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议他们喝两杯。副官拿来了一听黄油、面包片、魟鱼干、黑鱼籽和米酒。在吃喝过程中，李问迪安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你真的认为联合国能最终取得胜利吗？不可能，他自问自答道：在北朝鲜人处境最困难的时候，联合国都没能取胜。北朝鲜军队最主要的运输问题，已得到解决，现在只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那就是The Inmun Gun [ 译者注：此为朝语人民军的发音。 ] ，朝鲜人民军。
迪安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忙于吃喝，根本顾不上谈正事儿。“这黄油太棒了，面包片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鱼籽和魟鱼干也很不错。我不太喜欢米酒，不过我还是喝了两小杯。”
次日，一位姓吴的上尉让他写个材料，证明他没有挨打。“这对我们首长有好处，他想和你交朋友，并礼貌待你，这对我也有好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首长会受到惩罚的。”
迪安答应了。事情果然如此，那天晚上，迪安正准备就寝，听得屋外有人在谈话。他看到一帮人挎着照相机，走进了卫兵的营房。打头的是一个西方人，他径自走到迪安跟前，笑着伸出一只手。“您好，迪安将军，我叫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握了握手。在这里会碰到另外一个欧洲人，他高兴得和他拥抱起来。“你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我来这里是想了解您被俘的经过。请进来坐下谈好吗？”他指着窄小的卫兵室里中间的一块地方对他说。
他们两个在地上就座，地板采用朝鲜式的取暖方法。一些中国和朝鲜新闻记者很快带着笔记本围拢上来。眨眼功夫，地板就发热了，他们俩只得坐在毛毡上，即便如此，仍是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开始吧，”贝却敌说，“我想知道您对目前的战争形势有何高见？”就从1950年7月以来谈起，“我先给您一个时间范围，简要提示一下。”迪安惊愕地得知1950年联合国军向北推进了多远，又被打退了多远，第二次又向北推进了多远。1951年5月以来，战线基本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
贝却敌给他讲述了一个俄国发言人如何提出停火协议，讲到开城会谈的细节以及美国飞机袭击该停火地区，几乎中断了谈判。现在双方又恢复了和谈，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机场建造和解决战俘问题。在列出合适的战俘名单方面也还存在麻烦事，不过这个问题在12月底会得到解决，停战协定也会随之签署——“如果你们的空军不再挑衅，贵国人民能够阻止李承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李承晚是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停火的。”
贝却敌确信，美国人民和美国陆、海军期望和平，“但是你们的空军和李承晚却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停火。”他从兜里掏出一瓶戈登产的杜松子酒，“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请您谈谈你是如何被俘的吧。这里实在是太热了，不过我想喝点这种酒也不会有什么事。”找不到酒杯，贝却敌干脆连酒瓶子一块递给了迪安。他勉强地呷了几口。贝却敌、吴上尉和那位中国摄影师轮流喝将起来。
迪安花了3个小时讲述他的被俘经过，因为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得通过吴上尉翻译之后才能进行记录。
这时，一瓶酒已经几乎喝完了。“昨天，我冒昧地摘录了您写给妻子的信，”贝却敌说。
迪安恼怒地问道：“难道说那封信落到了记者的手里？”他写的信纯属家信，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人的事。
“我也不想提起您不想提起的事，”贝却敌边说边在本子上划掉了一些笔记。
俩人又回到了迪安的小屋，在那儿，将军抱怨说，每天只允许他活动一刻钟。
“您每天散步吗？”
“不只是散步，我还想进行日光浴。但是我想站一会儿他们都不同意。只有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站起来。”
贝却敌感到不可理解。“我觉着那不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这不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准有某种差错。”
“直到昨天我才得到了一支铅笔，我还担心他们会要走的。”
贝却敌递给他一本书，巴斯托夫斯基著的《短篇小说选》。
“别给我那个，贝却敌先生，他们不会让我读任何东西的。”
“您可以留存这本书，我已经争取到了指挥官的同意。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您的铅笔拿走。我还想让您知道，您的名字已写在了两天前提交的战俘名单上面。您妻子获悉您的情况后的喜悦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
贝却敌答应迪安，他返回板门店以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妻子写信。“我会告诉她，我见到了您，您目前处境不错。她会像东方人那样学着做米饭，做泡菜，这样在您返回故里，就可以吃到您想吃的饭菜了。”
经过长时间的采访之后，摄影师们给坐在地板上的迪安和贝却敌拍了几张照片，还给迪安照了几张象征性运动的相片。贝却敌一行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了。几个小时之后，吴上尉来了，非常客气。12月20日李将军曾探望了迪安，吴解释道，因为那天是斯大林的生日，是个应该庆祝的日子。23日还将有更多的庆祝活动，这是迪安夫人的生日，迪安曾经跟李将军提过此事。要是其他战俘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好了，迪安这样想。
距迪安住所大约100英里的北方，许多普通战俘已被遣返回满浦。卫理公会牧师拉里·泽勒斯没能认出这个地方，马路上的路标不翼而飞，只剩寥寥无几的几栋楼房在风中摇曳。11月27日，战俘们被告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关于停战分界线和最后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们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到圣诞节，战争可望结束。”不久，一位朝鲜将军举办了一次豪华的午餐盛会，款待英法两国被俘的外交官。就餐过程中，这位将军让英国使节维维安·霍尔特上尉给金日成写封信，为受到这样良好的待遇表示感谢。维维安·霍尔特曾亲眼目睹了死亡进军途中的血腥与残暴。
霍尔特耐着性子听着，然后冷峻地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了许多违犯国际法和外交公约、惯例的非人道的待遇。您希望我在感谢信中把所有这些细节也都禀报给阁下吗？”
“请不要这么说，”将军非常窘迫地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是出了一些差错，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给予你们以适当的待遇。”他没拿到霍尔特上尉的信，便空手离去了。
这时，贝却敌已经把他拍摄的底片转交给了合众社，并且向其他新闻界人士介绍了他采访迪安的详细情况。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一种朝鲜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在林中散步等照片迅速刊登在美国各家报纸上面，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使李奇微感到恼火的是，连《星条旗报》都用了二版的篇幅详细报道迪安的事！看上去迪安好像是住在一个糟透了的旅馆或是大饭店里。该报主编当即就被解雇了。
3
