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它的反面。而在清代，人们考虑的会更多些，因为对明代还记忆犹新，加之海禁复开，神州之外还有另外的州；外邦人也带来同时代的一些奇巧事物来。这些不光是产生物质的效果，也起到精神的影响。有学者说，康熙要曹寅到东洋，是为学习织锦技术去的。这是可能的。我在苏州考察时，从碑文上看到记载李煦在职时的织造局，有织工千人之众，可见当时织锦业的发达。
都市在发展，人们愈离开自然的赐予，便愈在更多方面来控制自然。但是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他这话是在人大量使用机械的时代说的，但在人们已经开始涌向都市来找饭吃的时代起，这话就已可以适用了。
毫无疑问，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然而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蠢的物质力量”，中国古语中习惯用“子女玉帛”这个词来显示财富，便是很形象的时代语言。
这样，曹雪芹在他所处的时代“体会”到什么呢？他体会到那与他休戚相关的“悲哀和问题”，也就是时代的反面。即便不提曹雪芹公开宣扬“皮里阳秋”的写法的话，那半部《红楼梦》也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
《红楼梦》本身会说明，它记录的不是别的，正是“当代的悲哀和问题”。曹雪芹的“当代”，自然是封建主义的时代了。曹雪芹不是为它唱挽歌的，而是为那时代的“悲哀和问题”作原告的。
1983年元月于北京
（原载《随笔》1983年第3期，1983年5月）
曹雪芹师楚
一
曹雪芹生活在封建制度处于“香消茶尽尚逡巡”的时代。当时，在一般人看来，还是“一局输赢料不真”的局面，但在曹雪芹眼里，他已感到“目下兴衰兆”了。这绝不是由于他“冷眼旁观”的缘故，而是由于他有“见闻悉所亲历”（鲁迅语）的实践根据的缘故。因为曹雪芹翻滚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激流里，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生活方面而得到的广阔的认识，使他能够“案兆察迹，推原事委”（王充语），使当时尚未成熟的新的生产关系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
曹雪芹已经看到金钱的支配作用，他把《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是放在戥子上来称的。这些人都是用银子作砝码来决定他们的分量的。有的是用海水似的银子铺成的，有的则是用碎银子量出的。“请看财势与情根，万物难逃造化门”（见戚本十六回总评），新的社会阶层积聚着新的财势力量。财势统帅万物，成了造化之门。财势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当然也没有例外地支配着婚姻。新的社会力量变革着封建制度的时代要求，在曹雪芹笔底下出现的叛逆的群像里，以及在贾宝玉身上所得到的折光上，都有相应的反映。
比如，戚本十六回总评有两句诗就透露了消息。对进封为贤德妃的元春回来省亲，所受到的皇恩旷典，宝玉置若罔闻，毫不介意，“何如知己解温存”！认为只有和理想一致的，一般人们相互平等共处的生活，才是应该追求的。说明他的眼光是向下看的，思想里面有着“寒素之家”。
无独有偶，自己也默认为颦儿的林黛玉，认为效颦的东村女，“贫贱溪头自浣纱”，比起西施的宫庭生活来好得多，她的眼光也是向下看的。
这也就是在这方面林黛玉和贾宝玉互为“知己”的原故。
曹雪芹以“顽”笔刻出一块顽石，把这块“石头”对准当时的封建贵族地主老爷们，反戈一击。这一“记”正打中了他们的心窝。
他的批判和揭露封建贵族的腐朽生活，展示了政治斗争的尖锐矛盾。比起《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来，有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
但是曹雪芹生活在不敢说话的乾隆王朝，连八股文选本，也被宫里搜去，从中挑岔子。为了要避开这“文字狱”的风险，他不得不说：《红楼梦》是“不涉朝政”、“不唐突朝政”的。但他只是在放烟幕，马上又由他自己下了转语，说：“又不得不备”。由此可见曹雪芹的用心。尽管假语村言，隐去真事，故设虚障幻境，胡搬乱扯，还要敷衍塞责，迷人耳目。但最终目的，还是戳穿这个世界。关于这一点，庚辰本（四十三回）总批，说得最明白：“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儿）学舌，完全是讽刺，反面春秋也！”这“反面春秋”，才是题眼之所在。
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楼梦》版本，都被标榜是“旧时真本”。但因抄录失误，又为人删改，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们，一直到汪原放标点的改本，为我们了解曹雪芹的思想设了重重障碍。
现在仅就《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中国科学院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1月版，原收藏者说是高兰墅手定稿，以下简称“抄本”）这个抄本前八十回被认为可能有一部分是曹雪芹的原稿的地方。同时，后人改动的笔迹，与原稿（被涂改的）并存，从二者对照，就可以发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来。现在我们就这些被删改的段落，来探讨一下曹雪芹在写《姽婳词》这首诗时的思想过程。
抄本在“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一回后面，有朱笔“兰墅阅过”四字。这回中有两段被删。由于删改人的立场观点和曹雪芹不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真义，所以索性一笔勾销了。
删削人是否是高鹗，现尚不能确定。但那朱笔如果是高鹗亲笔，可见他至少是同意的。但是这两段文字实在是太重要，真正能代表曹雪芹的一些基本思想。词句和其他版本保存而未删的也有不同，暂不作比较。（引文以抄本为准，下同）
现在先把被删的文字补录于此：
……宝玉虽不算是个念书人，然他天性聪明，且喜好杂作。他自谓古人中也杜撰的有失误处，计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利舌，长篇大论，胡搬乱扯，敷演出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属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的……
这些话，决不是别人能够说得出的，更不是别人加得上的，很可能是曹雪芹的原稿。
这段文字之前，还有一段也被删去。这段是总结过去大观园少女星散死亡的情况，同时预感到大观园走向破灭的前景，现在也把它补录在后面：
宝玉“……忽想：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人，死了晴雯，今天去了宝钗，迎春虽尚未去，然连她也不见回来，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纵生烦恼，也无济于事……”
