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公谆于意为阳虚侯相赵章看病，断定病人只能再活五天，可是病人却活了十天，原因是由于病人吃了谷子做的粥。仓公解释说：“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又说：“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就是说，能吸收谷的养分的病人，可以延长生命；否则，便会早死。
宝钗看了黛玉的药方，便对黛玉说：“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宝钗很懂养生之道，她要黛玉经常吃燕窝粥，不要一暴十寒。宝钗是客居，她对荣、宁二府的饮食、医药方面，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贾府自家便注意不到了。珍贵的药材已成家常便饭，康熙就曾认为曹寅是吃人参太多而丧身的。曹家为大内积存的人参，在南方变卖，《红楼梦》里写人参放置久了，会自然灰败。宝钗也是看在眼里的，故而会说出“食谷者生”的道理来。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史湘云和贾宝玉兴致来了，商议要吃生鹿肉。被李纨听见了，便说：“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可见《红楼梦》里吃生鹿肉并不稀罕。只是李纨怕他俩撑病了，自家要挨老太太的训斥罢了。
在二百年前，柳条边一带，还有吃生鹿肉的风习，传说鹿吃仙草，所以是最干净不过的。但这一点，不为婶娘李纨所理解，所以她说带玉佩金的宝玉和湘云那样干净俊秀，又不少吃的，怎么要吃起生鹿肉来？她哪里知道，不但活鹿肉可以生食，就是风干的鹿肉，也可以生食呢。
清代皇室，保持满族风俗，喜喝生鹿血。乾隆在射鹿时，就曾当场饮食鹿血。很像现在广东人在吃蛇时，把活蛇胆浸入醇酒中，马上喝下去，认为可以明目一样。
鹿血之外，还有鹿胎、鹿鞭、鹿尾，都认为是大补特补。《竹叶亭杂记》中记“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就有“鹿尾”和“晒干鹿尾”。冬天，京城由关东运进来的关东货，最出色的就有“鹿尾”。京师宴席，最重鹿尾。鹿尾的作法，是以剃刀去其茸毛，但不可割破，以保血浆。这就不仅仅是追求美味，而是以滋补为主了。
在《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也有曹寅蒙上赐鹿舌、鹿尾、鹿肉等物谢恩的奏折。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报上来的账单上，开列的第一宗，就是“大鹿三十只”。大鹿也就是全鹿，自然包括鹿尾在内。有意思的是这位庄头，还孝敬哥儿、姐儿们活鹿两对……，刚好说明湘云和宝玉要吃生鹿肉的来路，就在这里。
当然，湘云和宝玉要吃生鹿肉，并不是从什么营养、食疗出发，而是出于少爷小姐的好奇与尝新。但鹿的全身却是大补剂品。据说生喝鹿血，立刻会导致全身发热，雍正、乾隆都曾喝过。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大观园内放烟火，贾母说：“夜长，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儿忙回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贾母道：“我吃些清淡的吧。”凤姐儿忙道：“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贾母笑道：“不是油腻腻的，就是甜的。”凤姐儿又忙道：“还有杏仁茶。”又接着补上一句：“只怕也甜。”贾母道：“倒是这个还罢了。”
这里提出两种粥，一种饮料。
鸭肉，能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用鸭子肉做粥，最好用沙锅熬，对活动较少的老年人，最为有利。《食医金鉴》中还特意提出，用青头鸭和五味子煮粥为最好。
红枣粳米粥，红枣能补脾、胃，益气生津。《名医别录》说它能“补中益气，疗心下悬，肠癖”。《日华子本草》说它“补五脏，活虚劳损，除肠胃癖气”。《本草经》说它能“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和胃气”。唐代名医孟诜推崇它：“补不足气，煮食补肠胃。”元代名医李杲说：“温以补脾经不足，甘以缓阴血，和阴阳。”《本草纲目》说：“粳米、籼米、粟米、粱米粥，利小便、止烦渴、养脾胃。”这里凤姐儿说的枣儿粳米粥，正是在大节日为贾府太太们吃斋用的。但贾母却看中了杏仁茶，当然，杏仁茶至今，也是润肺止咳的一种高级饮料。
《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写三姑娘探春和宝钗偶然来了兴致，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这段是描写住在深宅大院的小姐，只想尝新，却根本不知市面行情。同时，也透露出枸杞芽儿，在当时已是一种流行的食疗菜，上了餐桌了。
枸杞芽儿，也叫枸杞头，枸杞尖儿，就是枸杞的嫩茎叶儿，《生草药性备要》说它能“明目，益肾亏”，《本经逢原》说它“能降火及清头目”，《五华草药》记载它“可清热，解毒，明目”。当然，三姑娘和宝姑娘都不是为了清热、明目才吃它。只是从这儿，可以证明，这种食疗菜谱已经进入了“大观园”了。
《红楼梦》中还有一则比较少为人知的食疗法，那就是合欢花酒。
我国向来认为酒有滋阴养血之功，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画着一个酒店，高搭彩楼欢棚，在全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酒楼两楹写着“天之”、“美禄”。清代梁章钜，在《浪迹续谈》里说：“今人嗜酒者，称酒为天禄。”可证宋时就有这个美名了。中国南北都有好酒。在《红楼梦》里，最常见的是“惠酒”。但最令人瞩目的酒，依我看应数“合欢酒”了。
第三十八回中，黛玉因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作痛，需要热热地喝口烧酒。宝玉听了忙道：“有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宝玉那样体贴黛玉，他命人给黛玉烫合欢花酒，无疑是具有滋补效应的。
庚辰本、己卯本在这段文字上有批：“伤哉！作者犹记矮舫前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可以证明，《红楼梦》不是虚应故事，而是现实中实有其事、实有其人，所以，曹雪芹才在适当场合，写进了《红楼梦》里来。
曹雪芹原文是说那合欢花浸的酒，脂批则写的是“酿酒”，我觉得还是以“浸”为准，浸酒，就是泡酒。
合欢，又叫“马缨花”，叶子到夜间，成对相合，因而得“合欢”名。夏季顶端开淡红色绒绒花，嫩叶可供食用，树皮可入药，性平味甘，能安神、解郁、活血、治失眠等症，花也具有同样功能。用合欢花泡的酒，我试过，可以安眠。《红楼梦》中用烧酒浸泡，大概是便于储藏，不致变质的原故。
合欢花不但可以泡酒，还可以制作菜肴。《四川中药志》中曾记载“合欢花配鸡肝、羊肝或猪肝，蒸服，可治火眼疾”。民间则用来治眼病结膜炎、肋痛等症。
《红楼梦》是艺术作品。曹雪芹在书中所以写出要黛玉饮合欢花酒，当然是表示宝玉对黛玉的关心，但更重要的是暗示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否则脂砚就不会有此一批了。
当然，《红楼梦》中有关食疗方面的细节很多，我无力一一列举，这里只能抛出一块残砖，占用了读者时间，有请多多原谅！
1986年8月于西坝河
（原载《中国烹饪》，1987年2月）
《红楼梦》食品絮谈
1986年6月，在松花江畔参加第二届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闭幕时，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为要到大连图书馆去查考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资料，所以要先两天离开。我在宾馆楼下遇到他，与他握手话别时，他取出一个小纸盒送给我说：“这是《源氏物语》1……”因为车已开来，无暇细说，便送他上车了。
回到屋中打开一看，却是一盒食品。这食品是谷物粉面用模具压制而成，比骨牌略大一点的长方块儿，在长约四寸、宽约三寸的纸盒内整齐地摆着，上面压有《源氏物语》中的画面，像两排小本书，别有一番情趣。这大概就是日本以《源氏物语》命名的一种食品吧。当时，立即使我联想起在北京曾经品尝过“红楼菜肴”和“红楼糕点”的事儿来了。
目前，正在屏幕上展现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中，已表现几处宴会的场面。为此，《中国食品》约我写一点儿有关《红楼梦》食品方面的文章，借这个机会，便略谈一下：
《红楼梦》中有吃鹿肉的场面，不难看出，大观园中的宴席说它是满汉大会串，也不为过，而铺排最考究的“满汉全席”，也正在乾隆鼎盛时代。《红楼梦》中，宝玉过生日，摆出四十只盘子，据邓云乡说，不是荤菜，都是果盘，现就“果子”顺便来谈谈。
过去，北京都把点心盒子叫“果匣子”，茶食店叫“果局子”，端方（这位又是大收藏家又是大官僚的人物）还在前门一带开设过“果局子”呢！
