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很怕犯这种错误：对别人的资料和论点，作了不适当的援用和引申。因此，要声明在先的，关于某些史实，请读者按照专家的考证为依据，千万不要以我的作数。因为我是要通过虚构和想象的，尽管我的想象力并不丰富。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
因之，对于材料的来源，不管是实录、史稿、野史、传闻、笔记、稗钞、杂录……就都不注明出处了，不说明我为什么要改，而不照录，因为那样做也于事无补。不过，借这个机会，我要向热情地向我提供资料和书籍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礼，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是没法进行工作的。
在创作实践中，我总是希望排除“影射”这个玩意儿。我从来是喜欢描写胜过叙述的。我企图在描写中能具有更广阔的概括性。如果这种概括的东西，也与某种情况有相似的话，这决不是影射。因为影射绝不是艺术，它只会削足适履，而且还不仅仅是削足适履。
列宁说过：一切譬喻都是蹩脚的！
何况“影射”呢！
影射是什么玩意儿呢？按我的理解：影射这个玩意儿，就是在歪曲历史的同时，又必须对现实做尽了歪曲。我想我和我的亲爱的读者们都不愿这样做的吧！
本书暂拟回目，以便记诵，并非靠它贯串全书要领，也须在此顺便说一下。
我谨以这不成熟的作品，奉献于广大读者之前，也只是由于一个微末的希望，就是通过读者的审查，使我能有改写的机会，使我确实能够描绘出曹雪芹这个人来。
作者
1979年3月10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长篇小说《曹雪芹》序之三
想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很早的事了。但我打算写个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再动笔。后来，又因为生病，耽搁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领导支持，各方面的鼓励，我才敢于尝试。本来这个题材，是属于社会的。曹雪芹本人的接触面是那么广泛，他的思想，又有极为深远的继承性，应该坦率地承认，囊括这么浩瀚的素材，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没有最初的和今后的广大助力，我是没法完成的。
我服膺这样的话：
“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必须具有真实性，代表时代的精神，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在生活的‘田园的以及神话的趣味上’来描写它，而要描写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制，做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不足为怪。但，做不到，还可以继续做。何况面对同样的题材，别人还可以做到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可以允许的。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这对我也颇为合适。
现在，谨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际，借这个机会，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说几句话：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这个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割。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现实，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要描绘出一个活的曹雪芹来，不把他糅合到时代背景里来写，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使前波后浪的史实淹没曹雪芹，不使千头万绪的家史纠缠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脱离开这个历史的浪潮，这就使写作遇到了很多困难。
爱因斯坦说：“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对于我来说，艰巨是从几方面来的：历史的，哲学的，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无知，以及艺术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况还有些实际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刚被读者熟悉了，就要打发开去，因为他长大了，丫鬟也要调换，又不能单换个名儿就算数的，这都增加了没法说清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还很多。
一个走路的人，总是以他双脚走过的实地来计算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曾经生活过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断的，就如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割断的一样。我们每个近代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红色的……它们就是我们远祖的色素的再现。尽管如此，人的皮肤虽是由野蛮到文明的标记，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远祖的皮色，已经有着不容混淆的差异。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我们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离我们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对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即使把他复现出来，但光是就事论事不行，把他写成当代人更不行。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探讨和评价，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
恩格斯对如何理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他分析过去的历史家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从而他们得出结论，比如认为在欧洲“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对于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照此看待。
