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爱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甚至，曾经身畔的那些男子，爱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唯有梁思成，爱着真实的她。
众里识得他并与他在一起，是她一生最聪慧的选择。
治愈你：
女神是轻松做得的么？她们光洁的脑门儿上都凿着三句话：
Nevergiveup!
Alwaystryhard!
Makeeveryonehappy!
花在饱读诗书上的时间不比保持身材短，用在规划人生上的功夫不比梳妆打扮少，如此，方能塞进零号礼服，拾掇起一身仙气，甚至她生的孩子，都必须是漂亮而有教养的。
每一个女神，都活得很努力。
第四章 幸福像个拖着黑色尾巴的风筝——林洙
和闺蜜逛街，偶遇她的高中同学，兴高采烈徜徉在灯火通明的商场，巨大的玻璃幕墙印出一对恩爱的身影。她刚准备上前打招呼，却突然捂着嘴停住脚：男同学形容依旧，拖手前行的却不是他婚礼上的新娘。
正在迟疑是否该非礼勿视地走人，男同学也看见了她，略微踟蹰之后微笑上前介绍：“这是我的太太某某。”于是，握手，寒暄，礼节性夸赞。
三年不见，太太已非当年的太太，大家不由感叹：人到中年，真是连幸福的底色都不再纯净。
众生为生活，谁没有故事？
2004年6月，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一本名叫《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的书出版。很多人和我一样，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林徽因并不是梁思成唯一的妻子，在她去世七年之后，清华大学建筑系秘书林洙成了梁思成的伴侣，陪他走完余生。
书的封面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盛年的他们年貌相当，一个斯文儒雅，一个娇媚轻灵，充满希冀地凝望远方，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璧人。醒目的还有另一张梁、林二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影，她不知被什么逗得哈哈大笑，他侧着身子看着开怀的她，专注而深情，一派风景无限的青春模样。
梁思成与林洙的合影则少得可怜，封底一个苍白消瘦的暮年老人，身边伴着乐呵呵、发福的中年女子。
这种对比，林洙需要多大的动力，才能顶住完美前妻的璀璨光环，走进一个六十一岁老人的生活，做个永远的陪衬。
林洙1928年生于福州，父亲是铁道部工程师，他给同乡林徽因写信，请她帮助女儿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初到清华，林洙二十岁，扎着头巾，穿着裙子，露出细长的小腿，一脸阳光灿烂，林徽因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英语。
这是她们的初识。
林徽因去世几年后，林洙作为建筑系的秘书协助梁思成处理资料和文件。1962年的一天，两人一起读到林徽因的诗：“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第二天，林洙果然收到了一封满是“疯话”的“申请书”：
“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
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
这个不自信的老人，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正在读信的她。她一看完，他立刻劈手把信夺了回去，孩子般低声说：“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她一阵心酸，眼泪扑簌簌地掉，他从泪水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希望，狂喜的说：“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
她百感交集，扑入他的怀中，也扑入他的生活。
和林徽因在一起，梁思成总是扮演“护士”的角色，打针、输液、消毒、生炉子、安排新鲜的饭菜，宽容着林徽因久病的无名火，以及在学术、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和督促，虽然成就斐然，心弦却总是紧绷。他曾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这句话得罪了一大批“林粉”，老树开花后如此评价已经过世的原配，难道不是凉薄得让人愤怒吗？
老实说，这不过是句平静的叙述，和他那些赞美前妻的言论相比犹如沧海一粟。客观地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被妻子照顾周全？一个垂垂老矣的鳏夫，他的字典里，“奋进”已经被“安稳”取代，“照顾者”希望变身“享受者”，轻松惬意的家庭氛围更让他愉悦。况且，这个老人已经在失去发妻的哀痛中生活了七年，梁从诫回忆：“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变得十分沉默。一直到他遇到我的继母林洙女士后，才从悲哀的情绪中平复过来。”