大观园里的“果子”，当然是十分考究的。据吴正格编写的《满汉全席》中，有三十二围碟，即：四京果——酥核桃、奶提子、杏脯肉、荔枝干；四生果——鲜柳橙、潮州柑、沙田柚、甜黄皮；四糖果——糖冬瓜、糖椰角、糖莲子、糖桔皮；四水果——水莲藕、水百合、水马蹄、水菱角；四蜜碗——蜜饯金桔、蜜饯枇杷、蜜饯桃脯、蜜饯柚皮；四酸菜——酸青梅、酸沙梨、酸子姜、酸荞头；四冷素——酥甘面根、卤冷白菌、申江笋豆、蚝油扎蹄；四看果——象生时果及雀鹿蜂猴百子寿桃一座。“象生时果”，花样繁多，款数不拘，也是显露大师傅技艺的好机会。“雀鹿蜂猴百子寿桃”，是“爵禄封侯”的谐音，不单单是为祝寿而上的。再加上四道点心、四样面食，那以为怡红公子庆生日的四十果盘，便都有了落脚处。这里记录的虽是清朝末年，流传在广州一带的满汉全席菜单中的果品类，但却都是乾隆时代流传下来的，也正是《红楼梦》成书之时。当然，这都不能坐实，也无需如此，我只是提供一点有踪迹可寻的线索罢了。
写到这里，不由使我想到北京早有的“仿膳”食品来，可说已经誉满全球（恕我借用这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如果，再有一座“仿红”饭庄出现，比起“肉末烧饼”、“栗子面窝窝头”、“豌豆黄”等等，我想，也不会逊色吧？
《红楼梦》小说中，只是为了铺陈大观园中人物锦衣玉食的生活，才写他们饮食中的特色，书中不能给我们提供全部食品和做法来。如果有人对“仿红”肴馔发生兴趣，不妨参考曹雪芹同时代的著作，如《儒林外史》、《歧路灯》，以及当时的笔记、轶闻所涉及的美食，汇列出更丰盛的食谱来；再加上姑苏肴馔、江山艇菜和东北至今还流传、保存的满汉菜肴；还有以蕨菜、松鸡、鳇鱼、鸡腿蘑等为原料的辽菜，“仿红”食谱就可做到洋洋大观了。不过，这里不妨提醒一句，要处之以精，戒之在滥。精不等于苛细，且莫要摆出王熙凤的架势来吓唬刘姥姥（一笑！），要使“仿红”成为多档次的食品，丰富人民的生活，同时又为我国烹饪艺术添加一朵奇葩，岂不是好。
1987年6月于西坝河
（原载《中国食品》，1987年10月）
[1]《源氏物语》：成书在11世纪初，为日本女作家紫式部所作，书中主要描写皇子光源氏和他周围许多女性的爱情纠葛。
曹雪芹时代饮食风貌一斑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想到曹雪芹的少年时代，一定经过一段锦衣绣食的生活。而在他经历的整个时代，也正是南北大交接、满汉大融会的时期。那时，中国城市发达，人口密集，商业辐辏，生产和消费都在发展，这都必然影响曹雪芹时代酒席肴馔的多彩多姿。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食谱烹调，精妙异常，令人叹服，许多人都专门作了研究，我就不多谈了。现在，我只想把曹雪芹同时代的饮食风貌，略加勾勒，以见一斑。
中国自古就考究饮食。我们的祖先，不光是把它看作一门技术，还把它看作一门学问；不光是把它看作一门学问，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门艺术。在古代，就有专门管理饮食烹调的人才，装盛食品，都用特制的器皿，座席上菜，也特别讲求礼仪。宫廷里酒筵摆开，既要敲钟奏乐，还要诗歌奉答。
曹雪芹时代，在饮食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城市化和程式化。都市人口增加，酒店茶楼林立，人来客往，北销南运，城市就日趋繁华，肴馔便日趋新颖。
我们从和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上面就可以看到，吴敬梓写《儒林外史》，自己也说是在写明朝，实际写的都是有清一代。
《儒林外史》中，对曹雪芹生长的南京，描写得十分逼真。
他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筲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接着吴敬梓便作了个日报表，说“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
我们再来看看，吴敬梓笔底下描写杭州的景象、饮食方面的情况: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仕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旁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房却在外面，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茶亭内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肴馔之盛，品种之丰，更是可观！”
试把吴敬梓描绘的，和曹雪芹所写的，联系起来看，对曹雪芹时代消费在饮食方面的社会化的盛况，就会有个较深的印象。
我们再看，和曹雪芹同时的李栎园，他在《歧路灯》中描写酒筵，在上正菜之前，都要摆油果、树果、荤素碟儿。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一种习惯，这就是“压桌”的风俗，在正式酒宴摆开之前，桌上已经摆满了若干盘餐。但客人一般都不吃。待到正菜上来，便都撤了下去，有的把它撤到另设的单桌上，仍然陈列起来。更考究的，则专设另桌，油鲜齐备，众果纷陈，主人和客人却在正席上饮宴。这就是流传的所谓“吃一席看一席”了。
那时大饭庄、大酒馆起的名字，一种是尽量“火爆”。如状元楼、鸿运楼、大三元、会仙居等等，一种是比较雅致的，如春风松月、太白酒家、楼外楼、半亩园、便宜坊、都一处等等。成席的款式也都有了讲究。
从《儒林外史》上来看，当时普通筵席，是以八碗组成，后上一汤，这是基数。后来演变成九大件、十大件、“八碟八碗”、“三套碗”、“三六席”等等，以上菜的数目和大小配搭来称呼。但是高档筵席，则是以最名贵的一道菜来命名的。如“燕窝席”、“鱼翅席”、“鱼唇席”、“海参席”等等。这些筵席中，以“大烧烤”居首位，俗称“满汉大席”。
烧烤分为两种，一种是烧全猪，一种是烧方肉。开席时，掌厨大师傅和侍仆都穿上礼服，把烧猪抬进，有的还要奏乐。掌厨的显手艺，就是用自己的佩刀来割肉，亲自奉献上来，先献给主客，后献给陪客，都以吃这为尊。烧方肉，也很有讲究：一块烧方肉，送上来后，由大师傅当场切开，分为同等分量的四块，不能有丝毫沾滞，不能再切第二刀，如果多加了一刀，便须撤下去，另换彩头。因此，为了显示大师傅的手艺高超，有的甚至当场用秤来称。但这肉，一般只经主客略略品尝就算数了。民间卖弄这个把戏，叫作“撂件子”。
筵席上的甜品也是很流行的，一般以银耳为最。但也有赶时令的，什么地方鲜货当令，就特意作成时鲜，如肥城蜜桃、山东樱桃、刚上市的嫩核桃等等，夏天则都用冰镇过。北京后海和筒子河在冬天蓄冰，夏天启用。这就是所谓的“内府冰”了。当年曹寅曾得到过康熙皇帝赐冰、赐樱桃的殊荣。现录他的“樱桃”诗如下：
上苑新芳供御厨，承恩赐出绛宫珠。
风吹杏酪尝初暖，日映珠盘看欲无。
红到十分春始去，香余一滴齿皆酥。
柏梁每羡东方朔，七字吟成兴倍殊。
曹寅能得到皇帝亲赐樱桃时鲜的殊荣，也是和他效忠皇上分不开的。当时，上膳御厨的烹饪方法和民间奇巧的肴馔，也自会通过曹寅这等讲究饮食的人家提供和传播。从曹寅诗里来看，那时单笼蒸品，市上刚刚时兴，他又有“乍传野市和鳞法，未敌豪家醒酒方”的诗句，可证和鳞吃鲥鱼，还是来自民间的。当时，北方还有以牡丹花煎酥的吃法，则为曹寅所不取。又比如，“八宝豆腐”原是上方名菜，康熙因为尚书徐健庵年老，特旨把做法赐他，据说，取方时，这位尚书还出御膳费一千两银子，作为对御膳房的报偿。
皇家御厨是保守的，多半不敢出新菜。但皇上又何尝不想吃些新品呢？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王润兴饭店吃饭，献上来一道“南肉”，皇上吃了很合口味，便问菜名，回奏叫作“干肉”。转成京音，就成了“干儿肉”了。因此，附会说乾隆封这道菜为“干儿肉”，并封店主为“皇饭儿”。其实，这都是转成京音出的新点子，一直流传到现在。
乾隆也喜欢微服出游，有一次到寒山寺去吃有名的素菜。在常州天宁寺游览时，对寺僧进的素菜，都大为称赞。这时的名城古刹，素菜也都精益求精，有的尼庵还以各种鲜花入菜，遂使后来荤菜也有以鲜花来提味添彩了。
那时，一些名家对饮食烹调，都是别出心裁，不为礼仪套数所拘。如著过《随园食单》的袁子才，喜欢吃蛙，而且主张不去皮；又喜欢在秦淮河画舫上，吃秦淮水烹刚打捞起来的秦淮鲤。有一次，他离开南京，到苏州与好友相会，他要他的女弟子亲自做菜献给好友。他的女弟子做了两道菜，一道是酱葱蒸鸭，一道是蛏干烂肉。当时对尊贵的客人，就有以做拿手好菜相赠相献的风气，而客人对这种献菜赠菜，也有赐金的惯例。
名词人朱竹垞，喜欢吃龙虱、西施舌、莼菜。文学家法式善喜食山药。这些菜也因他们的大名气而相得益彰。
吴敬梓是安徽状元世家之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以他自己为模特儿。他写杜少卿：饮的是“永宁坊”的橘酒，喜欢吃的是江南鲥鱼、樱、笋等做的下酒菜，他爱的点心是猪油饺饵、鸭肉烧麦、鹅油酥、软香糕。他也和贾宝玉一样，喜欢用茶泡饭。
提起茶泡饭，还有一位名人值得一提，这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看来，贾宝玉、杜少卿喜吃茶泡饭，还是向她学的。这大概是由于茶能解腻的缘故，同时也几乎成了当时考究饮食的仕女们的一种特色了。
董小宛后来成了冒辟疆的妾。冒辟疆居处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景，宾客甚众，肴馔甚精，在这种风雅出众的环境里面，培育了董小宛多方面的趣味，在烹调上，由于她的聪明智慧，积累了很多经验，成了辨味的名家。可惜她自己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就死了，但我们在冒辟疆所作的《影梅庵忆语》中，还可以看到一些：
