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吸收来自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化为自己的东西。莎士比亚不用说了，甚至有人连他的著作权都给否定了；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是听说一位少妇卧轨自杀身亡触动他写这部小说的，但在他完稿时，已经从那个原始故事走得很远，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了。
曹雪芹，当然，自己亲见亲闻的人物事物，就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房，大可不必从西洋或东洋接受外来的启发。但我一向以为对曹雪芹来说，来自两方面的都有。东方是《源氏物语》，西方则是《圣经》。不过，现在很难确证，可以作的，只能“拷红”。
歌德听到我国二三流的小说故事，曾愕叹不已，倘若曹雪芹有机会听到《圣经》的故事，他绝不会无动于衷。把尤三姐写成和贾琏等不清不净，是曹雪芹原作中的尤三姐，后来流行本中的尤三姐，是别人改写的（杨云史本可证）。我曾臆度曹雪芹笔底下的尤三姐，是受到《圣经》中所提供的马大拉的玛丽亚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认为曹雪芹原来塑造的尤三姐，比后来被人窜改的尤三姐更能昭示出爱情的力量。
我写的《曹雪芹》，就写到他少年时候到过“桃花源”。不过，这个桃花源，不是那个桃花源。它是圆明园里的桃花源。
在圆明园里，有这么一个“桃花源”的景观，我去寻访过，还找到那个桃花源的洞口照了一张相。我还寻访过另一个景观，那就是“舍卫城”，这是另外一个人世天堂。
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去着眼，“伊甸园”是人类婴儿时代、少年时代的乐园，桃花源是人类成年时代、中年时代的乐园，舍卫城是人类经过了人世全过程¨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后的老年时代的乐园。世界上还没有听说有一个国家仿造伊甸园的呢，中国当然更不会有。但造过桃花源和舍卫城，而且都在圆明园内，我认为这两个寄托东方人理想的地方，曹雪芹是熟悉的，这两块地方才是人间的干净土，才是真如世界，才是华胥梦境。
曹雪芹的恋爱观是主张灵肉一致的，从他天真未凿起，他认为只有爱情才能体现出“幽微灵秀”的境界，而皮肤滥淫之徒，正是败坏了这种超凡入圣的境界。
《红楼梦》写贾宝玉吃“禁果”，是警幻仙姑教他的，实行者是“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警幻仙姑的妹妹。唯有她，也唯有她和她的香闺绣阁，才能配得上是“幽微灵秀”之地的资格啦。
《红楼梦》里描写贾宝玉所向往的男女之爱是人世的。但人世的大环境，乌烟瘴气，容不得“幽微灵秀”，所以曹雪芹只好把它送到天上。因为只有太虚幻境，才能规划出一个小环境来。其中“一缕幽香”，也为尘世所无，乃是诸名山胜境初生花异之精，含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一缕幽香得来都这样不易，其他就更难了。但天上地下总有仙凡之别，只有通过“梦”，才能达到。梦醒了只剩下了“无可奈何天”的地步。
因为人间没有那个大环境，所以曹雪芹才只能在纸上绘制出一个“大观园”来。
“大观园”也算得“天上人间诸景图”了，但它脱不掉荣宁二府的脐带，无法割断，只有从“省亲别墅”经过儿女们再创造，成为“大观园”。但毕竟还是人间的景观。
“太虚幻境”终不能实际得到，以至在现实面前，最先睡在宝玉床上的，却偏偏是花点子哈巴狗——袭人。从此，贾宝玉的“眼睛就明亮了”，才“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纪》语），后来和他“连合”的，才是宝钗。这才真个是：“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这才是“无可奈何天”！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这个《红楼梦》引子，也可谓概括了“创世纪”。
（原载《解放日报》，1991年5月9日）
关于“黄叶村”
人们大都承认曹雪芹晚年著书的地方，是在北京西郊一带。因为他的朋友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中，有“庐结西山别样幽”的句子，敦诚赠曹雪芹诗中，亦有“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句子，可证曹雪芹晚年生活在西山是没有错的。
至于“黄叶村”是诗人的命名，还是确有其地，我没有深考过。因为北京地名，十分庞杂。有的地名叫“鬼门关”、“狗尾巴胡同”、“臭水河”等等极为难听的名字，同时又有“蒲黄榆”、“百花深处”、“芳草地”等等极为幽雅的命名。那么，有些地方名叫“黄叶村”也就是很平常的事儿了。
但是，“黄叶村”具体是在什么地方，这就有不同的说法了。有的说是在白家疃，有的说是在樱桃沟，有的说是在健锐营的碉堡下面一带，并且都提出了很多证据。这三个地方，我都探寻过。我认为这三个地方，曹雪芹都到过，是无可置疑的。
白家疃的“贤王祠”，建于雍正年间，现有碑记可证。这位王爷管领正白旗，掌握曹家命运。贤王祠建成大典，曹家男子照规矩必得参与的。即使当时曹雪芹并未成年，但后来还有例行公祭，那也有机会到这里来的。何况这儿当年河水扬波，禾苗平芜，还是个游玩的好地方呢。
至于说曹雪芹晚年实居于樱桃沟附近，特别根据当地人的记忆，四王府一带，曾有一小酒家，和曹雪芹故居应有沽酒处，亦甚符合。樱桃沟原有庙寺，并有孙退谷旧居，曹雪芹住过这儿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再就是说曹雪芹的居处是在健锐营的碉堡下面。有人确指其地，提出种种佐证，当地居民也自认这儿就是黄叶村，（据张家鼎同志告诉我，在以黄叶村为名之前，还曾叫过红叶村！）我到此地也来探访过两三回。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我确实不善于考据，我只是从敦诚和张宜泉的赠诗里面，愿意认为这儿就是曹雪芹的西郊旧居所在地，也就是所谓的黄叶村所在地。因此，我写曹雪芹著书黄叶村，也就是以这块儿作背景的。因为，从这儿翻过山去，就到白家疃贤王祠，向西望去，便可看到香山全貌。那边又接近四王府、樱桃沟和卧佛寺，出入京城，也很方便。
我认为以这儿作背景，来抒写曹雪芹，是可以给曹雪芹一个更宽阔的舞台，供他演出许多生动瑰丽的戏来的。《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
（原载《旅游报》，1982年2月23日）
红楼梦醒黄叶村
1935年，我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之前，抽空到西山福寿岭看我二哥，因他在那里养病。趁此机会，我便到西山樱桃沟、卧佛寺等地，一个人独游一遍。抱着幻想，还寻觅过曹家的故地。看到有字迹可寻的墓碑，就爬坡上去查看。发现很多明代大太监的大墓碑也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知道这一带就是曹雪芹经过一段繁华生活，清醒之后，寄居这儿写下了《红楼梦》的黄叶村。