同样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贫穷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告诉我们：“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这确实是给予曹雪芹的最适宜的历史地位。同时，鲁迅又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3
鲁迅对于那些专会“圆梦”的文士们，说了这些话，也道破了历史终会把人们纳入正轨。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创新的。我们试看《红楼梦》中所用的“套头”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敷衍应景才用的。如果把《红楼梦》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一些词语统统删掉，反而只觉得干净利落。这和别的章回小说不同，别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很卖力气的，甚至要使它成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红楼梦》不想凭依这个。曹雪芹在写情写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画上，完全没有过去的章回小说任何程式化的东西。我们试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放在一起对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两部开近代小说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么知道文学的力量！他在宝琴的十首《怀古诗》里，特意安插上《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情节和史实并列，又借宝钗之口说它“无考”。宝钗要另换两首，黛玉拆穿她的伎俩，认为那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接着，曹雪芹又要李纨为这两部书争地位，说这是“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应该予以承认。在这里，曹雪芹声明它们已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任凭装聋作哑，也是无法予以抹杀的！因此，我们不难看见，曹雪芹已预见到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也将成为和王昭君、西施等历史人物并列的人物了。可见曹雪芹对文艺事业，有着何等的卓见特识。他在十首《怀古诗》里，以《西厢记》为二轴，以《牡丹亭》为压卷，也可见他对《西厢记》、《牡丹亭》心许之深，向往之重了！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正元年发生的事情比较繁多，大体都关系到后来情节的发展。为了铺平垫稳，只得先向纵深开拓，这也是不好越过的事儿。因此，在上卷中只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按编年体来算，我再蠢，也不会每年都写上二三十万字的。希望曹雪芹早些长大，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一个伟大人物的小时候，是不好写的。尤其是曹雪芹，写来毫无凭依，而又必须和他的将来处处关联着，也就是要伏见到他的未来。这个分寸，是不易掌握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是这样写出来了。但后面的困难仍会接踵而至。本来，在创作的道路上，康庄大道是没有的。这也就得像初踏上月球的月行车，试着前进吧！这里就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使我有信心把他塑造得比较接近本来面目，和读者取得共鸣。
又比如：为了说明曹雪芹幼时受到娇养，我采用了我国传统习尚，给他取了一个女孩子的乳名，叫“占姐儿”。待到稍长，才命名为霑。曹雪芹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后来才以“曹雪芹”为名了。
另外，为了把曹雪芹和曹寅能够具体地联系起来，我塑造了一个可能有的人物——李芸，并使她作为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兴衰的见证人。
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关联着的。
再比如：脂砚和畸笏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但在艺术处理上，我认为两个人更好些，这样我就把他们作为两个人了。多一个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来评《红楼梦》，在衬托作者的主题思想时，就会更加生动。所以，我便把脂砚作为曹雪芹叔叔的同时，把畸笏作为另外一个亲戚了。
当然，脂砚对《红楼梦》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文艺批评上，他也算是有些眼光的。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对待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极端严肃的。但是，我现在为了烘托曹雪芹，就不得不忽略了他独立的价值方面。这也是要声明在先的呢！
《红楼梦》是不是有个底本的问题，这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们论列过了，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在写曹雪芹时，写他有过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这也是吴世昌同志早就有过的说法。我这样写，并不是就把现存《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矛盾都解决了，也并不同于事实就真是这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处理才这样写的。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比脂砚设计的要高许多倍。而在脂砚、畸笏评阅《红楼梦》时，他们又未能更深地理解曹雪芹，往往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如此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曹雪芹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应该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借用科学的语言来说，他有他自己的阶级烙印，他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