于是，林洙尽心照料着大她二十七岁的丈夫，还有林徽因八十多岁的母亲何雪媛。当然，她自己的境遇也翻天覆地改善了，分享梁思成副部级的待遇：出入有专车，家里有保姆，近400元的月工资一下解决了她62元养活全家的拮据。她把儿子林哲、女儿林彤一起接来，享受富足无忧的生活。新婚几年，他也携她参加会议、考察、出国访问和休养，一路的礼遇和优待让她陶醉又自豪。
如果她没有一个叫程应铨的前夫，幸福当真完美。
圆满和乐的再婚故事，因为她的过去，成了事故。
程应铨，梁思成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土建系讲师，被戏称系里的“四大金刚”之一，因为支持林徽因的城市改造观点被定为“右派”，虽然这样的低谷时期妻子携一双儿女离他而去，但是，在师友眼里，他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副傲骨。
可是，这些定语每增加一个，林洙隐忍、宽厚的形象便黯淡几分。当年，梁思成是他们初婚的证婚人，如今，学生为维护老师的意见身处困境，老师却在四年后娶了他的妻子，师生二人在同一个系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突破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梁思成瞬间陷入友叛亲离的情感孤岛。
1949年，林洙即将和程应铨结婚时，一对年轻人身无分文，热心的林徽因听说后把她叫去，说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先借给她结婚急用。
她打开存折，上面的名字却是：梁思成。
林洙和程应铨在清华大学水利馆举行婚礼，梁思成是证婚人，他和林徽因一起送了新婚夫妇一套贵重的清代官窑青花瓷杯盘。
婚后林洙要还钱，林徽因故意摆出长辈的样子：“营造学社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她这才知道，这是林徽因私人的帮助。
不过，林徽因不曾想到，林洙再次使用梁思成的存折时，是以妻子的身份。
1957年，林洙的前夫程应铨被定为“右派”，第二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婚。当年的人回忆，签字离婚时，林洙说，程应铨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随中国建筑家代表团出访东欧，她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很有面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很多好书，得到不少稿费。
林洙还说，如果他能够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就可以复婚。她嫁梁思成前夕，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他有没有复婚的可能，他回绝得斩钉截铁：“不能。”
离婚后，他很难见到孩子。他带偷跑来看他的儿子“小老虎”去吃饭，让儿子陪自己喝啤酒，把馒头切成薄片放在暖气上，孩子放学后偷偷上爸爸宿舍拿馒头片吃，这些不能让林洙知道，知道后孩子免不了挨顿打。他还常误叫别人的女儿“小妹”，那是他女儿林彤的小名儿。
他尝试新的爱情，与建筑系一位外表和心灵都单纯美好的女生恋爱，女生不嫌弃他的“右派”身份和年龄差距热烈回应，但毕业后系里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一别两地，音讯杳然。
“右派”哪里配有爱情？看不到光亮的程应铨在1968年12月13日，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访问莫斯科时的崭新西装，跳入清华泳池，一个游泳健将把自己和水一道冰封在隆冬，需要多大的求死决心？四十九岁的他成了林洙与梁思成婚姻的悲凉注脚。
所以，不难理解梁思成最宝贝的长女梁再冰激烈反对这桩婚事，游说叔伯姑母联合写信劝阻父亲。当她看到母亲林徽因的画像被从客厅取下后，怒不可遏，厉声质问仅比她大一岁的继母，打了林洙一个耳光拂袖而去，几年不进父亲家门。
当年与梁思成同在营造学社的好友刘敦桢得知消息，寄来一封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仅有四个字的信：多此一举。
梁思成的挚友张奚若听说后先沉默后警告：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思成再婚后，老先生果然与他们断绝了往来，一生情义，到此为止。
痛苦的梁思成在日记里写：为什么上帝要惩罚我，让我有这么多的烦恼？
但是，爱情还是战胜了烦恼，他依旧在一片反对声中娶了林洙。
人到中年之后，生活早已成了一摊泥泞，哪里分得清千头万绪里的曲直？