北京解放后，老舍就找我一起到樱桃沟一带又去考察过。我们坐在石头上，听他讲述这儿的风土人情，不禁想到或许曹雪芹生前也坐过这儿的石凳，也饮过这儿的流水吧？这就是从1935年后，我再一次来到这儿的情景。
有一幅名画，经常在我的面前显现：但丁在桥头看到碧特丽丝时，用右手抚着左胸。这幅画就是以这个内容，永远为人们所珍视。直到今天，自从我从文学史上知道一些《神曲》的内容，和读到译文之后，更希望我的老友田德望早日把他的新译本翻译出来，使我能有精读的机会。但是从这幅画上，我总感觉到对但丁已有所了解了。这一点真可发人深省！所以，从多方面来表现古代作家或者用各种形式改编原作，尤其是用通俗的形式，是应该得到鼓励的。
我来到上海，看过我国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看过李斯连·霍华和瑙玛·希拉主演的电影。便有人告诉我，罗密欧和朱丽叶初会的房子，现在还在，而且成为旅游者喜爱的地方。至于是否真有罗密欧和朱丽叶，就不去管它了。我还有幸看过一部影片，演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可惜片名被我忘记了。影片一开始就映出“地球剧院”的院徽，镜头转到剧院外貌，再转入剧场内景。那时英国的剧场，也和清末前门外的剧场相似，高贵客人，可以坐在舞台两厢长椅上看戏，女的也可由男的来扮演。好像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很少，但我对一些镜头却记得很清楚。前年举行法国电影周，我特意选了《莫里哀》这部影片去看。这部影片表现莫里哀的居处是活灵活现的。当然，我只是很喜欢看，也无暇去探索它们的可靠性。
最近，我看到一条消息，说四川省合川县就是梁祝故事发生的地方。这和我在重庆时看到的路标“将军箭”的想法正相吻合。这使我又回想起在北碚看见过的黑蝴蝶，这就是民间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所化成的那种。而这种蝴蝶，在古代人，则以为是“青陵台”殉情的情人精灵所化的呢！
当年，苏东坡夜游赤壁，用赋的形式记录下他的感受。但是，曹操打仗的地方，并不在这儿。我国同名的地点很多，我以前曾就“白沙”这个地名作过一点统计，就有十来个。我出生的县名昌图，就够特别的了，但也有个同名的哩！可见人们不但不笑东坡的疏忽，甚至反而感谢他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壮丽风光，起了个令人神往的名儿，叫它作“文赤壁”。人民是最懂得诗的。研究苏东坡多年的陈迩冬为此曾经慷慨高歌道：
千古风流两赤壁，
后来居上属苏公。
少长群贤高会里，
铜琶谁唱大江东！
我到云南时，看到有的少数民族用藤腰带，说这是诸葛亮传授给他们的，有的说铜鼓是诸葛亮铸的。几乎到处都在夸说诸葛亮的业绩。更奇特的，是我在温泉一个小山崖上面，还看到“巢父洗耳处”的字样，人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家乡能有出色人物呀！
以前，我曾多次建议友人把曹雪芹的游踪以及和曹雪芹有关的地方，从南到北绘成导游图。同时，凡是和曹雪芹有关的地方，不妨进行一次普查。比如常州昆陵驿，因为有传说，宝玉就是在这儿和贾政见到最后一面的。因此，我专程到常州访问了一次。扬州的瓜州古渡，传说与妙玉有关，苏州的阊门，传说与黛玉有关……这对我，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至于根据么，那就是《红楼梦》了。
还有许多“近似值”的东西，我觉得比从记载中来复现还有真实感。不久前，许宝骙同志曾对我说过，何妨把张书才同志发现的花市一座曹家旧宅，由专家考察后，再加以改造为“拟曹府旧居”呢？如果把曹雪芹各个方面加以整理和宣传，在旅游事业上我想也会占一个吸引人的位置。
当前，世界性文学研究的两大显学，一个是“莎学”，一个是“曹学”。有趣的是这两位大师，留下的生平事迹都相对的少。两个人都被否定过，著作权也都被否定过。直到今天还有人想打开莎士比亚的坟，要看个究竟。
可是，话又说回来，曹雪芹著书黄叶村，这却是事实。黄叶村在西山脚下，是正白旗所在地，这也是事实。这一带是曹雪芹把最后的生命注入的地方，也是世所公认的。
“结庐西山”，正是当时他朋友写下的记录。那么发展黄叶村，成为海内外人士喜欢观光的地方，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原载《解放日报》，1984年3月26日）
樱桃沟拾野
在北京西山风景区里，有一片最幽静甜美的去处。好像“谐趣园”是熙和园的园中之园那样，这儿可以说是西山的景中之景。它像西子一般美丽，要用浓艳的名字来称赞，是不相宜的。金代帝王游玩的地方，也正是从这儿开始。这一片自然风景区，早就成为皇家的别苑。这个美丽的地方，却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儿：樱桃沟。
这儿有山有水。山有起伏，水又清冽，树木葱郁，花草齐全。太行余脉走在这儿，分成一股斜谷，也就是著名的“退谷”。
从山中流出的泉水，分为两股：一股流到退谷后，便潜流到地下，流到玉泉山才涌出地面；一股在退谷前面，顺着山势绕行，从山沟流出。人们都相信它和玉泉是同一股水脉。可见它是多么清冽了。
退谷的山势多姿，三面合抱，成为一个幽静的山坳。山坳有个天然的石洞，名叫白鹿岩，据说清代还有白鹿栖息在这里。作过李自成的四川防御使的孙承泽，也就是《庚子消夏记》的作者，当年就住在这个地方。孙承泽对北京的风景，了如指掌，他选定这儿住下，可能是这儿的风景把他吸引住了。按照中国的习惯，后来人们也就叫他为孙退谷呢！
当地人传说，曹雪芹当年也曾在这儿居住过。曹雪芹是个逐奇揽胜的人物，这个孙退谷的住处，白鹿栖居的地方，他的足迹也一定会踏遍的。如今，人们来到樱桃沟，在鹿岩石缝的松树下，在仰看云起的亭子前，在仙人住过的洞中，在潺潺的小溪两旁，打破时间的距离，来和曹雪芹心会神合，这一直是两百年来人们共同的一种精神享受……
（原载《旅伴》，1982年11-12月合刊）
曹雪芹游陶然亭臆记
多年来，我一直鼓动朋友们写“曹雪芹游踪”，但是他们都没有写。我也和朋友们一样，没有写。主要原因是：缺乏真凭实据的材料。
1986年，我在哈尔滨和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分手时，他先去大连，打算查阅古典文学的资料，然后还想到南方苏杭等地，他笑着说：“作一次‘红楼之旅’。”我说这计划太好了，这个题目也好。可见曹雪芹的足迹所到之处，对于“红楼梦中人”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
曹雪芹在西山地区生活过，这是事实。但是，他在京畿这偌大的地方，到过哪里，住过哪里，有的可以肯定下来，有的还很难确切指明。我们当然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到过的地方都记载下来，以备后人查对。如果真是那样，也决不会是曹雪芹干的。这是一个方面。我国有个好传统，喜欢作《地方志》。但是，有的却故意攀扯上名家，说是某某名家到过那里，要为本地增光。当然，有些都是虚构。如广西桂林市的“太白饮酒处”、昆明市的“巢父洗耳处”，前者立石为记，后者刻在摩石上，我都是亲眼目睹，但却一丁点儿也不信。这是又一个方面。显然，事情的真伪很难分辨。所以捋清曹雪芹游踪，也只能就事论事。
现在，我以曹雪芹与陶然亭为例，就是本着常识来考虑的。