火腿久者无油，有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腿肉，有鹿麂之味。他若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鲳如鲟鱼，虾须如龙须，烘兔雉如干饵，可以笼而食之。→文¤人·$·书·¤·屋←菌脯如鸡棕，腐汤如牛乳。细考食谱，四方郇厨中一种偶异，即加仿求，而又以巧慧变化为之，故莫不奇妙。
至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亦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从这些肴馔的总结中，也可以说代表当时饫甘餍肥的秦淮旧梦中人物的共同时尚风貌，对后来的曹雪芹同时代人，自然会有影响。
高超的烹调，必来自精细的选料，选料必来自丰富的生产，我们祖国数千年的烹调技艺，无一不是随着生产大发展而百态千姿。现在，随着四化建设的春天，必将更加放出异彩！
1980年6月
（原载《端木蕻良近作》，花城出版社，1983年1月）
玉田胭脂米
陆万美从云南给我带来一种紫米，色如胭脂，做熟之后，颜色更浓。如果不细看米粒，还会误认为是高粱米呢。
这种紫米，使我联想到清代李煦奏折中提到的在江南推广的御种稻子。原来康熙在丰泽园中水田里，布种玉田稻种，每年九月刈获上场。有一天，他在田边走着，发现有一株稻穗，高出众稻之上，而且已经籽粒饱满了。那时只是农历六月下旬。康熙便以这棵谷穗作为种子，待来年再种下去，果然又得早熟。康熙曾亲自督导培育繁殖。四十多年，内膳所用，都是这种稻米。可证这个新种早熟的红香稻，性格已经十分稳定了。
康熙自记，说他每吃这玉田新种时，都想与天下百姓共吃这种米。于是又进一步想到在江浙种植推广，使它一年两熟，从而改变几千年来春种秋收的历史。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李煦奏折中，曾说到当时奉旨推广这个稻种的情况：“……特赐御种谷子一石，命臣苏州布种，又命臣谕知督、抚。臣至江南，即遵旨宣示。当有河臣赵世显请去谷种五升，两江督臣赫寿、江宁织造臣曹各请去一斗……臣存谷六斗，即选高田六亩五分，于四月初十日插秧……”
李煦试种的玉田新种，只需九十几天就成熟了。第二年李煦提前插秧，先后种了两茬，虽因两次大风欠收，但两茬仍收二百五十余石。
从此江南官府地主纷纷要种。到了康熙五十八年，这种实验推广工作便停顿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江南试种双季稻，则是史实。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面，写贾府的庄头乌进孝，在禀帖上所开列的“御田胭脂米二担”，我们可以断定，这就是康熙时丰泽园中御米的后代。这稻种原是来自玉田县的。有的版本写作“玉田米”，也是对的。曹从李煦那儿领来的谷种，在江南繁殖的时候，曹家自会“吃用”，因此，在《红楼梦》中发现了有关红香稻的描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写道：
“贾母因问：‘拿稀饭来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
曹雪芹笔底下的“红稻米”就是曹领去的御田稻种的产物。这正如一位红学专家所说的：“这段小插曲在中国农业上虽然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但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
我见到的云南“紫米”就是“脂米”。颜色确实像胭脂，而米粒又是细长的，和康熙自记的情形十分符合。很可能是由于云南气候对它适宜，所以能传到现在。云南虽远，但在清代和内地沟通却很频繁，玉田稻种既已流入民间，布种在云南是很有可能的。
1979年9月
（原载《端木蕻良近作》，花城出版社，1983年1月）
《红楼梦》里的“空”和“无”
《红楼梦》里有两句尽人皆知的名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两句话很容易懂，又很不易懂。要用地道的北京话来形容它：“真够绕脖子的！”它既像顺口溜，又像绕口令，又四不像。
《红楼梦》是由茫茫大士、空空道人一僧一道识辨出来的，所以谈论《红楼梦》就不能把二位大师弃置不顾，因为自从他俩识得这本巨著，才得传布于世的。人们说到“僧”就会联想到“空”，一谈到“道”，就会联想到“无”。“僧”、“道”两种概念由来已久，深入人心，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很多人一谈论到《红楼梦》，就不入于“空”，便入于“无”，或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原稿，或者是续笔，对于茫茫大士，因为有“悬崖撒手”的一笔，所以都以为有着落了。这就和“禅”结下了不解之缘。宝玉自称“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我一向认为“不肖”的解释，应以《老子》这方面着眼才是。老子说过：“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这话可以和老子所说的“圣人被褐而怀玉”互为表里。脂砚早具慧眼，曾说宝玉之所以成为“今古未有之一人”，“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从这也可见脂评确有他独到的领会。宝玉这位今古一人的“大”人物，只能被一位“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妹妹看中，绝非偶然的。《红楼梦》脂评又说：“……宝玉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这不就很明白地指出“不肖”两个字的内涵了吗？所以运用儒家的思想概念，绝对解释不过去。而那位“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中待时飞”的薛宝钗，在闺门“内则”中塑造成的人物，就在这种对比之下，黯然失色了。
宝玉这个人称得起是闺中良友，独为闺阁争光，于古道未免迂阔怪说，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当然不能见容于世人。宝玉之“不肖”乃是老子所说的那样“大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它”（“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今天所发现的空间大黑洞一样，大到人世间找不出第二份儿来，没有什么可以和它打比，给它以直截了当的解释更不容易。更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有些譬喻、文法、结构，也和《老子》所运用的句法有相近之处。如《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这和“情榜”中的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又有了关联。高亨解释说：“孔子之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持义与《老子》不同，他已看到这一点：“夫维以病为病，是以不病也。”我认为这话可与“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来参看，就可以明白。不知“知”为何物，就是病。圣人不知“知”，并以此为最高境界，所以不病。
我们再看“情榜”上所说“情不情”、“情情”就很容易明白了。宝玉以情为情，是以任情性自然流露。不自以为情，当然更谈不上故作多情。而在别人眼中，反而认为不近人情，乖情离谱，不可理喻。在这儿，从主观上解释是一种意思，从客观上解释又是一种意思，有双重意思。黛玉真正了解“情”的真谛，情到骨子里面。她知道情所以为情，里面不许掺任何杂质。要用数学的法则来描述，就是情乘以情（情×情），真情不但有增无减，而且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也许有人说《老子》五千言都是谈道的。《红楼梦》全部都是谈情的，两者大异其趣。其实，始作俑者则是人们常以老庄合称的庄周先生。《庄子》中《大宗师篇》说：“夫道，有情有信。”过去，人们就用这句话来证明《老子》所说“其精甚真，其真有信”中的“精”字刚好是“情”字。应该说《老子》中的道中有情，是由庄子来开始的。
试就“真假”、“有无”问题如以《老子》观点来看，也很容易能明白了解。老子论到“上下”时，他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祸、福、美、恶、强、弱、动、静都是以这同一的模式去理解，这就是老子对待对立物的看法。雍正皇帝喜欢“三教混元”的想法，他也喜欢那幅画得像恐龙蛋似的《三教环流图》，所以在清代就流行一种打着佛教幌子的“混元门”的教派。当然，这和《红楼梦》无关，只是作为时代背景的一种反映，所以才提到它。但它曾体现在当年曹寅写过的《游仙词》中。曹雪芹不曾说到《老子》，只提《庄子》，但他读过《老子》是可以肯定的。再看《老子》原文：“窍兮冥兮，其中有精（情），其精（情）甚真，其中有信。”就很容易明白了。高亨认为古“精”与“情”通，并引古书作为论证：《庄子·大宗师篇》“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也。”庄子“有信”即此章之有信，则庄子之“有情”即此章之“有精”矣。精、情古通用。《荀子·修身篇》“术顺墨而精杂污”，杨注“精当为情”。这几条论证可谓确凿无疑。