中国人为第2号战俘营的美国和英国战俘提供了许多五彩盒，里面装有儿童绘画颜料，让他们为圣诞节的装饰作准备。门上挂的小木牌很快就做出来了，上面写着：“全球和平，祝您好运”，“圣诞快乐”，“新年好”和“1952和平年”等祝福的话。每个小屋内外装饰一新，似乎要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为了完成圣诞节的图画，”上尉丹尼斯·兰克福德，一位皇家海军战俘，在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圣诞节时说：“圣诞节前夕，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第二天清晨，大地山野一片银装，当我们透过晨曦，从小屋里凝视着外面清新洁净的皑皑白雪，许多人的喉咙都被梗住了。我们的监狱小屋掩隐在白茫茫的冷杉丛林之中，看上去一定非常像一幅圣诞卡上的图画，但今年我们却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兰克福德和其他人组成了唱诗班，到每个监房巡回演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大伙在听《圣诞之夜》那首歌时，一个个硬汉子们脸上挂满泪珠的情景。他也不会忘记在临时搭成作为医院的小木棚里，那些躺在地上的伤病员对他们的到来默默无言地欢迎的感人场面。“我知道，他们许多人不曾会想到圣诞老人会再次出现在他们的小屋里，就在他们同胞之间。”
还有传统的宗教节目，由战俘们表演了耶稣诞生剧。“这时，中国卫兵们也都凑上来看表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从未见识过西方人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一个个面无表情，但是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其中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故意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而那些农民出身的卫兵却不同，他们尽管听不懂，却也是看呆了。”兰克福德通过认真观察后断言，几个月来他们试图给战俘们强行灌输共产主义理论的努力，在圣诞节那天全部付诸东流了。
对兰克福德来说，这种友好的态度为时不长，两天之后就结束了。他被带到了镇子边上的一间朝鲜人的空房子里，然后卫兵对他说：“在审讯期间，这就是你的新家。”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审讯官带着翻译走进来。“你是一个间谍、阴谋破坏者，特工人员！”他大声嚷道；“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战俘，你是个战犯。”
兰克福德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审讯官把一张纸和一瓶墨水推到他跟前，“你现在写悔过书吧，你要在你写的东西上签名，以此求得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宽恕。”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如果你选择作一名和平卫士，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兰克福德赶忙解释，他本是战舰上的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只负责制作海军图片和新闻短片。他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
“让你写你就写！”审讯官命令道。然后就和翻译一块离开了。晚上他们俩回来的时候，见到的仍是一纸空白。审讯官反复威胁他，如果拒绝合作，对他没有好处。他们折腾了一夜，每次命令兰克福德写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句话：“我不会写的。”
夜幕就要退去的时候，那张纸仍旧是一片空白。“我看你需要运动运动了，”翻译对他说道。在他俩走进冷杉树覆盖的山丘之后，中国人冷静地做兰克福德的工作，说他不自首是愚蠢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兰克福德吃惊地得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炒鸡蛋。他索性又要了点米饭，不顾一切地吃了下去。然后，紧追不舍的审讯又开始了。“即使让我在这里呆20年，我也不会写悔过书的，”兰克福德说道：“因为那不是事实。”
“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还真有可能和我们呆20年。”
几天来，两个中国人不停地强迫兰克福德写悔过书。最后，审讯官告诉他，在48小时之内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查。“你写篇检查算了，但是如果你不老实，你会受到志愿军的处罚。”
过了一会儿，中国人返回来后，发现他还是什么也没写。这次，他被警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枪毙了你，你方指责我们暗杀了战俘也没用。我们的回答是：你是一个间谍。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力处置你。”
“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兰克福德回忆道，“但是任何威胁都无助于事，我绝不恐惧，也不在乎什么，我只会变得更骄傲。”
两个中国人命令兰克福德坐在他们的对面。“现在我们要你老老实实地认错，我们建议你还是写为好。”
“鉴于他们拒绝听我对我在海军真正的工作的解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中国人看着我写得潦草难认，甚为不快。”
但是，当他们看懂了我写的材料，便大发雷霆。审讯官抄起稿子，撕了个粉碎，把一团碎纸朝兰克福德的脸上扔去。“你浪费了人民的墨水，用坏了人民的钢笔尖！”
当翻译离开了屋子，审讯官脱下一只笨重的高筒靴子，劈头盖脸地朗兰克福德打起来。他挥舞着像印第安人常用的棍棒一样的靴子，一遍遍猛击兰克福德的头部。过了一阵儿，像是一台机器关闭了电门，他无奈地穿上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
天黑之后，两个人回来了。“你知道，”翻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不虐待俘虏。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体罚了。”
“那为什么要用靴子打我？”
“你撒谎，你什么时候挨打了？你又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假话的罪行。就冲这一点，你就该受到惩罚。今晚你就这样立正站一夜。”
起初，他感觉还好一点，可是越往后越难受。两个审讯官和两个卫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的膝盖疼痛难忍，全身依偎在墙上。一个卫兵立刻冲上前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木头棍子，朝他的小腿就打。他摔倒在地上，痛得满地翻滚。另外一个卫兵则用棍子打他的肩膀和脖子后面，直到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为止。
整个通宵，每当兰克福德站立不稳、膝盖上就会重重地挨上几棍子，使他翻滚在地上。他的腿实在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最后，他只得在雨点般的棍棒下爬在一个墙角，靠着墙支撑着站起来。他已无力抵挡一阵紧似一阵的棍棒。他就这样撑到了天亮。“不用我们动手，你就会垮的，”翻译不断地叨叨着。第二天一整天，除了中间有几次极短暂的机会可以蹲一会之外，他不得不站在那里，稍有晃动，顷刻便是一顿棍棒。最后，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做了个记号。你想说什么？翻译问道。 “蹲在那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兰克福德真希望他们当时能暴跳如雷。可是，他被告知，“你污辱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要付出代价的。”之后，审讯官和卫兵们就离去了，让兰克福德去捉摸他将付出什么“代价”。那天晚上，他睡得香极了。
4