这里顺便就亭子问题提一下，古代有的以亭为名的，如西蜀子云亭、宋代沧浪亭，不像后来的亭子没有四壁，而是房屋。当年修造陶然亭的江藻，他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因为他的官职也是管建造的。当时，陶然亭亦称“江亭”，并不是空有四柱或八柱的亭子，也不是水榭式的有门有窗的亭子。所以直到近代，陶然亭仍可借膳、留宿。有的人还以为原来的亭子已经颓塌，如今这一明两暗的房子是重建的，仍衍用旧名呢。
曹雪芹是个喜聚不喜散的人，但他的好友敦诚、敦敏在诗文集中，写与他相聚的诗句并不多。至于曹雪芹的诗文，至今还无从得到。所以他的交游情况，更难知晓。只能就常情来说，敦诚、敦敏常去的地方，也一定会有曹雪芹的游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兴趣、习惯都有某些共同之处。如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没有提到过周作人，周作人文中也未提到过这两个地方，但周作人到过这两个地方是毋庸置疑的。
曹雪芹稍后的明义，收在《缘烟锁窗集》的《游陶然亭》诗中说：“……旷哉陶然亭，使我开心眸。云霞虚景入，灌木清音留。蛙声连苇岸，鹭下回莎洲。长檐架萝幔，方畦激清流。……”这诗描绘出的景色，和曹雪芹在世时的情景，不会相差太多，因为时间相隔也并不太远。
敦敏著的《懋斋诗钞》中，有诗云：
行吟载酒复提壶，
柳荫系马坐青芜。
寻僧不绎禅悦味，
享鲜且就蔬笋厨。
古亭高会恐迟暮，
夕阳鲁戈挥不住。
溪芦流水春又生，
故人遥向江南去。
诗后有小注：“陶然亭饯秋园先生。”敦敏当时没有注出同游共餐其他诸人的名字，只说明这次在陶然亭欢宴，是为秋园先生送行。但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当年在陶然亭聚会饯行、接风的，颇不乏人。敦诚在《重游陶然亭记》一文中，有：“……追忆故欢，恍如昨梦，出处聚散，苍狗白衣，能无今昔之感乎！巡檐觅旧题字，逐壁尘堕落，无复余量……”文前却记下了四年前仲夏敦敏在陶然亭为秋园先生饯行时九个人的名字，没有曹雪芹在座。因此，要我提出曹雪芹到过陶然亭的文字资料，目前还不可能。但是，曹雪芹独自来游，或和其他朋友来聚会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特别从“寻僧不绎禅悦味，享鲜且就蔬笋厨”的诗句中，说明当时陶然亭有僧舍，不但有禅悦味，还可制作待客的肴馔。曹雪芹具有李贺寻诗探胜的性格，从这方面来看，我总认为曹雪芹的游踪，定会涉及陶然亭的。
其实，曹雪芹游过陶然亭，也不会给陶然亭增色，曹雪芹没有游过陶然亭，也不会使曹雪芹本人减色，何况我又没有深文周纳的本领呢。不过，从一些迹象看来，我是相信曹雪芹到过陶然亭的。
1988年11月于香河园
（原载《逛北京》，1988年11月）
访“瓶湖”
我小时候去过太平湖，它就在一个大学的旁边。当时，也已是一片荒烟蔓草，败井颓垣了。随着日月的流失，印象也就越来越淡了下去。后来，知道这儿就是曹雪芹当年的好友——敦诚的槐园故址，这倒勾起我的种种情丝来。从此，太平湖就经常萦回在我脑际，总想去凭吊一番。后来又听到传说，这个太平湖就是当年曹雪芹到过的“瓶湖”。“瓶湖”这个名儿，使它和另外一个名儿也叫太平湖的区别开来。因此，就叫它“瓶湖”也许更合适呢！
大家都知道，出自曹雪芹亲笔的作品，除了《红楼梦》外，真正靠得住的，便只有两句诗了。这两句诗，就是脍炙人口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它也就是当年曹雪芹在瓶湖边“槐园”，观看敦诚作的新戏《琵琶行传奇》，写的一首七律的最后两句。
当时的人，赞誉曹雪芹的诗有李长吉的味道。从这仅有的两句诗来看，确实是只有曹雪芹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写得出来的。仅仅这两句诗，就使我们感到曹雪芹的想象力和浪漫气息是多么浓郁！
更有趣的是，这两句诗，竟和维纳斯的塑像一样，都有一个动人的情节：
维纳斯塑像出土时，就失去了双臂。多少年来，有许多雕塑家，想把这个遗憾填补起来，把维纳斯失去的一双胳膊补起来。但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无独有偶，也有人想为曹雪芹把这首诗补齐。似乎也没有取得成功。
今年春节期间，我和家人一同访问了一次瓶湖。那天正刮大风，车子沿着那一地带缓慢地循路开行，足足寻了两个小时，终于在正在建筑的北京服装公司大楼工地上，找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不要说槐园了，就连瓶湖的传说，也无人知晓了。只有太平湖这个名儿，还留在北京城市地图上，还留在当地一些老居户的记忆里。
在建筑工地上，我们遇到了几位热心的同志，还请来了居委会的两位老大娘。在大风中，他们指点给我们：那儿原来有亭子，那儿有树，那儿原先还有房基来着。但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一带早就荒凉了，就是一片乱石荒草。说是湖，实际就是有点子淤水塘，解放后也就早已填平，盖成楼房，修造马路了。工人同志们还告诉我们说，正在修建的北京服装公司大厦的这个地点，很可能就是早年的湖心……
“瓶湖”和“槐园”，只能在想象中存在了。过去这个荒凉、无人理睬的地方，现在却是高楼林立了。历史本身，竟是这样的诡谲变化。使人不仅联想到，贾宝玉眼中的“自行船”当年开到中国沿海商埠，并不是宝玉胡说，的确是实有其事。甚至在后来的历史新页中，也曾把后来的林黛玉运走过。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不单通过“自行船”，还通过飞机，就在两个半世纪以前的瓶湖旧址，把我国制作的服装运到海外去，去装扮海外的新型的林黛玉……
大风中，我站在干枯的瓶湖面前，禁不住想到，曹雪芹的祖先去过东洋，接待过西洋贡使。曹雪芹对这一点是熟知的，我们从《红楼梦》中，可以断定曹雪芹的思想是开放的，他对历史是最明白不过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明白，历史上的槐园，不会一成不变的。现在，在瓶湖当中耸立起高大建筑来，也是历史应有之笔。从这儿再来回溯历史，也会使我们得到很多的启发的。
这倒引起我的另外一些想法来，本来曹雪芹写诗观戏的地方，不能像莎士比亚当年以“地球剧场”那样保持下来，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外一个发展历程。与此相反，比如，恭王府是受了《大观园》的影响而被认为是曹雪芹的旧宅，这也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因为，这就足以证明这个建筑群本身，它具备着和曹雪芹一脉相通的时代精神，从它身上不难看到曹雪芹那时的时代面貌，这就够了。假如，我们因此而把它和曹雪芹联系起来，这就不仅不是勉强的事，而是很自然的事，甚至是应该做的事了。
1980年4月27日
（原载《黎明的眼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访“十七间半房”
最近，收到马允升先生来信。马先生是蒜市口——相传是曹雪芹故居——所谓“十七间半房”的主人。他要我向有关方面呼吁，把这处传说为曹家的房宅，作为研究曹雪芹家世的“实物”，保存下来。
收到来信时，我正在翻阅《楝亭集》，曹寅有《题徐文长画》诗一首：
岁岁看花向洛阳，
老来拼得为花忙。
不知断送春多少，
始解燕支是艳妆。
曹寅从徐文长画中得到启发，觉得青年时代过眼烟云的生活，真有“无事忙”的意味儿。这首诗感染了我，我现在既病且忙，应该揽事越少越好。但是，既承托付，禁不住须饶舌一番。