情是人这种动物所拥有的最强烈的感应本能。情是发自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它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所以老子又说：“其精甚真，其真有信。”真正的情，就以信守作为判断。我国最早传下来的爱情故事，就是尾生和一女孩子在桥梁上约会，大水突至，而女孩还没有来，尾生就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直到大水将他淹没。所以古诗有“常存抱柱信”，作为歌颂信守不渝的真挚的爱情，稍后便有“青陵台”化蝶的故事。国外“勿忘侬”的故事，都是以“信”来表达真“情”的。可以说，有“信”才有“真”，有“真”才有“情”。
再看看《老子》对“有”与“无”的认识。《老子》说：“三十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填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冯友兰解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这一段很巧妙地说明“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一个碗或茶杯中间是空的。可正是那个空的部分起了碗和茶杯的作用，房子里面是空的，所以才起了房子的作用，如果是实的，人怎么住进去呢？……三十辐，辐与辐间的空档，什么也没有，而这个空档就是“有”，并且是车轮必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复是个空档，而是个实体，它不复是个概念，而是一个“有用”的实体。这应该是“无为有处有还无”最切当的出处和最形象的解释。
我所以谈论这些，只是企图证明一点，就是《红楼梦》经常表现出一些“空”、“无”的话题，使人很容易把它发落到虚无主义那边去排队。那样作，很简单，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使曹雪芹无所不知，渊博无边，精深无底，但他确实与“儒”、“释”、“道”，甚至《圣经》都沾边角，大有瓜葛，这是无可置疑的。
希腊女诗人莎孚留下很少很少的诗句，到今天我们读了不是还在感动吗？不是也还没有人超过她吗？在多少代人以后，曹雪芹必定要成为一个箭垛似的人物。好多真的，假的，有的，无的，都会集中到他身上来，但是曹雪芹还是曹雪芹。我相信经过时间推移，他的面目只会更单纯、更清楚，绝不会因而成为一箭靶子式的稻草人，这也是大可放心的。
（原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8年4期）
“大观园”的艺术构思
大观园的园林艺术，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不但历久不变，反而，与时俱增！特别是它的园林结构，唤起人们多少想法，多少谈论！
“大观园”在作者笔底下写得活灵活现，唤起人们无限遐思，人们多么想在现实世界里面，亲眼看到这么一座真的大观园，甚至亲身到里一游啊！
关于大观园的谈话，几乎在《红楼梦》开始流传的时候，就有人加以揣测，做出各种猜想了。大多数人都认为确实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大观园”，并曾经做过曹雪芹笔下的模特儿。
有的人说，所谓“大观园”原本就是南京隋赫德的“隋园”（后来归袁枚所有的“随园”）；有的人说，它就在北京什刹海，《红楼梦》中对于园林的描写，就是从这儿取材的；有的更直指“大观园”就是有名的“恭王府”。
在王雪香评本《红楼梦》里，就刊有大观园解说，并且绘出了《大观园》的全景图。后来，天津杨柳青的年画，也曾绘制过《大观园游春图》。至于画家以人物活动为主，以园中景色为衬的人物画就更多了，知名的画家费丹旭、改七芗，微刻家吴南愚，都曾制作过。
不难看出二百年来，上至士大夫，下至民间艺人，对《大观园》的复现，都是十分关心的。毫无疑问，“大观园”是集中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大观，这已是被公认的事实。现在，我不想对已出现的《大观园》的模型，以及《大观园》的复原图、假想图、鸟瞰图等等，作任何评论，因为这个问题，是个专门问题。
当然，我也有一些粗浅的看法，比如：园址应该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我认为应该是长方形。园里的水是圆形水域，还是长形水域？我认为也应该是长形的，而不应该是个圆镜似的大湖。
又比如说：大观园周遭是三里半，也有人说二里半，有人把“蘅芜院”画得和“省亲别墅”靠近，有的又把它安排离“省亲别墅”较远。我则倾向于三里半。同时，我又倾向于“蘅芜院”离“省亲别墅”接近，理由暂先从略。因为不是三言两句能说清楚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这个名园，到底坐落在哪里，更不在我这短文之内，我只想就曹雪芹对这园林设计的艺术构思，也可以说是设计思想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至于“大观园”的整个建筑，还需要集思广益，才能做到某种程度的再现呢。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专家作了可喜的努力。不管怎么说，这种意图，也是千千万万读者心愿的表现。
我现在只想概括地来谈一下有关“大观园”的艺术构思，也就是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园林艺术，不但对前人有继承性，而且也有他的独创性。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中国后来的园林艺术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曹雪芹整整用一回的篇幅，来描写“大观园”的整个构造和布局。
作者先为读者做了一次导游，在每个重要场所，都由宝玉出来，作一番谈论，其实也就是代替作者说明艺术构思的特点来。
“大观园”的园林艺术，是综合了南北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作。据曾保泉统计，“大观园”里有四处题名和《金瓶梅》里是一样的。这就足以说明，至少《红楼梦》的作者对这四个题名是比较欣赏的。中国园林有一个命名的传统，不光是在题名上讲求不落俗套，而且还要与景致贴切才行。当然，命名有多偶合之处，单就“大观园”这三个字的命名，据王利器考证，在曹雪芹以前，就很有几处。
现在，我就几个方面来试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大观园”里面，最有名的桥，搬演故事最多的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蜂腰桥”和“沁芳桥”；其它还有“沁芳亭石桥”、“翠烟桥”、“沁芳闸桥”。此外，还有一条通向“蘅芜院”的“折带朱栏桥”。从藕香榭到寥风轩中间还有一段竹桥，由于这儿故事很少，它只能作为通道。至于“乐岗”有个石桥，但在任何情节中，几乎都没有触及到它。因此，如果略去它们不算，就有特色的桥来说，给广大读者印象最深的，大体上是六座。我们不妨就称它为“六桥”。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大观园”里的山势。看看它的布局也曾有些什么样的含意。“大观园”里的山，也和北京其它皇家园林一样，几乎都是傍水为山。一般来说，都是开拓人工湖来取土堆山。那么，大观园的山，大概也是这样堆筑而成的。
一就“大观园”的山来说，我们不妨就它建筑群中人物活动的背景，来划分成为三个区域。其间尤以“蜂腰桥”、“沁芳亭”和“芦雪亭”等处，演出的故事，都有重要的情节，和主要人物关系最为密切。恰巧，这里也正是山势的重要部分。为了便于叙述，也为它来个题名，我们不妨称这儿为“上天竺”。
再过一段山路，南边是“凹晶馆”，北边是“凸碧山庄”，这儿就是史湘云和林黛玉夜吟联句的地方，这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因为这也是“冷月葬花魂”得句的地方，它是山势的中段，我们不妨称这儿为“中天竺”。
再过去，便是“寥风轩”，通过竹桥就是“藕香榭”。
我们不妨就称这儿为“下天竺”。
爱好《红楼梦》的朋友们对“大观园”的山径小路，会比我要熟悉，在意想中走过的次数，也比我要多得多，我要是走错了，自然会唤我走对路的。
对于我按建筑群和人物的活动，把“大观园”的山势划分为三个部分，我想还是可以。如果划错了，我再改正。先交待则个！
既然，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来，那就使得我借用了“六桥”、“天竺”这个词儿，也不会显得太唐突。但是这对园林设计家山子野，不会刻板的坐实。如果，真的逐一贴合，那就不成其为山子野这种大手笔了，也就没有了曹雪芹胸中的这番大丘壑了！曹雪芹对于江南园林的构造和设计，是十分熟悉的。但是曹雪芹不以人工的园林为满足，他还想把天然的景色，结合到人工的园林里来，因此，他脑子里对西湖的景色，特别是西湖的天然景色，是决不放过的。那么，在“大观园”不露声色，借用西湖的“六桥烟雨，天竺山色”，也不会是无因的吧！特别是在府邸园林中，通过这种布局，把早有规定的庭苑，和江南景物“暗中偷换”，使人眼前开阔，景物一新。这一层意思，我看曹雪芹是达到了，写人们“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境界。