战场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范佛里特指示其各军司令官：“使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作好通过伏击的方式捉拿战俘，采取行动的准备。但是在板门店方面的进展不大。新年之际，乔伊上将对美国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六个月之内，”他说，“在争取体面、公平和稳定的停战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战壕里的战士，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战俘和对于在国内期待着的你们来说，是痛苦和缓慢的。可是，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第二天，他的小组代表提议，应该允许所有的战俘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抵制，转天，李将军就做出答复，说这个提议是无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此野蛮的基础上交换（战俘）是荒谬和毫无道理的，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方面谈判团成员柴成文上校补充道，允许所谓的“自愿遣返”，即把联合国部队扣留的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很危险的。很自然，他们应交还给中国。一天天过去了，共产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并颇有道理地说这种做法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直到1月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在停火谈判全体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在过去的每一天，”乔伊上将忧伤地在日记中记道，“越来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共产党想实现持久的停火，当然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急于表现出的良好的愿望。”停火仍看不到希望。
报界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月初，李奇微仍对报纸刊登迪安将军和其他战俘照片的事耿耿于怀，禁止联合国军方面同共产党记者友好接触。他还攻击盟国的一些记者：“不要滥用新闻舆论工具来达到与敌亲善的目的，”指责他们“在同自己的敌人携手和交流。”
艾伦·温宁顿在李奇微发表声明后的次日早上，乘坐吉普车来到板门店。此时，气氛相当紧张。“有非常之多的‘联合国’新闻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温宁顿报告说，“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人带头。”
《时代》周刊远东分社负责人德怀特·马丁大胆地向不许与敌友好禁令挑战。他在《工人日报》记者身边走来走去，“艾伦，去遛达遛达怎么样？”他大声地嚷着，以便让陆军准将纳科尔斯听到。
当温宁顿和马丁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他俩。他俩走出一百多步后又回来了，马丁掏出一瓶酒，拔去塞子，递给温宁顿，他啜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马丁喝了一口酒，大声喊道：“老子们就这样了，滚他妈的军方！”
他在下一期《时代》周刊里写道：“夏天以来，联合国新闻记者进退维谷。他们发觉在板门店每天都会看见的那些共产党方面的记者们，他们有很好的停战会谈的消息来源，而联合国军的新闻发布官所提供的则是些很简单的消息。甚至在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宣布已提出建议之前，联合国记者们就已经从像伦敦《工人日报》的艾伦·温宁顿和巴黎亲共产党的《今晚报》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那里，获知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建议的反应了。”
《纽约时报》也称，共产党的记者知道板门店会谈的一切事情。“然而，盟军却认为，不能让联合国的记者们发表同样的消息。”
《记者》杂志的乔治和鲁思·巴雷特引用过美联社一位老记者的报道：“如果艾伦·温宁顿不在，我们大家就只好写些浮浅的东西，想起这事我就愤愤不平。”于是，不许与敌友好的禁令被搁置起来。
内华达编辑会议在评论这种形势时，合众社的罗伯特·C·米勒宣称，美国公众经常指责报纸新闻失实，那些指责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能够告诉他们有关朝鲜的事实真相……除非军方的新闻检查政策有大的变动，否则，我们就无法改进对有关战争事态的报道。联合国消息来源要么否认，要么对共产党提供的消息不加评论，而在几个星期之后，终究还是承认了事实，只是为时晚矣。”联合国在一场被称之为“冷战”的斗争中，对共产主义发起了殊死的、代价昂贵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就是事实。”然而，编辑和出版者却发表的是些纯属编造的朝鲜故事。“我们之中许多人在发表新闻时也知道这些新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写，因为这些素材都是由军队司令部负责发布的官方消息，只有这些消息才能公开发表。尽管有关负责人士也都知道，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
第十部 集中营里的战争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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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朋友乎？敌人乎？
第37章 “一塌糊涂”
第38章 “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
第36章 朋友乎？敌人乎？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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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2月底）
1
1月底，一名海军直升机飞行员，军士长杜安·索伦，救出了另－名海军飞行员。当时，这位飞行员落入离北朝鲜东海岸不远的冰水里。这一大胆而别具一格的援救行动使他赢得了声誉。索伦使用自己设计的专用器械（两年前，他实施过一次类似的营救，但未能成功），与他最亲密的同事厄尼·克劳福德一起，将这位失去知觉的飞行员从公海上打捞上来。2月初，又一次本应是轻而易举的搭救行动却归于失败。这次也是打算从敌方领土上救出一位海军飞行员。一名陆军上尉登上索伦的 “罗切斯特”号，他是驻在附近小岛上的陆军情报站站长。他告诉索伦，他在北朝鲜的特工已救起一名几星期前被击落的海军飞行员，名叫埃廷格，现已将他偷偷运往海岸。
先前的计划是打算将这位飞行员用小船运出北朝鲜，但眼下该飞行员健康状况欠佳，需改乘一架直升飞机。此项计划业已得到第7舰队司令马丁上将的批准。那位陆军上尉对索伦说，他的特工将趁夜色把埃廷格送到一条山脊上。该处是一片丘陵，距东海岸约10英里。他们将燃起三堆篝火作为引导，飞机的降落点是位于中间的那堆。由于目前的直升机不可能执行这样的夜间行动，索伦于是打断上尉的话。“告诉我那里的情况”，他对上尉说， “然后我再说说我们是否打算以及怎样去搭救他”。
某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该上尉的特工们也许已被抓获，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陷阱。但在真正执行一项援救计划之前，这是需要得到进一步证实的。上尉执意要派他的一名部下代替索伦那位经验丰富的同事去履行这次使命。这名谍报军官名叫内勒·富特，是两栖登陆指挥中心的一名中尉，外号叫“鸭嘴”。他曾与朝鲜特工一道工作过，知晓供应物资的贮藏地以及战线那边的安全区。他还是一名跳伞好手，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为敌后特工在中国作过战。
2月7日黎明前一小时，内勒·富特来到索伦面前并通知他说，埃廷格是躺在担架上的，不适宜用升降机搭救。他把地图坐标指给索伦并说，朝鲜特工一听到执行任务的飞机发出由远及近的盘旋声，就立即点火为号。然后他们会把埃廷格带到一块适合直升机着陆的平地上。说完，内勒·富特就去更衣，快吃午餐时才返回。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两名水手，每人扛着一只又大又重的纸皮箱。内勒·富特解释说，这是为特工们准备的美国香烟、威士忌、以及罐头食品。