对曹雪芹说来，他本来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必然导致他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但是，客观实际告诉他，世界不但是动的，而且总是向着它对立的方向转化。白昼可以转向黑夜，黑夜可以转向白昼，天可以转为地，地可以转为天，地在天下，天又在地下。
证之人事，也是如此。他的家族，以及李煦、孙文成的兴衰过程，都说明些什么呢？推而及于其他方面，也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人们对于事物，得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进而知道它是怎么样。曹雪芹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隆全盛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作出科学论断，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但我们可以分析当事人——曹雪芹。他的认识过程，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写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曹雪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人民是他的根，生活是他的源。生活又是不能割断的。我写的虽是历史，但它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离开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写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对现实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功过，总是要以它给予今天和明天的作用来衡量的。我是坚决反对“影射”这个玩意儿的！因为它对生活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影射本身就违反历史。
不管《红楼梦》作者是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个说法，大概是可信的。再加上后来续补的时间，就不止十年了。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例来。在很短的期间，要我为《曹雪芹》规划出一个“凡例”来，我自己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凭着意识之流，尽情抒写，以致前后矛盾，引证谬误，种种毛病自会是车载斗量的！我的智能是那么有限，比起前人来，一是天上，一是地下，有着无可比拟的差别。错误和疵谬就更加难免了。可并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责任我是要承担的。我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靠概念来解决，而是要靠实践来解决。写《曹雪芹》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求得解决。
我信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失去这个方针行不行呢？铁的事实证明，不行！现在，我们才离针毡，重沐春风，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
现在，这不成熟的《曹雪芹》上卷初稿，已经单行。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我能把它改写好！
我在此衷心感激红学专家吴世昌同志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并感谢曹辛之同志为本书装帧，尹瘦石同志为曹雪芹绣像，戴敦邦同志赶制插图。
更重要的是感谢中共北京市委批准钟耀群同志协助我来进行创作，否则我是无法进行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的。
最后，我还要向为我提供书籍、资料的单位和朋友们，特别是那些不相识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我也是没法完成的。
作者
1979年7月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1]《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1、502页。
[2]《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第348—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关于《曹雪芹》
拙作《曹雪芹》，如果按计划，现在应该写下卷了。可直到今天，中卷还未完全脱稿。如果罗列原因，也可以说上一大把。但我想，不必细说，读者们也会谅解的。
不过，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有一种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并未起催化作用，而是相反。这就应了一句古语：“欲速则不达”。
去年五六月间，和耀群同去江南，探寻曹雪芹游踪，走了十个城市，唤起我一些想法。那就是曹雪芹是捕捉了大江南北的人情风味，熔一炉而冶之，这也许是形成《红楼梦》独特美学魅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远方有一位批评家曾说过，我有过这样的意图：“一方面加强作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另一方面又陶醉于十九世纪西方小说所具有的性质：真实的美学。”这位批评家可能是对的。但同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意图，即要了解曹雪芹的美学观点，才能写出他这个人来。
不错，西洋画为我们带来了透视法。可是，在这以前国画也不能完全用“单线平涂”概括得了的。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一切事物都是由单系统到多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但是，必须掌握了这全面事物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之后，才能做到“洗尽铅华归平淡”呢！我们不妨以水墨画为例，水墨画讲求墨分五色，这不仅是色感问题，而是有远近浓淡光影之分了。齐白石画的蜜蜂，翅膀是振动的，虾是透明的，从中表现出生命的动态来。