宝玉正在垂头丧气，贾政叫人来找他去作《姽婳词》去。本来宝玉心思都系在晴雯死后作了芙蓉女神这段心事上面，忽然降下“严令”，被迫去“应考”。虽说心神不属，但格于大礼，不得不敷衍塞责。一篇《姽婳词》，刚刚作完，贾政一声吆喝：“去罢！”宝玉就如得了大赦一般，溜了出来。此时，宝玉一心凄楚，回到园中，猛见池上芙蓉，想起了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女神，不觉又喜欢起来。可见宝玉这时的心思，仍然全部都在晴雯之死这件事上。《姽婳词》不过是半当腰插进一杠子。前边那段被删的议论，正是说明他不得不写他毫不喜欢写的《姽婳词》的思想状态的。说它是“流嘴滑舌”搪塞之作，写完早把它丢到脑后去了。他想的自然是《芙蓉诔》，绝不是什么《姽婳词》，“因为他一心念着晴雯，所以想起晴雯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呢！但如今要学习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作排场，风流奇异，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这段极为紧要的话，由于高鹗一流人物，不能理解，认为是赘词浮笔，与他们的口味不合，因此又被全部删掉了。其实，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见“芙蓉女儿志前序后歌”是写“二人为人”的，和写《姽婳词》时的思想感情完全不同。
为了要说明这个完全不同之处，所以在为“芙蓉女儿志前序后歌”之前，作者便又另有一段表白文字。这当然也全被删去无存，现在特为补录在这里，供大家来研究：
……表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前人之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可使文不足悲有余方是。不可上（尚）文藻，而及（反）失悲感。况且古人徵询（徵辞）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之文，全成于功名二字。故上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文为世人观阅称赞，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何不远师楚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转（辩）、枯树、间观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集参军句；或偶（句）或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以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心（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不正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篡注，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了一篇长文。因用晴雯素喜之冰鲛绡一帕，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志”。
其实《姽婳词》也是“挽词”。为什么在两篇挽词之前，却有两种不同的自白，这就充分说明曹雪芹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姽婳词》是在慑于严命亲威之下，凭着“伶口利舌”来写的制艺文字。而“芙蓉女儿志”才是二人平素所为，生死分际的洒泪泣血之作，是内心的真情吐露。
因为广大读者失去看到这两段曹雪芹自白的机会，即使有的版本保存下来，文字也各不相同，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这段文字，是利剑！是檄文！是宣言！是离经叛道的鲜明旗帜！
作者在这里再度直截了当地宣称：
宝玉是个不读“圣贤”书的人，他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语，“误尽天下苍生，而大奸大盗皆从此出”（戚本七十二回总批），可证曹雪芹的意识何等明确。他决心要师楚，主张创新，他反对“套头”，反对“功名”，反对用“时尚之学”（即八股文）作敲门砖，反对用道学饵名钓禄。在这里，都得到了直截了当的回答，丝毫没有遮拦处。
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公开声称：“我文为世人观阅称赞赏。”明知它会“有碍功名”。可见曹雪芹是清醒地、意识明确地为大多数人来写的，坚决向“有碍功名”的路上走去，决不“怕前怕后”，显露出作者的反抗封建社会的诗魂文胆来！
三
他所说的“师楚”就是以屈原这些人为师，公开宣称自己是师承楚辞的传统的。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屈原为楚国立宪令，明法制，希望做到“俗之一改”。他处的是奴隶制社会向新兴地主政权过渡的时代，他的思想代表新兴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
每逢历史上有了大的转折，统治阶层的卫道者，就为“尸居余气”的旧社会招魂礼魄，而另一方面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进步思想家，必然要在批判旧社会中发现新的希望。“向者已去，至者乃新，新故不僇，我有所周”。在长沙出土的帛书《经法》里就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大家都知道，屈原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南方新兴地主的利益，对氏族领主制度开始不满。在这一点上，曹雪芹和屈原就有了共同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脚都是踏在历史的浪尖上的，下面试举几个例证来看：
第一，他们都要求改变旧社会。屈原看到的现实，则是：“鹰鸷翻遭罦罬，茞兰竟被芟”。曹雪芹也是这样，这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对以黑为白的现实，表示共同的不满。曹雪芹写了一个坏人，名叫“封肃”，批语说他暗寓“风俗”，可见他也在要求要作到“俗之一改”。
在“乾隆抄本”上有“岂昭（招）尤见替，实攘询（攘诟）而终”。这是用《离骚》中的“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揭示政治斗争的原意，来歌颂晴雯火辣辣的性格的。说她被丑恶势力迫害见弃，以清白之身为正义而死！在大观园两个阵营的对垒中，西风已经开始压倒了东风了。但是“秀不终屈于顽”（王夫之语）。不合理的现实必定要改变的。在现实中达不到的，常常升华为理想。作者便使晴雯成了芙蓉女神，上则“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下则“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从人间地狱里把她上升到天堂，这里的用词和形象，也都是从楚辞得来的。
第二，屈原坚持：“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又说：“虽解体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曹雪芹塑造的宝玉肆无忌惮，甚至不畏惧贾政代表皇权父权的板子。贾政唯恐宝玉这个祸胎长大会动摇封建社会缩影的宁荣两府根基，说他明日要酿到弑父弑君，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要亲手勒死他。但宝玉却铁定了心，宁愿化成灰，化作轻烟，要顾那些女奴，“为你们死了也情愿”。这就是宝玉的“定心广志”，也就是他宁愿“解体”还要干到底的事业。