“我们可不能带这些笨家伙！”索伦吃了一惊。
“就带一箱怎样？”
“好吧，真见鬼，快搬上去！我们已经迟了！”护航机在头顶上吼叫着。“我什么时候叫你抛掉它，你就得照办！”
绿旗举起来，飞机开始起飞。索伦告诉护航机机长说，他打算在10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海岸线，然后保持该高度直飞营救地。地面上那些突出的标志历历在目。索伦向内勒·富特询问飞机降落地点。“就在晨远处山脊的背面”，他回答道。
“那得有60英里远！”索伦惊叫起来。其实，目标就在前面7至8英里处。索伦突然意识到他这位同伴对该地区并不熟悉。
一股浓重的烟雾呈圆柱状从一道山谷里冉冉升起。索伦开始盘旋而下。在距地面几百英尺处，他发现了伫立在白雪皑皑的稻田中间的目标，“这是我们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他说道。“马上扔掉你的箱子，快！”他没有听到回答，但他想内勒·富特肯定会照办不误。此时，索伦正全神贯注于作螺旋下降。在站立着的埃廷格身边并没有担架或毯状物的迹象。很显然，他是可以用升降机搭救的，而且很可能他正期望这样做。现在，索伦只好设法将他的飞机降落到埃廷掐站立的那块梯田下方的梯田里去。由于没有他的老练的同事的帮助，他只好自己来调整飞机右轮，以免它落在梯田较低的那一侧边缘之外。
昨天夜里，有特工通知埃廷格说，原本打算用升降机搭救他，谁知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他正患肺炎，两只鞋不知丢到何处了，以致几乎无法步行。当埃廷格摇晃着身躯走向直升机时，内勒·富特对他全无表示。他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机舱里，卡宾枪横放在双膝上，两眼呆呆地出神。埃廷格走到直升机前，试图攀上去。内勒·富特一把扯住他的衣服，将他连拉带拽地拖上飞机。由于内勒·富特没有扔掉那只沉重的箱子，埃廷格进入飞机时他也没有挪动一下位置，以致直升机难以承受埃廷格的体重，它的头部猛然前倾。索伦只好作紧急拉起，以免直升机的水平翼撞上高处梯田的边缘。这一突然起动使水平翼失去了控制。不等索伦将水平翼恢复正常，直升机已飞进一道浅谷，山谷的两壁将飞机水平翼撞得粉碎。
索伦回过头去，见埃廷格正蜷缩在横陈着超载货物的机舱后部。他通过无线电向正在上空警戒的突击队长报告了出事经过。此时内勒·富特登上20码开外的一座小山丘，激动地呼叫起这个行动小组的密码代号来。随即响起一阵轻型冲锋枪声。内勒·富特扔掉卡宾枪，举起了双手。
三名身穿北朝鲜军装的人从附近一小片树林走出来。见他们没有朝直升机射击，索伦想这大概是几名游击队员。他向突击队长电告了地上所发生的事。他估计朝鲜特工很可能将他们带往山里。“如果发现有人从聚居区向我们接近，恳请你尽一切力量击退或阻止他们”。他随即关闭电台，走到埃廷格和内勒·富特中间。内勒· 富特正徒劳地想同三个朝鲜人交谈点什么。这三个朝鲜人，两个不满20岁，另一个佩带着中士徽章。
“是他们把你带到这儿来的？”索伦问埃廷格。埃廷格说从未见过他们。
“你认识他们吗？”索伦转向内勒·富特。
“我怎能认识他们？”内勒·富特回答道。
索伦不由地想起那位陆军上尉临行前向他作过的保证。他曾说他那些能干的下属熟悉“该地区里所有的自己人”。不过，索伦觉得此时已没有必要再提及此事。他猜想这三人一定是接受了朝鲜特工的命令，否则，他们早该下了三位美国人的左轮手枪。另外，三名美国人大提琴重奏般地窃窃交谈，似乎也未引起那位朝鲜“中士”的烦恼，相反，他的表现就如同一位朋友。
几分钟后，中士示意他们离开，由他在前面带路。他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下树木丛生的山坡。树林的尽头是一片荒芜、铺满了积雪的坡地。就在此时，索伦朝中士“嗬”了一声，用手势表示说，如果他们走到前面的空地上，头顶上的友机就会向他们扫射。中士带领大家迅速返回树林，躲到溪水两旁的堤坝后面。不一会儿，一架“海盗”式飞机射出一排20毫米口径的子弹，给洁白的坡地镶上一条几百码长的花边。子弹的响声如同爆米花一般。
第二架“海盗”式飞机出现了。索伦估计敌人的队伍正向他们靠近。接着响起一阵轻型冲锋枪和来福枪声，从而证实了这一判断。索伦从堤坝后面抬起头来探视，视野所及未见敌兵。但是，被“海盗”式飞机射出的枪弹所溅起的雪片离他这样近，却是他始料不及的。弹片嗖嗖地呼啸着掠过树梢，索伦赶忙压低了头。中士提醒他注意不要四下张望。索伦这时才相信此人一定是一位友善的特工。索伦问埃廷格，搭救行动前他被关在何处。
“就在距前面村子不远的一间屋子里。”
如果中士与特工们是一伙，很显然，他不知道应如何处理飞机被撞之事，也不会带他们去别的地方。索伦指一指刚才响枪的方向，比比划划地表示有部队正朝这里移动。接着他又指了指自己腰间装手枪的皮套。中士马上除下索伦和内勒·富特的枪。
“为何要提醒他这么做？”内勒·富特闷闷不乐地说。“现在他很可能要搜查我，我还有手榴弹呢。”
中士从内勒·富特飞行服的下部裤兜里敏捷地摸出几颗手榴弹，然后又瞥了瞥索伦与前者一样鼓鼓囊囊的裤兜。索伦摇了摇头。中士点点下巴，没再费功夫去搜他。
解除内勒·富特的武装，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大好事，索伦这样想。内勒·富特的言行举止至少表明他神经系统正常与否很成问题。两名年轻的士兵在紧靠堤坝和三个美国人的地方坐着。中士自己在树林里找了根圆木，然后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呆在那里，等着飞机飞走。
在等待的时候大家都陷入沉默。内勒·富特坐在地上，耷拉着脑袋，两眼直直地盯着两脚之间的地面。埃廷格两臂交叉搁在双膝上，头疲乏地枕在上面。他费力地呼吸着，身体十分虚弱。一次他抬起头，满含悲伤地说：“真抱歉，是我让你们陷入这步田地的。”
“不是你的错，”索伦说，他始终站着。埃廷格问升降机是否真的坏了。“没有，”索他回答道，“我们以后再谈。”中士是朋友抑或敌人，仍然无法判明，而且，当着他的面谈论该问题显然并不明智。内勒·富特坐在那里，两眼继续盯着地面，好像没有听到索伦和埃廷格谈话似的。这时索伦已经肯定，内勒·富特先前关于埃廷格身体状况的描述是故意说谎。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取代索伦那位老练的同事以参与这次行动。
天上的友机始终保持着警戒，地上的敌军不得不隐藏起来。几个小时过去了。埃廷格、内勒·富特以及两个年轻战士，在中午温暖的阳光里不时打着盹儿。索伦和中士不敢掉以轻心，两人依然清醒得很。太阳消失在山的背后，最后一批护航机已开始返航。又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朝这边走来，前面的一位身穿北朝鲜将军服，后面的一位身着便装，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正是他们安排了这次营救行动。在向埃廷格表达了计划未能成功的歉意之后，将军指示中士和所有在场的人一起步行到山坡下的村子里去。
一群愤怒的村民一面挥舞着棍棒和草耙，一面发出威胁性的怒吼。中士向他们说了些什么，这群人才停止向美国人靠近。中士和索伦排成一列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狭窄的小路往山下走。内勒·富特急走几步与索伦并行，用头向后点了一下行走困难的埃廷格，“这狗娘养的废物让我们上了圈套。”
“你他妈干的好事”，索伦脸上格外平静，“如果你不对我说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谎话，或者你按我的吩咐及早将箱子扔掉，他现在早就躺在‘罗切斯特’号的病号间里，得到急需的治疗了。”
他停下等着埃廷格，看看是否需要照应。埃廷格并不需要帮助，只是走得太慢，赶不上前面的人。中士有意放慢脚步。这使索伦和埃廷格得到了增进彼此了解的机会。埃廷格说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三位朝鲜人，但他相信他们肯定是在按两名特工人员的命令行事。就是这两名特工将他带到营救地点的——现在他们又把他带回来。
中士让美国人在一座小楼前面停下，自己离开了。该建筑物看上去像是某部队的总部或某城镇的公所。外边没有卫兵，办公桌旁坐着的那个人也没佩带军衔。进来几个好奇的村民，盯着这些美国人上下打量，但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敌意。
不一会儿中士返回，将美国人带往附近的一所房子。他们被领进楼上的一个房间，那位将军和他的翻译官正在里面候着。先送上来吃的东西——几大碗味道精美的鲜鱼汤。内勒·富特的那份儿他没有吃，索伦和埃廷格高兴地分而享之。
将军想知道直升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索伦明白，对此问题的答复须格外小心。很显然，面前的两位正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至于他们真正属于哪边尚不得而知。同样，也不能指望埃廷格知道得更多。有可能那些真正亲美国的特工已被逮捕。由于从他们身上获取了足够的情报，双重间谍们想乘机打入美国情报网。救出一个桩击落的飞行员——埃廷格——旨在使美国人相信他们既可以信赖，又胜任工作。