中年人都有一些自私的事，不过是有人愿意反省，有人不愿意而已。夫妻间的是非别人岂能判清？犹如站在地上的人仰望飞在高空的风筝，远看俏丽醒目，离近才发现，鲜亮的风筝背后居然拖着两条黑色的尾巴，不过，却也正是这不光鲜的尾巴保持平衡，风筝才飞得稳当。
或许，有尾巴的风筝才是完整的风筝，犹如有弱点的人才是常态的人。
梁思成和林洙在不被祝福中拖着有黑色尾巴的婚姻走了九年半，直到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世。
近十年光阴，她既得到了他人大常委、副部级干部光环的庇佑，也受到了他“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牵累，顺畅时她是“中国建筑界第一夫人”，坎坷时她是“反动权威的忠实老婆”。在他学界泰斗的年华，她享受优越的生活和他的聆听、理解与呵护，在他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时光，她和四个家人挤在二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拿报纸刷上浆糊堵墙上的裂缝。
最困难的日子，他没有收入，她62元的工资照料一家五口：梁思成，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林徽因的母亲。“老太太爱吃红烧肉，每顿饭都有。她的脑子好像有些糊涂，因为她记得的事情，全部都是民国时期的事了。”
她在他去世后一直照料着老太太，直到老太太九十多岁寿终。
遗憾的是，很多文章提到她时总是选择性地失忆，赞美她隐忍大度的文字几乎不会提到她对前夫匪夷所思的薄情，她必须是真善美的贤妻；当然，讥讽她冷血的辞章也不会描述她对后夫和何老太太尽心尽力的照料，她显然是存心高攀的小人。
究竟是贤妻还是小人？这真是一对非此即彼、万分违和的答案。
现在，她八十五岁了。四十多年里，她全力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
1972年梁思成去世时，她才四十四岁。她以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为快乐和荣誉，热心地给国外研究者邮寄材料，有学生从新加坡回来，遵从导师的嘱托向她道谢。还有一个学建筑的女学生，专程赶过来，恭恭敬敬地向她鞠躬，亲切地叫她“林老师”，因为读了她写的那本《建筑师梁思成》不下十遍，每读一遍都有特别的感动。
她在资料室工作时月薪不过七八百元，退休之后，她被返聘回去，负责收集建筑资料。她没有职称，不能享受新的工资待遇，也没有岗位津贴。
有记者去采访她，她为了拍照特地穿上好几年前做的蓝裙子，廉价的布料，鲜艳得俗气。脚上穿着橡胶的鞋子，橡胶老化了，露出纵横交错的龟裂。她有心脏病，经常到校医院打点滴，摄影师发现，她担心手上的胶布不好看，悄悄地把这些固定针头的胶条撕下，团成一团，捂在手心里。
她从没想过再婚，每当看到别家的老两口一起散步，她也难免有些黯然：“要是思成还在，那该多好啊！”
漫长的人生中，谁都有过怯懦、软弱、犹疑、错讹，就好像谁都曾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勇敢、坚定、执着、顽强。有和乐也有伤痛，有美满也有缺失，有错谬也有改过，有亏欠也有偿还，有顺畅也有坎坷。
或者，拖着黑色尾巴的幸福，才是人生的常态。
梁思成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老友陈占祥说：“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婚姻中的人，冷暖自知，他自己的评价也许才是最中肯的结论。
治愈你：
我们逐渐明白，人生的复杂与曲折远超想象，犹如情感的丰富与纤细远非一己之力能所能控制。
于是，收起轻易做出评价与结论的习惯，对待周遭人与事，有时，慈悲远远比懂得更重要。
第五章 珍爱自己的女子，才是一辈子的美人——唐瑛
蔡康永描写他的母亲，是个标准的上海名媛：每天12点起床洗头，做头；旗袍穿得窄紧；心情好的时候，自己画纸样设计衣服；薄纱的睡衣领口，配了皮草；家里穿的拖鞋，夹了孔雀毛。蔡康永像看客一般，望着自己的母亲靠在墙边抽烟，眼光飘忽阳台外——他用了一个词：艳丽。
而蔡康永的母亲，还不是当年上海滩风头最劲的名媛。
最翘楚的上海名媛，应该是怎样的做派？
七十年代时，老上海最风光的社交名媛唐瑛回国探亲，六十多岁依旧着一身葱绿旗袍，眼波流转间沧桑湮灭，举手投足时岁月回溯，恍如葱茏少女，丝毫没有老妇人的龙钟疲态，处处透着长年优渥生活淬出来的精雅韵致，真是做足了一辈子的美人。
或许，只有爱自己的女人，才能做一辈子的美人。
寻常女子的那点喜怒哀乐不过是拈花弹指：世事变迁于她，仅仅是人生舞台的布景板更换；爱断情伤于她，犹如换了个男主角，却依旧配合地演好对手戏；生儿育女于她，仿佛剧本里安排的戏份，归宿已定，何必糟心；繁杂琐事于她，更是不值一哂的皮毛。
她的世界只有一条准则，那就是：爱自己。
1903年，唐瑛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她的母亲徐亦蓁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与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女士是同学。唐乃安回国后在北洋舰队做医生，后来在上海开私人诊所，专给当时的高门巨族看病，因此，唐家家境富足，人脉广泛。唐家的小女儿、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八十多岁时回忆：“小时候家里光厨子就养了四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还有一个专门做大菜。”