第三，屈原主张参验考实。他主张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反对“背法度而心治兮”（《惜往日》），“信谗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
曹雪芹在连自己的乡籍姓氏都不知道的、孤苦伶丁的女奴晴雯身上，认识到“高标见嫉，闺阁恨比长沙；贞烈遭厄，巾帼惨于羽野”（抄本妄改为雁塞）。长沙是指贾谊的遭遇，贾谊也曾请制法度，遭到贬斥。羽野是指鲧的传说，鲧曾窃取上帝的“息壤”，用它来止住下界洪水想救大地生灵，结果被天帝杀害。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多么动人的英雄的形象！
参验考实是屈原的主要原则。屈原和曹雪芹同样都是用艺术的语言来宣扬它，而他们的矛头都是针对统治阶级的。
屈原说：“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他要飞得高，他要看得远，他要突破旧世界的溷浊！
曹雪芹敢于“破陈腐旧套”，敢于向黑暗势力宣战，所以才能写出一部形象地反对封建社会、观点明确的巨著来。
在“师楚”这个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曹雪芹和屈原的共同面貌来。
四
宝玉和黛玉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对于婚姻的初步民主的要求，尽管和一般市民生活还有着极大的不同，但骨子里却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正在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而曹雪芹提出的“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呢？”正是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挑战。他提出的“不正意”，正是对道学的“正心诚意”的背弃，这可以在被删掉的段落里得到明证。当然对一部作品要作全面的探讨才行，曹雪芹的思想并不能仅从这几个片段里表现出来。但一则这些文字是作者的自白，直截了当表示了自己的思想，二则《红楼梦》是曹雪芹未完成的作品，对我们了解他的主导思想方面，这些自白是有很大价值的。
当然，《红楼梦》也有曹雪芹的阶级烙印和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因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样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页）。
五
以上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明曹雪芹和屈原、李贽等人的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是现实社会的产物，用屈原、李贽这样时代的转折期的先进思想家，最足以充分地证明只有社会的变革，才足以来揭示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轨迹来。
在“乾隆抄本”第二回“自序之批评”（有正本眉批）里面，曹雪芹公然宣称自己的“文则是虚敲旁击之文，笔则是反逆隐曲之笔！”这话他虽指的是“第十二回”，但又声明“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可见这两句是概括全书的。在乾隆时代，“反”和“逆”两字何等刺眼？统治者多么忌讳！作者怎会不知道？曹雪芹“敲”和“击”的是什么？隐曲的是什么？反逆的又是什么？不是十分明显了吗？这两句话当然也被——也许是高鹗——删去。这就使通行本都失去《红楼梦》原书本来应有的重要的自我解说，也使人通常见不到曹雪芹描写宝玉被迫作《姽婳词》和自愿作《芙蓉诔》时，内心里截然相反的两种内心活动来。而这种内心活动，正是我们极须知道的，因为它最足以代表作者在创作这两首诗时的最隐微的心理活动来。
因之，试作：曹雪芹师楚。
（原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红楼梦》是否有“底本”？
××兄：
承你来信问我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一个久病的人，既不能翻阅大量材料，又不能作许多版本的对勘。实在是没有发言权。
对于某些作品的作者，提出争论，过去已有很多。比如说，《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不是荷马作的。“荷马”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集合者”的意思。根本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不过就是一个作家的托名。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这种争论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定于一”。
当然，这些作品，是来自人民的，它们吸收了很多人民群众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事实。但这并不影响说这些作者是荷马，是莎士比亚，是屈原。
至于《红楼梦》，它距离我们才两百年，它的作者问题，按理说就不会那么复杂。
现在流传的《红楼梦》（单就前八十回来说），确确实实有另外一本书在字里行间时隐时现……它是曾被删去，而没有删除干净，至今夹在《红楼梦》里面。也是段落最长的，例如“野驴子”这一段。在所谓“兰墅阅过”的“抄本”里面，有的地方还残存着“耶律雄奴”、“金星玻璃”等等字眼。过去早有人指出它和《红楼梦》并不是一回事了。
不止此也。其它地方还很多。
比如：薛蟠看见黛玉看得呆了，这分明是删余之文。“媚人”的情节全部删除，仅仅剩下个名字。“钗黛合一”，原来是有此细节描写的，但现在只是批语里面有此一说，而情节便无迹可寻。不但无迹可寻而已，如按现在《红楼梦》的情节发展来说确是从一个“底本”上面改写而成的。
这个底本，大都认为是《风月宝鉴》。但《风月宝鉴》作者何人？这就值得探讨了。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知道《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的，要数着脂砚斋和棠村。他们和曹雪芹同时，对曹雪芹写作的过程很清楚。还表示过意见。棠村是曹雪芹的弟弟，脂砚斋据说是曹雪芹的叔叔。
现在的“脂批”，它混合了别人的批语，有时又被抄错抄乱，批语和正文也有互混之处，还需要花很大工夫去整理。
但是大部分“脂批”仍是可信的。它比《枣窗随笔》在前，它提到的事实，也是曹雪芹大都同意的。
脂砚斋并不是什么名人，别号不会是假托，批语也无须伪造。有的抄本为了净化版面，甚至漏抄，有的干脆删除。可见当时抄录者不重视脂砚这个人的。
脂批有一段眉批：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脂残本》第一回，第八页上）。
这条批语它只为了说明一段事实：棠村曾经给曹雪芹旧作《风月宝鉴》写过序，为了纪念他，仍然保留他为《风月宝鉴》作的序在此。这批语和事实是符合的。从序文和现在《红楼梦》情节不合之处，也可看出棠村只看过《风月宝鉴》，却未曾看到《红楼梦》。
既见过《风月宝鉴》，又见过《红楼梦》的人，才能说是“睹新怀旧”呢，这个人就是脂砚斋。因此，“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话，就不由得不令人相信了。
如果，现在还没有发现比这批语更有力的证据，那么，二百年前的这句话还是可信的。