大观园最主要的建筑，当然要算“省亲别墅”。以它为中心，我们再来分析大观园里的建筑群，从这种分析中，希望也能够窥见曹雪芹设计的某些内在的意义来。
长期以来，在一般读者心目中，总有一个感觉，大都以为“怡红院”和“潇湘馆”离得比较近，在所谓大观园的模特儿“恭王府”里，被人指为“怡红院”和“潇湘馆”的地方几乎对门居的味道，也可以反映出人们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亲密无间的一种思想来。可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怡红院”与“蘅芜院”同时和“省亲别墅”是相近的。这两个建筑群，几乎都成为“省亲别墅”的护卫，要是用星辰来比喻，恰恰连缀成为一组三星。而“怡红院”和“潇湘馆”，如果以大观园里面主要水域比作“昆明湖”，那么“潇湘馆”和“怡红院”中间，就好像隔着个“昆明湖”一般，成为银汉双星。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只是说明它们“红楼隔雨相望冷”的情景。“潇湘馆”，正好居处在西南角上。从贾元春降临的地方，原名“天仙宝境”，后来改为“省亲别墅”。作为中心的布局上，不难看出，贾元春和薛宝钗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在建筑设计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对宝玉来说，却真的是“亲不间疏”呢！
在现实的空间里，“蘅芜院”离“怡红院”是近些，“潇湘馆”是较远些，但在宝玉心里，倒是恰恰反了个个儿。宝玉是永远和“潇湘馆”联在一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从“大观园”里的水的布局就会透露出个消息来。
东边的“柳叶渚”，这里发生的故事较多，在西头是“荇叶渚”，这里故事发生得不多。但是两渚对峙，也是作者苦心孤诣的所在。就以二渚的命名来说，也可以窥见一些面貌。柳是陆地上的植物，荇是水草，这里透露出个对应关系来。
与此互为呼应的，是“凹晶馆”和“凸碧山庄”。山下是“凹晶馆”，山上是“凸碧山庄”，这个对应就更加明显了。从这儿可以证明，二渚以一水一陆的植物来命名，是收到了对应的妙处。这种对应关系是处处可见的。“大观园”的设想，既体现矛盾的对立，同时，又体现出水域周流的回复作用。这在一水环流上面，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因此，我认为友人周启祥写信告诉我他的看法，把大观园的水域，理解为回流的两股，是可取的。
另外，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大观园里，也点出了四季的场景。可都是暗中点出，因为明写出来，这在曹雪芹看来，就觉得丢失了蕴藉寻味的妙处，而使人一览无余，不但不够隽永，而且必定落进俗套的旋涡里去。
这就是：代表春天的“沁芳亭”，代表夏天的“滴翠亭”，代表秋天的“藕香亭”，代表冬天的“芦雪亭”。我们可以说，这四个亭子，是用四季景色来命名的。
因为曹雪芹笔底下面，从来排斥俗套旧调，所以这四亭的命名，也很少有人把它和四季联想在一起。我所以在这里指出，是想说明大观园的设计，充满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懂得事物的对立、统一、周流的关系。这种思想特别体现在“大观园”水脉的设计中，那么，不妨再谈谈“大观园”里的水脉。
大观园里的水，是从“沁芳闸”引进来的。它出了山洞，首先经过“怡红院”，直奔“潇湘馆”，然后汇集二渚，即“柳叶渚”和“荇叶渚”，再和“沁芳闸”联了起来，就像人身上的动脉和静脉似的，既有输出，又有回流。
关于水的布局，脂砚斋曾有批语：“园中诸景最要紧的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佳，不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乱作山石树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憾事。”他很知道这股泉水的重要，它能使整个布局出落不凡，使整个园子草木生华、丹青映照。但实际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值得我们来探讨。
前面已经说过，在大观园的整个布局上，不难看出以“省亲别墅”为中心，靠它最近的就是“蘅芜院”，其次就是“怡红院”。我是倾向元妃曾对宝玉婚姻起过作用。她也许耳闻“金玉良缘”的说法。要是以贾元春作为宝境的天仙，那么，恰巧在她两旁，就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一个住在“怡红院”，一个住在“蘅芜院”，所以，这两个建筑群，正像众星捧月般靠近“天仙宝境”。
但是，从大观园的设计中，恰恰给她一个最有力的反击。曹雪芹却巧妙不过地用一股清泉，把“怡红院”和“潇湘馆”连接为一气，体现出贾宝玉和林黛玉才是心心相印，脉脉相通的。倒把“蘅芜院”冷冷地抛在北面，这就是曹雪芹巧思安排最隐秘的地方，同时又是他表现特别强烈的地方。
这样一来“蘅芜院”虽然和“省亲别墅”近在咫尺，成了她的北方屏障，但是在水脉的联系上却是不着边际的。这就象征着在宝玉心灵上是隔得远远的。从而就出现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对照，以“省亲别墅”为中心的“怡红院”和“蘅芜院”，成为犄角之势，在地形上是离得最近的。但在作者安排的含意中，却是离得最远的。反之，“潇湘馆”在地形上是和“怡红院”离得较远，但由于一股水脉的连接，却成为不可分割的了，这是曹雪芹真正命意之所在，也就是大观园的布局中心思想最富有暗示性的所在。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埋花香冢，就在“沁芳闸”进水不远的地方。
“沁芳闸”是“大观园”总的水源，花冢是“千红一窟”的总的结束。因之，也就成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最好注解。
水，像血脉似的，把“大观园”的几个重要关系，都突出来了。
水、石，在曹雪芹心目中，是有着分量的。因之，在石的分布上，在水的流动上，曹雪芹是埋藏着自己的苦心，也寄托了自己许多不凡的巧思和富于生命的命意。
这时，我想再回过来重念“天上人间诸景备，嘉园应赐大观名”时，我们不仅会点头同意，丝毫不感到作者的故意夸张，而且心头还会增添了人与物化的另外一番理解了。
（原载贵州《红楼》三期，1987年10月）
曹雪芹生平
曹雪芹，《红楼梦》作者。姓曹，名霑，字雪芹，又字梦阮，号芹溪，又号芹圃。汉军正白旗人，包衣世家。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4年）。九世祖曹锡远，从龙入关，隶属内务府，正白旗。十世祖曹振彦，天聪八年为旗鼓牛录章京。旗鼓多系左近长白山辽金旧部。十一世祖曹玺（尔玉）于康熙二年任江宁织造，专差久任二十二年。祖父曹寅，为康熙伴读，十六岁当侍卫，列身哈哈珠子，为康熙擒拿鳌拜立功，继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授通政使衔，巡视两淮盐政，正三品，诰授通奉大会。曹家以此时最为辉煌。毛际可说：“曹寅为天子亲臣。”杜岕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顾景星把“价重明月，声动天门”移来赞扬他的诗作。曹寅妻兄李煦任苏州织造，表兄孙文成任杭州织造。康熙四十五年，寅长女嫁多罗平郡王纳尔苏，次女亦为皇帝指婚满族王孙为王妃。寅开设扬州诗局，校刊御籍《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世称康版。康熙六次宣抚江南，四次由寅承办。三汊河行宫系寅出银修建。寅母孙太夫人侍皇太后起居，康熙称为“我家老人”，亲赐“萱瑞堂”匾额。康熙重视曹家人才素质，寅亦深受江南逸民名士称誉，对融洽满汉之间民族感情多有促进。康熙崇尚朱熹，曹雪芹家祖也都讲性命之学，此时，颜元、李塨立论反对程朱。程廷祚崇信颜李，不受曹寅笼络，即可说明这一点。曹寅也有另一面，他的诗句“寻常不觉西风恶，才耸吟眉叶打头”，就透露出他的心情。对洪昉思、赵秋谷遭遇不幸，都以著作鸣世，更为理解，曾赠诗说：“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寅摆脱不掉金钱和精神双重负担，深感潜在危机，常说：“树倒猢狲散”。凡此种种，对少年曹雪芹，自会有强烈的感染。康熙五十一年，寅病疟，康熙亲赐“金鸡纳”，药未到，寅已逝。江宁士民机户称颂寅善政多端，联名恳请以长子颙继任。颙继任三年，赴京染病早夭。时妻马氏已怀有孕。康熙得知曹荃四子为人好，降旨承嗣袭职。马氏生子，即为曹霑。（近年发现《五庆堂宗谱》，载曹颙“生子天佑”，遂疑前说。但《五庆堂宗谱》正本“天佑”名字，显系后人添补，不足为据。谓取意上天保佑，亦不合理。因三藩之一尚可喜所部兵队，夙称“天佑兵”，曹家岂可犯此大忌？曹家同辈起名，一般均从同一部首，如确有“天佑”其人，亦应从雨字头。也有推论曹颙十九岁时已得一子，如未夭亡，则曹上奏说“如果马氏得子，则吾兄有嗣”等语，岂不犯了欺君之罪？）雪芹自幼生活在锦衣玉食中。曹宴请英商菲利普，请其介绍西洋技术，菲利普曾在席间宣传《圣经》教义，讲述莎士比亚故事，雪芹偷听，受训斥责打。雍正继位后，雪芹家道败落。诸多秦淮往事，以及亲历亲闻，种种错综复杂交织一起，萦绕雪芹一生。雪芹十三岁到北京，呼吸仍处于华林月色之中。