在南行的考察中，我试图有意去追溯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氛围，把它复现出来。我的企图显然没能实现，但也并不为它旷时废日而有所懊恼。
总之，我试图尽量避免用现代的词汇和情感去刻画二百年前的人物，同时也想和读者一起同感时光倒流。这就需要多花一点儿时间了。至于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是必然的。为了适应这一点，我就须把已写得的稿子，多作一些修改。虽然我不赞成像贾岛那样“苦吟”，但我缺乏的正是“倚马可待”的“捷才”。谁要看到我誊清前的原稿，就会看到它被改得一塌糊涂的面貌。小改尚且如此，何况大改呢？何况我又头脑昏愦，经常顾此失彼呢？
现在，仅就具体体会，略谈一些儿。我和耀群由孔祥贤陪同去参观南京云锦研究所时，感谢朱守如、朱枫工程师为我们介绍情况。谁知于无意中又碰到耀群小学时代的同学徐钟杰，真是喜出望外。
我们到研究所时，已经到下班的时候了，几位老师傅听到我们想了解清代传统操作情况，都高兴留下来，并且由两位年纪最大的老师傅，重上织机，为我们表演织锦。
我请教他们：在清代是否就是这样操作呢？中间经过什么重大的改变吗？他们亲切地告诉我，二百年前正是这样操作的。
可惜，时间已晚，我不好请老师傅们在织机上工作过久，便拍了照片，依依告别，匆匆离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不久前我们的民族手工艺师傅们，带着展品出国表演工艺程序，出国前在北京预展。我又["文"]有机会["人"]看到川锦["书"]的传统操["屋"]作表演。也是由两位老师傅亲自表演的。他们答应我的请求，不但不嫌麻烦地表演操作过程，还详细地为我讲解。和南京云锦研究所见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比如，南京香林寺，是和织造府有水路相通的，如果女眷进香，不必走过大街小巷，只由水道撑着船儿，便可进入香林寺了。这都是由吴新雷、孔祥贤二位红学爱好者，带领到实地勘察过，才能了解的。
又比如，“冠云峰”和“瑞云峰”这两块最大的太湖石，由于亲眼得见它们的婀娜多姿的情趣，才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单单从这两块石头上面，去回溯当年的园林风貌，也必然是甲冠全国的。
目前存在的扬州琼花，据说又名“聚八仙”。诸如此类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具体事物，虽然并不一定在创作中全都反映出来，但是，在构思时能够考虑得到，还是有好处的。因此，对全局也自会有牵动呢。
当然，这期间要把二年前就预定要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集”编出来，由于搜寻文稿和整理出一个创作年表，费去耀群很多时间。虽然参考了海内外热心朋友们寄来的年表，也还难说已经准确，更难说是完全。但，时间已经填进去了。
写到这里，也并没能解除我的紧迫感。但愿南飞的紫燕，请带去这迟书的信息，传向海的远方吧！
（原载《深圳特区报》，1982年12月13日）
和单复通信谈《曹雪芹》中卷
单复兄：
收到你的信，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近来经常遇到朋友们问起《曹雪芹》续稿将怎样写，我想趁回你的信中，说一说这个问题。
最近，国外友人寄给我一本《狄更斯传》（正式书名，我未记住），这部书是用小说体裁写的，但却不是用狄更斯的真名。这倒是很有意思的。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就来到松花江畔了。可见在国外也正有人写传记小说。国内，姚雪垠的《李自成》刊行于先，最近又有凌力以捻军为题材的《星星草》问世，还有蒋和森正在以“黄巢”为题材撰写的长篇小说……当然，还有一些没传出来的名人传记小说，正在孕育中。这样蔚然大观，都会给我以更多借鉴的机会。
我没有狄更斯那样的才华，可是，我也有朋友的鼓励，也有在报刊上连载的机会，而出版社又乐于赶着发单行。因而，对我这个老弱残兵来说，只得慢步紧行，马不停蹄地朝前赶。我想早些把它呈献在读者面前，征求意见，以便修改，也是好的。
现在，上部已和读者见面，这就更加重了我的责任感。因为上部写的是曹雪芹的童年时代，我不能把和他年龄不相称的事，过多和他关联起来。但在中部、下部就要描写到大家对曹雪芹所熟知的许多事了。无须我来提，大家都会想到：曹雪芹的爱情悲剧应该是怎样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过程是怎样的？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最主要的，作用在曹雪芹身上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
要回答这些重大问题，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何况，读者要见到的，不是答复，而是描写，不仅是描写，而是要形象，不仅要形象，而是要感动！……面对这样艰巨的工作，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这都要在实践中来解决。失败在等待着我也不要紧，将来在别人手上，还会做成功的。
比如，面对着大观园问题，绕过它，行不行呢？显然不行。因为读者不会答应。但如何对待现实中的大观园，《红楼梦》中出现的大观园，和我小说中处理的大观园？这三个方面，要做到有机地统一起来，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使之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大观园，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之，我就是得有失败的打算才行。
另外，比如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增删五次，披阅十载”。借助它来表现曹雪芹思想的成长，本来用全力塑造这个形象就可以了。但是，这里又遇到实际困难，因为要辨别出哪是曹雪芹的初稿、二稿……以至誊清稿，不但众说纷纭，而且分歧很大，实在也很难做到准确。据说，毕加索有一种习惯，把最初的画稿，和历次的改稿，都一古脑儿地保留。他留下的材料之多，和曹雪芹留下的材料相比，正好相反。但是，我也担心，如果毕加索还活着，要他在他留下的这几大间房屋的草稿之中，一一指出它们的准确程序来，也是困难的。假如毕加索，当初为了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一边画，一边记出它们的过程来，我看，他大概也画不出成功的作品来了。因此，写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构思、初稿、改稿、誊清的情况，我便尽量以能够突出他的思想实质的过程来作选择，甚至要加以虚构。同时，我把《红楼梦》最初的底本，派在脂砚斋的头上。这我在《前言》里，已经声明在先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我曾说到，我要在《曹雪芹》续稿中，引进戴震来。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搞得喧宾夺主。你更不要担心，我让戴震来谈哲学论文。但是，塑造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尤其要用写意的笔法。大笔勾勒出来，恐怕更难。在曹雪芹和戴震两人中间，我竟然想到了古代传说的王子与贫儿的故事。从曹雪芹的家世和他所写的《红楼梦》来看，他似乎生来就如同王子中的王子。而戴震，生来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儿。