唐乃安笃信基督教，因此，女儿们不仅地位高，而且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唐瑛当时就读的中西女塾，是宋家三姐妹的母校，也是张爱玲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的前身。在学校，这所完全西化的女校，以贵族化的风格培养学生成为出色的沙龙女主人。在家里，唐家的女孩们除了学习舞蹈、英文、戏曲之外，还修炼着名媛的基本功——衣食讲究。家里专门养了裁缝做衣服；每一餐都按照合理的营养均衡搭配，几点吃早餐，何时用下午茶，晚饭什么时候开始，都遵循精确的时间表；吃饭时绝不能摆弄碗筷餐具，不能边吃边说话；汤再烫，也不能用嘴去吹。
看上去犹如一出童话般的富养女儿的模板。
如此成长的唐瑛中西混搭，既精通英文，又擅长昆曲，跳舞和钢琴则与山水画一样娴熟。有一张她少女时期的老照片，她娇憨地立在开放着雏菊的方桌前，身后一幅书法卷轴，一尊西洋仕女，她明媚一笑，恍如后来二八年华的邓丽君，动人极了。
她甫一亮相社交圈，便引起轰动，与陆小曼并称“南唐北陆”，成为当时极其耀眼的名媛。
即便是好友，即便时常被参照比较，唐瑛和陆小曼也绝不相同。陆小曼的生活重心是社交和爱情，她像一株向着爱开放的向阳花，需要外界不停地滋养和浇灌，不然，便径自萎谢了。在追求爱情与关注的路上，陆小曼有点儿神经质的任性，孩子气的偏激，和膨胀的自恋，她那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常常让自己和他人都陷入困境。
唐瑛不同，她活得自成一派，小小年纪却有着上海女人特有的聪慧和精明，对一切都特别拎得清。她像一棵枝蔓清晰的白桦，从不轻易发散无谓的枝桠。她又像一株绚烂的郁金香，纵然光彩照人，却无刺无害，从不争抢别人的光华。她没有那么多华丽的烦恼和奢侈的忧伤，这样恰到好处的感性和理性，对于女人，是难能可贵的两全。
所以，无需轰动的婚姻和花边新闻，唐瑛自己就是一道风景。
她是老上海的时装的ICON。
即使不出去交际，她每天也要换三套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出门穿旗袍，晚上家里有客人来，则着西式长裙。她的妹妹唐薇红至今还记得，她的旗袍滚着很宽的边，滚边上绣满各色花朵。尤其，有件旗袍滚边上飞舞着百来只金银线绣的蝴蝶，缀着红宝石的纽扣。
CHANELNo5香水、Ferragamo高跟鞋、CD口红、CELINE服饰、LV手袋……这些对于她，实在是无奇的装备，犹如一日三餐般稀松平常。传奇的是她那十只描金的大箱子，在口口相传的艳羡中装满华服，甚至整整一面墙的大衣橱都被皮衣挂满。
她去逛鸿翔百货，去逛一切能给她服装灵感的地方，每每遇见令人惊叹的衣服，她不买，默默记下样式，回家吩咐自己的裁缝做，既拷贝了最新的样式，还DIY了自己的原创，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别致、时髦而前卫，迅速以“唐瑛款”的标签流行。
民国如果还有哪个女人因为衣服而出名，除了张爱玲便是她了。只是，张爱玲的服装充满了彪炳个性的张扬，犹如俯瞰芸芸众生的一面屏障，打眼却未必合群，透着曲高和寡的孤独；她呢，则糅合了小女子的智慧，用丝绸和雪纺娇嗲地向世界宣战，得体地把生活包裹成一颗绚丽的糖。
她在百乐门跳舞，披着霓裳战衣，足尖飞旋中掉了舞鞋——当年的小报津津乐道这双金贵的鞋，就好像现在的八卦版热议女明星手上的鸽子蛋，那200块大洋的价值，几乎是鲁迅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她还是戏剧界的缪斯。
1927年，“南唐北陆”联袂亮相，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一个扮杜丽娘，一个扮柳梦梅，演出昆曲《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成为当年报纸的头条。
1935年，卡尔登大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文艺青年们伸长了脖子期待她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演出的英文版京剧《王宝钏》，外语与国粹的混搭，她开了英语唱京剧的先河。
在洪深编导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中，她穿着曳地长裙在百乐门一亮相，观众便沸腾了，台下乌泱泱的人群，哪个不是来捧她这个主角的场。
一个如此精彩的女子，爱情却没有想象中跌宕。
孙中山的秘书杨杏佛爱慕她，托了刘海粟做说客，家里以她已订婚为由不同意，虽然她也动心，但最终还是算了，为了一个男子和家里决裂，她似乎没有必要涉这个险。杨杏佛1933年被特务暗杀于上海亚尔培路，成了这段关系的唏嘘终了。
