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坏婚姻是所好学校——张幼仪
一次陪女友相亲，说起该男的种种状况她一直微笑颔首，情况的急转直下是从得知该男早年酷爱写诗开始。
女友大惊：“写诗？早说！写过诗的有几个人靠谱？哪个诗人的感情不是拿别人的情感当垫背的一路练手过来？不要！不要！”
说罢，拎包而逃，走了老远还在咕噜：“不靠谱！不靠谱！”
早知诗人的爱情如此不靠谱，当年张公权还会给徐申如写信，提议把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他的儿子徐志摩吗？
古往今来，婚姻状况差得过张幼仪的女子恐怕也没几个。
梁实秋曾描写徐志摩：“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
但是，随和潇洒的诗人对待自己不爱的结发妻子，冷漠残酷极了。
婚后四年，他们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四个月，都是在他的假期。
空旷的院子里，他伸长了腿坐在椅子上读书，时而自言自语，时而颔首微笑，她在他旁边默默地缝补东西，心里期待和他说上一句话。可是，他宁愿招呼仆人，也不对她说半个字，那时的她年轻、胆怯，于是，更加沉默地咽下绝望。
她到法国马赛看他，他穿着黑大衣，围着白色的丝巾，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还是一眼就从人堆里认出了他。因为，“他是所有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她的心凉了一大截。
在国外，他总对她说“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她因晕眩而呕吐，他嫌弃不已：“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他冷酷地要求离婚，完全不顾她已经怀孕，她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他答：“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她在德国生下二儿子彼得，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却追到柏林要求离婚，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
当她提出想征得父母意见之后再离婚时，他急了，他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她才知道自己丈夫真正爱的人是谁。
最终，她成全了他。
她在离婚协议上迅速地签好字，眼神坦荡地递还他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他欢天喜地地道了谢，提出要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育婴室的玻璃窗外看得赞叹不已，丝毫没有想到刚产子却遭遇离婚的她应该如何养育他的亲生骨肉。
他成了民国历史上“文明离婚”的第一人。不过，在这段残酷的过程中，丝毫看不到那个写出“你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的诗人式的浪漫与多情。
看着他避之唯恐不及地逃离，你会以为她是多么不堪的女子，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段婚姻中，他才是真正高攀的那个。
她家世显赫，兄弟姐妹十二人。二哥张嘉森在日本留学时与梁启超结为挚友，回国后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还是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四哥张公权二十八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
为了让她嫁得风光体面，在夫家获得足够的地位与重视，她的娘家人用心良苦，特地派人去欧洲采办嫁妆，陪嫁丰厚得令人咋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是她神通广大的六哥安排驳船从上海送到海宁硖石。
至于他，不过是硖石首富徐申如的儿子，想拜梁启超为师，还要通过显贵的大舅子牵线搭桥。
可惜，所有的努力都无法让他爱她，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只是，不爱一个人是一回事，肆意伤害一个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嫁给一个满身恶习、拳脚相加的无赖，算不算坏婚姻？充其量是遇人不淑吧，坏在明处的人伤得了皮肉伤不了心。
但他不同，对别人是谦谦君子，唯独对她，那种冷酷到骨子里的残忍不仅让人心碎，更是对自身价值的极度怀疑与全盘否定：自己果真如此不堪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吗？自己没有别的出路吗？
同时代的女子，朱安一生坚守，把自己放低到“大先生”鲁迅的尘埃里，却始终没有开出花；蒋碧微果决了断，却在不同的男人身边重复了同样的痛苦，落得晚景凄清；陆小曼不断放纵，沉湎于鸦片与感情的迷幻中，完全丧失了独自生存的能力。
唯独她，这个当年被丈夫讥讽为“小脚与西服”的女子，一边独自带着幼子在异国生活，一边进入德国裴斯塔洛齐教育学院读书，虽然经历了二儿子彼得的夭折之痛，但离婚三年之后，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位“前妻”时，却赞叹：“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
得到那个曾经无比嫌弃自己的男人的真心褒奖，是多么艰难的事，华丽的离婚分割线之后，她的人生开始有了鲜花与掌声。
她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借助四哥张公权的人脉关系，使女子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每天上午九点，她已经开始在办公室忙碌，下午五点，家庭教师又上门为她补习。她特意把办公桌安排在最里面，方便对周遭的一切明察秋毫，甚至，她总是最迟离开办公室，因为生命如此繁忙与丰富。
