是，好日子只持续了九个月。
一个叫王惟琛的纨绔子弟暗恋她，得知梅孟结合后失去理智，携枪闯入冯公馆，《大陆晚报》的经理张汉举在交涉中被打死，军警又将王惟琛射杀，斩首示众了三天。
这桩血案使梅兰芳对她的感情有了变化。
大多数男人的爱情都建立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一旦觉得安危受到威胁，梅兰芳的爱情之火便黯淡下来。
1930年，梅兰芳伯母梅雨田夫人过世，她依礼去守孝，被福芝芳安排人挡在门口叫“孟小姐”，拒不承认是梅家人，在强势的福芝芳面前，梅兰芳不置一词。
两房太太的矛盾愈演愈烈，捧梅集团中又分化为“捧福派”和“捧孟派”，“捧福派”认为孟小冬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却能服侍人，“捧福派”最终占了上风，梅兰芳弃孟选福。
据说，爱情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男人被女人成全是第一种，比如梅兰芳。
他的三位夫人王明华、福芝芳和孟小冬都出身京剧世家，是在艺术上充满共鸣的解语花，前两位都为了他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一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以他的前途为前途，以他的喜好为喜好，让他不为琐事所累，集中精力成就艺术事业，她们都能低下身段“服侍人”。可孟小冬不同，她是当时难得的新女性，铁骨铮铮，一身傲气与灵气，她的幸福不但来自于婚姻，更来自于世界的认可，她渴望爱情而不乞讨爱情，她需要“人服侍”。
第二种则是男人成全女人，成全不仅是物质支持，更是精神提升。但像乔治桑般幸运的女人显然不多，几个女子能够坐拥当代最出色的四个男人：诗人缪塞和海涅，小说家梅里美，作曲家肖邦，前三个被她以各种理由赶走，肖邦最长久也不过傍身十年，这些五光十色的经历成就了她的《康素爱萝》。
第三种是男人和女人相互成全。犹如萨特和波伏娃，互为生活和事业中最亲密的伴侣和知己，彼此独立得惊世骇俗，一生努力寻找交集却无法长久相依，用《存在与虚无》和《第二性》彼此献祭。
而梅、孟的分离是性格、追求分道扬镳注定的悲剧，她恨他的不肯援手，他恼她的不愿屈就，一对拒绝妥协的男女电光火石地交汇，又流星般地分开，犹如孟小冬分手声明中的那句“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
说什么呢？什么都很多余。
1930年，孟小冬登报声明与梅兰芳分手。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沽，甚至一度在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
失败的婚姻成就了她的事业，她所有的心思都给了戏剧。1934年复出后一票难求，1938年拜余叔岩为师成为京剧第一女须生，比起梅兰芳两位同样来自京剧世家的夫人，她的事业成就不可同日而语。
分手后，两人曾经有过一次同台的机会。
1947年9月，杜月笙六十大寿，以赈灾的名义邀请南北京剧名角前往上海唱义务戏。那次在上海中国大戏院的演出盛况空前，原计划演5天，后来延长到10天，票价更被炒到每张1000元。即使如此，剧场两侧也挤满了人，甚至马连良要看戏，也只能在过道加椅子。
对于这些狂热的观众，除了看戏，最期待的便是梅、孟能够同台演出。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在杜月笙的精心安排下，避免了让双方难堪的场面：10天戏排5天不重样的戏码，梅兰芳唱四场大轴，孟小冬唱一场大轴，5场演毕，翻头重复。
舞台上的二人没有相遇，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却说，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先生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一声叹息。
1950年，四十三岁的孟小冬正式嫁给六十三岁的杜月笙，成为杜公馆的五姨太。
结婚时，久病卧床的老新郎坚持要叫好的酒席，管家万墨林便渡海到九龙，在九龙饭店点了900元港币一席的菜，把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坚尼地18号杜公馆来做菜做饭。喜期将近，坚尼地楼下的大厅不够摆10桌，临时又借了楼上陆根泉的大厅，邀请所有亲友全部到齐。
那一晚，他带病陪客，她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喜悦，他把在香港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全部招来见礼，一律跪拜磕头如仪，唤她“妈咪”。又为“妈咪”备齐了见面礼，女儿、媳妇是手表一只，儿子、女婿则一人一套西装料。
他懂得她的心境，了解她的苦闷，可是，他很小心地把这份“怜惜”藏在心底，他深知她这样“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孤傲女子，绝不会轻易皱一下眉、叫一声苦，倘若贸然流露同情和怜悯，她一定会羞赧至极愤然而去。
于是，他忍着久病的痛苦跟她轻声细气地说话，聚精会神地交谈，平时也随儿女一道亲亲热热地喊她“妈咪”，“妈咪”想买什么吃，什么只要略一透露，他便忙不迭地命人快办。
曾经叱咤上海滩的男人展现了难得的温柔，或许正是这接地气的柔情打动了不惑之年的她。此时，生活对她来说最紧要的无非是个温暖的归宿，只是，对于曾经把名分看得大过天的她，这未尝不是宿命的讽刺。
一个黑社会的爱情，与一个艺术家的爱情，真是天壤之别。
梅、孟分手后数年还曾有人试图说服孟小冬和梅兰芳合唱一出《红鬃烈马》，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等来的却是薛平贵戏妻，命运的寒凉在这出戏里一览无余。
甚至，梨园界一直有种说法，当年梅、孟决裂时孟小冬曾生下一名女婴交由他人抚养，而京剧名家、梅门弟子杜近芳生父生母不详，且容貌酷似梅兰芳，便有人猜度，当年孟小冬生下的女婴是杜近芳。
我却始终觉得这些八卦不过是好心看客的善意撮合，分手后能否复合不仅取决于当初感情的浓烈度，更取决于分手时相互伤害的程度，纵使满怀爱意追悔莫及，而当初事已做绝、话已说狠，要峰回路转再续前缘也几乎无望。
心灵不是海滩，划上的字迹一个浪就覆盖了，它更像石雕木刻，曾经深刻的伤害历经多年风吹日晒，虽然好了疤、结了痂却依然在那里，随时提醒那是一段怎样不堪的过往。
梅、孟的情感成为传奇，而传奇，很少会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