宋子文钟情她，父亲唐乃安却不想和政治人物扯上关系，她也顺从了。唯一能满足看客好奇心的是，她的小抽屉里收藏了二十多封宋子文的情书，在某些月朗星稀的晚上或许也曾托腮展笺，但也仅止于此。
1927年，她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沪上豪商李云书的儿子李祖法。李祖法留法归来，时任水道工程师，搞技术工程的丈夫性格内向，做事一板一眼，不愿看到妻子的照片总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唐瑛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王宝钏》大红大紫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却是灰暗沉寂的。1936年，儿子六岁的时候，两人分手了。
她最终的归宿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的侄子容显麟。容家也是个开放的、留学生大把的望族，容显麟是广东人，性格活泼开朗，爱好多姿多彩，跳舞、骑马、钓鱼无一不精通，还是文艺爱好者，于是，他们结伴共同享受生活。
1948年，唐瑛夫妇到了美国，她在大洋彼岸继续做她的美人。
一个以“美人”为终身追求的女子，必定要有几分四根清净并爱惜自己的决绝。不然，她会为孩子的夜半啼哭牵肠挂肚，早生华发；会为公婆的不待见愁肠百转，眉间纹加深；会为丈夫的不省心黯然神伤，皮肤下垂；会为家务琐事劳心费力，眼窝深陷；会为升职无门郁闷不甘，脸色黯淡。甚至，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都能让她伤筋动骨，憔悴不堪。
一个资深美人必须明白，保持终生美丽成本高昂——丰厚的物质、高尚的社交、体面的婚姻、不必太操心的孩子、拿得出手的才艺，每一样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
所以，资深美人不能任性，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去为那些虚无的梦想、镜花水月的爱情赌上未来的命运。人生处处凶险，时时拎得清，方能走得远。食得咸鱼抵得渴，谁没有“纵然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憾事？只是，爱惜自己的女子从来不会去纠结。
2011年5月20日，上海美术馆的“2011世界舞美大师李名觉舞台设计回顾展”，引发了一场轰动。整整十天，展厅里人头攒动，川流不息。
两类人昂首阔步、挺胸抬头地往里挤。
一类是文艺中青年，他们是冲着李名觉去的。李名觉是舞台设计领域的世界“三大亨”之一，曾荣获美国艺术人文类最高奖“美国国家艺术及人文奖”，他在百老汇的作品《奥塞罗》《麦克白》《伊蕾克特拉》《等待戈多》等等，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
还有一类是老上海人。他们衣着隆重地犹如参加宴会，他们来寻找李名觉妈妈的影子，那个著名的妈妈，就是唐瑛。
于是，我们才知道，晚年的唐瑛是个知足的老太太。她像任何普通的老妇人一样，为儿子、儿媳和三个孙子骄傲。
她带孙子们看戏、看电影，回来吃她自己做的点心。据说，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饭馆里的还好吃，吃过她包的馄饨，饭馆的馄饨也不要吃了。
1986年，她在纽约的寓所里静静离世。在她的手边，有一个直通儿子房间的电铃，但她从来没有碰过一下。她也没有用保姆，自己把一切打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走的时候一脸从容。
知道消息的人很少，她的粉丝们宁可相信，她依然生活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也不愿清楚地看到，曾经如此灿烂的她悄无声息地变老，憔悴而虚弱，最终陨落。
她一生爱自己，做足了一辈子的美人，平顺无波，甚至，从来没有打扰过别人。
治愈你：
做一辈子的美人何其艰难？
不顺遂比比皆是。玻璃天花般的事业，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索然寡淡的婚姻，日夜流逝的年华，不可捉摸的未来……女人们惶恐得如同死在沙滩上的前浪，而不是气定神闲的珍珠。
生活忍受是过，享受也是过。任何情境下，心中泯然愁苦和怨毒，懂得从每一个细节呵护自己，纵然暂时被人生冷落，我依旧是自己的珍宝。
这才是永远的美人真正的底气。
第六章 如何与你，相伴到白头——江冬秀
一天，去闺蜜单位，刚进大厅便见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先喊后哭，坐在地上手里攥把刀，身边陪同着七八个壮汉亲友团。
围观无数。
闺蜜解释，单位已婚男同事吃了窝边草女同事，老婆闹上门来了。
过了几个月，我又想起这事问闺蜜结果怎样，她大笑：“男的不仅和小三散了，天天准点回家，单位聚会还和老婆手牵手唱情歌秀幸福呢。”
我又问：“那小三呢？”
闺蜜略微停顿，说：“她，不太好吧。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她原本以为他能横下心离婚，早已孩子、房子一切放弃，净身出户，哪里料想是这个结局。现在一个人，很沉默，基本不与人往来。”