1984年春天，中国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同志约我到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去考察。承房主人马允升先生热情接待讲解，使我们知道了一些第一手资料。现在耀群找出她当时现场拍摄的照片，对照马允升先生随信寄来的有关房屋的平面图，当年考察的情形，重又浮现在我眼前：
那次访问，进大门后就由一条小夹道往里走，大概走了有数十米远光景，便看到四扇屏门。上面写着“端方正直”四个大字。待到院中，看到两边厢房檐下各有一块扇形小匾。一边写的是“端宁”，一边写的是“小憩”，还刻有“臣某某”的小印，但已辨认不清是何人印记，没法作进一步判断。东西厢房前檐内又各有一块横形小匾。据马允升先生近期来信说，正房前檐内木方上有“富贵平安”，东厢房前檐内木方上有“日月增光”，西厢房前檐内木方上有“紫气东来”等等。这些和以上提到的小匾额是否同时所题也很难说。把它们逗拢在一起，也不易给人一个具体的概念。
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上看，隋赫德《细查曹房地产及家人情形奏折》中称：“曹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产人口酌量拨给。”雍正把曹在京房产人口赐给了隋赫德。此时才从隋赫德口中吐出一些残羹冷饭，给曹家维持生活（房屋有鲜鱼口一所、蒜市口一所）。
隋赫德称，经过细查（雍正怕曹家隐匿转移财产）曹家房屋并家人住房有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四十口。
顺便说明一下，“家人”在这里也包括家奴在内，也就是有头面的“家生子”奴才。如《红楼梦》中写的“林之孝家的”那些人物就是。上谕、奏折中所称曹“家人吴老汉”，隋赫德“家人满福”等，都可证明这一点；又如：李煦抄没入官时，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钱仲璿等男女二百余名，一同遭受变卖。其中李煦家属先是十五名，后因死亡三人，上报时只有十二口人，其余都应入“家人”项内。可见，二百余名不都是李煦家属成员，是把家人钱仲璿等及其家口都计算在内的。
因此，曹家财产入官时，有房屋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也应如此看待。曹一家本来人丁不旺，又未析居，不可能分住在十三处。这里应该是按曹家的房产权来说的。又据马允升先生来信说，这十七间半房前半部都是门脸用房，临街还有做招牌的大柱，曾经是座“染坊”。
据《康乾遗俗轶事饰物考》（完颜佐贤编著）认为，清代一般住宅“七品以下多住清水排房、起脊瓦房，正房三间两耳，三东，三西，三南，左右串堂四合院”。“十七间半”是符合这种格局的。曹家房产已经入官，现在是皇上恩恤赐还养赡（雍正还表示这是怜老恤幼的意思）之所，这种格局按说已经差不离儿了。房屋前面还有“染坊”，这点也值得探讨。当然曹家不会自己开染坊，但曹家家人是否会“近水楼台”有开染坊的可能呢？记得我小时候，听老人称大染坊为“印染局”，大药房为“药局子”。在北京，染坊最初是否也有官营性质，或须请领执照才得开业等情况，我没有研究过。如果有这种历史过程，希望有人提出来，也许会从中得到意外的收获。同时，也希望古建筑学家能够去考察一下，敲定这房屋的年龄，到底它已经历了多少春秋？那会对此院落的考定有所帮助。
年来病魔缠身，行走不便，对这房屋不能作再度访察。仅凭记忆所及，拉杂写出，只是想能和曹雪芹搭上边儿，有近似值的房屋都能保存下来，将来在“红楼之旅”中列为一个环节，我想是值得的。
1990年10于西坝河
（原载《北京政协》，1991年1月号）
青埂峰
不久前，我到辽西走廊转了一圈儿，住在锦州新建的北山宾馆。这座宾馆还没有验收，从里到外，都是全新的。第二天清晨，醒来便听到院内有广东话的口音，这倒引起我的兴趣。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个城市已经和珠海结成姊妹城。同时还有深圳客人，来考察这一带的矿泉水。水里含有氡，是矿泉中少有的，要合作开发。如今我来到家乡，又在家乡听到了广东话音，使我备感亲切。我告诉耀群，说听到了广东话音，她也侧耳细听，她说还有福建话音。我再听一下，果然不差，我俩相视而笑。
我们是参加辽宁省第五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来的，主持会议的选择这个地址，也是想使我们有游览广宁大山（医巫闾山）和兴城的古城与海滨疗养区。
会议期间，我们被邀往医巫闾山去游玩。
医巫闾山是北国名山，家乡人管它叫做广宁大山。山神自古称做广宁王，是历代皇帝封为镇山神祇的尊称。所以，人们也就管这座山叫作广宁大山，医巫闾这个名字比较拗口，当地人又简称它为闾山。虞舜封十二山，以闾山为幽州镇山，因此，这个地区，就被命名为“北镇”县了。
这座山，对我早就有很大吸引力！在我生长的县城里，有一位富家老人来到闾山道观做道士。他每年回家探亲，我小时还见过他。在他的嘴里，这山被说得更加神奇莫测。这山上有个仙人岩，吕洞宾还到过那儿，石山还留下他的照影呢！种种说法，引逗我的想象飞得更远……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中，从此就总有那么一座巍峨的高山耸立着。仿佛一切的山，都没法和它相比拟似的。又听人说，这儿经常刮天风，原来就是松涛，每到晚上，就是一根儿风丝没有的话，也会有天风翻涌而来……
后来在地理书上，我看到山脉的走向，才知道它是阴山脉分支松岭脉的高峰。看书多了，还知道此山出产美石，也就是《尔雅》上所说的珣、玕、琪，也使我曾经想到这才是名医巫闾山的真正原因。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都加深了我对闾山的向往。这一座大山，在我的想象中，就被塑造成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形象。
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竟然无意中来到这个山前，心情该是何等激动啊！可是同行的朋友们，多半怕我体力不支，劝我不去也罢！我说：“不行，哪怕是只到山底下望一眼，我也得去。”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坐了二百多里的汽车，终于到了我梦中的山，是的，是我梦中的山。我梦中的山很多，它就是一个！
车，向前飞奔，远远就看到闾山了，它是蓝色的，隐约出现在地平线上。但并不像我想的那么雄伟高大。来到山下，我更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不过，这时我倒想到了一句俗语：望山不进山，不如过平川。不进山中，光在下面张望不会感觉到山中的妙处的，就决心还是爬上去看看。
耸立在我面前的闾山，第一个印象，是光秃秃的，树木既不高大，也不多。山峡乱石堆积，一道山泉也只有称作细流……
但是，当走进山门时，却感到这山与众不同，它是一块整个的大青石，横在面前。我再纵观全山，依然是一色青石，每块石头上面，连个土星儿也没有。这样，青色就更青了，原来每棵松树，都是从石缝中长出来的，因此，这儿就不会有茂密的森林，也不会有成片的野草。放眼望去，还是横在前面一片青石。为了好奇，随手捡起一块碎石，看看这青石里面到底是什么模样。朋友看了，开玩笑问我：“拾到了什么宝贝？”我也开玩笑回答：“通灵宝玉！”
这些朋友都是参加红学会的会友，笑着说：“说得对，这儿真像是青埂峰呢？”