曾经，她心底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系统学习过新派的知识，不能像他爱恋的女子那样既渊博又俏皮，如今，她立志为自己弥补这个遗憾。
离婚后的她简直像一部励志大剧。
人生为她关上了婚姻的大门，却打开了事业的窗口，她在金融业屡创佳绩，股票市场出手不凡，甚至，她创立的云裳时装公司还成为上海最高端、生意最兴隆的时尚汇集地，陆小曼、唐瑛等当时的名媛都在那儿做衣服，虽然她们的人生和她的完全是两个方向。
1953年，独自尽完上孝父母、下抚儿子阿欢的职责之后，一位名叫苏纪之的香港医生向她求婚，她征求儿子意见，阿欢回信：
“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曾经怎样的付出，才会赢得儿子在再婚的敏感问题上如此善解人意的支持？如果人生是一颗秀逗糖，她已经尝完了酸涩的外壳，开始感受甜蜜的味道。
匪夷所思的是，离婚之后，她与前夫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他们终于在另外一种关系中找到了平衡和默契。
因为阿欢和徐家二老，两人经常通信见面，像朋友一样交往，她十五岁嫁给他，为他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孝敬高堂，他对她虽然没有爱情，却在她漂亮转身之后有了尊敬。
她对他，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抚育着他们共同的孩子，照顾着他的父母，关心着他的点滴——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她看到，便精心地剪下来，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犹如当年在庭院深深的徐家老宅里，耐心地绣花。
而他，则在她的云裳公司中出资入股，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她担任公司的服装设计。1931年11月18日，他来到云裳时装公司，拿他定做的衬衫。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她心中不安，劝他不要坐这种免费飞机，他大笑着说：不会有事的。
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天，因为和陆小曼吵架，他被他的爱妻用烟枪砸掉了金丝眼镜，当然，她更不会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1月19日中午，大雾弥漫，他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他一共三个人，无人生还。
噩耗传来，陆小曼哭死过去，拒绝承认现实，还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无奈中，送信的人只好去找她这个前妻。她以一贯的冷静对事情做了妥帖安排：让八弟陪十三岁的阿欢去济南认领遗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她坚决拒绝。
至于他生前的女神林徽因，则遣梁思成拿回一块飞机残骸，永远地挂在卧室。
和那些他爱的女子不同，她或许不够有趣，却诚恳务实；她或许不够灵动，却足以信赖；她或许不够美丽，却值得托付。
他是一首风花雪月的诗，而她，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婚姻的神奇之处在于点金成石，温柔被经年的婚姻一过滤便成了琐碎，美丽成了肤浅，才华成了卖弄，浪漫成了浮华，情调成了浪费，很难见到夫妻多年还能够彼此欣赏相互爱慕，即使恋爱炙热如徐志摩陆小曼，婚后一语不合也烟枪砸脸。
糟糕的婚姻可怕吗？它不过像一所学校，你在其中经历了最钻心的疼痛、最委屈的磨炼、最坚韧的忍耐、最蚀骨的寂寞、最无望的等待。以这样饱经考验的心面对未来，还有过不去的坎吗？
最怕永远面对的是过去，背朝的是未来。
在她去世八年后的1996年，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为她撰写的英文版传记《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书中，她这个从婚姻中突围并升华的女子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长眠在纽约绿草如茵的“芳诺依福”(FERNOEIFF)墓园，墓碑上刻着她最终的名字：苏张幼仪。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评价她：“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女友放弃了烂漫的诗人，最终选择了一个厚道的男子，祝她幸福。
治愈你：
什么是好姑娘？知书达理、温文典雅、克己复礼、贤惠善良……当然，这只是定语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好姑娘才能赢得好婚姻。
真的吗？如果世间事如此顺理成章，又何来张幼仪的苦痛？
她真是个隐忍的好姑娘，可是，婚姻并不因为她的“好”而变“好”。
你永远拥有从一段不愉快婚姻中解脱的主动权，如张幼仪一般，重新为人生按下一个FastForward（快进）键。
第二章 月亮的光华，终究不能永恒——陆小曼
一次，出差苏州，一切安置妥当还余下大半天的闲暇，拙政园之类的景点早已逛遍，便想着上哪儿打发这多出来的浮生半日。
正巧手边带着本《陆小曼画传》，提到她葬在苏州东山的华侨公墓，半是唏嘘半是好奇，出门打了辆车直奔而去。
初到陵园，满眼的郁郁葱葱，亭台阁榭，小桥流水，风含情水含意的腔调倒似足了公园。我猜想，以陆小曼的华丽招摇，她的身后之地应该别致而隆重。抱着这个念头竟然遍寻不见，倒是偶遇了董竹君、乔冠华、陆文夫的碑铭，不得已找管理员帮忙，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她的纪念墓。
出乎意料的简陋和窄小，碑面几乎被“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几个大字占满，字迹稚拙而朴素，旁边一帧椭圆形黑白小像，眼波流转，短发齐耳，很清丽。