他早熟早慧，癖于庄子一样丰富的任性驰想。他认为女性是水作的，男性是泥作的，水是生命的起源。民间在解释人类起源时，就有这种说法。他认为女儿是至清至贵的，婚后为男性附庸，便也成了浊物了。雪芹自号“梦阮”，以阮籍自况。曹寅词中有：“追往事，看啼笑……几个蕉鹿生活，几个鸡虫得失，混了好林泉，休夸人物志，且作悟真篇。”把它来咏《红楼梦》，也觉合适。雪芹曾入景山官学读书。他不屑制艺，不重考试，受抑不得志。遂放浪行骸，杂优伶中，演剧以为乐。这是宗族所不许的。父执把他关在房中三年，要他苦读，他却写小说。因要混人耳目，遂题名《风月宝鉴》。由堂弟棠村作序。乾隆十一年，雪芹姑表兄、获乾隆宠信的福彭逝世，姑祖父傅鼐家道没落，亲戚也都失势。雪芹行为既不容于宗族，性情又不合于世人，因而，便从宝塔顶上为龙卷风抛掷到地狱下层，以致衣食不给，寄居在朋友家中。曾被召入宫廷画苑，但他未就。乾隆十四年左右，到右翼宗学当差。教习中有卜宅三、黄克显、孙灏等，学员中有敦敏、敦诚等。他们命运相似，气味相投，相处甚得。敦诚在家园演习自编《琵琶行传奇》，雪芹当场赋诗，留下“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散蛮素鬼排场”的名句。诗友公认雪芹有李贺诗才。乾隆十九年，右翼宗学改组后，雪芹携妻移居西山。乾隆二十二年，雪芹得敦敏寄诗，结句为“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鼓励他写书。雪芹定居西山，披阅增删《石头记》。家叔脂砚，曾为评点四次。雪芹还和山乡塾师张宜泉结为好友。张曾赠诗：“韩信兴刘无剩骨，郭开亡赵有余金。谁似尼山功烈永，残篇断简尚堪寻。”也鼓励他写作。雪芹除了和城里诸人唱和交游外，在西山居民中，交结许多朋友，这段生活是他生命升华阶段。后世村民还把有关他的传说编成《莲花落》来演唱。雪芹立意要使“闺阁昭传”，所以曾题小说名为《金陵十二钗》，但整个故事以石头城为背景，认为还是以《石头记》为名，方能总揽全局。他很欣赏“敲断玉钗红烛冷”这句诗，恰巧书中重要女性有一玉一钗，雪芹便题居处为“悼红轩”，以纪念他感情上的天路历程。联系到自家珠玑锦绣之盛、温柔富贵之乡的破灭，遂将著作题名《红楼梦》。当年，雍正自选近臣十来人，秘密登录佛门，自封师祖；乾隆则在承德避暑山庄示匠人照他模样塑成佛像；更有少数权贵信奉耶稣。雍正还养了一些道士。贵族思想有了变化，民间会道门也极活跃，反映在几部小说中，也各逞新奇，如《女仙外史》公然揭示“魔道”。雪芹自认经过“传情入色”过程，又将作品题名为《情僧录》。但他终认为《红楼梦》最能传达他的创作意图，书中早已写出《红楼梦》引子。“情天情海幻情身”，也已透露他主张性本能和人本体的思想实质。从命名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他把抽象的情感，用具体形象表达出来的意念。他写出在闺阁中为良友，在世道中必受嘲谤的主角，最能表现“意淫”说。他自知《红楼梦》也必然会受到万目睚眦的遭遇，在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他全然不顾。他经常衣食无着，他说：“有人给我南酒烧鹅吃，我就为之写书。”为了写书，他多么需要充沛的精力！他已写出后面的提纲及收尾的情榜。他的长辈畸笏叟，也在《红楼梦》稿写下批语，并见过后三十回草稿。但雪芹只写出八十来回，便遭到殇子的打击，忧伤过度，贫困无告，未能完成全部《红楼梦》，于壬午除夕，泪尽而逝。
（原载《中国古典小说词典》，1998年7月）
浅谈曹雪芹的风貌
现代国际上有两大显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莎学”和“红学”，东西相映，研讨热潮日高一日。
《红楼梦》已有了英、法、日全译本。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四大悲剧，将由卞之琳以诗剧的形式译出，实是令人鼓舞的事。这项工程，不久即可告竣。
为了便于和“莎学”对称，使其名实相符，“红学”和“曹学”可以说有并驾齐趋的势头。“曹学”理应向纵深进发。“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以及雍、乾时代历史的探讨，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是可以断言的。
有趣的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对这两位震撼世界的作家的身世，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弄清。虽说莎士比亚的出生登记，已经查出；他妹妹的住房也成为游客拜访的处所了；但人们也不把这些作为铁案看待。虽然“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专章论述，但还有人认为人类史上并无其人。不久前，中国也还有人论证《红楼梦》作者是“石兄”，而不是“曹雪芹”，至于“石兄”到底是什么人，却还是个问号。也有人用破译法和电脑，判断出后四十回作者同前八十回属于同一人的手笔，不过，还嫌说服力不强。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的是：二百年前确实真有曹雪芹这么一个人，他本名“曹霑”，字“雪芹”，号“芹圃”。这从他的好友敦诚《四松堂集·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可以得到证实。曹雪芹又字“梦阮”，这是从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得知的。
曹雪芹生于公元1715年，曹颙早卒，他的妻子是做过吏部尚书的马桑格的女儿，生了一个遗腹子（有康熙档案可证）。这遗腹子可能就是曹霑。康熙为了照顾曹家（因为曹家孙太夫人曾经是康熙奶妈之一），要曹继承宗祧。这样，曹就由叔父而成为曹霑的父亲。
在新发现的《五庆堂宗谱》中，没有曹霑的名字，却有颙子曹天佑的名字。曹在谱中则是曹荃（宣）的第四子过继给曹寅，曹天佑和曹霑很可¨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能就同是曹雪芹一人。曹雪芹生于1715年的说法，解放前由李玄伯在《故宫副刊》上为文提出，解放后由王利器发挥，目前同意这种说法的，较为普遍起来。当然也不能说已成定论。
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一诗中说：“曹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那么曹雪芹少年时代是消磨在南京织造府的。可见曹雪芹不是“乌有先生”，《红楼梦》是他的创作也就无可置疑的了，特别是前八十回。
遗憾的是，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留下来的着实太少，他活着时没有人为他作传；他死后，似乎也没有人为他写“行述”。幸好从他的好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的诗中，以及脂砚斋的批语中和稍后的一些笔记、小诗中，还约略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既然认为曹雪芹确有其人，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面貌风采，前人很少向我们提供，王冈画的像、陆厚信画的像、“天香庭院”中的小像，都证明不是他。我们不得不埋怨历史对我们未免太吝啬了！
我认为“雪芹”、“梦阮”、“芹圃”都是曹霑自命的别号。“芹”字也可以作“入泮”（考试得中）的象征来解释，《红楼梦》就有一句下联：“瑞云香护采芹人”。但是芹上压雪就不妙了，那就不会受到瑞云的护持了！
曹雪芹的朋友不约而同，都把他比作阮籍。阮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曾在日暮时，驱车到路的尽头，痛哭而返。他经常在邻居酒家喝酒，醉后便宿在那里。酒家妇生得很美，人们以为这就是阮籍宿在酒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当富贵人家晒书时，他把自己的内裤也拿出来晒，人们笑问他，他答曰：“未能免俗耳！”……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这样的人，自然不能见容于世。
而曹雪芹自号“梦阮”，引阮籍为同调，恨不生于同时，只好在梦中求之。可见他也是一个愤世嫉俗、不被世人所容的人，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内容上，我们也只能这样解释。
庚子敦诚联句：“行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捡案头《闻笛集》为题。此集乃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见《四松堂诗钞》中）松堂联句说：“狂于阮步兵（亦谓芹圃）。”这时曹雪芹已死。松堂还有两句：“弹棋罢夜枰，秋风醒大梦。”虽说是泛指，其中也必然包括曹雪芹在内。周廷尉得范忠贞公家藏的米南宫画的《一品石》，诸人在听雨楼鉴赏，并且各自题跋其上，可见这些人也都有拜石癖呢！曹雪芹必然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敦诚赠曹雪芹诗句曰：“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步兵也就是阮籍，挽曹雪芹诗中又说：“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从这里可知曹雪芹喜欢饮酒，诗作直追李贺的创新，更有屈原般的情思神采。