另一位说：“是呀，大荒山，青埂峰。那上面还有福地洞天呢！这儿不能不说和《红楼梦》有些牵连呢？”
这个玩笑开得太不着边了。但是，倒使我坠入新的迷惘中，顿时勾起我儿时的遐想来。这山的确和别的山不一般。像一个孩子似的，我想，世上要真会有青埂峰的话，也正该是这么个模样吧！
再想，方才顺口说出捡通灵宝玉的话，便只有哑然失笑了。我想：曹雪芹决不会来到这儿的，他写的青埂峰也必另有来头。那时，交通不发达，他不会来到这个荒山僻壤的，不像今天，我们在大力开发，所以深圳人都来到兴城了。当然，他们中也会有人乘兴到闾山来游览呢！但曹雪芹来到北镇，不会有这回子事吧！
这派胡思乱想，我并没有和同行人说，更没有对耀群透个风儿。她只顾张罗我如何不要滑倒，如何能够爬得再高一点儿——我们边爬边歇，走过青石，又上青石……
终于到了“福地洞天”了。上边还有仙人岩、风井一些胜境，我就只得放弃了。如果再爬上去，看到更多的风光，对我来说，就未免太奢侈了。爬着，歇着，总算爬上山腰了……
这时，我和耀群回到石栅珠帘，在圣水盆里玩水。我就想，大凡名山，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不进入山来，亲自感受一番，就不会对闾山有所认识了。怀着这种想法，下得山来，车子又载我们走向山神庙的路上。
山神庙，也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庙中还保存古代的壁画，还保存着元、明、清三代的石碑……
我们来到庙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十四块石碑，它们很匀称地排列在大殿前头。因为太阳已经西斜了，来不及细读碑文。查找最早的碑文，大概是至元年间的。我正看得起劲，忽然一位女红学家喊我，要我去看从东起第二块碑文，她一边搀扶着我，一边对我说：“我早就说，乾隆看过《红楼梦》，可是得不到印证，现在见到实证真高兴！”
这话立即引起我的好奇心。多人拥着我去看碑文，碑上刻的是两首七言绝句：
闻道深山足隐论，
与居木石桂松邻。
谁知潜志乐饥者，
原是攫身逐鹿人。
（《道隐士》）
庙西峙立翠云屏，
凝盼谁能拟色形，
一丈石写木方广，
“补天”两字出何经？
（《翠云屏》）
诗句是乾隆亲笔所书，碑刻年代，是乾隆十一年。那时曹雪芹还在世间。这位女红学家兴奋地说，是针对《红楼梦》的补天说来写的。她说诗中提到“木石”，特别是“补天”两字出何经？是直质曹雪芹而发的。
我脑子本来不够清楚，我说待我琢磨琢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儿？我开玩笑时，脱口说出“通灵宝玉”来，而这儿居然就自古出产美石珣、玕、琪；看到广宁大山居然联想到青埂峰，爬上山腰，居然有“福地洞天”，下得山来，这位女红学家，居然发现了“木石”、“补天”，乾隆的诗句里居然有质责的口气……这位来自南方的女红学家，平生第一次踏上这辽西土地。陪同来游的向导，没有一句话曾经说过这山和《红楼梦》有任何牵连。居然，这次闾山之游，竟会有了这一连串的巧合……
在返回的路上自己也觉得奇怪。不过，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联想的道理了。我忽然想到：柴可夫斯基小时候，有人看见他坐在床上，眼神兴奋地喊道：“啊！这音乐啊！这音乐！把它拿走吧！它在我的头脑里，不让睡觉啊！”在柴可夫斯基的脑子里，一定是无时无刻总有音乐在作响，他才会喊出这些话来的。而且，他感到音乐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威力，他才这样喊的……
我想，参加红学会的人们，大都是些“红迷”吧！因此，在稍有对景的地方，就引起一些联想，摆上学术的天平，而只从人的联想作用，把它直写出来，不也有些意思吗？也不称太大的荒唐吧！
但是，我把这些写出，寄回深圳，就未免有些荒唐了！不，不，空间已在缩短，从深圳出发的旅游者，如果不嫌荒唐的话，破工夫，何妨到闾山看一眼天造地设的青埂峰呢？
正是：
闻说青埂已荒唐，
更向荒唐演大荒。
1984年11月14日夜雨声中
（原载深圳《海石花》，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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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南京·“红学大观园”
南京是曹雪芹的第二故乡。雪芹诞生在这个“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并在此度过了“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童年。所以，他的朋友、八旗诗人敦敏的赠诗中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句。雍正五年底，曹家被查抄。次年，雪芹随家返回北京。晚年，他“著书黄叶村”，写作《红楼梦》，题曰《金陵十二钗》，“本名”为《石头记》。众所周知，“金陵”是南京的别称，而“石头城”则是南京的雅名，由此可见，南京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红楼梦》中还特意点出宁国府、荣国府是在石头城内的：“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曹雪芹》也是以南京作为一处重要的典型环境的。记得在1985年，我们红学界同仁还联名发出呼吁，希望在南京江宁织造府遗址的大行宫筹建一座曹雪芹纪念馆。但由于其地为南京的闹市区，困难诸多，因此十多年过去了，仍旧是海市蜃楼。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红学界人士不得不把视野拓宽，实事求是地选择了馆址。其实，曹雪芹家在南京的房地产并非只有江宁织造府一处。据继曹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于雍正六年二月写的《细查曹房地产及家人情形奏折》中云：“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一百十四口。”
再看乾隆时与袁枚有过交往的裕端在《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中云：“闻袁简斋（枚）家随园，前属隋（隋赫德）家者，隋家前即曹（曹雪芹）家故址，约在康熙年间。”这使我们得知，乾隆年间袁枚的随园的前身是曹雪芹家的曹织造园。陈诒绂的《金陵园墅志》中云：“吴氏园，贵池吴次尾应箕寓金陵，尝言乌龙潭为山水都居，不必造作，而自然风景，遂园于乌龙潭畔居焉。”又袁枚的《续同人集》中张坚赠袁枚的诗序中云：“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这进一步表明，当时的乌龙潭一角即为吴氏园，后易为曹园、隋园，到乾隆十三年为卸任江宁知县袁枚购得，才易“隋”为“随”，营为随园一角。