只是，分毫没有当年十里洋场上顾盼神飞的名媛派头。
“名媛”大约是全世界女子都渴慕的幸福职业。
不用朝九晚五混职场，不必锱铢必较操持家，只要装扮得优雅得体，待人接物雍容大方，懂一两门外语，会一两项才艺，便能在社交场呼风唤雨，收获爱慕与掌声，只不过，她们也有自己的BOSS。
第一个BOSS是父亲，他的决定了“名媛”是否拥有与职业匹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也为“名媛”奠定了嫁给“名流”的基础；第二个BOSS是丈夫，他的高度决定了“名媛”最终的职场地位，和能否把这个职位持续稳固地做下去。所以，选对、跟对BOSS至关重要。
作为民国时期“南唐北陆”名媛的代表，陆小曼的职业很高，父亲陆定，早稻田大学毕业，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名流是同学，也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担任民国“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还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也是名门之后，多才多艺，既善工笔画，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
她1903年出生在上海南市孔家弄，比张幼仪小三岁，比林徽因大一岁，是家里九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可是，这些孩子在幼年和青年时期逝去，她便成了家中的独女，备受娇宠。
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完全被按照“名媛范”培养，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七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九岁上了北京女中，十六岁到圣心学堂学习，她精通英文、法文，能弹钢琴，长于油画，还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研习国画。
为了开阔眼界，父亲甚至把她送去“外交部”实习。
在“外交部”的实习岁月，或许是她一生中才华与兴趣都得到充分尊重与显露的最美好的时光。
法国的霞飞将军访问中国，在检阅仪仗队时看到队伍动作纷乱，便努着嘴巴调侃：“你们中国的练兵方法大概与世界各国都不相同吧，姿势千奇百怪！”
小姑娘用法语答得随意：“哦，没什么不同，大概因为您是当今世界上有名的英雄，大家见了心情激动，所以动作乱了。”
多么漂亮的马屁，霞飞将军暖耳暖心，对她刮目相看。
一次节日聚会，几个洋人百无聊赖，为了取乐，用烟头去烫中国孩子手上的气球，砰砰的爆炸声吓得孩子们大哭不止，肇事者取乐似的哂笑：“中国孩子就是胆小。”
她立马借了根香烟冲进一群外国孩子中间，噼里啪啦猛戳洋娃娃的气球，洋娃娃们同样涕泪纵横。
擎着烟，她优雅自若：“洋娃娃的胆子也不见得大。”
外貌俏丽，性格憨直，反应灵敏，才华横溢，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外交部”的社交明星。
只是，追捧和簇拥对于一个少女，未必是好事，她太痴迷众星捧月的感觉，以至于分不清生活与梦想的边界。
虽然，她通过了“名媛”岗位的一切职业培训，却从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在她的教育体系中，爱情和婚姻是必需的，至于生活的意义和成就，则是若有若无的点缀。所以，她绝不会像潘玉良那样努力，凭借自己的钻研在画坛上出人头地，赢得身份和尊重；也没有必要像林徽因一般上下求索，怀揣改造社会的理想与信念。
她只希望成为一个名流的耀眼的太太，得到热烈的爱情、壮阔的住宅、华美的衣服、体面的朋友，以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她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应该享受这些，却不愿付出分毫努力和妥协。
1922年，她十九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王庚。
这场豪华的婚礼，伴娘包括曹汝霖的女儿、章宗祥的女儿等九位，此外，张爱玲的继母、两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也是陆小曼名媛闺蜜团的重要成员。
王庚显然是位合格的BOSS，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是同学，既有文科修养，又有军校背景，从“航空局委员”，到“陆军上校”，再到“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和“陆军少将”，升职的速度堪比火箭。
前途无量的BOSS王完全能够为她提供需要的名媛生活与关注度，却排解不了她的苦闷，百无聊赖的小娇妻在日记中写道：“她们（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人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楚。”
她的苦楚究竟是什么呢？是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是所有人都要求她做一个好妻子。
在婚内要求和别人恋爱，这恐怕绝少有婚姻能满足，所以，即使没有徐志摩，她依然会与其他男人迸出情感的火花，比如胡适，比如翁瑞午；如果她能够拿捏得当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她的名媛之路依旧光明通畅，但是，她却没有。
她给胡适写信，为了避开传说中剽悍的胡夫人，她用男人般又粗又大的英文笔迹写道：“因为我的人不能到你身边来，我希望我的信可以给你一点慰藉。”“我这几天很担心你，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
这些信，都写于她与王庚尚未离婚，与徐志摩恋爱中。
至于写给徐志摩的那些著名的情书，上了年纪再去看，真是需要相当的耐心，如果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写作技巧，那些蜜里调油、喋喋不休的倾诉，读起来实在是絮叨而肉麻。