一个王子，一个贫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居然具备了同等高度的哲学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要探索他们的愿望。这也就是我要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引进戴震的主要原因。
戴震是一个小布贩的儿子，据他的学生段玉裁的记述，说他十岁才会说话，在村塾读书，便和老师问难。稍长，精通数学，讲求实用，还做过龙尾车等一些器械。因为受族人欺负，才跑到北京来，教家馆做编辑，一生贫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实在是集了前人的成果，在人类哲学史上，都要站在光辉的前列。他也许没有王夫之那么博大雄浑，但他深刻精辟，确实超过前人。
我在文献中，没有发现曹雪芹和戴震有会面的情况，因此，我也不打算虚构他们有任何相会的场面。反之，我认为这样处理，会更激动读者的心灵。看过脂批的人，都会感到“一芹一脂”，已经表现出很多可感的情节，如果曹雪芹能和戴震相会，那该有多么好呀！但事与愿违，事实并不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请恕我不妨在这儿用一句套语吧：
“读者至此，不禁掩卷唏嘘者久之！”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是反儒的。《红楼梦》中借宝玉的口说，“四书”是不读的，只要记住“明明德”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决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观点上，他和戴震寻到了共同的观点。很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才认为孔夫子是“亘古一人”的大哲学家。
我在《曹雪芹》上部描写曹雪芹在平郡王府做福彭伴读的地方，匾额上题“在明明德”，又形容那个地方是“亚”字形建筑，就是为将来曹雪芹对这几个字的解释作的伏笔。
分析这个“德”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呢！我收藏过一颗春秋时代的古印，可以看到“德”字“心”的上边，也是个“心”字。我们现在写作“”的，实在是“心”的象形。那颗古印，下边的这个“心”，作“二”，（秦碑“大夫”两字写作“大二”，与此正同。可见德字原是两个心字的复合，行的偏旁是后加的）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颗古印的描写，也会在《曹雪芹》续稿中出现。“德”最初的含义，不是我们现在通行的道德、德行的意思，而是指元素，或事物本来的性格特征。心、性、德的字义是相通的。曹雪芹特别指出“明明德”这三个字来，不是顺口一说就算数的，而是道出他精湛的思想实质和对孔夫子的理解高出同代人。
傅青主是受老庄影响的人，他对生死的概念，都是以庄子的概念来对待的。他立的“遗嘱”，摈弃儒家的一切规矩礼法，表现出他的思想光辉来。傅青主对当时的儒家骂道：“狗奴才，眼里容不得一个老子！”（旅行期间，没法核对原文，我想原意是不错的）以这样的礼貌来对待儒家，为老子争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行动。那么，在《红楼梦》中，以“明明德”这三个字来扬弃“四书”的其他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更加出色的行动。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有机会再作长谈吧！
最后，我想和你谈一个问题。这就是与曹雪芹家世、身世有关的三个皇帝。
大家都知道康熙这位皇帝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到由西边来的一股力量，要对中国成为威胁，他警告过他的臣民，并且励精图治，切实充实自身的力量。
康熙的所作所为，从他八岁登基以来，到他六十九岁驾崩，都得到“好皇帝”的美称。而雍正则不然，从登基到死，仅仅十三年，总有流言蜚语跟着他。我对清史没有更多的研究，只有一些东鳞西爪的知识而已，但我总想为雍正说几句话。
雍正不许造大屋、盖庙堂，这是他严守不渝的。他没有大摆排场地巡游，他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他是很重视休养生息的。他纵观过去的历史，他最担心的是他死后，他的兄弟会推翻他儿子的皇位，夺权自立。因此，他要在他手上，清除这些政敌。当然，有民族思想的文人，他也决不轻轻放过。这些问题，都要放在历史的范围来考察，才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三个皇帝中，在中、下卷里，我写乾隆较多。乾隆和雍正相反，他几下江南，几番征战，大造离宫……能有这等雄厚的物质力量来供乾隆运用，无疑是雍正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乾隆的外交政策、统治思想，以及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都会有些触及。
总之，我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都感兴趣。我本来想从曹寅写起，这当然就会有大量篇幅写到康熙。但那样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只好从康熙死写起。本来，我怕我的身体不好，精力照顾不及，只打算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余力，再写他的晚年，这就是原来计划写五十万字的原因。后来由于健康有所好转，才决定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卷部分了。
目前，我正在写中卷，计划写三十万字左右，主要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再没有其他插曲，年内可以写出来。明年底完成下卷，也就是曹雪芹的晚年部分。任务还是艰巨的，特别是对我来说。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相信还是能完成的！
不多写了。祝
夏安！
1980年7月29日于松花江畔友谊宫
（原载《鸭绿江》，1980年8月第9期）
《曹雪芹》友声