至于随园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曹雪芹家的姻亲富察明义在《题<红楼梦>》诗题下有注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明义还在其《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中有句云：“随园旧址即红楼。”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云：“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也。”这个问题，目前红学界虽然尚有争议，但对研究曹雪芹江南家世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鉴于南京乌龙潭东首为随园的前身——曹雪芹家园的一角，因此，1992年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南京市旅游局和南京市乌龙潭公园管理处联合在此竖立了一尊曹雪芹巨型石雕像。
近日，南京曹雪芹纪念馆筹备处的严中同志来函告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和乌龙潭公园管理处再次联手，决定在南京筹建“红学大观园”，内含南京曹雪芹纪念馆和《红楼梦》博物馆。去年五月，南京曹雪芹纪念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决定在乌龙潭南侧龟山北麓建馆（乌龙潭与我在《曹雪芹》一书中写到的清凉山毗邻），闻之喜不自胜。此一盛举，得到了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在最近召开的南京市鼓楼区人代会上还被列为该区1996年建设奋斗目标。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工程颇难启动。为此，吁请中央、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拨出一定经费，海内外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共襄伟业，把这一功德无量的事情早日办好，这对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6年5月15日）
写在蕉叶上的信
××（单复）同志：
连日秋雨，我在灯下给你写信。今年八月中旬，×××（李白凤）逝世，他的爱人检点遗箧，发现他赠给我的诗：“魏武风流贻子孙，红楼残梦付贤昆……”诗到我手，人已云亡，这般光景，实在令人感动。昨天又收到×××的诗：“三十五年认旧踪，几番浮白几谈红。细论功罪抨兰墅，喜见勾芒生雪蕻……”今天又收到你的信，问我：“石头面目几时开？”……你们对我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这样热情关心，确是对我最有力的鞭策和鼓舞。你问我怎么写？我因病，无法细谈，现在仅就几个问题，来和你商榷。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对于曹雪芹的重视，不断提供和发现有关他的一些材料，哪怕是点滴也好，或是一丝线索也好，都是极可喜的。专家和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也丰富了我对曹雪芹的一些知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指示，使我有了一把金钥匙。这些都提起了我写作的勇气。当然，也有障碍和阻力，比如：江青居然对美国人维特克说什么：“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江青妄想把二百年前的《红楼梦》歪曲成为为她做女皇梦而写的。这种无耻谰言，对曹雪芹是莫大的污辱。康熙、雍正、乾隆的宫廷帏幕，在曹雪芹手中都一一撕碎了，难道江青这个白蚁的小翅还能遮没曹雪芹吗？“曹雪芹的光辉是与世永存的”，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在欧洲，正是从路易十四头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头上的时候。在东方，正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入侵印度的时候。在中国，正是西洋传教士和商人已经踏上“天朝”大门的时候。自行船和机器人已经成为皇帝的玩好。最有趣的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英使进呈的机器人，能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字。乾隆五十年经法国人司铎加以改造，能写满蒙文字。在这颂歌的同时，至少有两种相反的东西也随同进来。一种是：发条；一种是：鸦片。这确实是个变革的大时代。它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一个阶级大分化的时代。它是一个受孕的时代，又是一个难产的时代。它是一个挥金如土的盛世，又是一个锦绣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这个时代的旋涡里来写，想来你会同意的。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噩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传奇似的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我想，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在曹雪芹前面有过王夫之、蒲松龄；和他同时代的有戴震、吴敬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树立了崇高的思想典范。还可追溯到更远一些，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关汉卿、汤显祖等，都曾为曹雪芹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这些人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上，还给土壤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历史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上。这点则是共同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话：“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此，怎样来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时代，我们便不该像老黑格尔那样天真，发现了希腊的“美好的个性形式”便满足了。至于对曹雪芹的历史时代的全面考察，当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却是我们大家必须做的。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同时，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随时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实际，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能够看到诸如“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刻画女性最多的书。曹雪芹甚至把贾宝玉也算在她们的行列之中。按照贾宝玉的排列方法，还把自己放在最前头。这是对的。即使用封建社会的价值来衡量，也是对的。因为贾宝玉是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封建社会把他贬到女性队伍里，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武梁祠汉代石刻上，女娲、伏羲手中拿着的：一个是规，一个是矩，都是工具，我说它是工具，并不是说它们不代表阴阳。人类最早的科学总是和神话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伏羲和女娲都掌握着工具，这是值得注意的。