吴世昌对棠村序文，做过钩沉的工作，大体上还了它原有的脉络。透过这篇序文，可以看到《风月宝鉴》是百回大书。《红楼梦》就是在这个底本上改写的。经过几次增删，那些不高明的情节删掉了，光芒闪烁的情节增加了。对我们来说，如果把那个不算高明甚至写得不好的《风月宝鉴》，论证出是别人所作，把充满光辉的东西划为曹雪芹所有，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在没有推倒那条：“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以及未能否定棠村序文之前，“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句话还是可信的。
但这样一来，《红楼梦》里的漏洞又都无法解决了。如果《红楼梦》不出于两人之手，以曹雪芹的才能，他的思想的缜密，竟然出现不应有的漏洞，连主角的年龄也拿不准，确实说不过去。使为他辩解的人都觉得难为情。
论定《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叔叔所写的是可以的，因为这早就有人说过的。并且如“犹忆三十年前”等等批语也可解释了。
我们都知道，《西厢记》是在《会真记》的基础上写的，《金瓶梅》是从《水浒》的一个章节上发展来的，《死灵魂》是从别人提供的故事中写起来的。
但是，那些作品，一则早已和原来的相脱离，成为独立的作品了；二则它们有各自的思想意图。既有迥异之处，又有不可分割之处：有作者的思想。主要人物在底本上全部出现，脉络可寻，这就值得我们需要继续探索。
例如：宝玉见村姑纺线这段“闲文”，棠村认为是：宝玉闲花野景一得情趣。可是棠村不了解曹雪芹思想的所在。同回秦钟称宝玉“好人”一段，脂砚斋批说：“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借石之（兄）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有）无阴丘壑在焉。”这段是未及改掉的余文，竟蒙脂砚斋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可见他也不了解曹雪芹思想的所在。既然连作者的思想都不了解，就很难把著作权派在他们的名下了。这些例证还很多呢！可见《风月宝鉴》和《红楼梦》作者还是同出一个人的手笔。
《红楼梦》的不好弥补的漏洞二百年来一直被人发现，启人疑惑。由专家来探讨，得到解决，这是大好事，是应该做的。我衷心期待着在这方面能取得突破。
另外，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在《风月宝鉴》里宝玉年纪较大，在《红楼梦》里年纪变小了。但相应的别人无法变小这就使有些矛盾更加突出了……就写到这儿吧。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5月）
从《警幻仙姑赋》说到《洛神赋》
最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指出：我的谈电视剧《红楼梦》的文章中把“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作为形容秦可卿的了。而在《红楼梦》书中，这是写警幻仙姑的。读者提得很对，指出我的疏忽，由衷地感谢！
说来很有意思，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显示出我记忆力的不济，另一方面，却透露出我潜在的一种认识。我本来打算在谈曹雪芹的美学问题时，才触及这一认识，但现在已经牵动了这个方面，就顺便地谈一谈。
《洛神赋》，又名《感甄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也是历来所公认的。李商隐在诗中说：“贾氏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这里的“宓妃”，说的就是“甄妃”。诗句中用的是“宓妃”，宓妃正是洛神的又一称谓。可见在这位诗人心目中，甄妃、洛神、宓妃都是一个人。甄妃临死，把自己的枕头留给曹植，这在唐代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实；历代讲解或笺注的人，也都持此说。
那么，人们对洛神加以人格化以后，《洛神赋》也就成为《感甄赋》了。这正符合曹植的心理状态。或者说，这也正是曹植潜意识的表露。《洛神赋》能够有那么浓郁的感人力量，应该说，是和这种精神错综复杂性分不开的。
我一向认为曹雪芹“师楚”。我对“楚”还有另外的看法。同时，我以为宋玉的“创造美学”，也被曹雪芹有所继承，这里就不去谈它了，还是来说警幻仙姑、秦可卿、贾宝玉这段关系吧。
长话短说：形容警幻仙姑的那段赋，姑且名它为《仙姑赋》。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位引来的仙姬写的《仙姬赋》。而这位仙姬被人格化了之后，不也正是秦可卿吗？
警幻仙姑引出她的妹妹来，这位妹妹名儿叫做可卿。宝玉睡在侄媳妇的床上，在梦中失声叫出：“可卿救我！”这时，秦可卿听见宝玉唤她的“小名儿”（乳名），因纳闷道：“我的小名儿，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中叫出来。”这乳名可卿的不是别人，而是警幻仙姑化出来的。书中这位仙姬着墨不多，但对她倒作起赋来。仙姑教宝玉云雨之事，即由仙姬来身体力行，可见仙姑是虚，仙姬是实，权衡虚实，这赋不正是形容仙姬的吗？而幻境中的仙姬不正是现实中的秦可卿吗？
我的潜在的认识流露出来，也正落在这一点上面。
曹雪芹惯会运用叠影法。我们在现在的影视镜头中，经常碰到这种手法，已成为司空见惯了。但在二百多年前，用这种叠影法进行文字创造，无疑是个大发明。曹雪芹对曹植的《洛神赋》，必然是很熟的，也许这是他触动灵感的契机。
（原载《解放日报》，1987年11月8日）
曹雪芹和《女才子书》1
曹雪芹“博学强识，疏通知远”，从《红楼梦》里，可以窥知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研究曹雪芹者，都认为他得力于“杂学”。
《红楼梦》对文化的继承是多方面的，几乎牵扯到所有的姐妹艺术。《红楼梦》问世后，便有人指出它是“反《金瓶梅》”。为曹雪芹写评语的脂砚斋，曾经透露《红楼梦》与《金瓶梅》及《女仙外史》有关的一些消息。但对这项研究工作，不管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来说，都仅仅是个开始。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论文中，曾指出《金瓶梅》这部明代长篇小说，对《红楼梦》有直接的影响。孙逊和陈诏同志，也认为《红楼梦》“首先在题材上继承了《金瓶梅》所新辟的境域，继承了它所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传统”。并说：“《金瓶梅》只是一部骇人听闻的封建阶级的罪行录，而《红楼梦》才是一首无比深沉优美的从生活中抽出的诗。”
专家们、评论家们，对《红楼梦》和中国长篇小说的继承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可喜的工作。但《红楼梦》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关系，还没有触及到。
现在，就我个人的看法，略谈一些《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中间的关系。
《女才子书》作者，自署“鸳湖烟水散人”。钟斐序文中，说作者是徐秋涛。从书中内证，可知徐秋涛是吴人，平生未曾离吴，写书的地方是泖上（松江）之蜃阁。据林辰考证，成书约在顺治十六年。其中还有一段公案，尚待解决：徐秋涛是否如他自己所说，写成《女才子书》即搁笔，未写其他作品？他如此说是否故作“狡猾”，施展障眼法？又如《赛花铃》、《梦月楼情史》等书，是否也出自他的手笔？这些问题一时都很难作出结论。