敦诚因祖先阿渝格的牵连，未能得到爵禄。同时，又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永序他的诗集时，说他“岂有不平之鸣哉？”他居处有“梦陶轩”，这和“梦阮”两字联系起来，便更可以看到他和曹雪芹不是一般的友谊，而是有较深的内心联系的。
综上所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曹雪芹的性格风貌呢！现在，不妨对他的美学概念，再说上几句。孔子说过：“绘事后素。”这话表达了孔子的美学观点。在春秋战国时代，能够达到了这样高度的水平，是不容易的。曹雪芹对它不但加以继承，并且有所发扬。曹雪芹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这里且不予多说。但有一点是必须一提的。曹雪芹最了解感情的价值。这和当时市民阶层抬头、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人价值的趋向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把《红楼梦》列为人情小说，可以说是慧眼独具。曹雪芹写人情不能不说已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深沉隽永，可歌可泣。在曹雪芹的笔下写实的、浪漫的、理想的，都在“素”的网膜下，结为一体了。曹雪芹达到以诗写真，以画写心的艺术造诣，不但为他同时代人所不及，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追上呢！
曹雪芹的美学是发自他的内心的，是他自身内心的积极表现。所以曹雪芹和《红楼梦》才能成为一个统一体。这也是人们总要把《红楼梦》作为曹雪芹的自传的缘故。
无可否认，《红楼梦》有曹雪芹的自传成分，我们不应着重追求这其中自传成分的细微末节，而应研究他精神方面的广度和深度。我们面对《红楼梦》，不能仅仅按照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观点来衡量他。曹雪芹不光是为我们写出人情风俗的历史，而且为我们写出最隐秘的矛盾。歌德使浮士德和海仑后结婚，曹雪芹使宝玉和黛玉相爱，两者都是表现对于理想的追求，因为都是要突破时代的束缚，因而最能震撼人心。人们都随着他们的命运而欢喜、而悲哀。中国第一部大悲剧，就是《红楼梦》。
这和曹雪芹的为人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从敦诚的《佩刀质酒歌》中，看到曹雪芹“酒渴如狂”，不惜以佩刀作价买酒来吃。他喜欢画石头，用画来消磨胸中的块垒抑郁。但是，他又不屑做宫廷供奉画师，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
这样，在仅有的一些材料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曹雪芹的风貌，同时也可能掌握到他思想的真髓。通过广泛的、长期的大家共同研究，将来的成果，必然会丰硕的。
（原载《说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8月）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曹雪芹的情欲观
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被世界公认为最伟大的作家。可是曹雪芹一生却只写下半部《红楼梦》，只留下两句诗，比起前两位来说，他的产量是最少的，但给人提供的比百科全书还要丰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部没写完的《红楼梦》，成了一个说不完的《红楼梦》。可见一部长篇小说或是长篇叙事诗，也像希腊神话似的，随时随地会呈现出新的光彩来，成为全世界人们欣赏的对象。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开始创造文明。文明之火也使人类升起心灵之火，曹雪芹描绘出来的正是这心灵之火。只要有人类在，心灵之火是不会熄灭的。所以，《红楼梦》热也会越来越旺……永无休止。
在曹魏时代，曹丕坐上了宝座，便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颁布了他的《典论》，要成为不易之论，要人们都按照他的理解去认识具体事物。后来，只有《论文》一篇留传下来，可也还没有成为典范。曹雪芹用十年时间写了《红楼梦》。他明白告诉读者，本书是一纸荒唐言，不合理数，也不合套路，只是一串诓语、一篇梦话、一段痴曲而已。他不使人作规定性的接受，这正由于他的深刻合理处。顺乎人情，人们自会接受。随着时间的增长，随着人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入，曹雪芹的艺术，就像埃及金字塔一般，它是在默默中筑起来的，却对后世旅游观光的人发散着强大的召唤力。人们还会使每块石头、每尺地基中和每个周围环节上不断有新的事物被发掘出来，被测绘出来。
二百多年前已出现“红学”这个词儿，还流行过“开口不谈《红楼梦》，读破诗书也枉然”的顺口溜。但也在二百年前，就有人把它判为“谤书”、“淫书”，皇帝和地方官都曾禁止过它，当然也都读过它。
曹雪芹对自己的作品，是持有自己的看法的。他预感到《红楼梦》不易被人所理解，所以才发出“谁解其中味”的慨叹来。他是喜欢庄子的洒脱的，但他也理解到庄子是在阐述自我。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脂砚斋所以评阅《红楼梦》，不也是企图帮助后人能了解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吗？对《红楼梦》从来就是众说纷纭。曹雪芹不是一位接受美学论者，他有自己的见解。他咀嚼过人生，他体会到人生味，他想把它说出来，和人共同吟味，重新咀嚼。
曹雪芹宣扬：女人是水作的，男人是泥作的，这本是老百姓流传的说法。老百姓还说地是靠水在载浮着。地球就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驮着。有气的地方就有水在，生命由水化生。清代贵族妇女的嫁妆都配有一台“犀牛望月”，还有嵌金嵌银的，在故宫博物院仍有实物可寻。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颐和园里的镇海铜牛，从而体会到水和牛的关系。
如果说老子发现第一自然，用五千言《德道经》来解释他的“天道观”；孔子发现第二自然，用《论语》（子张学派记录）来说明孔子的“人世观”；那么，第三个自然，也就是“情欲观”，应该推由曹雪芹发现得最为全面，他用《红楼梦》来表现它。曹雪芹揭示出来“情身”、“意淫”诸般论点，他曾经用十四个字来概括——“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发现了感情宇宙，感情的天地，感情的海洋，化生出感情的肉体来。感情是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伴随着意志、权力、相互支配、相互接受、相互了解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和金钱、商品等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充满着人情世故，人际关系超过了其他一切关系。在这样没有止境无可排遣的交接中，人们便以情感的内耗和人性的失落作为支付的代价。
贾宝玉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扭头便走，就是这个道理。这副对联，和“情天情海幻情身，情若相逢必主淫”正好反着个儿。
曹雪芹敢于为警幻仙姑称之为“天下第一淫人”的贾宝玉立传，没有涵天盖地的胆量，能做到吗？没有为提高人性素质而争到底的勇气，能这样吗？关于“意淫”，警幻仙姑认为只有宝玉做到了，但并没有作更多的说话。因为《红楼梦》会为之作注解。
曹雪芹曾自号“梦阮”，阮就是阮籍。像孔子梦见周公一样。曹雪芹也可以说是“从阮”了。阮籍，这人与众不同，邻家有个女孩死了，她生时很漂亮，和阮籍既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过从，但阮籍却为她送葬。他去吃酒的酒馆掌柜的妻子很美，阮籍酒后常常卧在她旁边睡着。掌柜暗中考查，什么事也没有。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也要为她送行。阮籍这种心理行为可以认为是“意淫”的滥觞。阮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苍白的五陵少年，他更不是一个逐酒寻乐的浪荡公子。他是一个充满理想有大抱负的人，阮籍为我们提供了与曹雪芹同调的历史人物。曹雪芹提出“情身”，可见他是主张灵肉一致的，他不同于柏拉图式的恋爱观。从他笔下写出贾宝玉泛爱众而心劳，情专一而泪尽；心劳而无补于人，泪尽而自我毁灭。《红楼梦》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它揭示出作者一个迈古超今的大主张，也就是曹雪芹的“情欲观”。王夫之曾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欲即天之理”，天理就是人欲。戴震则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他认为“欲、情、感，都同感接与物”。戴震比曹雪芹要晚些，但他们的时代背景，都在一个平面上。他们无异为《红楼梦》作了哲理性的评注，作了脂砚等人所达不到的评注。至于“食色，性也”这句话，不管是王侯老爷，还是贩夫走卒，都能张口说出。曹雪芹是任性、适情、认理的人，但人们反以为他性格乖张，不适世故。实在由于曹雪芹反对矫情。例证之一，比如把茄子做成茄鲞，要费十几道工作程序，做出来使种茄的人瞠目结舌，认它不得，吃不出茄味来，连说：“罪过！罪过！”使一个鲜嫩的茄子经过了十几道轮回，脱化成为茄鲞时，早已失掉了茄性，成为另外一个负数的茄子了。例证之二，“大观园”里出现“稻香村”一景，从贾政到清客都连连夸好，众人也想要宝玉说好，可是宝玉偏不。因为这种田庄，是穿凿扭捏而成，非天然而为。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他借宝玉之口，反对矫情。曹雪芹主张自然，任性适情。对一般事物如此，对爱情更是如此，诸凡穿凿、扭捏而成的，他最为痛恨，都深恶痛绝。他最反对因袭理数。