她对他说：“摩！第一个人能从一切的假言假笑中看透我的真心，认识我的苦痛，叫我怎能不从此收起以往的假而真正地给你一片真呢！”
他便回应道：“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
她费尽周折和懂她的他在一起，果真从此幸福了吗？
她一如既往地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他有几件衣服，是否完好，她全然不知。
他只能埋怨：“我家真算糊涂，我的衣服一共能有几件？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
他的这些埋怨，她听不进去，回信道：“上海房子小又乱地方又下流，人又不可取，还有何可留恋呢！来去请便吧，浊地本留不得雅士，夫复何言！”
她的才华用来斗嘴，倒也锋利。
她的豪奢让他为挣钱疲于奔命，难免抱怨，他搭乘免费小飞机离家前的晚上，她大发雷霆，随手将烟枪往他脸上掷去，他赶紧躲开，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她以前也经常使性子，但如此对他动怒、爆粗还是第一次。
他伤心至极，一怒之下离家外出，第二天下午才回去。一到家，便看到她放在书桌上的一封信，读后悲愤交加却又气极无语，随便抓起一条上头有破洞的裤子穿上，提起平日出门的箱子就走。
她最后那封信，究竟说了什么，已无从得知。
两天后，他飞机遇难。
送给他免费机票的南京航空公司主任保君健，亲自给她报噩耗，但她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她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
不得已，保君健只能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因为徐志摩的父亲和儿子与张幼仪一起生活。张幼仪冷静地派十三岁的儿子徐积锴和自己的八弟去山东认领尸体。
后来，张幼仪说：“她（陆小曼）出了什么毛病？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当年刚刚丧妻的硖石首富徐申如，白发人送黑发人，挽联中的哀痛让人揪心：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老人恨她切齿！
许多朋友，何竟武、胡适、林徽因、金岳霖等不肯原谅她，认为她的铺张是害死他的凶手，纷纷与她绝交。
这些人都没有想到，从此，她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去社交场所，不再香艳，闭门谢客。画画与编志摩文集，是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两件事。
他去世后的三十四年中，她为他编写了《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等等书籍。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别人早已各有际遇，只有她一直关心着徐志摩文集的出版，一遍遍跑出版社，希望又失望，努力却从不放弃，她希望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和思念。
可是，她同时与翁同龢的孙子翁瑞午同居了快三十年，不然，她怎么生活呢？
她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志摩的大幅遗像，从没有摘下来过，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送给他。她对王映霞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象征，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
她用那手漂亮的正楷，写下《长恨歌》中的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她不再注意自己的形象，王映霞回忆说：“小曼把自己糟蹋得厉害，牙齿全部脱落，没有镶过一只，已经成为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太婆了。”
而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
1965年4月3日，六十三岁的她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唯一的遗愿是和徐志摩合葬。
这个要求被徐志摩与张幼仪唯一的儿子徐积锴拒绝了。
她没有子女，墓碑是堂侄陆宗麒、侄女陆宗麟在1988年为她立的，简单得有点儿简陋。
结束了一生的沉浮。
如果她像唐瑛，很早就清晰地了解自己，所有选择都围绕着名媛的路子规划，对情感没那么挑剔，日子会风光到老；如果像林徽因，对人生很清醒，明白什么样的男人真正适合自己，生活、事业、婚姻、爱情也能够和谐共处；如果像张幼仪，坚忍而独立，也会活出晚年的精彩。
可是，她都不是。她像月亮，必须依赖太阳的光华才能发亮，却希望太阳能够只照耀她的生活而不干涉她的自由。这个，太难了。
她虽然才华横溢，却从没有想过用自己的任何一点才艺筹划生活，相反，她花在这些爱好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远远超过她和她选择的伴侣能承受的范围。
她一辈子活得旁若无人、逍遥自在，却从来没有得到世俗的两情相悦和现世安稳。
她灿烂、繁盛、肆意的身前，与凄凉、寂寞、飘零的身后，反差得让人唏嘘。
多情善感的她渴慕一个既有很多很多钱，又有很多很多爱的人。
只是，有很多很多爱的人往往挣不到很多很多钱，而有很多很多钱的人又付不出很多很多爱，她的痛苦似乎早已注定。
治愈你：
优渥的出身，清丽的相貌，最好的教育，让人侧目的才华，甚至，男人们趋之若鹜的宠溺。她一直像个被惯坏的孩子，理直气壮、肆无忌惮地享用生命的馈赠，在前半生里，没有半分珍惜。
于是，中年之后，曾经的佳人孤独地吞咽着自己酿造的苦果。
第三章 女神行走人间路——林徽因
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无力，多个器官衰竭。夜半，她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梁思成。”