我以为：《女才子书》是受《唐才子传》的启发而写的。《唐才子传》是元代西域诗人辛文房撰写的唐诗人传记。传成凡二百七十八人，又附录一百二十家。见于正史的，只有百人，其余都是由他采集得来。妓女、道士等也收入。不过《唐才子传》是小传性的，《女才子书》则是以小说笔法来写的。
在卷首，辛文房交待：他认为“天下英奇，所见略似，人心相去，苦已不多”。因而希望别人在他成书以后，也能广收博采，“庶乎作九京于长梦，咏一代之清风。后来奋飞可畏，扬激百世之下，犹期赏音也”！用这话，描绘出他写书的动机和目的，还对后来者寄予希望。
“赏音”也就是心灵共感的意思。千年之下，“赏音”对促进写作还是很有魅力的。不难看到，唤起徐秋涛写《女才子书》，“赏音”也不失为一个因素。辛文房曾提到过“上汉仙侣，幽闺绮思”等篇，要“别总论之”，而刻行诸本，人们发现，其中“隐逸仙释及名媛诸传，仍依时次”。这也很可能触动徐秋涛，按辛文房的体例，要为自身所处的时代名媛“别总论之”具体化。他出示给钟斐时曾说：“这是我的近作《名媛集》……”足可说明这一点。
至于“体例”，确乎是和《唐才子传》也几乎一脉相承的。这就不去说它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某些关系，这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女才子首卷》，作者道：“余夙负情痴，颇酣红梦。虽凄凉罗袂，缘悭贾午之香；而品列金钗，花吐文通之颖。仍近世所闻，得十二女子，无惭闺秀，足抒芳毫……”
徐秋涛，以“情痴”自命，以“红梦”自许，又以“梦亦可凭”自况。但他明白告诉读者，他品列金钗，十二女子，是他亲闻，不是亲历。这和那些自命风流，卖弄几首艳诗俚曲的“说部”，有极大的不同处。可惜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太少，一时很难对他的思想、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
《女才子凡例四则》很可能是徐秋涛自拟的，说这书“足使香闺梦寂，可醒闲愁”，“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这与曹雪芹的自叙，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以一玩”的口气，颇为相似。本来这种平常文字，人云亦云，谁都可能随手拈来，但和“金钗十二”、“梦亦可凭”等联系起来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徐秋涛说他年轻时，曾乘白云，到了高山“园峤”，蹑而窥之，则从琼楼桂殿看到玉函金筒之文，乃袖之而归。当即《女才子书》了。
人闻此说，未免既妄且诞。但作者自云：“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岂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不犹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岛，有必不能已者。回念当时，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如今“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尘容于圜阓之中，遂为吴侬面目”。于是援笔作书，“乃得为风月主人，烟花总管，检点金钗，品题罗袖”。
《红楼梦》缘起青埂峰下一块女娲补天遗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抄下来便是一部《石头记》。又曾数次改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都是它的别名。而《女才子书》也曾有过《闺秀佳话》、《美人书》、《情史续传》等几个书名。这能说是一种巧合吗？
两书都想使闺阁昭传，又都着眼一个“情”字。在这方面，他们都有相通相承的蛛丝马迹供我们索寻。《女才子书》对“闺阁名媛，已经载之史传者，虽美弗录，唯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并称“稗史至今日，滥觞已极，唯以唐人笔墨，另施面目。海内巨眼，自应赏鉴”。“以雕虫余技而谱是书，特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慨耳”。他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能和曹雪芹相比，由于未能平步青云，拘拘于“辕下驹”的命运，驱使他用艺术来发泄自己的思想感情，用小说寄托胸中块垒，这创作动机，便和曹雪芹有相同的地方。
《女才子书》作者自称为“情痴”，“然于桃叶之下，未尝涉迹”。在这里，他表明自己的“情”，不是卑俗的“情”，所歌颂的“情”，则是和“才、识”联结在一起的。他对于红拂、文君的行为，极口称赞。分析他们“行杈私匹，固难与道学言，即歆慕之者，亦不过重其情而已矣，而不知其奔也，以才识而佐其情也”。这些论点，不难看出他思想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在卷八《郝湘娥》中，记湘娥咏《虞美人》诗：
莫笑重瞳霸业湮，
汉家遗迹已无存。
宁知不及原头草，
直到于今唤美人。
这和《红楼梦》六十四回中，黛玉写的《五美吟》中咏虞姬诗来对看：
肠断乌骓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饮剑何如楚帐中？
两诗都是歌颂虞姬不单重情，而且有胆有识，胜过项羽、黥布、彭越等“须眉人物”千万倍。
湘娥的诗，不能即断为徐秋涛的手笔，但他欣赏她的见解，是无可置疑的。通过这些，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徐秋涛愿做风月主人，绝不是为了玩弄女性；愿做烟花总管，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欲”。他提倡爱情要以才识做基础，所以他为自己的书定名为《女才子书》。他认为配得上“美人”称号的，也不能单以貌做唯一标准，必须有内在的东西，才能进入他所评选的美人行列。他在《郑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为“美人定案”的标准：“夫所谓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韵，三者缺一不可，而岂一端之美，足称绝色”！
从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是融会不少前人的作品，以为己用。并且根据他的认识，重新作出适当的估价，才能超迈前人。
当然，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两者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作者思想的影响和发展，来加以考察。
钓鳌叟对《女才子书》卷九《王琰》的评论说：“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能发这种议论，→文¤人·$·书·¤·屋←能写这样的小说，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徐秋涛还有个观点，认为史家异口同声说，因为西施而使吴国倾覆，因为昭君而杀画工。这都是为亡国解嘲罢了。后来曹雪芹把这思想大大发挥，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颇处”。