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在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出现的。正如最初的优生学，是出现在蜜蜂的分工上一样。在对偶婚阶段，家庭内的分工，是男人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女人取得家庭用具的所有权，男人主宰森林，女人主宰家庭。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管理以及继承，一夫一妻制才得以出现。这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公有制的胜利的结果。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进步，但伴随着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需求，它又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使两性的关系，成了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处在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被奴役着。
随着继承制度的转移，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继承权，在我国，在大禹时代就确立了。由禹传给了启，一直继续了几千年。神话中嫦娥吞食了不死之药，但她在地上不能长生，只有在碧空中才能长生。这正象征着母系制在地上的彻底的消亡。
婚姻的形式，到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形态，包含了一切未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对这个细胞形态，剖析入理，就会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曹雪芹在这方面恰恰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和被压抑之上。贾宝玉“自甘暴弃”，侧身于女性群中，正是由于情愿站在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一边，成为一名在“天榜”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有选择的。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曹雪芹为大观园中的女性控诉，也就是为被压迫阶级控诉的反映。从这开始，展开惊心动魄的历史长河的缩写，便在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里面容纳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我们还要谈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问题。从朱舜水所揭露的统治者巧取豪夺中可以看到，从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看到，从乾隆的毁书、禁书、大兴文字狱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再从旗籍奴隶大量逃亡，从机匠“叫歇”，从农民“闹街”，从兵丁“炸营”这些史实中，都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好好地考察这些，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去找寻决定它们的动力。但是从哲学的意识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事，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
最后，关于曹雪芹的历史趋向问题，也要和你谈谈。以前我看过一位德语作家的小说《乡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对它的结尾一直不满足，因为他对主人公没有指出应有的出路。我并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这样做，但我对这篇作品，总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曹雪芹》的去向问题，也经常在我脑子里萦回。感谢《废艺斋残稿》的发现，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比凭空虚构的还更富于想象力，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此搁笔。让我借用××最近给我的诗句：“一天翠雨滴蕉叶，半亩芹根透紫芽。”权且把这信当作写在蕉叶上寄给你吧！现在，雨声还在淅沥，窗外茑萝正挂着累累的花蕾呢。我等待你的来信。
1978年9月1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不是前言的前言
写《曹雪芹》这部长篇，工程浩大，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得到、承担得了的，何况我又病得很久呢！生病也有另外一种好处，这使我可以摒挡一切，专心致志地来写作。同时，有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支持和鼓励，只要我敢于做个马前卒，敢于失败，是不妨一试的。
由于时代的悲剧规定了《曹雪芹》的悲剧，因此，离开那个时代来写《曹雪芹》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既没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清代正史，又没有一部整理过的野史，各个方面都要靠我们共同寻丝觅缝地来探索。对于我来说，这就有一步一个旋涡的危险。但这也是没法避免的事，就如：既然生了腿，总是得走路的。不正是因为走路，才使我们有了两条腿的吗？