现在，索伦总算明白过来。内勒·富特并不认识特工中的任何人，也从未在这地方开展过工作。尽管面前这两位朝鲜人表现得十分友好，但索伦仍难以决断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因此，一件事是绝对必要的，即决不告诉他们飞机出事的真正原因。
“引擎出了点问题”，他说，“好像一个活塞坏了。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难以承受超载的重量。”
从脸上的表情看，两个朝鲜人对事情的变化的确流露出不少歉意，也许他们正为此大伤脑筋。因为不管出于何因，他们显然乐意看到埃廷格的被救和带出。不过索伦深信，他们期望营救成功，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不是为埃廷格着想。
朝鲜人陷入困境。“他们现在须考虑将我们仨怎么办”，索伦回忆道，“如果他们外表上忠诚于北朝鲜而实际上为我方服务，他们当然要为三名美国人的到来寻找出适宜的借口。如果他们果真是北朝鲜的人，我亦能感到某种欣慰。因为我个人的不幸至少有助于阻止敌人对我方情报机关的渗透和利用。”
两位朝鲜人在一起商谈了许久。那位翻译官——一个姓全的老百姓——转身对索伦说：“我们的中士称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士。”
“能被了不起的战士视为了不起的战士是一种荣耀”。翻译官将这句话译给中士听。中士坚定的目光在索伦脸上停留了一会儿，一言未发就走开了。索伦仍然搞不清他们到底归属哪边，他只知道他们是那些作为敌人时值得尊敬，作为朋友时值得信赖的人。
筋疲力尽的埃廷格已进入梦乡。索伦还要考虑许多事。其中一件事他已打定主意：如逃跑决不与内勒·富特一起逃。有他在身边，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埃廷格虽然看上去衰弱不堪，但实际上很有胆量。
次日清晨，四周未见持枪的哨兵。有人送过来几大碗米粥。他们没着急动嘴，而是泛泛地交谈起来。埃廷格想起他是于12月13日被捉住的。当时他从被击中的飞机里跳出，刚落到地面就被捕了。在靠近前线的一个地堡里，他被关了近三个星期。在那里他冻伤了手指，染上了肺炎，还生了一身虱子。由于吃的食物太缺乏营养，定量又不足，致使他的体重锐减。1月9日，他被带往一个大型审讯中心。该中心位于平壤近郊，囚犯们一般称之为“朴氏宫”，因为该中心的长官是一位姓朴的上校。1月31日，将军和姓全的将他从中心带往元山。两天后，他被带到现在这个地方，并被告知说他即将获释。
现在索伦明白过来，他的东道主确实是北朝鲜的一位将军，而不是身穿敌服、办事冒失的特工。一个冒充者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位战俘从北朝鲜最重要的审讯中心救出。那位姓全的翻译官，看上去亦比一般的战地特工要聪明、机敏得多。
接近晌午，全和那位将军将埃廷格用吉普车带往元山。傍晚时分，又返回带索伦。直到天黑，他们才抵达元山。三个美国人在位于地下司令部入口处的一幢条形建筑里重新聚首。该司令部坐落在一条山脊的西面，为的是避开停泊在港湾里的联合国军舰的炮火。几碗汤端了上来。然后全把索伦叫到一旁，告诉他说将军仍希望埃廷格得到遣返，以使他得到必要的治疗。他不知道索伦对此有何打算。
索伦建议把埃廷格放到他们从直升机上带来的救生筏上，他和内勒·富特穿上蛙人潜水衣，一起游向港湾里的美国军舰。全答应将此主意转达给将军，并说，“明天上午咱们再谈”。
这天夜里，他们三人躺在草席上，与一队北朝鲜士兵一起睡下了。临睡前，索伦向同伴们通报了事情的进展情况。第二天早晨，埃廷格和一些士兵正在理发，全和将军走了过来，示意索伦到他们跟前去。内勒·富特也跟了过来，紧靠索伦站着。全对索伦说，“将军想知道，你们能否派个人把埃廷格用筏子送走。派谁由你们定。”
不等索伦回答，内勒·富特向前迈了一步，并枪先说道：“这种场合应派我去。我是军官，能直接面见马丁上将，还能为你们争取赏金。”
全将内勒·富特的话译给将军听，将军甩头对全说了几句什么，随之生气地走开了。
傍晚，全独自返回，走到索他面前。“我很抱歉”，他说，“现在只有把你送往平壤了。一会儿你乘吉普车走。我不能给你太多的保证，但我认为你不会受到大的伤害，我相信你的能力足以应付你将遭遇的磨难。”
索伦意识到已无必要再提及救生筏的事。“我想问一下埃廷格眼下咋办？”
“我们将在有限的物质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内，给他以最好的治疗。然后……”全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有好几分钟，他站在那里沉默着，与索伦一起等车。
吉普车来了。索伦登上车，坐在车后部。全对他说，“再见吧，祝你好运。”他是敌是友倒无关紧要，反正这是一句表达私人之间诚恳心愿的祝语。内勒·富特问索伦，全是否说过他们将去哪里。索伦只回答道，“去平壤。”吉普车开动后，索伦脑海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想法：在战争中，一个可信赖的敌人远胜过一个不可信赖的朋友。
抵达平壤后，他们被带往北面10英里远的“朴氏宫”。他们就在那里分了手。当索伦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时，天已经黑了。“里面有人，”卫兵解释说，“这样你会觉得暖和。但你不许同他们讲话，他们也不许与你交谈。”
几个身影晃动了几下为索伦腾出一个空位。索伦紧挨着一个靠墙角的人躺下了。房间里的谈话继续进行。墙角里的身影压低嗓门说，“我叫乔·格林，是美国空军中尉。你是谁？”等索伦介绍完毕，格林告诫他，“不要让敌人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讲……。”格林对他解释说，有几个美国人简直是话匣子，在敌人面前说话毫无顾忌，有时竟直接找敌人谈。对面角落里还有一个韩国士兵。尽管他并非不忠诚，但要得到他的合作，尚需对其施以重压。
其后几个日夜，索伦被隔离。整个白天都要受审，晚上孤身只影，格外冷清寂寞。由于寒冷，几乎不能入睡。他要事先斟酌一番审讯中的言行举止，以应付和答复审讯者。他想，他毕竟“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普诵士兵。除此之外别想知道得更多。”
令索伦惊讶的是，不知是早已澄清事情的真相，还是根本不予在意，审讯官根本没有提及有关这次行动的任何问题。不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己投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一场政治攻心战。审讯官并不打算从俘虏身上获取多少情报，而是想得到俘虏们违心的同意，要求他们就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进行合作。接下去是录一些词意模棱的磁带到电台去宣传广播。下一步是为有关细菌战及其它战争罪作假证。最后是对自己政府指使他们从事这种犯罪行为进行公开谴责。
在审讯中，内勒·富特为编造一个足以充作杂志题头的故事而着了迷：他说他是一名情报特工。他曾在朴上校的办公室里接受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审讯，此间给过他一些米酒。审讯结束后他对索伦说，“我已告诉他们我知道藏药品的地窖在东海岸的什么地方。我还说你可以帮助确定具体地点并能带路。那里边有威士忌和毒药。我的主意是我们把毒药洒进酒里并趁机溜掉。现在，一件事你必须明白：你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我是领导。”
索伦让他尽管说下去。看来内勒·富特并没有意识到他行为中的诸多错处。最后索伦说，“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你那位上尉告诉我说，你认识这里所有的特工，但等我们到了这里，你却并不认识。”
内勒·富特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一直喊他上尉？他不过和我一样是个中尉罢了。”
索伦不由地暗暗吃惊。莫非此人神经异常？是谁凭空想出了这样一个毫无把握的营救行动？谁应对这一系列灾难负责？他于是决定逃走以澄清这些疑团。
第37章 “一塌糊涂”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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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月28日）
1