大多数小三，都是二八不靠的结局，极少数成功上位的，往往不是凭借堪比金坚的爱情，而是斗智斗勇的胆识。
就好像大多数忠肝义胆的原配，没有勇气去打印一张通话详单，宁愿不安，而不愿变得强悍。
虽然出过轨的男人就像一张掉在牛粪上的钞票，不捡闹心，捡了恶心，可是，谁的人生没有那么几次无奈的弯腰呢？因为孩子，因为面子，因为生活，因为那些不得已的不能分手的理由。
如何能与你相伴到老？真是一场史诗般的修炼。
倘或另一半是胡适一样的男子，单挑各路小妖女，简直是宿命的安排。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居然娶了乡村小脚夫人江冬秀，成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名门之后，1904年经胡母排“八字”订婚，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家结婚，其间两人从未见过面，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式婚姻，对于胡适这个中国新派第一号人物来说，不仅滑稽而且讽刺。尤其，胡太太并不像一般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她非常果断、泼辣，熟悉的人都知道胡适家有个厉害的夫人，连陆小曼这样旖旎的名媛，都不敢与胡适明目张胆地逗趣，小曼总是用英文给胡适写信，还故意把字写得又粗又大像个男人，可见胡夫人的震慑作用非同一般。
据说，1923年秋天，胡适到杭州疗养，她写了一封别字连篇的信给表妹曹诚英，拜托照顾“表哥”，曹诚英是她与胡适结婚时的伴娘，当时正在杭州读书，才貌双全的“女学生”立即让“表哥”掉进了温柔乡，他们在西湖畔同居了三个月，周围人都有心成全这对金童玉女，湖畔诗人汪静之最先知道了不说，徐志摩得知后开心得不得了，立即告诉陆小曼，然后在北平教授作家圈子里广为流传。
最后，差不多全北平的文化人都知道了，再最后，神一般的胡太太也知道了。
她没有像知识女性般隐忍，打落牙齿和血吞；更没有像其他旧式女子般逆来顺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对方不抛弃自己。
民国八卦声称，她拿着剪刀抱着儿子在胡适面前大吵大闹，要先杀了孩子和胡适，再自杀，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像只戳了洞的皮球般，渐渐没了底气。只是，表哥表妹的情谊倒也没有那么容易退却，他依然与曹诚英通信，尽管刻意绕开太太，但狐狸终究逃不过好猎手，一封肉麻的情书还是落入胡夫人手里。
“我们在这个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你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
胡夫人收了信，将胡适从床上拎起来，打开大门对着周围的老少邻居们唱念做打地来了一段三俗演艺，胡适颜面扫地，迅速而彻底地夭折了和缪斯的爱情。
这是关于她的婚姻保卫战火药味最浓的传说。
在婚姻演义中，她这样俗俗气气、泼泼辣辣的女子其实非常拎得清，她们从来不屈就自己去照顾所谓光鲜社会的文明支架，她们出手的时候招招直指要害。
她们知道，某些职业的男人，他们第一要命，第二要脸，第三舍不得钱，你若是豁出命去不要脸地和他死磕，摆出让他们人财两失毫不退缩的气势，狭路相逢勇者胜，最终基本胜券在握。
只是，良家妇女们大多抹不开面子也舍不得命，她们宁可爱惜羽毛地等待，温良恭俭让地反省，深夜气得心绞痛地垂泪，也要维持自己所谓的体面和尊严，鱼死网破地硬拼她们绝不愿意，因为不忍心一身剐，自然没法把男人拉下马。
但是，“江冬秀”们不，她们不仅有蛮劲和剪刀，还有一颗看似粗糙却聪明剔透的心，她们知道别人拿走的是自己的全部，若是不拼了命去硬挣，必然一无所有。
她们用剪刀抵死捍卫作为妻子的地位与权益，让男人出轨的成本最大化——一想到那血淋淋的场景、功名毁于一旦的后果，哪个男人不要看好自己的拉链门？世间女子何其多，何必死磕这一个。
按照常理，江冬秀高攀了胡适，必然要举案齐眉保持仰视队形，但她从不，她始终真实、不委屈自己地生活着。
除了照顾胡适和孩子，她经常打牌消磨时间，而且原因不明地逢牌必赢，她在麻将桌上赢的钱，也是胡家的常规性收入之一。
胡适在台湾任“研究院长”时，她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不准在公房打牌的传统，胡适特别安排秘书帮太太另找房子。
胡太太平时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侠小说，唐德刚说：“胡太太找不到牌搭子，就读武侠小说。金庸著作如数家珍，金庸的小说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旎旎然与戴东原、崔碧诸公（的著作）揖让进退焉！”
胡适对待传说中剽悍的太太，竟也是颇体贴的。
1940年，胡适收到太太寄来的一件酱红色棉袄，他穿上后把手插到口袋里，触到一样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个小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七副象牙耳挖。