对妇女问题，明代李贽，最称卓识，他为妇女讲道，士绅诬告他男女混杂，有乖礼法。有司以此定他为“淫僧”。这不但压服不了他，他反而大声疾呼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站在卓文君这边，认为“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他为卓文君辩护，而自己却为人所诬，投狱而死，但他视死如归，至死不悔。
徐秋涛借幻庵评语，表现出同样的见解，认为：“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此语陋甚！”他评点古来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卓文君、崔莺莺、关盼盼、步飞烟、霍小玉、朱淑贞”等人，都名列“同榜”。这些人都是触犯道学家尊严的，都是名教的罪人。而徐秋涛对她们寄以“思慕之情”。他认为：“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古来婢妾，有可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这对《红楼梦》中宝玉“家乡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是否也有某些影响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关联吧？
徐秋涛借友人月邻之口，来评《女才子书》道：“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虽云十二，天下美人，尽在是编矣。”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结语。他把妇女的品格，分为三种。依他看来，贤、智为上，胆、识次之，情、韵又其次。“兼是数者，而又才色并绝，斯则希世而不能一见，所谓圣之时也。”
就这点来说，对曹雪芹也不无影响。《红楼梦》中，称紫鹃为慧，湘云为憨，探春为敏，平儿为俏，晴雯为勇，尤三姐为情，香菱为呆，迎春为懦，宝玉为情。在未写完的稿中，对黛玉的判词，则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准来划分明。不过，我认为徐秋涛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贤、智列为第一等，而对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袭的观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曹雪芹则把比重放在情、韵上面，把贤、智也给以更复杂的内容，如许袭人为贤，以宝钗为智。对贤、智有他独特的评价，决不把贤、智奉为最高标准。道学的贤，他更是深恶痛绝。和徐秋涛的标准也大大不同。徐秋涛的贤，譬如包括“不妒”之类的内容，还未曾摆脱旧思想的羁绊。曹雪芹则和他相反。写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话柄。可是黛玉的个性，也正在这里突出得最鲜明。
李贽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皆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把这种观点借来，用在分析《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涛也有这种认识。他们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徐秋涛的笔墨未曾放开，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开。可是，表现在曹雪芹身上，就不仅是放开，而是超迈前人，独步古今了。
我们知道，曹雪芹可以称得上杂学家。本来中国古代思想分类上，就有“杂家”这一流派。明清之际，“杂学”这一门，又极突出。曹雪芹的“杂学”实际上是和“时文”对举的，并不能用字面来测度它。那样就会造成错觉，以为驳杂不纯就是杂学。杂学家既是对抗时文的，当然也必然无意科举了。他们的精力也必然转向另一方面，用各种知识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徐秋涛大概是个落第举子，紫袍朝服对他已经无缘，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后，以香草美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在明末清初，苏杭一带，纺织业甲冠全国，市民思想正在抬头，对徐秋涛亦必有所推动。当时，汤显祖的剧目颇为盛行。小青这个人物，是汤显祖引为知音的，名流学士，浩如烟海，而汤显祖独瞩目于小青。徐秋涛说：“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痴，大都闺阁尤甚。”小青并非情死，而是以死向旧礼教抛掷了投枪。因为杜丽娘是想象中的人物，而冯小青则是现实中人物。《女才子书》把小青列为第一，表现了作者的卓越才识，否则也就写不出《女才子书》了。书目次第，是他自己拟定的。后来的版本，有的把郝湘娥放在首位，看来也绝非作者本意。
无独有偶，小青在曹雪芹心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和脂砚一点儿都未曾回避《红楼梦》曾直接受到《牡丹亭》的影响这个事实。
曹雪芹和徐秋涛对冯小青的态度，得到一个交点，也就是他们在“赏音”方面，起了共鸣。
在对小青的评价上，徐秋涛认为：“千百年来，艳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他把小青的遭遇，比作屈原，说：“冯生之前身似楚怀王，妒妇之前身似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姬病日苦，益明妆靓衣，又似当年汩罗将沉，犹餐英而纫蕙也。……三闾求之于世人，不得，而索之于云中之湘君。湘君女子也，因想轮结还现女子身而为小青。……”
他把小青比作云中君，使我们不能不想起晴雯来。晴雯的嵌字格，又恰巧有个“青”字。宝玉对晴雯之死，也是把她的遭遇比之于屈原、贾谊，而使晴雯化为芙蓉女神，将和日月同辉！
《女才子书》作者对妇女充满同情，他把封建桎梏下女性的身世，有意和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对男人主宰的世界着实看穿，才执意作书，写出“吴侬面目”，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画像。他用“十年”写成《女才子书》，也是为“结一天极想于无何有之乡”。至于个人“虽既蓬头挛耳，踯躅泥犁，可以无憾”。全然不怕伧父含讥屠沽起诮。“当将若辈置于烟涛孤岛之间”，“而使排激澎湃之声以移彼之冥悟”。这种愤世疾俗的“宣言”，振聋发聩的气势，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应使《女才子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
目前，我还没有掌握曹雪芹读过《女才子书》的直接材料，仅从内证发现一些有关联的印证。曹雪芹会看到很多前人的作品，但他无须向读者交待他曾看过什么人的作品，受过什么人的影响。不过，就我看了《女才子书》的感受来说，总甩不开它们有某些继承关系的联想，这就引起我非要把这点出来不可。我想不妨再举一例，以做本文的结束。
小青临死之前，召画师为自己写照。写毕：“揽镜细视曰：‘得吾形似矣，犹未尽我神也。’故置之。画师遂又凝神极巧，重写一图。小青又注目熟视曰：‘神是矣，而丰态未流动也，得非见我目端手庄故尔。’矜持如此，乃令置之。复命捉笔于旁，而自与老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捡书帙，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