1951年2月在巨济岛联合国军战俘营发生的绝食抗议，初步表明共产党日益具有举行暴动的意图。到这时，关押北朝鲜的军官营地已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那位发狂的朱少校就是被分到该集中营的。为了活命，他被迫隐藏起来，后来才找机会逃往白营（与赤营对立）。赤营的战俘头儿已不再是三心二意的李学九上校，而换了一个对共产主义赤胆忠心的北朝鲜人。他在登记册上写的是二等兵钟文日，其实他的真名叫朴相显。他幼年曾随父母去过苏联，后来成为一名红军军官。朝鲜战争前，他在平壤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一道工作过。入侵开始时，他奉命加入北朝鲜军队。被俘后，他通过平壤电台接受密码指令，在巨济岛加强并控制了共产党组织。
朴的确精明强干。尽管忠实的共产党人的人数远远低于那些已不再抗拒而投奔自由的人，他仍然控制了大部分集中营。北朝鲜向他传达了关于准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的特殊指令，“一俟发动暴动或越狱的时机成熟，即派人到集中营外策应战斗部队，攻占固定火力点，奇袭岗楼，协助战俘撤出集中营。然后，在山顶上点火为号，夺取武器，摧毁联合国军弹药库及武器库。派出的人应从在中国和南朝鲜打过游击、作战经验丰富的党员中选拔，还要熟悉敌人武器，最好是在人民军中担当过工兵或侦察兵。”
朴还接受了一项更为详尽的指令。这是关于一旦越狱成功后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创建敌后根据地，烧毁集中营司令部、油库、粮库以及其它后勤设施，破坏交通运输线。完成任务后即返回大陆，向一位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汇报情况并加入其队伍。越狱或逃跑要赶在天亮前，趁勤杂人员执勤或在大雾天实施。”
那些没有建立完善的组织及领导的非共产党人，尤其是先前曾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人，在激烈抗拒着。他们中有数千人将反共和拥蒋口号刺在身上（在同伴帮助下），打算以此表明不愿返回中国，而希望被送往台湾的强烈意愿。
结果是内战。争辩往往导致使用拳头、木棒和自制武器的流血冲突。双方的袋鼠法庭 [ 译者注：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 ] 程序相当简单，往往将对手处以死刑。由于不许卫兵在夜间进入战俘营，战火遂愈演愈烈，第二天早晨，那些挨揍的人要么心惊胆战、要么缄默不语。他们既害怕，也不愿将事情抖落出来。战俘营总管即使掌握了殴斗的证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会禁止他采取相应的司法措施。
此间，共产党囚犯们还被一项管理当局宣布的知识与教育计划所激怒。该计划旨在显示“民主”制度的优越而揭示共产主义的“谬误”。尽管事先已说明听课者纯属自愿，战俘中还是发生了暴力冲突。实际上，共产党人更倾向于接受一项旨在增进其战后职业和专业技术的教育计划并从中得到不少益处：他们把金属加工课堂转变为制造小刀、长矛、大棒和其它武器的小型工厂。
1951年秋，15名反共战俘被一“人民法庭’宣判死刑。此时巨济岛上的骚乱达到高峰。在第78号集中营的暴乱中，已有3人被杀。军队设法恢复了秩序，将 200名担惊受怕的战俘转送到别处。范佛里特进一步强化保安措施，委派莫里斯·菲茨杰拉德上校担任战俘营总管。莫里斯是这个并不为人羡慕的职位的第8任长官。其后一个月，范佛里特向巨济岛调来了3个宪兵营、4个警卫连。11月，第23步兵团的一个营到达巨济岛。到12月，已有9000多美国和韩国士兵驻扎在这个弹丸小体岛上，监控着10多万战俘。
12月，板门店有关战俘问题的谈判刚一提上议事日程，战俘营内两派的殴斗就剧烈起来。18日，战俘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石块战，接着发生了骚乱和游行示威。人手不足又缺乏训练的卫兵立即进行残酷镇压，对人群胡乱开枪。结果，14名战俘被打死，24人受伤。
到2月初，除第62号集中营的5600名战俘外，其余所有战俘营都已经过投票表达了获释后的个人意向。62号集中营领导人声称，该营所有战俘都愿返回北朝鲜，因而没有理由再行甄别。韩国卫兵则坚持履行职责。2月18日晨约4时，他们在27步兵团3营的护卫下，来到62号集中营。当士兵们上好刺刀，踏入集中营大门时，1250名共产党人手持镐头柄、刀子、斧头、连枷和帐篷柱子涌出营房。其余的人则高声喊叫，猛掷石块。士兵投出几颗手榴弹，企图加以阻止。但尽管军队已经开火，战俘们还是围攻上来。结果，55名战俘被杀，另有22人死在医院里，140人受伤。一个美国人丧生，38人受伤。
为正视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立即发表一份官方报道，将罪责完全推诿给集中营战俘头儿，并指出，只有1500名囚犯卷入此事，他们是民事犯，而不属于战俘。两天后，范佛里特任命弗朗西斯·杜德准将担任集中营总管。
2
在板门店，停火和战俘问题上的僵局一直持续到4月。4日，双方同意休会，先由双方各自确定应遣返战俘的大概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还要求共产党方面在进行最后甄别前先发表一项对战俘的大赦声明。两天后声明发表。事情的进展还算顺利。
双方又开始单独秘密会谈。4月19日，当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宣布，由联合国军监禁的13.7万名战俘中，约有近7万人不愿返回时，这个数字被南日冷淡地拒绝了。
共产党要求什么数字呢？回答是13.7万。所有他们的人都必须遣返。会谈搁浅，双方立场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4月22日上午近10点，乔伊海军上将与另外三位代表一起离开基地兵营，于当天后半晌抵达羽田机场。目的是就一项有关停战问题的一揽子建议与李奇微、希基以及三位参谋人员进行协商。该建议的文本包括对敌方新近做出的一些让步，规定对方必须限期接受。否则，即终止和谈，重启战端。李奇微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最好是让爱吵闹的赤营分子坐下来谈一谈。他电告华盛顿，说他已授权代表团将上述建议在战俘内部会议上提出。“如果共产党人对该试探性建议感兴趣，那么，双方可就该建议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协商。协商级别可按对方要求加以确定。”
4月26日，乔伊在双方代表会议上陈述他的新建议。“9个多月来，双方一直在寻求一项旨在在朝鲜结束对立状态的停战协定”，他说道，“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在我们和最终停战协定之间，只剩下3个有待协商的问题”。它们是，对修建军用机场的限制，交换战俘，以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选定。
“我们相信，由于双方在历次会议上都表明了不妥协的立场，如果我们继续拖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抑或打算分别予以协商解决，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只能越来越大。因此，我方认为将此3项问题一并解决是绝对必要的。很显然，对于上述问题如果双方坚持目前的立场，不作任何妥协，今后的谈判就只有无限期地僵持下去。”
次日上午，美方建议提上板门店的谈判桌。共产党方面要求休会以进行研究。下午两点半，他们返回会场。“我方认为，你方今天上午的建议不足以说明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共产党方面对美方提议不理不睬。乔伊深感前景不妙。翻译官理查德·安德伍德见上将散会后独自一人呆在帐篷里，头伏在桌子上，还以为他生病了。“将军，是否需要帮忙？”乔伊把头抬起。他不是病了，而星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你莫非听到了什么坏消息或令你伤心的事？”
“没有，没有。上帝啊，但愿我们没有收音机，”乔伊说，“我们的人天天在前线上死去，就是因为我无法谈成这该死的停火协议。”
3
尽管李奇微曾给范佛里特一个明确的提示，让他放手去控制巨济岛上的战俘营，范佛里特还是指示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对战俘要“慢慢来”，让他们尽量保持安静——快要停战了。52岁的杜德与前几任总管不同，他常常不带任何武器去集中营的通道门口。他觉得这样做更易于与搞暴乱的战俘头儿们进行对话。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他与战俘的关系融洽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胆量大了起来，使其产生了遵照北朝鲜司令部的命令进行一次大规模暴动的想法。由于勤杂工经常出人，集中营大门从无上锁的习惯。平日里，只有卫兵携着枪，其余安全人员按规定一律不许射击，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是出于自卫。在此之前，曾有几个联合国军官兵被战俘抓去又放回，其中有第9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现在，共产党战俘头儿朴相显决定趁杜德再次来通道门的机会绑架他。这将多么震惊世界！当板门店谈判由于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时，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