他的心立刻柔软了，有点儿说不出的感情，他觉得，这样微小的细节，也只有太太才想得到。
流寓纽约的十年里，胡太太在破旧的公寓中整天忙个不停，她不懂英语，还得自己上街买菜，真是想不出，语言不通的她是怎样买到最心仪的新鲜蔬果，还拿到恰好的找零。
传说，有一次胡适外出，她独自在家，一个彪形大汉破窗而入，她先是惊呆了，随后马上打开公寓大门，反身大叫为数不多会说的英语：“Go！”
贼愣了一下，还真的“Go”了。
若是换成他那些柔弱而多情的女朋友会怎样？大约会高喊“Help”吧。
她不仅照顾着他的至亲，还关照他的远房亲友。
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跟她说，父亲过生日，想送老人家一件皮袄，问她哪里买合适。没多久，她便花了40块钱买了件皮袄送去，而那时，他们有二十多个房间的“豪宅”，一个月租金也不过七八十块。
朋友感动极了。
抗战期间，他在美国，她独自在国内带着几个儿子，生活困窘。
他寄来1600块钱，她便马上分给同样艰难的亲友，送给罗尔纲150，吴晗100，借给毛子水100，又给仆人们发了140块钱的工资，借给同乡几百块。
甚至，她居然又捐献给某学堂200块。
得知她散尽家财，他写信表扬她：“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的确，她没有像朱安一样隐忍，一辈子活在让“大先生”鲁迅垂青的梦幻中委屈自己，到死也没落下好；她也没有像他的那些女朋友一样要面子，不然，婚姻的成果早已成了别人树上的桃子。
她虽然不大识字，却为了与他书信唱和，通过各种途径补了缺，对《红楼梦》里的少爷小姐都叫得出名字；她在娘家从不做家务，嫁到胡家，洒扫庭院、侍奉婆婆、照顾丈夫处处亲力亲为；对于他和韦莲司、曹成瑛等等女朋友的绯闻，不关键的，她点醒几句，要紧的，她也敢放出恶声，宣泄自己的不满。
她既不是攀援的凌霄花，也不是痴情的鸟，她倒真像一棵木棉，始终作为树的形象和他站在一起，平等而又义气，她有她的泼辣剽悍，更有她的宽厚温柔。
她很清楚，对待他，七根象牙牙签要得，必要时候剪刀也要得。
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研院”的院士酒会上，因为心脏病猝发辞世。
她听到消息，当场昏厥过去。处理完他的后事，她开始整理他一生的著作，甚至，她特别要求韦莲司写一篇自己的传记，放进他的资料里。
如此对待一个与丈夫关系暧昧的女子，她是真的通透。
如何与你相伴到白头，是个多么宏大的课题，又是一个多么虚幻的期许。
谁能甫一踏入婚姻的边界，便识透未来几十年的烟尘？婚姻究竟是一部加长版的“植物大战僵尸”，还是一出《美丽人生》的真人秀？
胡夫人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治愈你：
夫妻之间，有时需要洞若观火的了解，有时需要肝胆相照的义气，有时需要平地一声雷的咆哮和发泄，有时需要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将就，还有时，需要打落牙齿和血吞的隐忍。那种举案齐眉式的客套，往往不是恩爱，而是彼此的关系没有亲密到那一步。
江冬秀们的温柔和剽悍是一种拿捏得当的火候，她们明白，婚姻和青春一样，一不看好，就会溜走。
第七章 人生的不良资产剥离——黄逸梵
洛杉矶西木区毗邻加州大学的Rochester公寓Part4，常常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华裔，只因这座楼的206房间，曾经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她从1991年7月7日到1995年9月8日去世，一直居住在这间极其普通的单身公寓，在洛杉矶二十三年，这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那时，她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很少和人来往，却常常面壁而坐，喃喃自语。偶尔的访客以为她在念佛，她却有些自嘲地解释：“我在与我的妈咪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的，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就是妈咪！”
是“妈咪”，不是“妈妈”，娇嗲而亲昵的称呼，带着甜蜜的热气，几乎不像从张爱玲口中呼出。相比热络的表达，她更擅长静默艰涩地追究真相，不留情面地批判自己和世人。
她说自己是个“最不多愁善感的人”，那些难得的黯然与纠结，一部分给了胡兰成，另一部分恐怕便给了她的母亲——黄素琼，或者黄逸梵吧。
人们总对张爱玲显赫的父系祖辈津津乐道，其实，她母亲的娘家也毫不逊色。这个本名黄素琼的女子，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李鸿章淮军初建时的副手。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捻军，在对东捻的战斗中，黄翼升的水师驻守运河一线，阻拦了东捻的向西突围，立下大功，授男爵爵位。黄家在南京的房产，位于如今的莫愁路朱状元巷14号，被称为军门提督府。