但是，那真正画出神采流动的第三幅，竟然未曾传世，人所得见的，只有第二幅。“但不知第三幅更复如何！”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造成悬念的同时，触动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在想象中，得到小青活脱脱的形象……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读者只得在自己心目中把人物塑造出来。
在《红楼梦》中，有脂砚一条眉批，说他多年访求名手，欲得林黛玉画像，可惜都未成功。忽然，有一天，有人携来一幅画，他见了认为满意，但因索价太昂，深悔没有买下，不知已流传到何处了！
这种批语，也起到增强正文艺术感染力的作用，使人看到此处，不由掩卷遐思，在想象中，为林黛玉画出既真实又理想的形象来。
1984年7月22日大暑
（原载《曹学论丛》，1986年5月）
[1]《女才子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根据大连图书馆藏本，由马蓉同志校点，于1983年9月出版的，本文即以此版本为据。
《红楼梦》与《女仙外史》
在《红楼梦》批语中，有“宵小群居终日图”和“望族序齿燕毛录”这两个名儿出现。这两个名字，给后来传说中说曹雪芹精通各种技艺的《废艺斋残稿》里面章节的题名，起了提示的作用，是可以断言的。不过，它们也很可能都是冒称的。
《红楼梦》批语中提到的《女仙外史》一书，和曹雪芹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探讨。现在，我不揣冒昧，愿在这方面，略抒管见，以就教正于海内外学者专家面前。
与曹雪芹同时人李绿园，写过长篇小说《歧路灯》。有人说，“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蒋瑞藻著《小说考证》卷八）
这话也是不确实的。因为《岐路灯》写成的时候，《红楼梦》程甲本尚未付梓。同时，从两书来说，也看不出有什么“脱胎”的痕迹。但是，《女仙外史》这部书，对《红楼梦》有过影响，这倒是实有其事的，可是反而没有人提及此事了。
我见到的《女仙外史》，是康熙五十年付梓的“钓璜轩贮版”的印本。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曾著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还有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恐怕都未及印行。
陈奕禧曾为《女仙外史》作序，引吕熊为“友”。称许他：“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陈奕禧是位名气很大的人物，又是位大书法家。在江西南安郡守任上，曾邀吕熊来修郡志。这时，吕熊便以《女仙外史》出示，请他作序。后来陈奕禧便以自己的力量，为此书刻板印行，号称为“新大奇书”。从此，吕熊竟以此赢得了“天下士”的美名。
《女仙外史》是一部一百回的小说，主角是演义明代山东农民起义的女英雄唐赛儿的故事。书中描写历代的女奇人，又杂写女仙女魔，都奉唐赛儿为首，随她东征西讨，致使永乐皇帝对她束手无策。最后，眼巴巴地看她升仙而去。
《女仙外史》有广州府太守叶旉作的跋语。叶旉很有魄力，在封建鼎盛的当时，居然敢于写道：“故谓赛儿曰妖妇者止（永乐）一人，而称之仙姑，为佛母者，举天下后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笔，又曷能胜众口耶。夫如是，则逸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称行在，建宫阙，设銮使，访求故主复位，与褒谥忠臣烈媛，讨殛叛逆羽党，书年纪事，题曰外史，虽与正史相戾，自有孚洽于人心者，垂诸宇宙而不朽！”
这书又经过刘廷玑的“品题”，曾为《女仙外史》列出二十种长处来。刘廷玑号“在园”，著有《在园杂志》等书。此人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北方流行的会道门中人，至少他有参与此种活动之可能。他在黑社会中有势力。有一次，他故乡的家被盗，后来土匪得知是他的家，又将原物退回（见《在园杂志》，我因手中无原文，不能引用）。
吕熊本人自称从正统观念来写这书的：“托诸空言以为外史”，“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吕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站在唐赛儿这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善善恶恶之公，千载以前，千载以后，无或不同，其于世道人心，亦微有关系存焉者。是则此书之本也”。说明他作此书的立意所在。这些话虽不多，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
一、他认为对历史的判断，不是绝对的，必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转变；
二、他在运用正统观念中，突出一位女子来作善恶的总裁判；
三、他对皇帝定为“妖”的女叛军首领，作了公开称颂，说她是仙。
读者在《女仙外史》这部书中，也必然会发现吕熊这个人，思想驳杂，没有系统；喜欢舞弄文墨，有着一份作幕府的本色。又故意写进些庸俗的东西，来迎合低级趣味。当然，也会发现他写生活不够真实，托幻想缺乏魅力，艺术成就是值得怀疑的。但它既具备了以上三点，也不能不说是个突破。这在《女仙外史》付印之初，即特意标明是“新大奇书”，这并不光是吹嘘，而是自觉地认为：奇就奇在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魔道”、“斗法”等等，也是他标奇立异的所在。
从《女仙外史》字面来看，如“迷津”、“宝筏”、“玉局”、“园石”等等字眼，都可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联系。又有一些小情节，如嫦娥降世，手纹宛然有个“羿”字，赛儿出世无言似哑，欣逢鲍母仙人等，便都说到心坎上。对这些地方，如作批语，我们试用脂砚斋的语法，便可写成：“试与《红楼梦》中衔玉一节对看，与巧姐啼哭不止一节对看，真好看煞！便知后者胜于前者多多矣！”
当然，这只可能说，不过是一种浅浅的痕迹罢了。或者说是手法和字句上的偶合也可以，是不足为凭的。但是《红楼梦》却在《女仙外史》突破前人的命题上，大大予以发扬光大，这些点，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如果这种看法可以成立，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女仙外史》，对《女仙外史》来说，也可以说是为它赋予了新的光彩了。
不过，我绝没有意思说，《红楼梦》是从《女仙外史》发展起来的；更没有意思说，在思想上，两者有什么继承关系。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公开援用《还魂记》和《西厢记》的思想和词句，说明它们和自己的思想、艺术各方面有着继承性的关联，却没有一处提到《女仙外史》。但从“奇”字上面，脂砚却出头来为我们点破，倒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奇”字，已包涵了很重要的含义在内，这方面就引起我们今后对吕熊这个人和他的著作，也应该加以相应的探讨才是。
曹雪芹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无须乎借助于《女仙外史》这本小说，来创作他的《红楼梦》，这是无待费辞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断，曹雪芹确实是看过《女仙外史》这部书的。这是第一点。同时还不难看出，曹雪芹对《女仙外史》有一定的印象。这是第二点。