5月6日晚，最后的计划拟定完毕并立即付诸实施。共产党的一名勤杂工声称在见到雷文之前，决不返回76号营地。他抱怨说卫兵打了他们集中营的人，还强行搜身以寻找违禁品。
雷文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然而战俘们坚持要见杜德将军，说有要事相告。雷文无奈，只得应允将他们的请求向将军转达。战俘们说，如杜德将军肯见他们，他们就答应注册和按手印，让他得到一份全体战俘的花名册。这个苦差事是杜德的上司一直逼他干的。杜德吞下了诱饵。他答应次日下午到76号集中营来。
5月7日下午两点刚过，杜德将军与雷文一起来到76号集中营未上锁的大门口外面并与战俘代表交谈。代表们向杜德询问了几个有关伙食和穿着方面的问题，然后邀请两位美国人到大门里面去，说在那里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谈话。雷文拒绝了。他不愿再次上当。
一大群战俘聚集在通道门门廊内倾听谈话。代表们再次提出邀请，又被拒绝。这时从外面走来一名勤杂工，使谈话停了下来。就在开门让勤杂工进来的一刹那，聚集在门廊里的那群战俘装作走近些以听得更清楚的样子，突然跳出来抓住两个美国人。雷文紧抱住一根柱子不放，直到卫兵端着刺刀赶来将他救下。杜德被拖进了集中营，并被推进一顶早为他准备好的帐篷里。这顶帐篷被用军毯和床单分割成5个小房间，使杜德拥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厕所。他享受贵宾待遇，还配备了两名勤务兵。然后他被告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绑架。
很快，大门上方树起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杜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合理解决，他的安全就能给予保障。如果发生诸如射击等野蛮行径，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一张便条从栅栏里面递了出来，这是杜德的手书，说他眼下很好，要求在1700小时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有误。 ] 内不要派任何军队前来救他。第2后勤司令部长官保罗·扬特准将将此信交给范佛里特。范命令他在得到允许之前，不得动用武力解救杜德。扬特指示其参谋长威廉 ·克雷格上校即刻飞往巨济岛担负总责。克雷格打算通过谈判使杜德获释。“不过，”扬特说，“如果有人企图大规模越狱，我们必将制止。”除非他们试图这样做，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武力救出杜德。“如果刺激他们，天晓得会闹出什么事来！”
出于同样考虑并希望大事化小，杜德决定与战俘们合作。他同意担当他们与管理当局的中介人。帐子里装上电话机后，他立即命令部下将全岛各集中营的战俘代表统统接到76号集中营来，打算听取他们的要求并代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转呈。
那天早晨，二战期间任驻意大利美军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抵达羽田机场。他已被选定为李奇微的继任者。由于艾森豪威尔辞掉军职去竞选总统，其北约总司令这一荣耀的职位将由李奇微接替。李即将离开韩国赴巴黎。当天夜里，克拉克与李奇微在就要归属前者的前田住宅共进晚餐。餐毕闲聊，李奇微说明天一早要飞回韩国，一来向他的各战地司令官们话别，另外是打算为克拉克作作引见。两人丝毫未提巨济岛的事。
杜德与来自17个战俘营的 43位代表举行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朴相显坚持让朱少校的朋友李学九上校担负起领导责任，因为他的军衔最高。李于是被推选为战俘代表团团长。杜德被告知，代表们提出的要求次日再呈交给他。他们打算去观看由战俘自己排演的戏剧，并邀杜德一同前往。杜德将军此时哪还有那份心思。
不久，杜德打电话给克雷格上校，说他得到了友好对待，再次强调不要试图用武力将他救出。周围的气氛并非全是敌对的，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至此，事态的进展表明共产党人取得了辉煌胜利。他们不仅生擒了杜德，而且利用他打开了谈判的大门。此外，各集中营之间都通了电话，两辆汽车充作各营间的交通工具。次日上午，代表们将请愿书递交给杜德。杜德答应为战俘们提供一些急需物品，如急救箱等。不过，此时的杜德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已不再拥有实践诺言的权力。
此时克雷格正忙于四处派人去搬救兵。他向上级要求速调技术娴熟的机枪手，掷弹兵以及防化部队来巨济岛。第9步兵团的一个营正乘坐坦克登陆舰由釜山开来。韩国海军的船只为提防大规模逃跑行动而将全岛围得水泄不通。陆、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已处于临战状态。一个中型坦克连也已在来釜山的途中。范佛里特又调55岁的美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救出杜德，他被告知说。
清晨，克拉克一觉醒来便急于投入新的工作。他驱车来到机场，与李奇微一起飞往韩国。飞机起飞后，李奇微对他说，“我们在韩国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据说几个战俘劫持了一个名叫杜德的战俘营长官，并将他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先处理这件事，将事情真相查清楚。”李奇微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不想这么快地把它扔上克拉克的餐桌。
克拉克被这一消息吓了一跳。“虽然事先我在华盛顿听过有关各种可能发生的汇报，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巨济岛以及我们后方正在发生严重的战俘问题。”
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李奇微急忙给范佛里特下达书面命令：“立即在战俘营确立秩序并予以维持，为此可使用任何必要之武力，直到坦克。”如果共产党人抵抗，李奇微就决心“尽全力射击，射击”。范佛里特当即命令第3师一个坦克营马上从200英里外的阵地经陆路出发，然后由登陆舰运往巨济岛。
4
在巨济岛，科尔森将军已全面接管了战俘营。此前他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并不熟悉现在即将从事的新工作。同样，对于板门店正在激烈辩论的战俘问题，他也不过是一知半解。不久他即发现共产党人对待杜德相当不错。不仅允许外面给杜德送去治胃溃疡的药品，而且还允许送去美国饭菜。战俘们未对杜德进行任何肉体折磨，反而尽一切可能使他过得舒适。此时战俘营里的杜德心里明白，如果科尔森试图以武力解救他，共产党肯定无疑会将他杀掉。幸好科尔森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上司命他将一份要求杜德能安全获释的官方声明差人送往集中营，他决定等到天亮再说。
5月9日凌晨，科尔森递交了一份官方声明。6小时后没见回音，科尔森又发出一份。最后李学九上校出现在通道门门廓，声言杜德已经承认犯有“虐杀和残暴对待”战俘罪。由于科尔森此时已成为总管，李于是邀请他来集中营与杜德一道参加战俘代表的重要会议。
科尔森对此严加拒绝。他意识到他必须等待，因而没对李下最后通牒。坦克营要到夜晚才能到达，而采取军事行动，则只有等到天亮以后。他与扬特及第8集团军参谋长略作协商，他们也认为目前只能这样做。
科尔森决定不再对战俘做过多让步。他下令禁止各集中营战俘之间相互串门、交往等活动。这个决定惹恼了战俘。他们要求杜德询问科尔森是否可以不中断战俘们的往来。如他收回成命，并保证在杜德获释后彼此能相安无事，他们就答应释放杜德。科尔森同意了。
杜德的审判会就如同一个东方样板的法国革命法庭。杜德被开列了19条虐杀和伤害战俘的罪状。由于翻译起来相当困难，会议议程不得不长达数小时之久。在集中营外面，科尔森调来第38步兵团充实了各营地的防卫力量。所有战略要点都配备了自动枪炮。科尔森还令第38步兵团团长草拟一个捣毁76号集中营的作战计划，使用的武器包括坦克、火焰喷射器、装甲车、30毫米口径的多管火炮、催泪弹以及防暴枪。