1894年，七十六岁的黄翼升去世。唯一的儿子黄宗炎承袭爵位后，赴广西出任盐道。这位将门之后没有子嗣，赴任前家里从长沙家乡买了个农村女子做妾，不负众望的姨太太幸运地怀了孕。黄宗炎赴任不到一年便染瘴气亡故，年仅三十岁。1893年，姨太太生下龙凤双胞胎遗腹子，女孩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男孩是她的舅舅黄定柱。
1915年，二十二岁的黄素琼由养母大夫人张氏做主嫁给了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1922年，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她和孪生弟弟黄定柱分了祖上的财产，她拿了古董，弟弟要了房产、地产。丰厚的陪嫁加上分产所得，她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可观极了，犹如她的婆婆、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当年的陪嫁足够张家近三代的挥霍。
黄素琼与张廷重，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一对璧人，前清遗少的黄金组合，假如性情契合，完全可以成就邵洵美与盛佩玉一般的阅尽沧桑的终生厮守。只是，生活从来不是推理，顺理成章的情形总是太少。
这对男女，分明是两个世界的人。
黄素琼相当有个性，充满将门之后的果决勇敢。她自己也说“湖南人最勇敢”，来自湖南乡野的生母割裂了祖辈优柔的闺秀血脉，注入原生态的野性和大胆，所以她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女子独立，不甘心依附男人。张爱玲晚年谈到母亲时，说她是“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
她生得也美丽。不同于张爱玲孤绝的女知识分子模样，黄素琼眉梢眼角都是女人的风情，《对照记》里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侧身照，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角蓝绿外套，一派文艺而凄迷的女神范儿。
她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兴趣。她学油画，和徐悲鸿、蒋碧微同住一栋楼；她学唱歌，天生的肺弱听起来像是吟诵诗句，总是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于是她抱歉地笑笑，娇媚地解释；她和胡适同桌打牌，长袍红蔻丹洋溢的希腊风情瞬间成为麻将桌上的尤物；她学做手袋、皮鞋，不远千里地从马来西亚带回一铁皮箱碧绿的蛇皮，叮嘱小姑子张茂渊时时翻晒；她尝试不同的社交圈，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交际圈子拓展到了南亚的上流社会。
这个积极的女子，千方百计撕掉身上粘着的“前清故人”标签，向往着肆意的自由和全新的生活。所以，她抛夫别子远赴欧洲，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登上远洋的轮船时，连名字都从浓墨重彩的“黄素琼”，改成了轻灵不俗的“黄逸梵”。
她的丈夫，张廷重，却只能做个遗少。
遗少也有自己的痛苦。年少守寡的母亲李菊耦训子怪异，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交往“学坏了”，便故意给他穿过时且绣满花的衣服鞋帽，打扮得像个女孩子，因为缺少交流，他自幼腼腆、自闭。
张爱玲印象中的父亲，是个神态阴郁的中年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可是，听不出那是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八股范文，还是经典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一个时代的Loser，流露着末世故人的精神寄托，充满着不合时宜的凄惶。
纵然迥异，这对夫妻也并非天生的冤家，至少，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你侬我侬的柔情时刻，至少，张廷重一定是爱过黄逸梵的。
她第一次出国，他寄了一张小照和一首七绝：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中国传统男人的那点情愫，仿佛只有古体诗才能抒发，如此蕴藉的相思之情，一声“书生”一声“卿”，“叫郎肆意怜”的新婚时光恍惚重现了。
纵然前卫如黄逸梵，终究，还是心动了。
于是回国。
张爱玲曾经借《小团圆》描写过两人间相处的细节。
妻子嫌弃乃德（张廷重原型）找的房子不好，开口便说：“这房子怎么能住？”乃德对妻子并不气恼，像是有点宠溺，笑着解释。
吃午饭的时候，乃德绕着皮面包铜边的方桌兜圈子，等待妻子下楼。妻子总是“难得开口”，乃德渐渐地也自知无趣，终于第一个吃完了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