《女仙外史》写出一个奇特的“魔道”来，这“魔道”支持唐赛儿对永乐的造反，并可取胜。这一点，是《女仙外史》自认为奇的，也是评《红楼梦》的脂砚斋认为奇的。
《女仙外史》中所特论的“魔道”是这样的：“一拳打倒三清李，一脚踢翻九品莲。独立须弥最高顶，扫尽三千儒圣贤。”这是刹魔主取笔大挥的诗，也可以说是“魔道”的注解。
月君（唐赛儿）看了这诗，不由得惊赞道：“三教一笔抹杀，真乃大雄也。”后来唐赛儿问魔中女身轮回是何等样？刹魔主道：“问得妙！彼儒、释、道中轮回者，有贵贱贫富之不同，有强弱智愚之各异，或男转为女，或女转为男，或转为禽兽虫鱼。着我道中出世者，有富贵而无贫贱，多刚强才智，而无昏愚庸弱。其无异类，不待言而可知，男女大概如此。若只论女人，名垂青史，可以历数者，如……妺喜、虞姬……”接着便数出二十三人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了迟昭平、吕母和陈硕真，都是农民起义的女豪杰。
月君道：“妺子闻一知二，总是三教与魔道相令合，势不并立也。但或丈夫而同出于魔道轮回者，当如何？”刹魔主道：“此妺喜、妲己、虞姬之所以身殉其主也。”
后来月君还要问，刹魔主要听戏，月君命演《牡丹亭》。刹魔主看了一回笑道：“是哄蠢孩儿的。”看到“寻梦”一折，刹魔主道：“有个梦里弄玄虚，就害成相思的，这样不长进女人，要她何用？”向着扮杜丽娘的旦角一喝，倏而两三班梨园，都寂无影响。刹魔主道：“恁般虚晃！”
《石头记》甲戌本上的评语说：“《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这段话是就贾雨村演说的邪正论那段文字的批语。这里既说《外史》的立意之奇，又说《红楼梦》中的假语村言，并非《外史》之立意。既暗示二者有关联的情况，又说明二者有截然不同的立意。仅仅从这段批语里，也可明白刹魔主的“魔道”和贾雨村的“邪正论”，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关系的。但是“魔道”直斥《牡丹亭》的戏胆“寻梦”一折为悬虚，不值一唱。而《红楼梦》中，却把它奉为真实不虚，在“怀古诗”里面，把杜丽娘这位笔底下创造出来的人物，却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列。这才是《红楼梦》立意之所在。单从这一点和“魔道”的立意，便大有区别了。
我们都明白，脂砚斋不等于曹雪芹。但从脂砚斋可以透露出的一些消息，通过他也可以窥见一些曹雪芹的思想，就是完全可能的。
《女仙外史》每章后面都请一些名家加以“品题”，其中有人也说出作品有“败笔”的地方。现在，就我们看来，就不仅仅是“败笔”了，而是思想驳杂，艺术立不起来所致，这就不去说它了。
我对《红楼梦》和《女仙外史》的关系，并没有作过进一步的探讨，只是因为今天没有人谈论到它，所以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略述如上。无可讳言，这些看法，是极为粗糙、极为肤浅的，不过是一种“嘤鸣”之意罢了。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红楼梦》和《源氏物语》
在曹寅的藏书中，有《东语》一书，同时曹寅还曾受命拟赴过日本。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有信史可以查证的。
我以前曾猜测过，曹雪芹很可能懂得外语，比如拉丁语。懂到什么程度，这可说不上。但是在古代日语中汉语的成分是较多的，甚至光看汉字，也几乎可了解一些内容。他读过日语书是可能的。
《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晚出七百年，两书同为世界不朽的伟大遗产。在中学时代，有一位精通日语的同学，也喜欢文学，我曾要他把《源氏物语》翻译成中文，因事终于没有实现。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看到中译本。可惜还顾不上细看，更谈不到作进一步研究了。
我原来也曾揣测，曹雪芹有可能看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但也只是揣测而已，原因是目前尚找不到《源氏物语》何时传人中国的资料来。不过，有趣的是，最近由于一位朋友，将1982年国外潘捷先生写的一篇论文——《<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中的宿命观》拿给我看，文中对两书做了简要的比较，指出两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又勾起了我过去的一些猜想来。
潘捷先生文中有一段话谈到：“《源氏物语》中源氏的名字含有一个中文字‘源’，是很有意思的。‘源’表示‘根源，本源’（minamoto），源氏的意思是家（minamoto）源。‘源氏’是这一切的事因。而好美女、佳人正是他一切欢乐与痛苦的根源。……所以说源氏的好色是《源氏物语》小说的本源，也并不为过的。在《红楼梦》里，作者在故事开头描写了主人的来历，一块被丢弃的石头，这块石头想要体验世俗的欲望，便是整个小说的根源。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玉’在中文里与另一个‘欲’（欲望）是同音异义。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因为《红楼梦》的作者多次使用这种同音异义（和其他的文字游戏）的手法，来达到文学与哲理相互联系之目的。”
更有意思的是，贾宝玉在袭人面前说的要化作“轻烟”的话，在《源氏物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源氏在爱情的“积郁”得不到解决时，也发出这样的以“轻烟”做比喻的诗句呢！
至于两书主人公从开头到结局，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不谋而合。还有许多隐微的细节，确实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写这篇短文的意思，仅仅是想要更多的人们，来注意对于研究《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之间的关系。
（原载《羊城晚报》，1984年1月16日）
大观园与伊甸园
我有机会读到谢鹏雄先生一篇文章，是台湾《中华日报》副刊《文学中的男人》专栏一组文章中的第14篇。其他篇章我都没见过。
这篇文章题名是《不肖天下无双》，副标题是——令人生气的贾宝玉。不禁引起我一些遐想。特别是文章中说：“大观园这地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伊甸园。”
我想仅就这一点来谈谈。
1982年7月31日《南京日报》增刊《周末》上，发表了黄龙先生的《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文，其中译述了英国温斯顿所著《龙之帝国》中，有一段涉及当时到江宁织造曹家的内容，大意是说温斯顿的祖父菲力普赴华经商，结识曹，常到曹家即兴赋诗以抒情道谊。菲力普也常宣教《圣经》，纵谈莎剧以资酬和，但听众中没有妇女和小孩，曹的娇子竟因偷听而受到笞责。
这就是说曹雪芹少年时候，曾偷听到西人宣教《圣经》和纵谈莎翁名剧。
谢鹏雄文中说：“曹雪芹在现实世界中安置了一座大观园，以及在荣府的人群里制造了一个贾宝玉，用心大概是一贯的。他在诡诈的世界里安置了一个桃花源，放置一个浑沌未开的男子，天天在那里作意淫的梦。但外面的世界有如庄子寓言中的好朋友，一直要过来为浑沌‘开窍’。宝玉拒绝‘开窍’，甚至不惜使自己意识模糊、神志不清以为逃避，但最后仍未能逃过，因为要开他的‘窍’的‘蛇’，已变成他的妻子，就在他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