护士看了眼指针刚刚落到“2”的时钟，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已经没有明天了。
她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醒来。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二十七年的丈夫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平静、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
他第一次哭得不能自已，摸索着坐到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不停地重复：“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凄惶又感伤。
原来，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的丰富与绚丽，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句号，她的句号划在1955年4月1日6时20分。
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把其他同性映衬得平淡而局促。
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灿烂人生；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靠绯闻、花边和半吊子的才情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
而男人们，却把她当做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男子，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朱光潜等等，把这样一批优质而成功的异性聚拢身边，至少，她不是个虚妄的女子。
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6月10日，她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极品牛棚（牛人之棚），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友；堂叔林觉民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家里开小作坊，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自己工书法善女红的大家闺秀婆婆游氏素来不和。何雪媛为丈夫生下了最得宠的长女林徽因，之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了。于是，林长民续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便叫她二娘，二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敏感的女儿，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恨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仇恨。
中国传统式多妻家庭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也成为她心底恒久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徐志摩以为离婚后就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有点儿诗人式的一厢情愿。
少女时代，她最幸福的时日便是陪同父亲旅欧的那段光阴，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她的男子。
我常想，如果她临终前有机会见上梁思成一面，她留给他最后的话会是什么？是感谢他一生的宽厚吗？
月亮总以璀璨的正面示人，直到阿波罗13号拍回照片，人们才看见那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犹如，我们总是轻易发现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见光亮背后的黯淡。
抛却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体弱多病，极度自恋，姑嫂龃龉，婆媳寡淡，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毋庸置喙，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他如同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她常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咏思虑佳作。她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得意极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
他却逗她：“我看了就没晕倒。”
她气得要命，怪他不会欣赏她，却一辈子用着他做的仿古铜镜。
那是他用了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成的，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的字样。
对于她登峰造极的自恋，他另有一番唱和。
当年，两人青春做伴不知愁滋味，徜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他常常耐心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妆打扮的她，时常等上二三十分钟，她才装扮好，姗姗下楼。