关于《红楼梦》闹过许多悲喜剧，有人把它作鸦片，要输出它去贻害外洋，有人把它作为女皇的垫脚石，但历来也有各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抒发他们的劳动成果，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欣赏理解这部惊天动地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的可贵性，还在它不仅在思想的长河里划动前进的筏子，而且用形象来说明问题。《红楼梦》中几乎没有任何说教，出场的和尚、道士，以及清客（腐儒），几乎都是否定的人物，只有警幻仙姑的话，才最具有权威性。因为她是情欲观的代表人物，是代表情欲的女神，是万艳千红的表率，但她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她的妹妹引见给宝玉，教他们并不是按照仙家箓条行事，而是从人世间的自然活动开始。
莎士比亚借角色之口，来表现他演说的天才，这一点，已使托尔斯泰感到不耐烦。而托尔斯泰更有意思，他常常以作者口吻来解释他创作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却牢牢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他们的内心作出无微不至的跟踪。人们愈读愈发现它剖析得深透，表现得细腻，点拨得惊人。凭着这一点，使《红楼梦》永远站在艺术的峰顶上，而且会越来越受到人类的欣赏和了解。
（原载台湾《中华日报》副刊，1991年7月17日）
曹雪芹和孔夫子
看一个人的传记或者是传记文学，不管它所写的事迹是平凡的，或者是离奇惊险的，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了解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本质。比如，我们读《鲁宾逊漂流记》，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荒岛上的生存奋斗；同时又会感到作家笛福的思想，是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要求向外开发的思想反映，至于笛福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倒成为次要问题了。
若有人要为笛福写传，或者以他作主人公来敷演小说，我以为弄清时代所赋予他的思想特征，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的话，也许会使笛福的刻画受到损害，看不出笛福的真正形象来。
当然，任何小说家都不会把哲学论文插入作品中来，以求阐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尽管巴尔扎克喜欢演说，托尔斯泰好发议论，然而他们还是留下更多的笔墨由书中的人物行动来表现，而尽量隐蔽自己的观点。曹雪芹恐怕更是这样。借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喜欢运用“不写之写”的艺术手法。这样一来，我们对曹雪芹的思想做点“钩沉”工作，似乎是可以允许的了。因为，一部作品必然是受作者对人物和社会的看法，也就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
由此，我常想到，曹雪芹对孔子的思想到底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和吴敬梓一样，反对科举，反对俗儒。曹雪芹甚至表现得更加明确。可是，曹雪芹又借宝王之口说过“孔夫子”是“亘古一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是基于他对“明明德”三个字的理解上。要阐发“明明德”的含义，不妨从“四书”、“五经”里来找根据，似乎更可靠些：任谁都会承认曹雪芹是读过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必读书。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又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些话在封建时代，一般士子都会记得很熟。但在各人脑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大一样。尤其会使一些人从中得到启发，甚至成为自己思想的新起点，而与私塾教师的启蒙课背道而驰。五材“杂以成百物”的思想是与古希腊和印度的哲学家的认识相通的。也就是，指出事物是由几种原素组成。“以他平他”的意思，换成现在的流行话语，即是使彼此维持平衡。
史伯又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建九纪以立纯德”。“九纪”中包括金、木、水、火、土这“五材”。“材”就是“素”，在古代有与“原”、“质”相近的含义。材的“德”，也就是“素”的“属性”的意思，因为“德”字最早的含义，是指“物”的“本性”说的。“纯德”对“素”来说，是指“素”的特性，即“纯粹”的属性，也就是原本的属性。从这里，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最古的哲学概念中，是用“德”来概括物性的。“物”的“本性”不受蔽弃，或说焕发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谓之“明德”，即物的本然属性。
马王堆发现的帛书《德道经》，把“德”放在“道”的前面，这就对了。老子哲学的本来面目，正是先说“德”，再说“道”，即先阐明事物的本然，阐明“物”和“性”的统一性。明白这种规律，按此规律行事，才是“道”。《德道经》的发现，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老子哲学的某些传统看法。
从《尚书·洪范》“乂用明”和“攸好德”的语义上，也可以反映“明”和“德”的古老联系来。对“物”的本“性”有了认识，就谓之“明”，反之就谓之“昧”。“昧”也就是“暗”。“乂”通治，使事物本然显示出来才能得治，使事物的本然不受损害，才能达到治。“治”与“理”通。
《大学》开头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是指事物的本性，未被蒙蔽的本性。而“明明德”，则要求人们去揭示那些原已显示出的事物的本性来。《大学》的目的正是为了穷极事物的“真理”（至善），穷极事物的“真理”即是“明明德”。《大学》思想中的这个认识的动机是什么，在这儿不必探讨。如何成为孔子的思想，在这儿也不作探讨。我只想到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唯独对“明明德”这三个字加以肯定，这说明曹雪芹对“德”的理解是按古代哲人史伯这一派的解释发展下来的。
处在新旧交替时代中的曹雪芹，提出了“明明德”，正是要求重新认识那些本来被人们认为已经认识的事物。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也就是说，他主张对事物要还它以本来面目，不要按老“规矩”、老“套头”来行事，而要对历史作重新的估价。借“明明德”以阐发自己新的思想，这种做法，正和戴震从解释《孟子》字义来阐明自己的唯物思想一样，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另外，我以为也正是曹雪芹对“明明德”一语感悟至深，因此对说出此话的孔夫子才赞誉为“亘古一人”！
当然，曹雪芹和戴震也并不完全是假借孔子和孟子的名义，来宣传自己的思想的。但也很难想象，思想的传统影响和历史生活的局限，在他们身上已经得到全面的突破。但我们不妨说，是曹、戴二人，取得古代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这个“内核”，几千年来被人们囫囵吞到肚里去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戴震、曹雪芹等人开始把它取出来，要揭示出它本来的面目。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哲学家戴震和文学家曹雪芹在思想上的某些共同点，和勇于探索的性格相近的特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