历史的足迹和先行者，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贝多芬用眼睛来调音响，为我们作出了音响的画卷。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文化时代的猎手们，用线条为我们谱写了无言的诗歌。古猿是因为食物缺乏才从树上走下来，它们也开始知道使用树枝和石块，来觅取能够补充到的营养……
现在，新的火炬已经点燃了。
先行者的勇气，同行者的暖流，都会不断地增添我新的力量。
因为我是写长篇历史人物小说，不是在写曹雪芹的传记。请允许我对研究曹雪芹和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和探讨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和感谢！因为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给我提供了方便，我要非常珍视和运用这些心血凝结成的财富……
但是，我只是要写出曹雪芹这个人来。塑造人物是要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我是根据这种要求来看待一些素材的。
以此为例，譬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就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历1715年的说法。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部小说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它可以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一、曹颙死后，曹奉旨过继给曹寅寡妻李氏，继织造任。曹寡妻马氏生的遗腹子，就是曹雪芹。这种遭遇对曹雪芹的性格方面，也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必须抛开自己的生母，而要向曹的妻子叫妈妈。这种按着宗法社会的合理安排，对曹雪芹来说都刚好是不合理的。二、曹正于此时袭织造任。这个“织造”是代替明朝十三衙门而设的职位，他既管南方织贡，又兼江南采风，同时，还要探测出江南文化生活和生产面貌来。曹寅的公开身份是监察御史，实际上是皇帝的亲信耳目，也是对南方逸民做统战工作的钦差密使。曹寅死后，康熙对曹颙是寄托很大希望的，可惜他竟早死。曹十几岁当差，曹寅、曹颙所担当的东西，他已有些担当不了啦！因此，他自然会想到，重振家声，再靠荫袭是长久不了的，所以他鼓励曹雪芹要重视科举。这和曹雪芹自幼喜好杂学，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三、1715年上距曹寅之死仅仅三年。曹雪芹受曹寅影响最深，这对创造曹雪芹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颇有好处。曹雪芹自然是早熟的，这样处理，对他了解曹寅，有许多空间时间上的便利。四、蒲松龄恰巧在这一年逝世，而雍正元年又是大思想家戴震的生年。恰恰这两个人，对曹雪芹又都是大有影响的。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便促使我写曹雪芹生于1715年。而小说则以1722年开始，一路过来，康熙逝世，雍正登基，线索交错迷离，事物千头万绪，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诸般矛盾，纷逼而来，如箭在弦，一引即发。
又譬如：根据曹雪芹的身世，我把他的名字的改变作了民俗学的解释。
我使曹雪芹一生下来，就按当时的风俗，认老和尚做“乾老”，由老和尚给他起乳名为“占姐”，认为这样可以“好养活”。我们知道，康熙时代，天花流行，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曹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待到稍长，因为国恩家庆，福禄同霑，由“蒙师”命名为霑，也是很自然的。曹雪芹成年，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因为他对自己的命名表示出不满，而朋友们也叫惯他自己起的名儿，因此就“以字行”，成为“曹雪芹”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名字演变的原因和内容来。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出曹雪芹的性格和他对我们这个惯会玩弄文字的古国的态度来。
再譬如：曹雪芹有两个姑姑，大姑姑嫁给平郡王纳尔苏，生了福彭。福彭对曹雪芹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他比曹雪芹大几岁，我使曹雪芹小时做他的伴读。曹雪芹还有一位姑姑，也嫁一位显赫人物。但是由于对曹雪芹的影响找不出具体的细节来，我就使她成了并无其人。
与此相反，我倒写了可能有的一个人——李芸出来。
李芸是李煦（苏州织造，曹寅的大舅子）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也是曹寅妻子的小妹妹。她自小寄居在曹家，终身不嫁。我写李芸，一方面省去许多笔墨，对于李煦家就可以做到“不写而写”了；一方面又可以生出许多笔墨来，因为李芸不是曹家的成员，从她眼中来看曹家的变迁，就更显得富有透视的质感来。
如果说，不大照顾细节的真实，就算是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也可能沾了浪漫主义的光了。例如，康熙死在六十一年（壬寅）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过了七天，雍正便就了皇帝位。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从这天起改元为雍正元年。距康熙死，时间不出百天，未过二十七个月。按礼不但不能欢庆新年，大闹花灯，就是穿着发饰，也另有讲究。但是为了情节的展开，不能等到那么久，再来安排这种场面，所以，我们便要越过这一关，不能拘于这种局限了。何况不到半年，德妃又死了呢！那就没完没了啦！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提它了。当然除了明知故犯者外，必然会有许多不知而犯的，以及其他错误之处，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我以教正和指导，匡我不逮！
高尔基说：“我不怕犯错误，而且我自己也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的。”
是的，如果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也是逃避不了的，上帝为他子民所设的最后审判，在真正的最后审判到来的时候，总是要落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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