中午刚过，范佛里特飞到巨济岛。他通知科尔森说，他、李奇微以及克拉克一致同意严禁记者采访和拍摄巨济岛上混乱不堪的景况。科尔森打算给俘虏们以和平投降的机会。因此，在动用武力将战俘们赶往邻近一些小集中营之前，他始终没有硬性闯入集中营。虽然他此时很清楚，他有权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以解救杜德和制服暴乱者。范佛里特为科尔森规定了动武的具体时间，强调说，必须在第二天绑架达到100小时时中断谈判。
黄昏时分，杜德与科尔森通了话。审讯还在进行，看来整个晚上都不会结束。杜德要求将期限延长到第二天中午。科尔森与第8集团军进行磋商，对方没有松口。最后期限仍定为100小时。
20辆坦克冒着倾盆大雨进入预定战斗位置，其中5辆配备了火焰喷射器。16个小集中营已做好接收76号集中营战俘的准备。防毒面具分发下来，心神不定的士兵在安营扎寨后转入休整。杜德与科尔森最后一次通了话。互道再见时两人都明白：杜德在这次行动中是必死无疑了。
5月10日天刚破晓，战俘们向科尔森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了最新要求。这份请愿书的英文译得既匆忙又蹩脚，有的地方甚至语意不通：立即停止你的军队的 “野蛮暴行，停止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以及用战俘做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试验品的做法，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及生命。”也不要再强迫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
科尔森进退维谷。他毕竟不愿看到惨烈的流血和杜德丧生。于是，他打电话给扬特。战俘们所开列的“罪行”，绝大多数是虚构的，联合国军从未这样干过。“我为什么不通知杜德说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呢？”他问扬特。如果扬特被授权宣布放弃有名无实的甄别，战俘们也许能听从劝说将杜德释放。扬特就此主意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进行磋商，后者予以同意。
科尔森立即给战俘写回信。他首先声言美国人并没有犯那些所谓的罪行。然后他答应对战俘不再进行强迫性甄别。他要求至迟在中午以前将杜德释放。
战俘们就科尔森复信中的措词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中午过去了。下午也已过去一半。最后杜德——战俘领袖们就坐在他身边——打电话告诉科尔森，说以前曾有一些战俘被杀了。科尔森显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杜德按战俘们的要求修正了科尔森的回信。科尔森最后同意并通知了扬特。
李奇微了解到战俘们的要求后，企图阻止科尔森予以答复，但为时已晚。范佛里特向他担保说，科尔森的答复决不会承认犯有任何非法和应受谴责的罪行。直到傍晚，仍听不到有关科尔森谈判结果的回音。
由于翻译的困难和反复讨论，等战俘们研究完科尔森的复信时，夜幕已悄悄降临。最后，战俘们对它表示满意。复信中科尔森承认，“以前确曾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士兵曾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对于广大战俘来说，这的确是一场令人眩晕的胜利。
科尔森在声明上签字后，杜德也被要求署上姓名。当杜德签字后抬起头来时，战俘总翻译官张泽石注意到将军脸上挂着几滴水珠。战俘代表们依次上前与他握手。张走到他跟前，发现那些水珠竟是眼泪。“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握紧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一个中国人的心地。”
当晚9时30分，神色忧郁的杜德缓缓地步出76号集中营的营门。他的脸上显露着胃溃疡的折磨和煎熬后的痛楚。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终结。
范佛里特似乎看轻了科尔森信件所造成的危害。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被下列事实惊得目瞪口呆：科尔森不仅承认发生过屠杀战俘的事例，而且还承诺今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
翌日下午，李奇微夫妇离开了日本。这是一场伤感的道别。夫妇俩对于即将离这么多日本朋友远去而深怀歉意。在送别宴会上，吉田首相感动得不能自持，几乎无法念完他那份言辞谦逊的送别词。李奇微起身致词时，喉头也不免有些哽咽。“我们曾在一起密切工作，共同处理那些意义重大而又极为艰巨复杂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受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情。这使我无比敬仰他，把他看作一名故交，一位难得的朋友”。去羽田机场的大路两旁到处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表达了一种炽热的情感，这是祝愿和友谊的象征。这么美好的留念我必予以珍藏”。
李奇微刚步出一个是非之地，又作为北约的首脑走进另一个。在过去的17个月里，他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也品味了非难带来的苦涩。人们一面称赞他使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变成了胜利者，一面又责备他在板门店的立场过于强硬。参谋长联席会议早有解除其指挥权的打算，然而最终却把他送上一个几乎与美军参谋长平起平坐的位置。难道只有把他打发走，他那位在东京的、较为顺从的继任者才能达成最后的停战协定吗？但不论怎么说，李奇微仍将全力以赴，就如同他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因为执拗是他的脾气，只要认为正确他就必定去做——从不计较这样做的后果。
那天晚上，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留有被囚痕迹的杜德将军，讲述了他遭劫及被释的经过。在声明的最后他称，“战俘们的要求微不足道，战俘管理当局所做让步也是区区小事”。
这些话使克拉克深感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范佛里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竟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5月13日，克拉克任命美第2师副师长海登·波特纳准将接替科尔森将军任战俘营总管。绰号“公牛”的波特纳是一个中国通。他虽长了一副五短身材，却显得机敏干练。年轻时他在中国呆了6年，当过骑兵侦察分队队长，作过汉语翻译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麾下干过18个月，后来在中国作战指挥部担任过6个月的参谋长。
接到克拉克的调令时，波特纳正在东京度他的休整假。克拉克向他清楚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巨济岛正发生公开的暴乱，业已持续数月。接着他给波特纳下达了命令。命令简洁明了，使他不至于误解：“你必须重新控制巨济岛上反叛的战俘，并维持今后的秩序。”
克拉克进一步阐述道，巨济岛之事威胁了正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他说，巨济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使美军丢尽了脸，这种局面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整肃巨济岛意味着要流血”，波特纳答道。
“干你必须得干的事。我支持你”。
波特纳随即飞往釜山，当晚下榻在扬特将军处。两人与杜德一起共进晚餐。杜德是波特纳在西点时的老朋友，他就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向这位新长官作了警告。粗壮的波特纳自感比他的前几任更优越几分。“首先，我直接从克拉克将军处得到明确指示——为重新控制战俘营，他会全力支持我采取任何行动。其次，目前大军云集巨济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杜德和科尔森时为大。”他再次强调了在亚洲的9年经历。“我不光会讲汉语，也同样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