在我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时，得到各方面的关切和鼓励。有的是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是来自多年失去音讯的好友，有的是来自没有见过面的新人，有的是没有留下地址的关怀……
这种洋溢的热情，对我确实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有力的敦促。
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一个人最多也不过活到一百岁左右吧！在抗战期间，组织过“老子军”的一位长者来看我。从谈话中，可以断定他知道得并不能算少；最近，我又收到朋友寄给我的一位将近百岁老人写的回忆录，一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也不能算少。但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局限于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赞美友情，就懂得“求春友声”是共鸣的表现。在生活中，忽然闯进一位新客人，通过交谈，引为同调，这例子并不少见……因为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了解”。
一个人的实践，必须和别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视野才能阔大，思路才能活跃，才能从“有涯”中得到克服，才能向“无涯”中去靠拢……
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我和别人同行，就不止三人了，那么，可师的也就更多了。这还不止是倍数的增加，而是乘方的增加。
那么，在我借此机会向新老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摘录二三事例，以公同好。虽然事先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为了要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吧！这也正表明，只要是光和热，不但自身随时随地会散发出来，同时也会激发别人的光和热。
大概关心《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近年发现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东西。其中，最引人关切的，就是所谓“脂砚斋”的脂砚。我的老友是一位海内著名古砚收藏家，脂砚正是在他手中流传的。他告我这脂砚的经过，说它不真。
另外，他来信中还提到一些事情。提到我的老师吴宓先生写川剧剧本《晴雯》的经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很关心我这位老师的遭遇，便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几经周折，才知道他1975年在他妹妹家中逝世。现在才又得到这条线索。以前我看过昆曲《晴雯》，无疑，这是一个卓越的剧目。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的一朵焦骨牡丹。可是多年来，便有风刀雨箭严相逼迫，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重返枝头。
现在，才知道川剧也有了这个剧目，是由吴宓先生写的。这时，古月堂的晨夕，珞珈山的风暴，像八月江潮般都来眼底……我的眼睛虽已湿润，但还能辨认得出，老友的信上写道：
“……旧友中，吴宓是以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数十年坚持不变（从1919—1975）。但是，数十年无人注意，著作未出版，积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烧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重庆川剧团最近上演《晴雯》剧本是以老兄在1941年前后写的《晴雯》话剧改写的。非常好，……兄剧本原件，是我供给吴的，吴也说兄原作写得好，见到兄《宝玉新释》，偶然想及此事。我们很久未见面，但兄自1977年以后在上海《文汇报》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
又有广东朋友从锦岩东麓寄来的信上写道：
“明末陈岩野先生，当扬州十日之后，在顺德锦岩岗揭竿而起。后来，不幸在广州郊战献身。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岗麓旧址，筑衣冠冢，道旁植相思树为念。上次寄上的红豆，是早时捡藏下来的，现在冢存树毁。有些文字说它就是台湾相思结的豆实，这恐是误会。后者，到处都有，攀枝附干，很少成形，只能成丛。作风景时，开黄花，豆荚窄细，子实褐色，无光泽。倘使是一物，那福彭不会看中它，小五爷也不会拿它做饵了。童时在上海，有一种专供孩童买吃的，青蛙或小甜面包，双睛是嵌上红黑两色中分的红豆子，很惹人欢喜。粤语称作相思豆。中秋月饼中也有用来作鲤鱼饼的双睛，这不是红豆，如果大妞绣架上龙睛嵌的红黑分明的小豆子，那件龙袍只合舞台上诈醉斩郑恩的老赵穿了。赤豆在广东也称红豆，但这三者不会混淆，主要是合嵌骰子的，从来没听过论斤两买卖，那九十九颗，实在也难为胡发了。拿红豆镶嵌饰物，现在甚少见了，有，也是上了年纪用作纪念而已，赶时髦的谁不追求钻玉？”
这位老友把两粒红豆从陈岩野墓旁的相思树上摘下来寄赠给我，现在摆在案前，树已被毁，这仅存的硕果，就更加牵引我思绪万千……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从戴震的家乡，给我寄来了有关戴震的史料。为我塑造这位大思想家的形象，提供了便利。在我写了《宝玉新释》之后，又得到他寄给我的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地区、屯溪市戴震著作选注编写组整理出来的《戴震传略》打印本。在这篇传略的结尾上，有这样一段话：
“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完成于避难生活结束后的1766年，历十多年之苦难。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是他同时期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共同性格。”
这个结论，对我把曹雪芹和戴震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更增加了信心。他们从思想和性格上作出的判断，为我在形象思维方面，寻找到了共同的依据。
…………
友声，对我今后创作《曹雪芹》提供了可喜的助力。
走进深山老峪的樵夫，听到啄木鸟的声音，也会感到亲切。何况，不仅听到了足音，而且还听到了友情的呼唤呢！
…………
1980年7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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