为此，他的弟弟梁思永曾写过一副对联调侃兄嫂：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她去世之后，他想着这些青涩往事，物是人非，弟弟和她都先走一步，心如刀割。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经常用的小图板，为她设计墓碑的样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后一程，他的确是“诚心诚意”。
逃难时，为了方便她治病，他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分置各处，一丝不苟。
在湿冷的李庄，为了让她暖和一点儿，他经常亲自侍弄火炉，生怕别人不小心弄熄了火。
他想尽法子劝她多吃，亲自准备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总要亲自尝尝咸淡。
她脾气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时常责骂、训诘，他都微笑以对。
甚至，肺病是传染的，但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忌讳别人议论她的病，更忌讳家人和她分餐，她觉得那是一种嫌弃，他便和家人与她同桌进餐，虽然暗自做了预防，但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在昆明时，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
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英文补习，一个月所得不过40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
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他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做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梁思成，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
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苦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
“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陆小曼之间最大的不同，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
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撂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对她，却如慈父。
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也断了继续求学的经济来源，她想回国谋生，又考虑在美国打工自己挣学费。梁启超得知后不同意，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为了兑现承诺，梁启超动用了股票利息，并直接给她写信：“渡过苦境，鼓起勇气，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梁任公喜欢的女孩子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他的女儿个个如此，他选择儿媳妇也是同样的标准。
如果说她爱得聪明，她的聪明之处便在于此：她早早明白了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一个家庭。
梁启超的舐犊之情、人生指导、学问修养、声名地位不是富商徐申如可以比拟，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踏实也不是徐志摩的诗人气质所能匹敌，一段离婚续娶的婚姻，更不能和青梅竹马的原配并论，即便她眷恋诗人的浪漫，但她很清楚，那只能远观。
于是，成功的婚姻重塑了她，她不仅彻底摆脱了心底庶出的阴影，走进了另一个声名显赫、门当户对的家族，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寻找到了最佳拍档，这种合拍弥补了婚姻中琐碎的消磨。
如果这是世故，那她肯定有点儿。
1953年的夏天，在一次欧美同学会的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她热泪盈眶，冲动而激愤，甚至，严重的肺病让她声音嘶哑，她依然用并不动听的声音据理力争，动情处，不惜指着吴晗的鼻子谴责。
她面对着北京市委领导当场辩论，泪如雨下，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她确实是个锋芒毕露的女子。
只是，她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不媚上、不逢迎从来不仅仅在“客厅”与社交场；她的嬉笑怒骂、悲欢离合更不仅仅是小女人式的惺惺作态。
她或许会坦荡地对丈夫说：“我可能爱上了别人。”但她更能够在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时坚持己见，陈占祥说她“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少女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少妇时，与年貌相当的丈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是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声名卓著的男子。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社交名媛，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